抗日战争

人的现代化：卢作孚的北碚建设 傅国涌       卢作孚是一位知行合一的人，肯动脑子，能下死工夫，在他身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比他年长40岁的张謇的影子，但他和拥有状元功名的张謇不同，没有学历，自学出身，完全是一介布衣，他要做事业的难度因此也更大。何况他创业是在1925年，没有赶上最有利的时机，等到十多年后，民生公司有了起色，成为长江上不可忽略的航运力量时，又遇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可以说他生不逢时。但是他硬生生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上，在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里闯出了一片天地。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持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对他表示敬意。最让后人惊讶的是他在重庆北碚从事乡村建设实验所创造的奇迹。       北碚在抗战期间曾经是名闻中外的文化城，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许多重要大学都迁到这里，许多文化名人梁实秋、老舍等都住在这里，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人在这里继续自己的事业。从1927年起，卢作孚在北碚进行建设实验，短短几年，就把这块盗匪出没、混乱无序、落后贫困的地方，变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城镇，他刷清盗匪，建学校，办工厂，修公园，开煤矿，造铁路，在他的规划下，公园、图书馆、医院、防疫所甚至科学院、博物馆纷纷出现，从经济、文化到社会各个层面，他的建设是全方位的。已经有人注意到，与同时代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相比，梁漱溟在山东邹县、晏阳初在河北定县、陶行知在江苏晓庄的实验，他在北碚的建设无疑是最有成效的，和这些单纯的学者、教育家侧重于乡村的文化教育不同，他同时重视经济和社会建设。尽管他也非常重视提高民众的识字率，提倡文化教育。研究卢作孚的重庆作家赵晓铃告诉我，北碚放电影，峡防局有80张免费的门票，卢作孚就拿这个电影票做奖品，来奖励当地的民众，认多少字就可以得到一张票。还拿这个票作为灭鼠、灭苍蝇的奖励，可以拿死老鼠、死苍蝇来换。他会拿着话筒，在北碚的平民俱乐部，亲自讲解幻灯片上放映的各个时代的汽车和船。他也喜欢古老的川剧、京剧，对于改编川剧等形式进行民众教育，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亲自编过《碰碑激子》、《救定远》等剧本，“为官不论大小，只要钱多事小，做官人要会做官，得一天过一天，堪叹庸人多自扰……偏思防患于未然。”就是他笔下定远县官的几句道白。1931年元旦，北碚演新剧，其中第4出戏《孝子复仇记》，就是由他临时编排的剧情。       北碚建设和民生公司成为他一生事业的两个翅膀，北碚建设和民生公司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通的就是他对人的训练的重视，他明确地提出了人的现代化这个口号，北碚建设从建立少年义勇队入手，民生公司水手、茶房、财会人员训练也都是集中到北碚。我到过当年他的峡防局办公室，是利用一个庙宇之类的旧建筑，在这里可以俯瞰江面，位置很好。北碚的很多公共设施最初都是利用旧庙宇搞起来的，当地老百姓担心惊动神灵，带来惩罚，很有意见，后来见一切平安，也就接受了。         掩映在一片绿树之中的中国西部科学院，是卢作孚的大手笔，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一家以民间力量建起来的科学院，即便放在今天，也是令人感佩的。主体建筑“惠宇”是军阀杨森捐款。在西部科学院，我看到一处整齐的平房，就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这是我一路走来看到的他最象样的办公处。他被称为没有钱的大亨，没有学历的学者，不追求个人享受的现代企业家。但是，如果说他不懂生活，不懂享受，也是对他的误解，他对休息、休闲有自己独特的体悟，他在北碚建起的公园就是最好的证据。     北碚处于嘉陵江小三峡，自然环境很好，卢作孚借助地势和温泉，在江边修建了全新的温泉公园。北碚公园则是依山而建，山脚下的小红楼就是当年的北碚图书馆。     北碚是按他的理想蓝图设计的， 一个成功的实验基地。可是谁能想象，北碚那么多建设，几乎是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搞出来的，这也是个奇迹啊。他常常是边干，边筹款，很好地利用当地军阀、名流，让他们出面、出钱，开辟温泉公园就是这样。     卢作孚想了一个办法，谁捐钱造的房子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公园里有一处叫“农庄”的别墅，是一个川军师长陈书农捐的款，还有一处茅庐名为“琴庐”，就是最早支持他办民生公司的郑东琴捐的款。科学院和公园，贯通其中的就是人的现代化，就是以人为中心，这是卢作孚现代化思想中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

我跟麦家说，有些事情必须公开——保密者讲述保密的故事     他们不能公开真实的名字、真实的职务、真实的功绩；但他们确实真实存在，他们也需要被法律保护…… “我就是《暗算》里的一员。”张军说。张军是化名，是他跟外界打交道时的称谓。他的真实名字和职务属于机密。 他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毕业以后先到西藏，后到北京，再辗转成都，工作的性质按常规说法是信息研究。非常规的状态就是，工作内容不能公开。包括交际、结识什么样的人，都有严格的纪律。 8月15日，舟曲遇难者全国哀悼日当天，张军从云南赶到成都，出席麦家新书《风语》的恳谈会。 下午2时，在成都白夜酒吧，张军出现在媒体面前，一身便衣，身材高大，精神矍铄。 因为身份敏感，他出席《风语》沙龙前必须要上级批准，张军在汇报时强调了参加这个活动的重要性。 张军已经不再直接从事一线工作，更多是在做立法的工作，在立法的层面，解决他们这条战线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就这个领域而言，哪些事情是要法律来保护的，哪些事情需要法律给予更多的权利，这是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麦家的小说让社会理解了我们这个领域，这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张军说。 媒体见面会之后，张军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按照某种约定，他的形象、真实姓名、职务都不能公开。 隐蔽者也需要法律保护 我参与过麦家作品的审查，包括电视剧《暗算》的审查。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老革命、老专家说，麦家怎么能把这些拿出来讲呢？我们是隐蔽战线，是无名英雄，不能公开讲。有人把他作品中的某个部分剪下来寄给我，希望过问一下这个事儿，有的甚至直接向总部反映，他们的意见是不能让这个人再这么讲下去了。 特别是1990年代，直接就有相关部门出来干预，要求书店停止销售他的书。但是我觉得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军事透明度越来越大，我们的军事外交也在走向世界，有些事情需要再认识。就像麦家经常讲的，也是我一直跟他讨论的——有一些东西是必须公开的。 麦家邀请我来，我当时想了一下，我想通过麦家的新书《风语》的对话为这条战线传达一个信息，我们需要法律的保护，需要法律对我们的承认。 公民社会，保密是双方的，保密者对国家要保密，同样国家一定要对保密者进行赔付，因为国家牺牲了保密者很多利益。以前只是停留在对这个事业的尊重、理解，一种奉献，但现在这件事情不光是个人的事情。 我们现在倾注全力去做这件事情，通过立法工作，保障他们的权益，包括他们的工作权益、生活权益，甚至他们的保密权益，以及他们将来的生活，要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我觉得这是根本的。战争年代，包括建国初期，很多东西领导一句话就解决了，但是一个法治国家需要用立法的形式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抗震救灾，某一个人去帮老百姓，去救了一个人，会受到嘉奖；我们这条战线也会嘉奖，但他不会受到社会的认可，有的部门甚至说，你这个嘉奖算是哪一级的嘉奖。这条战线是隐蔽战线，但是这些机构又很重要，至于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在探讨。 1960年代、1970年代，那个时候无可非议，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是这个情况，都是很简单的生活。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社会发展了，如果你还让这些人永远蹲在山沟里，永远远离大城市，远离现代文明，实际上你是在牺牲这些人。这是不公平的，我始终认为，必须要从法律上解决他们的地位和待遇问题。 我要用法律来保护他们的权利，我也特别希望媒体能够呼吁，对这些隐蔽战线的同志，对这些无形英雄、无名英雄，应该从法律上给予他们保障。 在刚刚杀青的电视剧《风语》中，郭晓冬（右）扮演留学日美的数学家陈家鹄，其破译才能引起了日本军方的重视，但他拒绝与敌人合作，历尽艰险回到国内，国共双方又开始争夺他。 （《风语》剧组/图） 德军在二战时曾利用时装模特画的点线表示摩尔斯代码，以描述军事信息。 “那个单位”那些事儿 口述：麦家 那个人是破译密码的，身上机密度是22年，你跟他聊，某种程度上他可以害你：万一聊到一件事机密度是22年，你本来15年就可以解密，就因为听到他说的那件事，还得继续干7年。 在这种单位里，破译密码的人就是宝贝，只要他们破译出一个密码来，从中央到军委的首长都会发文表彰，荣誉感是非常强烈的。 有一位女情报人员叫郑媛，长得非常漂亮。25岁那年，她曾经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破译台湾海军另外一部密码就结婚，等她完成破译，已经37岁了。最惨的是，当她破译出来后第二年，这部密码就作废了。她也终身未婚。还是《暗算》跟我更直接 在麦家写的谍战小说里，我觉得还是《暗算》更吸引我。 实际上麦家原来在部队的时候，他所从事的主要也是《暗算》主人公阿炳从事的那个工作，就是监听信号。他对密码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他主动接触这个东西，花了很多的心血熟悉这个领域。 《风声》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展现我党地下工作者、谍报人员的工作状态，但是它还不是一种完全的展现，《暗算》是一个全景式的展现。《风语》也很精彩，情节很曲折。但我毕竟是建国后入伍的，军统的历史毕竟不像《暗算》里的听风、看风、捕风，跟我有直接联系。 我觉得有阿炳这样的人，他是天才。当时我曾经跟麦家讨论过，我说你能不能不把这个人写得太神了，还是从实践中，实践出英雄。我讲的实践，就是从每天的工作中，通过他的勤奋、积累、研究、苦心的钻研，少强调一点天才。他当时说，这个工作就是需要天才。我说不对，这个工作只靠一两个天才，也是有问题的；那是一个群体，是一个团队。如果这个工作只靠一两个天才，作为戏剧、小说来表现还可以，但实际上那是一个团体，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群体，是用集体的智慧来做这项工作的。 像阿炳的这种听风能力，其实是凤毛麟角的。我遇到过一个人，很厉害，他一戴耳机就知道这个电波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俄罗斯的。就像我们的警察，看车牌就知道这个车是谁的，对他们来说这很简单，很多人觉得破译密码很枯燥，从那些数字怎么能辨认出语言呢？实际上它都有规律的。 我对《暗算》里阿炳这个人物还有点不太满意，就是不应该把他写成一个弱智，他听风的能力神异，其他能力都很差，我还是难以信服。其实这个领域工作的人，素质还是比较强的。 但我觉得，重要的是他写出了这个战线的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严谨勤奋的作风，这是我非常认同的。 惟一没参与“文革”的战线 我是 1970年代参军，这是和平时代，也是冷战时期。 我经历的这个年代，大部分都还封存在档案室里，有些事情还不能公开。但就我所知，在1970年代，恰恰是这条战线没有介入“文化大革命”，因为这个领域完全是封闭的。“文化大革命”是全民性的，但是这条战线始终控制比较严。 这是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应该说军队在当时受到“文革”的全面冲击，但是只有这条战线始终是在党中央统一控制下的。这在当时有严格的规定，就是这一点保证了这条战线没有受到冲击，“文革”中只是个别的院校卷入“文革”，真正的主管部门、业务部门没有受到影响，没有受到冲击。保证了这个战线的稳定，这个我们都是有亲身经历的。 这条战线一直受到特别的关照，比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从一些野战军调食品、从国外进口食品给这条战线，补充他们的能量。 我们的工作，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态。 红军时期，最有名的就是肖华写的歌颂长征的那首诗，有一句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毛主席靠什么用兵？他的依据是什么？就是靠这条秘密战线提供的大量情报。这就是红军之所以能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能够就是在国民党军队的鼻子底下安然通过，最后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时期也有，比如在八路军的根据地，比如说一些反围剿，对日本进攻战略的了解。毛泽东写《论持久战》，论的是中国抗日的战略和战术，依据就是情报。他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会是速决战，也不会长期拖下去，会经历几个大的阶段，会从战略进攻到战略僵持，到最后的战略反攻，更多是通过大量的情报分析做出的结论。情报工作不是靠哪个部门能独立完成的，它是一个系统综合性的研究、分析，为党中央为中央军委做战略决策服务，例证就是在当时打退国民党三次围剿。包括后来的解放战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都跟这条战线是密不可分的。 现在可以说的是当时情报战线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代表人物是李克农，更早是钱壮飞和陈赓。 十年以后，你要愿意讲，随便 在谍报战线会有人们不能想象的状态，比如说保密制度。 麦家说在这个系统工作的人，每个人都会有保密的级别，5年、10年、20年。它有一些保密的规定，比如像我们在学习某一专业的时候，和其他的专业可能是不能交流的，包括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因为每个单位的下面又分若干单位，每一个单位之间是不能交流和沟通的，有很多严格的保密规定。其实当这些人退休转业，离开这个工作岗位以后，他都有很严格的保密制度。 但密码这个东西，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的，十年以后你这个技术就很落后了，你要愿意讲出去，那随便你。就像美国的战机，十年以后就退出限制了，可以公开在全世界卖掉当飞机的展板和参观。 谍战的工作，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方式和工作强度。当今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以前信息量相对是很小的，现在是网络时代，信息量大，信息的研判力度和难度就越来越大了。技术更新也更快，包括网络技术、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都更加专业化、系统化，也更加综合化。比如多媒体传输的办法加密，以前是对文字的加密，现在是对声音、多媒体、语音的加密，怎样让它出现的不是它，这就需要数字加密、电子加密。所有的信息社会发达的国家，加密技术越发达，破译的难度也更大，这是相辅相成的，相当于一个矛和一个盾，矛越锋利，盾要做得越结实。 海湾战争离我们比较近，可以这么讲，打伊拉克，包括打科威特，美军是所谓的精准打击，非常完美地演绎了现代战争的效能。美军在打击伊拉克的某一个点的时候，它的信息已经不是到指挥官那儿了。以前这些情报可能就到司令部，到指挥官那里，然后指挥官把它变成一个命令，传达下去，告诉你这个战斗小组，你这个团往哪儿进攻；现在的信息战是，指挥官的命令同时可以抵达到第一线的参战部队，抵达到每一个参战的士兵那里。 为什么说现在的战争是一个扁平的战争？就是因为中间环节越来越少，美国本土的情报可以直接保证到达每一战斗小组，保证到每一辆坦克、每一架飞机，就已经清晰到这一步了。现在战争的精确效能已经被美国军队完全演绎出来。现代战争是高科技的，是立体空间的，卫星与综合侦察结合为一体，这是我们在20年前不可想象的。 密码战是信息技术的一个皇冠，密码战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就像以前记者写东西，用笔、用手；现在可以用计算机；再过一段时间，可能用光学、光学仪器就可以了——就是说用光，声音都可以变成文字了。这就是时代的差异。 现在的密码战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像每个人的手机就是一个固定的代码，如果大家都知道你的代码，你的手机就成了公用的了。比如门禁，比如计算机代码，比如邮箱密码……都是新时代给我们带来的。

流亡大后方：从上海到重庆 — 纪念抗日战争 70 周年   王佩玙口述   徐贲记录   1942 年，我刚过二十一岁，决定放弃在上海的学业，到大后方去求学。 3 月，我离开上海，一路途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六省，历时五个多月，于同年 8 月到达重庆。 1942 年的上海，已经沦陷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很多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下生活的年青人都在离开上海，到大后方去。我大伯的孙子 , 我的侄子王倜，比我只小一岁，是江苏第八临中（抗战时为安置求学青年临时建立的临时中学）的学生干事。由王倜挑头，有一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正准备到重庆去，队里有已经和王倜订婚的郝孚青（ 20 岁）、郝孚青的两个本家兄弟，郝孚季和郝孚官，还有一个姓李的同学。我跟他们结伴一起到重庆去。 我要到重庆去，除了不愿意在日本人统治下过日子，还因为我的未婚夫徐干生已经在四川了。徐干生是在 1937 年 77 事变，抗战爆发后不久和他的叔伯兄弟徐杞生、徐楚生一起去四川的。当时徐干生 17 岁，徐杞生 16 岁，都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徐楚生 24 岁，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南开中学和中央大学都内迁到重庆沙坪坝，沙坪坝是一个小镇，离大镇歌乐山 4 华里。沙坪坝的学生每个星期都要到歌乐山去打牙祭。 抗战的时候，订了婚和结了婚的青年女子从日战区到大后方“千里寻夫”，是很普遍，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千里寻夫，有的是到内地去读书，也有的是去会丈夫。徐楚生的太太，在 1938 年（或 1939 年）就已经去了四川。徐杞生的未婚妻郝淑先，也在我之前就已经去了四川。在我们离开上海时，遇到过一位桂大姐， 32 岁，带了一个 7 岁的女孩。桂大姐的丈夫在重庆中央银行任职。桂大姐就是特意到四川去找丈夫的。千里寻夫的结果并不总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的叔伯兄弟王古桂，他的未婚妻戴仁秀 1940 年去四川找他，但是后来解除了婚约，并没有结婚。 “千里寻夫”给许多去大后方的年轻女子一种有亲人可以投靠的希望。否则，很少有人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也很难千里跋涉，坚持到底。枝枝蔓蔓的家属联系，是流亡大后方的一个条件。我的叔伯兄弟王古桂，王丛桂，王攀桂和徐氏三兄弟，都是由我的另一位叔伯兄弟王一桂带到后方去的。王一桂当时是金陵大学的助教。王古桂，王丛桂，王攀桂后来分别成了金陵大学（在成都）浙江大学（在贵州遵义）和西南联大（在成都）的学生。王氏四兄弟和徐氏三兄弟有姻亲关系（徐楚生的姐姐是王一桂的太太）。到大后方去的靠的就是人帮人。有人相帮，有人投靠，胆子就大一些。 我们这一队人于 1941 年三月离开上海去杭州，在杭州等了 17 天，才有机会渡过钱塘江。我们住在王倜的姨妈家，等待过钱塘江的机会。有一次，我们六个人和王倜的姨妈到杭州岳飞庙去，一起照了一张相片，既为纪念，也算明志。这是我们在流亡途中唯一的一张照片。 当时，钱塘江这边是沦陷区，那边是国统区，日本人看的很紧，我们只能在夜里冒着风险偷渡过去。我们雇了一只农民的小船，小船不起眼，过江容易一些。船夫说，前一天夜里有另一队学生要过江，结果给日本人发觉，一阵枪射打翻在江中，我们坚持要过江，心里想，已经到了这里，不能再回头，过的去就过，过不去就死。结果过了江。 我们过了钱塘江，坐小船到桐庐，然后改走陆路。在国统区，路并不好走，一路有卡子，给人找麻烦。为了避免卡子，我们让当地农民当向导，农民路熟，带我们走小路。我们走了许多许多天，一路走到江西上饶。 开始只能走五六十里，翻山越岭，累的不得了。后来一天能走七八十里，最后，一天竟能走一百多里。刮风下雨都要走，走走停停，有时在一个地方一停就是两个星期。一路上，卡子厉害，难说话，说你是共产党，弄得不好要杀头，农民都不敢走。 我们怕遇到卡子。管卡子上的戴军帽，穿制服，扎绑腿，当兵的抗长枪，当官的佩短枪。他们说是盘问有没有带违禁品，一面问一面翻行李，见到想要的就塞到自己衣兜里。我离开上海时，带了几个好看的别针，有一个是扇形的，上面是红的玉石。别针包在衣服里，放在网线袋里的脸盆内，结果都给搜走了。 卡子让人心惊肉跳。其实，我们的行李也就是一个装着零碎日用品和贴身衣服的大网线袋。里面无非就是一个脸盆，一床被面，一床被里、牙膏、肥皂。内地日用品难买，很贵。所以流亡后方的人都带这些日用品。我们怕兵来搜，但是，兵搜走我们的东西，我们却又会觉得高兴。看到兵把东西放进口袋，我们就松了一口气，心想，好了，这下可以过关了。就怕兵不要东西，不放你过卡子。 我们最怕的是盘缠给兵搜了去。离开上海时，我带了十两黄金，拉成小片子，藏在步鞋底的夹层里，塞在牙膏里，插进肥皂里。肥皂弄的像是用过的样子，旁边放一块没有用过的新肥皂，是为做旧肥皂的替身准备的。卡子上的兵，总是注意行李和网袋里的东西，我们的盘缠没有给搜去过。 在江西，我们走的几乎都是小路，住宿的都是小县小镇。每天都是由王倜和李同学商议，看走什么路线比较好。王倜动嘴，李同学跑腿，四处打听，到处找人，都是李同学。他们决定了，我们就跟他们走，往往是农民把我们带到一个小镇上，然后我们自己找一个旅店住下。我们走路出汗，有时候衣服上都会结上盐霜。到了旅店就赶紧洗澡洗衣服，休息一下，再找吃的。当时兵荒马乱，开旅店的同情流亡学生，往往会帮我们找可靠的农民当下一程的向导。 我们赶路，一般是早晚两顿，吃的大多是炒河粉（米做的粉片）和米饭。炒河粉不用菜，米饭就加一个菜。白天赶路大多是人烟稀少的小路，看不到人家，有没有吃饭说不准，只要有水喝就行。当时没法带水，好在小路旁有时会有好心人放的小水缸。浅浅的小缸里盛着水，有时还搁了茶叶。江西出茶叶，小缸上会有木盖，是挡雨的。水缸边上有的放一个吃饭的碗，还有的放一个小搪瓷杯。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四处没有人家，也不知道是谁放的这些小缸。放水缸可能是因为这里有一队队去后方的流亡学生走过，或者有别的过路人。我们一天里总能碰到一两个这样的水缸。、 我们走到上饶。在上饶有一个流亡学生地招待所，在那里落脚地全是学生，招待所里睡觉、吃饭全是免费的，睡的是木板床，吃的是糙米饭，管饭不管菜。大锅子上一圈木桶一样围板，用来蒸饭。饭很硬，我倒不在乎，只要有饭吃就行，我和王倜，郝孚青三个人买一包萝卜干，一个纸筒子，一斤左右，每顿饭不过吃两三根，一包萝卜干吃好几天。我们在上饶几乎不用花钱，就这样过了二个星期，出发去吉安 我们在吉安碰到了麻烦。当时在一起的还是六个人。王倜，郝孚青和他的两个本家兄弟，李同学，还有我。我们在一家小旅店刚登记完。刚刚收拾停当就来了一个人。这个人黑帽子，黑制服，扎黑布绑腿，也不知道是兵还是警 ，说是要查过往旅客。他问我们有没有证件，我们给他看毕业证书和成绩单。他看了王倜的毕业证书说，你这个毕业证书上的日期是去年的，今年没有用。王倜说，我去年毕业，毕业证上的日期自然是去年的，我们的毕业证书管一辈子，不像你的领章需要经常更换。王倜的回答惹恼了那位治安。听了这话，他就翻脸了，要查我们的行李。他在王倜的行李里找到了一把扇子，扇面上画了六着京戏里的大花脸。王倜喜欢京戏，扇子是他路经杭州时买的。 查冶安的说，你们 6 个人，扇子上也是 6 个人。一定是联络暗号。你们今天刚到，就有飞机的警报，怎么这么巧。你们一定是共产党。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听到什么警报，只好由他说。 查治安的说了还不算，要把我们带到警察局去，开旅馆的在一旁吓坏了，不敢说什么。管治安的叫我一个人留下看行李，其他的人跟他走。王倜说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们退了旅店的房，一起跟管治安的去了警察局。管治安的要我们找人交保。我们刚到吉安，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找人保？管治安的说要把我们关起来，几个男的关一处，我和郝孚青这两个女的另关一处。王倜坚持不同意，说要关就关一处。 警察局里有一间小牢房里关着一个人，牢房是用栅栏隔起来的。管治安的叫那个人出来，把牢房腾出来给我们 。我进去一看，地上铺着稻草，说，这个不卫生，王倜就叫看守把稻草弄出去，把地扫了一扫，我们就坐在地上，听天由命，不知下面又要发生什么事情。 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来看我们，他说自己也是临八中的，知道王倜。他告诉我们 , 他们那一队流亡学生就在我们被带到警察局以后，到同一家旅馆落脚，旅店里的人说，你们要小心，刚才有学生被抓到警察局去。这位学生在旅店的登记名单里看到王倜的名字，所以就赶到警察局来了。 这位同学叫我们安心，说马上就会到县党部去交涉。后来听这位学生说，县党部的人知道我们被抓的事情后，叫这位学生不要多管闲事，免得‘殃及池鱼’。但是这个学生说，如果这么随便抓学生，别的爱国流亡学生怎么还敢到后方去。县党部的人觉得有理，这才管了我们的事。 当天下午，我们被传唤到一个办公室一样的地方去询问。那是一座老式房子，好象是在一个巷子里，我们被一个一个地盘问，先是男的，后是女的，前一夜我未合眼，我坐在行李上，睡着了，前面的盘问我什么也没听见，只觉得有人捣我一下，说别睡了，轮到你了。问的无非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什么人。询问过以后，问话地军官对王倜很客气，说，这一关是过了，下面那个卡子很难过，我派一个人把你们送过去。他派了一个手下，连同我们和一个挑行李的农民，一起走到下一个卡子，顺利通过，平安无事。 我们离开吉安后，来到赣州。赣州是我们在江西地最后一站，也是我和同行其他五个人分手的地方。我和王倜他们同行，管钱的是王倜，我带的黄金换成钱，到了赣州已经用的差不多了。王倜和郝家兄妹在赣州打听到，在福建武夷山的江苏师范学院正在招收流亡学生，因为盘缠紧张，他们决定就转道福建，不到四川去了。我因为未婚夫在四川，决定非去四川不可。 在赣州，我们意外地碰到了桂大姐。我们本来和桂大姐是一起从上海出发的，她带着一个孩子，只能坐车，不能跟我们一起走。赣州有许多滞留的流亡人员，在这么多人中，能碰到桂大姐，真是让我们高兴。这解决了我去四川的结伴问题。王倜要我和桂大姐同行。我们两个都是要去四川去的。桂大姐可以照应我，她有一个孩子，我也可以帮着照应。王倜把剩下的钱分了一些给我。他托付桂大姐说，钱不够了，你先借钱给我大姑，六爷（我父亲）会把钱还给你弟弟。桂大姐的弟弟也是临八中的，认得王倜。桂大姐的丈夫在重庆中央银行任职，一路上凡是有中央银行的地方，桂大姐都可以去支钱。我和她同行，盘缠不会有问题。 在赣州我们停留了十来天，我在赣州生病了，发了二、三天烧。一天出来找医院，看到一个铜牌子，上面写道，开业医生，德国留学生。我走进他的诊所，他问我是不是过路的学生，我说是。他就给我看病，说不收珍费，还给我一些药，是退烧的阿丝匹林。他叫我多买些梨吃，说，要是烧不退，就可能是得了伤寒，一定再来找他。我吃了药，烧也退了，没有再去找他。 从江西赣州到广东，路经连县，八步都是小县城。我们搭卡车。车在曲曲弯弯的山上公路行走，看到山下的人象蚂蚁，电线杆象笔杆子，叫人头晕目眩，胆战心惊。我们一路等机会搭车，走走停停，终于来到广东。 从广东韶关到广西桂林，我和桂大姐带着她女儿，搭的是火车。搭火车其实也不容易。人山人海的乘客都想往火车上拥，根本就上不去。我和桂大姐只能花钱雇两个“小瘪三”先挤上去占座，每个座两块钱。占好座以后，再把我们的行李从车窗里递进去。然后我们才好上车。车上异常拥挤，坐在那里都直不起腰来。我和桂大姐上了车，发觉两个座并不在一处，但好歹有个座，就很庆幸。 上是上了火车，火车先是不开，后来开开停停，从广东韶关到广西桂林，走了整整四天。总是要开的时候，火车头便被调去拖“黄鱼车”，也就是出高价雇佣火车头的黑车。我们拥挤在车厢里没法动弹，车厢里空气浑浊，恶臭难闻，连大小便都无法走动。有时候会有人跳窗口出去，找一些吃的，或者方便一下。 我在广东买有四筒麦芽糖，靠这四筒麦芽糖过了 4 天，别的什么也没吃，麦芽糖是装在粗竹筒里的，大约两寸直径，不到一尺高，麦芽糖得用一只筷子从竹筒里挖了吃。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老太太，人很好。见我要小解就递给我一个瓦罐，说，我给你挡着。火车上人挤人，谁也看不清旁人在做什么。我小解了，老太太就把瓦罐挪过去。等她自己要小解了，就先把罐中的秽物朝车厢外一泼。 离我不远处有一位年轻军官，坐在我斜对面什么人的箱子上。他给我递名片，是个 31 岁的团长。他老是从我们这个窗口跳出跳进，时不时会买一些点心什么的，还要请我吃，我都拒绝了。团长对我说，到桂林可以帮助你介绍住的地方，我说，不用了，我们已经订好了在桂林的中央银行招待所。我还骗团长说，我们一起来的有六个人，都在这个车厢，因为人太挤，彼此分散了。我在车上心里着急。但既已上了车，也没有办法了。桂大姐的座和我隔着老远，上车时，我们互相招手。上了车，人越来越挤。四天里，我都没有再看到桂大姐一眼，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过的。 火车终于到了桂林。下了车，我又和桂大姐汇合到一处。我问桂大姐急不急，她说，急什么，在旅馆里还不是要等，还不一定等得到上车。在车厢里又不要花旅馆费。流亡逃难时，总是等呀等呀，一等就是几天，十几天，等得怕了，也等得不怕了。 在广西，我们搭上了去贵阳的汽车。就象是在电视连续剧 《围城》里方鸿渐和赵辛楣他们搭的那种车子。从广西到贵州，找车子比在江西要容易的多。大概是已经到了后方，来往车辆也多了，等个一两天，总可以搭上下一程的车子。当时并没有一定的车站，都是靠打听。听到有人说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会有车，就到那里去。   在贵阳，我们等了二、三天就搭上了去贵 州独山 的车，在独山，有一天我和桂大姐出来吃中饭，正好又碰到了去桂林火车上的那个团长。团长说，我在桂林找到了中央银行招待所，你们没有去啊。桂大姐说，我们去了，但是招待所住满了。团长说，他可以让我一个人搭军车从独山去四川。我说，我们有六个人，（其实只有我和桂大姐母女）。团长说，那不行，车子只能带一个人，桂大姐抓住我的膀子，把我一拽，说“走”，拖了我就走。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团长。 我和桂大姐在独山搭上一辆车，一路直接开到了重庆的朝天门。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六、七点钟。我们找了个旅馆住下来。桂大姐给她丈夫打了个电话。我给堂兄王古桂打电话。王古桂在重庆教育局任职，我打电话到教育局，一下子就找到了他。我离开上海的时候，王古桂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四伯， 托我带几件汗衫，几双袜子给他儿子（大后方没有这些东西）。但我到重庆的时候，带的汗衫和袜子早就因为一路上过卡子，给大兵搜走了。 第二天中午， 王古桂找到我的旅馆，给我一封介绍信，叫我先住到他的姨表兄弟屠晋家去，然后再联系我的未婚夫。屠晋 在内政部任职，家住在重庆城郊的陈家桥。重庆大轰炸以后，政府机关和学校都已经疏散到了城郊和农村。我去找在陈家桥的内政部。陈家桥不好找，我到陈家桥的时候，已经暮色沉沉，我开始担心起来。我向人打听内政部，一个人说，那边有个大院子，你到那边去问问。我走过去，见那是一个围着竹篱笆的院子。我一进门，看到一个男人和家人在乘凉。我向他打听屠晋住在哪里，他说：“我就是屠晋”。屠晋和我父亲同年，是我父亲小时侯的玩伴。他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也松了一口气，这才觉得真的是到了重庆。 我来重庆后不到一个月，就进了在重庆歌乐山的国立中央高级产科学校，不久也联系上了我的未婚夫。他当时是国立武汉大学的学生，在成都乐山。我们虽然都已经在四川，但由于各自忙于学习，直到下一年暑假时才见上面。 原刊《老照片》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