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

   《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目录、结语）        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选登一）  米鹤都：《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选登二） 　　风雨天安门 　　采写：邢小群，编辑：丁东，主编：米鹤都 　     贺延光，陕西渭南人，1951年出生于一个干部家庭，中国著名摄影家。文革前为北京第92中学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赴东北兵团插队，1973年困退回京，在崇文区化学纤维厂当工人，后被结合为革委会副主任。“四五运动”中，他带领全厂80多位青年，率先前往天安门广场献上花圈，并提出尖锐的政治问题，矛头直指“四人帮”。他当时的信念是，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有一批人坚决地站出来，不能再退了。他后被列为北京市清查的重点案件而遭逮捕。平反后，当选为共青团十大中央委员，后到《中国青年报》任摄影记者至今。他先后7次获取国内最高新闻奖，是国内唯一一位既获摄影一等奖又获文字特别奖的平面媒体记者。不作假，不为历史留下空白，成为他毕生从业的理念。 　　本文选自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第二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出版)。 　 　我的家庭 　　我是1951年1月30日出生的，属虎，虎尾巴，差7天就属兔了。 　　我祖籍是陕西渭南，父母的家庭成份都是地主。母亲十几岁时就嫁给了我父亲，当时父亲还在读书，先是在陕西蒲城杨虎城办的尧山中学，后来转到西安。学上了半截儿，父亲就和几个同学投奔延安去了。对家里来说，是不辞而别。一直到全国解放，爷爷带着我母亲找到了父亲的部队，把我母亲送到他身边。我爷爷50年代初就去世了。后来听我叔叔说，你爸爸曾经也想闹离婚，让你爷爷到部队把你爸爸大骂了一顿，说你母亲在家里等他十几年多么不容易，就把我父亲这个念头给压下去了。当时我父亲的部队驻扎在内蒙五原县，我母亲随军后，生完我把我带回老家住了一段，又带我返回了部队。 　　解放后，母亲没有出去工作，是个纯粹的家庭妇女。但她的识大体与坚韧、理性的性格，在一般的家庭妇女中很少见。只是一谈到父亲十几年没有音讯的那段日子，她就泪流满面，你会体会到母亲受的伤害之深。因为那段日子，她在爷爷家很受气。父母一吵架，只要母亲一提那段日子，父亲就没话可说了，给我印象非常深。 　　我姥爷家虽说是地主，姥爷却上的是北京大学，后又投奔广州的黄埔军校，是第四期步兵班的，参加了共产党。他从黄埔毕业后到武汉工人纠察队任中队长。1927年国共第一次反目为仇，武汉革命政府“清共”时姥爷在武汉被捕，后押解到广州。临刑前，他给他的哥嫂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母亲一直留着，我上中学时父亲就给我看过。姥爷没有讲什么革命道理，是以家常话方式的临终托言。他希望哥嫂对自己身后留下的两个孩子“以亲子待之”，并和哥嫂的两个孩子一同，“使之读书成人”，希望老母亲百年后能与父亲合葬，“祈哥嫂勿违母意，勿负弟言，则弟虽死犹生”。 　　姥爷邓烈权死于民国十七年九月初四。这封最后的家书和他任纠察队长的照片，保存至今，我们家已传了两代，迄今78年了。这之前，姥爷给姥姥也有家信，希望她孝敬老母;并叮嘱：对女儿，就是我母亲，一要让她读书，二不能裹小脚。所以，我母亲上了几年私塾，这在农村妇女当中是少有的，但是脚没有保住，还是缠了小脚。 　　我的父亲离家以后，我爷爷家虽然是地主，但因儿子投了八路，在国民党政权方面，也不得好，爷爷曾被吊在房梁上挨打。父亲从小丧母，爷爷娶了继母，生下几个儿女。我父亲对继母、对同父异母弟妹都很好，相处关系不错，我们至今来往密切。 　　父亲1938年底先是在陕西三原县安吴堡加入了“青训班”，班主任就是后来团中央的第一书记冯文彬。以后又移住到延安的桥儿沟，后来又报名参加了陕北公学，校长是成仿吾。我父亲在延安呆的时间不长，1939年底就随部队进入到敌人后方，抗战时期一直在晋察冀。那时他所在的部队为聂荣臻、杨成武所属，一直在华北地区作战。长江没有过去，飞机没有坐过。父亲是一个师的敌工科长、宣传科长。父亲的实际文化水平就是初中，中学没有读完就参加了革命。但他在部队里算是有文化的人。 　　北平和平解放，父亲所在部队收编了傅作义的起义部队。父亲作为改造旧部队的干部，从共产党的67军派到傅作义的起义部队，这支军队就是改编后的69军。我听父亲说，收编傅作义的起义部队，改造过程很复杂，下面经常发生哗变，杀共产党的干部。那时，共产党的纪律很严明。我记得他说过，部队管后勤的一个协理员因贪污了战士的棺材费被枪毙了;一次打仗，因天线晚架了几分钟，又把谁枪毙了。父亲说，当1953年他被提拔当师政治部主任，军区的命令都下来了。还没宣布的时候，因一点小事，他打了起义过来的一位副团长两个耳光，结果他的提拔不仅泡汤了，还受了个行政警告处分。总之，在我印象中，部队的纪律，铁一般不可侵犯。 　　小时候，还有印象的是，部队在河北定兴县的铁路边住，房东老百姓家的姐姐时常把我抱到木梯子上扒在墙头看火车。再大一点，随母亲在部队的家属队吃饭，大家逗我，让我讲话，我就蹦到一个小板凳上，学大人的口气，攥拳头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说完就跑，后面一片笑声。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前文革时期 　　父亲的部队后来参加了抗美援朝，家属留守在国内。父亲从朝鲜回来，部队又开拔到内蒙包头市，几年后集体转业，改称：建筑工程部第二工程局。他在局里当宣传部长。包钢和很多大的企业，都是他们建的。被当地称为“华建”。 　　三年困难时期，我父亲是行政14级。他这个级别困难时期有点补助，也就是每月有一两斤白面，黄豆之类的。我懂点事后，和别人爸爸的资历、官位比，我也知道这个级别并不高，但我父亲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至少我从小到大没听到过他的怨言。那困难时期，有些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我母亲省吃俭用，总把我们见不到的一点点肉，熬成油存起来，好几瓶子，直到1964年我们家从包头搬进北京，我母亲还把几瓶猪油带了过来。可见不知道存了多少时间。那时，我和弟弟在一起吃饭，经常发生冲突。有一次，一个小碟中有那么一点点土豆丝，少得都可以数出有多少根。仅仅因为我一筷子夹了一根土豆丝，我弟弟一筷子夹了两根土豆丝，我就朝弟弟一拳头打了上去。这种事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出现。我母亲当然总是骂我，因为我大。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就是饿的。 　　困难时期，还有一件事。当时我读小学，放学后到一个同班同学家去玩。他父亲与我父亲在一个单位，是位副局长。我在他们家厨房，见到核桃那么大的一块肉泡在小碗里。我当时总是处在饥饿状态，见到吃的东西更是头昏眼花，一看周围没人，用手把肉抓住，赶紧放到嘴里。一咬，咬不动，才知道肉是生的。生肉那么难吃，又咬不动，但我绝不吐出来，硬要把它咽下去，憋得脸通红。从此，这个同学家我再没有去过，做贼心虚。也不知道人家知道不知道，想起来，心里至今都有愧疚感。我也到我父亲的同事家串门，若看到人家桌子上有五元钱，就毫不犹豫地拿走，出门买糖吃。饿啊! 　　春节时，还是要过年的。我们家包的饺子，面又黑又硬不说，馅还是麸子做的，就放点盐。我和弟弟狼吞虎咽地吃，我妈就骂我们：不许再吃了!昨天哪儿撑死一个，前天哪儿又撑死一个。因为，过年能吃饱。你看，过年家长警告我们的是别撑死，可见平时饿成什么样了。 　　那时，离我们家不远就已经是荒郊野外。我和同学到外面去玩，经常发现沙坑里有死婴儿，有男，有女。那时，我们不会去想，为什么会有死婴?死婴儿是经常能见到的，以至于我们到郊外去玩的兴趣，就是看谁先发现了死婴儿。 　　上小学我在包头青山区华建第一子弟小学读书，我的成绩不错，尤其是语文。我的一篇作文，在青山区，还得了什么奖。我还记得有一次上课，老师让我们用“毕竟”这个词造句，我写的是：斯大林同志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老师把这个句子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大为夸奖，很多同学很佩服我。 　　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那时正在和“苏修”论战，父亲是搞宣传工作的。我对“九评”的文章，不自觉地听，自觉地听，还把听到的东西拿到同学中去炫耀。记得九评中还说，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不会飞得像鹰那么高。那时，我父亲有两个当医生的朋友，是夫妻，常到我家来。记得那位叔叔，来了就找《参考消息》看。人们关心时事，关心政治，而《参考消息》是有级别范围的，一般人根本看不上，好像他们来我家就是为了看这样的报纸。我怎么会造出这样的句子?就是看这样的报纸，听这样的广播，这就是家庭的生活环境，而同学中的工农子弟居多嘛。 　　1963年我父亲从包头的建工部二局调到北京的建工部华北建筑工程局——又叫八局，局机关设在了北京，仍然当宣传部长。到我们全家来北京时，他已经在北京工作半年了。父亲打前站，也负责解决分配家属住房问题。我们家分在永定门外的一处，离我父亲单位很远，骑车得70分钟。房子是借建材部的，非常小，大的一间，12平米;小的一间，也就8平米。我们这一层有三套单元，两边的单元房子大些——三居室大的一间，就有30平米，小房子比我们的大房间都大。我们是中间一套两居室的小单元，比包头住的都小不少。后来我曾问父亲，为什么他们都比你级别低，住那么大房子?他说，一，我管分房子，不能给自己分大的;二，咱们家孩子少，人家三个孩子。他说得很轻松，认为天经地义，没觉得吃了什么亏。这也是他们那一代老同志的品格，对我是有潜移默化影响的。 　　对我和弟弟来说，房子大小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我们搬到北京来了。这是我们多向往的地方啊，是住到了毛主席身边了啊。 　　我上学在92中，离我们家很近。但是外地来的孩子刚一进校，很受歧视。人家觉得我们外地教学水平不行。我在的那个班又是蹲班生集中在一起的一个班。我在班上年龄最小，和同学相比不是小一岁，至少小两岁。因为我还早上了一年学。我遇到一个非常严厉的班主任老师。记得，我到这个学校的第一次班会，他就很不客气，说：“有的同学不礼貌，见到老师都不会说‘您’，什么你、你、你的?”我们在内蒙，说话是没有“您”、“你”之分的，他把我吓得够呛。我那会儿，也不刻苦，尤其学俄语、数学、音乐，真是让我受罪啊。父亲又严厉，总为学习的事打我。单为学不好珠算，不知道挨了父亲多少打，可我就是学不进去。我在班上的学习成绩属于中下，而且还是在一个蹲班生当中。可见我的学习是什么状态。 　　我们那会儿上学，经常劳动。比如我们到农村参加秋收，到龙潭湖公园参加修建人工湖，挖泥推土。我个子小，但劳动表现非常好，学会了挑担子、推独轮车。上中学时，参加比较多的政治活动，就是到天安门游行。为声援古巴、越南、巴拿马运河，一次一次地游行，都是走着去走着回。但我很高兴去劳动、去游行，因为可以不上课，觉得是一种解脱。就这样，我热热闹闹又战战兢兢地在这个学校读到初三。我弟弟学习好，考上了男26中——现在的汇文中学。我能不能考上高中，家里给我的压力很大。就在我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的时候，文革开始了。 　 　革命啦 　　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时，对我就是一种解脱感，很兴奋。我上学时，一放学就往家跑，要听袁阔成的评书——《平原枪声》、《烈火金刚》。觉得学习是个痛苦的事，课外总寻找释放。所以文革初，感觉是一种解放，积极给老师贴大字报。比如，那个批评我不懂礼貌的老师是伪警官出身，而我们是革命干部子弟，我就说他阶级立场怎么怎么样。我们校长姓孟，是老北平地下党，级别13级，平时身体不好，不大来学校，运动初期也被剃了光头。 　　北京市的“文革”，开始是批彭真，区里开会我们也去，回来也写大字报。“文革”给我们最明确的信号，是使我们心中有了“敌人”——市长也好，校长也好，都成了敌人。我觉得自己像是走上了和父辈同样的道路。我父亲17岁参加革命，文革时，我15岁，真是有一种莫明的兴奋感，参加革命啦! 　　我的成份，开始填过“革军”，那时从心底里觉得出身于革命军人比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还值得骄傲。我最初是当然的“红五类”，也是我们学校最早一批的红卫兵。我们学校地处北京南城贫民区，干部子弟很少，我们班就一两个。按理说我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出身，但谭力夫的“血统论”出来后，我的心情又激动，又复杂。一方面，他的言词很有“革命”煽动性;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又觉得理不直气不壮，自己不算根红苗壮，一查三代，我爷爷是地主啊!当时，就觉得自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发蔫儿了。 　　那时候参加红卫兵，老怕人家问我家庭情况。不问我时，我可以炫耀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最怕的是填表。一填到爷爷辈，就心慌得很。讲究“血统论”时，我心情非常复杂。既想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又怕出身不干净，得不到充分信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周恩来不赞成“血统论”。他说：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是走革命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出身就不好嘛，陈老总出身也不好嘛，但我们都走上革命道路。赫鲁晓夫倒是矿工出身，他不是一样走修正主义道路了嘛。所以，革命不能不看出身，也不能仅看出身。出身不能选择，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周总理的讲话，我太赞成了，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救命稻草。 　　我虽然是我们班里红卫兵一个小队的头儿，不过没有领头参与斗老师，因为我对老师还是有一种敬畏感。我来到这个学校，一是因为从外地转到北京的，年纪又最小，有一种说不清的自卑感;二是因为自己功课不灵，一开始就怕我的班主任，也有一种畏惧感。红卫兵开始兴打人的时候，我是一个观望者，既没参与，也不知道去制止。为什么不去制止?因为那是“革命行动”。比如斗校长。他是地下党出身。传说，地下党中叛徒特别多。我们家是根据地来的，就对地下党有一种天然的怀疑。那时在干部子弟中，出身也分红区、白区来的，经纬分明。党史上也有这种山头啊! 　　另外，为什么我没有参与打斗老师、校长呢?因为我父亲曾在社会刚开始乱的时候就警告过我，说：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一条是不虐待俘虏。现在社会这么乱，有的红卫兵打人、甚至打死人，这是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我父亲对我讲别的道理，可能没有用，但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起作用的，因为我从小就把当兵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对革命军人的基本要求。所以打人的事我从没参与过，这真的应该感谢我父亲。 　　我曾经参与抄一个数学老师的家，我去的时候，他家已被翻得乱七八糟。我记得他家有不少胶木的电唱片，那东西，我们家没有，就印象很深。后来，我还跟着学校一批人到天津造反，晚上没有地方住，就去澡堂子住。一进去，才发现那里已经有不少北京来的红卫兵了。当时我们带的红袖章，是没有字的，而他们的袖章已经有了“红卫兵”三个字。我们参加了砸天津的一个教堂，也弄不清是天主教堂，还基督教堂。记得打开一个柜子，里面摆满了高脚酒杯。我拿起酒杯就往地上砸，那玻璃杯摔到地上的声音很好听，觉得很开心。当时砸教堂也不止我们一家红卫兵，北京、天津，哪儿的都有。红卫兵把神职人员赶出来，让他们穿上神父的衣服，低下头。又把神职人员们的宗教服装，堆起来，一座小山包似的，用火烧。外面工人们敲锣打鼓，支持红卫兵“破四旧”的革命行动。 　　另外，我们在街道居民的引导下，还去抄资本家的家。有的资本家不知是因为没什么家底，还是因为有了些准备，也没抄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我记得最深的，是我们终于在一个人家的箱子里，发现了几个核桃那么大的金元宝，是用烂棉花什么的包裹着的。我们把这些战利品清理造册后，上交了。那时，红卫兵多数是以革命行动自居，抄是抄，都上交。但不久，就听到有红卫兵贪污查抄物品的事了。 　　回到北京，已经有打死人的情况发生。我们学校打人的事也升级了。开始是给所谓的黑帮们——校长、书记剃光头，让他们低头在操场游街示众，唱黑帮歌，唱什么：“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后来，我亲眼看到一起我们学校、可能也有别的学校红卫兵参与打死人的事，是在校外。等我听说了这事，赶到那儿时，那个老太太躺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了。她的儿子30多岁，是附近安乐林文化站的站长，我认识。那个文化站很小，我和几个同学以前放学常去那儿打乒乓球，一次收几毛钱。那个站长很少说话，脸上也很少有笑容，总是端个脸盆什么的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而此时，被打的是他母亲。罪名据说是这个地主婆给红卫兵下了毒，说她招待红卫兵的茶水，放了汞啊什么的。我记得当时她儿子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敢说，等于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皮带、乱棍一点点打死。这件事让我心惊肉跳，印象太深了。回家我告诉了父亲，他还是那句话，打人的事绝对不能参与!现在是运动高潮，运动一定是会过去的，打死人一定是要偿命的。又对我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67年春，学校军训了。在军训团的管理下，我当了红卫兵的中队干部。那时的军代表，比较器重我，为什么?我是干部子弟呀!这时学校开始搞复课闹革命，希望赶快走入正轨。但是人的心是收不回来的。社会上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这种阶级斗争现状，对所谓复课，没有起到什么促进作用，只不过让学生回到了学校。 　　1968年春天，北京开始征兵。我的第一志愿，还是当兵。父亲也为我活动。来我们学校征兵的是38军，林彪的王牌军。但我是近视眼，有四百度。我针灸了很长时间，没有起多大作用。为了当兵，我就死背视力表，同时，又去配隐形眼镜。那时的隐形眼镜很厚，戴着很难受。我是在临到检查眼睛时，去厕所把隐形眼镜带上。我没有敢冒充1.5，怕露馅，只看1.0和0.8，眼睛过了关。而且，部队带兵的人已经进行了家访，认为没有问题，革命老同志的子弟嘛。我认为已经板上钉钉了。恰好在这时——1968年3月，中央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我父亲竟也受到牵连，批他的大字报说他是“杨、余、傅”的爪牙。实际上，他的部队曾隶属于杨成武指挥的二十兵团而已。单位贴他的大字报，让他交待和杨成武的关系，由于他家是地主成份，又长期搞宣传工作，也算一级领导干部，自然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了。结果，他完全靠边站了，我自然就没有当兵的资格，政审过不了关了。 　　文革最乱的时候，到处武斗、冲击、抓人，我们家就成了父亲一些老战友的避风港。有的老战友还带着人躲到我们家，一躲就是半个月20天的。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把灯拉得低低的，给周恩来总理写申诉材料。我母亲给他们做饭。那时，我弟弟还充当过多次“交通员”。父亲的老战友被抓被关，家里没了经济来源，又有三四个孩子，父亲就叫我弟弟每月送去三四十元钱。这是我眼中父辈之间的战友关系。 　　 屯垦戍边 　　我当不了兵了，就决定去东北兵团。它归沈阳军区管，全称是“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属于部队系列。不是还有个“兵”字吗?这对我们太有吸引力了。我就报了名。那时也有去工厂的名额，去农村插队还没有开始，我们属于北京第一批的上山下乡知青。记得那天我和父母说，要迁户口去兵团。父亲什么话都没有说，我母亲正在洗衣服，唉声叹气地眼泪就流下来了。我母亲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很少掉眼泪。她说，户口从北京迁出去，还能回来吗?不可能回来了!那时，户口在中国人心中是什么概念?迁了户口，这个家就算散了。母亲虽然伤心，但她不阻止我，她也没有办法。我就把户口迁走了。走前，我和一个同学说，到时咱们谁都别掉眼泪! 　　临行，全家都到北京火车站去了。我母亲、父亲、弟弟都没有掉眼泪，但周围是哭声一片，嚎啕大哭啊。火车一开，我那个同学也绷不住了，大哭起来，我也哭了，但没让父母弟弟看见。那时候，为什么要到北大荒去?除了所谓的归属沈阳军区这个原因外，还有读过关于北大荒的课文啊!“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多神秘、多诱人啊! 　　所谓的沈阳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其实就是一个个的农场。我们的25团，过去叫七星农场，在富锦县。我所在的11连，过去就是一个村落。比一般的村子显得整齐一些，但还是土坯房多，砖房少。我们到了建设兵团，已经是七月份，正是麦收的时候。割麦子，过去在中学支农，就是一个礼拜的事，到农场，是几十天啊! 　　先别说劳动，第一个受不了的是蚊子。蚊子、小咬蜂拥而至，蚊帐里也全是，每天被咬得一塌糊涂。住的条件也艰苦，都是睡大炕。但是，从内心来讲，没有动摇过。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天经地义。从懂事以来，我对毛泽东的指示是没有怀疑过的;对林彪副统帅，也是无比景仰，他的故事也很多;对周恩来更是五体投地。对刘少奇，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不过因为刘少奇是白区的代表，我们是红区、延安出来的干部子弟。对刘少奇那样的“白区代表”，心里似乎有着天然的距离。所以，我上山下乡，没有人强迫，是自己自愿去的。当时也有坚决不走的。我们班一个同学，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八年没离开北京。同学一拨一拨地走了，他是独子，出身工人家庭，他的父母就是不让他走，由父母养着。八年当中他也没有工作。不过我那时有一种理想和激情，如果工厂和兵团让我选择，我宁可选择兵团，也不选择工厂。 　　到建设兵团后，我们挣工资，一个月32元5角。在兵团有一点好，吃的不好，但能吃饱。不过，那里的劳动强度特别大，夏天割麦子，秋天收大豆，冬天修水利。扛一袋麦子160斤，踩着踏板送到粮仓;秋天扛一袋豆子200斤，我体重才多少?不到120斤。冬天修水利，食堂往工地送的包子冻得和冰坨一样，那我还可以吃8个，吃十几个的也大有人在。我们干活从不偷懒，而且从心里看不起经常闹病的人。 　　当时，文化革命还在搞。我们去了不久，晚上8点钟还要听有线广播，听场部——也是团部，如何斗争原来的党委书记李再仁。有线广播，是听现场，我们可以听到造反派用皮带抽打他的响声，还有别人疼得叫唤的声音。但怎么打他、斗他，问他“你是不是反革命?你是不是反党分子?”喇叭里传过来的就是一句话，山东口音——“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共产党员”，就这么一句。我作为十五里地以外的一个听众，觉得这老头挺棒!虽然，我也反对走资派，特务。但两年来的文革，也知道所谓的“走资派”——如到我家避难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好人啊!所以，这时我已经不把他们全当成“走资派”看了。 　　我在一线干了半年农活，因为我表现好，能吃苦，就被抽掉出来学开拖拉机。就是那种“东方红”，54马力的。开拖拉机最受不了的还是蚊虫。尤其秋天，收割了庄稼，拖拉机就去翻地。东北的秋天非常冷，但拖拉机发动机是热的，蚊虫都往这里聚集。我是一手握着操纵杆，一手打蚊虫。在东北，我宁愿过冬天，不愿过夏天。就这么，一天天地熬着。 　　这日子说是平淡，也经常有事，那时中苏边境非常紧张，我们动不动就搞军事演习，大半夜紧急集合，在雪地里跑步、卧倒、匍匐前进。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兵团担负修建“二抚”—— 从二龙山到乌苏里江边的抚远——国防公路的任务，共长240多公里。兵团组建了很多连队，地方上也组建了很多连队，集中在一起修建这条公路。修路的人是从各个连队选上来的，我在其中担任排长。这里的劳动强度更大了，完全是在沼泽地和丛林中开路。前面刚开出了路，后面又翻浆，耗费着人力和物力。而且，蚊子咬到什么程度?有的人为了躲蚊子，爬到树上去大便。这太玄了，只因为上面有风，好受些。后来又想出什么办法?拉个汽油筒，挖个坑横着放进去，筒上打个窟窿，谁要解手，就往筒里放一把干草，点着，让烟熏着自己的屁股，实际上整个人一起熏，这样驱赶蚊虫。 　　修路时我们吃得很差，后勤跟不上。后来，指导员让我去当司务长，改善伙食。当了司务长，我开始学珠算。上学时，学珠算就像要我的命，不知道为什么就学不进去。可这时，自己买了本珠算的书，几天就学会了加减乘除。我们两三个人经常要回到老连队去拉菜、拉粮。路多是沼泽地，不好走。天气又变化无常，一会太阳晒，一会下大雨。那雨下得整个原野雾气腾腾，我们龟缩在卡车车厢上，浇得落汤鸡不说，还很吓人。有一回，我们走了七天，解放牌卡车才前进了30多公里，都是翻浆土路啊，滑进泥里就推，推出来又滑进去。赶到驻地，菜早都臭了烂了。这种生活已经成为常态，靠着年轻，苦中有乐，就这么过来了。 　 　武装值班团 　　修完国防公路，大约过了半年，又说准备在珍宝岛和苏联打仗，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属七八十个团，奉命组建两个武装值班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步兵团。值班团全部要男知青，武器装备和部队一样，只是没有领章帽徽罢了。我报名要求去，修路前我已经是老连队的副连长了。值班团营级干部都是现役军人，而老团，团级干部才是军人。当时农场老书记李再仁已经被结合当了老团的副政委，他把我叫去谈话，说国际形势紧张，毛主席要我们立足备战、备荒，现在要组建武装团，你表现一直不错，就派你去，好好干吧。这样，我被选到了步兵值班团。对外叫26团，被任命为运输连司务长。 　　我们选上的人在佳木斯报到，各团来的人都住在农机学院。组建好后，我们连被拉到佳木斯东南岗的一个废弃兵营。我们运输连配备了汽车，我当司务长还是搞后勤。我把后勤搞得不错。一个四十几个人的小连队，养了二十几头猪。团里开各类会议，经常到我们连队来开。为什么?吃得好。 　　我们这个值班团属于沈阳军区和建设兵团双重领导。军事行动归军区管，日常训练归兵团管。我们的陈团长，是现役军人，在所有团级干部里，是最年轻的，才39岁，是抗战时期的干部。我们运输连是团里的四好连队，也就是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工作作风、生活管理都不错。我的表现也不错，1970年，我在值班团入了党。那时给家里写信报喜，第一句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再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然后才告诉爸妈我入了党。他们自然得到很多慰藉。那时候，年轻人入不入党，是个表现好不好的重要标志。 　　我们团一方面搞训练，准备打仗;一方面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佳木斯的猴石山上打山洞，搞战备，准备储藏大炮和其它武器。我当了一年司务长后，就被调到团的特务连当副指导员。特务连下属有警卫排、侦察排、通讯排——叫担负特别任务连队。我们驻扎在佳木斯糖厂，糖厂有专线铁路。我们连除了处理国防施工用的盘条和钢筋，还担负着卸运物资的任务。有一次，紧急卸运37节车皮的水泥，一百三四十号人，除了炊事班留下一个人熬大碴子粥，连长指导员带着全连都上去了。那会儿干活，一点机械没有，全靠人扛。那牛皮纸包装的水泥袋，几个来回就把人的肩膀磨破了皮，又是夏天，疼得可想而知。白天晚上连轴转，一干就是一个礼拜，每个人都像泥猴似的，所有人的肩膀都是血糊糊的。很少有偷懒的，那时人都不要命了，因为我们的施工是为战备，战备是为和苏修打仗，打仗是为保卫毛主席。所以，你的表现总是和政治态度联系在一起的。 　　那时候我们还太传统，不光自己，整个环境都是那样，而且我母亲就担心我在外面搞对象、结婚。如果我结婚，和家里团聚的希望就一点都没有了。父母嘴上不说，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要响应号召晚恋晚婚啊!实际上，他们最担心的是我回不了北京。 　　谈恋爱、搞对象这种概念，我最早的印象是在包头上初一时听到的，听别人说这个学校的风气不好，高中的学生有偷偷摸摸谈恋爱的。我和同学在校园边的麦秸垛那儿，也看见过两个男女大同学坐得很近，很亲密的样子，在聊天。实际上，当我17岁坐上知青列车的时候，也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自己长大了。长大了的标志就是离开北京离开父母离开家了，没人管我了。同时，潜意识中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谈恋爱了，尽管这种意识朦朦胧胧，确实有过。 　　从老团到值班团不久，我真的接到老连队一个哈尔滨女知青给我写的信，那时我19岁。这个女知青我认识，但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那种想法，也从没感觉到她对我有那种意思。再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别说结婚，就是谈恋爱，也觉得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总会让人议论纷纷。那封信的原话记不清了，反正是要交朋友的表示。我当时不仅不领情，反而很反感，好像受了什么侮辱、降低了我的人格一样。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老连队一个排长——哈尔滨知青，比我年龄大，到佳木斯办事来看我。我就把这那封信拿出来给他看，还让他拿回去交给老连队的领导，说得好好帮助帮助她。我当时觉得这么做是要显示自己的清白。其实，这本来是很私人化的东西。你不同意，也没有必要伤害人家，更没有必要向组织上交人家的信。可我当时，是用嘲讽别人的口吻，来表示自己的思想是如何“健康”的。年龄大了些，我很后悔，对人家太不尊重了，也不知道这封信拿给组织了没有?至少，把这封信在朋友中传看，也是不妥的。排长是老高三的，比我大四岁，很稳重，那信也许他就没有上交?我一直没有问他。这件事让我羞愧难当至今。 　　施工打山洞时也出过人命。我们连队没有，别的连队发生过好几起塌方事件。施工中大小事故常出，第一年就砸死了两个知青。我们团出的最大一件事，是我们打完了山洞，移防到桦川县住在老百姓的屯子里。有一次，一个连队冬天烧炕失火，一下烧死11个人，有北京知青、上海知青、温州知青……烧得人都没法看，全国都通报了。死者的家长从各地赶来，人烧成那样没法交代，残缺的尸体就用白布裹个人型装进棺材里。那次事故，对我们知青的打击太大，死的知青战友和我们年龄一样大，本来生龙活虎的，怎么说没就没了，还死得如此吓人。这件事，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了生活的惨烈。事故也断送了我们团长的前程，他是抗战干部，又年轻，本来传说他要升任兵团副司令的，出事之前他回山东探家去了，不在团里，但还是受了处分。 　　那年头，动不动就去救火。那时老乡烧荒，引起大火。其实烧了就烧了吧，但那时知青把救火当成展示自己的英雄行为的一种方式，还不讲代价，玩儿命。大多数失火，财产损失都不大，但经常死人，都是救火的。其实，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可那时不懂啊!而且我们的宣传总是把人的所有失误都掩盖在对英雄人物的褒奖之下。一旦有了先进人物出现，就可以掩盖一切问题了。 　 　思想的转变 　　我的思想是在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开始有了变化的。我们大约是在9月14号突然接到了一级战备的命令。我们不知道是林彪事件发生，实际上上面也不知道实情。我们都以为要和苏修打仗，士气非常高。我们把行李打成捆交给后勤，把绑腿拿来缝成干粮袋装满炒好的高粱米，每天晚上睡觉不准脱衣服，怀里还抱着枪。9月中的北大荒已很冷了，根本冻得睡不着觉，也没有被子盖，背包都不许解开。枪不离手。这种状态保持了一个月左右。后来，我们连以上干部接到命令到佳木斯开会，神神秘秘的，我们仍然以为是要打仗，是要作战前动员，没有一个人能想到会有“林彪事件”这类大事发生。 　　在我们原来运输连所在的废弃兵营，两边是木板大通铺，100多名连以上干部分别坐在大通铺上。我们团长进来了，他披着军大衣，坐在通道中间一张小课桌后边的一把小椅子上，面色毫无表情。他二话不说就开始念文件：中共中央中发X号文件，9月13日，林彪叛党叛国，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一下，全傻了,我们全傻了——副统帅啊?!他的四野从北打到南啊?!接班人啊?! 永远健康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啊?!如同五雷轰顶，就在大家愣神儿的当口，我们坐的这一侧通铺哗啦一下塌了，几十个人一屁股坐到了地上。要在过去，还不嘻嘻哈哈闹腾半天?可是这时，全场百十多人一声不吭，可见人们吓傻到什么程度了。 　　接着七天，外面站着岗，让我们学习、表态、发言、揭发、批判。我们能揭发什么?只能说林彪在天安门上脸色蜡黄蜡黄的，而毛主席红光满面，听说林彪吸毒。我们按中央的调子表态，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呗。后两天松了一些，我们可以到市区看电影。这时，社会上还没有传达，街上橱窗里，还是江青给林彪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光着头的照片;电影院的宣传画还是毛泽东和林彪检阅红卫兵。我看到这些感到混身发麻，无法理解、害怕，这社会怎么会是这样?有一种这么多年上了个大当初醒的感觉，但这个初醒，是不自觉的。当时我还和一个战友——他原是北京四中的，偷偷议论，他说：“不会吧?是不是林副主席被人劫持走了?”我们还半信半疑呢。但是，一边是林彪，一边是毛主席、党中央，我们还是天然地相信党中央。但不管怎么说，林彪事件至少对我来说开始有了自己的疑问和想法，尽管这些想法还很朦胧。因为长期以来，对林彪所有的宣传都是正面的，是毛钦定的，是进了党章的。但严酷的现实，不得不让人们去追究其真相，去质疑其缘由，尽管这种追究和质疑不是公开的，但“9·13”事件确实开启了人们内心深处思考的闸门。 　　我们这么训练，这么苦干，都是为了反帝反修，但和外部敌人却没什么大事，珍宝岛争端对苏联克制得很，却迎来了中国内部刀光剑影的大混战。这让我们泄气了。知青的泄气分几个方面：你号召的东西，和我们看到的东西差别太大;实际生活的艰苦和徒劳无益，也让人无法忍受;年龄也越来越大，和家人的团聚，自己个人问题的解决，甚至以后自己的子孙怎么样?想得越来越多，对现实的失望就越多。过去，我们以在部队序列为骄傲，后来，知道的事情越来越多，尤其是女知青的遭遇更让人愤怒。我后来被借调到兵团司令部的直属工作处，我的工作是在档案室，地点在带岭地区的山林里，那里保存着营以上干部档案，他们都是现役军人。我在那里的多半年中，上面调过两个人的档案——一个是16团团长的，一个是参谋长的，后来他们都被枪毙了。据说，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都拍了桌子——枪毙!为什么?就是强奸女知青。据我知道的，建设兵团营以上干部，在生活作风问题上受处分的有300多人。上至老红军，下至现役军人干部。 　　这些受处分的干部要是只是一两次，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调动了工作完事。一般都是弄出了事，又有人告发。没人告，也拉倒了。那时候，知识青年那么思家，都在考虑提干、入党、上学、回家，改变自己命运。这慢慢形成了一种利益问题，使权力在兵团突显出来。所以，有一批干部凭借权力为所欲为。那次枪毙团长和参谋长是公审大会啊!是要杀一儆百了。尽管那时的媒体不报道，但对社会的震动、对知青的震动，对家长的震动，非常大! 　　我到直工处不久，就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干部处的人推荐了我，他们觉得我表现不错。但是，从推荐、政审、招收还得有几个月时间。这时，我父亲也给我办成了可以“困退”回京的手续。当时，我们家确实困难。父亲在山西干校，弟弟当了兵，家里只有残疾的母亲。所以，我父亲的单位开证明，母亲所在的街道开证明，父亲还一次次找北京市委军管会的战友帮忙，终于使我能够拿到办回北京的准迁证了。 　　我母亲在家是严母，但在街道上左邻右舍人缘非常好，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吵过架，包括文革中人家把大字报贴到我家说她是地主婆，她对写大字报的人一样大度。她记性特别好，谁家的孩子哪天探亲回来，哪天走的;谁家男人哪天去的干校;谁家孩子的生日是哪天，人家都忘了，她都记着，“老三篇”能倒背如流。 　　她还和我父亲走南闯北，见得也多啦。话说回来，一边可能上工农兵大学，一边是父亲办妥了回城的手续。我怕夜长梦多再发生变故，决定立即返城。返城前，我回了一趟老连队，告诉了几个朋友。当时我的心里，不愿意让更多人知道，那种心态像是一个逃兵的心态。不管什么理由，当面对曾发誓扎根北大荒的知青战友、朋友时，都觉得内心有愧。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胡永恒：是非功过话高岗 进入专题 ： 高岗    ● 胡永恒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央人民政府设6位副主席，其中就有高岗–这是何等显赫的高位。然而曾几何时，这个名字已很少被人提及，在历史中有如被“屏蔽”掉了。很多人只是听说过“高饶反党联盟”，至于高岗其人其事究竟如何，大都不甚了了。新近出版的一本《高岗传》，使我们有机会更为深入地了解这一党史上的“争议”人物。     作者在书中慨叹：为高岗作传，搜集资料难，论证评价难，出版发表难。的确，高岗是被定性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人物。出于这一原因，为高岗作传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但作者克服了种种困难，前后历时15年，终于使一部完整的传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一努力值得钦佩。     历史学者有多重使命，但最重要的当属追求历史的真实。为实现这一使命，不仅需要遍寻史料，仔细考辨，而且要求史家有追求信史的自觉，要排除先入为主的印象，不预作判断，不妄下结论。面对高岗这样身在“另册”的历史人物，很多人可能会下意识地去寻找那些足以证明其缺点和过错的证据，而对那些本应属于他的优点和功绩的史实有意忽略。等而下之者，甚至故意泼墨而致其全盘皆黑。曾有一篇名为《科瓦廖夫谈：“高岗事件”的背后》（《国际新闻界》1993年第1期）的文章流传甚广。文中谈到，1949年高岗访苏期间，在一次有斯大林、刘少奇等人参加的会议上，曾公开提议宣布满洲为苏联的第17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由于谈者是苏联人，似乎超然事外，加上这种分裂祖国的言论似乎也符合人们心目中高岗“制造分裂”的固有形象，于是很多人对这种说法信以为真。当年曾随中共代表团访苏的师哲，后来撰文驳斥了科瓦廖夫的谎言。     高岗在晚年的确犯了错误，但并不能说明他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就是天生的阴谋家。在革命生涯中，他曾立下过许多重大功绩。也正是因为这些功绩，他才得到党的支持和信任，在政治上不断攀升。          五项功绩          纵观高岗的一生，至少有五项功绩：     一是参与创建了西北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这一根据地面积不算大，人也不算多，但是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在于为长征后的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提供了落脚之处。当然，陕甘边区的主要开创者还有两位功劳更大的红军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但高岗同样为开辟这块根据地而筚路蓝缕、出生入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个地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此，在刘、谢牺牲后，高岗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了陕北干部的代表人物。     二是连任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地位非同凡响。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高岗担任边区参议会议长。从名义上说，参议会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最高的民意机关，担任议长一职本身就意味着巨大的荣耀。此外，他还身兼边区保安司令及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在边区时期，高岗充分显示出了他的领导才干，作为本地干部在体察民情、联系群众方面，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毛泽东曾说，“虽然来陕北已五六年了，无论是了解这儿的情况方面，还是在与这个地区的群众关系方面，我都不能与像高岗这样的同志相比”。即使在高岗已离开陕北前往东北之时，他仍当选为参议会议长，这也足以说明他在当地深孚众望。     三是为中共成功夺取东北立下功劳。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在东北这一战略要地展开了激烈争夺。国民党在美军帮助下，一度占得先机。高岗临危受命，赶赴东北，与林彪、罗荣桓等共同主持东北大局。在东北，他积极剿匪，推进土改工作，千方百计建设和稳固根据地，并完成了东北军区数十万兵力的后勤保障工作。辽沈战役期间，东北一度形成林彪在前方指挥打仗，高岗在后方主持工作的局面。     四是建国初主持东北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高岗集东北的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东北本是工业重地，解放前就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建国初，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重点也放在了东北地区。东北经济在全国经济大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应该说，高岗这一时期主持东北的经济建设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曾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的严济慈说：“金鸡报晓，始自东北。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新中国的工业与科研，也可以说是在东北首唱建设之歌。”     五是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当时几十万部队入朝，粮食、服装都是大问题。而且，美军拥有巨大的空中优势，日夜不停地轰炸志愿军的运输线，大量物资未及送到前线即已毁损。用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的话说，后勤工作实际上是一场“后方的战争”，“不仅决定了我们在前方进行战争的规模，而且也决定了前方战争的成败”。东北地区作为朝鲜战场的战略后方，在后勤保障方面所处的位置至关重要。而高岗作为东北地区的一把手，确实为支持朝鲜战场不遗余力。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接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时说：“这枚勋章给我不合适，第一应该授给高麻子（高岗）。”在另一个场合，彭德怀又说：“如果要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从大后方讲应该给高岗，从前方讲应该给洪学智，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这当然是彭总的自谦之词，但也足见高岗的贡献。          “十大罪行”          可以说，1952年之前，高岗的政治生涯是非常顺遂的。他能力强，贡献大，也得到了党内充分的认可。年仅47岁的他，是偌大的东北地区说一不二的领导人，又身居国家副主席的高位，深受毛泽东赏识和重视。1952年，高岗进京担任号称“经济内阁”的中央计划委员会主席，更美好的前程、更显赫的高位似乎已触手可及。孰知仅一年之后，高岗便成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成员，从革命的功臣沦为革命的“罪人”。命运之叵测，莫过于此。     1954年2月，在中央批判高、饶的座谈会上，周恩来作了总结发言，列举了高岗的“十大罪行”：一是散布“枪杆子上出党”、“红区白区论”；二是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三是造谣挑拨，制造党内不和；四是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五是把自己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六是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七是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八是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九是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十是私生活腐化。座谈会上还有很多人发言，直指高饶问题的实质是“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这是最要命的一点。     从《高岗传》中展现的史料看，争夺权力，高岗的确很积极；但若说篡夺最高权力，则未必如此。据邓小平回忆，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非常积极。六个大区中，他得到了其中四个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高岗还试图拉拢西南的邓小平，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而且，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从邓小平的这些话看，高岗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当时党内的二号人物刘少奇，企图取而代之。很难说高岗当时有“企图推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的想法。而且，按邓小平的说法，“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但至1953年，毛泽东开始意识到高岗问题的严重性。那年底，毛泽东派陈云沿着高岗外出的路线，代表党中央向那些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劝告他们不要上高岗的当。不久他更是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语出惊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这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已觉得高岗威胁到了自身的威信和地位。高岗接下来的下场，或许由此注定。但从高岗本人的言行看，他似乎从未胆大妄为到敢于挑战毛泽东权威的地步。他甚至也否认自己反对周恩来。他曾跟妻子说，座谈会上许多人揭发他反对刘少奇、反对周恩来，自己即使真的反对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不会傻到同时伸出两个拳头打人。在被看管期间，高岗写交代材料《我的反省》，也不承认自己想争夺最高权力，后来因无法过关加上一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还一度把其中的“国家”二字勾掉。他的秘书赵家梁问为什么，他说：“我已经是国家副主席，还要当什么国家主席？”自始至终，高岗供认不讳的，是他对刘少奇不满，想扳倒刘少奇。          自杀：又一个错误          高岗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高岗进京前，两人就曾因为富农政策、工会、互助合作等问题发生分歧。这些工作中的分歧，本来可以通过正常的手段在党内解决，但却不幸成为一场权力斗争的导火索。高岗后来检讨说，1950年至1951年间，他与刘少奇在一些工作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把刘少奇一些个别的、一时的和不重要的工作上的缺点看成是系统的，同时，他还认为刘少奇对某些干部有偏私，在干部问题上有“摊子”。进京后，高岗到处联络、拉拢一些党内军政人物，试图“拱倒”刘少奇。他散布了一些违背组织原则、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如他宣扬，共产党内分“红区”党和“白区”党，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白区干部现在要篡党。这些言行当然是极不妥当的，后来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54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始对高、饶进行批判，在报告中不点名地针对高、饶说，对于那种有意地破坏党的团结，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的分子，党就必须向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以严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令人慨叹的是，十几年后，刘少奇本人也被林彪、江青等人迫害致死，并被永远开除出党。     高岗最后选择了自杀，这是一系列错误之后的又一个错误。自杀，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不自杀，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先后两次自杀，第一次是开枪自杀，被身边的人抢了下来；第二次暗中攒积大量安眠药，服用身亡。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说，在高饶问题被揭露以后，毛泽东还想挽救他们，打算让高岗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但此事还没来得及谈，就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的事。     高岗死后，1955年，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定》，正式将高岗问题定性。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受批判，“高饶联盟”演变为“彭高联盟”。后来证明，所谓“彭高联盟”纯属子虚乌有。但“高饶联盟”，则结论至今未变。无论如何，这段历史值得认真考辨与反思。所幸的是，高岗问题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人人讳言的“禁区”。就这一点而言，《高岗传》的面世，也体现了时代和社会的进步。          来源: 《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    进入专题： 高岗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205.html    

　　智效民 　　 　　 “三反”运动中的竺可桢 　　 　　 竺可桢是著名科学家、教育家。1936年至1948年，由于蒋介石信任，他当了浙江大学校长；1949年以后，由于毛泽东赏识，他当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直到1974年去世。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约1000万字日记。这套日记不仅记录了他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也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与巨大变化。其中，他在“三反”运动中的遭遇，就颇具代表性。 　　 　　 一、“三反”运动的背景 　　 　　 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现在看来，“三反”运动的出现有些出人意料。 　　 　　 1950年6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经济非常困难，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并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讲话的中心意思是不可树敌太多，并要在各方面有所让步。] 　　 　　 毛泽东话音刚落，就爆发朝鲜战争，中国政府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对外战争的爆发使当局对国内形势的判断有所改变，于是在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参战命令的第三天，即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要坚决纠正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倾向。这样一来，不可树敌太多的思想路线立刻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与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合称为“三大运动”。 　　 　　 三大运动结束后，由于经济建设欠账太多，毛泽东于1951年10月又号召开展爱国增产运动。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思想统治，防止知识分子对当局的作法产生怀疑，毛泽东还要求在知识分子中同时开展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思想运动，简称思想改造运动。 　　 　　 竺可桢是全国政协委员，当他在政协大会上听了毛泽东对两个运动的解释以后，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体会：“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今天的中心任务。”（《竺可桢全集》第12卷，第458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版。以下凡引该书，只注页码）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中央发现全国各地的贪污浪费现象非常严重。于是中共中央在12月1日作出向全党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建立了以薄一波为主任的中央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在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了各级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12月7日，竺可桢在政务院第114次会议上听取薄一波的报告。薄首先介绍了政务院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方案，接着讲到贪污浪费情况。他说：“在财政部、贸易部、人民银行三机关内共有326000人服务，而贪污者占九万人，占28%，其中应受严重处分者占千分之一二，已枪毙者150，其中60人在四川一省。税务人员五千人贪污，占全体40%，共贪污五十三亿，平均每人106万元。贪污人员，外勤多于内勤，新干多于老干，直接掌握财权多于间接。论其性质，可分为：1）出卖情报，2）盗卖国家资产，3）假造单据，4）接受贿赂，5）贱买贵卖，6）取公款盗卖金银，7）伪造证据，8）监守自盗，9）集体贪污，10）假公济私。”薄一波的报告代表了中央对国内形势的基本估计，因此周恩来在随后的讲话中说：虽然有抗美援朝运动，但“反贪污、反浪费的运动必须展开”；浪费的原因，“大概是官僚主义”（第484至485页）。 　　 　　 第二天，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这反映了中央反对贪污浪费的决心。但是，由于爱国增产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宣布结束，再加上只有大张旗鼓的指示，而没有具体实施的办法，因此如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和指示，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于1952年元旦在中南海设晚宴招待各界人士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1952年已经开始，本年将继续抗美援朝工作为重心，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本年新增加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第531页）。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于1952年1月4日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这样一来，在全国范围内很快出现了一个群众性的检查、揭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高潮。从后，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二、中科院为“三反”运动而停止办公 　　 　　 在此之前，《光明日报》于12月1日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办公室营造科科长黄山立贪污案。据说黄在修建物理楼的过程中，利用职权贪污受贿6059万元。为此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黄立山之贪污，院中三不管之状态有以养成之。……我们大家统对于国家负此损失负点责任。”（第482页） 　　 　　 12月12日，中国科学院成立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由院长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副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担任副主任委员。12月25日上午，中科院召开动员大会，郭沫若在大会上说：“官僚主义为贪污与浪费的根源，要肃清贪污与浪费，必须清除官僚主义。为此须发动群众，要大家把公物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这要改造思想，所以……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要双管齐下”。这就是说，无论你有没有贪污浪费行为，有没有官僚主义作风，都要从思想改造的角度，积极投入这场政治运动。 　　 　　 会后，竺可桢担任中科院三反运动的领导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当天下午，竺召开节约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头十天阅读文件，发动群众检举，以后俟进程如何再定办法，预期十至十二星期可以结束（同上，第495页）。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他人的罪行，必然会造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除此之外，让知识分子使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也是发动政治运动的一个杀手锏。12月27日，中科院学习委员会召开会议。按照事先安排，由竺可桢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体会。他讲了三个问题：一、自我批评与古代自省有何不同，二、批评与西方代议制有何不同，三、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不是剥夺了个人自由。由于准备不足，或者说尚未想明白，竺可桢认为自己”讲得一塌糊涂“（第496页）。这显然与竺可桢从未接触过这类”游戏规则“有关。作为运动领导的竺可桢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1952年元旦，竺可桢与陶孟和、吴有训、钱三强应邀出席了毛泽东在中南海设的晚宴，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关于三反运动的讲话。第二天上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根据形势的要求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即日发动’三反’运动，……希望十天以内有结果。“郭院长还要求从当天下午起，中科院停止办公，全力以赴投入运动。郭沫若是通天人物，他的这些作法显然与中共中央随后发出的《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有关。 　　 　　 元月3日上午，竺可桢召开”节约检查委员会“会议，”讨论如何响应毛主席号召，发动大众热情来做’三反’运动。“正在这时，中科院党组成员兼该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曹日昌的母亲去世，要回老家奔丧，竺可桢劝他不要回去。可见当时的气氛紧张到什么程度。当天晚上十点半，竺可桢收到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来信，要他在第二天八点半之前汇报运动情况，同时提交书面报告。竺可桢立刻通知曹日昌，让他连夜准备书面报告（第532页）。第二天一早，竺可桢与曹日昌前往文委会进行汇报。曹日昌准备的书面报告分五个部分：（1）是否已经自上而下检讨工作，（2）自下而上的发动工作怎样，（3）”三反“运动的重点何在，（4）检查组织状况如何，（5）存在何种基本问题。运动刚刚开始，曹日昌就能写出如此报告，真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就在大家积极响应毛泽东号召，大张旗鼓地投入”三反“运动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龚育之的文章：《纠正科学刊物中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倾向——评〈科学通报〉第二卷》。文章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实践论》之后，中科院主办的《科学通报》没有转载，对《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也不注意。另外，该刊只介绍资产阶级国家的科学状况，没有把国内科技成果放在突出位置。这都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忽视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现。看到这篇文章以后，竺可桢马上与郭沫若商量，”决计从第三卷一期起改变方针，将已付印之稿收回，但损失将数千万元（按，旧币，下同）。“（第539页）可见在”三反“运动中，并不反对所有浪费。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浪费再大也无所谓。 　　 　　 三、竺可桢”无法应付“ 　　 　　 1952年1月6日下午，中科院召开大会，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分别作了检查。竺可桢在检查中说，除了官僚主义外，他还有”本位主义和敌我不分两个缺点“。与会者对他提出以下意见：一是有作客思想，二是没有接触实际，三是利用公家运器材的机会搬过家具。此外，大家对他们动用巨额公款修建院长宿舍也有很大意见（第534至535页）。 　　 　　 一个月以后，由于文教委员会要求限期完成思想改造任务，竺可桢去找另一位副院长李四光商量。他说：“余辈均五十岁以上人，讲思想改造不及年青人之速。而且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实在使人焦急。”另外，他还听钱三强说：现在“近代物理所年青人亦莫知所从，正如一群鸡鸭，但闻四处呼声，遂致彷徨歧途。”为此，他希望当时兼任副院长的陈伯达能够“到院多主持思想改造或至少能一星期来一次。”（第555页） 　　 　　 这时，三反运动已经变成人人过关了，因此不要说普通知识分子，就连竺可桢也觉得“莫知所从”。为了表示积极，他请沈自敏对自己进行帮助。沈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浙江大学学生会会长，当时在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面对自己老校长，沈毫不客气地指出：你属于“买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态度，所以最能压制学生”。此外他还批评竺可桢的文章“没有阶级争斗性”。 　　 　　 2月28日下午，竺可桢在会上再作检查。检查之后，沈自敏说竺可桢“在浙大培植了强固的反动集团”，曹日昌认为他“对教授治校没有批判”。此外，还有人说他是御用学者，与蒋介石见面不用通报（第569页）。对于沈自敏的说法，竺可桢虽然不能接受，但也不敢反驳，只是在日记中流露了一点不满情绪。 　　 　　 3月15日，竺可桢继续在小组会上做检查。这次检查的问题包括“向上爬、宗派主义、崇美思想及国民党时代学生运动”，其中重点是学生运动。检查之后，许多人提了意见。小组会结束时，院党组成员、历史学家刘大年要求他进一步检查自己的问题。 　　 　　 无奈之下，竺可桢只好再次请沈自敏来家吃饭，帮助自己分析错误。4月14日，刘大年找他谈话。指出他属于统治阶级，有崇美思想，作客思想，在浙大时敌我不分，还为殖民主义辩护；但由于“没有政治野心，没有欲望，问心无愧……，生活严谨，没有贪污”，因此需要从行动上站在人民一边（第599页）。4月23日，竺可桢将自己的检讨装订起来，寄给刘大年和沈自敏。随后，他还与沈自敏谈过自传写作和个人检查等问题。从二人的接触情况来看，沈显然是党内负责“帮助”竺可桢的特殊人物。 　　 　　 经过半年的精神折磨，竺可桢已经难以忍受。他在5月12日的日记中用“年衰力薄”、“真同走尸”、“动辄得咎”、“坐领干薪”等词语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心境。 　　 　　 尽管如此，原来“预期十至十二星期可以结束”的运动仍然是遥遥无期。两个月后，刘大年又来拜访竺可桢，说院里的思想改造运动从下星期开始，要他和陶孟和、吴有训再作检查。几天后，中科院再次召开思想改造动员大会，一向很少露面的陈伯达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竺可桢说：“自院成立以来，陈院长来院作大报告是第一次。”第二天，苏联科学院地理所副所长贾伊且各夫突然来访。正在这时，竺可桢患了感冒，他既要接待外宾，又要准备检查，因此他在日记中说：这种局面“使我无法应付”（第661页），可见他有多么难受。 　　 　　 7月28日，竺可桢写了五千多字的检查稿之后，又一次请沈自敏对他进行帮助。沈认为他在稿子中分析事实太多，分析思想太少，而思想转变的关键是要学习毛主席著作。7月30日，竺可桢在大会上作检查。会议由陶孟和主持，华罗庚、罗常培、范文澜、钱雨农等人出席。8月24日，中科院公布了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没有过关者的名单，其中没有竺可桢的名字。至此，竺可桢总算得以解脱。 　　 　　 四、其他专家学者的遭遇 　　 　　 相比之下，竺可桢周围的专家学者就没有这么幸运。 　　 　　 著名科学家严济慈刚刚被任命为中科院东北分院院长，就遇上了三反运动。于是他首先检讨了自己的官僚作风和作客思想，然后才赴沈阳上任。一个多月后，有人揭发他在解放前拿了美军的3000美元、60两黄金和卡车一辆。于是竺可桢写信让他坦白交待。随后，竺向钱三强询问此事。钱三强说，1945年前后，严济慈为美军创造的价值合十万美元，应该获利一万。但实际上他只得到“黄金一百五十两之谱，即合美金七千五百元之数。”（第558页）1946年，严济慈回到北平后，拿这笔钱买了房子，因此被视为贪污。 　　 　　 2月13日，竺可桢与李四光、陶孟和、吴有训等人商量此事，认为既然有人揭发，就该让严济慈早点坦白交待。于是，他们联名致函严济慈表达这个意见。所幸严济慈的坦白还算彻底，并主动将这套房子充公，才免于处分（第592页）。严济慈的命运显然与他的价值有关。这种事换上其他人，恐怕会是另一番景象。 　　 　　 比如图书馆职工毛宗荫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多年，是中科院图书馆少有的专业人员。因为他经手购买了许多书籍，并负责装订图书馆的报纸，因此有人怀疑他贪污。面对声色俱厉的呵斥，老实巴交的毛宗荫在斗争会上承认自己贪污160万元。但群众并不满足，他只好跳楼自杀，寻了短见。面对这种情况，一向同情毛宗荫的竺可桢居然会觉得“这是右倾思想，……要肃清贪污数千年来的遗毒，牺牲是免不掉的。”（第586页）又如应用物理所一位研究人员因为被人发现私自出售无线电振荡片三片，也在宿舍“畏罪自尽”（第590页）。 　　 　　 除此之外，自杀未遂者不知有多少，其中包括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4月10日中午，竺可桢看望吴有训，得知吴先生因为在运动中难以过关，已经买了一条绳子，几次要悬梁自尽。后来他把内心痛苦向太太和盘托出，才避免悲剧发生。这一切都反映了当时的恐怖气氛。 　　 　　 除了中科院的事情外，竺可桢在日记中还记录了学术界朋友们的一些遭遇。4月25日晚，竺可桢与北京大学教授饶毓泰（字树人）见面，谈到周枚荪（字炳琳）在北大三次检讨未能通过。周的儿子也检举揭发他，但还是儿子的口气。相比之下，陆志韦的女儿在会上检举自己的父亲时，开口就是“你陆志韦”如何如何（第607页），则让他们感到难以接受。饶毓泰是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也是吴大猷、杨振宁、李振道等人的老师；周枚荪是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曾经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陆志韦是著名心理学家，当时是燕京大学校长。从这些片言只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在运动中的处境 　　 　　 与周、陆二人相比，饶毓泰遭受的内心折磨也许更大。三反运动开始后，竺可桢曾多次拜访饶毓泰，2月28日，他听说饶在家中晕倒，便前去看望。3月6日，竺可桢又收到北京大学教授杨振声来信，“知树人神经失常。”他与吴有训匆匆到了饶毓泰家之后，只见饶躺在床上，“眼睛直视无睹，不能认人，但云’为什么缘故’。” 　　 　　 竺可桢在日记中说：饶毓泰得病，是因为他最得意的学生在会上批判了他。批判的理由是他不仅只会“教人做研究”，还说什么清华应该“赶上世界学术水平”。批判者认为这“全是自私自利”。饶毓泰不能接受这种批判，北大副校长汤用彤批评他思想有问题。因此有人说他病情加重，与汤先生的批评有关。饶毓泰也认为，北大自“马寅初、汤用彤起，直到学生，无一寄与同情”，相比之下，“倒是科学院友人还有同情”，因此他想离开北大（第574页）。 　　 　　 随后，竺可桢得知“燕京（大学）’三反’极热烈”，该校的“陆志韦、赵紫宸和张东荪，成为北京各大学’三反’中心人物”（第583页）。浙江大学在运动中“自杀者五人，……许多人自己承认没有根据的贪污事件。”（第711页）这说明，中科院的“三反”运动，似乎没有北大、燕大、浙大等高校那么“热烈”。 　　 　　 一场由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的经济领域的斗争，居然与思想改造运动结合起来，变成了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从而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也许有些不可思议，但它确实是老一代人的亲身经历。更重要的是，经过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会遭到严重打击，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左方    他缔造了《南方周末》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他将这份伴随改革开放而诞生的报纸，送上了开启民智、呼告民生的历史航程，他就是《南方周末》前主编左方。这是一个经历异常坎坷的传奇报人，幼年丧父，一直在亲戚家寄养；参军后，在政治运动中被当做特务关押；文革时期，他成了广东省最著名的造反派……直到50岁的时候，他被聘请做《南方周末》的主编，打造出一份充满活力、饱蘸良知的影响力读物，一纸风行；而左方自己，也终于在半生的动荡和反思之后，踏上了一条救赎之路。本期腾讯大师系列，我们请来左方先生作客，讲述他的成长经历，讲述他如何在时代的漩涡和命运的低谷中，一次次寻找出路。 　　国难孤儿 　　我出生在广州郊区一个叫槎头的乡村里。我的父亲是当时这个村的乡长和小学的校长。日本鬼子入侵中国，接近广东。父亲将13个乡的民团组成一个抗日民团。我们村的旁边有一个无烟局兵工厂，做黄色炸药，是清代那时候建的。日本来了，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带领着13乡的抗日民团把这个厂拆毁了。 　　所以，日本人一进广州，就到我们村把我父亲抓起来了，当时就灌水。他们把男的关在一边，女的和小孩关在一边。后来日本人要走的时候，让女人和小孩可以先回去。这时候我妈妈想带我去见我父亲一面，但是乡里的人劝阻，怕日本人知道她是家属。 　　妈妈只好就叫我的表姐抱着我去，路过父亲受刑的地方，我看到爸爸已经昏迷了，趴在地上。我表姐小声跟我说，你望望你爸爸，望望你爸爸。这一刻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虽然那时我才6岁。我表姐背着我去看我父亲最后一眼，我永生都忘不了。 　　后来我爸爸给抬走了，关在广州日本宪兵部。我有个二姑妈，她嫁在附近的村。他们村里边有一个人当了汉奸，他就跟我二姑妈说，只要给100块大洋，就会放我父亲。结果我妈妈把家里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然后到日本的宪兵部，交钱给那个汉奸。 　　走到半路的时候，看着一辆车开出来，拉着犯人去行刑。当时我妈妈吓得就坐在地下了。去到之后，把钱交给了那位汉奸。可是，后来才知道，我们受骗了，我妈妈碰到的这个行刑的车，我父亲就在这个车上。 　　父亲被抓时，妈妈已经怀孕，生产时日本兵第二次进村，村民都跑光了，有个日本兵进我家，见我妈妈躺在床上，日本兵便用刺刀恐吓我妈妈，我祖母跪在地上求他，他踢了我祖母一脚，我妈妈产后没奶，只好请人将小妹妹丢在广州街头。 　　我爸爸在临刑的时候，他留下一个玉镯，叫他的难友以后带出来，这个玉镯就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物了。按照我们村的村俗，亲人被关进去，孩子每顿吃饭前都要到门后喊几句：爸爸，回来吃饭吧。据说喊完以后，亲人会放出来。所以，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妈妈都要叫我到门后面去喊。但是，我喊爸爸的那个哭声让全家人都流眼泪。 　　在证实我父亲被杀前，每天都是这样喊，所以全家人都是流着眼泪来吃饭的。国仇家恨，怎能忘记。我妈妈跟我经常讲的一句话，你长大以后，一定要为父亲报仇。所以，这对我后来对祖国的热爱，对侵略者的仇恨是深有体悟的。 　　野孩子 　　父亲牺牲之后，我妈妈去广州打工，把我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交给祖母。这时候村里已经没有小学了，只有私塾，我7岁开始读私塾，读了四年。这段时间我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 　　我抓鸟，钓鱼，抓各种昆虫，我也爱打架。但是我打的都是那些欺负人的人。其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同年的孩子，他父亲和哥哥都有枪，所以他横行霸道，专门欺负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孩子。 　　但是，这个人生得满脸横肉，村里人都给他一个外号叫“老鬼成”。但是我偏偏就是跟他打架，但是我没有打赢过一次。每次都被打得不是眼睛肿了，就是鼻子流血，或者牙流血。我祖母就老说我，说人家“老鬼成”是拳头可以打穿石，你是文弱书生，干吗整天跟他打？我说我看不惯他欺负人。 　　现在我和“老鬼成”都已经年近八十了。我听我现在还在家乡的堂弟春节来拜年告诉我，说“老鬼成”跟他说，我从小是跟你哥哥打架打大的，但是他没赢过我一次。我堂弟就问他，你为什么老打我哥？他说都是他挑起来的。撩人口贱，打死无怨。大概，我性格中的野性，叛逆性，就是在这样一种没人管束的生活中形成的。 　　寄人篱下 　　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了，我妈妈有一个舅父，他很有钱。但是他们只有一个女儿，招了一个女婿入门，想继承他的事业，没想到这个女婿只会花钱，不懂做事。 　　有一年春节，我妈妈带我到舅父家，我叫舅公了。他的孙女比我小几个月，是我的表妹。我第一次在他家里面看到很多外国的童话。像《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木偶奇遇记》，我在农村过去都是看《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这类小人书，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西方的文艺作品，这可以说是我后来热爱西方古典文学的一个起点。 　　当时我在他家里住了三天，我一动不动地看了三天书。这个舅公见此很高兴，他就跟我妈妈讲，你整天说你孩子调皮，我看他静静坐着三天都没有动，都在那里读书，你不如将他留在我家，让我供他读书吧，他和他表妹可以上同一个学校。 　　这样的话，我就到广州一所教会学校读小学三年级。但是，因为他这个女婿知道他的岳父的用意是等我长大后接他的生意，所以老是挑他女儿跟我闹矛盾。那时他们家很有钱，有黄包车送饭到学校吃的。我的表妹见到哪个菜好就吐口沫，气得我多了，我就打她。她回来就向她父亲哭诉，她父亲又打我又骂我。 　　后来有一次，因为我在农村很喜欢捉蟋蟀，有一次路过知道有一个店卖蟋蟀的，我就偷了他放在桌面上的几个零钱去买了一只蟋蟀，结果他就说我偷他家里的钱，把我狠狠打了一顿。 　　我母亲看到我手上、脸上都被打伤，就很气，马上把我带走，叫我回槎头去读书。我不同意，我说我还是想在广州念小学，我不想回村里。我妈妈就说，你有一个九婶在广州，不知九婶能不能收留你。 　　后来九婶同意了。九婶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住在一个很贫困的房子里面，大概一个房子住了十多家人。九婶租了一个小阁楼，她跟大女儿推大板车，去黄花岗那边拉一些劈柴，然后拉到西关那边卖。很苦的。没有钱买菜，都是在菜市场那里捡人家剩菜，回来用盐水一腌当菜吃。她二女儿没书读，在家做饭，她儿子比我大三岁，和我读同一个学校。我们连张书桌都没有，都是坐在地板上，在床上做功课，晚上我和堂哥都是睡在地板上。 　　阅读启蒙 　　到九婶家住了半年，她就生病死了。我没办法，只好又回到槎头念小学四年级。我有一个伯父在天津，他是一个小印刷厂的老板，他知道情况后，就把我和堂哥，1947年接到天津去，我当时念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 　　我伯父家，是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伯母对我很慈爱，大哥和二姐、三姐对我都很关怀，但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大姐。大姐是一个喜欢文艺思想进步的青年。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在天津了，她跟他的男朋友想跑到解放区，结果被发现拦住了，就留在了河南。后来她在河南一个煤矿里工作。但是，她留下来很大的一箱书，有鲁迅的，还有巴金、矛盾、曹禺的。我都拿来读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 　　但是，最对我有影响的，是箱子里边有很多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这是一本政论性杂志，主要是分析国共内战的形势，以批评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为主。我当时还是小学六年级。而我对留下来的这几十本杂志，很有兴趣地把它们读完了。这可能是我后来政治意识的一个启蒙。 　　1948年天津就解放了，我刚好小学毕业。我的堂哥在念中学时，参加了当时地下的民主青年联盟，这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天津一解放他就参加革命了，叫南下工作团，一直跟部队进了广州。 　　弃学从军 　　我毕业以后在天津市立第一中学念书。到了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那时我是初中二年级只念了一个月，我决定参军。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让我的下一代再成为国难孤儿，我要把侵略者挡在国门之外。我记得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投笔从军去，铁血咏史诗。我就是要用铁和血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我马上报名，很快就批准了。让我去一个学无线电的军校培训，正式入伍需要等一个月。我伯父很紧张，因为我是独子，如果我在参军之后牺牲了，就没法给我妈妈交代，就写信给我妈妈。 　　叫我妈妈连续打了三次电报，先说她有病入院，后来说病重病危，要我回去看她。当时我很犹豫，我很担心回去回不来了。我伯父就讲，你要为你父亲报仇，我们支持，但是你妈妈病了，你哪怕回去看她一眼也好。我说我回不来怎么办？他说我给你回程的路费，你看完母亲自己买车票就可以回来了。 　　我相信伯父的话，回到广州，我妈妈根本没有病。到第二天起来，我发现我的钱给我妈妈偷掉了。我当时就跟我妈妈吵起来。我妈妈就说，如果你一定要参军，我就要跟你脱离母子关系。 　　我这个人的性格很叛逆，当时就说脱离就脱离。马上跑回家乡槎头，找土改队，叫他给我路费回天津。我说我已经是参军了的，你们应该给我路费回去。土改队长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钱。你要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村正在扩军，你来领个头不是更好吗？我想反正也一样，就同意了。 　　他马上要现填报名表。其实左方不是我的真名，我的真名是黄克骥。我填表的时候，我就说我妈妈已跟我脱离关系，我也不姓黄了，我跟我的堂哥姓，我堂哥参加地下民主青年联盟的时候改名叫左文。我要改姓左。但叫什么名好呢？刚好土改队长桌上有一张《南方日报》，他就指着这个方字，你就叫左方吧。我说好，就叫左方。左方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杀人训练 　　大概有一个月，就到部队去了。那时我还没满16岁。参加的部队叫珠江军分区独立16团，是个边防部队，主要是守卫澳门和香港边防线，同时负责剿匪反霸。我们这个连叫做警卫通讯连，负责警卫工作和通讯工作，同时也负责镇压反革命。 　　我进了连队，就专门受过怎么样枪毙犯人这种训练。要打在犯人背后的左侧，说穿心过肺一枪就可以毙命。那时正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判死刑的权下放至县团级。我们的团长政委就可以判犯人的死刑。 　　当时我们连负责枪决的人相当多，差不多三两天就枪毙一个，对我们来说等于是轮值日一样，枪手轮到谁就是谁当。一次轮到我，押赴刑场的时候，我拿着一支三八枪在犯人的后面，我还不觉得害怕。但是部队有规矩，临到刑场就吹号，一吹号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 　　连长看到我手也抖脸也青了，就过来问我：小鬼你怕了？没想到犯人很镇静，他回过头来跟我讲：小同志，打好点，今生报答不了你，来生报答你。他这么一说我怕得更厉害了。 　　在刑场，连长将我的枪接过去，然后把他的手枪给了我，他说我先打，你来补枪。连长可能有意不打死他，将倒下的犯人翻过来叫我补枪。我看到血从他的脖子那里直冒出来。他可能声带断了，只是张大嘴喊，没有声音。我慌得很。连长说，你再不开枪我就毙掉你。我就闭上眼睛大概打了六枪。我也不知道打在哪里。 　　回来之后，我觉得好象是大病一场虚脱的样子，晚饭也没吃。有一个调皮的战友在天台上喊我：左方，上来有好东西看。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跑上去，原来我枪毙的那个犯人就住在我们住的老百姓的民房隔壁。他老婆把他的尸体摆在院子里，帮他洗血，用棉花塞枪洞，我一看就更加怕得很。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站岗的。睡我旁边的一个老兵，他对我说，今天晚上叫你起床的时候，你叫醒我，我替你站岗。我当时很口硬说：不喊。但是后来带班把我叫醒了之后走了，我要独自出去，出了门没走几步，觉得到处都黑洞洞的，马上就退回房间。我把子弹也推上膛，刺刀也上了，但是走不了多少步，又觉得很恐惧，又退回营房。 　　只好把这个老兵叫醒，让他带我站了这个岗。明天全连都知道我在晚上不敢站岗。我这个人在连队很活跃，大家说我有点小英雄主义。所以，这时候大家都拿我来取笑，我当时就很生气地去找指导员。我说下一次再有一个，再要我枪毙一个，我说大家都在笑我。 　　当时连指导员跟我说，你昨天枪毙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是有七条命案的。如果这七条命案是你的父母、兄弟，我想你拿刀宰了他都敢。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人民的血债就是我们的血债。我们要为人民讨还血债。到晚上晚点名时，没想到指导员表扬我，叫大家不许再跟我开玩笑。 　　除了这个，我在部队也参加过土改，和当地农民一起批斗地主，也跟农民“三同”过睡在一张床。1962年，我们这个团就奉命调到朝鲜去。入朝前，大练兵一个月。每个人打了三颗子弹，扔了两颗手榴弹，一个是中式的，有一个是美式的。 　　当我们扔美式手榴弹的时候，许多老兵就私底下议论，可能我们要到朝鲜去了，不然为什么要我们学扔美国的手榴弹？美国手榴弹是一个鹅蛋型的，我们是有柄的。还拉了一个炸药包，学会了炸碉堡和挖防空壕，接着练急行军。 　　第一次是80里，然后90里，100里，接着就宣布我们这个团要到朝鲜去。我记得宣布的那一天，整个连大部分的战士都哭了。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连。除排长以下的都是从国民党解放过来的兵，他们都没有文化，和日本鬼子和解放军都打过仗，他们很害怕美国。 　　我当时年轻气盛就骂他们，当兵就是打仗嘛，有什么好哭的？他们不吃饭，我说你们不吃，我一个人吃。他们就讥讽我，说你别在这里吹牛，真正到了朝鲜，你没听到机关枪响，只听到炮响就要撒尿了。 　　宣布赴朝第二天就出了两个事，一个是有一个逃兵给抓回来，在全团大会中枪决了。另外有一个老兵晚上拿着一个手榴弹想强奸一个女孩，他把手榴弹的环扣在手上吓唬那个女的，那个女孩也不懂手榴弹性能就跟他抢，结果拉响了，两人都被炸死了。出了这两个事整个团都静下来了。 　　接着就坐着一列军车去朝鲜了。这是一种货运列车，我们都是打开铺盖睡在车厢里。但是那时候大家都跟平常一样，打扑克开玩笑，好象没有当时宣布赴朝时的那种气氛了，情绪都是很好的。我们都不用煮饭，到吃饭的时候列车在站上一停，老百姓就送饭送菜来，敲锣打鼓送慰问袋。那时候战友们情绪还是很高的。 　　到了安东，现在叫丹东，部队住下来后，我就看到很多伤兵从朝鲜那边运过来，有些是炸了腿，炸了手，用个白布盖着，布都是红的。我这个时候才真正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心里边也开始惧怕了，晚上还发过恶梦。但是赴朝作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待命秀才 　　不久，部队就过江了，过江前一天宣布我留下待命。我问连长留下待命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欢送我们过江之后，回到营房就有人会来接收你。我就看着部队过江，回营房果然有人在那里把我接到另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百多小青年，都是有初中学历的，我们一打听，据说中央军委有指示，说一个连有初中学历的不许超过五六个人。可能我们连超过了所以将我留下来。在1950年，初中生是很宝贵的，被称为小秀才，小知识分子，很快就给我们体检。 　　体检之后，我们都分配了，有海军的，有坦克兵的，有高射炮兵的，有空军的，我被分配到空军到航空第七预备总队学文化。要求我们学一年学完代数、三角、几何，和物理的力学和电学，还有部分化学课程，根据学飞行的需要，这些课程要达到高中毕业水平，这是一种速成的学习。 　　我到第七预备总队不久，接到在朝鲜的连长来信，说我们的部队已经减员了一半以上，大家都很勇敢，主要是死在美国的飞机下面。他们知道我现在调到空军，大家都很高兴，希望我赶快学会飞行，去跟美国飞机较量一下。 　　在这一年的学习里面，我是非常拼命的。我毕业时，我大小考试，包括作业，没有得过一个4分，当时是5分制，80分以上就是5分。但是体检，说我的视力有点减退不能飞行，可能我经常晚上到路边看书，结果其他成绩差的同志都分配到九航校学飞行了，我却调到七航校学机械绘图。 　　第一次审查 　　七航校是中国的第一家老航校，在牡丹江。它主要是培养飞行员的，但是办了一个绘图班。学了七八个月就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北京空军司令部。组织部门分配我到训练部的绘图室，报到后，我才知道这个绘图室不是搞机械图的，而是搞美术图的。 　　因为训练部主要是训练战术，绘的图都是怎样跟美国飞机在空中对抗，图下边都是田野、坦克、山地森林。但是我已经去了，他们就分配我跟一个叫张绍良的做助手。给他打底色，他画好我帮他描线条。 　　那个张绍良是没有军籍的文职人员。他在日本长大，是一个油画系讲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出于爱国才从日本回到北京的。那时候他画领袖像维持生活，后来领袖像的印刷品出来了，他就没法生活，空军司令部把他招进训练部绘图室。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艺术喜欢文艺。所以我跟他很合得来。他从日本带来很多世界名画册，他教我怎么欣赏，礼拜天他带我到公园去教我速写。但是过了三个月，空军司令部的组织部门发现搞错了。 　　要我的是空军司令部的翻译出版处，因为翻译出版出的都是从苏联买来的书，书的印刷质量很低，书中的图都是机械图，没有办法再制版，这就需要一个绘图员再重新画。 　　所以，翻译出版处去函七航校，要求派一个优秀的学员到他们那里去，结果他们等来等去怎么没来，后来一查是空军司令部组织部摆乌龙了。他们认为我是绘图班毕业的，刚好训练部有个绘图室，就把我调过去了。这样，我就从训练部转到了翻译出版处。 　　到了翻译出版处之后，我就画机械图了。到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开始时，我还是蛮积极的，但是突然宣布我有现行反革命行为，要关起来审查。我对审查感到莫名其妙，大概审查了三个月，每个月拉我出来斗争四五次，要我交代反革命行为。 　　我当然接受不了这样的审查，硬跟他们争，因而有人动手打了我，踢了我。三个月后的一天，在斗争会我看见有两个不是我们处的人，好象是上级单位派来的军官。这天他们斗得特别猛烈，斗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那两个人拿出一张照片来，问这是你跟张绍良合照的照片吗？我说是。在哪里？我说在北海。几个人去的？我说只是我跟他。他说你们两人去，怎么有你们的合照？我说先他帮我照，我帮他照，照到最后一张了，他说我们来一个合影，请北海路过的人帮我们按一下快门。他们说你一定要交出这个人，我说我没法交。 　　但是很奇怪，从这一次以后就没再斗我了。但是还是关起来，不过允许我看书，礼拜六还有人陪同我去看电影。直到一年之后，才宣布搞错了。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是因为张绍良对空军训练部的一个副部长讲了一句话引起的，那个副部长是第一个起义到延安的国民党飞行员。 　　他的二哥还在国民党空军，在台湾。张绍良是从国外回来的，不太懂中国的政治，他有一次跟副部长讲，你想不想和你哥联系？我可以帮你。那个副部长当时也觉得他是好意，就说他当他的国民党，我当我的共产党，我跟他联系干什么？ 　　肃反运动时，敌情观念提高了，都要揭发敌情，他想起这个事，就揭发出来。事情一揭发问题就大了，成了他要策反我们的一个副部长，马上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可能他是抓到军法处，经七打八打的，他一会儿说他是日本特务，一会儿说他是台湾特务，后来追问他有没有发展关系，他就说发展了我。 　　有什么证明？他说我把航校很多情况对他讲了。国民党派一个人到北海和我们去接头。其实军法处的那个人早就清楚审查我是一个错案。他来见我一次之后就交代单位领导，不要再斗我。但是因为张绍良的专案是国防部管的专案，所以必须把他的问题搞清，我才能够解放。 　　这次审查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读了大量的书。我从小就很喜欢西方文学。特别到了空军司令部工作，过的是机关生活，有星期天，下班时间都是自己的。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是在北京图书馆度过的。我买几个面包，拿军用水壶装一壶开水，就从他们10点钟开门，一直晚上10点钟关门，都在里面读书。走的时候借两本书，礼拜天还。我特别喜爱俄罗斯文学，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名著也很喜欢，三年内我读的世界文学名著有一百多本以上。 　　应该说西方文学给我的影响是比较深的。这些书我当时是作为小说来看的，是一种爱好。但是书中人性跟人道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思想底色。 　　初恋的打击 　　审查结束之后，跟我同时毕业的都授予中尉军衔，按部队的规定我们在航校学的时候是正班级，毕业分配之后就是正排级，等于少尉。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部队要搞军衔制，全军冻结调整级别。所以我还是正班级。 　　到了两年之后，部队授军衔了，他们原应是正排，误了两年多，应该是提副连级，都授中尉，但是因为我在授衔时还在审查中，所以就没有军衔。这时候领导就跟我讲，那就委屈你授个上士军衔，三年之后给你补偿提拔你当上尉军官。 　　在空军司令部内，凡坐办公室的，全都是军官，唯独我是个上士，这个对我的刺激很大。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一个初恋女朋友后来和我分手了。因为当时审查我的时候，是可以向外通信的，但是所有收到的信和我发出的信，都要经过专案组看过。当然我和我妈妈通信就无所谓。但是和女友通信，我不想让人家拆。 　　我的女朋友是我小时候的同学，当时在一个小学里面当教师，我不许对外泄露受政治审查，所以我就告诉她我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不能通信，所以你也不要给我写信，我完成任务之前也不会给你写信了。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闹三两个月问题就解决，没想到拖了一年。 　　宣布我问题平反了之后，我就给这个女朋友写信，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她马上就给我回信，也诉说了她对我这一年的思念之情。但是以后我连续给她写信都没接到她的回信。 　　我就有点奇怪了，向领导要求探亲。领导知道冤枉了我，马上批准我20天探亲假，我就写信给这个女朋友，这是1956年夏天，问她什么时候放暑假，她回信告诉我放假日期，并说她一定要到车站去迎接自己心爱人的归来。但是我到了广州火车站以后没见到人。回到家里等了两天也没见着人我就奇怪了。 　　我跑到她所在的学校，我以为她学校里面肯定有什么事因而不能出来。她学校领导说她去区里面办的一个普通话学习班。我说是你们学校要她去的吗？该领导说不是，是她自己临时要求去的，我觉得她在逃避我，因而感到很奇怪。赶紧赶到区里面去。 　　刚好他们下课，她见到我就借了一个碗打了两碗饭，带我到田头坐下来。我问她为什么要躲开我？她就哭。我问她是不是另外爱上别人了，她也不说话就使劲哭。我说你如果还爱我，你就点一个头，不爱我就摇一个头，我不是缠住你不放的那种人，只要你摇个头我马上离开。 　　但是她头不肯点也不肯摇只在哭，一直哭了两个小时。我听他们学习班打钟了，就送她回学习班，找了一辆载客自行车，坐车尾赶回槎头。我就问我们的好朋友，究竟她出了什么事没有。那个朋友告诉我，最近解放军在槎头办了一个转业军人培训班。 　　有一个贵州的营教导员安排住在我的女朋友家。可能她礼拜天回家和他认识了，这个朋友告诉我说，听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了。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她没跟我讲过一句话，我现在也不知道原因。但是按我的猜想，很可能是她回家的时候，见到了那位营教导员，那个营教导员见她又年轻又有文化长得也很漂亮，就向她求婚。 　　她可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在空军司令部，不过他现在在执行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已经有一年没通信了。可能那位营教导员对她说现在和平时期哪有什么任务一年不能通信的呢？人家已经到了北京，在空军司令部工作，哪里会要你这样的一个农村女教师呢？ 　　本来可能她也有这种疑虑，所以就答应了那个军人，可能在结婚报告上签名不久就接了我的信，所以就回了我的信，同时找这个营教导员想收回她的承诺，那个教导员肯定不肯放手，她在两难当中就一直没有给我回第二封信。 　　后来知道我要回来探亲，所以她又第二次找这位营教导员要收回她的承诺，所以回信要到车站接我，那时候营教导员就采用了很强硬的手段了，可能出动组织的名义，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组织上已安排你们回贵州，工作都安排了，不能再有变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就哭着跟我分手。这个事情对我思想打击很大。我没等20天探亲假满，就提前返回部队。 　　报考北大 　　我把分手的事告诉了我妈妈，我陪我妈两天，就乘火车返回部队，我对我妈说明年夏天我就复员，我不在部队干了。我回到部队后马上给领导送了申请复员的报告。当时领导还不太在意，以为我是因失恋闹情绪。 　　确实我那时很苦闷。有一天晚上，我在街上闲逛看到有一个老人在街上摆一些油印的东西。我就上前拿来看，问他那是什么东西。他说是高考试题，我说高考试题都可以卖的吗？他回答说高考过后试题就可以公开，前三年的高考试题都有。如果你们军人考大学，还不用考外语和数学，只考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后来我说好吧，四年我都买了。我回来一看这些试题，我答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不难。 　　我去新华书店把所有高中这四门课程的书都买来，卖书的人说你想考大学吗？我说是。他说我们这里还有一种教学参考书，是内部发行的，如果你买可以卖给你。这是教育部发给老师参考的标准讲义，我全买了。我就来了一个开卷答题，答完以后我就给一个俄语翻译看，他是北大俄语系毕业的。 　　他第二天告诉我，你水平那么高为何不考高考？就凭你这个考卷可以进北大。我说此言当真？他说我保证。我说我是开卷的，他说开卷的那怎么算数。我说不过就是二三十本书，我将它读完了不就可以闭卷了吗？他说哪有那么简单。 　　我就开始进入高考的准备。我知道每年部队的复员时间大概是第二年4月份，我还有8个月时间。我就先用三个月业余时间，以快读的办法把20多本书读一遍，然后用5个月再细读一遍，果然明年4月份就复员了，我到广州刚好是五一，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我再重点地看一遍，就参加高考了，没想到果然就考进北大了。收到录取通知书是1957年的8月末。 　　黄金岁月 　　我们进北大报到的时候，学校给我们一本右派言论集，全校已开展反右派了。但是我读到谭天荣写的十一株“大毒草”、林希翎这个大右派讲的话，沈泽宜、张元勋写的《是时候了》的诗，简直热血沸腾。这不是思想判断，是一种本能的共鸣。我觉得只要是一种有热血的人，我想读到这些都会激动的。我心想坏了，好在我晚点来，否则我肯定站到他们这队伍里面去了。大学的教材我全扔了，只有这本右派言论集至今珍藏着。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突然间学校广播，要大家起来斗右派。我们跑到北大的大饭堂，原来有几个右派学生跑到天津，想通过塘沽港外逃，给抓回来拉回北大批斗。这时候大家都在喊口号，我也在喊口号，但是我的心里是流泪的，觉得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抓他们的人强行要他们低头，他们却倔强地在喊口号。这是我进北大后一种最初的心态。 　　北大给我有很深的影响。虽然我入学的时候北大已经反右了，但是北大好的传统还是保留着的。当时还是马寅初当校长，我们读到四年级的时候他才离开的。我最怀念北大有几个很特殊的东西，一个是北大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它的大门没有守卫的，所有课室的门也都是打开的，特别是名教授的课，大家去那里上课像去戏院看戏一样，找个座位坐下来就是了，有很多外来我们不认识的人。 　　第一个学期我学俄语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时间，结果还是没及格。虽然是从字母学起，但是人家在高中时学了三年，我怎么赶得上，我找系领导要求免修。当时他吓唬我，说我们北大要求学两门外语，如果你不修两门外语是不能发毕业证书给你的。我说我可以不要，因为我知道我反正我的档案写明在北大读了五年。单位看你的本事而不是看你的毕业证书。 　　由于我当过七年兵，跟那些从高中学校出来的同学相比，我的优势是社会知识广，劣势是受过初中一年级的教育，在许多基础课上，我是没法跟那些同学比的。 　　但我知道将来工作对我最有用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毕业以后，不可能留在大学或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好在北大不考勤，许多为将来做学术研究用的基础课我都不去上。 　　我知道北大最宝贵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大师级的教授。如果我离开北大，恐怕连见一下这些老师都困难。第二个是北大的图书仅次于北京图书馆。所以我比那些同学更懂得利用这个东西。 　　我对北大中文系里面的大师级教授讲的课，像吴组缃先生，游国恩先生，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王瑶先生，林庚先生，还有王季思先生，王季思是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中大和北大交换教授，他给我们年级教了一年课，他们都是一级的大师。 　　对他们的课，我是很认真听的。由于我免修外语，还罢上许多专业基础课，因而就有大量时间到外系去听课，我跑到哲学系听了两年冯友兰老师讲《中国思想史》，我到西语系听朱光潜先生讲了一年的《西方美学史》，听他讲了一年的《美学概论》，我听了翦伯赞老师讲两年的中国通史，我还修了康德的专题和黑格尔的专题。这些中文系其他的同学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是按学校安排课程学习的。 　　因为北大是从来不考勤的，北大是没有作业的。北大每年的考试只需考两门主课，所以我只是听文学史、文艺理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这些主课。这样的话，在北大，我确实学了很多东西。我对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特别感兴趣，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书有中译本的我都读了。 　　北大没有自修课，下课自己找个阅览室，有很多阅览室。星期天往往我们要提前起床，才能找到一个座位。那一代北大的学生是很用功的。北大在学术上没禁区。北大的老师跟同学是能够互相争论的，考题不按老师讲的答，只要言之成理，也能得高分。北大当时那种环境，应该说对我后来是有深刻的影响的。 　　应该说我在北大这些年，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我在北大五年几乎没有空过礼拜天。北大还有一个传统，北大无禁书。我知道很多我离开北大不能看的书，我就拼命去读。包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有原版的《金瓶梅》我都是在北大读的。 　　北大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每年的校庆都有很多讲座。学校会发给我们一个讲座专题本，各系的有名教授都会拿出他们新的研究成果，下午四点钟以后，我们喜欢哪个专题就去哪个课室听。这样，我也去听物理系，也去听生物系老师讲的专题讲座，对扩大我的知识面很有好处的。应该说我在北大还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对于我为什么要考中文系。其实我刚开始当兵的时候就喜欢写诗。我的诗当然没地方发表，但是我把自己的日记本作为诗集。我把胡风分子阿垅的诗论读了很多遍，很爱诗。 　　50年代曾经有朱光潜、李泽厚和蔡仪等美学家开展的一场美学大辩论。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几乎所有这次美学大辩论的文章，我在部队时都看了，这又让我对美学和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选择中文系其实就是一种爱好。对于职业的问题，我们这代人从来不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党派到哪里就到哪里，绝对地服从分配，我们根本不会想，我以后要做什么，反正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我要学什么，主要是凭我个人的爱好去学。 　　在北大后期我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给我后来最大的一个影响，使我从原来对右派这些人的敬佩，转变为一个满脑子乌托邦思想的激进的极左青年，主要是通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九评》是很有煽动力的，报上每发一篇，组织大家讨论学习，然后又再发一篇。 　　《九评》对我的思想影响很深。也可以说通过《九评》的学习，我完全接纳了很左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对反防修的理论，可以说我完全被“九评”洗脑子。 　　我们毕业那年是1962年，困难时期分配也困难，所以学校是先放暑假，后回来再接受分配，暑假我就回到广州来了。 　　一稿成名 　　我的堂哥左文是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他有一次去参加舞会，《南方日报》的副总编辑杨梵也去了，我堂哥问他，你们《南方日报》要不要人。 　　他说我们很需要人，特别需要编文艺副刊的。因为中山大学今年从四年制改五年制，没有毕业生。我堂哥说他有一个弟弟，正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你们要不要？他说那好极了，叫我明天就去《南方日报》跟他们的人事部门谈。 　　人事部门马上同意写信到北京要我，就这样调到《南方日报》工作，任文艺副刊编辑。因为从反右的时候，《南方日报》已经停止了文艺副刊了，这个时候才复刊一年，我分配的部门叫理论文艺副刊部，黄每是主编。 　　部门分三块，一块是文艺副刊，一个礼拜出两期。还有《党的生活》，是理论性的。《星期六》刊登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我是属于文艺副刊这一块，受关振东领导。 　　我在北大我是重点学文艺批评，我工作不久，全国开展文艺大批判，我正英雄有用武之地，我写了很多文艺大批判文章。批《苦斗》、《三家巷》我发表整版的文章，批周炳这个形象，所以当时报社很看中我。那时候我可以说如鱼得水。 　　为了配合全国形势专门成立一个文艺大批判组，让我当组长。除开两周出两期文艺副刊，专门做一期文艺批判版，由我主持。但是我总觉得已经进了报社了，就是一个新闻人，我应该懂得写新闻。所以我向黄每要求去采访。 　　后来，黄每告诉我，省里面通知《南方日报》要采访南海县一个女生产队长，她叫左凤。是佛山地委新发现的一个学毛著先进分子，曾经在三级干部会上做了一个讲用报告。佛山的毛著一下子卖空了，很震动，省里要《南方日报》派人去采访她，黄每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到了南海县委，就问有没有录音，他说有，但是记成文字后就洗掉了，当时是使用那种圆盘录音机，他们把记录稿给我看。 　　我一看，讲话根本没有提到学毛著，都是忆苦思甜的东西。我就不相信这样的一个讲话能够震动大会把佛山的毛著卖光？我跑去新华书店，我看到书架上这些毛著封满灰尘，我问店员有没有人最近抢购毛著，他们说没有。 　　我认为这个左凤肯定是假新闻，我回到县委就把背包背起来走，马上就返回广州，准备告诉领导左凤的新闻是假的。到汽车总站，刚好管《党的生活》的副主编饶子持从一辆汽车上下来。 　　他问我怎么回事？不是来采访，怎么又跑回去。我就告诉他，饶子持说你回去肯定要挨批的，人家是佛山地委定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你人都不见也不调查研究，就回去说是假的。 　　我听后确实觉得自己不对头，就赶紧背着背包，直接下到生产队去，见到左凤。她大概是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她一听我叫左方，兴奋地说我从八九岁以后就没有见过姓左的人。 　　连忙把她六个孩子叫过来让孩子们叫我舅父，一定要留我在她家住，我本不姓左，因此觉得很有趣，就在她家住下来，晚上跟她聊起来。她讲她是个孤儿，后来是南海一个老太婆收养了她，这个老太婆是编竹篮子为生的也很穷。 　　十五岁就把她嫁了，丈夫也非常穷，她生第一个小孩后几天就下田，生孩子前一天还在下田。我问她你为什么六个孩子还要当什么生产队长？人家都不愿意当干部了。她说就是因为人家不肯当我才当。 　　她跟我讲她的丈夫合作化的时候是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在大队当治保主任，四清运动时，把这些大队干部斗得很厉害，她丈夫得了神经病回到村里。她村里的生产队长也不干了，快立夏了都没有人下田。 　　她说我的丈夫有神经病，我有六个孩子，如果大家都不种田，我怎么养活一家人？她找了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女的。 　　她当队长，她的朋友当副队长，就把村里面的生产搞起来了，这一年取得大丰收。所以她说你说吃亏吧，如果将解放前和解放后比，我觉得我没有吃亏，如果将单干和合作社比，我没有吃亏。 　　因为我孩子多，当时还有老人，到了成立人民公社我也没有吃亏。她说如果现在大家都躺下不干，这才是吃大亏了，人家有本事的都跑到外面搞副业赚钱，像我这样有一个有病的丈夫，带着六个孩子我怎么办？所以我就挺身而出当生产队长，不管多苦我都要干。 　　那我觉得她谈的话挺有意思的，我问你学过毛著没有？学什么文章？她说学老三篇，我说老三篇是什么？她说有一个什么张思德，有一个外国人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还有一个叫雷锋，我一听笑了，我说谁教你学毛著的？ 　　她说我的大儿子给我念过，我觉得报道她学毛著是不真实的。她这个经历很有普遍意义，我就以究竟当干部吃不吃亏的主题，写了一篇通讯。我当时把这个通讯交给主编黄每心里面还是很怕，因为我私自改变主题。 　　人家叫你写学毛著积极分子，你却写这样一篇东西。后来过了两天，黄每告诉我，黄文俞看了很赞扬你这篇文章。他决定在明天的一版头条刊登，而且他自己给你配一篇短评。 　　文章登出来了之后，过了一天黄每告诉我赵紫阳打电话来了，说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创刊以来最好的一篇文章。而且要全广东都要学左凤，所有传媒要宣传左凤三个月，赵紫阳的指示下来，全省传媒连续都在那里报道左凤，后来还把左凤封为佛山地委副主任，成了个有名无实的大官。 　　我也因为这篇报道成了广东年轻的名记者。我知道并不是我这篇稿写得多么好，而是四清运动后许多基层干部都躺倒不干了，我的报道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一段时间我是很得意的，大家也都赞赏我。所以工作也非常积极，但是我主要的业余爱好还是读西方世界名著。 　　候选接班人 　　文艺大批判的火越烧越旺，中央指示广东要批欧阳山。当时陶铸要对《三家巷》、《苦斗》拿出一篇定性文章。为此指示组织四个大批判组。 　　省委文艺处成立一个大批判组，《羊城晚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中山大学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的批判组是黄文俞当组长，组员都是处以上干部，只有我是一个普通编辑。而陶铸交代四个批判组的研究结论都要向黄文俞汇报，最后由黄文俞亲自执笔写那篇定性文章。 　　黄文俞把全组人带到佛山记者站躲起来，专门研究《三家巷》、《苦斗》，晚上黄文俞叫我到他的房间。问起我在北大读书的一些情况，我讲了我听过朱光潜、冯友兰老师的课。 　　他很感兴趣，黄文俞告诉我他对文艺评论非常感兴趣，抗战前在香港以写文艺评论为生的。他和他哥住在隔壁房间，有一个地下党员劝他哥入党，他哥不肯入，他跑过去说，他不入我入。 　　就这样他就入了党，抗日的时候调到东江纵队当宣传科长。解放广州他就当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后来当中南局宣传部长的是王匡是社长，一年半后，他就调到《南方日报》当总编辑。 　　他对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特别对1956年美学大辩论时朱光潜的美学观点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他已经多年没有找到一个就美学问题的谈话对手了。 　　回来之后，我就下去阳江县搞四清，我没想回来之后，关振东偷偷告诉我省委要求《南方日报》要提出两个接班人。第一线的接班人，黄文俞提黄每，黄每同志是一个杂文家，当接班人理所当然。第二线的接班人居然提我。 　　当时有人说，左方才毕业三年，怎么提他接班人呢？黄文俞说不是三年了，他有七年军龄，按照规定他们调干生大学五年是算工龄的，那十二年，加上来报社三年就十五年了。提接班人也不是马上接，到接班的时候都有二十多年的工龄，怎么不能接班？就把我的名字报给省委组织部。 　　批欧阳山和秦牧 　　1966年文革开始了，省委把我要去省委大批判组，当时中央给广东的任务是批欧阳山跟批秦牧。我在大批判组里是批判秦牧小组的组长。当时领导我们这个大批判组的是宣传部的部长陈越平。我第一篇文章是批秦牧的《艺海拾贝》，写了一个版。 　　文章很快就通过了，陈越平很满意，但是对批欧阳山这个小组就不满意，说他们没有激情。当时省作协在政法学校集中搞批判。他们就去省作协参加批欧阳山，以增加点激情，可是到会场发现他们都是一人一杯茶，在那里聊天。他们后来跟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商量，要求联合批一次欧阳山。 　　仇志杰同意了，欧阳山批判组由罗源文和黄树森负责，他们来找我，要我们也去批欧阳山，当时们两个组都有一批大学生。到了出发的时候，那些大学生就拿出一顶高帽来。 　　罗源文说我是省委的干部，你们搞武斗我不去了。而学生则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斗你管得着吗？罗源文是主持人，他不去那怎么办？ 　　黄树森对我说，我也不方便主持，但是我去，是不是由你来主持。我说好吧，但是我跟那些学生讲好，不能随便给人家带高帽，除非欧阳山非常顽固你们才戴，你们要听我的，我一拍桌子你们就戴，我不拍桌子你们不许戴。 　　结果我们一去到那里，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是个青年女作家，她一看我们戴着高帽去，就说你们这样搞我们不参加。我说我们干革命还要你批准吗？你们不参加我们自己斗。 　　我们就把欧阳山拉来了，开初我们一直让他坐在椅子上。后来我问欧阳山，你写的《三家巷》、《苦斗》总题目为《一代风流》，你是要篡改历史，你要交代你是怎么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他说，我怎么会反对毛泽东思想，我是在延安亲自听毛主席讲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后来根据主席的讲话精神，深入下乡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毛主席认为很好，还专门请我到他家吃了一顿饭。 　　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还在那里表扬自己。我无意识地拍了一下桌子，我没想这些学生以为我给他们发信号，马上就把欧阳山压在地下让他跪着，给他戴上了高帽，欧阳山很胖。跪了不到两分钟就趴在地下。我这个时候知道坏了，窗户外面作家们都在探头看我们。 　　所以我过了一会儿说，你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可以让你再坐回椅子上，我就把他扶回椅子上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个杂文家曾经写文章，说我是广东文艺界最左的，第一个把欧阳山打倒在地上，实际内幕就是如此。 　　我写的批秦牧的第一篇文章是要送给赵紫阳审的。当时赵紫阳在湛江开三级干部会，陈越平叫我坐飞机到湛江去，我去了见到赵紫阳。赵紫阳就叫他的秘书带这个记者去饭堂，叫师傅给他煮一碗瘦肉面再给他加两个鸡蛋。赵紫阳这个人做事还是蛮细心的。我吃完面回来了见赵紫阳带着两个秘书在那里对语录。 　　我说赵书记你不用对了，这些语录我们反复对过。赵紫阳望也不望我睬也不睬我，继续对语录，对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看来赵紫阳并不关心批秦牧的内容，而是关心语录是否有错，那是政治问题。 　　他签了字，批示可发，他告诉我有一架专机送你回广州，你告诉黄文俞文章明天就见报，要放在一版。走时没有想到赵紫阳跟着我出来，我以为他送我，我就说赵书记不要客气了，不要送了。 　　赵紫阳的性格不外露，他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后来送到院子门口了，我说赵书记您请回吧，他还是说没事儿，没事儿。他一直送出来，我这样一个小记者怎么能让赵书记送。在路上我又说赵书记你请回吧，你这样送我我不好意思。 　　赵照旧说，没事儿，走走，到了院子大门时我才知道，原来区梦觉先回去。区梦觉是大革命时代的革命老同志，赵紫阳一直称她区大姐，原来他是送区大姐。我这时的脸就要红到脖子上了，是表错了情。 　　揭发陶铸 　　批秦牧《艺海拾贝》的文章就登出后，陈越平给我第二个任务，是写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是秦牧在大鸣大放时期写的文章。一天我在饭堂吃饭的时候罗源文跟我讲，你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陶铸有一个讲话，比秦牧的文章反动一百倍，我说什么讲话那么厉害？ 　　他说是全国话剧、歌剧工作者会议的一次讲话，我说这个讲话陶铸收在他的文集《松树的风格》上，我看过没有多么大的问题。 　　他说出书时是删节过的，现在省委想毁掉讲话原文，要把这个讲话的原文收回，我们文艺处有一份，到明天就要交回，你敢不敢看。我说我怎么不敢看呢？我是你敢不敢给我看的问题。 　　他说给你看可以，但是你明天一早必须给回我，我晚上连续把陶铸这个讲话看了三遍。按照我那时那种左的观念，搞大批判的观念，确实认为他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知识分子政策是对立得很厉害，确实是棵大毒草。 　　星期六回《南方日报》我的宿舍，和我同房的叫黄衍辉，我就把陶铸的讲话内容告诉他，他说现在陶铸已经是中央第四把手。 　　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你要赶紧把这个事儿写信报告毛主席。我说广东是陶铸的基地啊，如果万一这个事情泄露出来是要杀头的。他说你就怕丢脑袋，不怕中国变颜色，要杀头我陪你，你来写我也签一个名。 　　我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从邮局寄一封信给毛主席能够寄得出去吗？我想没有出广东这个信就落到广东省委手上了。他说不要紧，我认识广东省委一个机要交通员，你写好之后，我就让他插在省委给毛主席的文件里面去，那就保证能到主席手上。 　　我把信写好后他交给机要交通员，这个机要交通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黄衍辉采访过他，跟他交上了很深的朋友，那个机要交通员说，省委没有直接给毛主席的文件，只有给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 　　他建议我们改成两份，一份给江青一份给林彪。我们就把这个信重新抄了两份送出去。这事是后来我陷进文革的一个源头。 　　巴黎公社梦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我当时很震动觉得究竟怎么回事？也觉得姚文元上纲上线那么高，而且吴晗是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也是一个著名的明史学者。当时，黄每传达黄文俞的指示，要我们部研究究竟《南方日报》要不要转载？我出了一个主意，我说转载也不好，不转载也不好，我建议删节转载。不管怎么样，将来说是批错了，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有保留的。如果批对了，我还是转载了。他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党的十一中全会公布刘少奇、邓小平退到后边去了，陶铸上去成了四号人物。 　　这个时候我正是在省委大批判组，我看到这公布之后，、突然间觉得自己大彻大悟了。我觉得这次不是一般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我觉得过去我们整天讲共产主义，实际上还是个等级的体制社会。如果要反对修正主义必须要砸烂这个体制，要在中国搞巴黎公社。 　　我赶紧回房间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找来重新看，越看越激动。觉得以后中国所有官员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老百姓也有罢免权，而且官员们的工资不能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所以只有真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会去当官。我觉得中国有希望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了。这是我对文革的最初一种认识。 　　一天我到华南工学院去看大字报，看到有一张叫高翔的学生贴的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北京的来信》，他贴的这封信是他在北京念书的妹妹写给他的，说当前我们学生不能再让党委做我们的保姆，我们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我看后认为这信的观点是正确的，你不把全国所有的党委砸烂重新组织，怎么能够实现巴黎公社原则呢？ 　　我就马上去见高翔，我们俩人一会面就很谈得来，认为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要踢开各级党委闹革命。但是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再去华工，知道高翔已经被省委关起来了。 　　采访红卫兵 　　后来不久，陈越平关到牛栏里面去了，由省委的秘书长李超来领导我们大批判组。过了不久黄文俞也关到牛栏里面去了，赵紫阳决定李超带一个业务组进《南方日报》。在这之前省委派了个检查组（实际是工作队）管《南方日报》的运动，李超只管报纸。李超走了，大批判组也解散了。我就跟他回《南方日报》。他到了《南方日报》以后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宣传部，让我当红卫兵小组的组长。 　　我就专门负责红卫兵的采访，主要跟红卫兵去抄家。我记得我当时跟第七中学的红卫兵去抄广州市副市长，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家。抄了好多东西，其中里面有很多豪华物品，我见都没有见过的，连卫生间都放有外国的糖，当时我也觉得很气愤，觉得这个人也修得够可以了。 　　这些学生抄完之后，看到他家有一只小猫，把这只小猫给吊起来。后来我跟红卫兵队长讲这样不好，应该把这只小猫放下来，我说你们走后好多老百姓都会来看的，你们这样做对红卫兵的影响不好，这个卫兵队长听后就把小猫放下来了，他们在路上随便拦了一辆车，把抄来的东西搬到车上。 　　他们学校后面是一个天主教堂，他们一下车就各自跑掉。由教堂里面的老师出来清理，这些老师将这些东西搬到教堂里面，分门别类地放好登记，我进教堂里面看，放有很多钱、金条、手表和各种饰物、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