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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社会学已经在国内有所斩获，必当是未来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视角。而致使我对“底层社会”研究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在我过去的童年经历中，有一个事情是难以被我忘却的。事实大致如下：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正在修建襄荆高速公路，我在沙洋县五里镇的一个小镇上补习英语，为此我经常骑着单车，在这条侵占了不知多少农田却又补偿的极为可怜的道路上狂奔，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何为上访，更不知道这条道路的修建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一时的快感在那飘荡的风中得以慰藉和满足。不幸的是，一年多之后，我听闻了这样的苦难，二姨父因为上访而被他所地的乡镇府派人用车碾死，全车7个人死了6个。此新闻并未被媒体曝光，后来不知所云，且这样的说法也未得到确认，来自于民间的传言，多多少少都有些道理，但不可全信。而二姨父的死，得到了15万“生命死亡的赔付”。不过，镇政府之所以阻碍他们上访（因为对农田的补偿甚少的不满），原因很明朗，在于“不想被告发”而影响他们“升官发财”的机会。于此，这样一个糟糕的印象与惨痛的隐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这一片苦难在我脑中回荡了足足十二年之久，至今依然存留着，不仅是因为我与二姨夫的关系甚好，难以接受，而是我无法容忍这样欺压百姓的事实。 　　其次，我生于农村，在大片大田野得知了那种源于底层的不公，很多时候，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一员几乎是处于挣扎与哑然的状态中，话语权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片“空气”。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诉求利益，而只能是采取暴力与抱怨的形式来做反抗。 　　殊不知，群体性事件，是近来被国内学者西方世界引入国内的一种分析话语，而原先的“集体行为”或许更附有一种“本土化”。但是，无论是采取何样的分析框架，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精英政治”对于解决农村问题与农民问题会有多大的损害，这一点于建嵘曾经着重的批评过。也就是说，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不仅立足于“精英政治”的立场，而且必须有“底层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将问题分析的更为透彻，况且，我们的底层社会必须有人来代言。而徐贲所言的中国文人为何喜欢做“御用文人”的腔调更是质疑了这一怪现状：毕竟资源有限，权力大于一切的同时，为了生存与发展，苟且丧失了立场与独立精神，最后不得不“左右不逢缘”。底层社会由此被遗忘，而研究者的成果，最终被判定为一种“无用之术”。甚者，底层被绑架，最后也沦为了一种跳板和工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更是一种悲哀。 　　再者，做政治社会学一块，需要很好的政治学基础与哲学分析与推理的能力，更需要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结合，这是社会学分析的一个必备。如今，政治社会学在当下逐渐被重视起来，最主要的因素在于，群体性事件与群体上访的不断深化与加重。不幸的是，大多数的“治理”都是基于如何去控制来完成这一研究分析，笔者并不觉得这样做就不对，而是我们需要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和独立精神。在“事件—叙述”的历史学方法内，做一定的努力，特别是对这样的底层社会进行一个总体性的概括与对策性的建议，比起所谓的简单而又滑稽“问题—对策”要好得多。因为，底层社会的种种都需要一个真实的呈现，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去了解底层，赫然就需要一个“翻开”的过程。研究者需要做这样的“描述—代言”的工作。而这一点，备受国内研究政治社会学的某教授的影响，故此我又对于“政治”暗知一点。就步入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循环”之中。 　　时而设想，虽说分支社会学现在琳琅满目，比比皆是，但是政治社会基于我们的生活，个人估算应该是比较大的。并且，无论对于何样的分支社会学，都会被《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版）中所言及的“复杂性”所困扰。变量太多，且这个社会变化又太快。 　　这却又失去“真理”的后现代话语社会，“一家之言”只能算“一家”。而如何对于一个社会问题弄清楚，更需要社会科学家门的并举与齐发。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相互的协助而不是各自为战，方能有所斩获。故此，这也就要求我们的研究者所有担当，而不是仅仅局限在自己所学的本专业中去看待问题。因为，一个社会问题本就不是“社会学”或者“心理学”那么简单。但我相信，如果说政治社会学是诠释社会问题的一个必须考虑的视角，那么它对于问题的解释力与说服力，或许是最有力道的。但却也是最难做的，因为这是中国。故此，这条漫漫长路，岂能只是“求索”而能达之？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六日 　　作于兰州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赵鼎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定价45元。

　　作者:Yasheng Huang书名: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出版年:2008 　　前言 　　一九九八年，我正在上海为撰写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进行实地考察。期间，我问一位政府官员是否能为我介绍一些私营企业家。他满脸困惑，并且问：“你是哈佛的教授吗？”（彼时我正任教于哈佛）他继续问：“身为哈佛的教授，为什么你会对那些在街头卖西瓜、茶叶和烂苹果的人有兴趣？” 　　他的反应多少令我吃了一惊，我心平气和地提醒他，诸如微软和惠普那样的公司也是由私营企业家创立并经营的。然后我大着胆子告诉他，上海的私营企业家只是在卖西瓜和茶叶，原因或许是，只有那些行当才是政府允许他们从事的。 　　那位上海官员的看法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并激发了我写作本书的最初灵感。（本书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上海出了什么问题？”）他的看法与西方对中国改革的相当多的理论阐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家之间盛行的一种观点是，在中国，国家致力于缔造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但这种改革受制于政治障碍。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决策者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以达到同样的目标：比如将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引入境外竞争，并在保留国有企业的同时鼓励新的创业。 　　真实情形接近于那位上海官员看法背后的精神。至迟于一九九八年，大多数中国官员对私人创业还是持有全然轻蔑的态度。倘若中国当局选择压制私营部门这一点确凿无疑，我们将遭遇好些重大的难解之谜。其中之一是，怎样解释私营部门实际上随着时光荏苒而茁壮成长这一毫无争议的事实？我在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中提供了一种解释，即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不是带来了工业技术和实用诀窍，而是以向受压制的企业家提供融资的方式扮演了风险资本或者私募股本的角色。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从高技术产业到低技术产业，从这个国家的富裕地区到贫穷地区——如此普遍的缘由所在。自从拙著出版以来，数篇实证研究论文业已较为系统地确证了这一假说。 　　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故事的终局。外商直接投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涌入中国，倘若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九十年代私营部门的成长和经济增长，人们该怎么解释八十年代的十年呢？这个关于八十年代的问题暴露了我自己对最近的中国历史的无知。我和其他一些学者一度认为，中国改革遵循一条渐进式的轨迹——始于从不显山露水的小步前进，然后随着时间推进，经济转型的速度加快、力度加强。有很多年，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九十年代的改革远较八十年代激进，影响也更为深远。 　　本书读者将发现，本书的主题恰恰相反。本书表明，中国真正的奇迹发生于八十年代，这一奇迹是由自下而上的创业努力和很多改革前沿值得关注的自由化缔造的。九十年代，改革事实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逆转。 　　我是在有机会与张伟博士探讨与争论之后，才开始怀疑我本人的看法的。张伟博士目前任剑桥大学讲师，讲授中国经济，他对中国改革的历史有极其广博的了解。八十年代，正值风华正茂的张伟主管着天津的一个经济开发区，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新成长起来的明星人物。张伟温和而坚定地告诉我说，我的渐进主义视角显然低估了八十年代改革的速度。自从那次对谈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相当多的局内人，即任职于中国官方体制中的人士，也持有类似观点。对于改革在九十年代的逆转，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农村官员李昌平是最为直接指出这一点的学者。 　　但对这一议题进行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提供局内人的观点。这一看法必须由数据来证实，这是个挑战。要获得准确的中国统计数据——特别是有关八十年代的数据——有多么艰难，极少数社会科学研究者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完全破坏了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搜集体系。有报道说，一九七六年，仅有四十六人供职于国家统计局；迟至一九八六年，百分之九十的中国经济数据还是人工处理的。（一九八五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一项经济普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查证该普查原始数据获取情况时所得到的回复是，保存数据的磁带掉到了水中，已经被完全毁坏。）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的一些同事通过设计精确的实验，有时是把他们的学生当作研究对象，以此来为他们的研究生成数据，他们的这种能力令我惊讶并羡慕不已。在我的一个同事设计的一项实验中，他会为在饭厅吃饭的学生拍照。（从某种程度上讲，或许我也只能惊讶而已。）出于实验目的而生成数据，类似那种奢侈享受我不曾拥有，并且对一些人溯及既往并不是件容易事，特别是当相关人士是前总理或政府部长（包括相当多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士）时。 　　我于是另辟蹊径——研究政府文件。中国不缺文件。有一种来源特别的文件——银行文件汇编，被证明对我的研究计划极有助益。为完成本书的写作计划，我查阅了数千页的银行文件，其中好些文件早至八十年代初期。正是基于逐步积累起来的银行原始文件证据，我开始拒斥对中国改革的渐进主义解释。 　　有怀疑精神的读者或许会质疑，基于银行文件证据而得出的结论尚不够慎密严谨。（除了文件证据，我还搜集到了数量可观的调查数据。）在回应这一批评时，人们应被提醒的是，渐进主义的视角似乎从不曾被系统证实。支持渐进主义视角的最有说服力的一条证据是，私营部门产量所占份额在不断上升。在第一章中，我深入解释了何以这种指标对于研究政策演进来讲是有问题的。 　　当我们试图作出表示因果关系的推论而不是要尝试确立某些事实时，研究方法的慎密严谨最为重要。这里有个研究中国经济与研究美国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研究美国经济时，学者们或许会就比如说“里根减税”的效果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在研究中国经济时，最关键的问题会是：政府真的是在减税吗？本书大部分篇幅是对事实的记录，包括对乡镇企业作出了精确定义并就针对私营部门政策的演进提供了分析性的恰当评估。 　　鉴于两位个人在我获得关于中国改革的原始文件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帮助，我应专门提到他们。一位是熊景明女士，她当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管理员。熊女士搜集的关于中国的资料令人着迷。我在她那里用到的一部书表明了她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度：那书仅印刷了二十四本。她搜集的资料可以上溯至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并且分类精当。我对她不胜感激。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女士对我的研究贡献同样重要。她供职的图书馆毫无疑问是亚洲之外研究当代中国的最佳之地。南希还以其他方式帮助了本书的研究。她编辑并校阅了本书的初稿并纠正了我犯的一些错误。我非常感谢她。 　　过去那些年，我身边有不少能干的研究助理，这些人包括Lu Gao、Yu Lu、Heiwai Tang、Yanbo Wang、以及Wendi Zhang。其他一些人搜集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张轶凡慷慨地与我分享数据，香港大学的杨治协助我进行了数据分析。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本书编辑Scott Parris以及我在阿普塔拉（Aptara）的项目经理Ken Karpinski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提供了最有效率的协助。我对他们深表感谢。 　　让我同样感谢那些与我讨论本书中观点的个人和同事，以及那些对本书初稿提出宝贵意见并贡献诸多想法的人士。这些人包括William Baomul、Pranab Bardhan、Suzanne Berger、Kristin Forbes、傅军、Simon Johnson、Devesh Kapur、Tarun Khanna、Nicholas Lardy、Don Lessard、李祥林、 Rick Locke、裴敏欣、Guy Pfeffermann、Ed Steinfeld、Lester Thurow、Laura Tyson、 Ashutosh Varshney、Eleanor Westney以及Alan White. 　　没有来自我的夫人Jean Yang始终如一的支持和鼓励，本书将不可能完成。我曾多次外出，当时在一家医疗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行政人员的她毫无怨言，照顾我们的两个小女儿Kunkun 和Nanan。她是我的很多想法是否在理的最初验证者。当我的两个女儿拿走我的手提电脑并写下或以涂鸦的方式表达她们自己对我的写作的看法时，或许她们也间接改进了我的这部著作。 　　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三位个人，我相信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中国奇迹。我在本书的不同章节提到了他们——第二章中提到了年广久，第三章中提到了郑乐芬和孙大午。这三人均为农村企业家，他们所遭遇的是由九十年代不开明政策导致的那种常见的悲剧性命运。在这里，我以这种低调的方式提到他们的贡献。 　　黄亚生 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于印度新德里 　　 提要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显著。这是毫无争议的。中国经济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得以增长得如此之快？这一问题有更多讨论空间。经济学家之间接近一致，或者说最引人入胜的看法是，中国凭借独一无二的、特定于地方实际情况的制度革新，比如地方政权对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地方分权以及有选择性的金融管制来实现其增长。诸如私有化、产权保护、金融自由化和政治制度改革之类传统的增长机制并非中国增长故事的核心内容。 　　大量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围绕如下问题进行：鉴于中国经济的低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如何解释其增长？通常由齐整的数理模型支持的解答是，表面上看起来低效的好些政策实践和制度——诸如乡镇企业的公有制和金融管制——在中国特定语境中具有潜在而高效的功能。这一思路是典型的逻辑推演式的：一望而知是低效的体制的这些高效功能，系由中国经济的一流表现推导而出。 　　本书采取了不同的基于事实的思路。本书经由如下一组问题展开：乡镇企业果真是公有的吗？中国推动金融改革是早于还是和八十年代早期最初的经济起飞同步？本研究基于对有关决策、行政机构和银行的档案文件以及数次对家庭和私营企业调查所得资料的详尽查考而进行。有关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九年到二零零六年。本书所研究的事实是大量而细密的——我查阅了数千页由中国的中央银行、所有重要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机构的负责人签发的协议书、批示、工作手册以及人事考核规章。这些原始文献被编入一套总计二十二卷的银行文件汇编，可在哈佛和香港查阅到，但不曾被西方学者研究过。我还有利用了农业部建立的有关乡镇企业的原始数据库。农业部负责搜集有关乡镇企业的数据，并且其数据较《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乡镇企业数据在所有权细分方面做得更细致。基于如此体量的研究，以下是本书的主要发现： 　　·八十年代，明显属于私营的企业在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业部门中发展势头迅猛； 　　·还是在农村地区，八十年代的金融改革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中国银行系统在八十年代为私营部门提供的信贷层次之高令人惊讶； 　　·传统的产权保护问题重重——现在也是如此，但在经济改革伊始，对业主即财产持有者的保护却有实质性改进； 　　·八十年代早期的中国决策者强烈、直接而自觉地确立了政策的可信度和可预期性； 　　·尽管缺乏正常的制度性制约来保证善治，改革年代早期的政治体制从大方向上看是趋向自由的。 　　本书对以下观点和话题有所澄清，并提供了新的信息和解说性的数据： 　　·乡镇企业的中文定义指向企业成立和注册的所在地（如某家工厂位于农村地区），而不是其所有制；而另一方面，西方研究者依据其所有制状况来理解乡镇企业； 　　·这种认知差距是巨大的：早在一九八五年，一千两百万家被归为乡镇企业的工厂中，有一千万家很明显完全是私营的；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界的几乎每一家新成立的企业都是私营乡镇企业；这样，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乡镇企业现象本质上是私营的； 　　·在中国最为贫穷、最依赖农业的省份，私营乡镇企业最有活力（私营乡镇企业的这一特点还能解释一般墨守成规的汇报中对其规模的低报以及农村私营企业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联） 　　·有报道显示，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早期有过私有化，贫穷省份发生过大规模的私有化； 　　·八十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向私营部门提供信贷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进入金融服务业——得到了中央银行行长和主要商业银行行长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事实上具有强烈的实验性质而非依赖于既定蓝图，但这一实验的结局却是私有制和金融自由化。 　　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恰如其分的阐释应当既能解释其众所周知的成功，也能解释其同样众所周知的失败（比如银行部门的脆弱、日益上升的收入不均、对私营部门发展的制约等等）。对我们理解中国故事而言，关键之点在于中国背弃了好些始于八十年代早期、成效卓著的农村改革试验和政策。九十年代，中国决策者在投资和信贷分配方面更加倾向于城市，并且为给国家领导的城市繁荣提供资金支持而对农村部门课以重税。九十年代的这种政策变化并非实验性的，毋宁说其根源在于技术官僚的工业政蓝图策及其对城市的强烈偏好。本书表明： 　　·以私营部门的固定资本投资来衡量，到目前为止政策最为自由的时代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关政策遭到背弃，好些有行之有效的农村金融实验被中断； 　　·农村的行政管理在九十年代实质上是集权化了； 　　·九十年代，对包括私营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企业的信贷约束力度有实质性上升； 　　·九十年代，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及八十年代的一半，农村商业收入增长的下降在当时被特别提出。 　　·九十年代，政府的规模——以官员的人头数和政府所控制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来衡量——有极大扩张；

6月16日18时37分，神舟九号飞船成功发射升空。预料之中，网络上公知们一片的“不高兴”。 “面对如此多的生灾难，却用炮仗装潢门面，还是陶杰一语中的：这是满身脓疮穿了条时尚内裤。”这是作家冉云飞先生说的。 “它再射得世界第一，也改变不了你没有公平没有正义的环境，你在衙门还得看冷脸，你在医院还得吃天价药，你退休年龄还得照样延迟……”这是自称作家的草军书先生说的。 “就算把火箭射到人马座也改变不了你是没选票一屁民的事实。”这是漫画作者“变态辣椒”说的。 “中国西昌发射中心几十公里以外的孩子没有像样的教室。你难道不感到痛心？为了这个大炮竹，几百万的儿童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这值得激动吗？”这是知名时政评论家李剑芒说的。 …… 总之，不高兴、不高兴，俺就是不高兴。看了这些话，不用更多想象力，你就能揣摩出，电脑那边是一张张咬牙切齿的脸。 这些在网络上粉丝云集，一呼百应的公知为什么不高兴呢？综合他们的言论，主要是两种原因：一是以神舟九号飞船为代表的航天科技没有用，就跟一枚“炮仗”似的。二是目前中国还没有“公平没有正义的环境”。公民没有“选票”，食品还不安全…… 显然，把神舟九号飞船说成一枚炮仗，并不是表明他们真的不知道航天科技的价值。好歹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不会不明白这些中学生都懂的道理。寒碜神舟九号飞船，不是公知们的目的。他们无非是想通过寒碜神舟九号飞船，达到“抨击现实”的效果。因此，发射神舟九号飞船，他们不高兴；举办大型运动会，他们不高兴；修建机场和高铁，他们不高兴……当然，不建机场不建高铁，坐在绿皮车厢里闷上几天后，他们更不高兴。 公知其实很聪明。他们知道，光是寒碜神舟九号飞船，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必须把民生啊民主啊这些绑在一起来发挥，才能“惊风雨、泣鬼神”，才对得起“意见领袖”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作为一个从小就在农村生活，长大后又到沿海工厂流水线上做过10多年打工仔的人，我对中国的现状还是有一定了解。没错，山区孩子们上不起学，上得起学的孩子吃不起饭，吃得起饭的孩子又碰上了毒牛奶……公民手中没有选票，工薪阶层口袋里没有钞票……但问题就在于，神舟九号飞船与这些问题，不是矛与盾的关系，不是生与死的关系。前者不是后者形成的原因，后者也不是前者发展的必然——换一句话说，就算中国不搞神舟九号飞船，连弹弓都不搞，那些尖锐的问题还是摆在那里。 公知们很关心民主、很关心民生，我很欣慰。不过，当您乘坐在豪车里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车外的卖花姑娘？您在餐厅里享受美味大餐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吃不起午饭的山区儿童？您在装有空调的办公室里惬意地工作时，是否知道，旁边炎日直射的工地上，有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工？ 前两年，宋晓军、王小东等出版过一本卖得很火的书籍，叫《中国不高兴》。这本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的著作也是满脸的不高兴，只不过，它所针对的对象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我相信，冉云飞等公知，从骨子里是反对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不过，从逻辑上来说，这些公知是与宋晓军等是一脉相承的——一言概之，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公知们不高兴，这是他们的言论自由。他们有不高兴的自由和权利。身为一枚屁民，总是要自觉与公知们区别开来。今天晚上，很久没有喝酒的我，就特意开了一瓶啤酒，祝贺神舟九号飞船成功发射。喝酒的那儿，突然想到公知们苦大仇深的老脸，心里就舒坦了许多。 —- 读了不知道什么滋味。 第一，事实上一个独裁国家的科技发展的确和政治有密切关联。因为航天科技和国防科技本来是相通的。从共和国的一贯穷兵黩武，不惜饿死几千万人民来看，这背后的政治和军事意图非常明确：除了巨额财政开支挪作此用后罔顾民生，导致无数人间惨剧，除了国防军工本身已经成为军队和政府的巨大贪腐蛋糕——就如维稳经济一样，催生了一个政法委为核心的巨大利益集团——它还可以借此对其他民主世界构成现实和潜在威慑，从而更好的维系自己的极权统治。 这就像我们的互联网，在最初被忽略因而得到公民启蒙的有限空间后，很快被及时反应过来的公权力反过来控制，成为洗脑和清除异端的有效工具。以至于可以抓一个下黄片的正常男青年，没收，罚款，入罪而毫不道歉，只为了他转了张墨镜男站在本地警车旁的照片。 第二，这种华而不实的，东朝西凑出来的所谓科技成就非但经不起严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推敲，而且还成为我党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破产之后，进行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新的集权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 正如楼主文中宣扬的道理和引以自豪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虚幻的成就，麻痹了人们对现实中国的关注和思考，对制度之恶的持续追问，直到民族虚荣心掩饰了真实的罪恶，大国崛起之梦膨胀至死。 如此看来，文中说：“前者不是后者形成的原因，后者也不是前者发展的必然——换一句话说，就算中国不搞神舟九号飞船，连弹弓都不搞，那些尖锐的问题还是摆在那里。”这个论断是有问题的。事实是，神舟九号不搞，问题还是在那里，但搞了，却只有更严重，更难得到真正的，切实的解决。 更多的道理，五分不相信，新生活，一剑封喉，牛皮，wangyue等先生都点得很透彻，这里不多说了。只奇怪何先生向来平和，何以要在这个如此明白的问题上，轻易作诛心之论，任意对真正的公知们扣帽子？ – 质疑下时政，有什么苦大仇深的，怕是先生自己心里作怪吧？谈到神九上天，想到民生艰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神九与民生，原本就是一口锅里的稀饭，此多了，彼就少了。先生不去指望政府和公仆来关注民生，却要求“花天酒地”的公知们与卖花姑娘，失学儿童，农民工来同甘苦。看来先生埋在民国的故纸堆里久矣，已不知您所提的这些公知这些年一直在对民生疾苦作持续呐喊。最后弱弱地想问一句：今晚喝酒时，有没有想起街上还有老无所依，病无法医，居无定所的流浪汉？ – 只要我生活的好，天上飞什么蛋有什么问题？ 如果我生活的不好，天上飞神一万又如何？ 这不是公知的问题，只是小百姓的饭碗问题。 – 和神九上天差不多时间出来的新闻，有一条是让全国人民都不高兴的，就是退休年龄要往后推。 作为一个和杨威利一样痴迷于YY退休生活的小人物，俺认为，从神九上天联想到凭空飞走的退休金，是顺理成章的事。 所以俺灰常不高兴，而且坚决支持一切公知对神九的不高兴。 神九再高科技，再了不起，也不过是为TG家的城管将来掀小贩摊子增加了一点底气，当官民利益之对立已经近乎水火不容的时刻，让官高兴的事让民不高兴，岂非理所当然？ 细想想，神九这东东，到底属于谁？它上天了，对谁有好处？再想想，官员海外存款这东东，到底属于谁？高官家产这东东，到底属于谁？它增长了，对谁有好处？ 中国的亿万富豪，近来是越来越多了，不考虑其身份背景和致富原因，这似乎也是能引发民族自豪感的消息。可是，民族自豪感真能建立在这些条件上吗？别秀下限了。 相关日志 2012/06/17 — 杨恒均:给海外华人的一封信：我眼中的国富民强 2012/06/17 — 变态辣椒:飞船上天，胎儿落地 2012/06/17 — 人民日报:卫星飞太空，人间苦难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