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

　　对沉迷于帝王将相电视剧的中国亿万城乡父老来说，2012年3月14日下午13时45分之后两天里发生的一切，完全可以用“宫廷政变”来概括。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25人之一（甚至早有言之凿凿的传闻称其将在半年后进入前十之列）－－薄熙来，在一场由其下属、前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叛国”而引发的蝴蝶风暴中，未能全身而退，功亏一篑地倒在了进军政治高峰的最后台阶上。 　　那天午后，在温家宝允诺“再回答两个问题”之前，人们已经为这位总理的两会记者会谢幕演出而兴奋异常。这位被一些反对者讥作“影帝”的老人，为上任9年来的工作不足而公开道歉、请求宽恕，承认类似“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的嘲讽确有道理，更叹息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他也再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令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热心的话题，声称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与电视直播同步进行的网络讨论中，即使是一些长期以来认定温家宝的勤勉亲民只不过是“做秀”的异议者，也承认他今天的言论尺度超出期待，仿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不过，不论是“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还是许诺最后一年做好5件难事，都还不能让围观的人们尽兴。此刻，温家宝的缓慢语速已经使这场发布会延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接近3小时，最后一个获得提问机会的记者站起身来。在询问了地方债务的政府难题后，这张来自路透社的白人面孔没有辜负人们对外媒记者的期待：“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家很关心的重庆市发生的所谓‘王立军事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后，中央的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您觉得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谢谢。” 　　屏幕前攒动的人们一定也会对这位深谙汉语技巧的记者说声“谢谢”，除了遭遇民间异议者阻击的刑诉法修正案之外，“重庆”可能是关心中国政治者最想听到的关键词。 　　这种焦急的等待甚至令一位网民产生错觉，当温家宝承诺认真对待地方债务并特意说明“稍后回答第二个问题”时，电视机前的他误以为答问就此结束，在微博上对总理“故意不回答”表示愤慨。好在，现场翻译很快完成了工作，温家宝抿了抿嘴，开始那段注定会被反复解读的表态。 　　在声明中央高度重视王立军事件后，他话锋一转，在面向全世界的摄像机前公开责备：“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然后，这位被公认为党内右派、开明派的中共高官决定“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网络文字直播实录这时反而显得跟不上他的语速，温家宝显然早有准备。 　　与此同时，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一片沸腾。那些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理模式常持异议，并因为王立军事发而断定“平西王”前途暗淡的人们，激动不已。依据对中共政治话语模式的判断经验，他们认定，温家宝的这段讲话无异于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定义为文革思维，批评其与中国共产党得以稳定政权的改革开放策略背道而驰。 　　“这是十年来最有含金量、最有料的一场发布会”－－一位媒体主编发出微博感慨，并迅速得到赞同。来自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职位更高的官员的批评，就像一把更加锋利的尚方宝剑。对这位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毛左”做法心存不满的“右派”们，利用在网络空间中的绝对优势话语权，提前开始狂欢：“重庆市委市府必须反思”成为最大新闻门户网站们的头条标题；有心人前往重庆官方管辖的华龙网，发现那条有关王立军的同步直播实录链接曾经失效，就此嘲笑此举无异“掩耳盗铃”。 　　此后发生的事情说明，薄书记的属下们此时应该已经不会有“掩耳盗铃”的勇气了。那条华龙网的链接最终得到恢复，重庆市人大的官方认证微博账号更是迅速摘录转引温家宝的讲话精神：“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波谲云诡的政治摊牌气氛简直要冲淡温家宝催人泪下的“请人民忘记我”。正当人们兴奋地观看央视《新闻联播》，并确认温家宝这次的“敏感言论”没有“不出中南海”时，中国最有名声的记者胡舒立已经通过财新网发表“火线评论”－－《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温总理两提《决议》，均与‘文革’相关，均强调历史感和历史检验。在第二个回答中，他强调重庆当局应当吸取王立军事件教训之后，再谈文革教训；在第一个回答中，他的担忧在于不进行政改则‘文革’可能重演。无疑，重提《决议》显示了对‘文革’复辟的担忧。” 　　新华社公布的记者会答问电稿并没有与电视机前人们的记录有太多出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文革重来”在内的所有表述都未遗漏，央视一套也在当晚21时重播记者会全程。一些人在网络上传说着“宣传禁令”的到来，一些人则鼓励有良知的媒体人要在这个时候“帮总理一把”。 　　一夜劳作。因为在多次重大事件中表现突出而受到关注的上海《东方早报》，最终在15日的封面上选取“改革须有人民觉醒和支持”作为头条大标题－－这句话被一些人解读为温家宝作为“右派”在党内感到形单影只，不得已而求助于民众。另一些典型标题来自温家宝那些诗词警句，广东《新快报》因为摘录了“文革可能重新发生”、“重庆必须反思”和“吴英案要实事求是”这三段热点答问，而获得同行们的普遍称道。在这种几乎所有市场畅销报纸都将整个头版贡献给温家宝临别箴言的环境中，《南方都市报》简直要因为选了句“一些地方房价远未回归合理”而感到愧疚－－事实就是，这家中国最著名小报已经有记者就此公开表达对总编辑表现的不满。 　　这种比拼在新闻管制下如何游走极限边缘的竞赛，主要发生在市场化媒体身上。当然，风暴中心的重庆例外。人们在最能体现官员意志的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上也没能发现“惊喜”，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又或者《北京日报》、《解放日报》一样，这份由本地宣传官员直接管理头版的媒体正常出版发行，按例刊登温家宝答问电稿，未删一字。 　　时间来到15日早晨9时17分，那些因为薄督前途兴奋讨论了一夜的网民们，再一次被人民网吸引住了：这个曾经在王立军事发之初宣布“将有重要消息发布”的《人民日报》主办网站，通过官方微博账号故伎重演。不过，这次预告被民间消息灵通者提前一步透露天机，“今天上午薄已免职。重庆市委大会。张德江兼任市委书记”。拥有近20万关注者、长期贬斥“西红市”模式的前记者杨海鹏甚至赌咒，“如此消息不实，甘愿以此博关闭‘自裁’。” 　　10时整，新华社获准发稿，一共54字：“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这则短讯迅速直攀各大新闻门户头条位置，不到1小时后，稍微详细一些的表述公布：“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 　　棋行至此，人们开始明白温家宝在20个小时前语重心长的缘故，那决不是见招拆招、个人表态。华龙网再也没有理由使得这条新闻链接失效；虽然在下午14时后，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凤凰已同步将标题由“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更改为“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并移出要闻区，但更靠近中南海的人民网和新华网却保住了醒目版位。 　　重庆森林消息森严。人们只能从新华社播发的只言片语中推演局势，比如“不再兼任”与“免职”之间的距离。有中共历史爱好者在推测薄熙来是会走上陈希同、陈良宇式的覆辙，还是能像王乐泉、杨白冰般“软着陆”。 　　终究还是对“平西王虎落平阳”的“幸灾乐祸”汇成了互联网论坛上的嘹亮歌声，俨然盖棺论定。新浪新闻的官方微博账号也已经在传播“王立军事件回顾”，热点话题榜首的用词是“薄熙来去职”，那些在整个两会期间不停传播的画面、段子更是获得新生，并且加上了对功亏一篑的无情嘲笑，薄熙来时代的一些“罪人”的喊冤音量也更大了。来自海外媒体的分析得到网络传播，比如来自呙中校的《亚洲周刊》特稿：“王立军是个监听狂，掌握着大量薄熙来录音，涉及薄熙来及其家人甚至小团体的秘密……形势对薄熙来越来越不利，十八大升为政治局常委已基本无戏，软着陆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王文“独立的人格”显得更加“不为人们所理解”了。这位《环球时报》评论负责人在新华社发出第二条稿件的同一分钟，宣布：“删去几条微博，但仍坚定保持个人的政治信仰！这是我近期内唯一的声明：8个月内不再谈论朝政！”此前，在温家宝发布会斥责重庆市委市府之后，王文表示不解；更早前，在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答问后，他更是连发三段微博，批评舆论“妖魔化”“刁问”薄熙来，强调重庆人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 　　另一位受到关注的“挺薄”派是林治波，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林社长或许代表了一批曾经亲身感受过山城民生提升的观察者，他们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两位著名的“毛左”－－司马南、司马平邦，更显失落。前者除了吟出七言绝句“半壁西南一柱倾, 媚骨奴颜不容雄”外，也叹息“今天的几篇微博被责令删除……致意网友，祝贺网敌人”；后者正因为一早发出“薄黄挺住！重庆挺住！中国挺住！”的金光大字而备受调笑，他决定“午间习书，新华社电”。 　　沦陷的还有大本营。欢欣鼓舞于“五毛党”失去靠山的人们，开始奔走相告：“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网全部打不开了！”在过去的4年中，这几家左派网站成为薄熙来拥护者的主要言论阵地，在15日的下午，它们陆续宣布“服务器正处在维护中”。 　　“人未走，茶已凉”的感慨还因为人民网和新华网已经删改薄熙来简历和过往活动报道而生－－因此，联系到另一位“毛左”孔庆东被北大停课的传闻，有人已然叹息中国民众那套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之根深蒂固，“如果政府可以封杀左派的言论，他们就同样可以封杀右派的言论。那些欢欣鼓舞的公知本质上跟左派没啥区别。”一段嵌入中共关键人物的曲词则表明了对密室政治的厌恶：“熙来攘往，薄情怎抵德满江，莫慌张，胡说温情，习已为常，强颜欢笑即为相，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那，江湖尚在，死国耀邦。” 　　北大学者陈浩武理解“左派”：“以人治为背景的人事变迁，不能给予太多的浪漫主义解读。中国左倾思潮的泛滥，既有对文革缺乏清算的历史原因，也有当前贪腐横行，社会贫富差别极大，缺乏公平正义的现实原因。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制度变革。某个人事变动，只能暂时改变力量对比。”而在这天下午一篇曾短暂生存的经济观察网评论中，学者孙立平呼吁“冷静”：“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起到撑大政治空间作用，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出现，不应从‘削藩’角度肯定（薄熙来解职）这件事……既不能仅仅因为重庆出事就简单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能根据重庆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 　　混合着对胡温十年施政成果的失望，“既不能”和“也不能”的两端正盘踞着重庆路线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凭借着在重庆以外市场化媒体上的巨大麦克风，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坚持贬斥“唱红打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民生改善只不过是杀富济贫；而那些坚信薄熙来一身正气的人们，则赞扬这位中共元老之子继承正统，给民众带来公平正义、共同富裕。 　　18时30分，因改作“红色卫视”而失去收视率的重庆卫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观众，人们等着观看那场宣布薄熙来失去根据地的大会。在事后的形容中，有人从男主播的表情中看出了“压不住的欢乐”，有人从市长黄奇帆的主席台表情中读出了“惶恐”。这段口播新闻的解说词很快得到门户网站记录转载，包括“李源潮表示，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张德江指出，重庆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以及“黄奇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 　　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这或许可以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喉舌的一贯重视。这一晚，重庆卫视也已经“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家在过去两年中因为“不播广告”而名动天下的电视台，甚至在晚间开设了一个认证微博账号，而商业广告，也已经有小部分回到了荧幕上。 　　蔡副部长亲自督阵的重庆报纸，当然更不会出错。继承发扬14日当晚的正确抉择，16日晨间，《重庆日报》原本每天都有的“五个重庆”、“缩差共富”等口号版面不再出现，代之以“民生”之类的版名。晨报、商报、晚报、时报，更是用几近整个头版向直辖市民众通告中共中央决定、干部大会表态以及新任最高长官的简历。 　　那些因为“一薄三折”而兴奋了两天的《南方都市报》记者们肯定又要在心中骂娘了，总编辑没有允许有关重庆的任何一个字出现在16日的封面上，简短的新华社电稿孤单地悬在第5版。不过，也不用太担心读者抱怨，事实上，在这个早晨的广州街头，根本没办法在任何一张本地时事报刊头版上找到薄熙来或者张德江，从《南方日报》到深圳《晶报》，广东省委宣传部成功地将这条可以被用来与本地大员汪洋前程两相对比的消息押出头版。《新快报》作出的努力是，在评论版转荐来自胡舒立的警告：“一些人滑得很远，只看到当前问题的症状，却找错了病根，开错了处方，把板子打到了改革头上，甚至主张‘退回去’。于是，这些人怀念贫困和饥饿时代，并将一个等级森严、社会流动几乎停滞的社会，浪漫化为一个人间天堂。” 　　中共中央机关报给出的标准位置是头版中下部两栏题，《北京日报》跟进。这个时候，《新京报》做得更多。除了以头版头条刊出“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以及“青海副省长何挺接任王立军职务”的消息外，更有社论《中国，只能向前走》助阵：“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虽然王文还是在子夜时分微博抱怨“舆论操纵者的煽情与民粹”、反问“30多年来，欧美媒体几乎没有一次像过去24小时内那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举动齐声叫好！这说明了什么，没有人想一想吗？”，但他的领导、《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恪守了自己的承诺：“当信息过少或过多的时候，我相信党中央。这是理性，也是信仰。”作为当今中国极少数给予“毛左”人士发言渠道的正式出版物，这份畅销报纸今天只是摘录了部分国外通讯社对重庆人事变动的报道点评。 　　即使需要去争夺市场眼球，总还得顾及媒体安全。一些总编辑选择头条，另一些选择导读，这种上上下下的琢磨，同样体现在这个上午的新闻门户编排中－－腾讯网易只能借《重庆卫视一年来首次出现商业广告》曲线救国，凤凰网则是唯一一个仍能坚持把“重庆领导调整”留在首页要闻区的大型门户，基于新闻冲动和逐利目的，编辑们勇于为一些关键表述加粗加黑，并在稿件下方加上诸多历史专题链接。当然，这种管制更不能有效延伸到网络论坛和微博中，类似“政治观察”和“中南海来信”之类的帖子正与强行删除者赛跑，仿佛野火烧不尽，至于有关薄熙来的秘闻更是四处流传，仿佛一夜之间就获得了通行证。 　　现在是2012年3月16日下午14时，距温家宝公开批评政治局同僚已经48小时，距中共中央确认薄熙来去职重庆已经28小时。这48小时里发生的棋局变幻，显然早在那位路透社记者发问前就已排定，但一招招腾车换帅，外人看来依旧步步惊心。虽然薄熙来的名字后面仍有“同志”二字，但即使是死忠粉丝，也得承认形势极为不利，凭借“唱红打黑”问鼎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遥不可及。 　　有人早已将王立军事件比作当年林彪出逃，只不过，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全民全程直播的最高层政治人事变动，虽然那些密室决议的细节还不得而知，虽然这还是一盘未下完的棋，但从“王捕头夜奔美领馆”到“平西王黯然离山城”，拜这三年以来蓬勃发展的自媒体之赐，中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通过那么多“民间通讯社”获知各类事关最高机密的小道消息或空穴来风，胡耀邦、赵紫阳当年被元老院罢黜自不待言，即使是6年前陈良宇被免职调查，也从未有过这般众目睽睽、物议汹汹。甚至，完全可以将温家宝48小时前的切割摊牌理解为民间沸反舆情的压力所致：改革，的确必须有人民的觉醒和支持。 　　2012，遮挡中国执政者最高机密的沉重幕布，不再那么严实。

媒体札记：北京、重庆48小时 对沉迷于帝王将相电视剧的中国亿万城乡父老来说，2012年3月14日下午13时45分之后两天里发生的一切，完全可以用“宫廷政变”来概括。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25人之一（甚至早有言之凿凿的传闻称其将在半年后进入前十之列）－－薄熙来，在一场由其下属、前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叛国”而引发的蝴蝶风暴中，未能全身而退，功亏一篑地倒在了进军政治高峰的最后台阶上。 那天午后，在温家宝允诺“再回答两个问题”之前，人们已经为这位总理的两会记者会谢幕演出而兴奋异常。这位被一些反对者讥作“影帝”的老人，为上任9年来的工作不足而公开道歉、请求宽恕，承认类似“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的嘲讽确有道理，更叹息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他也再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令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热心的话题，声称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与电视直播同步进行的网络讨论中，即使是一些长期以来认定温家宝的勤勉亲民只不过是“做秀”的异议者，也承认他今天的言论尺度超出期待，仿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不过，不论是“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还是许诺最后一年做好5件难事，都还不能让围观的人们尽兴。此刻，温家宝的缓慢语速已经使这场发布会延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接近3小时，最后一个获得提问机会的记者站起身来。在询问了地方债务的政府难题后，这张来自路透社的白人面孔没有辜负人们对外媒记者的期待：“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家很关心的重庆市发生的所谓‘王立军事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后，中央的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您觉得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谢谢。” 屏幕前攒动的人们一定也会对这位深谙汉语技巧的记者说声“谢谢”，除了遭遇民间异议者阻击的刑诉法修正案之外，“重庆”可能是关心中国政治者最想听到的关键词。 这种焦急的等待甚至令一位网民产生错觉，当温家宝承诺认真对待地方债务并特意说明“稍后回答第二个问题”时，电视机前的他误以为答问就此结束，在微博上对总理“故意不回答”表示愤慨。好在，现场翻译很快完成了工作，温家宝抿了抿嘴，开始那段注定会被反复解读的表态。 在声明中央高度重视王立军事件后，他话锋一转，在面向全世界的摄像机前公开责备：“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然后，这位被公认为党内右派、开明派的中共高官决定“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网络文字直播实录这时反而显得跟不上他的语速，温家宝显然早有准备。 与此同时，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一片沸腾。那些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理模式常持异议，并因为王立军事发而断定“平西王”前途暗淡的人们，激动不已。依据对中共政治话语模式的判断经验，他们认定，温家宝的这段讲话无异于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定义为文革思维，批评其与中国共产党得以稳定政权的改革开放策略背道而驰。 “这是十年来最有含金量、最有料的一场发布会”－－一位媒体主编发出微博感慨，并迅速得到赞同。来自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职位更高的官员的批评，就像一把更加锋利的尚方宝剑。对这位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毛左”做法心存不满的“右派”们，利用在网络空间中的绝对优势话语权，提前开始狂欢：“重庆市委市府必须反思”成为最大新闻门户网站们的头条标题；有心人前往重庆官方管辖的华龙网，发现那条有关王立军的同步直播实录链接曾经失效，就此嘲笑此举无异“掩耳盗铃”。 此后发生的事情说明，薄书记的属下们此时应该已经不会有“掩耳盗铃”的勇气了。那条华龙网的链接最终得到恢复，重庆市人大的官方认证微博账号更是迅速摘录转引温家宝的讲话精神：“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波谲云诡的政治摊牌气氛简直要冲淡温家宝催人泪下的“请人民忘记我”。正当人们兴奋地观看央视《新闻联播》，并确认温家宝这次的“敏感言论”没有“不出中南海”时，中国最有名声的记者胡舒立已经通过财新网发表“火线评论”－－《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温总理两提《决议》，均与‘文革’相关，均强调历史感和历史检验。在第二个回答中，他强调重庆当局应当吸取王立军事件教训之后，再谈文革教训；在第一个回答中，他的担忧在于不进行政改则‘文革’可能重演。无疑，重提《决议》显示了对‘文革’复辟的担忧。” 新华社公布的记者会答问电稿并没有与电视机前人们的记录有太多出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文革重来”在内的所有表述都未遗漏，央视一套也在当晚21时重播记者会全程。一些人在网络上传说着“宣传禁令”的到来，一些人则鼓励有良知的媒体人要在这个时候“帮总理一把”。 一夜劳作。因为在多次重大事件中表现突出而受到关注的上海《东方早报》，最终在15日的封面上选取“改革须有人民觉醒和支持”作为头条大标题－－这句话被一些人解读为温家宝作为“右派”在党内感到形单影只，不得已而求助于民众。另一些典型标题来自温家宝那些诗词警句，广东《新快报》因为摘录了“文革可能重新发生”、“重庆必须反思”和“吴英案要实事求是”这三段热点答问，而获得同行们的普遍称道。在这种几乎所有市场畅销报纸都将整个头版贡献给温家宝临别箴言的环境中，《南方都市报》简直要因为选了句“一些地方房价远未回归合理”而感到愧疚－－事实就是，这家中国最著名小报已经有记者就此公开表达对总编辑表现的不满。 这种比拼在新闻管制下如何游走极限边缘的竞赛，主要发生在市场化媒体身上。当然，风暴中心的重庆例外。人们在最能体现官员意志的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上也没能发现“惊喜”，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又或者《北京日报》、《解放日报》一样，这份由本地宣传官员直接管理头版的媒体正常出版发行，按例刊登温家宝答问电稿，未删一字。 时间来到15日早晨9时17分，那些因为薄督前途兴奋讨论了一夜的网民们，再一次被人民网吸引住了：这个曾经在王立军事发之初宣布“将有重要消息发布”的《人民日报》主办网站，通过官方微博账号故伎重演。不过，这次预告被民间消息灵通者提前一步透露天机，“今天上午薄已免职。重庆市委大会。张德江兼任市委书记”。拥有近20万关注者、长期贬斥“西红市”模式的前记者杨海鹏甚至赌咒，“如此消息不实，甘愿以此博关闭‘自裁’。” 10时整，新华社获准发稿，一共54字：“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这则短讯迅速直攀各大新闻门户头条位置，不到1小时后，稍微详细一些的表述公布：“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 棋行至此，人们开始明白温家宝在20个小时前语重心长的缘故，那决不是见招拆招、个人表态。华龙网再也没有理由使得这条新闻链接失效；虽然在下午14时后，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凤凰已同步将标题由“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更改为“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并移出要闻区，但更靠近中南海的人民网和新华网却保住了醒目版位。 重庆森林消息森严。人们只能从新华社播发的只言片语中推演局势，比如“不再兼任”与“免职”之间的距离。有中共历史爱好者在推测薄熙来是会走上陈希同、陈良宇式的覆辙，还是能像王乐泉、杨白冰般“软着陆”。 终究还是对“平西王虎落平阳”的“幸灾乐祸”汇成了互联网论坛上的嘹亮歌声，俨然盖棺论定。新浪新闻的官方微博账号也已经在传播“王立军事件回顾”，热点话题榜首的用词是“薄熙来去职”，那些在整个两会期间不停传播的画面、段子更是获得新生，并且加上了对功亏一篑的无情嘲笑，薄熙来时代的一些“罪人”的喊冤音量也更大了。来自海外媒体的分析得到网络传播，比如来自呙中校的《亚洲周刊》特稿：“王立军是个监听狂，掌握着大量薄熙来录音，涉及薄熙来及其家人甚至小团体的秘密……形势对薄熙来越来越不利，十八大升为政治局常委已基本无戏，软着陆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王文“独立的人格”显得更加“不为人们所理解”了。这位《环球时报》评论负责人在新华社发出第二条稿件的同一分钟，宣布：“删去几条微博，但仍坚定保持个人的政治信仰！这是我近期内唯一的声明：8个月内不再谈论朝政！”此前，在温家宝发布会斥责重庆市委市府之后，王文表示不解；更早前，在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答问后，他更是连发三段微博，批评舆论“妖魔化”“刁问”薄熙来，强调重庆人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 另一位受到关注的“挺薄”派是林治波，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林社长或许代表了一批曾经亲身感受过山城民生提升的观察者，他们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两位著名的“毛左”－－司马南、司马平邦，更显失落。前者除了吟出七言绝句“半壁西南一柱倾, 媚骨奴颜不容雄”外，也叹息“今天的几篇微博被责令删除……致意网友，祝贺网敌人”；后者正因为一早发出“薄黄挺住！重庆挺住！中国挺住！”的金光大字而备受调笑，他决定“午间习书，新华社电”。 沦陷的还有大本营。欢欣鼓舞于“五毛党”失去靠山的人们，开始奔走相告：“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网全部打不开了！”在过去的4年中，这几家左派网站成为薄熙来拥护者的主要言论阵地，在15日的下午，它们陆续宣布“服务器正处在维护中”。 “人未走，茶已凉”的感慨还因为人民网和新华网已经删改薄熙来简历和过往活动报道而生－－因此，联系到另一位“毛左”孔庆东被北大停课的传闻，有人已然叹息中国民众那套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之根深蒂固，“如果政府可以封杀左派的言论，他们就同样可以封杀右派的言论。那些欢欣鼓舞的公知本质上跟左派没啥区别。”一段嵌入中共关键人物的曲词则表明了对密室政治的厌恶：“熙来攘往，薄情怎抵德满江，莫慌张，胡说温情，习已为常，强颜欢笑即为相，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那，江湖尚在，死国耀邦。” 北大学者陈浩武理解“左派”：“以人治为背景的人事变迁，不能给予太多的浪漫主义解读。中国左倾思潮的泛滥，既有对文革缺乏清算的历史原因，也有当前贪腐横行，社会贫富差别极大，缺乏公平正义的现实原因。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制度变革。某个人事变动，只能暂时改变力量对比。”而在这天下午一篇曾短暂生存的经济观察网评论中，学者孙立平呼吁“冷静”：“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起到撑大政治空间作用，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出现，不应从‘削藩’角度肯定（薄熙来解职）这件事……既不能仅仅因为重庆出事就简单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能根据重庆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 混合着对胡温十年施政成果的失望，“既不能”和“也不能”的两端正盘踞着重庆路线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凭借着在重庆以外市场化媒体上的巨大麦克风，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坚持贬斥“唱红打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民生提升只不过是短期利益；而那些坚信薄熙来一身正气的人们，则赞扬这位中共元老之子继承正统，给民众带来公平正义、共同富裕。 18时30分，因改作“红色卫视”而失去收视率的重庆卫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观众，人们等着观看那场宣布薄熙来失去根据地的大会。在事后的形容中，有人从男主播的表情中看出了“压不住的欢乐”，有人从市长黄奇帆的主席台表情中读出了“惶恐”。这段口播新闻的解说词很快得到门户网站记录转载，包括“李源潮表示，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张德江指出，重庆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以及“黄奇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 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这或许可以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喉舌的一贯重视。这一晚，重庆卫视也已经“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家在过去两年中因为“不播广告”而名动天下的电视台，甚至在晚间开设了一个认证微博账号，而商业广告，也已经有小部分回到了荧幕上。 蔡副部长亲自督阵的重庆报纸，当然更不会出错。继承发扬14日当晚的正确抉择，16日晨间，《重庆日报》原本每天都有的“五个重庆”、“缩差共富”等口号版面不再出现，代之以“民生”之类的版名。晨报、商报、晚报、时报，更是用几近整个头版向直辖市民众通告中共中央决定、干部大会表态以及新任最高长官的简历。 那些因为“一薄三折”而兴奋了两天的《南方都市报》记者们肯定又要在心中骂娘了，总编辑没有允许有关重庆的任何一个字出现在16日的封面上，简短的新华社电稿孤单地悬在第5版。不过，也不用太担心读者抱怨，事实上，在这个早晨的广州街头，根本没办法在任何一张本地时事报刊头版上找到薄熙来或者张德江，从《南方日报》到深圳《晶报》，广东省委宣传部成功地将这条可以被用来与本地大员汪洋前程两相对比的消息押出头版。《新快报》作出的努力是，在评论版转荐来自胡舒立的警告：“一些人滑得很远，只看到当前问题的症状，却找错了病根，开错了处方，把板子打到了改革头上，甚至主张‘退回去’。于是，这些人怀念贫困和饥饿时代，并将一个等级森严、社会流动几乎停滞的社会，浪漫化为一个人间天堂。” 中共中央机关报给出的标准位置是头版中下部两栏题，《北京日报》跟进。这个时候，《新京报》做得更多。除了以头版头条刊出“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以及“青海副省长何挺接任王立军职务”的消息外，更有社论《中国，只能向前走》助阵：“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虽然王文还是在子夜时分微博抱怨“舆论操纵者的煽情与民粹”、反问“30多年来，欧美媒体几乎没有一次像过去24小时内那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举动齐声叫好！这说明了什么，没有人想一想吗？”，但他的领导、《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恪守了自己的承诺：“当信息过少或过多的时候，我相信党中央。这是理性，也是信仰。”作为当今中国极少数给予“毛左”人士发言渠道的正式出版物，这份畅销报纸今天只是摘录了部分国外通讯社对重庆人事变动的报道点评。 即使需要去争夺市场眼球，总还得顾及媒体安全。一些总编辑选择头条，另一些选择导读，这种上上下下的琢磨，同样体现在这个上午的新闻门户编排中－－腾讯网易只能借《重庆卫视一年来首次出现商业广告》曲线救国，凤凰网则是唯一一个仍能坚持把“重庆领导调整”留在首页要闻区的大型门户，基于新闻冲动和逐利目的，编辑们勇于为一些关键表述加粗加黑，并在稿件下方加上诸多历史专题链接。当然，这种管制更不能有效延伸到网络论坛和微博中，类似“政治观察”和“中南海来信”之类的帖子正与强行删除者赛跑，仿佛野火烧不尽，至于有关薄熙来的秘闻更是四处流传，仿佛一夜之间就获得了通行证。 现在是2012年3月16日下午14时，距温家宝公开批评政治局同僚已经48小时，距中共中央确认薄熙来去职重庆已经28小时。这48小时里发生的棋局变幻，显然早在那位路透社记者发问前就已排定，但一招招腾车换帅，外人看来依旧步步惊心。虽然薄熙来的名字后面仍有“同志”二字，但即使是死忠粉丝，也得承认形势极为不利，凭借“唱红打黑”问鼎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遥不可及。 有人早已将王立军事件比作当年林彪出逃，只不过，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全民全程直播的最高层政治人事变动，虽然那些密室决议的细节还不得而知，虽然这还是一盘未下完的棋，但从“王捕头夜奔美领馆”到“平西王黯然离山城”，拜这三年以来蓬勃发展的自媒体之赐，中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通过那么多“民间通讯社”获知各类事关最高机密的小道消息或空穴来风，胡耀邦、赵紫阳当年被元老院罢黜自不待言，即使是6年前陈良宇被免职调查，也从未有过这般众目睽睽、物议汹汹。甚至，完全可以将温家宝48小时前的切割摊牌理解为民间沸反舆情的压力所致：改革，的确必须有人民的觉醒和支持。 2012，遮挡中国执政者最高机密的沉重幕布，不再那么严实。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文化大革命伊始，邓小平就以刘少奇之外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被打倒。1967年5月，汪东兴受毛泽东委托，到中南海邓小平家里来看望他，当面转达毛的三条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指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对汪东兴说，外面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主席当面谈谈。 　　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给毛泽东。一天深夜，邓小平被毛的秘书徐业夫接去谈话，直到天快亮才回家。他向毛详细汇报了三十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 　　谈话中，毛询问邓小平对林彪的看法，邓没有表态。毛有点不满，但对邓仍心存一份赏识，提出刘、邓可以分开。这句话他后来反复说过多次，意蕴深远。 　　这次谈话，是邓蒙难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问题首次较为全面的表态，气氛是缓和的。毛还对邓说：“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我本人写信。”这意味他要亲自过问邓的问题，不想让其他人插手，倘若让林彪、江青等人得到处置邓的权利，那他的命运肯定迥然不同。 　　 有事找汪东兴 　　1969年10月22日，邓小平下放江西前，汪东兴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再次走进中南海怀仁堂西侧的含秀轩，这里是邓小平、卓琳夫妇的住宅，也叫3号院。 　　汪东兴轻步走进北屋内，向邓小平夫妇转达了北京实行战备疏散的消息。一阵沉默，大家都有些尴尬。稍刻，还是邓小平先说话：“我继母夏伯根，自从和孩子一道被撵出中南海后，一直住在外面。现在，她年纪大了，独自一人无人照看，我想带她一起走。” 　　汪东兴回答得很爽快：“可以，人之常情，还有什么？” 　　邓小平想了想，说道：“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找你。” 　　汪东兴点了点头。邓小平问：“到江西以后，是不是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又爽快地说：“当然可以！” 　　卓琳听罢，舒了一口气。邓小平俯首而思，放心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邓小平、卓琳、夏伯根三人正在北屋里整理行装。外边传来了大女儿邓林的叫声：“爸！妈！”两年多没有见面，邓小平和卓琳都惊呆了，赶紧把风尘仆仆的邓林迎进屋里。 　　这是汪东兴为即将离京下放的邓小平特意安排的温馨一幕。他随后走进来，坐在邓小平对面的沙发上，凝望着他，慢慢地说：“？你们带什么都可以，带不走的，可以留在这里，这个院不会动的。” 　　邓小平不动声色。“以后，你回来，还可以住这里。”稍顿了顿，汪东兴又接着说，“这次疏散离开北京，也不单单是对你一个人的行动。到了江西后，可以去工厂劳动，先别管什么性质吧，总比这？你说呢？” 　　说这话时，汪东兴别有意味地看着邓小平。邓小平这时才缓缓地点了点头。 　　汪东兴转过头来对卓琳说：“明天中办派车，去看看朴方吧。” 　　第二天，中办警卫局准时来车，将卓琳送到解放军301医院，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大儿子邓朴方。 　　1968年8月，还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四年级的邓朴方，因不堪造反派的虐待与凌辱，跳楼以示抗议，造成了胸椎压缩性骨折。汪东兴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要全力进行抢救。汪东兴马上作了安排。那时，由于邓小平心情不好，没有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他们夫妇第二年才知道。 　　得知儿子瘫痪，做父母的心情难以平静。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请组织上帮助安排，使邓朴方得到进一步更好的治疗。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封信做了批示。在汪东兴的协调下，邓朴方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 　　在下放江西期间，汪东兴还帮助解决了邓小平小女儿毛毛和小儿子飞飞的上学问题。两人被分别安排到江西医科大学和江西理工大学学习，令邓小平一家人喜出望外。1972年4月22日，他提笔给汪东兴写信。 　　“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京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20天前就到了？两个孩子得到了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 　　 助邓小平复出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开始为期33天的南巡。8月31日，他到达南昌，叫汪东兴去看望在江西劳动锻炼的邓小平。 　　汪东兴通过省委领导把邓小平从新建县请到省委滨江招待所。汪东兴在他的秘书孙守明、主席的管理员吴连登的陪同下，见了邓小平。汪东兴说：“主席很关心你，让我来看看你，叫我问问你身体怎么样？吃饭怎么样？睡觉怎么样？生活习惯不习惯？还有什么困难？对中央有什么意见？主席叫你注意身体。” 　　那时，邓小平下放江西已有两年了，他激动地对汪东兴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也谢谢你对我的帮助。党中央和毛主席叫我到这里来劳动是对的。主席很伟大，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请你们好好保卫毛主席，照顾好毛主席的生活，使他健康长寿。”汪东兴说：“你今后如果有事情可以写信。” 　　汪东兴回去向毛泽东汇报。毛说：“看来人呐，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 　　距这次见面不到一个月，林彪在9月13日凌晨，乘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11月5日，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厂职工大会上，邓小平默默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这封信是汪东兴亲自交给毛泽东的。毛考虑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必须有所交代和解释，等待时机。1972年1月10日，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毛泽东主动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他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1月2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新疆会议的代表，笔者在场，见他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 　　8月3日，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出来工作。他在信中写道：“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这封信通过汪东兴转交。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做了批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没有历史问题，亦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 　　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认为：“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因为毛泽东不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要汪东兴来管，而且叫汪东兴“印发政治局”。 　　周恩来看到毛的批示后，甚为激动。当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主席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江青是在广州同美国女作家维特克夫人谈话期间看到信和批示的。她看后问我：“邓小平的信是汪东兴送给主席的吧？”我回答：“可能是吧。”她说：“什么可能，肯定是老汪送的。”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谭震林“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趁机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拟好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呈报周恩来。周恩来立即请示毛泽东，并征得他的同意。至此，邓小平复出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被安排住进花园村一栋楼里，汪东兴第一个前去看望他，问他生活还需要什么，尽管说。回到中南海后，汪东兴将邓小平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3月29日下午3时，毛泽东接见邓小平，要他“努力工作，保护身体”。并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邓小平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等待。”这次见面，是两人分开六年后第一次会面。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2月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送上《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推荐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批准了这个报告。在他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在这期间，中央为了改善邓小平的住房条件，开始给他选址建房，选来选去，最后选定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为了使邓小平及其家人住得舒适些，汪东兴没有少费心力。他告诉负责施工的中办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邓小平孩子多，房屋空间要大一点，高一点，门窗大一点，通风采光好一点，房间多一点。考虑到邓小平夫妇个子都不高，汪东兴特意嘱咐：抽水马桶、洗脸盆、窗台等都要矮一点，写字台、饭桌、椅子、沙发、床等家具都不要太高，以他们使用方便为标准。他还要求院子大一点，使邓小平有一个散步锻炼身体的地方，并要求在院内栽几颗四季常青的松柏树。 　　1977年，邓小平及夫人卓琳搬进这个院子，他们在这里共同生活了20年，一直都比较满意。当年栽种的两颗松树后来长得枝繁叶茂，互相交错，难分彼此。他的儿女们认为这两棵树象征着邓小平和卓琳相依为命、相依为伴。因为两人同属龙，儿女们便为这两棵树起名为“双龙树。” 　　 避难东交民巷 　　1976年4月5日，群众聚集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姚文元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告”，说这是一起“反革命政变事件”，“公开打出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4月7日上午，毛泽东听了关于“天安门事件”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汇报，做出以下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建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 　　邓小平再次落难。当天中午，“四人帮”在人民大会堂庆祝“胜利”。江青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四人帮”一口咬定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诬陷邓小平曾经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而汪东兴当面核实，邓不过是去北京饭店理发。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提出，邓小平是否曾坐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指挥，应该向邓小平问一下，以便核实。江青说：“叫汪东兴去问吧。” 　　汪东兴怀疑“四人帮”要借群众之名去抓邓小平，因为文革初期，有江青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曾经组织“群众”揪斗彭真。汪东兴认为此事关系重大，需请示主席。他从大会堂出来，没有直接去找邓小平，而是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开会讨论的情况。当他说到可能有人会去冲击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人，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把邓小平换个地方，转移到东交民巷去。毛泽东说：“可以。” 　　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在《我的感情流水账——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一书中提到了这次转移。 　　汪东兴立即把中办警卫局参谋滕和松叫来，让他负责父亲的转移。下午三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人来了，将父亲接走后，大约五点多钟，中办警卫局又派人将母亲接了过去。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父亲，问他是否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父亲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汪东兴离开东交民巷，又回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做了汇报，然后返回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江青等人问汪东兴：“你和邓小平谈得如何？”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不满意，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吧！” 　　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决议的第一个内容是，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内容是，撤销父亲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8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邓小平、卓琳转移到东交民巷以后，一开始夫妻俩得自己打扫卫生，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参谋滕和松帮他们买一些粮和菜。几天后，滕和松请示汪东兴同意，把原来在邓小平家做过饭的李师傅请了去，邓小平夫妇的生活负担才轻松了许多。 　　为了保护好邓小平，汪东兴调去了数名警卫战士站岗放哨。卓琳因患眼病住进了301医院，一天，给卓琳看病的唐医生悄悄地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已发通知了。”卓琳顿时紧张起来，立即给邓小平写了一个纸条：“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在她眼里，汪东兴掌控下的东交民巷是最安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