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方可成 | 改革不是改革者的通行证

笑蜀老师是我所尊敬的前辈,他的评论精准、老辣。不过,近日他在凤凰网评论专栏中对南科大的评论《 争议南科大 何须尽责朱清时 》表达出的观点,我不能完全认同。 应该说,笑老师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因此我仅以笑老师的文章为例,分析我所理解的对南科大评论的常见谬误。当然,到底是他们谬了,还是我误了,全赖各位自己的分析,在此我仅抛出自己的观点。 笑老师的文章一上来,劈头就是这样一句话:“谁对谁错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随着争议的升级,南科大正陷入困境中。” 我对这样的判断表示惊讶。这是一场事关南科大教改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争论,如果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很可能埋葬改革的前途,还是对深圳纳税人贡献的几十亿元人民币的巨大浪费,怎能说不重要呢? 这句话的另一处谬误是:“随着争议的升级,南科大正陷入困境中。”我想,这是混淆了因果:南科大并非“随着争议的升级”而陷入困境的。正确的逻辑顺序是:随着南科大陷入困境,争议升级。很显然,目前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争议,是因为南科大师资不齐、培养方案阙如、课程体系混乱。换言之,是因为南科大自身的改革陷入了困境,才会有目前的争议。 另一方面,争议的升级有没有让南科大更深地陷入困境之中?我认为没有证据支撑这样的判断。反倒是这样的争议似乎刺激了朱清时校长,他很快就发布了330人的招聘计划,理事会也已组建,一切似乎正走向正轨,而不是更深地陷入困境。 笑老师文章的第二段,我完全赞同:“这场争议,在我看来,其实是改革者之间的争议。无论争议一方即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还是争议另一方即援建南科大之港大三教授,在我看来,他们对教育改革的真诚和勇气,都是无可置辩的,都是可敬的。” 但是紧接着,笑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本来属于一个战壕,为什么会走到几乎亲痛仇快这一步呢?”并且自己给出了答案:“因为神秘的幕后,有一只幽灵般的手,拆散了他们,阻隔着他们,在他们中播种猜疑和怨恨。” 笑老师所言的这双“幽灵般的手”是什么?他自己解释说,“不是任何具体的人或任何具体的机构,而是一种环境。”什么环境?他引用了蛇口改革的例子,并且与今日的南科大改革形成对比:“80年代之为改革大时代,几乎无须论证。可以犯错误,不可以不改革,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改革者是那个时代最可爱的人。这就给了改革者强大的自信……袁庚跟当下朱清时的这种差异,毋宁说,是两个时代的差异。当下的时代潮流跟80年代几乎是反向的,可以不改革,不可犯错误;改革者往往没有好下场,众所周知都已经成了潜规则。” 在笑老师看来,改革大时代的一去不复返,是今日南科大改革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 老实说,这样的逻辑是很容易想到的,也是许多人的惯常思维方式,我在去年底写《办一所“出格”的大学有多难》时,也主要采用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可是,我逐渐发现,这样的逻辑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我对80年代蛇口改革的情况并不熟悉,但仅就当下的中国而言,我坚决反对“无须论证”的改革。没错,中国不可以不改革,但是改革需要正确的方向和方法,否则改革者很可能亲手将改革埋葬。改革不是改革者的通行证,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竟还在摸石头,这是不是有些可悲?眼下,我们既需要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又需要改革的方法和智慧。 南科大遇到的种种问题,既与改革动力不足有关,又与改革方式欠妥有关——在我看来,后者的关系更大。 有许多人将南科大困境归咎于政府抵制改革,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几点事实:第一,南科大是公办学校,是深圳市政府想办的,为此,它投入了几十亿的资金和许多其他资源;第二,朱清时校长是深圳市选定的,尽管采用了“猎头”等新方式,但校长遴选委员会的负责人是市委领导;第三,中央政府对南科大做了什么?有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们在狙击改革,而非期待南科大闯出改革的一条路来?即便有所谓保守势力存在,政府也决不是铁板一块。 我们总以为所有的责任都应该由某一双神秘的幕后黑手承担,总假想体制永远是反动的(最离谱的是,在前一段时间南科大一学生退学的新闻后,居然有网民评论曰:这个退学学生是教育部安排进去的间谍!)。但实际上,真正伤害南科大最深的,正是笑老师所怀念的“无须论证的改革”。从一开始,南科大就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为日后的坎坷埋下了伏笔。在此仅举几例: ——南科大究竟为什么要以“小规模研究型大学”为目标?深圳市政府办这所大学,更多是期望充实自己的人才,完善产学研的一体化建设,但小规模的研究型大学能实现这一的目标吗?会不会变成了又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并不是说“小规模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就是错的,但是显然,它是缺乏论证的。 ——南科大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达到“亚洲一流”?最初,南科大的愿景是“世界一流”,后来稍微收敛,范围变成了亚洲。最近朱清时又公开表示:如果相关条件满足,法律法规成熟, 在10年内可以把南科大建成亚洲一流大学 。那么,10年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亚洲一流又是怎样的衡量标准? ——为什么要招11岁的山东男孩苏刘溢?南科大能否提供适合他的培养环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苏刘溢会在学期尚未结束的时候就回家了? ——南科大的教改要遵循怎样的步骤?为什么要招首届教改实验班?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我之前的报道《 南科大内忧 》已经呈现了很多。遗憾的是,在没有足够论证的基础上,教改实验班就仓促上阵,酿成今天的困境。 我注意到,不少媒体对南科大的报道中都有这样的话:“朱清时一直在努力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如今他承认,‘我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已经会回答了钱学森之问’。” 言下之意,南科大的困难已经证明: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全赖体制太落后,太反动。 但如果这样的判断成立,南科大的改革又有什么意义呢?也许体制能够给南科大辟一块特区,让它去尝试新的东西,并获得成功,但是对于整体的高教改革而言,没有任何示范价值,除非墙头变换大王旗,整个体制被摧毁。 实际上我也认为南科大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只不过这个答案不仅跟体制有关,还跟具体的教育理念、改革方法有关,跟改革到底需不需要科学论证有关。 最近,南科大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意味着南科大的现代大学制度初见雏形,也意味着朱清时校长的权力真正受到了制度性的约束。由于理事会完全不对外开放,因此我们不知道理事们都讨论了些什么,但从朱清时事后的表态来看,理事们给他提了相当多的问题,让他感觉“精力透支”——实际上,回答理事们的各种质疑正是校长的职责所在,也是做出科学论证、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种种信息表明,这一次理事会会议是成功的,尽管理事会在人员结构上仍然存在问题,比如政府人员过多,教师、学生代表阙如等,但既然已经迈开了质疑和讨论的步子,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南科大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期待南科大摒弃曾经的错误,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回到笑老师的文章。在文末,笑老师动了感情:“像我这样年富力强的人多了去了,为教育改革拉纤的却不是我,不是我们,只有那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本来应该颐养天年的老人。现在,南科大终于遇到问题,终于引爆争议了。他终于不能不向我们恳求对改革和改革者的宽容,这恳求多么悲凉。问题不能回避,争议必须继续。但无论如何,不能把责任都推给那个孤独的老人。” 这又是针对南科大一事的一种典型评论方式,即用煽情的语句为朱校长背书。笑老师和朱清时校长是老友,我相信笑老师的感情是完全真挚的。不过,拿年龄说事,从逻辑上讲能有多少说服力呢?胡锦涛、温家宝都比朱清时大4岁,为什么我们看到“什锦八宝饭”们肉麻地呼喊“胡爷爷、温爷爷辛苦了”的时候,投去的却经常是白眼呢?也许有人说,那是因为胡温都是纳税人养着的公仆,是理应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再怎么监督、质疑也不为过,但是,朱清时手中拿着的,又何尝不是纳税人的钱?他将会影响的,还有那么多学生的命运,甚至还有整个中国高教改革的前途,我们为什么又要给他发放一张无条件的改革通行证呢? 末了,我必须声明:和笑老师一样,我也经常慨叹今非昔比,改革的大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希望提倡的是一种与80年代不同的改革风气。我认为,如果让笑老师所言的那种“无须论证、不论对错就改革”的时代重来,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眼下南科大的改革困境正是跟改革方法有欠妥当、缺乏论证有关。笑老师在文中倡导对改革者要宽容,但我认为,眼下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各界对改革者不够宽容,而是改革者自身要坚持科学、理性的态度,在多方的共同努力、共同监督下推进改革。 我衷心期待改革大时代的再临,但是在我心目中的改革大时代,一切改革的理念都需要科学的论证,一切改革的措施都需要建立在事实与逻辑的基础上,扛起改革大旗的人不能自动获得通行证。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南科大内忧 南方工作手记(11)为什么要报道南科大内忧 关于北大女生的两组数据 “集团化”不是中国传媒的灵丹妙药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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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昌星与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的两位巨人

12年前威震中国一方的远华集团老总赖昌星同志,从福建乡下摸爬滚打,杀入香港,然后不远万里,为了回谢白求恩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无私帮助,带着成捆的钞票,来到加拿大。现在,据说加拿大政府与人民准备用他回谢崛起的中国,请他做砖,再次架设中加传统友谊的桥梁了。 俺与赖同志只在电视上见过几次面。他的面相虽然不敢恭维,但是他的精神与本事,给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同志姓赖大家都确定,但是同样可以确定的是他不赖。他的块头与本事能量的巨大反差,跟俺敬仰的另外一位中国巨人邓小平,如果不能比肩,也血肉相连。 邓小平与赖昌星他们俩,谁也不能否认他们的这种忘年交与身神兼具的连体人关系。 在没有邓小平的时代,(就是邓小平没人敢敬的时代),赖昌星就是福州乡下一个赖人,过着好死不如赖活的日子。小学都没法毕业。一天吃上三个红薯,是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他一不偷二不抢,在生产队跟大家一样生而不产。有空有机会就出力出主意帮村里人或者外村人一点小忙,赚几个红薯加感谢,偶尔有大公鸡香烟口福。那日子,除了有手有腿有嘴,小赖也还算是有头有脸的中国伟大人民中一员。 毛爷见马克思了。江娘娘进秦城单间了。邓大人三落三起了。赖村民不知其详,但是见到乡间出奇事了:村里过去被监视教育的海外关系份子,他们在香港澳门还有更可怕的外国的亲戚回来了。西装革履墨镜派头不说,他们有花花绿绿的票子,给亲戚建房子了。建房子不用草秸杆土坯了,要用青砖红砖。于是村里建起了砖窑。赖村民就去拉板车运砖。后来开手扶拖拉机运砖。后来包销砖瓦。不抽大公鸡了,改抽五匹狼。后来抽三五,万宝路,香港来的。好货!赖同志心明眼亮,开始为国内乡亲提供正品水货万宝路。拖拉机多了,甚至汽车也有私家的了。可是汽油是国家的,有钱无票买不着。要用万宝路一条条地打通关系,农家拖拉机与汽车才能跑。好家伙,汽油比万宝路更是宝,更上路,更有油水!为国为民为自己,赖同志豁出去,从香港搞油。发了:他发了,村子发了,镇上发了,福州都发了。 开始时赖同志战战兢兢,除了把赚来的油水香烟大半送乡亲与领导外,其他的都捂着盖着,怕哪天被割资本主义尾巴。领导教育开导鼓励他:咳,小赖子啊,什么年月啦?现在的皇帝是谁,你知道吗?是邓小平!他的最高指示你知道吗?让一部人人先富起来!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我们不要你抓老鼠,你就放心大胆搞油搞基建,只要油水不是你一个人独吞,我们给你打老鼠! 在最高指示与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鼓励下,赖同志发扬穷棒子精神与鸡毛上天的冲天干劲,加劳动人民与生俱来的智慧,从乡镇到省府到中央,红楼不是梦,一飞冲天!远华公司与大厦,雄踞福州,南下香港,北上京城,福州福建的改革开放,让主管这里的首长业绩彪炳,官阶步步冒升,让天下人称颂邓小平与共产党,让南国生红豆,此赖绝不赖!昌明盛世,明星企业家顶戴花翎为党竖旗,为民致富,为国争雄! 赖昌星何罪?他贪过污?他什么时候当过公务员管理过国家一间杂货铺?他欺压过良民霸占过民女?即使有,为什么当时不教育制止甚至绳之以法?他有过涉嫌谋财害命?他偷税漏税?那些官员从他身上手中收取的税还少吗?他觉悟不高?谁有他这样最积极地响应邓小平号召,让一部人人,特别是我们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领导阶级,暴富起来?他是法轮功吗?他是民运份子吗?他支持过藏独疆独台独吗?他违反了许多党的纪律,是吗?他是党员吗?他违反了许多国家法律,是吗?他只有小学三年级教育文化啊,那些党员干部领导是如何教育启发开导引导支持他开创改革开放惊天傲世业绩的呢? 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的三起三落,开创中国一个新时代。可是,他毕竟出身殷实之家,还出国留学过呢。 赖昌星的伟大,是出身草得不能再草的草民。他除了认识自己的名字,就是能够理会邓大人的指示精神,不但领会,而且身体力行贯彻落实,教育开导带动从基层到中央的领导同志,打拼出福州红楼,还反馈乡里国家,直到回馈白求恩同志的祖国,如今残烛余光,还要照亮中加两国友谊,甚至照亮中共十八大的锦绣前程呢。 谁说邓小平是矮子,俺跟谁过不去。 谁说赖昌星赖,俺跟您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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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张梅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991 次 更新时间: 2011-07-21 15:21:13 张梅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 标签: 政治体制改革 公共财政 转变发展方式 ● 张梅颖 在国家层面,中国最需要的改革是什么? 在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能脱口而出,她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 6月27日,张梅颖在位于白塔寺的全国政协办公室,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从改革顶层设计、发展方式转变到对GDP的认识,从发展现代农业到处理国企与民企发展的关系,张梅颖畅谈自己的观感和思考。 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周刊》:改革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关口了。改革顶层设计需要怎么着手呢? 张梅颖: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是绝对不能倒退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倒退没有出路。所以,现在应该把改革提得更响亮,不仅要更响亮,而且在顶层设计上,设立专门机构。现在是发改委协调,可是发改委主要是审批项目,本身不超脱,不免影响改革设计的效果。 改革的任务如果落实到相关部门,改革的最后结果就要受制于部门利益,必然导致改革中利益部门化。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体改委,职能就是体制设计,不负责审批项目。 所以,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第二,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杜绝改革的部门化和碎片化。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看来,改革的阻力在哪儿? 张梅颖: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 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我比较忧虑的是,中国有一种比较根深蒂固的民粹文化,如义和团运动就是属于这种民粹文化的产物。这种民粹文化冲击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文化,非常容易走极端,走极端就影响政治改革,影响国家的稳定。这样一来,我们改革的氛围没有了。 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我觉得还有一个认识上的障碍。我们国家这三十多年创造了奇迹,让人误以为只要经济改革就行了。 公共财政,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备受关注,这一改革为何会如此瞩目? 张梅颖:收入分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国家稳定不稳定,在很大层面上,要看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公平不是平均。 《中国经济周刊》: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5日二次审议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将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至3000元。从网络民意来看,这并没有满足预期。对此,您怎么看?(编者注: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 张梅颖:我赞同起征点3000元或者稍有提高。这是因为你作为纳税人,会对国家更有责任感,哪怕我只交一块钱,但我是纳税人,对国家有责任。当然,我们国家的税制还是需要不断改革的。纳税人责任多,权利不够明确。 我认为收入分配体制的确要改革。从1978年到2010年,GDP年均9.5%的增长,涨了20.57倍。与此同时,人均收入仅增长了9.5倍。说明多年来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差距较大,没有同步。 “十二五”时期,我们提出来了“两个7%”,GDP增长7%,人均收入增长7%。人均收入增长7%,我想是可以达到的。但是GDP增长肯定要超过7%。今年是第一年,GDP增长可能接近10%,发展还是很快的。从现实看来人均收入还是很难追上GDP增长。所以,我们还得痛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经说,公共财政,实际上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这句话如何理解? 张梅颖:公共财政透明了,必定引向公众利益,公权力就会向大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去运行。比如,现在的通胀问题,食品价格高,如果能传导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是好事,再以公共财政去补贴低收入者,并逐步使工资水平与物价上涨相一致。 去年国家在20%的县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年满60岁每月补贴55元。我曾经去考察过相邻的两个村,但这两个村属于两个县,一个是试点县,一个是非试点县。非试点县的老人很有意见,凭什么邻村老人有55块钱,我们没有。你别小看这55块钱,但是对老人来说,这是尊严,我不用向儿子去讨。 我觉得民心是党魂,民生连着民心,公共财政透明并偏重于民生,对执政者来说,体现了执政为民的宗旨。 转变发展方式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中国经济周刊》:转变发展方式也是各级政府热议的话题,现在已经到了转变的“尖峰时刻”了吗? 张梅颖: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其实从“九五”时期我们就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什么大的成效。所以,“十二五”确定的主线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发展的粗放模式再不改,下一步的发展怎么往下走?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路一条。这是决定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一点上,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 为什么这么说?十多年了,经济发展方式改变不了,背后还是一个体制因素。比如某个省要转型,从资源大省转型到多元发展,但是靠卖资源就能轻易赚到很多钱,它没有转变压力。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影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此外,这还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大量投入,存在风险,有利益取舍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背后体制问题、利益格局问题、固化思维问题和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路径依赖问题共同制约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为什么必须改呢?我们的GDP占全世界的份额是9.5%,但是我们消耗的能源占全世界的20.4%,石油54%依赖进口。这种格局究竟能够维持多久? 但有多少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呢?所以举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看出,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中国经济周刊》:转变发展方式,就意味着改变单纯依靠GDP增长的发展模式,与转变发展方式相随的是调结构。您根据在基层广泛调研的经验,提出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 张梅颖:调结构,是社会领域一场深刻而广泛的变革。调结构的唯一动力,就是体制机制必须转变,用政策引导。 我认为要优先发展现代农业。农业问题,最近7年一直被列为“一号文件”,中央确实很重视,但是还不够,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我在基层调研时发现,种粮的人最苦,管种粮的人工资最低。因为各地的津补贴,是按GDP、财政收入来计算的。 我们到一些省去考察,一个干部从工业城市调到农业城市,他的工资低了好多。但是在农业城市,他的工作更加辛苦,压力也更大。由此看出,种粮食的和管粮食的,待遇都应该提高。这也是中国改革碎片化的表现。 我们对农业的忧患意识还不够,自然灾害不断,极端气候常态化,我们缺乏应对的准备,怎么保障13亿人的粮食安全?去年,我国净进口农产品换算成耕地,相当于进口了近9亿亩播种面积。这相当于进口了一半的耕地,一旦不能进口了,怎么办?所以要发展现代农业,比如中国有三分之二的耕地是低产田,通过改造,潜力还很大。一定要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中国经济周刊》:提到转变发展方式,很多地方就盲目追求新兴产业,重复建设的现象非常突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梅颖: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要处理好。拿光伏产业来说,全国有18个省几十个城市都在搞,必然要形成高水平重复建设。 要正确认识新兴产业,当地的基础条件、资源禀赋、技术和人才等各方面是不是适应发展新兴产业?现在都在赶时髦,纷纷抢占“制高点”。比如清洁能源是个好东西,但是这里面很多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它还处于不成熟期,所以我们现阶段不宜大干快上,遍地开花。 传统产业是我们产业的主体。所以力量要下在传统产业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高新技术是“魂”,魂要附到传统产业的体上。厉以宁教授曾说“没有传统产业,只有传统技术” 是有道理的。 我们有大量的传统产业,要把升级改造做好。不要一提传统产业,就说该淘汰了,大家都另起炉灶,这会造成新一轮的浪费。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各地在地方发展规划中,都对GDP增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否仍然存在对GDP的过分崇拜? 张梅颖:对GDP的误读是普遍存在的。GDP再多,不等于你就强大。关键是你GDP的质量。就说这个房子,本来是可以一百年不倒的,现在三十年就炸了。盖的时候是GDP,炸的时候也是GDP,再修的时候还是GDP,无疑会使数字虚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保八”的目标了,因为要挤出其中的水分。 光有GDP不行,关键是要看你GDP的含金量。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人才,GDP并没有涵盖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更能说明我们国家是不是强大。 国企民企,都是中国企业 《中国经济周刊》: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发展,是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近两年来,“国进民退”的声音经常出现,你怎么看待国企和民企的发展? 张梅颖:现在有人说,我们“国进民退”,也有人说,现在是“国退民进”。其实,国家没有一个政策,引导“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我们的政策取向只有一个,即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你的品牌出去,都是中国制造,都是中国品牌、民族品牌,人家不管你是国企、民企。 但是我要强调,为什么要有国企?国企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它的使命是要完成国家战略。国家战略需要什么,国企就应做什么。 央企的最大作用,在于保障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央企应该是主力军,应该起到引领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央企明显动力不足。 另外,央企要掌握本行业技术上的主导权,用技术优势创造品牌优势、资本优势和人才优势。央企应该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用创新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但是现在央企投入到科研的费用只占利润的0.7%。民营企业一般占3%~5%,多的能占到10%,这就为企业发展积蓄了后劲,而且它的机制比较灵活。 总之,央企要在转型中做生力军、主力军,要带头转变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周刊》:您说过,垄断国企,以“长子”自居,不管家里穷人,是什么样的背景下说的这样的话? 张梅颖:在分配不公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地步,还不启动分配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说的。那时候许多央企、国企不务“正业”,都去炒房地产,或靠垄断赚钱。你是人民的企业、国有的企业,是共和国“长子”,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那么多农民工,你们看在眼里了吗?所以我那天不客气了。 央企去搞房地产,去当地王,把房价推高,最终还是把负担转嫁给老百姓,赚取老百姓的钱。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人民,民心即党魂,所以我对央企的一些不当行为提出了批评。批评他们是对他们抱有厚望。国企、民企本来是中国经济这面旗帜下的不同团队,应该形成巨大合力,这就需要政策调整。“非公36条”(即《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是国内第一个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系统性政策文件。)的意义就是政策调整。既然国企、民企都是中国企业,都是为了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等分享公共资源就是民企享受更多的公平,也体现了人民享受更多的公平。 重新认识“稳定”的内涵 《中国经济周刊》: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群体矛盾。您觉得,“维稳”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梅颖:关于稳定的问题,要正确解读“稳定压倒一切”。现在一提就是社会刚性维稳。要知道为什么不稳定,不稳定的背后还是个公平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公平和民生等问题。从今年开始,国家强调民生和收入分配改革,出台了很多惠民措施,像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等,基本上都在落实了。 老百姓没有过多的要求。中国的老百姓安分守己。你给老人每月55块钱,他就很知足了,他不会觉得给得太少了、太晚了,不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应该得到的。只要中国老百姓得到一点儿好处,就感激得不得了。这也是我们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在维护着我们这个政权,为老百姓谋福利的。如果基层的多数干部都是坏的,政权早就完了。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个主流,就对问题视而不见。往往一些很小的事,就能牵动全局,酿成群体性事件。 现在强调权为民所赋,我们的干部不要还以为自己是父母官,你的权力是老百姓赋予的。 稳定背后还是一个公正问题。今年随着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随着一些基本的民生问题的解决,我认为形势要好得多。同时,稳定还涉及到政策的稳定,也就是要避免政策的制定实施朝令夕改,这也会引发新的矛盾。 同时,对待社会矛盾,也不必过高估计危机的发生,因为大多数是利益冲突,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无关。要正确定位、判断矛盾冲突,以容忍的态度,用协商、妥协的方式增进共识,解决矛盾。 我们面临的时代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气候变暖,极端气候常态化,我们注定要与灾害共生,在共生中要学会管理灾害。二是我们处于转型矛盾高发期,注定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共生,在共生中要提高社会管理艺术和能力,体现出的是生存与发展的智慧。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王永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379.html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张梅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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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认为让人民币升值是中国推行金融改革的必要措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请中国推行大刀阔斧的金融体系改革,让中国经济得以实现长远增长。 IMF星期三(7月20日)发表了新一年度的“第四条磋商”定期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人民币的价值依然被显著压低。 IMF对中国已经在进行的市场改革表示赞赏,但指出当局仍需要透过复杂的规划——包括让人民币升值——把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出口主导转移到内需主导。 IMF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克说:“人民币升值会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使中国人对本国制成品的购买力增强,并有助于建设更强健的服务型经济。” IMF还警告说,虽然中国已经采取了平抑房价措施,但是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仍呈泡沫化迹象。 报告指出,只要融资成本依然低廉,且其他投资渠道依然有限,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倾向就依然存在。 此外,撰写此报告的专家们预测,中国今年下半年的通胀率有望下降,但前提是不发生新的食品价格冲击,加上持续实施货币紧缩政策。 中国驻IMF执行董事何建雄回应报告称,报告“无视国际汇率走势”,也无视了中国已经订立,且快将实施的中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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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腾龙说事:英国高教改革蓝图

白皮书开宗明义,要把“学生放在驾驶座上”,要把权力“交到学生手里”。 校园似商场,学生如顾客,一道别样的英国高校风景线。 周末,静下心来把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白皮书通读了一遍,预感到英国的高等学府将彻底改变模样。 政府将英国大学学费的上限一下子上调三倍、提高到每年9000英镑的时候,信心十足的预言,敢收9000英镑的高校只是“一小撮”,大多数高校收费会在7500英镑以下。 英国的大学对自己的身价显然信心更足。超过三分之一的高校直奔9000英镑的封顶,而且是所有专业一律收费9千。还有一半以上的高校是部分专业将收费9000英镑。 一分价钱一分货。学费一夜之间涨三倍,学校就不能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推出了高等教育改革白皮书,描绘了2012年新的学费制度开始实施后,英国高校的前景。 催生“常春藤” 读着白皮书,一个词从字里行间一个劲儿的往外蹦,COMPETITION(竞争)! 竞争将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政府要“挑动”英国高校之间互相竞争,抢夺生源。 按照现行制度,每所大学的招生人数都是有配额的,学校按学生人头领取教学经费。如果被发现超标招生,是要被罚款的。按照白皮书设计的改革方案,从2012年起,高校招收优等生(A-level 取得AAB或以上的成绩)不再受名额限制。 教育部的数字显示,去年,一共有54398名英国学生A-level 取得AAB或以上的成绩。其中,五分之二被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仅10所大学瓜分。(10所大学是:Oxford, Cambridge, Durham,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Bristol, Exeter, Warwick,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Bath,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取消招收优等生的名额限制,必将使尖子学生更集中在这10所精英大学,催生英国的“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美国东北部八大名校)。而一些以基础研究见长的大学,如曼彻斯特、利物浦大学,和一些战略性的专业设置,则可能被挖了墙角。 校园商战急 另一个层面的竞争,是鼓励私营成分挺进校园,对传统的公立高等教育提出挑战。 政府白皮书中明确的说,要“放开高教体系”(open up the system),排除阻碍私营成分进入高等教育的各种障碍。 比如,政府要对谁有资格挂“大学,university”的牌子重新评估,消除对规模较小的学校的人为限制;再比如,政府考虑将授课与授学位“脱钩”(‘decouple’)。这意味着,某些机构虽不具体授课,但可以授予学位,或有些机构教授的课程可以授予其它机构的学位。 没读明白?这么说吧,如果你读私立学校,只花相当于英国一流大学一半的学费,却可以拿伦敦经济学院 LSE 的学位,何乐而不为呢? 从2012年起,除了优等生的录取不再受名额限制外,白皮书中还有一条:给收费在7500英镑以下的学校预留20000个招生名额。由于大多数大学的收费都过了这个杠杠,这个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将是私营成分。 竞争,必然有输赢,优胜劣汰。教育专家预言,未来10年中,英国高校部分专业、甚至整个大学关停并转,将不可避免。 透明象牙塔 直到找来这份白皮书通读的时候,才发现媒体说的高教改革白皮书其实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学生,高教的核心》( Students at the Heart of the System )。白皮书开宗明义,要把“学生放在驾驶座上”,要把权力“交到学生手里”。 什么意思?我多花好几百块钱买个“高清晰度电视”,就期待着画面比普通电视看着更爽。要学生多交三倍的钱,学生就应该有权知道这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花得值不值。 今后,英国大学必须公布所有课程专业的关键信息(key information)。关键信息包括16 个领域,从授课时间、师资质量、生活费用,到学费收入的使用、毕业生就业率、工资收入水平等等。 而且,这些信息必须是可以直接对比的数据(directly comparable data)。纽卡斯尔大学的甲等数学本科学位,与杜伦大学同样的学位,那个更有价值?那就一样一样的比较吧。 天之骄子忧 天之骄子,是否真的名副其实,高等教育成为少数人的享受和特权? 当然,毕业证的价值还是后话。眼下最关键的是,暴涨三倍的学费,是否会把部分有能力没钱的学生吓退?背着几万英镑的债务找工作的前景,是否会让一些学生干脆避开大学的门槛? 教育界人士普遍担心,2012年新的收费制度下,入学的人数会下降。但更大的担忧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被学费挡在大学门外。 政府将加强高校收费监督机构“公平办”(公平机会办公室,Office for Fair Access, Offa)的权利职责。任何收费超过6000英镑的大学,必须提交其鼓励、帮助贫困生上大学的具体措施,包括免学费、提供助学金、报考辅导等等。只有措施通过了“公平办”的审核,才能按计划收费。 “公平办”透露,141个提交计划的大学中,有52所大学的“扶贫”措施第一关没有通过,被退回去重写。但是,没有一所大学的计划收费标准被降低。 天之骄子,是否真的名副其实,高等教育成为少数人的享受和特权?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英国的高校风景线将永远改变模样。 (注: 白皮书即政府完成了提议的最后准备,将作为议案提交议会审议通过 ) 联络/荐言 * 须填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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