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

Co-China周刊 | 陈婉容:民主路长:埃及政变——不断重复的广场革命

陈婉容,独立记者。 无人不希望埃及的这场乱局只是民主的阵痛,然而这种失序的状态,即使不演变为如同叙利亚的境内武装冲突,恐怕也会令重新选举更加困难。永远的广场起义只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如出一辙的法老,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才是埃及人民在茉莉花革命后要学懂跨越的鸿沟。   我们都知道历史总是不断重演,只是谁会想到来得那么快。 埃及有句谚语——Repetition teaches even a donkey。驴子在阿拉伯世界是愚钝的象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即使是一头蠢驴,只要重复做也就学会。而埃及学会并不断重复的,似乎是广场革命。两年前,茉莉花革命浪潮从阿尔及利亚蔓延至整个北非和中东地区,埃及群众成功推翻了“最后的法老”前总统穆巴拉克;这年盛夏,开罗解放广场上同样遍地红白黑三色的旗海,埃及人在同一地点如样摇旗吶喊,要把穆巴拉克三十年威权统治后的第一位民选总统穆尔西撵下台。一切都似是排练好的演出:埃及军方的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以凌驾一切的姿态介入,在最后通牒时限过后罢黜穆尔西,宣布终止新宪法,成立由宪法法院领导的过渡政府。每年大额资助埃及军队的美国也配合演出,对“coup(政变)”一字绝口不提,对埃及人民揭竿起义表示欣赏。 穆尔西坐了总统之位仅一年又三天,纵然有威权统治倾向兼且能力不足的他未必值得同情,然而埃及在威权体制统治下逾六十年的挣扎,在一场挟群情而生的军事政变后似乎化诸乌有,军方又向穆尔西的支持者开枪并搜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种种皆叫人怀疑埃及群众的集体选择:他们想要民主,结果却似乎失去了民主,把军事统治的阴霾带回埃及的土地上。在历史的永劫回归之中,埃及人民得到了什么? 威权体制的衰落与公民觉醒 在茉莉花革命以前,埃及的威权体制就有所动摇,而穆巴拉克成为最后的法老,其实在他上台以前已露端倪。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与埃及宪政民主的挣扎,要由穆巴拉克的前任萨达特(Anwar Sadat)的“纠偏运动”谈起。在从以色列手中收复油藏丰富的西奈半岛后,萨达特在1974年颁布“十月文件”(October Working Paper),撤销前总统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治下所有与外抗衡的偏激经济措施,释放政治犯,撤销新闻审查,废除一党专政,目的是令埃及逐步成为开放的宪政民主国家。兄弟会在此时名义上仍是非法组织,但却开始有民主参与,甚至获准出版党报。然而在相对自由的政治气候中,伊斯兰激进派同时崛起,兄弟会当中的激进派系在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约后刺杀了萨达特。继任的穆巴拉克上台后随即宣布国家实施紧急状态法,结社集会等公民自由被限制,警权无限扩张,以至可以毋须经司法程序拘捕公民并送交军事法庭审理。紧急状态法至茉莉花革命后才正式废除,是史上实施最长的戒严令。 穆巴拉克重新实行一党专政,修改宪法容许总统无限次连任,威权体制以更强硬的姿态重临。但萨达特的纠偏政策还是在无声之中松掉了威权统治的螺丝。穆巴拉克上台后继续实行经济自由化,在数十年的发展中扩大了私人领域,也壮大了一群中产阶级,要求公民自由与政治参与的声音日隆。同时议会选举也成为了这些新阶级固定的政治参与机会,新旧力量此消彼长,埃及的民主化已非萨达特时代由上而下的,缺乏民间回响与有机脉络的政策口号,而是潜伏于威权统治下的主流民情。茉莉花革命就是这种民情的爆发。 换汤不换药的后革命时代 弱势威权主义遇上革命随而瓦解是自然过程,而在茉莉花革命浪潮中,被推翻威权体制国家的模式皆大致相同:从殖民时代终结始屹立的威权统治、坐拥大权的军队、重心向外的经济体系与议会政治残存的痕迹。然而茉莉花革命代表的虽是民众的觉醒,是威权体制自身的衰落,却未必是民主派的壮大。埃及的示威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表面事实:广场上的民众以民主为名,要求坐拥超然权力六十年的军方罢免一个民选总统。就此,美国国际事务学者Samer Shehata指出,许多反对阵营里的人对民主的理解是肤浅的。他们是不相信真正民主的自由派,虽笃信少数权利、个人与公民自由;但出于对伊斯兰政党的厌恶,宁可军队挟民意发动政变,也要逼一个民选总统下台。 两年前开罗解放广场上群情汹涌,然而当中的民主派系其实流于松散短视,对民主的理解仅为集会与示威,缺乏长远在民主体制中的执政准备。埃及的Revolutionary Youth(革命青年)是茉莉花革命时广场上的指挥,有庞大的网络动员能力,然而却没有把握机会建立政治势力,在革命成功后被迅速边缘化。在去年的选举中,兄弟会穆尔西以仅过半数的选票胜出,第二位是穆巴拉克的最后一任总理沙菲克,而年轻的社运界候选人只获1%选票。穆尔西虽然曾经尝试整饬军队,一度拥治国实权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坦塔维(Hussein Tantawi)亦被迫退下政坛,但结果只是让军队年轻一代提早接棒,军方势力根本未受打击。一场革命无法消除建制里的旧有势力,达至平等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新势力自然只能永远留守广场。埃及民众二度重返解放广场的原因,其实仍与两年前一样,是对于缺乏政治参与途径的控诉。 广场政治与公民社会 茉莉花革命之后,广场政治似乎大举复兴,从伊斯坦堡的塔克西姆广场到开罗解放广场,大型集会与长时间的留守成为了民众不满的出口。然而群众运动的浪漫却不代表坚实的社会愿景,广场的革命情绪对于巩固民主制度未必有作用,甚至可能会令社会深陷民粹主义的困局,造成政权的不断更迭。从得枪杆子得天下,到得广场得天下,二者性质或有不同,但离成熟的民主一样遥远。 威权体制转型期间的最大问题,是革命后虽建立了名义上的民主选举制度,然而候选人都只会利用民众对于前政权的厌恶赢取信任,在选战中夸夸其谈,许下无从实现的承诺;选举后因国家最重要的机器仍受旧势力如军队控制而交不出政绩,受群众压力黯然下台。埃及的后革命时代完全复制了这种模式。穆尔西固然不值得同情,然而若军队乘势重新坐大,埃及民众其实是将两年前的成果推倒重来,打开大门容许威权主义重临。 无人不希望埃及的这场乱局只是民主的阵痛,然而这种失序的状态,即使不演变为如同叙利亚的境内武装冲突,恐怕也会令重新选举更加困难。永远的广场起义只会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如出一辙的法老,从广场政治到公民社会的转型,才是埃及人民在茉莉花革命后要学懂跨越的鸿沟。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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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在今天的俄罗斯教材里,过去说的“十月革命”已经改成了“十月政变”。

周有光:在今天的俄罗斯教材里,过去说的“十月革命”已经改成了“十月政变”。   (2013-04-26 22:05:43) 转载 ▼ 标签:   杂谈 @假装在西安 周有光:在今天的俄罗斯教材里,过去说的“十月革命”已经改成了“十月政变”。革命是进步的,因为它追求实现民主。政变是反动的,因为它要恢复专制、独裁。 再翻翻我们的教材吧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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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弓 | 打天下 坐江山

  非洲某兄弟国家,一位曾经高唱“打天下,坐江山”赤色歌曲的革命同志阿马杜·图马尼·杜尔,用枪杆子实现了国家政权更迭,建立军人过渡政权。又过了若干年,前军政权领导人杜尔如愿当选为总统,登上权力巅峰,好不惬意。 最近,2012年3月21日,该兄弟国家首都巴马科有一伙军人,强烈奉行“打天下坐江山”的红色经典道路,深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公然鸣枪示威,占领了国家电视台,进而宣布终止宪法,解散政府,要求总统杜尔下台。总统杜尔遂不知去向。许是太过匆促,杜尔总统竟连谴责“军事政变”的声明也未来得及发表,就仓皇逃命去也。其实,即令时间允许,杜尔要公开谴责枪杆子,也是大风底下吃炒面——有口难张!他老人家肯定没资格谈论民主、程序、法律、制度,最有心得体会的自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对派只消反问一句,“打天下,坐江山,您老做得,俺们为什么就做不得?”他就无言以对。因为“打天下坐江山”经,鼓吹的实际就是武力解决政治问题,谁的拳头硬谁就做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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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想家 | 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在《中国的“左派”与“右派”》一文中,我把孔庆东划为左派,即:有理想的低智商人群;把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等人划为5毛:他们的眼里,只有权力;他们的内心,只有对权力的效忠。称后者为左派,是抬高他们了。     也就是说,我认为孔庆东纵有万般愚蠢,起码有一样是可以相信的:他能坚持,不当变色龙。     前一段,看到孔庆东将最近的事件称为反革命政变,仿佛在佐证我的判断。当时祝福他:孔庆东,你要顶住呀。     可是后来情况就不对了。据说司马南、孔庆东最近都转向了,司马南不骂美国了,孔庆东也不歌颂朝鲜了,俩人都不歌颂重庆了,居然都开始歌颂自由、民主、法制了。司马南的转向,100%在我预料之中,可是孔庆东,兄弟,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能歌颂民主、自由呢?这可是你以前所咒骂的那些“汉奸”们天天干的事情呀。     更让人吃惊的在后面。今天又看到消息说:【不是5毛,是100余万】 @孔庆东: 国安找我谈话与朝鲜无关,跟重庆市委“推广重庆模式”课题经费上一点小小纠纷而已,且本人已退还项目费用100余万元,现在很平静坦荡。     这个消息快让我哭了:左派兄弟,以前觉得你们智商差,可你们至少能坚守。如今,难道要毁灭左派在我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点点光亮?     我搜了一下有关孔庆东的文章或观点,找到了这些:《”警界铁腕”王立军被北邮聘为教授当之无愧》,《王立军有一颗心一个胆》,《汉奸媒体反对“重庆模式”其目的很明显》,《重庆警察值得表扬》,《自有天龙灭妖孽》,后面这篇的意思是:大家公认的所谓“重庆模式”,其实都是一个共产党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重庆真的给了孔庆东100万,而孔庆东只鼓吹了这么一些,那么,太不值了。我建议:重庆方面不如给我80万,保证效果比给孔庆东100万好。中国人善于内部杀价,我也是中国人,有劣根性。呵呵。当然,现在提建议也晚了,这笔钱我是赚不到了。连孔庆东都退钱了。     虽然退了钱,有几个问题还是要弄清楚:1,重庆政府给孔庆东100万,征得当地纳税人同意了吗?2,重庆方面还给了哪些人宣传经费?是否全都应该公布出来。3,既然要求人家重庆汇报宣传经费去向,那么,其他省市是否也该汇报?4,既然各省市向当地纳税人汇报了,那么,中央政府是否也应该向全国纳税人汇报宣传经费去向?5,不仅要汇报宣传经费去向,其他所有经费去向是否都应该向纳税人汇报?……     事情越来越大了。好吧,我们还是从小处着手,先要求重庆方面出来证实是否给了孔庆东100万活动经费。一步一步来。       链接:  《论重庆模式之抄袭与必然趋势》                《司马南儿子在美国“妻女未移民”?》         《中国知识界的“左派”与“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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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想家: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在《中国的“左派”与“右派”》一文中,我把孔庆东划为左派,即:有理想的低智商人群;把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南等人划为5毛:他们的眼里,只有权力;他们的内心,只有对权力的效忠。称后者为左派,是抬高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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