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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改革家?

大事件記者柯宇倩/薄熙來落馬引發中共政壇地震,傳軍方也受影響。美國中央俄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Central Oklahoma)歷史系系主任、西太平洋研究所所長李小兵在接受《大事件》專訪時分析,薄熙來和軍隊的關係並非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導致現在薄熙來出事,軍方就想與薄做切割。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改革家? 李小兵認為,薄熙來在中共改朝換代期間,自己採取政治手段、急於入常,不但步調並未和中央一致,還打亂中央的計畫和部屬,因此不被中央大多數人接受,使得薄熙來的個人問題變成組織和路線上的問題。 李小兵對《大事件》表示,中國的官場有鬥爭、有門戶觀念,但並沒有明確的派系分別,“薄熙來被劃為太子黨,但實際上他是單槍匹馬,現在牆倒眾人推,很多人還落井下石,其他太子黨並未出手相助,所以政治鬥爭中,只有有太子黨背景的人,沒有太子黨派系。” 但也有人認為中共未來的改革,就需要薄熙來這種獨樹一幟的人。不少人對胡錦濤的“無所作為”感到失望,認為他謹小慎微、不願冒險的個性,令他只會按部就班做事,而沒有改變既有格局的魄力。 李小兵對《大事件》表示,薄熙來這種從下到上的重慶模式,是過去沒有出現過的,因此中共的改革或許還需要這種和中央不同方針者,如果按部就班,改革的步子反而沒什麼變化。“中共首先想要黨內政治改革,也需要新人物、新方法,但這個人還是應該立黨為公,有遠見,可開闢一條新途徑,同時被中央所接受。” “其實中央前一段時間也是在觀察重慶的改革,希望薄熙來能唱一台好戲,能成為胡溫最後的政績,只是沒想到薄熙來只為了自己。”李小兵說。“薄熙來受薄一波影響很大,薄熙來有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思想,比較容易唱高調。” 今後的中國政經改革,李小兵認為還是由下而上更有希望。“有了地方影響力後,讓其他地方跟進,不要只等中央有英明領袖、時代偉人出現,不會有的,像朱鎔基、溫家寶,他們雖然清廉,但想改革也都不容易。” 薄熙來可能輕判 目前中共僅稱尚在調查薄熙來的違紀,對薄熙來是否會被判刑、會遭判多重的刑期,外界有諸多預測。李小兵對《大事件》表示,薄熙來還有民意支持度,一些人看來對薄熙來還有些保護作用,如周永康,因此中央對這問題遲遲無法做結論。 李小兵指出,薄熙來是江澤民最早提拔的人,薄熙來會如此張揚,也是因為他認為江澤民的勢力很大,江澤民對胡錦濤和溫家寶也不是很滿意,所以胡溫對薄熙來問題的處理,可能在往後給江澤民作為一個藉口,胡溫可能為了給江澤民留面子,對薄的處理打折扣,李小兵判斷,薄熙來的判刑應該不會像陳良宇、陳希同這麼嚴重。 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被判18年刑期,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被判16年刑。李小兵說:“薄熙來的父親是中共元老,陳良宇、陳希同都沒有這樣的背景。” 江澤民早年與薄一波的交情,讓薄熙來被視為獲得江的蔭庇。江澤民4月17日在北京會見了前來中國參觀的星巴克集團總裁舒爾茨(Howard Schultz),分析認為這代表江澤民仍有影響力。 江澤民早年與薄一波的交情,讓薄熙來被視為獲得江的蔭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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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真正摸清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

    5月16日,中共中央党校在北京举行2012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出席并讲话。新华社记者谢环驰摄 中央党校举行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 习近平出席并讲话   新华网北京5月16日电  中共中央党校16日举行2012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来制定和形成指导实践发展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和精神实质,始终按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   习近平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最基础的工作在于真正摸清楚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真正摸清楚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真正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客观实际,真正做到耳聪目明、心中有数。这里最重要的,是要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基本特点,全面看待和辩证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真正做到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实事求是,关键在于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作决策、抓工作、办事情、谋发展,都要认识规律、遵循规律,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工作真正取得主动权,保证改革发展不断取得胜利。   习近平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它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相辅相成、在本质要求上完全统一的。要把坚持实事求是与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紧密结合和统一起来,把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紧密结合和统一起来,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使各项决策和各方面工作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意愿。   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对党和人民事业肩负着光荣而重大的领导责任,始终贯彻执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至关重要。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实事求是贯彻到领导工作全过程,自觉做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率。这就必须打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下功夫,切实掌握认识世界、认识客观规律的思想武器,打牢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理论基础;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坚持一切以人民利益和党的事业为重,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强的党性来保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坚持求真务实,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为坚持实事求是提供作风保证;必须与坚持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有机统一起来,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深入研究新情况、不断解决新问题的实践中努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出席开学典礼。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主持开学典礼。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央党校负责人、中央党校新入学学员、在校全体学员、教职工等共1400多人参加了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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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章:《濁水溪的日頭覕佇咧哮》

三十年的創作,陳明章的音樂從來就離不開社會和時代,鑽進台灣音樂的探索,用台語的歌詩創作,「國民黨從不給我們真正的歷史,我就用音樂紀錄時代,還原台灣的真相。」濁水溪上的月亮和太陽躲起來哭了,陳明章在演唱時也掉下眼淚,但是他沒有躲起來,而是拿著他的吉他月琴,和許許多多人站出來,為這條台灣的母親之河而唱。而最終,在一次次的抗爭、在一首首詩歌之後,政府宣布停止國光石化計畫。 喲喲喲~ 濁水溪的太陽躲起來在嚎 啊喂 喲喲喲~ 濁水溪的月亮躲起來在哭 啊喂 思啊想啊起~ 八輕若要蓋 是會害死咱子孫 濁水溪的水是會亁涸涸 又兼黑趖趖 啊喂 不信啊你把它想詳細 哎唷 喂 哎唷 那海底的 魚 蚵 蛤 受到污染大家都不敢吃 啊喂 思啊想啊起~八輕若蓋下去 我們的孩子連呼吸都會有問題 為什麼我們都一次一次用土地的污染和環境來賺那個黑錢 啊喂 大家都來想詳細 哎唷喂 天頂的鳥 和海底的魚 都在問我們 為什麼 喲喲喲~ 濁水溪的太陽躲起來在嚎 啊喂 喲喲喲~ 濁水溪的月亮躲起來在哭 啊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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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否认排查网络成瘾学生称只是学术研究|北大|网瘾|研究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专电(记者李江涛)近日,关于“北京大学排查网络成瘾学生”的报道受到众多网民的关注,不少人对北大的做法提出质疑。北大校方回应称,学校并未排查网络成瘾学生,只是开展一个学术性研究项目。   有报道称,北大排查“网络成瘾”学生且要求院系上报名单   15日有媒体报道称:近日,北大很多学生干部和辅导员收到一封邮件,邮件中提到“网络与大学生健康成长”项目,要求他们对网络成瘾的同学进行排查,还要求各院系按照排查名额上报名单。   报道迅速引起众多网民的关注和跟帖,不少人提出质疑:北大此举是否有强制之嫌?网民“刘兴伟”说,正是因为管制思维的作怪,才会出现“帮助”学生还要派发名额的咄咄怪事。或许,在一些以管制为思维方式的地方,派发名额是见怪不怪的,但是,当这一切发生在以“兼容并蓄”为优良传统的北大里,就显得分外刺眼了。   一些北大学生也对此事表示疑惑。“学校此举出发点是好的,也是为了学生前途着想,同学中确实有人因为沉迷网络而多门考试挂科,不能毕业,”中文系学生小王说,“但是强制要求上报名单并组班教学,还是让人觉得不太合适。”另一位北大学生小李则问道:“网瘾的定义在社会上尚无定论,学生干部怎么做排查?又怎么能做到必须提交一到两个人的名单?”   北大校方:学校并未排查网络成瘾学生,只是一个研究项目   北大学生工作部有关负责人16日告诉“中国网事”记者,有关媒体的报道并不准确,学校并未排查网络成瘾学生,这只是北大教育学院教师开展的以“网络与大学生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学术性研究项目。   “网络与大学生健康成长”课题组当日通过北大新闻网发表声明。声明说,该课题是“网络与青少年发展”系列学术性研究项目的一部分,力图在以往的“网上学习平台设计”“多媒体教学资源设计”“青少年网络生活调查”等课题的基础上,对大学生网络行为和网络心理进行实证研究,寻找导致网络沉溺行为的关键因素,进而通过创新使用网络的课程方案,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课题的研究成果不包括任何政策建议的内容。   声明表示,课题研究拟开设《网络生活与创新》选修课程并给予学分;同时通过小组活动、参观考察、素质拓展等形式,帮助选修课程的同学健康地创新使用网络,并由课题组的教师提供时间管理、人际交往、学业困惑等方面的专业指导。   此外,为保证学员主动参与从而取得预期的课程效果,课题组希望学员自愿参加该课程,不存在强制性要求。   声明强调,在招募学员的过程中,课题组期望部分辅导员能够帮助推荐自愿参加该项目的同学。但同学是否愿意参加,由辅导员与同学本人沟通确定。   专家:“网络成瘾”尚无公认标准,多数“网瘾学生”需要综合治疗   什么是“网络成瘾”?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说,“网络成瘾综合征”是对网络的一种过度依赖,表现为对现实生活失去兴趣;网上操作时间超过一般的限度,以此来获得心理满足。当网络依赖失控、对人产生负面影响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心理上的一种障碍来看待。   清华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李焰告诉记者,对于“网络成瘾”的判断,目前心理学界尚无公认的统一标准。实际生活中,很少有真正意义上、极端的“网络成瘾者”,大多数人不是真正的“网络成瘾者”。与那些极少数不喜欢与人交往、只喜欢人机对话的人不同,大部分所谓的“网络成瘾者”,只是通过沉迷网络达到逃避现实、寻找满足感等目的。   “从我们接触的大学生实例来看,‘网络成瘾’只是表面问题,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问题,”李焰说,“因此,对待‘网瘾学生’,我们不会简单地‘贴标签’,而会综合各方面来看,包括学习是否困难、人际关系是否有问题等。我们会开一些相关内容的选修课,让学生自愿选择,也会有院系老师主动去问学生是否需要帮助,但前提都是学生自愿参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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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文革中公安枪毙人后向家属索取子弹费

亲历:文革中公安枪毙人后向家属索取子弹费 亲历:文革中公安枪毙人后向家属索取子弹费 “文革”期间也有“乱收费” 所谓“乱收费”,是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坏现象之一。本就有条件收费者,当然要大收特收;本没有条件收费者,则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收。这种现象,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大民众的怨愤。有人甚至把这归咎于改革开放。换言之,这种乱收费现象,也成为一些人怀念“文革”的理由。这种怀念当然是极其荒谬的。所谓收费,一般来说,总与服务联系在一起。所谓乱收费,是指公民享受的某些服务,本来应该是免费的,有关部门却以此为由向享受服务者收取费用。当然,应该收费却不应该收那么多,所收之费多于应收之费,也是一种乱收费。“文革”期间,固然没有现在这样多的收费,但也没有现在这样多的服务。 但“文革”期间,某些“服务”,却是要向接受服务者收费的。例如,枪毙人,公安机关要向家属收取子弹费。再例如,开着汽车抄了你的家,可以向你索取汽油费。 枪毙人而向家属索取子弹费的事,我是亲眼见过的。那是“文革”后期了,我已十来岁。一天,听说邻村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杀了人,被县公安局抓走了。这小伙子常来我们村与同龄的伙伴们玩,我们这些小弟弟也总跟在他后面。他脸上总带着笑,给人的感觉是和善的,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忽然听说他杀了人,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原来,他爱上了一个姑娘,而那姑娘已经许了人家。他就在一个雨夜把这姑娘的未婚夫杀了。他一定认为,这未婚夫一死,自己就可以娶到这姑娘了。我想,他爱这姑娘一定是爱得很深很深,不然,不会头如此昏、心这样狠。 不久,他被枪毙了。村中人用板车把他的尸体拉了回来。这样的死,按习俗是不能进祖坟的,只能埋在乱葬岗。板车停在乱葬岗边时,我们村一群孩子都赶去看。尸体连头一起裹在被子里,只一双脚露在外面。在现场,我从大人们的议论中知道了两件事。一是尸体上有七个枪眼;二是领取尸体时向公安局交了五分钱的子弹费。七个枪眼是因为行刑时向他开了七枪。七枪并不是同一个人打的,是好几个人共同打出了七个枪眼,至于为什么有好几个人行刑,是因为他们要过枪瘾。我记得大人们谈论这件事时,语气是平静的,并未让我感到丝毫不满。我现在明白,即便亲属对七枪心怀不满,也是敢怒不敢言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我,也并未对七个枪眼感到不解,只觉得反正是死,一枪和七枪有什么差别呢,潜意识里或许还有对拿活人练枪的羡慕———我毕竟是“文革”时期的孩子。 子弹虽用了七颗,公安局却只收取一颗子弹的钱,按当时的规定,公安局并没有“乱收费”。其实,他们就是向家属索取七颗子弹的钱,甚至连拘押期间的伙食费都要家属交上,家属又岂敢有半句怨言。 拿死刑犯过枪瘾,我当时并未觉得有何不妥。枪毙了人家的儿子却向爹娘收取子弹费,我当时也并不觉得不合理。这不能归因于年龄小。今天十来岁的孩子,已经会对此种事情感到愤怒了。我对此种事情感到愤怒,是在许多年后。许多年后,我知道了一个叫林昭的人,知道她“文革”期间被枪杀,知道公安机关在枪杀她后向她的母亲索取了五分钱。我为林昭的事迹感动,为她的死悲哀,更为那五分钱的子弹费而愤然。这也不能归因于年龄的增长。是改革开放后思想受到了一点启蒙,才会让我对此种事情有如此反应。如果“文革”继续着,我想,我对此类事的反应仍然是漠然,仍然会认为这样做无可非议甚至天经地义。再后来,我读到了林斤澜的小说《五分》。小说写“文革”期间一个年轻姑娘成了“反革命”,在牢房里受尽凌辱后被枪毙,公安局通过邮局寄来了催款单,说某人“业已正法”,命家属速去交上五分钱的子弹费。几天后,天下大雪,姑娘的母亲在街上犯了心肌梗塞,倒在雪地里。她在找交钱的地方,却总是找不到,终于犯病倒地,冻僵的拳头杵在胸口,拳头紧攥着的,是一枚五分的硬币…… 枪毙了人而向亲属收取子弹费,是“文革”期间的收费之一种。抄了人家的家,却向人家收取抄家成本,也是那时的一种收费现象。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中共中央立即着手解决上海问题。10月26日,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为首的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其时在江苏省计委工作的朱通华,被抽调进工作组,参加了工作组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朱永嘉等“四人帮”余孽的较量。后来,朱通华先生写了《较量:1976—1980年的上海滩》一书,记录了工作组解决上海问题的艰难过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了这本书。这本书对了解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朱永嘉等人在“文革期”期间的恶霸做派、流氓行径,很有帮助。这里只说书中记述的一件“小事”。1949年以前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倪复生,“文革”期间受到王洪文、朱永嘉等人的残酷迫害。倪复生在被拘押期间,受尽各种方式的拷打、凌轹,但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罪行”。朱通华写道:“英勇不屈的倪复生,就这样在毒刑的凌辱和煎熬下,活了下来。在他本人遭受迫害的同时,他的家属和战友都遭到了株连。他所在的这个地下党支部,就有三个人被迫害致死。他的家先后被抄了三次,其中一次是几十个人从隔离室押着他乘坐卡车去的,因此从他的工资中扣去了30元零六角的‘汽油费’。” 人们习惯于认为,“文革”时期只讲政治不讲金钱,好像那时的人们对金钱都不感兴趣,其实是并不很合乎实际的。乱收费,意味着法律规章的缺位,意味着法治程度的低下。“文革”期间,对于掌权者,是无法无天的时代,只要有名目,他们想怎样收便可怎样收的。无奈那时经济活动极度萎缩、国家为百姓提供的服务也少之又少,有权力乱收费者,就是想巧立名目都难。那时固然没有高速公路乱收费,但那时也没有高速公路;那时固然没有医院各种检查的乱收费,但那时也没有医院的各种检查。正因为巧立名目不容易,他们才连杀人、抄家也不放过。他们也是想雁过拔毛的。无奈没有雁,他们便对麻雀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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