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

黄秀辉 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王立军大戏”余热不减，在这次“两会”上又成为“热点话题”。3月2日，全国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都是‘拼图式’的……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建议你不要做过多的想象。”尽管赵启正没有回答王立军是否寻求过“政治庇护”，但不需要“拼图”和“做过多的想象”，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作为中共执政以来闯进外国使领馆的最高级别干部（重庆市副市长为副部级），如果不是遇到了很不安全的事，绝不会走“非正常上访渠道”！一个红得发紫的副部级官员，居然跑到美国领事馆去“休假式治疗”，这是一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在“文革”中被“打到”的副部级以上干部就有122人，全国被迫害致死的有2000万人（董宝训、丁龙嘉著《沉冤昭雪》），他们宁可选择自杀，也没有一个人跑到美国使领馆。在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被镇压时，只有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方励之跑到美国大使馆，并获得政治庇护被成功转移到美国。难道王立军也是“忧郁症”？在他的名片上有两个体现“学者型”的职务——中国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应用心理学二级学科带头人。作为一个心理学专家，比常人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一般不会得抑郁症或精神失常。那么他为什么要冒着“叛徒”的风险去“美帝”领事馆“上访”呢？笔者分析，只有一个理由可成立。公安局长都知道，有个别进京上访者在走“正常上访渠道”走投无路时，就去闯外国大使馆，虽然闯不进去，但“外交无小事”，把影响造大了，就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只有得到总书记和总理的批示才能解决问题。王立军可能从中得到启示，认为即使美国不给他“政治庇护”，也会把他直接交给北京，这样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王立军走到“休假式治疗”这一步，是偶然中的必然。据民间传说，当年的“打黑英雄”文强“黑打”张军时，张军临死前对文强说“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轮到王立军“黒打”文强时，文强临死前对张军说过同样的话。张军与文强之所以敢这样断言，并不是他们会算命，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检验了一条定律——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在一个“官员自杀必定忧郁症，平民上访必定精神病”的国家里，在一个权力必须以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来谋取的制度下，在一个生意人赚钱就必须与权力合谋的时代，每个社会群体都是“弱势群体”，每种职业都是“高危职业”。其中，官员的高危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高危来自司法不能独立。党对司法机关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党的各级领导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机关为了“讲政治”可以不讲法律程序，党指到哪里就要打到哪里。2011年4月12日，著名法学家、北大教授贺卫方在《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中单独对王立军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尽管在现行体制上，公安机关具有超越司法的强势，但是，你作为一个兼职法学博士生导师，我相信一定会理解，法治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警察权要受制于司法权；公安需要尊重司法权，要接受检察机关独立的监督和审查，要维护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性。其实，尊重独立司法对于手握大权的人一样重要。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仅隔了10个月，贺卫方的话音还没有落地，就在王立军的身上应验了。 官员高危来自“黑社会化”的执政方式。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只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担当社会的裁判者、服务者、监督者，政府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也不能随意进入公民的私人领域，即使调解社会矛盾也要放权于非营利的民间组织。然而，在中国唯有政府没有社会，所谓的社会民间组织都是带有官方背景的营利组织，政府是“公司化经营”，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当政府与民争利时，当既得利益集团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政府公开干预不利于“维稳”,民间组织又因官方背景而没有公信力，因此使用黑社会这类高效的特殊组织进行暗中操纵成为最佳的选择。强占农民土地时，需要黑社会去谈判压价；强拆居民住宅时，需要黑社会去敲门砸窗；垄断市场时，需要黑社会去赶走老业主；拦截上访人进京时，需要黑社会提供“黑监狱”……如果地方政权在社会管理上不依靠黑社会的力量补充,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必须以黑养黑、以黑吃黑、以黑治黑。但政府又害怕黑社会向政权渗透会危险到自己的“黑老大”地位，担心黑社会垄断市场会侵占自己收“保护费”的地盘，所以要不断“打黑除恶”。作为政府官员，既要通过“打黑除恶”来赢得民心，又要“养鱼执法”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公安局长的王立军，既要当“打黑英雄”，又有当“保护伞”，红道黑道集一身，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无间道。 官员高危来自“成王败寇”。中国的强权政治带有浓厚的封建特色——权力交接靠指袭，权力更替靠政变，权力分配靠买卖，权力运行靠暴力。这样的制度必然产生“宫廷斗争”，形成高墙之内神秘莫测，派系林立，分出你的人我的人，最后你死我活。而这一切盖因“成者王侯败者贼”：成者不仅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本派系也会鸡犬升天，成为“先富起来”的利益集团，即使触犯国法也是“刑不上大夫”；而败者呢，不仅自己被精神病、被处决、被软禁，本派系的人还会深受“连坐”和“族诛”之苦……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红卫兵批斗时，即使手举宪法也无人理会，他与妻子王光美向毛泽东求情“回老家种地”，但这样的最低要求也是非分之想，最后被迫害致死。受到刘少奇牵连的邓小平“三起三落”，而当上“皇帝”的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又败于邓小平发动的政变，被“人间蒸发”。 官员高危来自选择性执法。一个无耻的时代总是要把所有人都拖下水，让大家都不干净，然后大家就乖乖跟着走了，成为罪孽的帮凶。我们都知道，黑社会吸收新成员时首先就要求他去干一件犯罪的事，否则别人就要把他赶走，甚至还要加害于他。中共明知道自己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坏的，但为了“显示中央反腐决心”，就要选择性地执法，就要抓典型，抓谁呢？当然是抓那些后台不硬、根子不深、平时不听话的干部。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都亭办事处党委书记、主任冉建新（曾任利川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司法局局长），因为多次在市领导面前为被“强拆”的市民说同情话，某市领导怀恨在心，多次扬言“要收拾冉建新”，冉得到信息后，多次向这名市领导“赔礼道歉”，但没有得到原谅。2010年11月13日，冉被“双规”。2011年1月3日，巴东县检察院立案侦查。2011年5月26日，市检察院批准对冉逮捕。9天后，冉突然死亡。冉死后，天涯等多家网站发出尸体图片，发帖人描述“死者七窍流血、全身淤血、多处外伤、背部还有多处被烧烫伤痕，其状惨不忍睹。”冉的妻子游小玲公开了冉写在卫生纸上的“绝笔信”，其中揭露了市领导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的详细过程，求助于中纪委和省纪委还其清白。2012年1月，鹤峰县法院对这起刑讯逼供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刑讯逼供罪分别判处原巴东县检察院反贪局教导员任中海、法警大队教导员谭发明三年和一年的有期徒刑。而对市领导的责任，至今没有追究。 正因为官场险恶，中国的官员们时刻准备移民国外，已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官员把儿女和妻子都送到了国外，自己当“裸官”，但其中一些官员仍然不能实现“安全著陆”，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后，往往选择自杀，这样能保护其他官员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王立军没有选择自杀，他想为中国官员探索一条以“叛变”求生的路子，但他不懂得“政治庇护”是专门为那些因反抗专制而受到迫害的政治异见者提供的，而他从来没表示过对专制政治的异见，反而是中共镇压政治异见者的工具，他背叛中共是因为内部权力分赃不均。如果美国给了他政治庇护，就等于用政治庇护这种方式奖励那些贪官污吏们，这是违反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的，在道理和道义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中国官员到哪里去寻找安全？投资移民门槛太高，投靠儿女申请绿卡的时间太长，潜逃国外很容易被引渡，寻求政治庇护已被王立军证明此路不通，难道只有患抑郁症而自杀这一条路吗？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又有一名中国官员自杀，韶关市武江区委书记苏力在其住宅内自缢身亡。其前任邬学新于2010年10月16日由政府办公楼七楼坠下身亡，警方称邬学新因遭好友实名举报其违纪违法而轻生。谁能拯救中国官员？中国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是一个人治的国家，对所有人都没有一个安全的预期。我奉劝那些正在“抑郁”的官员们，不要心存幻想和侥幸，更不要让自己的亲人活在自杀的阴影中，甚至给家族留下遗传性的自杀情结，而要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点实实在在的推动。只有民主政治和司法独立才能保障官员的安全，才能为热爱权力的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一种文明的政治博弈方式。才能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活在一个有安全感和安全预期的社会。 作者: 黄秀辉，民主中国

核心提示：中共领导层掐掉的不仅是薄熙来的个人野心。薄熙来代表着一条”阵线”，中国的另一条道路：较少不公、对穷人较为温和、一句话，更加”社会主义”。清理薄熙来是一次 小型政变、一次隐秘的清算， 完全遵守了共产党的黑箱传统。 原文： Partie de mah-jong politique à Pékin 发表：2012年3月16日 作者：Par Alain Frachon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在北京，在紫禁城厚厚的宫墙之内，刚刚发生了一次小型政变、一次隐秘的清算。这一切完全遵守了共产党的黑箱传统：官方媒体没有任何报道，但中国网络对这场暗中进行的政治较量已关注了很长时间。 故事已有了结果。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的统治模式。 3月14日晚至15日，一则简略的官方公报发出：中国当今出镜率最高的政治人物之一薄熙来失去了政治领导权。显然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他被排挤，被清洗，最后将被遗忘。 俊朗、自信、爱打扮、诙谐幽默、野心外露，62岁的薄熙来作为中国政界正当年的政客毫不掩饰自己想领导国家的渴望。2007年成为政治局委员，曾担任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属于”太子党”：他的父亲薄一波是中国革命的元老。 薄熙来想要在2013年进入中共权力的核心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仿佛这是命中注定。常委会里端坐着九位”帝王”，而不是一个，他们统治着中国，负责制定全世界都感兴趣的决策。 中共领导层掐掉的不仅是薄熙来的个人野心。薄熙来代表着一条”阵线”，或者至少是一种趋势。它象征着中国的另一条道路：较少不公、对穷人较为温和、更加”社会化”，一句话，更”社会主义”。 故事早在三四年前就开始了，在中国中部拥有3100万人口的直辖市重庆。薄熙来被任命为那里的市委书记。 薄熙来在重庆开始树立自己的品牌。他要把这个罪恶之城变成模范城市。重庆距离沿海富裕地区非常遥远，但现在其经济增长率居全中国之冠。它不仅是老工业基地，还因为拥有大量补贴而吸引了许多外国投资者，特别是美国投资。 薄熙来开始在重庆建设福利社会：增加绿地、发展社会服务、保障周边农民和外来民工的权利。打着重新挖掘”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旗号，薄熙来培育起了一种变异了的”毛主义”：重庆重新开演革命年代的戏剧，重新唱起了《东方红》…… 更引人注目的是，三年来薄熙来对当地犯罪团伙进行了无情打击，这些团伙多与政府存在瓜葛。在廉洁警官王立军的帮助之下，薄熙来给自己树立起人民守护者的形象。 在媒体上频繁现身的薄熙来的传奇就此开始。是他找到了应对当今中国诸多难题的答案，例如不公加剧、福利不兴、精神空虚…… 2011年底，以巴黎的亚洲中心的顾德明（François Godement ）为首，在一份引人注目的报告中提及了”重庆模式”。这份由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将重庆的经验与”广东模式”进行了对比。 与薄熙来的中国式群众路线不同，广东省倡导的是经济和政治”自由”模式。位于中国南部的广东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最早开放的地区，如今也是中国最繁荣、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在56岁的省委书记汪洋的领导之下，广东在经历多次罢工之后为大幅涨薪放行，幅度甚至达到30％至40％。汪洋不仅不反对工会，反而支持工会。他还支持创新性私营企业，而不是公有制的低附加值出口机器。 广东可能再次成为先驱。它为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发展模式样本，即更加注重内需而不是出口。有人还从中看到了许些政治自由主义：广东媒体是中国国内受限制最少的。 两种模式的竞争，同时也是代表它们的两个人的竞争。薄熙来和汪洋是对手。他们都想在2013年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而且他们的路径是相交的。”自由派”汪洋是”民粹派”薄熙来在重庆的前任。随着2013年的临近，薄熙来在重庆打击犯罪网络可能是为了让汪洋难堪。这简直就是一部美国连续剧。 该剧的最后一集数周前开演，汪洋占得上风。原因在于薄熙来的得力干将、超级警察王立军突然反水，这让薄熙来的传奇就此终结。以暴力和酷刑为支撑的重庆打黑可能只是对亲近汪洋的私营企业主的策略性打击。 很难知晓共产党领导层对哪个更为头疼。是薄熙来的高调风格还是他想要代表的”新毛主义”？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查看和” 王立军事件 “相关的更多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15日薄熙来被撤职消息公开后，北大教授孔庆东参加了”第一视频”节目并公开为薄熙来鸣不平， 呼吁支持者声援重庆。他借”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指”重庆打黑”为最大的打假：”那么在3·15日子里让打黑英雄、打假英雄受委屈了，等于是公开地发动反革命政变。” 他语气激动的质问薄熙来的支持者：”你为薄熙来做了什么？”，并呼吁公众以实际行动进行声援，”大家都起来和黑暗作斗争。” 但孔庆东也称自己相信党中央大多数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多次肯定重庆道路和重庆所取得的成就。网友评价其以这种方式挟持早前曾公开支持薄熙来的贺国强、周永康等人，也为自己的言论寻找安全保障。 孔庆东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2011年11月27日，孔庆东在拒绝《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爆粗口，又被称为”三妈”教授”。孔庆东年轻时曾参加”八九民运”并为高自联成员。其后思想变得左倾激进，常在中国拥毛网站”乌有之乡”发表文章。 “孔庆东支持的不是薄熙来个人” 中国宪政学者、九鼎研究所的负责人陈永苗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认为孔庆东这番言论也是在利益权衡和对比之下作出的，不表示他对薄熙来个人的支持：”他其实不是支持薄熙来本身，而是支持薄熙来提出的一些’共同富裕’的政策。可以看到，孔庆东或重庆市民，是支持薄熙来背后的一些政策，这些政策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是有一定意义的，比如说他提出的’共同富裕’，可以说薄熙来的作法很象文革，或超越法律，从程序正义来说薄熙来很不对，但作为普通百姓不会这么复杂的考虑事情。如果是给重庆市民带来好处，重庆市民就会说好。” 但陈永苗也分析，目前中共当局所担忧的支持薄熙来者会不会走上街头抗议，他认为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重庆不会上街，这几十年来，维权的事情都是右派来完成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胆识不够，很难发动底层民众上街。 ” 中共启动”去毛””反左”？ 台湾《联合报》3月16日，以”去薄熙来 胡温确立反左路线”进行报道，指近年中国大陆左派形成一股势力。主要表现在藉中国大陆社会的贫富分化、中共党内的贪污腐败，发出反改革开放、为文革翻案的声音。3月15日，极左派之一的张宏良，公开宣告薄熙来是当今的岳飞，是”被美国以及反华势力仇恨”，呼吁”如果再不站出来与薄熙来站在一起，共产党看真是命悬一线了”。 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德国之声《北京观察》中撰文，认为薄熙来事件使中共高层从派系之争重回路线之争。多位评论人士指，薄熙来事件也表明目前右派力量战胜了左派力量。 另据多位中国网友发布信息和海外”多维网”等报道，薄熙来事件发生后， “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等左派网站，目前都遭关闭或禁止评论。 在重庆本地论坛发出”万人涕泪别书记”的内容并被强令删除后，北京方面除下令增派武警进驻重庆，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加强了警力，广东网友爆料，连日来深圳市民中心、宝安中心广场等地，出现大批配备防暴装备的特警在巡逻，气氛紧张。 作者:吴雨 责编:谢菲

    中华民国早期的政治转型：1912-1924（上） 　　二、政治合法性的转变 　　在政治社会中，“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者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71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一种政治权威，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72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政治合法性问题，首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韦伯认为合法性的基础有三个方面：传统的基础、魅力（卡里斯马）的基础和理性的基础。按照这三种合法性的基础建立起三种不同的统治类型，即传统型统治、魅力型（卡里斯马）统治和法理型统治。73在韦伯看来，真正的统治必须具有“对统治合法性的信仰”。74 　　1912年清帝的退位，宣告了传统世袭制合法性的终结。同时也表明“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的开始。”75在民国初年，“绝对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主要表现在广大的市民阶层对王权统治正当理由的否认，是掀起巨大的反抗王权的运动，最终导致人格化的国家权威无立足之地。这便迎来了以确定制度化国家为已任的宪政主义国家的产生，国家权威合法化的途径也因之发生重大变化。”76这种合法性的变化在民主宪政制度建设上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来源是民意，而不再是传统的天意。《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77民意最重要的表现是代议制。参议院、国会立法机关正是代表民意的机构。对此，《临时约法》、《天坛宪草》都规定了立法机构的职权。即使在袁世凯解散国会之后，无论是威权统治时期，还是准备复辟帝制，袁都承认国家必须存在代表民意的立法机构，而没有延袭传统政治的做法。 　　二是统治权合法产生的方式是选举制，而不再是传统的世袭制。《临时约法》要求参议院由各地选派之参议员组织之。而总统、副总统则是由参议院选举产生。78《国会组织法》进一步规定国会两院议员分别由地方议会与选民选举产生。在民初众多政治精英的眼里，国家行政元首与立法机构的合法性来自于现代民主选举制度。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参议院的合法性就受到人们的强烈质疑。湖北省议会指出：“查参议院向系各省军政府委员组织而成，不可视为人民代表机关”。79《时报》评论指出临时参议员“本系牵强凑合而成。其议员有由各都督派送者。有孙总统秘书员兼任者。有自由加入者。非出自民选，不足以代表民意。”80在众多压力之下，参议院自己也承认有必要依据《临时约法》重新改选。81民国早期历届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都是以选举的方式产生。1918年9月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民国新总统，10月冯国璋向徐世昌移交总统权力，双方至少在形式上遵循民主政治程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最高权力和平移交。 　　为了取得这种合法性，一些政治人物甚至是不择手段。1913年10月，袁世凯在镇压国民党人反抗之后，虽然持有绝对优势的军政实力，但为了获得当选正式大总统的合法性，所以对国会议员除威胁以外，还动用了贿赂、拉拢等柔性手段。821918年安福国会贿选与20年代的直系将军曹锟的贿选总统，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军阀对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虽然他们尽可以诉诸武力夺取选票。83从批评的角度来说，这些都是非法的贿选现象。但是从积极方面来看，选票的价值受到了重视，民意的份量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容忽略的。 　　虽然不能高估政治合法性转变的作用，但是与帝制时代的传统统治模式和1914年以后袁世凯的卡里斯马型统治比较，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进步，“在人们的心目中，宪法、国会、总统、内阁这些形式，以及选举、立法等程序已成为民主共和的象征与符号”。841916年反袁斗争胜利后，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的民众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国庆活动，充分表达了共和制度的拥戴之情，以及从心理上对民主共和制度的拥护。“经过护国运动的宣传和实践以及对袁氏专制统治和帝制自为的切身体验，民众已把共和政体的存在与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85 　　三、政治参与的活跃 　　在民主转型进程中，政治参与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兴趣的现象。政治社会学者一般认为政治参与指的是“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86政治投票与政治选举、参加政党与社团活动、政治表达是政治参与常见的途径与方式。87 　　民国早期政治参与最重要的政治现象是全国性议会选举的开展。全国共举行过四次中央议会选举与三次地方省议会选举。88第一次中央议会选举是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在南京临时参议院的民意代表性遭到各省质疑后，临时政府遂决定依据临时约法第18条规定，在全国各省进行临时参议员选举，重新组织北京临时参议院。这次选举从1912年3月下旬开始，历时三个多月。89选举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地方议会互选参议员。互选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整个选举过程不向外界公开。二是“公举”，即公开选举。这是一种选民间接选举议员的做法。当时直隶…省议会“召开选举会，当场举定员5人，计会外3员，本会2员。”90吉林也采用公举的方式，从12团体中选出了5名参议员。91“公举”扩大了选举范围，使候选人更具有代表性，一些媒体给予好评，认为“参议员公举，共和国之通例也”。即使一时难以实现直接选举，也应当由国民选出的代表间接公举。92三是两地选举，主要是蒙古、青海议员，部分选自本土，其余在北京的地方社团中选出。 　　第一届国会选举筹备工作开始于1912年下半年。9月5日，北京政府公布众议员选举日期令，规定在1912年12月10日举行初选，1913年1月10日举行复选。同年12月8日公布参议院议员第一届选举日期令，规定各省议会、中央学会、华侨选举会的参议员选举于1913年2月10日举行，蒙、藏、青海选举会的参议员选举在1913年1月20日举行。93国会议员选举开始于1912年12月，直到翌年3月中旬结束。 　　在北京政府统一协调下，各地选举工作紧张开展。在竞选活动中，“政见多较空洞，不过主张内阁制或总统制、抨击政府或誉扬政府、炫耀已党或攻击他党、炫耀自己或攻击其他候选人。其选举方法，或开设夜塾，教授选民写候选人姓名；或预印候选人名片，以便选民携入选举场内摹写；或张贴海报、标语，吸引选民注意；或以报刊宣扬政见和已党候选人之长；或旅行各地，发表演说；或以各种优待方法（如免交党费），拉初选当选人入党。”94“投票有热烈与冷落之分；有的地区显得热烈，有的地区甚为冷落。大体言之，沿海沿江得风气之先，趋向于热心，内地省份，风气闭塞，反应冷落。”95两院议员选举历时近四个月，最后结束是在1913年3月各省参议员选出。第一届国会虽然惨遭两次非法解散，但还是相继召开三届常会。1916年11月30日国会作出改选第一班参议员的决定，但由于政局动荡，迟至1922年10月，才完成参议员的改选工作。 　　第二届国会选举从1918年5月开始，至7月结束。此次选举显著特点之一是贿选舞弊现象非常严重。皖系要人徐树铮直接插手选举活动，参加选举的17省，徐直接影响的就有13省。除了江西、浙江、江苏三省，地方首长几乎与之联为一气，控制选举。安福系派遣干员携款到地方各省，大肆运作。他们吸收党羽，凡是愿意加入安福系的，立即可以取得竞选补助费用，当选后每月可以领取一定的生活津贴。整个贿选费用不下千万元。96在腐化的形势下，也有一些出污泥而不染的理性行为。北京中央学会选举中，在一片贿选声中，工业家陈济华发起一个联欢会，邀请竞选者发表演说，令人印象深刻。97江苏苏州为了鼓励选民投票，每人发给两元路费。98有些地方非常热烈，如吉林众议员初选，“拥挤异常，且有将门窗玻璃挤碎者”。99有些地方投票人数稀少，浙江嘉兴县选举众议员，“白票及废票颇多。”100 　　1920年10月，总统徐世昌下令举行第三届国会选举，因遭到直系等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全国举行众议员选举的只有苏、皖、鲁、晋、甘、奉、吉、黑、新、蒙、青共11省区。参议员选举一直没有进行。1922年8月，第一届国会复会后，第三届国会遂告消亡。地方议会选举情况与北京国会选举基本相似。 　　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国会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政治参与的积极变化不少。 　　首先是政治参与主体的扩大。从历次国会选举法规定的条件与选后议员结构来看，选民基本上是工业、金融业资本家、绅商、教育新闻业者、小业主、中小官僚和农村地主、富农。最活跃的参与分子主要是新兴的市民群体，或者说是城市中崛起的中产阶级社会精英。101与此相似的是，美国在1820之前，选举权也是限于有产业的一部分人民的，或是地、或是房屋的所有者。102 　　其次是政治参与程度的加深。103民初选民人数急剧增长。由于选举条件放宽，平均每省150多万人，总数达到3400多万，比例超过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0%。104第二届国会选举的选民比例进一步提高，达到总人口的15%，105远远超过清末谘议局的选民人数，那时全国选民不过170万，仅占总人口的0.4%，106丝毫不逊于欧美发达国家在早期民主化阶段的政治参与程度。英国在1831年选举制度改革前选民仅有50万，占全国人口（2400万）的2.1%，一直到1869年第二次改革之后，选民人数才接近8%。107美国在1840年选民人数才达到总人口的16%。108此外，还超过当时的印度，印度在1921年选举中央议会时仅有100万选民，1935年才达到中国1912年的水平。109一些地区的选民政治投票非常踊跃。奉天省奉天府与江苏省江宁县两地的投票率分别达到百分之六十及七十。110一些地方许多民间社团与志愿者也参与选举事务工作。一些选民在完成选举资格规定的纳税标准登记之后，才来到投票站投票，此时负责选举的官员仍然在恭候。111 　　再次是政治参与质量的变化。以往论著一般批评选举中出现负面现象，如贿选、冒名投票、行政干预、武力冲突等不时发生。而且“从一开始，中国民主就受到了媒体的负面报道。中国的记者与评论家抨击那些在学习西方民主的过程中极易出现的腐败现象，并以此作为支持民主的公共精神见证。”112但这些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英国直到十七与十八世纪，议员依然是买卖品，又何以异于‘猪仔’？英国过去选举场中之黑暗龌龊，较中国民初有过之无不及。那都是宪政演进必经之过程。”113直至1885年，英国仍可贿买下议院议员席位。所以美国学者ErnestP·Yang认为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较，代议制度与独立政党之间竞争性选举在民国初年（1912-1913年）几乎获得了支配性地位。114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届国会选举虽然贿选盛行，但是暴力事件却不多见，实属不易。而且还改革选区制度，以道为选举单位，消除了大选举区的弊端，与第一届国会选举以省为选举单位比较，有了新的改进。115 　　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民气发扬，政党活动，非常发达。”116许多政党社团一经成立，人们就踊跃加入。1912年5月，共和党正式成立后不到半年，“除中南各支、分部有自制党证外”，仅总部事务所办理的党证“已达六万左右”，而要求加入者仍然很多，以至印刷厂印制党证“日制千枚，恒苦不足应用”，只得每天再增千枚。117同盟会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日附者率数千”。118在35个有突出性党纲的政党中，均都主张振兴实业、普及教育、中央集权、种族同化、政党内阁、两党政治。与此同时，各主要政党的整合进程也在快速进行。1912年秋，北京政坛上出现了国民党、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分庭抗礼的局面。1913年5月，共和、统一、民主党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形成两党争斗的格局。在国会中对立的政党又分为激进派与保守派两种类型。激进派政党，“初有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继有国民党，嗣国民党因分裂而衰落，又有民宪党的出现。”119保守派政党，“最初有两个，一为统一党，一为共和党。到临时参议院后期，又有民主党的出现。正式国会时期，初有进步党，其后又有公民党和大中党。”120 　　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政党政治一度消失。袁死后国会重开，政党政治再现，并且显现出派系争斗的局面。主要政党为旧国民党系的宪政商榷会，旧进步党系的宪法研究会，以及宪法协议会等。此后宪法商榷会又分裂成政学会、益友社、丙辰俱乐部与韬园。1917年初，对德外交问题发生，韬园派与丙辰俱乐部、益友社各一部分，合组民友社反对对德断交，拥护总统黎元洪；而宪法协议会等11政团，合组中和俱乐部，以赞成对对德宣战为号召，拥护段祺瑞内阁。其他宪法研究会、宪政讨论会也都偏向内阁方面。北方新国会时期，国会党派主要有安福俱乐部、交通系、新交通系与研究系四大政团。南方非常国会主要政党有益友社、民友社与政学会。1922年8月，旧国会第二次复会，派系斗争更加激烈，大小政团已经达38个，在翌年贿选前夕，政团数目更超过50个。政党政治最后消亡是在1925年4月国会制度正式被废除。其实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在政党政治运行方面，已有相当改善。党派间的对立状况较前缓和，已经能够采取谈判、协商、折衷、让步的现代政治手段，处理利害冲突的立法问题。如十年制宪最后完成，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各党派妥协的结果。 　　党争激烈一直是过去人们批评政党政治的焦点。各政党多有阴谋诡计，并使用恶言谩骂、挑拨离间、造谣构陷、人身攻击、暗杀、冤杀等卑劣手段。121在湖北、贵州、上海等地，党争甚至发展到动用武力。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因与同盟会领导人意见不和，1912年1月，同盟会沪军都督陈其美竟派人暗杀了陶。1916年国会重开后，党争愈演愈烈，12月8日在宪法审议会上爆发了研究系与益友社议员的肢体冲突，双方先后通电全国，互相指责对方。1918年9月，研究系要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又在美国被国民党人暗杀。1919年11月-1920年1月广州护法国会宪法会议也因对立党派意见冲突，大起争议而陷于停顿。 　　但是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观察民初的政党政治，所有这一切都属正常现象，美国等先进民主国家在政治发展进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现象。华盛顿就曾经批评当时美国政党斗争的负面影响，认为政党“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推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煽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打开方便之门，后者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122 　　现代政治社会学研究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通常经过四个阶段。其中宗派期是第一阶段，此时“政治基本上只是少数人在为数从多的弱小而短暂的同盟和集团之中相互进行竞争，这此集团持久性很差，且无结构可言，通常只是个人野心的一种投影。”18世纪欧洲与美国许多政党团体都属于这种类型。123这种描述同样也适用于民国早期的政党政治。所以政党政治发展的状况并不是一些学者所称的畸变政治，124也不是导致民主化失败的主因，“宪法体制由于参与的分子热衷于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125英美国家早期的政党政治主要也是派系政治。派系斗争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一种变态，它的缺点与不足，只是表明这种政治发展还没有进入制度化阶段。至于“一个政党不仅要有所主张，而且主张要与别党不同”，126这只是政党政治发展到成熟阶段的要求。而且民初两党政治雏形的出现，也从侧面说明了政治发展的特色。 　　政治表达自由也是民国初年政治参与的重要内容。其中日益活跃的言论自由让人印象深刻。新闻界继承了清末以来反对政府管制言论自由的传统，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政府干涉。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曾暂定报律三条，为上海新闻界联合反对，指斥“内务部擅定报律，侵夺立法权……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能承认。”127后来政府被迫撤销报律法案。媒体积极议政、批评政治人物、揭露政治内幕已是司空见惯。顺天时报抨击袁世凯“当道对于民国正道，悍然发挥野心，为所欲为。须知众心难散，视国事如秦越。”128袁世凯的作为就被论者斥之为中国历史上“游民政治”的继续，“袁世凯之用人，乃并男盗女娼者而亦用之……彼以为天下之人，殆无有不能以官或钱收买者。”129这一时期成为20世纪中国罕见的拒绝神化政治人物的年代。130 　　袁世凯死后言论自由继续发展，北京政府下令解除报禁，废除《报纸条例》，以“宣达民隐，提携舆论。”以后历届北京政府对新闻自由基本都能容忍。《申报》、《大公报》等全国性大报都设有政治报道与评论栏目，不断揭露北京政治的内幕。政治表达自由在地方政治中也很普遍，如安徽历任地方军民长官，“为民众及公团在报端为文批评、攻击、宣言驱逐之例，可谓所在多有。”131 　　政治抗议、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等也是当时人们常用的表达方式。在选举活动中，各种政治抗议事件频频发生。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中，江西爆发了选举风潮。该省临时省议会“本是揉合新旧势力的过渡性事物，未经普选的合法程序”，132所以临时省议会从成立之初，地位就受到各种政治社会势力的挑战。在选举参议员时，恰好又发生了投票舞弊事件，于是激起公愤。江西各界，包括社会党、共进会、法学总会、南昌府议会、国民党、商务总会等，一致反对临时议会的选举。133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安徽，当时安徽省议会互选参议员的做法受到了各政党的通电反对。134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曾发生过女同盟会员唐群英为抗议临时约法漠视妇女选举权，率众冲击参议院的事件。135第一届国会召开之后，一些妇女界政治领袖也经常就选举权举行抗议活动。至于学界、新闻界抗议活动更是不胜枚举。1361922年第一届国会复会后，针对参议员换届选举与议会立法活动，北京知识界还分别成立国民监督选举团与监督议会团，希望革除金钱贿选与议会腐败的弊端。137 　　青年学生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登上政治社会舞台，同时五四运动还标志着学生运动达到全国性规模，仅1922年重大学潮就有125次。138由于报纸的普及，学生很容易获知在大城市发生的五四、五卅事件等重大新闻。这种知识促进了学生中激进主义浪潮的发展。工运也开始出现，在河南新乡、滑县等地出现了许多工会与组织，工人们为提高工资与改善工作条件举行过多次罢工。“工会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地方权力结构已经开始的多元化。”139“总的来说，大众激进主义的盛行，促进了各种社会参与活跃团体的增长。新的民众组织根本不同于在20年代以前建立的基本上是由社会权势人物掌控的团体。”140 　　工商资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在民国早期一直非常活跃。民国初年针对选举法中关于选举权的限制性规定。直隶商会在1912年10月底通电各地商会，指责参议院“如此剥夺商权，”此后“所有担负义务概不承认”。141同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也上书请求修改选举法。商界郑重表示“联合要求选举权”，并以不纳租税对参议院进行威胁。14220年代以后工商界政治表达活动更加频繁。作为全国工商界领袖的上海总商会面对内战乱局，多次向全国发出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政治通电。1922年国是会议在当时影响最大。1921年10月5日商会联合会在上海召开，17日教育联合会加入，称为“商教联合会”，主张在沪召开国是会议，至1922年3月，又有农、工、银行、律师、报界、省议会六种团体，扩大为八团体，3月15日在沪举行开会式，定名为“中华民国八团体国是会议”。1922年5月7日，国是会议在上海总商会开幕，出席者有来自14省区的35名代表。根据与会者的讨论，由张君劢执笔，写成《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甲、乙两种。两种宪法草案均为联邦制宪法，专门增加国民教育与生计章。国是会议宪法草案未能实施，但是仍然对1923年宪法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1923年6月直系发动北京政变后，上海总商会与其他工商团体坚决抵制，甚至作出成立商人政府，宣布与北京政府决裂的大胆行动。 　　民国早期的政治参与仍然是一种精英参与，而不是大众参与。有学者认为：“实则民初的国会选举，有民主政治的外观，尚少民主政治的实质。人民在这次空前的大选中是茫然的，对政治有兴趣的只有极少数的优异分子。优异分子的造型是半传统半现代性的，他们有求变的观念，但自身的利益优先。”143“民国早期的政治仍然是一种传统类型的中国政治，因为能够发出合法政治声音的群体仍然是少数特定的精英人物。”144与此相似的，欧美民主国家在早期民主化阶段也是精英参与。在美国建国初期“民众的政治参与极为有限；政党组织松散而力量脆弱。宪法整个忽略了政党领导的可能性，党派也不具备组织选民与领导政府的能力。”145精英政治参与当然无论是参与主体的数量、参与质量的高低，都是无法与大众政治参与相比拟的。但是经验表明，在制度化水准低下的情况，大众政治参与往往会引发政治参与危机，导致政局混乱。1463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历史也表明：“相信高度参与永远有利于民主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147 　　最后需要进一步指明的是，民国初年的精英参与更多地表现为中下层精英政治参与。国会议员选举制度表明，过高的选举标准容易产生上层精英代表，而过低的选举标准更容易产生下层精英代表。与晚清咨议局比较，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年龄、财产、学历等方面的限制并不严格，相当宽松。所以通过特定选举制度产生的国会议员普遍年纪较轻、经历简单，多为来自中下阶层知识精英，具有浓厚的激进色彩。国会议员群体特点对民国初年制宪与宪政选择的影响不可低估。 　　四、政治文化的变迁148 　　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态度与政治文化属同义词，可以相互置换。149这种看法同时表明政治文化不包括经济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也不包括政治学说与政治哲学。当然政治文化不等于政治心理学，它所指的政治心理层面，是指一国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是内化的政治制度。150关于政治文化类型划分的情况同样复杂。在这里主要借鉴两种政治文化类型作为分析工具。考虑到社会精英与大众在态度、价值、观念存在差异的事实，可以分为精英的政治文化与大众的政治文化。151从何种政治文化更有利于民主政治运作的角度，可以分为地域型、顺从型与参与型。152 　　民国早期政治文化的变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依旧是一种精英的政治文化，但是其性质已经从传统的依附型文化—或者说臣民文化—向依附－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国民取得了专门的输入取向和一组活跃的自我取向，同时其余大多数国民还继续适应于一种极权的政府结构和保持着一组相对消极的自我取向。”153 　　在政治取向层面，154首先发生的变化是政治认知取向。清末新政以来大批政治、知识精英专注民主政治，热烈讨论政治问题的现象，在民国初年达到了一个高潮。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人们对宪法问题的热烈讨论。当时北洋政府主张国权主义，呼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赞成中央集权，反对联邦主义，要求总统制度。国民党主张民权主义，认同地方分权，要求内阁制度。进步党多持中间立场，主张国权与民权的调和，反对极端的地方分权，同意内阁制。155此外，一些民间人士也积极参与讨论。或是主张宪法应该关注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或是强调宪法的效力，倾心“强力的宪法”，或是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情，合理借鉴各国宪法的长处。156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宪政主义在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迅速丧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改造思潮不断涌现，政治认知呈现多元化格局。不过，“五四”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励下，“人们的兴奋点愈益移向苏俄和马列主义。兼具科学形式和人际激情的马列主义，以其大同理想和革命方略相统一的实践性魅力，吸引了急谋改造中国社会的‘五四’知识分子。”157以新青年杂志刊登的文章为例，明显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1919年前，它的主要内容是以“科学”、“民主”为旗帜反对儒家伦理，其文章均以欧美思想文化为主导。1919年后，文章转变为宣传马列主义为主。158此外，“三民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才最后成熟，并获得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认同。”159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成为20年代知识界的主流认知取向。 　　其次是政治情感取向。民国初年社会各界对欧美民主法治思想的积极鼓吹是一个重要的标志。160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国民党领袖都表示支持宪政，认为好宪法是立国的根本，共和政体的保障。梁启超在清末就是一个法治国论者。民国成立后，梁指出：“今之稍知大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为要图。”161进步党国务总理熊希龄也宣称：“鄙人之政见可以简单言之者，则使中华民国为法治国是也……欲使中华民国巩固，非造成法治国不可。”162在这种形势下，原先比较封闭保守的地区，社会的民主气氛也活跃起来。市、镇民众关心党派问题，加入党、社者社会层面日益拓宽。163清帝退位后，党、社问题迅速成为北京居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以至出现“遇有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的景况。164众多的党派、政治团体都对民主政治表达了诚挚的好感。在他们的宗旨、纲领、宣言中，纷纷表示“拥护共和”、“谋求共和”、“建设共和”、“促进共和”、“巩固民国基础”等。无论是同盟会、国民党、共和建设会等激进型政党，还是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等保守派政党，在称颂民主制度、认同共和主义立场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在民主政治试验不断遭到挫败，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人们对宪政民主政治日益失望，革命情绪不断滋长。张东荪提到中国政制问题就指出“人民方面，则厌恶国会的心理与对于代议制的怀疑却一天高深一天。”“断不能说已实行了十二年，却一年不如一年，等到满了五六十年，忽然大放其光明来了。……总之，说现在中国是假共和，是无论何人都一致承认的。”165顾维均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当时）我的同事们—有些是我的至交好友，有些亦曾在国外留学—一般地不像是能理解国会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必要部分，而且它的地位为宪法所保证。相反，他们把国会看作是令人厌恶的东西。”1661923年12月17日，在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验中，关于信任国会问题的调查表明，相信者只有3票，不信任者666票。16720年代以后，“宪制第三第四次恢复又失败，对宪政幻想的破灭感是深刻而普遍的。”168 　　最后是政治评价取向。上文已经谈到社会大众对共和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认同，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前，民主共和只是少数革命者的理想与目标，而辛亥革命则使这种理想成为现实，并进而使少数人的目标成为大众所认可的价值。”169具体到对宪政问题的评价上，民国初年的多数政治精英延续了晚清新政以来人们对宪政民主认同的主流看法，认为“国会者良政治之源泉。”170当时的激进派政党与保守派政党的纲领都主张政党内阁、两党政治。而主要的争论是对中国应该实行何种宪政制度模式的不同看法。 　　五四后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开始从阶级角度重新审视民主宪政，认为西方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这种民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是为资产阶级经济和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并不能体现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他们开始否定英美宪政民主，要求无产阶级民主。而与此相呼应的是从20年代开始，孙中山、朱执信等国民党人士也开始否定英美宪政代议制度，鼓吹“直接民权”。孙中山从民国早期议会政治失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他认为“年来俄国发生的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惟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制政体改良的多。”1711923年1月国民党更是明确批评“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在孙中山等人看来，真正民权是人民拥有选举、复议、创制、罢免等“直接民权”。而只有通过国民革命，打倒帝国国主义与北洋军阀，才能实现真正民权。 　　同样地由于议会政治在起步之初的信誉扫地，一些宪政主义学者的思想也不幸发生转折，开始怀疑并否定代议制度，章士钊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922年9月，章士钊开始宣扬代议制不适合于中国。因为代议制本是西方工业国的政治制度，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并不适合代议制。而且“国会代议制之在欧洲，亦为历史上偶然之事实，并非学理上天经地义之制度。”172章抨击各国议会政治，“实益倾于少数者之独裁政治。”而“议员对于社会改造之大问题，殆毫无智识抱负。”173 　　民国早期政治文化变迁中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首先，政治认知上从一开始就出现“民主完美论”的看法。由于当时的政党政治文化不完全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174它更多的表现出党派意识的极端对立、妥协意识的缺乏、敌对情绪的强烈，以及容易陷于意气之争和执迷于自己党派的利益，常常任意攻击诽谤对方，不时引发混乱的党争，忽略和影响了重要的政治事务。对此人们认为政党政治文化应该是两党对立、公平竞争。梁启超曾提出：“政党者，人类之任意的继续的相对的结合团体，以公共利害为基础，有一贯之意见，有光明之手段为协同之活动，以求占优势于政界者也。”175他反复申明，政党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而国家利益是相对的，与本党利益相冲突者，未必与国家利益冲突。176还有人认为开国之初，各政党应该牺牲其权利，以政见为重。当国家面临危机时，又应该牺牲政见，以国家为重。177 　　其实这种认知是一种不了解实际政治的肤浅见解。即使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政党政治文化虽然表现出宽容、温和、妥协的一面，但是互相攻诘、利益争斗、黑幕交易也是常态，更不要说是在民主化的早期阶段。美国建国初期的众多政治领袖都对当时的政党派系斗争深恶痛绝，富兰克林认为：“政党相互谩骂不休，把一些最优秀的人物弄得四分五裂。”178但是麦迪逊等人却承认党争是一种正常的政治现象，它合乎人性，根源在于人们利益的差异。他还形象的比喻“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179至今美国政党常常被批评为回避重大的问题，不能实现诺言，没有新的思想，不是引导舆论而是做舆论的尾巴。政党还是贪污腐化和治理不善的根源。180 　　其次，政治情感取向经历从“宪政万能论”到“宪政无能论”的转变。从清末新政以来，许多立宪派人士就认为“宪政主义已经成为医治中国各种顽症的唯一的灵丹妙药。”181这些政治精英的心态是“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败误国的岁月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而多年来中国民族所蒙受的民族羞耻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广被全世界。”182民国初年对宪政建设持盲目乐观与激进的情感取向仍然相当普遍。顾颉刚回忆说：“辛亥革命后，意气更高张，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183 　　在这种情感的指引下，人们很难容忍国会政治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产生的一些弊病，尽管这些问题在同时代的民主国家已经是司空见惯。早在民国临时参议院时期，《申报》就针对参议员议事违规现象，曾经不止一次激愤地指出：“此参议院不如解散，岂足以代表民意？”184《大公报》更是不遗余力地批评参议院。仅在1912年7月份，它就连续发表了13篇评论，将参议员各种不良行为暴露无已。185正式国会成立以后，人们对议会政治的批评不绝于耳，同时也寄托了对民主政治试验的失望，认为各党“所争均无关政见，不过闹党而已。186此后“随着1916年后派别冲突的每一次循环，政治家立宪花招中的谎言明显增加，民众对民国政权的支持相应下降。最终结果是使自由共和国的观念信誉扫地。”187有学者在研究国会制度消亡时，特别指出：“由于代议制曾经被视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体现，因而国会成了验证西方民主制度是否具有可行性的对象。但这种‘尝试’显然是浅尝辄止。在不断有更新的‘样板’可供效仿的情况下，当时的政治家和一般国人很快得出了国会政治‘万万不能存立’的结论。”188 　　从经验的立场来看，“宪政万能论”或是“宪政无能论”的政治情感取向非常不利于现实的政治实践。经验知识的缺乏，使人们很难全面认识宪政民主政治，包括对民主政治客观作用的领会，对民主政治建设艰巨性的认知等。对此，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颜惠庆在自传中检讨说：“在采用共和制政体中所表现出的急切心情和盲目热情，说明我们并不真正懂得，一个共和国不可能在一天或一年中就成功建立起来，而是需要经过几十年的教育和准备，因为各方面的进步，包括政治的进步，并非可以跳跃式来完成，而是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去完成。”189这样一旦遭遇挫折，人们就会容易丧失对民主政治的信心，转向支持开明专制或者其他类型的极权主义。 　　政治文化变迁中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大众冷漠型政治文化。时人与今人都以当时广大民众不知民主为何物引以为憾。所谓“共和成立，国民对于国家的观念毫无热度可言，除各大报馆联合致电参议院外，余均寂寂无闻。可叹！”190因此，人们认为近代中国民主力量薄弱和民主化的艰难，与广大人民的政治文化的落后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相应的“国民程度”是实行民主政治不可缺乏的条件，这个条件不具备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191其实并完全不是这样。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在广大选民个人对成年男子选举权开始感兴趣之前，这种选举权对美国政治只产生了较小的影响。自从革命战争以来，很大一部分选民对于选举漠不关心；除了偶而一次的州选举以外，参加投票者人数有限，仿佛乐意接受少数政治上杰出人物的领导。对于广大的乡村工匠和自给自足的农民来说，……政治是那些与之利害攸关而且具有管理公共事务所必需的经验的富豪们的事。”192在民主化早期阶段，出现大众冷漠型政治文化，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与民主政治的建立也没有多少必然的关联。 　　至今人们对民初精英文化的评价却没有多少积极的看法。其实正如上文对精英政治参与现象的评价，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精英的关心政治并且态度积极，而大众则对政治较为冷漠和疏远。精英更倾向于参加投票、组成团体、甚至竞选官职。在政治信仰方面，精英有着较为确定、恒久的信仰，而大众的政治信仰则往往不甚明确，且漂移不定。193美国学者沃特·罗森堡姆（W.A.Rosenbaum）认为：“政治精英的政治价值、态度和行为最可能决定一个国家市民生活的主要政治风格和社会风气，决定系统对内外压力的反应，界定一国的重要价值，以及形成大众未来的取向和经验。”194因此，本文作者认为在政治发展阶段，精英政治文化的出现既合理，对社会变迁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 　　——————————————————————————– 　　71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佟心平，王远飞译，筱娟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72毛寿龙：《政治社会学》，第60页。 　　7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册）》，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41-242页。对三种统治类型的详细阐述参见第242-283页。 　　74同上，第239页。 　　75LucianW·Pye,China:introduction,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Inc),1978，P122. 　　76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中的国家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1页。 　　77《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二、四条。 　　78同上，第十六条、第二十九条。 　　79《鄂议会通告不认参议院》，《时报》，1912年3月15日。 　　80《北京人欢迎改组之参议院》，《时报》1912年4月19日。 　　81《南京参议院反对湖北发起临时国会各电汇编》，《时报》1912年3月24日。 　　82关于袁世凯收买议员的情况参见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第127-128页。 　　83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0期，1998年，第198页。 　　84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大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85王跃：《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的社会心理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3页。 　　86诺曼·H·尼、西德尼·伏巴：《政治参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储复耘译，王沪宁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0页。 　　87郑楚宣等编著《政治学基本理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9-112页。 　　88其中湖北、江西、江苏、山东、四川等11省在1921-1922年举行过第三届省议会选举。 　　89关于北京临时参议员选举的详细情况参见严泉《民国临时参议院研究，1912-1913》第三章第二节。 　　90《大公报》，1912年4月21日。 　　91《吉林选举参议员情形》，《申报》，1912年4月10日。 　　92《大公报》，1912年4月23日。 　　93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民国37年，第77-78页。 　　94许秀碧：“民国二年的国会-国会的背景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1977年，第88-104页。 　　95张朋园：《清末民初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九编民初政治（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页。 　　96选举情况详细描述参见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第183-193页。 　　97《中央学会第一部之联欢会》，《申报》1918年5月23日。 　　98《苏州》，《申报》1918年6月18日。 　　99《吉林》，《盛京时报》，1918年5月25日。 　　100《嘉兴》，《申报》1918年6月8日。 　　101学者陶鹤山将当时城市中新出现精英阶层，如中小资产者阶层称之为市民群体。参见陶鹤山《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第32-36页。 　　102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下册》，张慰慈等译，郭旭、付俊等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53页。 　　103美国学者帕里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参与水平由方式、程度、质量三个变量决定。本文采用了帕里的政治参与程度、质量两个变量。参见MichaelRush,“PoliticsandSociety”,Prentices–Hall,1992,p111.转引自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1页。 　　104张朋园：《清末民初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九编民初政治（一）》，第10页。 　　105张朋园：《安福国会选举-论腐化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第160页。 　　106张亦工、徐宗勉：《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107数据来源参见龙天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和大众政治参与－一种政治现代化模式的剖析》表一、表二，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 　　108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沈宗美校，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88页。 　　109JohnH.Fincher,ChineseDemocracy:TheSelf-GovernmentMovementinLocal,ProvincialandNationalPolitics,1905-1914.Canberra: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Press，1981，P270-271。 　　110美国驻华领事报告。转引自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九编民初政治（一）》）第48页。 　　111JohnH.Fincher,ChineseDemocracy:TheSelf-GovernmentMovementinLocal,ProvincialandNationalPolitics,1905-1914.，P225. 　　112同上，P224. 　　113罗隆基：《期成宪政的我见》，《今日评论》第2卷第22期（1939年11月）。 　　114ErnestP·Yang,PresidencyofYuanShih－K’ai,LiberalismandDictatorshipinEarlyRepublicanChina,TheUniversityofMichigan,1977,P76.

　　作者：周树山 　　 　　 梁启超为在中国实现宪政奋斗了大半生，最后以失败告终。正统的历史言说把他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定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认为他的思想不合中国国情，失败是必然的，对他的政治评价基本是负面的。从早年孙中山的国民党到后来的共产党，这种评价一以贯之。历史已经前进了百余年，中国的宪政理想至今尚未实现，中国还处于前现代国家，政治改革的路径艰困而充满曲折的变数，重温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仍使人感到历史前行脚步的滞缓和趔趄，一个世纪之后，似乎中国人面临的仍然是同一种困境和同一个问题。 　　 　　　　梁启超在中国的宪政实践分为三个阶段：即戊戌变法时期的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的虚君共和和后来依靠袁、段等人的民主共和。在这三个历史阶段中，梁氏都是大声疾呼，积极奔走，包括为人诟病的入阁和参与修宪等实际政治活动，为他的宪政理想倾其全力，但是每一次都是失败的。这些失败叠加起来，就是梁氏一生政治活动的结果。 　　 　　　　戊戌变法的历史国人耳熟能详，由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及满清权贵为了维护专制特权和既得利益发动政变而归于失败。对这次事件的历史是非，后人的评价没有歧异，认为康、梁等人的变法要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们是向西方寻求真理和富强之路的先进分子，给了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梁启超逃亡国外之后，对清王朝的腐败和顽固深感失望，一度产生过革命的思想，比较同情和接近与清王朝势不两立的以民族革命相号召的“民党”，因此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产生了分歧。在这期间，他支持唐才常在湖北发动的秘密的反清活动，这些活动尽管有暴力反抗的实质，打出的旗号却是“勤王”即拥护光绪皇帝（因此使主张民族革命最烈的章太炎愤而与之绝），这反映了梁启超思想的矛盾性。后来，在康有为的激烈批评下，梁启超通过研究西方诸国政治变革的历史教训和经验，重新回到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上来。他认为，西方各先进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以民族主义相号召，煽动和激起民族仇恨无助于立宪政治的实现。他是被清王朝迫害追杀而流亡异国的所谓“异见分子”，从个人的恩仇来说，他比任何人都仇恨这些异族的统治者、对朝廷的黑暗、腐败和顽固有着切肤之痛和深切的了解。既然朝廷“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他为何还要主张君主立宪呢？在这一点上，恰恰体现了梁启超的政治理性。他把上层建筑的国家政权分为“国体”和“政体”两部分，认为“国体”只是一种形式，而“政体”才是实质，中国需要改良的是“政体”，即实现立宪政治。这取决于两点：“今日中国欲变专制为立宪，其一当视主权者拥护宪政之诚意何如，其二当视国民运用宪政之能力何如，谓此二者缘国体之变更而遂生异动，吾百思不得其解也。”此话是梁氏在袁世凯称帝野心已彰，与袁分道扬镳时说的一段话，我认为实在是精辟之极。打倒了皇帝，统治者换了名号，换了一拨人，他叫总统还是叫什么，如果没有拥护和实行宪政的诚意，当然还要回到专制的老路上去。如果有像英国那样开明的君主，主动出让权力给议会和由此产生的政府，那么即使“国体”上维护君主的名号和位置又有何不可？推翻君主，改变国体，只是更换了统治者，如果他不拥护宪政，他仍然是不叫皇帝的皇帝（自认为专制既久，威权日重，连皇帝的名号也要要，必求实至而名归，如袁世凯），甚至比君主时代更加专制和黑暗。梁启超在阐述君主立宪的主张时，说过一段很深刻的话：“吾当时岂有所爱于君主政体，而必犯众怒，以为之拥护者？吾以为国体与政体本绝不相蒙，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两者既无所择，则毋宁因仍现在之基础，而徐图建设理想政体于其上，此吾十年来持论之一贯精神也。夫（国体），天下重器也，置重器而屡迁之，其伤实多，吾滋惧焉。故一面常欲促进理想之政体，一面常欲尊重现在的国体，此无他故焉，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未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政体，也就是国家的制度建设，实在应该在和平的、渐进的状态下进行，在梁启超等人看来，如果德宗（光绪）不死，当是最理想的立宪之君主。宪政既行，自上而下，再洞启民智，实行公民教育，由臣民而国民，由国民而公民（梁氏后来有办公民教育学校的动议），那么，中国即可成为政治上现代化的先进国家，于国于民，皆为大幸。所谓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暴力革命”，并不能将国家引向宪政和民主之路，这已为世界近现代史及我们的经验所证实，毋庸多议。 　　 　　　　这种主张，由于清王朝专制、腐败和顽固而引发革命，终于化为泡影。辛亥革命造成的国体更变，并没有流多少血，这是中华民族之幸。后来的正统论者认为流血太少，所以革命不彻底，才有袁世凯专制称帝及其后的北洋军阀统治的乱象。可是后来的历史证明，流更多的血，死更多的人，并不能换来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现代政体，反倒陷入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恐怖。这种恐怖的专制，比北洋军阀政府更残酷和黑暗。民国早期，任何一个总统（哪怕是贿选的曹锟）上台之后，都要先考虑修宪和恢复国会，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言论和出版、结社的自由空间很大，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发声的通道多且顺畅。但到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时代，我们知道的，只有血腥镇压不同声音的“白色恐怖”。袁世凯专制嘴脸暴露时，梁启超就十分痛切地说道：“以革命求共和，其究也必反于帝制，以革命求立宪，其究也必反于专制。吾当时论此焦唇敝舌，而国人莫余听，乃流传浸淫，以成今日之局。”我们的民族并非不能倾听智者的声音，但是需要一个平和的理性的让人民能够从容选择的环境。当革命大潮汹涌澎湃之际，更多的是激荡回旋、泥沙俱下、大哄大闹、暴烈血腥的狂欢，任何理性的声音都将被遮蔽和湮灭，代替人民选择的是站在潮头的领袖人物，直到这狂潮把他推到专制的权位上，人民失去了自由，整个民族缚上了更多的绳索。痛定思痛，更多的苦难，更残暴的恶行使人民睁开眼睛的时候，历史已在歧路上颠踬了太久太久。 　　 　　　　辛亥革命在武昌清军中几个革命党仓促起事后迅速蔓延大半个中国，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王朝被迫和平逊位（和法国大革命不同，没有皇帝、皇后和皇族显贵上断头台），起码上形式上结束了延续三千余年的帝王政治。现在来看，正因为它没有流更多的血，没有更残酷的暴力，它应该算一次中华民族的“光荣革命”，因为它和历代的改朝换代都不一样，它不是王朝的鼎革，而是新制度的诞生，它的遗产应该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继承。把清王朝自身衰朽没落和袁世凯的政治投机置而勿论，从共和制度能够迅速取代在治统上已相当成熟的帝王政治来说，梁启超的宪政思想及其实践功不可没。不必说二十世纪初十多年来梁启超等人不遗余力地介绍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使中国世代在帝王统治下懵懂的臣民们睁开了惺忪的睡眼，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一种制度，没有皇帝，老百姓可以通过选举组成政府，通过权力制衡约束官吏，人民还可以通过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发出声音，这已使他们由惊愕、欣喜而产生憧憬，这已经形成了共和制度的民意基础。而且，梁启超虽然身在异国，从来没有放弃宪政政治的实践活动。远的不说，在辛亥革命前，他和国内许多具有宪政思想的知识分子们组成的准政党组织政闻社，为革命前后宪政的运行准备了大批的人才。清政府迫于形势为行宪而成立的各省咨议局大部分骨干和精英分子都是政闻社的人，而他们实际的领袖就是梁启超。政闻社除了编辑报刊宣传宪政思想外，还开展了敦促和运动清政府开放党禁的活动。政闻社被禁后，很多社员都进了各省咨议局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咨议局最大的举动就是清末敦促速开国会的联合请愿活动。这次请愿活动，就它在中国宪政史上的意义来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它不是明末清流东林党的朝野反对派“士气”展示，它完全是一次基于宪政立场上的现代政治举动。这次和平表达政治诉求的举动，彰显了议员们和专制政治决裂的决心，同时表现了宪法政治中必须抱持的清明的理性。愤怒而不超越界限，决不诉诸破坏性的暴力。梁启超在这次行动中的影响不可低估，其中的骨干和领袖人物，从梁启超那里得到了很多及时的指导和舆论上的呼应。后来，清王朝的顽固和愚蠢使民意代表彻底失望，请愿的咨议局议员离京前已经站到了王朝的对立面。所以，武昌的枪声一响，在保路运动的风潮中已和清王朝正面较量的四川湖北等省率先独立，接着，长江中下游以及内地数省咨议局先后宣布独立，数千年王朝政治走到了尽头，共和的基础才算奠定。从本质上说，辛亥革命是立宪政治的胜利而非暴力攘夺的结果，梁启超宪政思想及其实践是起了根本性和决定作用的。对此，辛亥前后身在风潮中的立宪党人徐佛苏有很明确的认识，他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前因后果时，说：“革命最初时期，并未表现革命党人有何种伟大之势力与计划存于国内，尤无一团一旅之革命军队可言。且待至川、鄂久布独立，袁、段已赞成共和之后，则革命党中之第二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武昌。待至长江下游各省完全独立，武昌军政府改都江宁之时，则革命党中第一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江宁。”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虽然收获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但是“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追根究源，何以如此？“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咨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说到底，清王朝被推翻、共和制度的确立就他的远因和基础来说，是梁启超多年来对宪政思想的宣传和实践的结果。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制度革命。在原有的“国体”之上培养和建立新的“政体”。亦可形象地比喻为“旧瓶装新酒”。这样，可以使国家免遭动乱，人民少受荼毒。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不相信通过暴力攫夺的政权和领袖人物可以将民族引向宪政之路。辛亥革命之后，他有虚君共和的主张，并为此做过一些努力。一方面由于革命党不接受他的主张，而袁世凯已和清王朝离心离德，并怀有自己的政治野心，所以，这个主张很快归于失败。为此，他对清王朝的顽固和颟顸，饮鸩速死，自甘取亡，真是痛心疾首：“吾十余年来，日夜竭其力所能逮，以与恶政治奋斗，而皇室实为恶政治所从出。于是皇室乃大憾我，所以戮辱窘逐之者，无所不用其极。虽然，吾之奋斗，犹专向政府，而不肯以皇室为射鹄；国中一部分人士或以吾为有所畏，有所媚，讪笑之，辱骂之，而吾不改初度。”他对满清统治者的仇恨并不比革命党稍逊分毫，但满清朝廷犹如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却不保，不如借其以为宪政的过渡。一旦宪政实行，权力归于国会，那么，专制统治者就被关进了笼子，失去了作恶的可能。这个理想最后归于失败，完全在于朝廷不肯交出专制的权力，没有立宪的诚意，最后激发革命。革命这头嗜血的怪兽生出的儿子成了更专制的暴君。 　　 　　　　梁启超公开的政党活动是回国后参加了共和党（后来和统一、民主两党合并为进步党）并任该党理事。但他很快就对袁世凯黑暗统治下的政党活动表示了失望，他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该党的宗旨时，痛切地指出，共和党的敌人是腐败政治和乱暴政治，与这两大敌人作战，共和党力所不逮。以袁世凯为首的临时政府既经国民承认而成立，虽然对这个政府无一能满意者，但有政府胜于无政府，我们只能尽政党之责，对政府“严重监督”，待正式政府成立，徐图改造不良之政治。另一方面，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如此，则国家之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乱暴派好像和腐败派绝不相容，其实他们的位置完全可以互换，乱暴而腐败，腐败而乱暴，两派狼狈为奸，人民更受痛苦，国事愈不可问。这些言论，申述的还是他的改良主义主张，意即在宪政政治的框架内行使政党监督之责，防止国家陷入无政府的乱局。政治的改造应该走积极稳健的道路，但并非无原则，一旦有野心家企图破坏共和制度，梁启超就会不顾身家性命，与之作殊死的搏斗。他历经险阻，策动倒袁和参与反张勋复辟已载于史册，就他当时的影响和实际作用来说，对于再造共和，梁启超居功厥伟。 　　 　　　　数千年帝王专制制度完结的民国初期，旧制度的腐尸在散发臭气，共和制度运行相当艰难。梁启超参与高层政治运作，深感腐败和乱暴政治对宪政的威胁，他感到贯彻自己的宪政主张举步维艰。而且，最腐败最丑恶最无耻的的秽行在政治人物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没落专制的腐尸招引来的大多是蛆虫和苍蝇。梁启超感到窒息和无比的痛苦，他说自己的本性与现社会实不相容，愈入之愈觉其苦，他痛斥当时的社会为“五浊恶世”，决心激流勇退，从现实政治中脱身。但是梁启超已经不是旧时代的“士”了，他是一个满怀理想并一生充满积极进取精神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的退不是消极意义的“独善其身”，做一个与现实社会绝缘的“隐士”。梁启超改造中国的政治热情至死未曾消泯，他退出现实政治，是要从事社会教育，为在中国造就一个公民社会做出他的贡献。他引述古人“君子思不出其位”的话，是要回到知识分子本位的立场上来。退出现实政治之后，何以报国？1915年，他在《大中华》杂志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我国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过国民事业之一部分，谓政治一时失望，而国民遂无复他种事业，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会之产物也，社会凡百现象皆凝滞窳败，而独欲求政治之充实而有光辉，此又大惑也”。改良政治，首先要改良社会：“而以举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故社会事业一方面虚无人焉。”如果没有公民社会，没有顺应时代，有民主和宪政意识的政治人才“则政治虽历十年百年终无根本改良之望”。社会好比土壤，政治是其上的根株，“凡百国民事业悉颓废摧坏而无复根株之可资长养，故政治一有阙失，而社会更无力支拄”。所以，对丑恶政治失望之后，不必颓废丧气，完全可以去从事社会事业，搞教育和文化建设。退出实际的政治操作后，梁启超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国民动议制宪运动，在天津创办文化学院，主持宪政储才馆，在北京创办松坡图书馆以及南北各地的讲学活动等都是为了在中国形成一个健全而多元的公民社会，为宪政在中国实现准备必要的条件。这是一个有影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本分和责任，也是他所能做到的。 　　 　　　　宪政政治的核心是民主协商和对权力的制约，在有着几千年帝王专制传统的中国，其主要特色是一旦权力在手，就要把手中的权力变成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从袁世凯到后来的蒋介石无不如此。梁启超对“乱暴”即极化政治始终怀有深切的恐惧和警惕，认为它带来的将是非人性的暴虐独裁和更严重的腐败。在他晚年，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取胜，他一方面对北洋军阀的覆灭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对未来充满极大的隐忧。“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这决非中国之福，私有财产和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根本就谈不上实行宪政。这种极化政治的表现是，摧残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他们最糟的是鼓动工潮，将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做政治上的支配者，安分守己的工人们的饭碗都被那些不做工的流氓打烂了。商业更不用说，现在汉口、武昌的商店，几乎全部倒闭。失业工人骤增数万，而所谓总工会者每月抽勒十余万元做宣传费（养党人），近来有业工人之怨恨日增一日，一般商民就更不用说了”。又说：“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以改组名义封闭，但开学总不会有期），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的痞子流氓”。这种极化政治无论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它的根子来自苏联。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请俄国人包罗廷来做顾问，梁启超认为国民党“其最大的致命伤，在不能脱离包罗廷、加伦的羁绊”，而返观俄国的现实，即可推断中国的前途是怎样的，所以，他断言道：“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梁启超虽是一个乐观的人，但对中国的祸乱苦难一日比一日深重，还是殷忧在心，不能自解，1927年，他的老师康有为病逝，他送上一幅挽联，其词曰：“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在他的晚年，对自己一生所抱持的宪政理想和国家的前途已怀有非常黯然和悲观的心态了。 　　 　　　　从戊戌变法至今，中国百余年来一直处于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的历史进程中，这个过程或许还会历经险阻，经过漫长的岁月。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是在“腐败”和“乱暴”两种势力的夹缝中奋斗和成长的，它体现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清明的政治理性。这种改良主义路线后来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梁漱溟是这种思想的继承者，他的人生悲剧宣告了改良主义在中国的彻底终结。其后的极化政治把一切公民社会赖以成长的因素全部铲除，国家权力包揽一切和极端膨胀的结果，是人的自由的完全丧失，社会空间被彻底弥缝和堵塞，梁启超当年在社会方面努力的路子已被完全堵死了。改革开放以来，专横的国家权力从很多领域渐渐退缩（尽管不情愿），社会空间日益松动，但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依然非常艰难。经过一轮历史循环之后，“腐败”（反对改革，靠权力聚敛财富的权贵）和“乱暴”（非理性的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头凶恶的怪兽仍然蹲伏在我们面前，中国的转型之路仍然面临险阻。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确立的以雅各宾专政为代表的绝对的政治极端主义，在两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因为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已经被消化和改造，法国人民对大革命的大一统集权主义原则制约、抵制和瓦解的过程，使一个多元的公民社会从极化政治的格局中摆脱出来。中国不是法兰西。宪政有着不同的生成土壤，但公民社会的形成将是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回顾和总结前人的探索，少走歧路甚至死路，顺利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考验，更是中国人民的福祉所系。 　　 　　来源：《随笔》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