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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一个曾经在司法口干过的青年对我说他押送犯人时的情景，对于刑事犯人，他们将其捆绑后推在囚车的两排椅子间，让他们动弹不得。稍微一动作，就用枪把子捅，或用皮鞋跟狠踹。我问他当时的心理状态，他说就是恐惧，因为怕他们反抗，于是就要表现的自己不可战胜，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可以随时处死他们，除了顺从别无他法。 这就是残暴的本源。 我曾经非常想不通斯巴达人的作为。它和雅典都为城邦制国家，为何一个酝酿出了民主这一人类的永恒价值；另一个却缔结了残暴和专横？究其原因，也是因为恐惧。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区，全盛时期没有过尖锐的阶级对立，公民热衷于绘画、演讲、做买卖、哲学、雕塑、诗歌、神话、喝酒、比赛、同性恋。雅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是这样柔顺的，而柔顺和懒散舒适，正是人类生活的本真。斯巴达则不同。强势的统治者是来自农业社会的文盲，他们没有美感和文化修养，有的只是整齐划一的奴役和被奴役；掠夺或被掠夺；侵犯和被侵犯。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强者毫无顾忌地对弱者侵犯。 没有共生意识的人，必将在被侵犯者那里埋下仇恨的种子，这是一条永恒的真理。于是，斯巴达人恐惧皮里阿西人和希洛人造反，怕自己失去既得利益，怕丢命。为了恐吓对手，便将自己的形象搞的残酷无情：丢弃不健壮的骨肉，送自己老婆给强壮的男人为国家制造接班人，用残酷的折磨锻炼年轻人对国家的忠诚度，让他们做贼、暗杀，过恶鬼一样没有人性的生活。越恐惧越残暴；越残暴作恶越多，因而进一步加剧恐惧，斯巴达人跟鬼打墙一样走不出来。 其实这是一条公例。 不知道收敛自己手臂的人，从来就不会有安全感，也留不下什么值得自己回味的东西。如果夜深人静时津津有味品尝自己的恶行不感到内疚和耻辱，那么这人已经疯了。不信？曾经作恶多端的人在自己喘气时都拒绝给受害者平反，因为恐惧和不敢直面；可以看看斯大林晚年如惊弓之鸟的生活。孤独的日子里冤鬼缠身，想必一个鞭炮声就可以把他吓死。再看看斯巴达人，他们被仇家牵着鼻子走，没有家庭，没有快乐，甚至连床上睡觉都几乎不可能，黧黑的脸皮上镶嵌着惊恐的眼睛，腰里别着短刀夜行于山路追杀所谓的造反者。这，是人的日子么？一个城邦国家留给后人的就这种丑陋形象而没有任何文化，其存在难道不是耻辱么？ 这就是因为恐惧。 相关日志 2012/06/07 — 编程随想:天朝民众的心理分析：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2012/05/12 — 《金融时报》福山：倒薄不能解决“坏皇帝”问题 2012/04/30 — 苹果日报:胡温会假装不知晓？ 陈光诚会把谁拉下马 2012/04/28 — 周永康在中央政法维稳工作会议上的内部讲话(摘要） 2012/04/25 — 薄熙来事件凸显政改必要性 2012/04/25 — 金融时报:中国高层的派系之争 2012/04/19 — 王德邦：重庆“唱红打黑”背后的言禁故事 2012/03/18 — 红色文化：制造者最后让自己无路可走 2012/03/17 — 新华网:王立军事件标志着“重庆模式”破产 2011/09/13 — 李承鹏:一个叫〝美国〞的小区

中国作家廖亦武于7月6日凌晨抵达柏林，这是他历经去年从德国回到中国被噤声和被打压后，再次到达德国。据悉，他的小说《证词》德文版即将出版发行，稍后，廖亦武还将在德国、美国、澳洲等参加一系列的交流活动。 7月6日，海外中文网站”明镜网”率先发出独家报道，称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作家廖亦武经过一个复杂的路线，传奇般的离开了中国，但明镜网表示廖亦武拒绝透露细节。 今年3月底，中国当局再次禁止廖亦武赴美国参加纽约文学节活动，并警告他不得在海外发表批评中国的言论和作品。廖亦武去年9月份曾在德国参加文学和音乐交流活动，他回国后遭到噤声和”被失踪”。 廖亦武为四川知名的诗人、作家和底层问题的研究者，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廖亦武因发表诗作《大屠杀》和筹划诗歌电影《安魂》而被判刑四年。他的作品《底层访谈录》《中国上访村》等虽然在中国被禁止出版和发行，但广为人知，也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多个国家出版。近期，他的两本书《证词》和《上帝是红色的》将分别在德国和纽约出版。 德国之声在7月7日专访了廖亦武，以下为专访实录。 记者：三月底时，中国政府曾再次拒绝您出境，明镜网说，这次您是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才到达柏林，这个过程真的是很复杂吗？ 廖亦武：过程是的确很复杂，但我也是真的到了柏林，这两点都是真的。 记者：这次到达德国是为了即将出版的《证词》一书？除此以外您是否还参加其他的活动？ 廖亦武：以前中国政府一直很”重视”这本书，多次阻止《证词》的出版，但我觉得一个作家眼前和以后的目的，就是追求写作和出版的自由。德国菲舍尔出版社担心出版会造成我在中国出现一些后果，所以他们三次推迟了出版时间，第一次是4月份，第二次是6月份，然后是7份这次，我刚才见到了德文版编辑，这本书会在7月21日正式上市，然后是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我会参与这些活动。 记者：还是回到您的作品，《证词》一书是在什么背景下写成的？这本书在国内一直被封杀，目前海外出版发行情况如何？ 廖亦武：这本书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我因为写作了《大屠杀》，然后四年牢狱生活的经历，这四年经历了所谓的”重新作人”的过程，讲述了监狱里形形色色的人，这本书的一部分我在监狱中就已经写成，通过一个秘密方式带出了监狱，出了监狱后，我觉得这些苦难、包括1989年在内的历史应该被纪录。这本书先后被当局抄走两次，目前出版的是第三稿。明镜出版社曾出版过不完整版，走到今天终于能够在西方面世，而且是在”八九民运”过去二十二年时，也算是对历史的交待，菲舍尔出版社在出版之前，把书稿发给了很多有影响的作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赫塔·穆勒，他们都给了很高的评价。这本书的台湾版也会在8月1日面世，英文版也正在翻译中，这么多年坚持做一个记忆者是值得的。 记者：为什么把这段狱中记录称为《证词》？这些证词见证了什么？ 廖亦武：这是我的一种个人证词，纪录了一起坐牢的死刑犯、底层的罪犯们，这是我们共同的一段经历，我们中国人经历了很多苦难、甚至罪恶，有时候象狗一样活着，但这样一种人生应该被纪录，我们这样的人终极愿望是：因为被记录，在历史上受难的生命时光才不会白白浪费。这些证词也见证了国家机器对普通公民人格的虐待和侮辱。 记者：从《底层访谈录》再到您的其他作品，作品的主角大多是被称为社会边缘群体的人，甚至包括您自己，您怎样评价在中国背景下的这个群体？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生活状态和命运? 廖亦武：我们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正常的国家，这个国家非常邪恶，人要在这种邪恶的背景中活下去，就象在监狱里有些时候会放弃自己的尊严，甚至象狗一样生存，中国人的生存秘诀是苦难及无耻，这种苦难有时候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更多时候是这个国家政权强加给个人，迫使人们虚伪地生活下去。另外一方面人们要非常无耻的应对苦难，我常说，无耻加重苦难，苦难又使人变得更加无耻。中国这么几十年以来，特别是1989年6月4日，经历了血腥屠杀之后，中国人走到今天，就呈现这样的生存状态。 记者：很多媒体根据您在中国被当局打压的状况，称您为异议或政治作家，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廖亦武：我经常在说，我不是一个政府的批评者，我的很多优秀的朋友们在担当这个角色，比如说刘晓波、冉云飞、余杰等，他们都是有责任感的批评者，我其实是一个记忆工作者，这是我和他们的区别，我几乎是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只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和他人的人生，然后把这些记录下来，用我的这只笔，让更多的人看清中国人生活在怎样的土壤。 记者：您刚才谈到中国政府的批评者角色中，有一位是冉云飞，他被中国当局抓捕，您怎样评价中国当局镇压政府的批评者这种行为？ 廖亦武：在”茉莉花革命”那段时间，我们有一句话是，千万别碰鼠标，冉云飞这次被抓捕，据我们的了解，是犯了”鼠标罪”，可能那天晚上他喝酒归来，这个人非常热情，喜欢推荐朋友的贴子，那天他不小心就乱点了”茉莉花”的贴子，他的粉丝非常多，然后他就犯了”鼠标罪”，就进去了，这是一件非常荒诞的事情， 也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我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听冉云飞的夫人说，成都中院已经驳回了检方对他的指控。 记者：记得您第一次来德国，您说一定会回到中国，因为那里是你文学创作的土壤，但我们也知道上次您从德国回去之后，也曾被噤声，甚至在特殊的敏感时期”被失踪”，这些会不会促使你作出一些改变，比如，在国外获得安静的写作空间。 廖亦武：自从去年我从德国回国，就一直在和警方打交道，后来又经历了所谓的茉莉花革命，政治形势的紧张是二十多年来最可怕的一段时期，当时我的写作也总是被中断，很长一段时间我处在浑浑噩噩的状态中，甚至无法进行写作，我也想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到底是什么？后来德意志学术中心有个约稿，叫”中国人的生存之术”，我慢慢让自己平静下来。 这次到德国来，一两个月的时间，是关于《证词》宣传、朗读和音乐交流活动；9月份会到美国，那边将出版《上帝是红色的》这本新书，也会有宣传和与作家、读者的对话活动；然后会到澳洲，因为那边也翻译出版了《底层访谈录》这本书，然后可能到台湾参加《证词》中文版的活动；到了明年，德国国家学术中心有一个艺术家交流项目，明年的被邀请者是我，我可以在柏林停留一年。 采访记者：吴雨 责编：石涛

記者盧葦／整理 　評論解讀中國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人不在少數，人們的負面情緒增多，首先是社會制度、社會生活秩序發生病變的反映，值得大陸政府和社會各界高度重視。 　應當說，「老不信」這個詞，並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但以筆者的觀察，中國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人絕不在少數，而不被信任和相信的官員也不在少數。這一問題確實值得政府和社會各界高度重視，只有讓政府保持應有的公信力，社會才能和諧安寧，公眾的幸福指數才能不斷提高。 　不信任政府7種心態 　公眾不信任、不相信政府有7種心態。第一種，社會焦慮；第二種，不公平感；第三種，思維慣性；第四種，情感轉移；第五種，情緒發洩；第六種，從眾心理；第七種，逆反心理。 　「老不信」的7種心態，總起來看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公眾中許多人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相當程度上只是一種情緒性的反應。所謂情緒性反應，就是由外在刺激引發的非理性的反應。第二，這種情緒性反應具有很強的偶發性，且不是持續性的。第三，這種情緒性反應具有很強的破壞性，很容易形成難以預料的雙向傷害。 　總體而言，這樣的心態是負面的，應當通過政府、社會、公眾等各方面的努力，來消解、理順、轉化這種負面情緒，努力幫助人們構建和諧身心，從而構建和諧社會。 　政策應讓多數人受益 　首先，政府制定和實施政策一定要照顧社會各方面的利益訴求，照顧各方面社會成員的感受和心理需求。人們的負面情緒增多，首先是社會制度、社會生活秩序發生病變的反映。如果社會制度能夠讓大多數人受益，如果政府弘揚公平正義有明顯成效，就不可能出現較多公眾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情況。 　所以，一旦有公眾表達了不信任、不相信政府的意見，政府就應該看作是一個危險的信號：自己的工作出問題了。就應當立刻深刻檢討自己，查找自己工作中的問題、承擔自己的責任，並努力解決自己的問題。 　第二，對公眾的情緒性反應既要高度重視，也不能如臨大敵、反應過度。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能否把公眾的情緒加以理順，使之成為社會建設的正面力量，不僅是對執政者的考驗，也關係到每個社會成員的利益。 　在此過程中，人們不應當把公眾的情緒性反應過度解讀為「敵對勢力」，也不應當把這些公眾的態度一概斥之為「不明真相」。目前中國正處於社會轉型階段，出現各種不同的思想認識是十分正常的，對此應當從容自信，寬待包容。 　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 　第三，努力建立一種引導人們釋放和排解情緒的通道，給予處於心理困境中的人們更多人文關懷。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而只會讓人釋放和排解不良情緒，交流思想，明辨是非。對於生活中遇到各種各樣困難的人們，政府除了要建立全社會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外，還應當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給予身心關懷和撫慰。政府應當鼓勵公眾通過各種社會組織去關心、關懷弱勢群體和各種需要幫助的人，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幫助他們進行心理的自我調節，讓「尊重和保護人權」的憲法原則體現和落實到社會制度的各個方面。 　如果政府能夠帶領公眾建立和鞏固一種「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社會制度，公眾怎麼會不信任、不相信政府呢？ 　（摘自人民論壇政論雙周刊2012-6-18，作者蔡永飛為民革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原題：公眾「老不信」的心態分析） 台灣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