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网 | 中国食材到底是有多臭名昭著
中国食材到底有多臭名昭著。。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都特地出这种书了。。书名直译「如何一眼识破中国食品」。。。感觉心情复杂….(@不会复仇的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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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坠崖——2013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势及若干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综述
第一章——坠崖 一直以来，我都在大声疾呼：由于国进民退，中国经济正在义无反顾的走向悬崖。这种呼喊在很多时候，并不为民众理解。总有人会认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反正肉烂了在锅里，又有什么区别呢？然而，经济的规律就是：所有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国家，都会无一例外的走向破产。人类的天性，就是自私和利己。国有经济的本质，是集中民众的财富于少部分手中，并且假定这少部分人会无私的为民众谋福利。这种假定是完全错误的，经不起任何推敲。掌握了民众财富的这少部分人（在中国，这部分人等于权贵），一定会滥用权力，侵占财富，损公肥私，令经济走向崩溃。这是人性的必然，因此也是经济上的必然。历史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历史教训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汉武帝以盐铁专营的国有经济手段彻底取缔私营经济，结果流民四起饿殍遍野，汉代至此由盛而衰。宋代的王安石变法，试图重走汉武帝的老路，结果就是半壁河山沦陷。到了今时今日，这个奉历史为图腾，但历史教科书中却没有一句真话的国家，又走上了相同的坠崖之路。 简述一下我们的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此消彼长的过程。2000年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利润总额为2408亿，民营工业企业创造的利润总额仅为190亿。国企对民企，维持着绝对优势。到2008年，国企利润总额上升到9064亿，而民企则暴涨到8302万亿，两者已经相差无几，形势也就在这个时刻开始逆转。2009年，金融海啸期间，国有工业原地踏步，利润总额仅为9287万亿，而民企创造的利润总额，则上升到了9677亿，实现了对国企的全面超越。从2000年到2009年，中国国企的利润总额仅增长了2.86倍，而民企则增长了49.93倍！民企的经营活力，是国企的17倍有余。在新世纪带领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傲视全球的，是我们的民企，而不是国企！然而，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中国的国家政策开始转向：从扶持民企，转而打压民企、妖魔化民企。这个政府的底线似乎是：民企可以有，但不能超越国企，不能触犯国企的领导地位。 从2010年开始，民企的增长速度显著放缓。2010年国企创造的利润总额为1.19万亿，民企为1.04万亿；2011年这两者的数据分别为1.35万亿和1.38万亿；2012年分别为1.26和1.49万亿。今年1-5月份，分别为5763亿和6697亿。民企的利润增速仅仅只是略高于国企。相对于2010年之前民企17倍于国企的增速，现在这种并驾齐驱的格局，只意味着一件事：民企的活力在一夜之间被扼杀。它不再具有此前那种旺盛的生命力，因此也不可能再带领中国经济前进。 中国共产党，实在是人类历史上运气最好的政党。一开始要被剿灭了，张学良救了它一命；抗战结束后眼看又要被剿灭了，陈诚把伪军部队送了给它；建国后倒行逆施眼看要亡国了，美苏对抗又给了它一条活路；改革开放后搞双轨制，眼看要举国一起饿死了，世界产业分工又给了它制造业，竟然让它就这么富了起来。这一回，在它再一次倒行逆施，搞“国进民退”的当口，在它的坠崖之际，它还能遇到这样的好运气吗？ 长期以来，中国貌似强大的制造业，均是出口导向型企业。靠净出口挣钱，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发动机，没有之一。在这里面，有一条强大的资金链条：企业出口，卖出美元，然后在央行强制兑换为人民币。央行在兑换美元的时候，采取的是直接凭空增发人民币的方式。这是一种逆天的财政安排：中国政府可以不承担任何成本的获取美元，供它自己为所欲为的支配，比如去非洲假装救世主，然后由中国人民集体承担人民币增发引发的通胀恶果。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占款为1.4万亿，当时各项存款余额（M2）为12.4万亿，为了兑换外汇而凭空增发的人民币（即外汇占款），仅占货币总量的11.3%。这种凭空印发人民币的做法虽然扯淡，但这个比值还不算特别离谱。到2012年，外汇占款上涨到25.8万亿，而此时的M2为91.8万亿，这简直就是要命了。这12年里，货币总量增加了79.4万亿，而外汇占款增加了24.4亿，占比高达30.7%。这意味着这12年里，每增发一块钱货币，就有3毛钱是这种逆天的外汇兑换制度造成的，是纯粹的滥发。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造成的货币滥发，譬如莫名其妙的4万亿投资，仅仅外汇占款这一条，就让中国的货币滥发了30%。这条货币滥发链条自改革开放开始，延续至今，成为了中国最大的资金放水渠道。整个金融系统，均依附于这条资金链生存。一旦这个链条出现问题，这将引发整个金融系统的资金紧张，也就是钱荒。 当然的，在国进民退的背景下，在中国的民营制造业遭受政策的连续打压之下，我们的出口行业越老越缺乏国际竞争力，因此出口形势越来越烂。钱荒，就这么来了。 请期待第二章——钱荒。 二、钱荒 首先，讲一个常识：钱是有成本的，钱是绝对不能凭空印发出来的。随便找张纸，在上面印个数字，就说这是钱，能买东西，那都是痴心妄想。中国古代好多帝王干过这种破事，连秦始皇都干过，发行布币，宣称一块破布的价值等同于多少个铜钱，赤裸裸的掠夺财富，其结果就是秦两世而亡。古代社会，官方发行货币一定是要以贵金属为载体，黄金白银和铜锡，这就是铸币的成本，钱的成本。要省掉这个成本，或者在铸币时用劣质金属替代，一定会引发经济崩溃，令到朝代覆亡。到了今时今日，进入了纸币时代，钱的成本，又是什么呢？ 纸币时代，印钱的成本，是国家信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印刷纸币的流程在理论上大致如下：政府向央行发国债，央行印钱给政府。政府手上有了钱，投资到各个基础领域，改善民生，优化经商环境，于是税收增加。然后政府就拿着税收去还自己欠央行的债。一来二去，纸币印发出来，又被收了回去。货币总量在理论上不会失控，不会有通胀，大家的生活也都能得到改善。在绝大多数国家，货币发行机制都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没有之一。如何确定国债规模、新发行的货币必须投入哪些领域、如何偿还国债，都有极其严格的规程。在这种体制之下，政府如何获得外汇呢？它必须使用自己的财税收入，和我们大家一样，在外汇市场公平兑换，而决不能凭空印刷出纸币来兑换。这种凭空印钱兑换外汇的行为，是最为典型的滥用国家信用，其结果一定是亡国，绝无其它结果。人类历史已经反复确证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抱任何侥幸之心。经济规律，对任何年代的任何政权，无差别的发生作用。 然而我们这个国家直接就逆了天。我们的货币发行机制就是没有机制，没有任何成文的法律法规或者规范，对我们的货币发行予以规范。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们无从知道这个政府会在什么时候增发货币，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增发货币，更不知道它增发的货币都花到哪里去了。当然，我相信，就算是正部级的中国人，对这三个问题，也基本上处于茫然状态，他们也不会比我们好到哪里去。我们可以知道的信息，其实只有一条：外汇占款导致的货币滥发（这还得建立在央行的外汇数据没造假的基础之上）。至于央行有没有其它滥发货币的行为，答案当然是有。但是数额是多少，则根本无从考证了。 我国的外汇来源，大致有两个途径：净出口和外商投资。考虑到我国民间外汇使用量极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这两者之和，基本上就是我国的外汇流入量。2008年，这个和值达到峰值：净出口298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952亿美元，合计为3933亿，此后，在国进民退的背景下，在中国的产业经济逐步走向破产的背景之下，呈现坚定的下降趋势。2012年这两者的和值为3428亿美元（净出口2311亿，实际使用外资1117亿）。到2013年，也就是今年上半年，这两者的和值更是下降到仅1405亿（净出口1079亿，实际利用外资326亿），考虑到出口呈现清晰的逐月下跌的趋势，并且外商投资热情也已降到冰点，热钱正在加速流出中国，预计全年数据仅为2500亿左右。并且，这个数据里面的水分之大，可能超乎大家想象。今年前4个月的所谓净出口数据，已经被公认为“套利贸易”。贸易商们搞几个集装箱，在深港两地来回走，制造所谓的进出口旺盛的假象，作为国际热钱进出中国的通道而已，并且贸易商还能借此骗点出口退税。4月份之后，中国政府严厉打击这种行为，于是5月份进出口同比零增长，6月份则出现2%的负增长。 对应到外汇占款数据上，当然呈现清晰的越来越弱的特征。2000年外汇占款1.4万亿，到08年暴涨到16.8万亿，年复合增长率高达36%。此后增速就迅速放慢。09年19.3万亿，2010年22.6万亿，2011年25.4万亿，2012年25.8万亿。从08年到2012年的年复合增长率，仅为11%。2013年初，在套利贸易的影响下，外汇占款在前三个月有所增长，但从4月份开始就迅速减弱，6月底的数据为27.4万亿，相对于5月底还减少了412亿。这意味着，以外汇的强制兑换为货币凭空增发的理由，已经慢慢的不靠谱了。央行要继续印钱，已经慢慢的找不着印钱的理由了。中国政府换不到外汇，手头也开始没那么宽裕了。钱荒，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就等着啥时候导火索点燃，问题爆发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好好梳理一下这个故事的脉络。其它绝大多数国家，增发货币都要成本。增发货币，相当于政府欠债，是要还的。所以，这些政府会好好的使用增发的货币，每一分钱的支出，都要讲究回报。但是，在中国，央行凭空增发人民币换取外汇，钱的走向是什么呢？外汇，通过央行到了中国政府手里。中国政府等于是零成本得到了这笔外汇，它当然不把钱当钱，于是中国的国家级对外投资，基本上都是瞎投，全部巨亏。这里面的水很深，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说。至于凭空印发出来的人民币，就到了原来的外汇持有人手里，然后存进了银行，躺在了银行的账户里。对银行来说，这么些年的存款，来得太容易了。央行随便兑点外汇，银行账户里就能堆满人民币。出口导向型的中国制造业挣回来的钱，都只能这么变成新增人民币存款。所以中国的大银行，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揽存压力。银行手头的钱多了，也不把钱当钱，从不考虑挣钱的问题。于是，一场竞相浪费资金的游戏，就开场了。这场游戏将成为钱荒的导火索。 没有生存压力的中国大银行们，最省事的做法，就是把钱便宜的贷给国企和地方政府。贷法很多，不能直接贷，就借道理财产品、信托基金等影子银行通道。然而，国企和地方政府又能把钱花去哪里呢？其实它们也没啥地方可花。国企只能是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于是国内的产能过剩问题，简直是触目惊心。比如我们的粗制钢和低级水泥，现在的生产能力，足以供应3个地球还有余，但精炼钢和高等级水泥的生产能力，却又偏偏上不去，基本上只能依赖进口。至于地方政府，拿了钱之后更是瞎使，动不动就是开发几十平方公里的城市产业新区，都不知道能引什么新的产业进去。国进民退之下，制造业全面衰退，这些新区更加填不满。地方政府没法子，于是就只能让国企在里面建些低水平的落后产能的玩意。这就是恶性循环了。到现在，这两种债务加起来总额是多少，已经没法估算了。唯有给出一些参考数据了。到2013年6月底，中国所有国企的总资产为85.3万亿，总负债为55.4万亿，资产负债率65%；至于地方政府债数额则是众说纷纭，目前比较为大家接受的数值为15万亿左右，而2012年全部地方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才6.1万亿而已，扣除教育医疗等各项必须开支，能供地方政府自由支配的资金根本就是所剩无几，也不知道它哪来的钱还。今年上半年爆出来的数据又把大家吓了一跳，至少有3分之1的到期地方债无法偿还，要借新还旧。于是问题就来了。早先的钱都被各种糟蹋了，借新还旧，得有新钱啊。关键是，新钱去哪找啊？ (接上) 从这一届政府的表现来看，他们深知凭空印钱，能动摇国本。因此他们基本上算是关掉了央行的印钱阀门。在工作计划上，排在首位的就是外汇管理制度改革和银行利率制度改革。要动这两个领域，会触犯很多既得利益，水深得很，效果如何，姑且拭目以待。现如今，政府方面已经高调宣布关掉了印钱的阀门，钱荒，就这么顺理成章的出现了。银行、国企和地方政府瞎糟蹋了的钱太多了，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资金错配”了，“空转”了，现在到了要还钱的时候，没钱还了。想继续借便宜的钱，偏偏又没了。于是这帮曾经最有钱的人，突然就变成了最穷的人了。 以上就是钱荒的成因，一环扣一环，荒谬，但是又合情合理。随着6月份外汇占款额下降，银行的资金面更加紧张，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利率因此暴涨。此后央行实在是承受不了压力，放了一点水，钱荒的烈度有所降低，但是面对着以10万亿计的资金缺口，这种小打小闹的放水，基本上就像一滴水汇入了大海，很快就消失无踪。到现在七月底，眼看着银行间利率又开始浮头了，要是再来一次暴涨，那都没法对国民交代了。现在全世界金融界都兴致勃勃的看着这场闹剧，随时准备着冲进来分一碗羹。这要是处理不好，随时就是经济崩溃。这一届的领导人，也不敢再次敞开了印钱。更何况，你叫他们如何来印这个钱？净出口和外商投资都不用指望了，美国经济持续好转，美联储都计划着退出QE，也就是不再印美元了，导致现在全世界的美元都在回流美国。没有外汇，怎么印钱？啥理由都不用的凭空直接印，这种事，估计这一届的政府还真干不太出来。剩下唯一的路数，就是发国债了。可惜中国人对国债，一直也不是太买账，有事没事，就搞出国债无人认购被迫叫停的闹剧，让中国政府在全世界面前丢人。为了提高国债的吸引力，中国政府现在也被迫要搞国债期货市场了。 这就是钱荒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钱荒之中的珠三角，这个走在改革开放大潮前端的地区，这个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它们又遭遇到了怎么样的困境。请期待第三章：珠三角困局。 三、珠三角困局 珠三角的困局，其实就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困局、中国制造业的困局。在这个受愚蠢的政治干预最少的地区，经济指标直接体现了中国实体产业领域所遭遇的本质性的困境。 珠三角九市，最早陷入困局的，是东莞，珠三角第四大城市。从08年开始，东莞经济就陷入了发展停滞。其GDP年增长率，从此前的近20%，迅速下降到2012年的6%。东莞是珠三角最早开始尝试“腾笼换鸟”的城市。其原本的支撑性产业，为电子代工业，产值占其工业总产值的60%。东莞最早意识到了这种产业的不可持续性，因此采取各种措施将其赶走。电子代工业主们在之后陆续选择了成都，令成都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代工之城，经济增速令整个西部目瞪口呆。然而，对东莞来说，悲剧的是：主动赶走了电子代工业后，东莞人民惊讶的发现，他们找不到新的产业来填补他们规模浩大的工业区。他们原本设想，会有一些全新的产业趋之如骛的赶来富裕的东莞，求着东莞人民收留，就如同当年那些电子代工行业一样。结果他们先是失望，继而绝望。到现在，东莞人民甚至沦落到要讨好加多宝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糖水企业的地步。而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了：产业升级之路，在中国，到底能不能走通？ 接下来，同样的悲剧又在佛山这座珠三角第三大城市上演，只不过是时间推迟到了2012年。这一年佛山的GDP为6709亿，相对于2011年的6580亿，增幅仅2%，真是说起来都令人难以置信，因为2011年，佛山的GDP增幅都有16%呢，仅仅一年时间，这个城市的经济就迅速的丧失了活力，这没法用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予以敷衍。哪怕是产业集体迁出佛山呢，都不可能导致如此快速的下跌。人家东莞明目张胆的驱赶电子代工业，现在都还有6%的经济增速呢！更何况佛山根本没有什么产业迁出的迹象。南海区的服装和有色金属，顺德区的家私家电，都干得好好的，唯有禅城区的陶瓷行业因为污染太大，将生产基地搬到了周边的三四线城市，但陶瓷企业总部和交易市场，也都还留着，每天人来车往，热闹得很呢。佛山的经济，怎么就突然不行了呢？ 2013年上半年，这两座珠三角的二线城市，一样呈现出经济萎靡的症相。佛山今年上半年的用电量增长仅1%，进出口数据同比下滑6%；东莞比佛山稍微好点，用电量增长1.9%，进出口算是同比增长了6%。但是全都显著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用电量增长4.4%，进出口增长8%）。广州方面也好不到哪里去，用电量仅增长了0.4%，进出口下滑1.5%。珠三角这些广府文化城市，在2013年，已经注定要交出一份比全国的平均成绩差得多的成绩单。我们的问题是：这些原本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城市，它们为什么一夜之间，就走向了经济的全面停滞？这种突发性停滞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原因？这种停滞，会不会向全国范围蔓延，让原本就处于坠崖之中的中国经济，下坠得更加惨烈？ 珠三角是全国最早意识到必须实行产业升级的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驱，珠三角大概是整个中国经济形态的缩影。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其实毫无制造业基础，一穷二白。在当时，中国的工业重地为长三角的苏锡常和上海、东北三省，以及中部的武汉地区。珠三角在当时完成了两个突破，首先，它突破了当时壁垒分明的金融管制，大规模的放开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吸引了来自香港的资金和管理人才，前来开办一些基础工业；然后，它又勇敢的打破了当年严格的户籍限制，大量吸引内地的劳动力前来打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住个旅馆，都要有单位开具的介绍信，还得对前台的工作人员陪笑脸，才能住得进去。珠三角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实在是令人回头一看，就不禁佩服不已。钱和人的问题解决了，珠三角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优势，因此走上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当年发生的故事。到了30年后的今天，珠三角还有什么优势吗？悲哀的是：没有了。 在目前的国进民退的体制之下，哪个城市最具有发展优势？唯有一个：北京。作为首都，北京集中了所有的政治资源和金融资源，并能轻易的集合全中国的人才。国进民退之下，政治上一丁点的风吹草动，就能轻易的消灭一个产业，让一个民营资本家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所以只要一个公司稍微做大一点，就得将总部搬去北京，以便更加快捷的掌握政治动向。在这种背景之下，北京近年来突飞猛进，其经济规模眼看就要超越上海，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于一体的超级帝都了（08年北京GDP为上海的75%，2012年上升到88%，到今年上半年，已经是90%了）。而那些不享有政治优势的地区，就一定会迅速的陷入发展停滞的窘境。 另一方面，珠三角从未拥有过自己的产业工人团体（此处的工人，并非特指流水线工人，还包括产业技术人才及管理人才）。它一贯依赖于外地打工者。它曾经给了外地人一份工作，这在当时的户籍管理制度之下，已经算是石破天惊，但也到此为止了。它从来没真正考虑过，要给他们一个身份。珠三角原本一穷二白，没有产业基础，广府人也一贯以进厂为耻。这方面长三角和东北地区、武汉地区，都比它强得多。长三角地区自洋务运动开始，就培养了大批的产业工人家庭；东北地区则在日本治理期间建立起了完善的重工业体系，东北人至今以进厂为荣；武汉地区则是新中国建立后重点建设的中部工业区，工人家庭密集。在改革开放的这30余年间，珠三角的广府人群体，扮演的是资本运作的角色，而具体的企业经营，无论是成本管理还是流程控制，都统统交给了外地打工者群体。广府人要是看到自己的孩子进了厂，简直都要哭天抢地悲痛欲绝。 这种背景，决定了珠三角绝难凭借自己的力量，完成产业升级。任何产业，都是资本与人的结合。在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一贯缺乏政治优势的珠三角，资金只能是逃离，而不会涌入，它不再具有资本优势；同时，它又没有什么人才方面的优势。它高度依赖于外地人才，但却从不尝试给外地人才一个真正的市民身份。它固然不像北京上海那样排外，但也算不上有多包容。尤其是，珠三角的领袖城市广州，从去年开始，竟然公然宣称要制定禁止外地车入城的所谓“汽车限外令”，并得意洋洋的宣称，外地人外地车如果少了，广州市民的生活就方便了。只不过是在滔天的骂声之中，在经济下滑的威胁之中，广州政府至今没敢正式出台罢了。 这就是珠三角的困局：它原本的基础产业亟待升级，每往后拖一天，就危急一天，但是它偏偏没有任何产业升级的手段。改革开放之初，广东人民的锐气，似乎已经消失殆尽。这个地区似乎不敢再突破金融和户籍的枷锁，让自己再次获得发展优势。但这种困局，将会迅速的出现在中国每一个地方领导的面前，出现在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面前。整个中国，都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压力，而决定能否升级成功的，只有两样因素：钱，和人。在国进民退的体制之下，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不了。资金只可能流入权贵资本之手，而人才也注定得不到任何发展空间。 我曾经期待，珠三角能够突破越来越深重的权贵资本的桎梏，即使它未必能在金融方面有所作为，至少能在人才方面，做出些许的突破。然而它完全没有这种意识。它所做的所谓“腾笼换鸟”的尝试，只不过是赶走了旧产业而已，然后就在坐等新的产业从天而降。这简直是在做梦！这世上怎么可能真的天降金元，还刚好砸在广府人头上。珠三角如果要重新成为改革的排头兵，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够了：让它的产业工人团体定居下来，给它们市民身份。在未来的10年中，所谓的户籍枷锁，一定会被彻底解除，而最早启动解锁工程的地区，就能获得先发优势。 这也将是未来的珠三角再次起飞的唯一机会。 四、死地求生 这一章，没有大篇幅的数据分析，我在这里，只想讲一些我对这个国家未来的看法，一些我的个人思考，一些很多人看了会很不舒服的话。 国进民退之下，经济正在坠崖式的下滑，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目前的这个政府，或者直接说这个政党，其维持统治的唯一理由，就是经济。80年代，这个政党原本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原本丧尽了民心，原本像过街老鼠一样，人见人骂，对这个政党的国际制裁措施，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全部解除。是蓬勃向上的经济给了这个政党一条生路，让它忘记了它曾经是那么接近颠覆。在那个危机时刻，是一个老人挺身而出。他的某些行为固然非常不堪，最近马云公然对他的这些行为进行辩护，而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为千夫所指。但是其后这位老人将原本就属于人民的权利，还给了人民。他让这个国家的人民可以经商，可以开厂，可以在全国各地择业。这个国家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能，并一直维持到今时今日。 然而，这种权利原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啊！经商、开厂和择业权，倘若不是这位老人的恩赐，我们竟然就享受不到吗？2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对这位老人，以及这位老人所代表的政党，跪拜和叩谢吗？错了！他所做的事，无非是将从我们这里掠走的财富，还给我们罢了。是他，以及他所在的政党，必须向我们叩头认错。从这个国家正式建立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就在掠夺我们的财富了。他们搞土改，搞人民公社化，搞国有化。以国家的名义，没收他们看上的所有资本，并占为己有。到最后，当他们抢光了富人的钱，当他们消灭了所有的私营产业，当这个国家除了原子弹，连锅碗瓢盆的生产能力都已消失，连火柴都必须依赖进口，当这个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当人民只能易子而食之际，他们就发动一场延续十年的全民浩劫，让老百姓自己抢自己。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历史啊！即使将地狱搬到人间，也只不过是如此了吧？ 所谓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无非是让这个世界回归其固有的秩序罢了，无非是取消那些反人类的恶政罢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黑猫白猫，在河里摸石头，是值得一提的制度设计？是令人顿感自豪的经济良策？都不是！这些个玩意，只有一个意思：政府必须放开对人民的管制！给人民以自由！而放开了手脚的人民，才能创造经济奇迹！ 自这片土地有人类定居以来，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就有自由经商的自由，就有自由迁徙的自由。然而，我们这个政党，就那么理直气壮的打着马列毛的旗号，捆上了人民的手脚，堵上他们的嘴，并让他们保持着永远的跪姿。一旦有人试图挣开绳索并站直身姿，那就是这个国家的公敌，必须批倒批臭并踏上一万只脚。他们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并且，在80年代那一场震惊世界的动乱之后，他们仍然做出皇恩浩荡的姿态，宣称他们有感于人民舔鞋舔得很干净，所以他们要给人民一些赏赐：从那一刻开始，人民可以经商，可以开厂了！似乎五千年浩瀚的华夏文明，仅仅只是在他们手里，才给予人民这个天大的好处。那一刻他们居然不是在改正错误，而是在创造历史！而这种无耻的姿态，这种将错误粉饰为恩赐的姿态，正是我们今天重回国进民退时代的根源。 恩赐啊！这个国家的人民在经济上的所有权利，竟然都只是处于恩赐啊！既然是恩赐，那当然可以随时收回。于是，2008年之后，这个政党毫不犹豫纵容国企侵吞民间资本。这些行为他们曾经从1950年代一直干到1990年代，经验丰富，操作起来异常的得心应手。民间加油站消失了，民间乳制品企业消失了，民间炼钢厂消失了，民间煤矿消失了，民间航运眼看也要消失了。但凡有试图反抗的企业主，戴个偷漏税的帽子，那还是轻的，随随便便，就能找到非法集资或者黑社会的罪名，几天时间，就能从一审到二审再到死刑复核，枪毙了之后，连尸体都找不到。有事没事，政府领导到某个企业转转，企业主都不知道是应该哭好还是笑好，您这是看中我这里了，准备下手呢，还是单纯的来视察呢？ 国进民退，便是这个政府自掘的坟墓，自寻的死地。从08年至今的这5年时间，便是这个国家将绳索套上脖颈的五年。到今时今日，它脚下的板凳已经被跪在地上的民众挪开，让它冷艳高贵的独自吊在半空。它越是强调什么国有经济的领导地位，民众便会将那垫脚的板凳挪得越远，而它颈上的绳索便套得越紧。 现在这一场钱荒危机，如果发生在欧美，已足以令政府倒台。为了应对危机，欧美国家会竭尽全力，使出一切可能的手段。然而在中国，这个逻辑错乱倒行逆施的中国，政府又做了些什么呢？没有任何应对措施！这个掩耳盗铃的政府，似乎指望着这场触动整个金融体制的危机，静悄悄的自己就过去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无非是减免了原本就征收不到的小微企业税，取消了根本就没执行过的贷款利率下限。此外还有什么？在这个国进民退导致经济崩溃的当口，这个国家可有任何措施，遏制权贵的权势，将他们肆意掠夺的资源，还给人民？没有！一点都没有！甚至，他们还大模大样的以刺激经济的名义，给了中国铁路总公司上千亿的资金，让它继续去挥霍。这千亿资金，在这钱荒之下，根本都不知道从何而来。我们只能猜测，这又是开动印钞机，凭空直接印出来的。而这样的印钱法，根据历史的经验，其结果一定是一场血腥的劫难，在劫之人，即便举家移民到火星，都逃不过一个死字，更何况他们只不过是做做裸官，把家人和财产搬迁到美国罢了。 置身于现在的死地，这个政府唯一的求生手段，便是哀求民众，将那垫脚的板凳，赐还给它。为此，它必须付出的代价，便是将自己关进民主的笼子。这个政府已经没有选择，它要么继续坚持国进民退而死，要么关进笼子而生。它必须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它必须学会谦卑，学会在人民面前三叩九拜。它必须忏悔它做过的孽，并祈求人民的原谅。它必须将从人民手中夺走的，还给人民。它不能再干涉司法，也不能再钳制舆论。它必须让人民重新对它有信心，对这个国家有信心，它必须祈求人民重新进入实体经济领域，令这个国家濒临死亡的经济，重获生机。 然而，以我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我深深的相信，这唯一的求生手段，只会被这个政府当成是惑众的妖言罢了。倘若此文没有流传开去，也就罢了。如果读者多了起来，那本帖就一定要封杀，而我，便又要去喝茶了吧。 五、楼市逆流 我曾经介绍过一次计算房价承受力的公式，在这里再介绍一次。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抽样调查的数据，其数值的准确性一直饱受质疑。不过这种数据可以作为参考数据，作为计算房价水平的依据。一般而言，城镇居民总收入的30%用于购房支出，已经是居民可承受的极限。在购房之外，我们总有其它支出，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等等等等，在购房这单一项目上支出30%的收入，已经是非常酷烈的、不计成本的支出。那么，我国从2000年至今的购房支出比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2000年时，购房支出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值，仅13%，04年上升到20%，05年上升到30%。到这个时刻，房地产市场的吸金，已经升到了全社会的可承受上限。06、07年维持在30%的比值。08年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之下，短暂的下降到了24%，接下来，整个局面就完全失控了。09年，购房支出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比值，暴涨到40%，这种惊人的比值，一直维持到2011年。2012年的比值仍然高达37%。从09年到现在，所谓的地产调控，加起来超过30次，但一切调控手段，均告无效。房地产市场无可置疑的成为了中国城镇居民最为关注的市场，并吸收了比任何其它市场都要多得多的资金。这种比值增长的现象，刚好与民资经济地位的下跌曲线重合，我们只能将这种重合归因于国进民退之下，民间资本从实业中驱离出来，在走投无路之下，只能进入楼市。 现在我们回头看一看，地产调控，到底调控了些什么东西。除了那些冠冕堂皇的废话之外，调控政策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强化国家资本的力量。其手段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屡次三番的提高银行贷款的准入门槛，提高贷款利率，甚至直接限制银行放贷。这一措施到底是在维护谁的利益？国企和地方政府啊！提高贷款的准入门槛，只不过是针对民企而已，国字号们仍然可以轻易的从银行借到钱。而且，越是提高贷款门槛，资金就越是会流向国字号。而资金流向毫无效率的国字号，正是酿成目前这场钱荒危机的起因。地产调控，竟然是钱荒危机的罪魁祸首，这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但却是情理之中的必然。 第二个调控手段，无非就是限制购买罢了。以城市户籍作为购买房产的前提，强化户籍制度，是对中国整个产业经济的沉重打击。这几乎是否认了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果。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产业腾飞，无非是靠金融和户籍制度的放开罢了。资金和人才的自由流动，才造就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然而到了今时今日，在连续5年的地产调控之后，金融对民资关上了大门，而户籍制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个国家出现了全面倒退。更何况所谓的限购，真的可以阻止走投无路的民资涌入楼市吗？破解限购，实在是太容易了，假离婚那些就不说了，以公司名义购买物业，可以轻易破解所有的限购政策。 这就是楼市调控的真相：它完全与经济发展背道而驰。经济发展需要什么，它就打击什么，限制什么。对于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资金和人才的自由流动，它起到的是致命的负面作用。在这种倒行逆施的调控政策之下，这个国家加速走向了悬崖。 2013年，地产市场继续维持火爆。以三个一线城市为例，广州2013年上半年商品房总销售额为989亿，上半年城镇居民总收入为2570亿，占比38%；上海的数据分别为2018亿和5290亿，占比38%；北京商品房总销量1920亿，居民总收入为4100亿，占比竟然达到了夸张的47%！ 这就是所谓的楼市逆流。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呈现典型的逆相关关系。经济越是惨烈，流向楼市的资金就越多。并且，只要我们对楼市的调控政策维持既有思路，这种逆相关关系就会持续下去，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持续恶化下去。绝不会有其它可能性。这个国家，一定逃不过经济规律的作用。无论它自称掌握了多么深刻的宇宙级真理，也不会有例外。 （全文完） 相关日志 2013/08/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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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半年至今年初全国高校教授进行了评级，北京大学也一样，教授分为四级。定级不仅是人事管理之需要，也是学术管理之需要。教授按资历及学术水平的不同，总有高下之分，改革开放中的教授们也不能吃“大锅饭”。教授级别规定了工资待遇的等差，也必然体现学术水平的高下。正因为如此，评级应当是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理应进行广泛公开有权威的评议。 然而，北大的情况至少是我所在的政府管理学院却正好相反，评级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由院党委书记主导进行，没有教师评议，甚至院学术委员会也不评议不投票，各位老师只是填了一张表，表的内容也不公开，每人所填业绩是真是假也不公开鉴定，甚至也不用开教工大会详细解说，就交由校人事部定夺。但校人事部并不承认是自己定的，说是经由下面院、片二级投票，而政府管理学院根本就没有投票，其他院系也不一定投票评议过。定完了级，院党委书记只是在院教工会上宣布：“已由校人事部定了”，也不公布结果，每个人只能去人事干事那里问自己的级别，而不准问别人的，搞得十分神秘，犹如地下工作。 这样的暗箱操作自然不会合理，院党委书记在未经群众和院学术委员会评议的情况下，先把自己破格提为三级，同时将前党委书记也破格提为三级。评级有没有标准呢？当然也是有的，除了年资标准外，有“激励”破格条件，诸如拿国家级大奖，主持国家级大项目，主持大型科研基地。然而，主持基地主持项目，拿了国家的钱却未见象样的科研成果，至于评奖获奖也是徒有虚名，有的人有所谓鉴定书却拿不出像样的科研报告，更拿不出专著。党委书记亲口说“五个一工程奖”不算数，什么奖算数呢？全由书记自己说了算。当然，他暗中把自己所得未经评议竞争的中共党史奖，作为重大奖项。 党委书记学术水平低人尽皆知，也正是因为学术上不行才在党务行政上另求发展。政府管理学院好几位学历较低的人都是因当书记、副书记而“破格”晋升教授，这次教授评级他们也当仁不让，结果当然也是笑话百出。如前党委书记在职攻读博士八年，评级时尚未毕业，许多教授带的博士生都早于他毕业，甚至充任这位前书记的博士论文评阅人或答辩委员，拿博士学位早于这位前书记二十多年，无论是年资还是科研、教学成果均远在他之上，而评级却在他之下。现任书记的学历资历和学术水平尚不如前书记，只是文革1976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留校搞党史，讲大课搞政治思想灌输，如今又讲反腐倡廉，在办公室挂了一块反腐倡廉研究中心的牌子，经常上电视讲些官话套话，成为“反腐败专家”，就自认为水平高。从党委书记暗箱操作自己“激励”自己，给自己升级来看，实际上是反腐专家带头搞腐败，而且是公开的学术腐败，因为书记们学术水平低是明摆着的，简单作个比较就一目了然。可笑的是，这位书记也承认这种做法和结果很腐败，但声称不是自己腐败，而是上面腐败，是体制腐败。 为什么是上面腐败，是体制腐败呢？经进一步了解，才知道“上面”确实有未经公布口头传达的“秘密条款”，即党政干部书记主任有“加分”，理由是忙于党政工作才使学术荒废。为怕党政干部书记主任（包括前书记主任们）在基层学术委员会投票通不过，竟允许在党委书记主导下可以不投票。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就公开说，若投票把那些有项目、干工作，却一时拿不出成果的人选下来，那怎么行呢？书记当然明白，若投票，首先选下来的就是他本人。前书记有一个 20万元的国家教委“项目”，但他搞不来，找了一帮研究生帮忙，其中包括我的两个学生，为他打工。而即使是项目完成也就是编一本30万字的书，由能搞钱的书记当主编，其学术质量也可想而知。然而，即便是质量不会好的书也尚未编成，书记就已经以此为“激励”而升级了！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大多数评为二级的教授，包括退了休的老教授甚至“资深教授”，竟然大都拿不出像样的个人专著。但他们却主编了大量教材、论文集、案例报告集等。所谓“主编”，就是自己不写，别人来写。为什么能让别人来写，自己当主编呢？就是因为能拿“项目”，能搞钱！有钱就可以出书，至于学术水平怎样，质量如何，则可想而知。他们大都当过主任、书记，主持了“大项目”，进而评奖。奖是如何评的，那也只有天晓得。甚至上电视讲官话也被某些人自吹为高人一等，然而，真正学术性的电视讲座诸如“世纪讲堂”，却见不到他们的身影！ 当官有权力能拿来“项目”、“资金”，获得资源，当“主编”，因而权力斗争也就白热化。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每一次院领导班子换届，都会斗得乌烟瘴气，互相攻击互相拆台，无所不用其极。教授定岗评级不是比学术，比专著，比论文，而是比官位，比“上电视”，比谁获得的“基金”多，说穿了就是比权力，比金钱。所谓“获奖”则更是虚假，因为获奖是建立在“项目基金”之上的，这就使学术彻底官僚化。只要一看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评级，就知道凡级别高的清一色全是争当官的，一当上官就破格，就超升。有的刚刚当上副院长不几个月就升了一级岗。凡学术上不行的，就搞政工，当书记，在党管人事的制度框架下，凡当上党委书记，必然就能肯定地晋升教授，即便是学历低无专著也无所谓。这就使相当多的教师削尖脑袋想当官，本院副院长位子满了，就钻到校部去当，当了部长也就相应提了级，成了名教授。 学术腐败与政治腐败有什么区别呢？我看是没有，人们熟知官场上“五十九岁现象”，在北大也同样发生。政府管理学院现任党委书记是1950年生，虚岁59，他没有博士、硕士学历，连学士都不是，是文革“工农兵学员”出身，以搞政工当书记得以晋升教授。既年已59岁，书记之位也就到顶了，下次换届必然退下去，“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教授定岗评级既由书记掌盘，党管教授，党领导一切，于是上下其手，欺上瞒下，先以“激励条件”给自己破格晋升，又暗中给在职攻读博士八年尚未毕业的前党委书记“激励”一下，破格超升。既然是瞒天过海，当然要严格保密，前书记竟声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评为何级。堂堂北京大学教授评级，竟然会搞得如此肮脏，如此黑暗。这样的事，若其中没有猫腻，用得着保密吗？ 书记主任凡有一官半职者，都以“激励”条件晋升了，而据说，今后凡二级以上教授是65岁退休，其他则60岁退休，凡超升者就可以争取晚五年退休，多拿五年“岗位津贴”。本来，让有学术水平的优秀教授多工作几年，能者多劳，应该是合理的制度安排，但暗中以官位来评级，则必将出现诸如北大工学院武际可教授所说的“逆向淘汰”，让钻营官位却拿不出学术成果实际水平很差的“书记主任”，继续留在教授岗位上“争创一流”。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去年就出现了“白发教授”到了退休年令却死活赖着不退休的怪事。年纪到了不肯退休，并非其学术水平高，也不是紧缺人才，某专业缺少了他就办不下去，他本人也是“半路出家”，由外系转来当系副主任，改行搞政治学，除年龄大社会关系广外，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优势。但是，“白发教授”有一位“在职博士研究生”当上了北大常务副校长，校长钦定“恩师”可以不退休，似乎就可以不退休，还是朝里有官好办事啊！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那位当常务副校长的弟子调走，白发教授也就只好黯然退休回家，闹出了一场笑话。 北京大学自1898年戊戌变法成立，百年来意气风发，也坎坷多难，五四时期北大师生引领着时代潮流，校长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们诸如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风骨卓然与权力相去甚远，独立性很强，也倍受尊重，政府官僚不敢轻视。那时教授是不是有级别不太清楚，但依据名望水平应有等级，薪金也有很大差别，聘任制下校长有权破格聘用人才，一般不会有人不服气。教授治校也有相当的传统，教授委员会绝对不会将行政人员捧得很高。国民党政权搞“党化教育”，但大学教授并不买党棍们的帐，党政干部在北大学术殿堂也不太敢翘尾巴，没有学术水平很难在北大靠“吃政治饭”混。 共和国成立后，全国高校按苏联模式进行了“院系调整”，中共将教师们纳入干部编制，党管干部，虽然对知识分子强制“思想改造”，但开始时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教授尚心存“敬畏”，据说毛泽东身边的“秀才”们都“怕教授”，没有几个人敢斗胆来北大作报告。有些教授虽批臭了，但待遇仍很高，如俞平伯、周作人等，“养起来”的“高知”待遇可比“高干”，相当于部、司级。“高知”可与“长征干部”比肩，令人可望不可及。当然，老教授们人数很少，又有精神遗传，难以被中共同化，也就难以官僚化。对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则实行党化教育，恩威并重，笼络利用，是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要走“又红又专” 道路，他们虽被“党化”为驯服工具，缺乏独立之精神，但却也不允许他们官僚化。管他们的党政领导如北大的彭佩云、聂元梓等党委书记却也没有什么教授头衔，官是官，教授是教授，党管教授。政工干部和科研教学二者分得很清楚，学术虽然意识形态化，却难以官僚化。 文化大革命时，教授们可就被斗惨了，斯文扫地成了牛鬼蛇神。中共建国十多年来精心组建的大学党政领导班子，也都统统靠边站，他们如陆平、彭佩云、匡亚明、聂真等，并非工农干部，而是早年入党的知识分子干部，具有一定的学术文化素养。而连他们这些老革命都挨批斗，教授们就更加没有地位了。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鱼贯进驻北大、清华及全国各地的大学，中专生谢静谊和军代表迟群成了北大、清华的太上皇，“高知”成了“臭老九”，被彻底打翻在地，成了专政对象。“教育革命”的结果是停止高考，由基层群众推荐选拔红色苗子上大学，叫“工农兵学员”，工农兵上大学还要管大学，教授们要夹着尾巴做人，师道尊严和官僚等级制从表面上看是一扫而光。但是，不少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靠的是“开后门”，并不是群众公平推荐，背后倚靠的仍然是官位与权力。 七七年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声浪中，高校恢复了教授制，不久也恢复了评职称。在新中国党政官僚制治理状态下，各种场合实际上都严格讲究级别，1949年前过来的老教授能躲得过文革劫难的已是很少，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评上教授职称的，与党政干部对应已是降为处级待遇，副教授相当于副处级。学校分配住房教授往往排在处长之后，副教授排在副处长之后。本科生留校搞学生“党化”思想工作，很快当党委副书记，马上就凌驾于博士毕业的副教授之上。而干部、书记们又纷纷“在职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评职称评级时他们反倒优先，教授官僚化进程也就全面开始。如北大原党委书记任彦申原为清华工科本科毕业，在北大评为文科教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工作”方向的博士生导师。各个院系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也都优先评为教授副教授，而不再是单纯的政工干部了。 不光是书记们争当教授，而且许许多多的教授们也争当书记主任，大学的“官本位”使学术迅速官僚化。北大学术殿堂也处处以官位决定一切，各种学术资源统统向官权看齐，官位比学术更重要，谁得罪了领导就很难获得学术资源。难怪上面提到的那位白发教授当权在主任位上时，曾当面训斥我：“不干社会工作（指不当官），就不会考虑你出国、提职称，我们不管你了”。与白发教授是同班同学却又长期相互攻击、争权夺位的另一老教授，则是谆谆告诫说：现在不入党的非党员教授当官有优势，只要加入民主党派，或以无党派人士从政，很快就上去了，一下子就到部级。认为北大非党教授不搞学问卖身去从政，为党建言说好话，是奇货可居，说不定能做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成为大官。这话说得可真是北大一流水平！两位老教授都是文革中留校，是“党化教育”下的优等生，一个搞民族解放运动史，一个搞国际共产主义史，以“党化”优势搞政治学，天然优势是当官。但一山容不下二虎，两位都想当官的老同学为争夺权位，施用了浑身解术，拉帮结派，两派争了十多年，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学生辈。去年两位老教授终于退休，空出两个“一级岗”。教授岗与级不同，分三级，岗位津贴每一级相差一万元。岗位津贴制是上世纪末高校改革及教育“产业化”浪潮的产物，大学教师一改先前穷酸劲，一下子步入了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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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近我做了这么件事——拖着一个装着12盒奶粉的袋子和装有两套空气过滤器的纸箱通过旧金山国际机场(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安检。我刚结束一个公差，正要回北京的家，带回去的是在中国父母那里最抢手的两样东西，也是我自己的家里迫切需要的。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其发展的巨大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迅速发展的城市中的居民，以及越来越多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开始质疑他们呼吸的空气、喝的水、吃的食物的安全。就好像他们正住在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或福岛核事故灾区一样。 在被派往中国之前，我在伊拉克做了三年半的记者。在那里，外国记者们不停地谈论各种可能造成人死亡的方式——汽车炸弹袭击、正面交火、被绑架后遭到斩首。我在这些威胁中活了下来，却发现现在自己开始思考：生活在中国是否正对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这里存在大量的环境危险，而且，其后果可能会在数年甚至数十年内都不会展现出来。对幼小的儿童来说，这些风险更为显著。对于要决定是否在北京居住的外籍工作人员来说，这些因素在其权衡中将占据很大份量，其重要性可能超过最近几十年的任何时候。但目前而言，在中国做记者还是有很大价值，所以我还会再坚持一段时间。我的妻子陈天香(Tini)也是，她已在亚洲当记者十多年，也学习了中文。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将自己9个月的女儿置于同样的风险之中——这些风险让中国北部所有城市的居民感到恐惧——而同时，我们也在和这么做带来的罪恶感作斗争。 和他们一样，我们采取防备措施。在北京，高科技空气净化器和豪华轿车一样令人垂涎。在2008年被派到北京不久后，我就架起几台之前驻站记者使用的欧洲产空气净化器。4月初，我对其中一个净化器进行了首次检查：里面累积的灰尘和森林地面上的苔藓一样厚。这让我恶心。我订购了两套新的空气净化器，要在旧金山提货；这些产品在美国要便宜得多。我的同事艾米(Amy)告诉我，2月份春节期间，她家的一个朋友从加利福尼亚州给她丈夫捎来一台重35磅(约合15公斤)的空气净化器，此前，她的华裔丈夫被一家大型美国科技公司派到其位于北京的办公室。在收到空气净化器之前，艾米的丈夫已考虑搬到苏州，一个水渠纵横交错的小型城市，因为他已无法忍受北京的污染。 每天早晨起床时，我都会看看手机上的一个应用程序，上面显示美国大使馆监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美国大使馆的监测设备就在我家附近。我想看看是否需要打开空气净化器，我和妻子能否把女儿带到户外。 大多数时候，她只能待在家里。中国环境保护部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上半年，60%以上的时间里，北京的空气质量都被认为不安全。而全国的平均指数也令人沮丧：同样是在2013年上半年，该指数在近一半的时间里都是达不到安全标准的。环境部长周生贤在接受共产党喉舌《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我国大气环境形势严峻，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过环境容量。” 我希望女儿成长的过程中能欣赏到户外的美好事物——日落、鸟鸣、青草芬芳，或者云朵的形状。但如果我们继续在北京生活几年，这将不可能成为现实。即使有个成年人的肺，我也会限制自己待在户外的时间。虽然我在巴格达时会在底格里斯河畔跑步，搬到北京之前还曾跑完两个马拉松，但在这里我不愿再做那样的长跑锻炼。 我不愿放下的一件事是骑自行车，即使它意味着比坐车或乘地铁吸入更多危险空气。考虑到这里可怕的交通——其本身也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一大元凶——我会骑自行车往返办公室、餐馆、以及在北京胡同里那个带院子的家。刚过去的冬天，我买了一个英国产的口罩。之前，一些地区空气中的细颗粒物含量在1月份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建议的接触限制的40倍。外国人将其称为“空气末日”，而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因为雾霾或要求雇主支付艰苦工作地点薪酬而离开北京。 一位在北京的美国医生给他襁褓中的儿子弄了个口罩。我的口罩用黑色织物制成，它表面光滑，还带有几个塑料旋钮。带上它，我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亚洲版的达斯·维达(Darth Vader)。但是这总比少活几年要好。 今年春季，首先发布在《柳叶刀》(The Lancet)上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披露，2010年中国的户外污染共造成120万人过早死亡，占世界总数的40%。7月发表在美国某著名科学杂志上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因为北方广泛使用煤，中国北方居民比南方居民平均少活五年。 在中国，癌症发病率也在飙升，甚至连中国官方媒体也在调查这种现象与空气污染之间的关系。同时，中国国内外的研究都表明，在妊娠期暴露在高浓度污染物下的儿童会表现出较慢的智力发育，并有可能出现行为障碍。在洛杉矶进行的研究表明，处于污染环境中的儿童还存在永久性肺部损伤的风险。 在中国北方，区别每一天的就是不同的灰度。妻子和我有时会根据能看到多少蓝天来选择去哪里度假——所以我们近期去了托斯卡纳和阿马尔菲海岸。我再也不会认为享有这种蓝天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仍然无法不注意到这里的天有多么蓝，”一位美国外交官的夫人在乔治敦的一次晚餐上告诉我，夫妇二人当时已经从北京回到华盛顿半年多了。 食品安全是另一个让我们头疼的问题。我们已经听说了火锅店用老鼠肉充当羊肉，有地沟油，以及用被工厂的重金属或废水污染的土壤种植农作物的故事。对于中外父母而言，食品安全方面最令人震惊的灾难就是2008年的毒牛奶事件。在饮用了被有毒化学品三聚氰胺污染的奶制品后，共有六名婴儿死亡，至少还有30万儿童生病。从那以后，很多新生儿的父母都开始竭尽全力把国外生产的婴幼儿奶粉带入中国，以满足替代母乳喂养的需求。 从旧金山回来几个月后，妻子和我都意识到我们的奶粉不多了。于是，我们开始给可能马上来中国的朋友发邮件，问有没有人自愿帮我们“运”奶粉。本周，我们的朋友亚历克莎(Alexa)从纽约飞过来，带了两盒奶粉。还有两位朋友承诺会在今年夏天带更多奶粉过来。 最近，我和一个在北京的女子聊了聊，她叫赵俊。她付钱给生活在欧洲的中国学生和家庭主妇，让他们给她寄英国的牛栏奶粉(Cow Gate)。她说，“我们一直很担心，所以希望能从海外找到历史悠久的好品牌。” 由于中国人从国外购买奶粉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以至少在六个国家引起了奶粉短缺。香港甚至还对被海关官员称为“犯罪集团”的奶粉偷运组织进行了打击，这些组织都在将外国产奶粉运往中国大陆。 需要担心的并不只是牛奶。我们的女儿已经开始吃固体食物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找寻食物方面面临着更多的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在我家附近小巷的小商店里买水果和蔬菜吗？还是要到以外国人和富裕中国人为目标消费者的比较贵的商店里买呢？或者从当地的有机农场里购买？上周末，我和一个朋友拜访了位于北京东北方向的一个农村家庭，从这里开车到北京需要一个小时。他和他的妻子希望能把这里租下来，周末的时候过来住，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看能不能在这里的园子里种植自己的蔬菜。我在这里认识的一些人已经这么做了。 “在食物问题上保护自己很困难，”公社园艺倡导者、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理事会成员李波说。“我从没有想过我会变成一个素食主义者。然而在2011年，在听说过动物饲养行业的诸多不法行为之后，我觉得自己受够了肉。” 在北京度过的每一天，都让我更难以分辨大惊小怪和谨慎之间细微的界线。六年前，当我回到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家乡，收拾东西准备搬到中国时，母亲递给我几支牙膏。那年夏天，她读到了关于中国制造的毒牙膏的报道。当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第一次离家去上大学的时候。我把那几支牙膏放回了父母的浴室。现在我回家的时候，母亲有时还会给我牙膏让我带回北京，我总是会毫不犹豫地把它装进包里。 黄安伟 (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谷菁璐、陈柳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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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任何一种人类社会的复杂形态都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即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也更为普遍。” 西方学者，如韦伯、李普塞特、哈贝马斯等人，对合法性有重要论述。一般说来，一种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指它获得被统治者自愿服从的能力，或者说在不使用暴力的条件下获得被统治者支持的可能性。韦伯指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哈贝马斯指出，一种制度要赢得人们的承认，即获得合法性，需要借助哲学、伦理学、宗教对该制度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作出论证。一个政治秩序失去合法性意味着失去被统治者的忠诚。这便是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将带来国家和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李普塞特强调，政治稳定既取决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也取决于其“有效性”。所谓“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该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也是有尊严的动物，因此他会要求服从的理由。所以任何政体都需要意识形态，都需要给自己披上合法性的外衣。一个国家中，大多数居民和有势力的集团（如大企业或武装力量等等）对政治系统会有一定的功能性要求，所谓“政治系统的有效性”是指政治系统满足这类功能性要求的程度。李普塞特还指出，“有效性”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是评价性的。我们可以把李普塞特的“有效性”分解为“积极的有效性”和“消极的有效性”，前者指“政府的政绩”，后者指“政府镇压反抗的能力”。在做了这种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排除在“合法性”范畴之外。 “一种纯粹强制形式的统治，将不会煞费苦心地宣传其合法性，……但是，这种统治形式是一种有限的情况，在实践中绝无仅有。现存的各种‘非纯粹’的强制统治形式，可能都要以合法性为基础，或迟早要取得合法性。”虽然任何政府的有效统治都离不开合法性的支持，但是不同的政府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当代世界各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差异极大，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把合法性建立在“传统”或“神意”的基础上，另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则把合法性建立在经济或社会发展“业绩”之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把合法性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则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权学说”的基础上。当然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单纯依赖一种合法性基础，而是把自己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在多种合法性基础之上，只不过不同的政府对不同的合法性基础的依赖程度不同而已。 二、当今中国的合法性困境及其出路 1978年以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来自西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来自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合法性基础。进入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在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促进社会公正来扩大自己的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的领导人也尝试建立合法性理论，先后提出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三个代表”等理论主张。中国政府也意识到需要把民主法治纳入合法性基础的范畴，并且在改革之初就启动了法制建设进程。进入21世纪，中国政府又进入了新一轮合法性基础调整与重建的时期，一方面继续巩固和拓展政绩合法性基础，强调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并重，一方面回归党的传统，提出“新三民主义”。 但是，时至今日，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并未得到有效解决。这种危机首先来自理论的贫乏。如今马克思主义已经边缘化，政府又明确拒绝竞争性选举，传统和宗教也被摧残殆尽，结果中国政府既不能凭借历史必然性证明其合法性，又不能借助选举程序获得合法性，也没有传统和神明来授予合法性。可以说，自改革以来中国实际上并没有有效的合法性理论。于是，中国政府只能依赖亨廷顿所谓的“政绩合法性”维持政治稳定。其次，中国的合法性危机还有“非理论”的原因。明明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权威主义政府，却宣称自己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而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共戴天，民主主义要消灭权威主义，中国政府就是这样天天宣扬要消灭自己所作所为的理论。这样的政府不陷入合法性困境之中简直是不可思议。当然这种尴尬的局面具有很大的不得已而为之的味道——号称自己是马克思的继承人是历史包袱，宣称追求民主是迫于外部世界的压力。 有鉴于此，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大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建立合法性理论。这一任务要求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具有合法性？更准确地说，什么样的权威主义具有合法性？为什么要把“政治秩序”限定为“权威主义”？这是因为，政治是一种严峻的现实，探讨政治问题必须从现实出发。现实的出发点就是权威主义当道，而且这种政治秩序至少在未来的二十至五十年内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另一个现实的出发点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合法性论说已经破产，而且施行于中国是否具有有效性无法预测。 由于已有的合法性理论的“显学”都无法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论说，所以要建立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理论，向外求索没有出路，必须返回过去，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寻找出路。在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儒家倡导“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我认为，经过损益的儒家学说——现代仁政理论——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权威主义政府的合法性理论。 仁政要求被统治者服从的理由是：第一，作为执政者，我比你优秀。此谓之“选贤与能”或“贤人治国”。第二，我全心全意为你服务，而且我之所以要“为你服务”，不是出于自私的功利主义的算计，而是出于对你的无私的爱。仁政不依赖政绩获得被统治者的支持，而是通过表达自己的善良无私的动机来支持自己的权力要求。行为的动机不同于行为的效果，善良的动机能够为政府提供合法性，而好的效果只能证明政府具备有效性。 要理解“仁政”必须先理解“仁”。仁学始于孔子。孔子以“爱人”释“仁”。《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主张”由圣而王“，主张”贤人政治“，主张”选贤与能“。儒家认为”为政在人“。儒家所推崇的”为政“之”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也不是一般的在位者，而是”仁人“、”贤人“。荀子称之为”治人“，即能把国家治理好的人。孟子宣称：”惟仁者宜在高位。“所谓仁政也就是仁者行政。孔子指出，仁者行政的特征是”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等等。欲行仁政，为政者必须”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谓之”忠恕之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把孔子的思想发展为完整的仁政学说，其核心可以概括为民本主义。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仁政学说的核心是为政者主观上要”贵民“。它要求为政者”为民父母“、”保民而王“。而轻民、贱民、残民则无仁政可言，孟子斥之为”率兽而食人“。孟子要求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并断言只要这样”治天下可运于掌上“。 仁政学说不关心为政者的权力是如何获得的，只关心为政者如何运用权力，而且关心的核心是为政者的主观动机。它对为政者的唯一要求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不管其政权是通过选举获得的，还是前任授予的，抑或是用武力夺来的。这样一来，在考量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时，一方面回避了选举问题，一方面回避了对政绩的直接依赖。可以说，这样一种合法性理论最适合于中国的现实，因为它可以在不改变权威主义政体的前提下，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同时作为一种“理想”通过发挥“示范压力”推动政治进步。 三、仁政的基本要素及其逻辑前提 仁政的基本要素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国家与社会关系、主流文化的属性，而其逻辑前提是儒家关于人性的判断，即“性善论”。需要强调的是，此处阐述的儒家仁政学说并不是它的原始面貌，而是根据现代条件经过取舍的儒家仁政学说，更确切地说是“在现代条件下能够为中国的权威主义提供合法性的儒家仁政学说”。 性善论 关于人性的判断是一切政治哲学的根基。 自由民主主义的人性假设是“人性恶”。为政者也不例外，所以被统治者必须制约为政者使之无法祸国殃民。对于他们来说，政府也是一种“必要的恶”。 但是，儒家认为人具有“善端”，具有为善、成圣的潜能。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四端”即“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状态，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孟子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如果人性恶，那就不可能有“仁人”，也就不可能有“仁政”或“好权威主义政府”。人的为善的潜能是仁政的基础。所谓“仁政”也就是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当然儒家并没有说人必然为善，否则就没有必要不遗余力地鼓吹“教化”、“礼治”、“道德齐礼”、“德主刑辅”。 贤人治国 自由民主主义认为个人先于社会，个人高于社会。儒家认为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个人只有作为共同体——家庭、社会、国家、天下——的成员才有存在的意义。简而言之，儒家主张“社群本位”，反对“个人本位”。 那么，谁代表共同体的利益？儒家认为是政府。儒家反对“主权在民”原则，主张政治精英垄断政治权力。在现代条件下，儒家所支持的政治形态显然是权威主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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