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

[21]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寡头政治的现状，改革一潭死水，得过且过。尚不如有魄力的独裁统治。大陆的已错过了产生蒋经国的历史时机，罗伯斯皮尔 最后的感叹仍将在这片大陆上重复回荡！ 用户： plamone 发表于：2011-7-12 0:55:35 支持 (0) 反对 (0) [20]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其实一句话，就是怕选下去；第二句话就是怕清算，欠债太多。 用户： ztsr 发表于：2011-7-12 0:17:05 支持 (2) 反对 (0) [19]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中共党员票就是8000万，再加上大陆老百姓13亿票肯定投中共，因为中共说执政权是大陆人民选择的。所以13亿票肯定投中共，如此简单就可以统一的方法，中共为什么不敢用呢？ 用户：金手书生 发表于：2011-7-11 16:20:48支持(22) 反对(1) 您真的认为这么简单吗？ 用户： 小端 发表于：2011-7-11 23:23:48 支持 (0) 反对 (0) [18]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祖国只能统一于宪政民主。由大陆和港澳台组成宪政委员会，通过民主立宪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然后根据宪法开展民主竞选，获胜的政党为执政党。具有七千多万党员，执政六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在竞选中获胜，继续执掌政权。中国共产党应该有这个信心！不然的话，就是不自信。 用户： 天竹 发表于：2011-7-11 20:22:10 支持 (9) 反对 (0) [17]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看了，中苏条约才知道为什么要抗美援朝，人多了，要减少，通观全文，袁世凯都不如他们啊！ 用户： 金手书生 发表于：2011-7-11 20:05:39 支持 (4) 反对 (0) [16]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看看后面又发生了什么吧： 《中苏友好同盟特别协定》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并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密切合作，共同防止帝国主义用任何形式上的侵略行为，以及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以建立亚洲新秩序，巩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特在两国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外，缔结特别协定，为此各派全权代表如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派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特派外交部长 安德列．维辛斯基 两全权代表互相校阅证书认为妥善后，同意下述各条： 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为共同防止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共同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兵中国境内，以共同保卫世界和平。 第二条：自缔约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先行划交东北华北海空基地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军事上之部署，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协助进行东南亚的解放事业，以完成亚洲解放大业。 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为国际红军，由红军最高统帅直接指挥。 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负责筹集华工一千万人，协助苏联，共同建设中苏军事设备，以应付帝国主义之侵略行动。 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将华北各口岸开放予苏联永久驻兵，并自由出入，其中包括秦皇岛、海州、烟台、威海卫、青岛、大连。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年底以前增加兵额四百万，以准备帝国主义侵略行动。 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 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公营事业，应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专门人员为顾问。 第九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维埃政府调遣技术人员参加中国各地主要工业的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以优待的「供给制」予以优待。 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商埠，内陆市场，开放予苏联自由通商，并以百分之一的优惠条件为税率。 第十一条：缔约国双方同意，中苏在互惠互利条件下，进行物物互相交换，以建立友好关系。 第十二条：苏维埃联盟政府，有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矿铁原料等特权。其中以锡矿，全年产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应苏维埃联盟，发展重工业，协助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工业化。 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长沙、杭州、九江、芜湖、厦门、汕头、福州等十五都市，划定中心地区，作为苏维埃联盟侨民居留地。 第十四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请求，贷款三万万美元给予中国（贷款支配偿还原则，有贷款协定订明）唯中华人民共和国须将东北华北两地之全部原料产品作为使用抵押，偿还时之原料种类，由苏维埃联盟，视其实际需要而决定之。 第十五条：缔约国双方同意苏联政府，共同管理长春铁路，及沿路两旁五十华里之地区。双方代表所担负的职务如铁路局长，理事主席，顾目前事实需要，须由苏联代表担任，中国代表副之。 第十六条：依前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订立之满洲协定，苏联得继续享受贸易特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以谷物供应苏联政府。 第十七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内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国，由双方共同负责扶助其独立。 第十八条：协定约经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赤塔互换。 第十九条：协定系机密性质，缔约国双方均有义务保守秘密，不得公布。 一九五○年二月十二日订立于莫斯科。共两份，每份均以中文俄文书就，两种文字之条文，均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周恩来（签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安德列．维辛斯基（签名） 用户： 拉西姆哈桑 发表于：2011-7-11 18:08:37 支持 (7) 反对 (0) [15]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维基告诉你： 个人观点 马歇尔：马歇尔认为国共两党因为制宪国大破裂是因为两党之间的彼此互相怀疑和完全的互不信任[42]。 周恩来（文革时期）：文革时期的周恩来认为[43]，中共本来不希望参加多党制的国大，他说 我参加了旧政协开会以后，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刘少奇也在场，毛主席说的很清楚。毛主席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这个精神就把问题说穿了嘛。毛主席还指示，可以在政协会议上签字，表面上说这个政协决定不错。但是刘少奇对党校报告讲的那些东西（今后会印出来）完全是另一种说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亲自可以证明的。刘少奇那个报告我没有听到，现在从文件堆里找出来了。你们听到过吗？后来刘少奇这个报告被高岗抓住了[44]。 蒋匀田：蒋匀田认为国民党因为改组政府的一个名额之争而与中共破裂实在是国民党政治过敏；但是，若制宪国大通过了中共参与制定的政协宪草作为最终宪法，定能使中共回心转意，愿意接受这部宪法。蒋匀田甚至考虑为了让以后的中共女领导人邓颖超顺利参加政府而同意国大代表宋美龄提出的在宪法中增加保障妇女代表名额一条，并获得制宪大会通过[45] 。 梁漱溟：梁漱溟在1949年1月曾评价制宪国大后的国共内战，认为“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中旬（制宪国大）以后，要打内战的是中共，而非国民政府”[46]。 张君劢：张君劢认为，国民党始终认为政协宪草违背了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故他本人在会前极其担忧若中共不参加制宪国大，国民党势必将宪草返回到五五宪草。但国民党最终尊重了政协宪草，在没有中共制约的情况下通过了政协宪草，实在难以置信[47] 用户： 拉西姆哈桑 发表于：2011-7-11 18:07:34 支持 (2) 反对 (0) [14]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这说明1949还不是中国历史的终结，还远远没到下结论的时候，未来谁统一谁还说不定。 ——自在飞花 —————————— 未来民主宪政统一中国，还是可以说得定的。 用户： 有话要说 发表于：2011-7-11 16:58:08 支持 (22) 反对 (0) [13]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回复10楼 你忽悠谁呢，哈哈 用户： suidegg 发表于：2011-7-11 16:55:14 支持 (1) 反对 (0) [12]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目前来看，蒋经国毫无疑问是华人圈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 用户： suidegg 发表于：2011-7-11 16:43:35 支持 (17) 反对 (1) [11]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经国先生就是中华的华盛顿！毛无法和他比，只封建帝王也！ 用户： 金手书生 发表于：2011-7-11 16:22:25 支持 (21) 反对 (1) [10]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只要开党禁统一是很快的，两岸三地老百姓举行大选，选出执政党就可以了，中共不应该怕啊，8000多万党员选票肯定投给你，台湾人口才3000万就算全投给台湾的政党也才3000万票嘛，中共党员票就是8000万，再加上大陆老百姓13亿票肯定投中共，因为中共说执政权是大陆人民选择的。所以13亿票肯定投中共，如此简单就可以统一的方法，中共为什么不敢用呢？ 用户： 金手书生 发表于：2011-7-11 16:20:48 支持 (26) 反对 (1) [9]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世纪伟人蒋经国 回首刚刚过去的20世纪，这100年可谓激荡的百年史。俺们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应走什么样的道路，究竟要往何处去？始终是时代的主题。 虽然自1911年，中国人就创建了共和，但东西南北、明里暗里、高矮胖瘦的称孤道寡者还是前仆后继。其中智商最高的要算袁大头，老袁不仅指示底下人玩命鼓吹帝制的先进性与无比的优越性，还雇请了一个美国博士与一个日本专家专门来论证中国人绝不适合共和体制，帝制才是中国人的最佳选择。可老袁短脖子上顶的头再大，也忽悠不了全部的中国人。蔡锷说：他要为四万万中国人争人格！ 老袁走了，可中国人是否适合来自西方的共和体制？究竟能不能建立起民主宪政？却始终是个问题。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与伟大领袖著名的“窑洞对”似乎使人们看到了曙光，可三十年过去之后，俺们这个国家迎来的是崩溃的边缘。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海峡对岸，就会发现有这么一个人，他打破了黄炎培所讲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那个历史周期律，这个人就是蒋经国先生。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的腾飞，蒋经国先生适时提出了“政治革新”。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台北举行，蒋经国先生以“迈向胜利的新历程”为题致开幕词。他说，国民党政权已经仿佛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肌体生出了许多毛病，必须设法挽救，唯一的办法就是顺应社会变迁和民心潮流，在政治上实行民主革新，以巩固与发展经济和建设成果。随后，蒋经国先生成立了“革新小组”，专门研究“政治革新”的各项内容，确立了六项议题，包括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调整“中央民意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法制化，推动党务革新，进行总统集体接班的部署等等，六项议题得到了蒋经国先生的批准，台湾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式开始。接着1987年7月宣布解除军事戒严（不包括金门、马祖），适当放宽出入境限制，恢复民众集会、游行、罢工等民主权利。1988年1月解除报禁，1989年1月正式开放党禁，允许成立新的政党，同时改善两岸关系，开放到大陆探亲、观光，经贸往来等。2000年国民党把政权和平移交给选举获胜的民进党陈水扁，更是彻底放弃了枪杆子。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先生病逝，终年77岁。 在俺一个普普通通的草民看来，20世纪俺国这激荡的百年史，蒋经国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世纪伟人！他真正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对俺们这个伟大的中华民族幸甚至哉！！！ 那么在这已经到来的21世纪，谁又将会是中华民族的世纪伟人呢？ 俺们拭目以待。。。。。。 胆小草民 08-01-21 用户： 胆小草民 发表于：2011-7-11 15:42:57 支持 (25) 反对 (0) [8]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这说明1949还不是中国历史的终结，还远远没到下结论的时候，未来谁统一谁还说不定。 用户： 自在飞花 发表于：2011-7-11 14:35:25 支持 (21) 反对 (0) [7]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虽然也是长期一党专政 —这一句也要分析。 第一，当时还是实际上的军阀时代，老蒋只不过就是最大的军阀而已。（军阀不是贬义词，是武力强者为统治者的社会现象） 其次他实际上也算开放党禁的了（禁止的是拿枪造反的党派，难道今天就允许？），言论自由和法制建设都有雏形和沿袭。 再说：我们反复攻击的几个“暗杀案件”，却说明老蒋杀人（先算他的）也顾忌舆论和绕开法制，不可独自喊打喊杀几十万人以致几百万人 。 看看1949年以来主流媒体公布的身体死亡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多次运动，再回顾老蒋，你要说他没有“民主法制”的建设，就太冤枉他了。 而且，民主法制的基础就是“个人生命的保障和财产的明确保护”，老蒋一直坚持这样的制度，才可以成就小蒋的突破。 用户： 迷途汉 发表于：2011-7-11 12:56:59 支持 (23) 反对 (0) [6]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伟光正怕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用户： 黄海潮 发表于：2011-7-11 11:34:08 支持 (37) 反对 (0) [5]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三代”与准四代如何评价，确实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和，伟 用户： 黄海潮 发表于：2011-7-11 11:33:32 支持 (12) 反对 (0) [4]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如果把时间的尺度扩大到一百年，肯定是国民党胜利了。 用户： 雪六儿 发表于：2011-7-11 11:31:33 支持 (23) 反对 (0) [3]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六十多年来，真正让中国人民从被奴役的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获得全面的自由，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的，是蒋经国。 这就是中国历史，这就是中国近代史。 用户： 银杏树下 发表于：2011-7-11 11:29:53 支持 (31) 反对 (0) [2]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在历史的检讨中汲取教训，在历史的进程中修正错误，是勇者、智者、仁者的集合体，其伟业不亚于米国的华盛顿。 用户： 一介 发表于：2011-7-11 11:25:01 支持 (20) 反对 (0) [1] 回复：中华伟人蒋经国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期间，虽然也是长期一党专政，但是在建设现代宪政法治国家的道路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战争年代，仍有限度地保障了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初步建立了三权分立、法治国家等现代制度。虽然总体来说，这些民主自由的实践效果大打折扣，但是民主、法治、自由等现代社会核心价值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共识，国民党并没有抛弃这一核心价值信念。 共簹击退国簹，也正是因为这些，多少年以后，领先的的东西优势才体现出来，这样看来，政治家的眼光多重要，政治家没眼光就是屠夫和独裁者。 用户： suidegg 发表于：2011-7-11 10:58:45 支持 (40) 反对 (0) 加载中…

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而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的表述。   2011年5月29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现在，对“一大”与会者照片摆放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中共对历史的新态度。 (CFP/图) 陈独秀的“帽子”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他是“托派”吗?是“汉奸”、“叛徒”吗? 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毅然决策”，还是经历了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复杂过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建设和外交活动，是完全的“独立自主”，还是受到了苏联的重大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前夕开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找到。点进这一官方党史网站的人会发现，不少人物和事件所获得的评价已经和源自旧版教科书的记忆不太一样了。 该网站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一批官方党史著作首次被推向网络，全文免费传播。“现在，网上关于党史的资讯有很多……了解和学习党史就需要分辨真伪，我们这个网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资讯，反映党史研究最新成果。”网站开通仪式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 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   从“险学”到“显学” 作为中共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迄今无法获得一个不再改变的“盖棺定论”。在党90年的历程中，这位被开除党籍的争议人物不断被“戴帽”与“摘帽”，已有七十多年。 1936年10月，《救国时报》发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称“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后来，此说被康生等人引用，在《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媒体著文批判陈独秀，“叛徒”之称也陆续出现。 这两顶帽子直至半个世纪后才被彻底拿掉，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发现，陈独秀不仅没有拿日本人的钱，而且发表了许多抗日言论和主张。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关注释中，“叛徒”的帽子连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评价一同被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研究者发现“汉奸”和“叛徒”之称的谬误，但“文革”的大环境对此按下了消音按钮。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学者曾遭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在当时，陈独秀研究成为一门令人避之不及的“险学”。 甚至，对于陈算不算“党史人物”，也曾有过争议。《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就没有陈独秀的章节，直至出版第51至100卷时，才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51卷的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险学”逐渐转变为显学。1978、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表包括《砸碎枷锁，解放史学》、《打破党史禁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引发强烈反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党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宣传、路线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回学术的广阔天地。 研究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党史“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民间亦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等组织，往日的禁区被不断打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正式将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当时他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这是目前为止中央领导人对陈独秀错误定性的最新说法。 区区几个字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个严重得多的论断，它意味着陈独秀需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换掉这几个字，则是因为党史界已形成共识：陈独秀不能成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来自莫斯科，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与之类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被确定为“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改为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则被修正为“右倾错误”。   尊重历史的面目 近年来官方修订的党史评价不止于早期领导人和建国前的历史事件。 例如，华国锋得到的评价也在发生转变。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这位原中共中央主席得到的篇幅很少，且负面评价较多，仅肯定了其粉碎“四人帮”的功劳。但在新的党史二卷中，华国锋虽然依然被认为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获得的正面评价已经大大增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支持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等。 林彪也有了新评价。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之前被定性为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而党史二卷则在提到“一号命令”时，删去了此种定性。 高、饶“反党联盟”的说法逐渐不再提及，相关表述被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七十年”表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但党史二卷则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结论是：“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在涉及曾经的政敌——国民党的问题上，中共官方亦有新的结论。 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战场的“主体”，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国军领导人蒋介石获得的评价随之改变，他的功劳可以获得公开肯定。 而一贯被视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所获得的赞誉有增无减。毛泽东曾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写道：“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半世纪后，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其定位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共合作关系在“皖南事变”后降至冰点，此事变中共产党方面核心人物项英获得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对项英的评价以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为蓝本，认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在于项英，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绩也被抹杀。而党史一卷则指出，“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他在皖南事变中也不再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进行评价是官方修党史的基调。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决议虽然是“基调”，但在具体内容上并非不可改变。   纪念馆：谨慎中的变化 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博物馆、纪念雕塑等对历史的表述。 在北京五四大街、沙滩北街附近的几百米距离内，有三处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纪念物，它们相继在本世纪的头三年落成或开放。 2001年，雕塑“翻开历史的一页”落成。在这座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和他手书的《沁园春·长沙》，其余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的头像较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还有两位卖国贼的头像——章宗祥、曹汝霖，但没有提及陈独秀。 2002年，北大红楼旧址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身份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中专辟一个房间为陈独秀专题陈列。 2003年，浮雕文化墙“曙光”落成，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首先出现的形象。 “当年，第一座雕塑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学界的意见是雕塑以毛泽东为主体不符合史实，”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业务部陈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的雕塑就比较尊重历史，我们的展览自2002年起也都没有变化过。” 有观察者认为，实际上，两处雕塑落成的时间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对陈独秀的不同展现形式——2002年，党史一卷出版，正式修正对陈独秀的评价，破除了一些禁忌，形成了肯定陈独秀功绩的契机。 南方周末记者大量采访与党史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发现，把握契机，遵照官方评价，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策略。 “2005年，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开馆时正好碰上连战访问大陆的契机，所以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地就开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吴先生说。这家民间博物馆在大陆首设国民党抗日军馆，连战为其题写了馆名。当时，连战说：“三千多万的军民牺牲了生命，不是为哪一个党，是为中华民族牺牲了他的生命。” 杭州中美民间友谊纪念馆曾去美国做过抗战的展览，其中有不少介绍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图片资料，几经争取才将这些内容保留在了角落里。“但胡锦涛公开提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功劳后，第二年口径就松一些了。”纪念馆创始人之一范祝华说，“我们的展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旅美的黄埔军校老兵都来看，非常激动，有的人都哭了，说自己从来没看过一个中国展览是承认国民党拼死抗战的。” 实际上，国民党抗日将领的纪念馆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但它们往往以个人生平介绍为主。湖北宜城市张自忠纪念馆肖馆长说，馆内主要是弘扬个人事迹，只有对张自忠参与的战役的部分介绍，“近期虽然想扩充展览规模，但应该只是对现有内容的充实，并不会怎么介绍抗日正面战场。” 有的纪念馆在内容审定上更复杂些。“我们所有的展示内容都是根据军事科学院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安排的，要经过军委的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科朱科长说。 而安徽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徐承伦则表示，2009年正式建立的“独秀园”纪念馆，采取的是叙事为主的策略，大量展示史料，不做直接评价。 至于各地的党史纪念依然谨慎，一些变化也在悄悄发生。 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后来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和其他一大代表以同样的尺寸并列出现在照片陈列中。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不曾尝试过的——自1952年建成至今，一大出席者的陈列从6人增加至7人，最后才展出全部13人，但照片的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也有选择，毛泽东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且排在末尾。 位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此前一直是“美蒋罪行”的代名词。但研究表明，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无关，后者更多的是一个为共同打击日本而设立的情报机构。 当地一位长期研究此段历史的人士说：“歌乐山博物馆的名字变了好几次，最开始是1963年借《红岩》火遍大江南北的契机，在烈士陵园和纪念碑的基础上修了博物馆，叫‘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来，1985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1993年又改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不过，1988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那牌子都还在，我估计要改的话很困难，手续也很麻烦。”这位人士说。 更多的纪念馆不存在改名问题，但正增加和修正馆内的历史陈列。近几年，抗美援朝纪念馆增加了战前国内形势及苏联空军秘密援助的介绍，内容还包括位于旅顺的苏联空军墓地情况——那里安葬了两百多位苏联空军飞行员，之前一直是严守的秘密。 位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另一个例证：“文革”期间，农讲所基本成为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专题纪念馆，而前五届不由毛泽东主持的农讲所则被忽略。这一问题在后来得到了修正。 农讲所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前大家一看我们的展览就觉得农讲所是共产党干的，毛泽东干的，但其实农讲所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出钱出物，共产党出人。当时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不可能有场所和物质基础，不可能出资招生，柴米油盐这些经费，你都解决不了。”农讲所副馆长颜晖说，“但现在，我们客观呈现了国民党的作用，所以有台湾游客来过之后，赞扬我们没有伪造历史。”   民 间推动力 “官方党史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研究，正不断推进，其背后的原因是高层希望追求历史真实。”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曾表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引发强烈反响。 事实上，中共高层的不少领导人在历史研究上都有独到见解。邓小平就曾提出著名的“宜粗不宜细”原则，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在“文革”之后提出这样的原则非常必要，因为它有助于形成在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减少细节上的纠纷。 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曾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他本人的科学精神从一个细节中即可见一斑——他常常强调：“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这句话套用自人们所熟悉的列宁名言“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于光远对这句话本身也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这话出自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的一句台词，而在真正的《列宁全集》中是找不到的。 “在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有这样的观察。 对于官方党史修正背后的动力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则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民间党史研究的进展是促使官方不断修正党史的重要推动力。“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材料面前，没有人能说假话。”韩钢说。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研究者，基本都赞同这种看法。“其实这二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从我个人参与的研究领域看，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以及苏联历史等等，都是如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说。 沈志华是《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重要历史著作的作者，他的研究刷新了学界的许多固有观点，亦对官方论断形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沈志华等非官方研究者所取得的突破大量依赖于近年来的解禁资料，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有关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它们成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依据。 “随着事件的推移，还会不断有新的文件解密，人们看问题的视角、高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历史研究会不断推进，官方党史会不断修正，这个趋势是肯定的。”谢春涛说，“当然，这种修正不像个人研究那么容易，因为官方党史代表的是集体意见，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要有充分依据，反复讨论，还需要中央高层批准。”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专家普遍认为，党史新成果从民间到官方的路径是通畅的，但究竟吸收哪些成果，把话说到哪一个程度，则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但无论官方如何评价和借鉴民间党史研究者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不再会因官方结论而受到限制——就在二十多年前，官方还曾提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正本”以规范教学研究的想法，而如今，这种人为设置界限的做法已经很难想象。 原文地址 © 艾绿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而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的表述。 2011年5月29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现在，对“一大”与会者照片摆放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中共对历史的新态度。 (CFP/图) 陈独秀的“帽子”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他是“托派”吗?是“汉奸”、“叛徒”吗? 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毅然决策”，还是经历了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复杂过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建设和外交活动，是完全的“独立自主”，还是受到了苏联的重大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前夕开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找到。点进这一官方党史网站的人会发现，不少人物和事件所获得的评价已经和源自旧版教科书的记忆不太一样了。 该网站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一批官方党史著作首次被推向网络，全文免费传播。“现在，网上关于党史的资讯有很多……了解和学习党史就需要分辨真伪，我们这个网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资讯，反映党史研究最新成果。”网站开通仪式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 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 从“险学”到“显学” 作为中共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迄今无法获得一个不再改变的“盖棺定论”。在党90年的历程中，这位被开除党籍的争议人物不断被“戴帽”与“摘帽”，已有七十多年。 1936年10月，《救国时报》发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称“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后来，此说被康生等人引用，在《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媒体著文批判陈独秀，“叛徒”之称也陆续出现。 这两顶帽子直至半个世纪后才被彻底拿掉，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发现，陈独秀不仅没有拿日本人的钱，而且发表了许多抗日言论和主张。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关注释中，“叛徒”的帽子连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评价一同被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研究者发现“汉奸”和“叛徒”之称的谬误，但“文革”的大环境对此按下了消音按钮。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学者曾遭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在当时，陈独秀研究成为一门令人避之不及的“险学”。 甚至，对于陈算不算“党史人物”，也曾有过争议。《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就没有陈独秀的章节，直至出版第51至100卷时，才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51卷的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险学”逐渐转变为显学。1978、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表包括《砸碎枷锁，解放史学》、《打破党史禁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引发强烈反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党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宣传、路线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回学术的广阔天地。 研究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党史“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民间亦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等组织，往日的禁区被不断打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正式将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当时他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这是目前为止中央领导人对陈独秀错误定性的最新说法。 区区几个字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个严重得多的论断，它意味着陈独秀需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换掉这几个字，则是因为党史界已形成共识：陈独秀不能成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来自莫斯科，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与之类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被确定为“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改为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则被修正为“右倾错误”。 尊重历史的面目 近年来官方修订的党史评价不止于早期领导人和建国前的历史事件。 例如，华国锋得到的评价也在发生转变。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这位原中共中央主席得到的篇幅很少，且负面评价较多，仅肯定了其粉碎“四人帮”的功劳。但在新的党史二卷中，华国锋虽然依然被认为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获得的正面评价已经大大增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支持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等。 林彪也有了新评价。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之前被定性为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而党史二卷则在提到“一号命令”时，删去了此种定性。 高、饶“反党联盟”的说法逐渐不再提及，相关表述被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七十年”表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但党史二卷则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结论是：“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在涉及曾经的政敌——国民党的问题上，中共官方亦有新的结论。 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战场的“主体”，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国军领导人蒋介石获得的评价随之改变，他的功劳可以获得公开肯定。 而一贯被视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所获得的赞誉有增无减。毛泽东曾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写道：“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半世纪后，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其定位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共合作关系在“皖南事变”后降至冰点，此事变中共产党方面核心人物项英获得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对项英的评价以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为蓝本，认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在于项英，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绩也被抹杀。而党史一卷则指出，“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他在皖南事变中也不再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进行评价是官方修党史的基调。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决议虽然是“基调”，但在具体内容上并非不可改变。 　 　纪念馆：谨慎中的变化 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博物馆、纪念雕塑等对历史的表述。 在北京五四大街、沙滩北街附近的几百米距离内，有三处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纪念物，它们相继在本世纪的头三年落成或开放。 2001年，雕塑“翻开历史的一页”落成。在这座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和他手书的《沁园春·长沙》，其余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的头像较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还有两位卖国贼的头像——章宗祥、曹汝霖，但没有提及陈独秀。 2002年，北大红楼旧址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身份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中专辟一个房间为陈独秀专题陈列。 2003年，浮雕文化墙“曙光”落成，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首先出现的形象。 “当年，第一座雕塑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学界的意见是雕塑以毛泽东为主体不符合史实，”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业务部陈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的雕塑就比较尊重历史，我们的展览自2002年起也都没有变化过。” 有观察者认为，实际上，两处雕塑落成的时间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对陈独秀的不同展现形式——2002年，党史一卷出版，正式修正对陈独秀的评价，破除了一些禁忌，形成了肯定陈独秀功绩的契机。 南方周末记者大量采访与党史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发现，把握契机，遵照官方评价，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策略。 “2005年，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开馆时正好碰上连战访问大陆的契机，所以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地就开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吴先生说。这家民间博物馆在大陆首设国民党抗日军馆，连战为其题写了馆名。当时，连战说：“三千多万的军民牺牲了生命，不是为哪一个党，是为中华民族牺牲了他的生命。” 杭州中美民间友谊纪念馆曾去美国做过抗战的展览，其中有不少介绍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图片资料，几经争取才将这些内容保留在了角落里。“但胡锦涛公开提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功劳后，第二年口径就松一些了。”纪念馆创始人之一范祝华说，“我们的展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旅美的黄埔军校老兵都来看，非常激动，有的人都哭了，说自己从来没看过一个中国展览是承认国民党拼死抗战的。” 实际上，国民党抗日将领的纪念馆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但它们往往以个人生平介绍为主。湖北宜城市张自忠纪念馆肖馆长说，馆内主要是弘扬个人事迹，只有对张自忠参与的战役的部分介绍，“近期虽然想扩充展览规模，但应该只是对现有内容的充实，并不会怎么介绍抗日正面战场。” 有的纪念馆在内容审定上更复杂些。“我们所有的展示内容都是根据军事科学院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安排的，要经过军委的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科朱科长说。 而安徽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徐承伦则表示，2009年正式建立的“独秀园”纪念馆，采取的是叙事为主的策略，大量展示史料，不做直接评价。 至于各地的党史纪念依然谨慎，一些变化也在悄悄发生。 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后来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和其他一大代表以同样的尺寸并列出现在照片陈列中。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不曾尝试过的——自1952年建成至今，一大出席者的陈列从6人增加至7人，最后才展出全部13人，但照片的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也有选择，毛泽东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且排在末尾。 位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此前一直是“美蒋罪行”的代名词。但研究表明，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无关，后者更多的是一个为共同打击日本而设立的情报机构。 当地一位长期研究此段历史的人士说：“歌乐山博物馆的名字变了好几次，最开始是1963年借《红岩》火遍大江南北的契机，在烈士陵园和纪念碑的基础上修了博物馆，叫‘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来，1985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1993年又改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不过，1988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那牌子都还在，我估计要改的话很困难，手续也很麻烦。”这位人士说。 更多的纪念馆不存在改名问题，但正增加和修正馆内的历史陈列。近几年，抗美援朝纪念馆增加了战前国内形势及苏联空军秘密援助的介绍，内容还包括位于旅顺的苏联空军墓地情况——那里安葬了两百多位苏联空军飞行员，之前一直是严守的秘密。 位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另一个例证：“文革”期间，农讲所基本成为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专题纪念馆，而前五届不由毛泽东主持的农讲所则被忽略。这一问题在后来得到了修正。 农讲所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前大家一看我们的展览就觉得农讲所是共产党干的，毛泽东干的，但其实农讲所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出钱出物，共产党出人。当时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不可能有场所和物质基础，不可能出资招生，柴米油盐这些经费，你都解决不了。”农讲所副馆长颜晖说，“但现在，我们客观呈现了国民党的作用，所以有台湾游客来过之后，赞扬我们没有伪造历史。” 民间推动力 “官方党史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研究，正不断推进，其背后的原因是高层希望追求历史真实。”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曾表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引发强烈反响。 事实上，中共高层的不少领导人在历史研究上都有独到见解。邓小平就曾提出著名的“宜粗不宜细”原则，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在“文革”之后提出这样的原则非常必要，因为它有助于形成在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减少细节上的纠纷。 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曾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他本人的科学精神从一个细节中即可见一斑——他常常强调：“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这句话套用自人们所熟悉的列宁名言“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于光远对这句话本身也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这话出自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的一句台词，而在真正的《列宁全集》中是找不到的。 “在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有这样的观察。 对于官方党史修正背后的动力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则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民间党史研究的进展是促使官方不断修正党史的重要推动力。“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材料面前，没有人能说假话。”韩钢说。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研究者，基本都赞同这种看法。“其实这二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从我个人参与的研究领域看，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以及苏联历史等等，都是如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说。 沈志华是《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重要历史著作的作者，他的研究刷新了学界的许多固有观点，亦对官方论断形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沈志华等非官方研究者所取得的突破大量依赖于近年来的解禁资料，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有关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它们成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依据。 “随着事件的推移，还会不断有新的文件解密，人们看问题的视角、高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历史研究会不断推进，官方党史会不断修正，这个趋势是肯定的。”谢春涛说，“当然，这种修正不像个人研究那么容易，因为官方党史代表的是集体意见，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要有充分依据，反复讨论，还需要中央高层批准。”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专家普遍认为，党史新成果从民间到官方的路径是通畅的，但究竟吸收哪些成果，把话说到哪一个程度，则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但无论官方如何评价和借鉴民间党史研究者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不再会因官方结论而受到限制——就在二十多年前，官方还曾提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正本”以规范教学研究的想法，而如今，这种人为设置界限的做法已经很难想象。

南方周末 第1428期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实习生 房珊珊 重新佩戴纪念章拍照，郑子煊非常激动，他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在“文革”时东躲西藏，最后放在灶灰底下烧掉了。 （何孝刚/图） 礼拜日，陈型华总是第一个到教堂，他是这里的第一个基督教徒，和教堂的创办人。 （何孝刚/图） 一张3000元的存折，这半年来，成为湖南资兴市93岁的郑子煊老人的心爱之物。他时不时拿出来看，就是不舍得用。 这不是一般的3000元钱。2010年9月，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中央财政拨出专款，向全国12.3万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每人3000元。而郑子煊老人是参加抗日的原国民党政府军队老兵。 2011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资兴市10位参加过抗战的“国军”老兵，在家里第一次迎来了中共资兴市委统战部部长、民政局局长等当地“高级别”共产党官员。 在湖南省资兴市，包括10名“国军”老兵在内，共有24人获得这一补助金。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证实，湖南邵阳市新宁县也为当地的“国军”老兵争取到了这笔补助。 他们是幸运者。在南方周末记者的了解范围中，全国各地仍然在世的“国军”老兵，极少能得到这笔补助。 “其他的补助我不要，但是这笔钱我要！”资兴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国军”老兵何前贡说。他有退休金，但他特别看重这张3000元的存折。“它是国家对你的认可和尊重。” 但有人遗憾错过。发放补助金的当天上午，94岁的“国军”老兵王法佑的儿子来电说，他父亲刚刚过世了。老人独居在一个廉租房里，上厕所时摔倒而酿成意外。 “中央出来的政策要尽快尽早，要让生存的老兵享受一下。等到最后，政策再好，也就剩一两个人了。”负责此事的资兴市民政局工会主席李天亮说。 在抗战中，正面战场抗战的国民政府军队伤亡达321万人。今天健在的“国军”老兵并不多。“关爱老兵网”负责人李明晖认为，四五千甚至两三万人都有可能。 只要参加抗日就行了 是否参加国共内战，这些细节没有被纠缠。 2010年9月3日，当民政部的消息公布后，大多数地方民政部门在政策执行中，只负责“共产党老兵”。曾传出云南腾冲县、昌宁县向“国军”老兵发放3000元补助金，但是当地统战部都予以否认。 在资兴，官方与民间的力量，共同促成此事。 2010年9月18日，长期关注国民党老兵的民间志愿者何孝刚召集了6位“国军”老兵，参加“不忘国耻，牢记历史”座谈会。一个参会老兵看起来像“叫花子”——一身发臭的破衣服，两只不搭的棉鞋露出脚趾头，还戴着一副十几块钱的红色塑料眼镜。他叫王飞黄，黄埔军校17期学生，曾参加远征军和雪峰山会战。“国军”老兵王飞黄的晚年窘境，不仅触动了何孝刚，也触动了参会的统战部副部长黄士荣。会后，黄士荣在门口碰见原资兴市民政局局长，获知中央财政为抗日老战士发放3000元补助金的消息。 黄士荣给民政局打电话沟通此事，希望将补助金发放范围涵盖“国军”抗日老战士。 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老战士，民政部门存有相关档案材料，只要依名单下发即可，而对于“国军”老兵，则需进行身份审核。 但对于这些“国军”老兵来说，能够证明他们身份的证件、徽章、档案，大多在“文革”中已销毁殆尽。何孝刚带着86岁的资兴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何前贡，走遍资兴市各个角落，终于把证明材料凑齐。 何前贡笑着说，自己的“历史反革命”档案终于派上用场。不过，仅存的这点材料只能证明他的国民党军队背景，无法证明其参加过抗日。 经过沟通，审核标准最终大大放宽——只要老兵们的自述与历史能吻合即可。最终，资兴市10名当时仍在世的“国军”抗战老兵，全部通过审核，获得了与14位“共军”老兵一样的3000元补助金。 资兴市民政局工会主席李天亮说，“只要参加过抗日的就行了。”一位民政局官员说，以前的印象是“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打日本”，近几年他在新闻和电视剧中看到越来越多关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抗战的作为，“应从对国家民族贡献的角度去评价他们。” 10名获得3000元补助金的“国军”老兵中，有2名不是黄埔学生。老兵们除了参加抗日之外，有的人也参加了国共内战。但是这些细节，都没有被纠缠。“内战这一块我们没有去了解。”黄士荣认为，国共内战是“兄弟间的事”，“当兵的只是听从指挥”，而“不管有多大的分歧，事实是，两兄弟团结起来才把日本人赶走”。 统战部对此出力甚多——黄埔系一直是重要统战对象，统战主题已从共同抗日转到国家统一。黄士荣说，今年有二十多名资兴籍台湾人回乡访问，听说政府准备重修国民党抗日将领程子楷故居及书院，表示全力支持。“我们对原国民党人士的态度和做法，台湾一直很关注。” 　 　再不做，就晚了！ 是“生活补助”，而非“优抚”。 春节过后的第一天，统战部、民政局的官员们就带着3000元存折下乡了。 “这些人年纪大了，身体也不行。”民政局工会主席李天亮说，“今天有这么多人，可能明年就少了。”在上世纪80年代，资兴市黄埔同学会共有80多人，目前仅余8人在世。 当官员们到达“国军”老兵王飞黄家里时，无人不被震惊。这是在资兴市郊一处大院后方的一座土坯房，紧邻一条水沟，门口仅能容一人穿行，苔藓已逼近门槛，屋子里白天漆黑一片，到处堆着捡来的破烂。 李天亮主动联系市住建局，请求为老人解决一套廉租房。在官员们的努力下，老人被排到了第一批，他的孙子被安排去看房，后因对楼层户型不甚满意，又调整到第二批。 《我认识的鬼子兵》作者方军说，台湾抗战老兵有“终生俸”，最少每个月6万台币，作为战败方的日本给二战老兵发放天皇的“恩给”，相当于日本普通工人工资的1/3。中国人熟悉的来华谢罪老兵东史郎，每个月领取21万日元“恩给”。 而在中国大陆，参加抗战的“国军”老兵，命运因国共内战而改变。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许多曾参加抗日战争的部队或被歼灭，或兵败被俘，或起义投诚。 投诚起义人员与解放军类似，复员后可领取固定补贴。资兴市民政局优抚股一位廖姓主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起义投诚人员的补贴一度高于解放军，但后来未再上调。不过他们同时有起义证和军人复员证，也可以申请解放军的待遇。至于其他“国军”抗战老兵，则难以得到政府补助。 在后来的“文革”等政治运动中，那些投诚起义的“国军”也纷纷被打倒。 何前贡没有参加起义，他后来开始获得政府补助，源于其黄埔学生身份。1984年，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首任会长是黄埔一期学生徐向前元帅。资兴市民政局官员说，上世纪80年代，当地曾针对黄埔军校官兵等特殊群体发放每月15元的生活补助。 何前贡翻出的另一张存折显示，资兴市黄埔老军人自2008年1月起，每人每月补助30元，“平均一天一块钱”。而1954年之前参军的解放军退伍军人，一个月生活补助是635元。 3000元和30元，在民政部门都是“生活补助”而非“优抚”。廖主任说，目前抚恤的对象主要是烈属和伤残军人，对年老的军人特别是原“国军”老兵，缺乏相关政策。他们试图从低保、救助等方面，优先考虑他们。 何前贡见到资兴市政协主席郑艾萍，希望能为“国军”抗日老兵争取与抗美援朝或抗美援越老兵同等的补助标准。6月27日，资兴市政协提案部门还约请他商谈相关提案事宜。“我还希望全国都能这样做，所有抗战老兵都能得到同等待遇。” 走出恐惧，拾回荣光 　 　许多人对自己的历史顾虑重重。 因为国共内战和政治运动，几十年来，“国军”老兵们遭受到诸多磨难。“我爸爸经常埋怨爷爷对这个家庭从未有过什么贡献。”王飞黄的孙子阮夸练说。他的爷爷一辈子摆摊，他的父亲一辈子摆摊，他依然还在摆摊。 因为“文革”中挨斗，家在邵阳县的王飞黄逃到了资兴，并改名叫“王飞晃”。几十年来，王飞黄一直以“黑户”生存，直到2004年才在资兴落户。这还是何前贡跑了半年为他跑下来的。 何孝刚说，志愿者们去探访这些老兵，发现许多人都对自己的历史顾虑重重，反复做工作，才开口说起抗日经历。一些子女，也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的父亲参加过那场惨烈的战争。 王飞黄参加过雪峰山会战。“我功劳可大了”，他突然提高了声调。他主动脱下衣服，让南方周末记者看他左臂肩胛骨隆起巨大的肉坨。老人挥着拳头说，这是在与日军的肉搏中，被敌人的枪托砸伤的。 何前贡参加了常德会战、雪峰山会战。谈起自己的部队，他充满自豪——他所在的74师是“国军王牌中的王牌”，臂章是“虎贲”，全副美式装备。最让何前贡骄傲的是，他在换防的战壕中俘获过两个鬼子，“抓到活的就是立功”。 参加过远征军的郑子煊也曾负伤，在缅甸于班战役中被弹片击中，被飞机送回后方医院。这在“文革”中成为罪状，他被造反派称作“国民党伪军官”，理由是：“一个普通士兵凭啥坐飞机？” 郑子煊回忆，他在孙立人将军当团长时就追随其部队，到达印度后，中国军人把身上的衣服装备全部扔掉，冲澡消毒后，换上英军的装备，连战法都要重新学习，老人还会蹦出几个简单的英文单词。 后半辈子一直在做建筑工的郑子煊，仍然忘记不了1945年8月在广州参加日军投降仪式，他走在队伍最前头，胸前挂着红绶带，昂首进城，老百姓夹道欢迎：“国军来啦！” 有的老兵的回忆中，则只有失败与屈辱。李灵华是在52军25师高炮连，专门打日军飞机。在湖北石首，全师遭日军3个师1个纵队围剿，死伤大半。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战友们有的跳江，有的被俘，他自己跳上一个木筏子上，捡回一条命。他后来通过当伪乡长的同学拿到难民证，才得以穿过沦陷区回到资兴老家，当起小学教师。 94岁的“国军”老兵陈型华，参加过徐州会战、南昌会战、衡阳会战。他在福建作战时信仰基督教。“文革”中，因为一本圣经，他被抄了家。改革开放后，他创办了资兴市香花乡鹿桥村的福音堂。 陈型华本来可能去台湾，但是没去。志愿者何孝刚问起，老人说：“没去，因为怕老婆跟人跑了。”至今老两口仍生活在一起。 2005年8月15日，中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向所有健在的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日将领或其遗属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奖章发行60万枚。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解到，资兴在世的这些国民党老兵，没有人拿到纪念章。另据抗战史学家方军介绍，1937年参加抗日的“国军”老兵、广州市财政局退休官员张润进，在该市纪念大会上领到纪念章。第二天，相关单位找到他要回了纪念章，理由是他虽参与抗日，但当时是在国民政府军队，不在八路军、新四军。张润进是1949年才起义成为解放军的。 民间志愿者的努力 　 　一位老兵把纪念章别在内衣里。 活跃在全国各地的民间志愿者们，一直在关注着日益缩小的国民党抗战老兵群体。 2004年，北京的一位白领建立“互助抗战老兵论坛”，2008年，网名为“深圳胖哥”的李明晖建立“关爱抗战老兵网”，这两个论坛成为国内关爱老兵志愿者的最主要聚集地。志愿者们开始四处找寻曾经参加抗战的“国军”老兵，并向他们提供帮助。 2010年，志愿者王海宁设计制作出两种版本的“抗战65周年”纪念章。每个被新发现的老兵，都会被赠送志愿者制作的纪念章。 一年之后，当王海宁看到一位老兵仍把纪念章别在内衣里，更相信“精神支持重于物质资助”。他说，当时志愿者中也有不同意见，认为徽章浪费钱，但这位曾经参军的设计师认为，对于军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荣誉更重要。 除了何前贡之外，南方周末记者走访的几位九十多岁的老人，都认为他们胸前闪闪的奖章是“党和政府的奖励”。 身为资兴义工活跃分子的何孝刚，2010年4月经一位朋友介绍，加入关爱老兵的行列，他也成为两个论坛湖南版的版主。他的任务一是继续寻找老兵，调查核实，二是将善款送到老兵手中。 何孝刚与郴州市各个区县（市）统战部门联系，多数予以支持，但也有个别地方统战部问：谁批准你做这个事的？但幸运的是，郴州市统战部亦对他表示支持。 志愿者们还策划各种活动，以了结老兵们“最后的心愿”。 2011年清明节，何孝刚策划实施了“郴州老兵重返常德衡阳老战场活动”。何前贡、陈修义、黄爱民三位老人在志愿者们扶持下，登上百级台阶，第一次进入南岳忠烈祠，祭扫战友英魂。 老兵们的最后一站，是去常德乾明寺，里面住着“常德会战”幸存者、国军老兵吴淞。1959年11月，他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1982年出狱时已60岁。1998年，他选择常德乾明寺出家，与长眠在附近的战友为伴，为他们念经超度。老兵陈修义的儿子见到吴淞后，紧握老人双手，跪地痛哭。 李明晖正在筹拍一部关于这些老兵的纪录片。他已为这一纪录片构思了一个有些黯淡的片尾：一支“风中之烛”，摇曳着，最后熄灭。 这些老人的年纪都太大了。何孝刚多次探访王飞黄、陈型华、李灵华等老人，给他们送去志愿者认捐的钱，但老人们甚至都记不住他们。李灵华接过志愿者的现金，连声说：“感谢政府的关心！”旁边的乡干部纠正说“这是社会的关心”，老人继续重复：“感谢政府！”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978 附 ： 关爱抗战老兵网 ： 点击 互助抗日老兵论坛 ：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0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