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在保持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铁道部开始在新舵手盛光祖的带领下悄悄研究起铁路局权力下放的小步子。 本报获悉，3月中旬，铁道部中高层人士曾召开内部会议，研讨如何放权地方铁路局。知情人士透露，该会议对于铁路局自主经营放权范围的争议较少，但对于铁道部与地方铁路局的“分成”清算办法争议较大。 后者获得下放的权力包括：依据管辖内的客流量可自行增开列车，或根据客流的变化调整列车运行频次。而在此之前，地方铁路局在管辖范围内无权调整及增开列车，所有的运行都归铁道部说了算。 而清算办法则事关地方铁路局的经济收益，部分效益好的铁路局希望打破铁道部“统收统支”的准军事化管理体制，并将资金清算方式的设计权力下放。但该人士称这项改革是否纳入“放权方案”尚无定论。 “无论如何方案会在近期出台，估计下半年就开始试点，明年全国路局推开。”上述人士称。 ————————– 1 铁路市场化改革将会和医改，教改，房改一样伦为抢劫老百姓财富的帮凶，变为天价火车票。 2 看耒,不把铁路运输私有化了,精英是心不甘的. 3 2011/04/09 15:44 上海市网友 jinweiyuantong 历年来国内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意味着涨价。 看老百姓评论，大家现在都怕改革了，看这新闻意味着 铁路票价涨价了！最后一个国有企业而全民得实惠的行业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 群众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 1.历年来国内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意味着涨价。 2.大凡做大坏事，都是给下面的官员放权，每一层次的官员都利用政策大肆攫取私利，苦的是基层老百姓。改革只是对各级官员有利，利益受损失的是人民大众！私有化就是占少数人的官员以及相关中外商人攫取国家和人民公共利益的过程，只有没有脑子的人才会认为这种改革好！ – 可惜了跨越~ – 看来办跨越就是为了这个。腐败什么的… – 下面有些员工还在背后造他谣呢。 某次在茶楼，遇见他们系统下面的员工，说起跨越，那叫咬牙切齿，满脸正义凛然的告诉周围若干人：跨越有多么吃人不吐骨头，还转移了多少多少亿 白花花的银子出境，就跟亲眼看见似得…… – 那么点钱，可谓清官 可惜了 – 但是，为什么中石化、中石油也拼命涨价却无人说呢？ 这几天出差，单位的司机居然十分想念赖昌星，说当年油价很便宜，而且加油站服务态度好，有来加油的就会立刻来加油员，没有排队加油的现象；不会囤油待涨，汽油柴油总是充足的。 我不懂经济，但对于国进民退，作为经历过计划经济的人，我很怀疑国营垄断的服务质量和效率 相关日志 2011/04/01 — 一个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理解框架(7-11完) (0) 2011/03/30 — 豆瓣:壮哉，南方科技大学 (0) 2011/03/29 — 一个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理解框架(1-6) (0) 2011/02/19 — 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美国和瑞士有存款28亿美元 (0) 2011/02/12 —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 正接受调查 (0)

国企改革的先声 就在79-81年的陈云经济调整的宏观大背景下，第一轮国企改革的试探开始了。 要说国企改革，先要说改革之前的国企是啥样子的。我们用过“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五维来分析，这里修改一下用词，更清晰一点：“人-钱-原料设备- 生产决策-产品销路”。计划经济的核心是后三条，都是关于具体物质生产资料的流动。理论上，计划部门针对每一个国企，都制定了明确的生产任务，你从哪家上游厂进原料设备，进哪种，进多少，什么价（价格其实是无所谓的），然后你要生产什么东西，生产多少，生产出来的产品出货给哪家下游厂家（对于消费品，则是出货给哪家商业企业、供销社），出多少，都是定死了的。全社会所有的企业都服从这一套指令安排，加总起来，就是全社会所有的物质生产的供和需，全都严丝合缝的对接在一起。此为理想的中央指令计划经济。所以，在“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这三个维度上，企业是毫无自主权的，厂长乃至以下全部工作人员，都只是命令的执行者，是“管-管-管”模式。 在“人”这个维度上，各前社会主义国家有点不一样。中国把人也管死了，企业用人也毫无自主权，干部由政府里面的人事局管，工人由劳动局管，雇用终身制，铁饭碗。调动个工作，比上天还难。苏联呢，据说比中国要松一点，苏式计划经济下，工人也是可以自由跳槽的。 对比之下，苏联人当年对“物”的计划做得好，中国人“物”方面做得很差劲（比如经常无法完成生产计划、比如频繁的削弱中央计划而支持各地的地方独立计划，等等。其中有老毛的浪漫主义时不时出来“捣乱”的原因。），但是在“人”的计划上做的比苏联要夸张。 最后，“钱”这个环节，严格说来，在计划经济下意义不大——所有的产品物资交易都是上面指令的，一个厂若要扩大生产，所需的额外货币也都是上面拨付的，一个厂有了货币盈余，也要全交给上面来支配。这是从企业角度看。从个人消费上看，钱的意义也被“票证”冲淡。总之，“钱”在那时，在企业层面上，更多是一个算账的工具罢了。 正因为钱没有太实际的意义，所以每样产品的价格的确定也是相当任意的——没有市场供求嘛，就没有所谓的均衡价格。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价格关系扭曲“。 总之，改革前，原则上国企是处在“管-管-管-管-管”模式下。这个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没有自发的动力去提高生产，只有靠计划命令的层层加码，但是加到多少能完成，谁都没谱，计划加多了又完不成，成了大跃进浮夸风，后果是灾难性的；加少了，则下面企业也乐得任务宽松，反正多干活也没自己的好处，乐得歇着。 第一轮国企改革的试探时间是78-80，由zzy于78年中在四川的试验肇端，79年被推广到全国。此轮改革的核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引入了计划内外双轨制的概念。在“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三方面，都规定，只要你完成了计划给你的任务，超出的部分，你自己可以拿去卖钱，得来的钱，上缴一点，大部分自己留用，可以用于内部提高职工收入消费，也可以用于企业自己的扩大再投资。 “钱”的方面，也留更多给企业：利润不再全额上缴，部分可以自己支配；加速折旧；计划外销售收入自己支配。 当时一些改革派的经济学家，比如薛暮桥，就十分支持这样的改革。薛的改革计划走的更远，尤其是在钱的问题上，不仅仅要实现上面三条，而且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和企业的资金关系：如果企业要扩大投资，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拨款，而是要自己出钱，或者借钱（拨改贷）。企业的盈利，也不能说政府拿走就拿走，而是要变成税，按照一个既定的交税的规则来上交政府（利改税）。这样，就把政府和企业从原来的“财务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这才有利于发挥企业的盈利主动性，中国话叫“自负盈亏”，用匈牙利社会主义经济学家Kornai的话说，就叫“harden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s”。（这个思路，和前面第一篇讲过的政府层级之间的财政收入安排，相当类似，也是划清财权，刺激下级政府扩大收入。） 更重要的是，薛知道，“钱”上最大的问题在于价格体系。计划经济下，有些产品价格畸高，则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天生利润就多。反之，有些企业天生就因为产品价格的原因而亏损。从前企业盈亏其实都是无所谓的，政府拨款给调剂平衡就完了，但是现在，你在“钱”上给企业放开了自主的一个口子，那么就不公平了，会刺激高价品的生产企业盲目扩大生产，底价品的生产企业则缩小生产，这样会造成不正确的激励，和“扩大企业自主权以激励企业增产”的目标不符。 但是此时“钱”上的改革仅限于前面提到的三项，后面这些“拨改贷”“利改税”，仅在少数地方试点，并未推广；“价格改革”，则是一个政治上很有风险的事情，因为涉及到大量直接消费品的价格调整，弄不好会社会动荡。79年的时候，仅仅是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这一项，为了不导致城市粮价的上升，政府就不得不花很多钱来补贴这个粮食差价，实际上就是政府出了一部分钱帮城里人买粮。如果搞全面的价格改革，需要补贴的品类还不知道要多到哪里去，政府根本受不了。（价格改革之后多次尝试，都失败了，尤其88年价格闯关，还间接造就了89的风波。可见人们对价格改革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直到90年代初期，价格改革才算完成—— 至于为什么，往后看。。。） 至于“人”的方面，这一时间内，则毫无改革动作。铁饭碗依旧。 总之，79-80年的第一轮国企改革，改完之后，在“人-钱-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维度上，是这么个状况： 人：管得死，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下，人力的雇佣和岗位分配是党说了算的，不能自由雇佣、自由解雇； 钱：多留一部分给企业自己支配，但是距离“价格理顺”“自负盈亏”，还很遥远； 原料设备-生产决策-产品销路：在完成计划任务的前提下，可在计划外市场上自由扩大投资购进原料设备、自由增加产量、自由销售。 这段时期的改革带来了以下结果： 1. 国企职工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企业获得了大量利润的支配权，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要么盖了房子给大家住，要么给大家发奖金。奖金这事儿，名义上是鼓励先进，但实际上，往往就是平均分配了。 别忘了，此时也是大幅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农民收入大增的时间。所以，无论城乡，消费资金一下膨胀了。 2. 企业的市场化行为增多。虽然制度上允许企业可以做市场交易，但是是有条件的，就是你的先完成了计划。如果计划指令把你的产能占满了，那也无从进行市场交易。但是，别忘了，上篇我们讲到，这段时间是陈云经济调整的时间，就是压缩重工业计划、增加轻工业计划的时期。那么，对于被压缩的重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来说，计划任务就减小了，而闲置的产能不用白不用，政策又允许自己找销路了，那太好了，我自己找市场自己卖去。。。 结果是啥呢，就是机械工业当时算是全国最先大规模投入市场交易行为的行业之一——当然，多余机械产品的买家，除了想要在计划外扩大生产设备的国企之外，还有大量刚刚兴办的乡镇集体企业——这就对接上了我们前面讲过的乡镇企业的兴起。 （Naughton 有个很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市场化的动力恰恰来源于计划的波动。哪个产业的产出被计划压制了、进入产能过剩、供过于求的状态了，该产业就不得不转向市场寻找销路，因此也就越变得市场化。市场是占剧了计划一涨一缩之后留下的空间，而计划的一涨一缩，本来是出于经济结构健康的考虑，出于过冷过热之间宏观调控的考虑，却意外的为市场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一旦你政策上允许企业在计划之外的市场行为，又想搞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控，那么，市场的比例越来越大，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改革初期政策制定者主动追求市场化的结果，而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3. 陈云的经济结构调整效果不明显。由于给了企业太多的自主权，中央计划调整的威力打了折扣。陈云通过计划指标来压缩重工业投资，结果重工业企业通过市场的渠道来抵消计划的压缩，导致轻重结构的调整并不那么给力。而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又赶不上城乡人民手中钞票的增长速度，结果就是，结构没调整好，通货膨胀就先来了。 陈云很生气。从前的陈云有两个经济主张，一方面主张经济结构的优化、农轻重比例的协调（陈云不喜欢超速增长），另一方面他也主张给予企业适当的自主权，以增加主动性。但是到了80年底，陈云很生气，因为这些有了自主权的企业不听调遣了，它们为了自己牟利而各自都盲目增产，牺牲了宏观经济结构的健康，它们滥发奖金导致消费层面的通胀。 从这时候起，陈云开始对“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改革方向产生怀疑。如果企业自主权换来的那点生产积极性的改善需要以整个宏观经济的失控作为代价，那么，这是不合算的。79年的这轮改革，正是在他“计划市场相结合”的号召下开启的，而到了80年底，他开始保守了，开始强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也正是在此时，75岁的陈云退休了，日常的经济管理责任交给了61岁的zzy。但是陈云依然把握着大方向。从此，他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保守派的代表，开启了他和邓胡赵改革派的长达十年的路线斗争。 81年，鼓吹扩大改革的薛暮桥受到批判。企业的自主权改革停滞了，财权上收了，投资愈加削减了，滥发奖金被禁止了，经济进入更深的调整。 国企改革82-83   上回讲到，81年初开始了为了对抗通胀而进行的经济紧缩，投资削减，工资增长受到控制，整个经济一下子硬着陆了。 紧缩政策施行几个月之后，总得重启经济吧，所以还是得调动企业积极性啊。而且，经过前两年的轻工业投入，现在新一轮的刺激政策，重点轮回到能源原材料交通等上游重工业了。上回讲到的那些企业自主经营的手段，比如利润留成，比如计划外销售，慢慢又回来了。不仅如此，82-83年间，还有了很多更激进的刺激方式，比如有的地方开始搞企业的利润包干，就是指上交一个固定基数，余下的全归企业。这也有点象前面讲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税收分配的激进模式，能够更加刺激企业的生产主动性。 但是这些都是在给企业让利的方向上进行的改革。上回讲过，完整的“自负盈亏”模式，还得包括企业不能从政府自由获得好处，必须建立“拨改贷”之类的制度。但是这些损伤企业利益的制度却得不到企业的支持，进展缓慢。结果就是，企业从政府获得资源依然容易，分给政府的利润却越来越少。对于政府而言，就是散财容易收财难。这也和8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政的尴尬处境是一致的。 此期间，改革者还心存着在计划内搞价格改革的幻想。81年，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建立了253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希望能够通过数学优化的方式，找到用计划手段达到“最优价格”的方法。结果很不幸，算不出来，失败了。到了84年，zzy基本上死了在计划范围内搞价格改革的心，意识到必须依靠市场来优化价格。 另外，又一个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害怕又出现通胀，81-84年间，严控居民收入增加，使得终端消费品的需求增幅受到限制，那么，79-80年大力扶持的轻工业所造成的巨大产能，尤其是纺织行业，一下子就变得供过于求了。到了83年，由于布匹衣服供给的宽松，布票这种东西甚至都渐渐没有必要了。广大纺织企业不得不下力气“开拓市场”，寻找销路。这又一次重现了我们上一回讲到的Naughton论断：中国的改革是从一个供给短缺的经济过渡到一个供给过剩的经济，在供给短缺紧俏的时候，企业不需要市场，执政者也害怕市场，因为此时的市场会价格高涨，造成社会不和谐。只有当供给进入相对过剩的时候，企业才有寻找市场销路的压力，才会学习怎么在市场里面做生意，学习怎么迎合消费者的口味来改进产品，增加自己的竞争力。也只有在供给相对过剩的时候，执政者才不担心放开市场交易带来的社会动荡。 联系起上回讲到的内容来看，79年的经济整顿，削减了重工业（尤其是机械工业）的需求计划，使重工业供过于求，从而迫使重工业开始学习在市场中游泳；81年的经济进一步整顿，连轻工业的需求计划（就是消费）也削减了，使轻工业供过于求，轻工业也开始学习在市场中游泳。在这过程中，以及之后的多轮刺激和紧缩的轮回中，整体上看，中国工业的产能在不停地增大，短缺的情形越来越少，供过于求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学会了如何按照市场的规则来获得销路，而最核心的价格改革问题，甚至也在90-91年那轮大紧缩大萧条之中，无声无息的解决了。 回到82-83年，这两年发生的事情不多，除了上述几条之外，就是银行的改革。如果有机会专门写金融机构改革史的话，再细说之。关于国企，这两年给84年的大改革做了铺垫，使得当政者意识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做法，有着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计划和市场是必然要打架的，完美的协调两者的方案是不存在的。这成为84年改革的大背景。 国企改革84-88   偏向市场的双轨制 到了84年，zzy心里面基本已经打定主意，放弃“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保守双轨制”，而要走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这里面有三个原因： 1. 上篇提到过，通过数学计算来优化计划价格的努力失败了； 2. 在农业（包产到户）、能源（比如集体和私人的小煤矿的大发展）产量大发展的前提下，意识到，这些非国有、非计划的经济事实上增长动力很大，比计划内的国企强； 3.

我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关于南方科技大学的消息，这让我多少觉得自己落伍了。没有买一个Ipad玩的落伍和不了解南方科技大学的落伍相比，简直不值得一提。 南方科技大学3月1日正式开学了。这所新创建的大学，校门口的名字上还挂着一个大大的“筹”字。跨入校门来报到的新生共计46人之多。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新创办的大学来说是天文数字，哈佛大学的首期学生只有7个人。但这个数字对于中国扩招中的大学来说，被很多人当做一个笑话。被当做笑话的还有这个“筹”大学的校长——中科院院士、著名化学家、前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博士。 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建立这所大学，已经筹备了4年多的时间。直到今天学生开学，教育部还是没有给予他们一个正式的批复。这意味着这所大学不能通过全国统一高考招收学生，学生毕业的时候也拿不到教育部颁发的毕业证书，更是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学位。但是朱清时校长说，不通过高考我们就自主招生，让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免去高考和毫无意义的备考生活。上过高中的都知道，所谓高中三年，最后一年除了准备高考以外豪无其他意义。于是，朱清时的南方科技大学专门招收高二学生。14名女生和32名男生来自自荐、学校推荐或报考中科大少年班的三个不同的渠道。他们最大的和正常高中毕业生一样十七、八岁，最小的只有11岁。录取他们的条件是审查了他们高中两年学习的平时成绩单、自我创新的情况、自我陈述、个人专长展示，经过理科方面的复试和面试最终录取。 “没有国家颁发的毕业文凭怎么办？”朱清时说无所谓，世界上没有哪个一流大学是靠教育部给予证明的。一个真正的学术主导的而不是行政主导的大学，理应是一个让人们学习知识的、进行科学研究的场所，国家不发，我们自己发！将来，社会见识到了我们的学生的能力了，我们自己发的文凭就值钱了。 就是这样一所只有46个学生、16名老师的大学，对学生免去全部学费，每年额外补助1万元人民币作奖学金。除了500元教材费、1200元住宿费、120元床上用品费以外，学生不需要花一分钱就可以在这里上课。每天在食堂吃饭，学生完全免费地享受8菜1汤自助餐。他们住宿在一栋楼的5、6两层，三个学生一间宿舍，条件优越。他们的楼下就是他们老师、教授、专家的宿舍，他们所在的书院允许和鼓励一切创造性的学习方式，他们可以与每一位教授时刻保持密切联系。 这些教授都是什么人呢？切莫小看。 教数学课的是中科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张景中，教物理课的是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教计算机的是中科院院士陈国良，教工程的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教化学和创新性学习的是校长本人……在国内最一流的大师门下学习，使用100%的国外原版教材，所有课程用全英文授课。够了么？不够。 朱清时正在忙碌于从世界各地招聘大批顶尖级教授充实南方科技大学。师资待遇将不低于香港大学的水平。而所有的教职员工全部采用学术聘用的方式，在校园里不存在行政级别。他们所带领的学生，大一、大二不分专业，进行通识学习，大三开始根据各自研究兴趣进入学校创建的研究所、实验室直接参与科学研究。 今天，这46个愿意把自己的青春交给南方科技大学做实验的学生，正在黄埔军校进行军训。他们要面对的，将是一个完全学术自由的却没有毕业证的大学教育。他们不需要受到必须穿校服的拘束，不需要和同学尔虞我诈竞争入党名额。他们将在深圳那片试验田里尝试新的创造。 我了解到这一切的时候，对这46个学生心生羡慕，对甘愿放弃高考和毕业证的家长们心生佩服，对朱清时校长心生敬意。祝愿南科大步步向前吧！也许有一天我也跑到那里去了呢？理性地说，一切未来都还不确定，南科大的尝试也有很大的风险，目前的教学设置也还很不完善，但毕竟是一种新的方式，一种真正回归学术大学的努力。最后引用一句朱清时校长的话：“改革不能只等着批复”。 相关日志 2011/03/29 — 一个关于中国三十年改革的理解框架 (0) 2011/01/26 — 陶短房:养老保险改革：该安抚的是谁 (0) 2011/01/22 — 叶檀:中国改革缺乏正义性 已偏离摸着石头过河的初衷 (0) 2010/12/24 — 西西河:我所经历的国企改革 (0) 2010/12/19 — 苏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的信息：改革失去方向 (0)

王绍光把中国的改革分成三个维度：（各级政府之间的）去中心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去管制化；（政府对掌控之外的经济活动的）去垄断化。基于此分类，加以细化和扩展，说说我的理解框架。说明一下，此框架是基于逻辑的而不是时间顺序的。 第一，是不同政府级别之间的关系。政府本身不是生产者，其上下级关系较为简单，就是围绕两个维度，“人”和“钱”。说的官方一点，叫做“人事权”和“财权”。就人事权而言，30年来，除了农村的直选之外，改变不大，基本上人事权还是层层掌握在上级手上，最上面就是中组部啦，呵呵。所以30年来的变革主要集中在“财权”。 政府自己不生财，财是来源于对各级政府所辖生产者的索取，主要三种形式，一，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而索取的所有者权益（利润、分红）；二，税收；三，一些行政收费，比如管理费啊、罚款啊啥的。 利润索取这条，30年来是无论范围还是程度都在缩小的。这在以后讲政企去管制化的时候再说。行政收费这条，零散不正规，难入研究者法眼，资料不多。这里着重说税收这条。前几天总结Remick的文章说得挺清楚了，从76年一直到93年，基本上是中央政府让利给省政府、省政府再让利给市、县政府，县政府再让利给乡政府，这样一个层层财权下放的模式。当然，各地下放程度不同，东南沿海地区为甚。下放的主要方式是财政上解定额包干、上解按税种、按比例分成，等，大体原则就是“分灶吃饭”。地方政府还可以采取减免税的政策来刺激经济。（详见 1 ， 2 和 3 。另外，根据水木reader版友的推荐，《他乡之税》这本书也不错。）在税收分成的地区，为了降低纳入与上级分成的预算内收入总量，很多下级政府就通过减免税或者征收不力等等方式，不把税给收上来（这样自然需要分给上面的就少了），把利润留给本地企业，所谓肉烂在锅里，然后再用其他方式，比如行政收费啊、摊派啊、赞助啊之类的，把这些利润变成本地政府能够支配的预算外收入。（Jean Oi, 1992)）这么折腾了十几年，到93年，中央已经穷的不行了，财长成了乞丐。(wang shaoguang, the rise of the regions: fiscal reform and the decline of central state capacity in China) 94年分税制，老朱力挽狂澜，扭转了这个局面，通过统一税制、央省分税、禁止地方擅自减税等手段，保证了中央政府的收益。有人可能问了，中央再次拿大头，那地方上不是又没有经济发展的动力了吗？事实上恰恰相反，经过94分税，地方上发展经济的动力更大了。很诡异吧？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分税制之后，中央拿走了很多收入，用于全国性的重大项目的投资，但是留给地方的责任却没有减小，地方陷入收入不平衡，中央又不管，地方只好拼了命的扩大税基来搞钱，要不然，有些穷的地方可能连基本的政府运转都搞不定，富的地方也无法享受从前那样的迅速发展的舒服日子。第二，从官员个人的政治升迁前途上看，分税之后，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没有变化，依然是经济数字为主，主要就是GDP和财政收入，那么，即使从个人政治前途考虑，官员也有足够的动力去发展经济——哪怕不是为了本地税收。第三，经过80年代“分灶吃饭”而且是地方吃大灶的好日子，地方官员个人也从中得到了不少经济好处，官员们普遍发现，本地经济好，个人油水才多，所以，即使不考虑升迁的因素，从经济收入考虑，多上项目也是好的。 因此可以说，分税制改变了中央和省的预算内收入分配比例，但是没有改变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热情。各地一浪高过一浪的招商引资热潮、房地产热潮，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分税制之后中央拿到的钱虽然多了，地区间转移支付总量也多了，但是没有改变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态势，甚至更加恶化了这种不平衡。典型的例子就是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负担”问题，从80年代末肇端，94分税之后，迅速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直到2000年代中期才有所缓解。其根本原因，就是分税之后，欠工业化的地区一方面丧失了为数不多的工商税（现在主要变成增值税了）的大头，另一方面支出不减，所以更加依赖农业税和从农村榨取的其他预算外收入。从省到市到县到乡到村，一级压一级，农业税的任务很重，加上这一段时间粮食收购价格的问题，农业生产利润本来下降的很厉害，两方面挤压，把广大内陆农民逼得够呛。即使这样挤压，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政府往往依然完不成农业税征收的任务，无法维持正常运转的开支，所以各地都有公务员欠薪、地方政府借高利贷填窟窿、甚至地区间“引税”这样的怪事。（参见李昌平、曹锦清、陈桂棣等人的著作，更推荐《他乡之税》）。 总之，改革30多年来（之前的央地关系变化也有很多动态，之前说过不少，这里不表），各级政府的财权关系上，经历了“前十五年去中心化、后十五年再中心化”的一个“V”字形的过程。而附带的效应则不是“V”字的转折，而是一以贯之：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一直增强，地方的预算外收入规模一直扩大（除了其中几次统计口径调整造成的不稳定）、地区差距不断拉大。 那么，改革之初，为啥中央政府要把财权下放呢？后来为啥又要上收呢？中央政府可不是因为可怜地方政府官员的钱口袋本身的饱扁，中央看重的，是地方在经济发展上的主动性，也就是说，政府层级之间的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归根结底，是服务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的，是为了刺激各级政府对下辖企业（包括国企和非国企）的扶持帮助，从而增加全国的经济总量。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的变迁。 说完政府科层结构之间的财权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再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还是先给个逻辑上的分类（我是分类控。。。），政企关系，或者说政府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说到底也就是这么几个维度：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 人，包括管理层人事、技术人员的供给、乃至普通职工的就业和去留。 钱，是双向的，一方面是政府怎么从企业收钱，包括所有者的利润、税收、管理费等行政杂费、变相摊牌等；另一方面是政府怎么帮企业弄钱，包括从各政府部门自己支配的小金库中贷款给企业、帮助企业去银行贷款、减免税收，等等。 物，就是设备和原料，政府在生产设备、尤其是体现高技术的设备上，怎么供给企业，在重要的原材料供给上，又是怎么帮助或者不帮助企业的。 生产决策，就是决定企业该生产什么产品，生产多少，这方面政府怎么介入，怎么提供信息，或者怎么拖后腿。 销路，就是产品的市场问题，政府是否能够动用自己的权力帮助企业打开销路，比如政府自己采购，或者搞地方保护主义，排挤外地企业的产品，再或者政府官员自己到外面去给本地企业联系订单，等等。 “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这个分法，是从最基本的生产环节和生产要素的角度去分的，应该已经涵盖了生产的所有环节和因素。 坊间还有不同的分法，比如说“技术、资金、政策、人脉”等等。其实不矛盾。技术，要不体现在具有技术的人身上，要不体现在机器设备身上，所以是“人”和“物”的一部分。“资金”就是钱。“政策”嘛，比如说批条子盖章的效率啊，比如人事、税收、土地供给德优惠和政府采购啊啥的，其实具体的看，也就是落实到“人”、“钱”、“物”和“销路”的供给上。“人脉”则是更高层的一个角度，人脉可以影响技术资金和政策的分配，由此影响人、钱、物、生产决策和销路。 至于大家都十分看重的“所有权”或者“产权”，我却并不认为那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考察一下“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这几个环节，每一个环节的独立，都并不以“所有权私有化”为绝对前提。八十年代末期，一些极端的承包制，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这几个环节的非政府化——当然，指的是摆脱政府那种看上去“不好”的干涉和介入，而保留了政府“善意帮忙”的干涉和介入。我们设想一种极端的承包制，企业承包者一包二十年甚至更长，完全掌握用人大权，除定额上交的承包费和税费之外亦无须多为财政做贡献，在生产上自由的根据市场需求购进原料设备、生产产品和销售。那么，这种假想的承包制，和事实上的企业私有制，其区别是什么呢？顶多是对政府多了一项“定额上交承包费”的义务。如果把这个钱当作一种变相的税费，或者当作政府作为最初企业创办者入股索取的定期分红，亦未尝不可，不改变其经营自由的本质。 因此，我觉得“所有制”这个东西，听起来名头响，其实落到实处来看，也不过就是个人对企业在获取收益、经营管理、财物处置等各环节所拥有的自由度的一个总称。这些自由度都是可以连续变化的量，极端的私有化其实也就是把这些可能的自由度推到极致，没有什么奇妙的，而且也不存在什么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鲜明的分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把产权看得很重要，但是那里面的产权，其实就是“收益权”的代称。用自主的收益权来刺激企业经营的主动性，这和中央政府用“分灶吃饭”的方式来刺激下级政府的经营主动性，道理是一样的，不玄妙。 哪怕企业私有化了，也不能说自由经营是绝对的——政府的影响余地还是十分有弹性的，可大可小，至少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等就够你喝一壶的。政府在“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各个维度上的不同的干预行为，到底对企业的经营表现有何利何弊，也不能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的模型，一概而论说干预就不好。要具体的审视。 嗯，这篇怎么基本都是废话。。。。下篇谈具体的，政府在“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各个维度的干预的演变史。 说到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上回说过，无非“人-钱-物-生产决策-销路”这几个维度。 然后需要对企业/生产者也分分类： 1. 农业生产者/农民； 2. 外资企业； 3. 城乡个体、私营企业； 4. 乡镇村所有的集体企业；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