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素有“公开性之父”、“改革设计师”之美称。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他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等职。多年主持俄罗斯政治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工作，亲自接触到大量本属绝密的档案文件。2003年，《雾霭》一书问世，它堪称雅科夫列夫的“绝唱”：该书于2003年面世，作者则在两年之后的2005年10月病故。他虽年届耄耋，仍壮心不已。这是一位智者关于百年俄国历史的回忆和思考。他运用犀利的解剖刀，既无情地解剖俄国社会，也无情地解剖自己。为俄罗斯的民主、自由而奔走呼号。 　　以下是该书的精彩片段。 　　 一 骇人听闻的红色恐怖 　　宣布新政权成立的法令墨迹未干，捷尔任斯基即声称布尔什维克负有引导和领导仇恨和复仇的历史使命。次日，也就是11月10日，举行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决定“同人民公敌进行更加有力更加积极的斗争”。请注意：“人民公敌”。 　　总之，在十月革命的最初三天就宣布了当局的三大战略性纲领：“仇恨纲领”，“复仇纲领”，“人民公敌纲领”。十月革命后才过去一个月，12月11日政府即赋予“人民公敌”概念以正式的地位。“人民委员会充分认识到苏维埃政权所肩负的对人民和革命的命运之责任，特宣布立宪民主党为…… 人民公敌。”法令由布尔什维克首脑签署。 　　1919年12月20日，人民委员会成立了惩戒和恐怖组织——全俄肃反委员会。该委员会首先被赋予政治功能。罗曼·古利指出：“…… 捷尔任斯基在俄国上空举起了‘革命之剑’。就死于共产主义恐怖者人数之不可思议而言，‘十月的富盖’超过了雅各宾派、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以及所有反动派的恐怖。俄国将自己历史上的可怕乱世与捷尔任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长期浸泡在血泊之中。” 　　1918年8月，捷尔任斯基发表了致“工人阶级”的公开信。信中说：“让工人阶级以群众性恐怖去击溃反革命的邪恶势力!……让工人阶级的敌人知道，凡是胆敢稍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宣传的人，都将立即逮捕，关入集中营!”紧接着捷尔任斯基的公开信之后，他的副手彼得罗夫斯基向各地肃反机关发电报。电报中说，尽管发出各种各样的指示，真正的大规模恐怖尚未组织起来。他提出将可疑者、稍受牵连者统统逮捕和处决。接下来他说：“在运用大规模恐怖时不得有丝毫的犹豫不决，不得有丝毫的优柔寡断。” 　　如果说罗伯斯比尔将恐怖宣布为美德的话，那么布尔什维克就是把恐怖说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1918年9月，季诺维也夫写道：“为了顺利地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应当有自己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将苏维埃政权治下一亿俄国居民中的九千万人争取到我们这边来。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应当把他们除掉。” 总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是将一亿人中的一千万,也就是十分之一除掉。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1918年10—18日)上，著名的水兵热列日尼亚科夫声称，“布尔什维克准备处决的不仅是1万人，而且是100万人，以便粉碎一切反对派。”于是确定了战略方针，斯大林后来继承了这一战略方针，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苏联公民。季诺维也夫等“人道主义者”也被处决。 　　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首脑在《如何组织竞赛?》一文中说，“有许许多多贯彻‘社会主义金科玉律’的办法”：他将其中的一个办法叫做“将十分之一犯游手好闲罪者处决。”决定命运的公式为“十分之一”。后来希特勒也喜欢上了这个公式，卫国战争中党卫军分子枪决苏联和平居民，是每十个人中杀一个。在坏人的行为中，一切都很相似。 　　1918年6月21日沃洛达尔斯基(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任)被刺身亡后，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写道：“我们直到今天才在中央委员会听说彼得格勒的工人希望以群众性恐怖来回应沃洛达尔斯基的被刺，你们(不是你本人，而是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们或者彼得格勒委员会的委员们)却劝阻了。我坚决抗议!我们是在败坏自己的名声…… 是在妨碍群众完全正确的革命首创精神的发挥。这—是—不—行—的!恐怖分子会把我们当成窝囊废。这是个非常的军事时期。应当鼓励恐怖的魄力和规模……” 　　布尔什维克首脑的“恐怖的规模性”的确成了大规模的实践。为回应乌里茨基(也是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副主任)被刺，处决了500名人质，均系完全无辜者。 　　1918年8月9日，布尔什维克首脑发出几封电报，一封比一封骇人听闻。致电下诺夫哥罗德的Г. 费多罗夫：“应当竭尽全力，组建独裁者三人小组(您、马尔金等)，立即实施大规模恐怖。”致电奔萨的叶夫根尼·博什：“必须……对富农、神甫和白卫军实施无情的大规模恐怖;将可疑者关进城外的集中营。” 　　次日，仍然致电奔萨：“致库拉耶夫同志、博什同志、米金同志等奔萨共产党员。同志们!对五个乡的富农暴动必须进行无情的镇压。这是整个革命利益的要求，因为如今处处都在同富农进行‘最后的坚决斗争’。应当树立榜样。一、至少绞死(一定要绞死，让老百姓都看见)100名众所周知的富农、财主、吸血鬼。二、公布他们的名字。三、没收他们的全部粮食。四、确定人质——根据昨日电报。要使数百俄里之内的老百姓都看见，都害怕……收到电报请回电，执行情况也请电告。你们的布尔什维克首脑。”致利夫内执行委员会：“必须…… 没收反叛富农的全部粮食和一切财产，绞死富农中的主谋……”布尔什维克首脑要求粮食人民委员部驻萨拉托夫的全权代表派克斯“任命自己的首长并处决阴谋分子和动摇分子，谁也不用问，不允许白痴似的拖拉。”关于同尤登尼奇的斗争。“…… 处死尤登尼奇…… 如果进攻已开始，可否再动员2万彼得格勒工人加上1万资产者，在他们身后架上机枪，枪杀数百名，对尤登尼奇实施真正的大规模猛攻。” 　　又是绞死，又是枪杀，又是烧死…… 　　布尔什维克首脑热中于恐怖。“致克列斯廷斯基。我建议立即成立(起初可以秘密地)专门委员会，以制定紧急措施(拉林所主张的。拉林说得对。比方说，您+拉林+弗拉基米尔(捷尔任斯基)+李可夫?秘密地准备恐怖：必须而且紧急。布尔什维克首脑”。 　　1918年9月5日，政府将恐怖合法化，颁布了臭名昭著的《关于红色恐怖的法令》。决定中说：“听取了肃反委员会主席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活动的报告，肃反委员会认为，在目前情况下通过恐怖来保障后方是当务之急;为了加强全俄肃反委员会的活动并使之更具有计划性，必须尽量多派负责的党内同志去;必须通过将阶级敌人隔离在集中营内来保障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所有同白卫军组织、阴谋和暴乱分子有牵连的人均应处决。” 　　恐怖进入了新的阶段。 　　据《北方公社报》(1918年第98、99、100、101期)报道，仅仅1918年9月、仅仅彼得堡一地，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有949人作为人质被捕并处决。第一批人质512人于9月初处决。第二批人质437人随后处决。请看他们的社会构成：部长2人，海军上将1人，将军21人，上校22人，军官320人，海军军官18人，商人18人，银行家3人，工程师7人，大学生3人，妇女2人，各党派成员15人，罗曼诺夫家族亲王4人，普通士兵1人。 　　1918年和1919年的7个月内，处决了8389人。其中：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1206人;莫斯科肃反委员会234人;基辅肃反委员会825人;全俄肃反委员会781人;集中营中关押了9496人，监狱中关押了34 334人;扣作人质13 111人;上述时期共逮捕86 893人。 　　叶卡捷琳诺格拉德市监狱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处决了将近3000人。敖德萨肃反委员会在11个月内处决了“15 000至25 000人，报上刊登了1920年2月至1921年1月期间将近7000名被处决者的姓名。敖德萨还有80 000人在关押地。”1920年9月，斯摩棱斯克镇压了卫戍部队的起义，镇压过程中处决了1200名士兵。《塞瓦斯托波尔消息报》刊登了第一批恐怖受害者的名单，处决了1634人，其中妇女78人。据报道，“纳希莫夫大街上挂满了军官、士兵和非军人的尸体，他们是在大街上被捕，未经审判即匆匆处死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巴拉克拉瓦的肃反委员会处决了将近29 000人。据马克西米利安·沃罗宁证实，恐怖的第一个冬天(1920年)克里米亚处决了96 000人。 　　1921年4月20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尽可能在遥远的北方乌赫塔地区、远离居民区的地方成立能容纳1—2万人的感化营的决定》。集中营网遍于国中。仅奥尔洛夫省20年代就有5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俄国公民曾经进过这些集中营。在1919年的四个月内，仅仅一号集中营就关押了32 683人。集中营的数目在不断增加。如果说1919年11月仅有21处的话，那么1920年11月已经达到84处。 　　凡是读过《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许多关于布尔什维克首脑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神话，其中也有关于他的“政治遗嘱”的神话，认为《给代表大会的信》(他在信中提出免去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就是“政治遗嘱”。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他的遗嘱。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致加米涅夫的信中写道：“以为新经济政策结束了恐怖，这是大错特错。我们还要回过头来搞恐怖，搞经济上的恐怖。”集体化、工业化、政治犯奴隶般的劳动就是将这一布尔什维克首脑遗嘱变为现实的的最有说服力的范例。 　　布尔什维克首脑在起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期间，致信司法人民委员库尔斯基，其中说道：“库尔斯基同志!…… 我认为应当将死刑的运用…… 扩大到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各种活动上面。”不久又去一信：“库尔斯基同志!…… 公开提出一个原则性的、政治上正确(而不仅是法律上狭窄)的论点，来说明恐怖的实质、它的必要性、它的范围。” 　　接到布尔什维克首脑指示的，不仅有肃反工作者，还有法庭：“我们的革命法庭对公开替孟什维主义者辩护的人应当处以极刑，否则就不是我们的法庭，”1922年3月，布尔什维克首脑在俄共(布)第11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这样说道。在1922年第一部苏联刑法典中，就出现了“鼎鼎大名”的规定以“政治行为”处以极刑的第58条。 　　1923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纸秘密通令，详细列举了注定成为肉体消灭对象的社会族群。他们分别是： 　　“政治党派和政治组织： 　　⑴ 所有革命前政党的原成员;⑵ 所有帝制派联合会和组织的原成员;⑶ 所有独立庄稼人联合会的原成员，以及乌克兰中央人民会议时期独立庄稼人联合会成员;⑷ 所有原旧贵族人士;⑸ 所有原青年组织(童子军等)成员; ⑹ 所有各种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 　　沙皇机关职员： 　　⑴ 所有原内政部职员;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宪兵队职员，所有暗探局和警察局的密探，所有边防官员等等;⑵ 所有司法部职员:所有区法院成员，各级法官、检察官、调解法官，司法侦查员，执法者，村法庭庭长等等;所有沙皇陆海军的军官和士官，无一例外。 　　暗藏的苏维埃制度敌人： 　　⑴ 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彼得留拉部队、起劲地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各种暴动队伍和匪徒。受到苏维埃政权赦免者也不例外;⑵ 所有白卫政府、中央会议、盖特曼行政当局之中央和地方机关和机构的文职人员;⑶ 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甫，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⑷ 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投机商人);⑸ 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 ⑹ 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者继续在反苏维埃匪帮中与苏维埃制度作斗争的人;⑺ 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⑻ 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⑼ 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⑽ 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⑾ 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 　　 二 妙语连珠 　　“战争赔款” 　　谈话末了，我一本正经地对总理说： 　　“科尔先生，这一切都很好。今天我们的谈话也是有建设性的，不过有件事情让我不得安宁。始终折磨着我。” 　　“您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德国至今没有付清对我国的赔款。” 　　“什么赔款?我们全都付清了的。” 　　“不对，科尔先生。德国政治学家杜撰了在地球上建设最好社会的理论。德国人自己不知为何不愿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想法构建自己的幸福，却把这个计划塞给我们。俄罗斯咬上了这个诱饵，把社会破坏活动当成了善行。结果是我们变穷了，落后了。现在又来向你们求援。” 　　科尔听了大笑不止。 　　那个组织 　　除了已经讲过的而外，我就不去详谈苏联历史的细节了。其中许多东西都混淆不清，交织和缠绕在一起，诸如恶与善、罪恶与自我牺牲、凶手与受害者、使人痛苦的仇恨和尚未彻底泯灭的善心等等。简而言之：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及其帮手有罪，斯大林及其躁狂的争权、残忍、蔑视人的个性有罪。鼓吹‘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的列宁有罪。然而这还不是答案，而是答案的一半。一个、五个、九个、一百个‘超人’也无法如此毁坏国家的命运和人们的命运。正因如此，我才想谈谈意识形态、谬误、盲目的信任、我们过去所崇拜的理想。 　　另外一个问题是，是否可以认为那个组织的掌权是为社会所接受的、对社会说来是安全的，并从而承认它有权掌握最高的绝对权力呢?这个组织在七十五年中始终坚持其再明显不过的谬误，郑重其事地认为并且公开断言：它、也只有它才洞悉社会生活潜在的动因、历史的客观规律、幸福未来的处方和通往幸福未来的秘密路径。 　　凡是那些出于最良好的动机、试图哪怕赋予该组织的行动以某种合理性的人，这个组织都是坚决彻底地猛烈抨击之，逐出自己的队伍，进行整治、迫害、诋毁和肉体消灭。 　　这个组织把国家和人民当成自己手中一块可以随意塑造的粘土，患上了过分自信病，除了靠它为自己创立的超级集中和超级军国主义化的国家的全部实力来加重的抽象的历史责任而外，它不负任何责任。一种到了癫狂状态的偏执。 　　历史帐单 　　布尔什维主义不得逃避对以下行为所负的责任： 　　1917年非法的暴力国家政变及随后开始的‘红色恐怖政策’; 　　发动同胞相残的内战; 　　消灭俄罗斯农民; 　　消灭基督教教堂、佛教寺庙、穆斯林清真寺、犹太教会堂、祈祷室，对信徒的迫害，使国家蒙羞的反良知罪行; 　　消灭俄罗斯社会的传统阶层——军官、贵族、商人、知识分子、哥萨克、银行家和企业家; 　　闻所未闻的假案，伪造的判决，庭外判决，未经审判和侦查的枪决，虐待和拷问，成立集中营、包括关押儿童人质的集中营，对和平居民使用毒气。有两千多万人在列宁斯大林清洗的绞肉机中遇害; 　　消灭一切党派和运动，包括民主和社会主义取向的党派; 　　拙劣地进行同希特勒法西斯的战争，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当时位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正规军几乎全部被俘或者被歼。只是3000多万死难者组成的墙壁才使得国家免受外来的奴役; 　　对于原苏联战俘犯下的罪行，把他们像牲口一样从德国集中营驱赶到苏联的监狱和集中营; 　　野蛮地将德意志人、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朝鲜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土耳其-麦斯赫基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加告兹人、波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摩尔达维亚人、西乌克兰人从故土驱赶至我国荒无人烟的地区; 　　策划对于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大师、工程师和医生的迫害，对于祖国科学和文化造成的巨大损失; 　　策划种族主义诉讼案(针对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世界主义-反爱国主义者’、‘医生杀手’)，旨在挑起族际纠纷，激起卑鄙的本能和偏见; 　　策划针对任何异己思想的罪恶运动; 　　全盘的无所不包的国家军国主义化，结果是人民彻底贫困化，社会的发展陷于灾难性的停滞; 　　确立针对人、人的荣誉和尊严、人的自由的专政。 　　由于布尔什维克政权在历次战争中的罪恶行为，由于饥饿和清洗，有六千余万人死于非命，俄罗斯濒临崩溃。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变种，充当了走上消灭本国人民道路的反爱国主义主要势力。这股势力给人民的遗传基质、他们肉体和精神上的健康造成了不可思议的损失。 　　为了拯救国家和整个世界，必须来一场坚决而彻底的国家和社会的非布尔什维克化。 　　企业家与官员 　　那么，我们今天究竟拥有什么呢?我们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拼命干活者的队伍愈来愈庞大，他们仅仅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勤劳、自己痛苦的经验、自己的智慧和灵巧上。不错，企业家随时随地都得耍手腕，因为一群官员老是在纠缠他们。要不断地摆脱官员：有时用棍子，不过更多地是靠贿赂。扔下一块肉，狗就会跑到其他院子去转上个三两个月。 　　俄罗斯官员的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滋润过。官员大大富过尚嫌衰弱的企业家阶层。贿赂成为像见面握手一样必不可少的事情。任何一家商号，只有通过官员才能开张。在俄罗斯，致富之路总是多半通过权势的侵吞公款。如今这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规模。官员决定一切，却不负任何责任。无论在上帝、社会、法庭面前都不负任何责任。 　　然而一群受贿者毕竟不是一群讨伐者和刽子手。官员狡猾，但俄罗斯生意人更狡猾，他们学会了耍花招。小公司像蟑螂一样见缝就钻，地上，床垫上，集市的小桌上，哪儿都可以摆自己的商品，还可以走街串户。最机灵者往往进入中产阶层，全靠自己的勤劳和灵巧。 　　俄罗斯的溃疡 　　贫穷和无权地位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俄罗斯永远的溃疡。贫穷是由于缺乏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无权地位则是由于把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看得过大。 　　戈、叶的功过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无论他们有过多少错误和失误(有时还是严重的错误和失误)，他们毕竟使国家留在民主的轨道上。历史将会忘记他们彼此的不睦，却将会牢牢记住他们的业绩。他们都是自愿交出权杖，从而显示出个人的勇气和历史的洞察力。 　　忘记了“快乐国度”中的生活 　　如今，许多人开始忘记改革前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改革前的我们又是怎样的我们。忘记了那种扼杀一切活物、甚至新事物微小萌芽的死气沉沉的环境。我们这些改革的拥护者只是随着对新信息、新知识的掌握，逐渐弄清楚了(这里我说的是自己)马列主义是无效的，它反映了社会之中在他人的口袋里、最好是在抢劫和破坏中寻找自己“幸福”的那部分人的利益。这部分人至今痛恨他人的成功，痛恨并非属于自己的幸福。 　　已经忘记了苏联人没有权力和财产，以便于仍然做个昆虫，顶多是个小啮齿动物。已经忘记了“快乐国度”中的生活：买到一瓶伏特加是乐事，买到一截香肠就更是乐事。已经忘记了不排队购买臭肉和烂土豆就无法过活的日子。那年月还缺不了亲爱的告密者，缺不了在党委会、工会委员会上就某个“道德败坏者”同谁的妻子干了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进行的辩论。甚至在朱可夫元帅和导演托夫斯托诺戈夫的卧室里都装上了窃听器。其实，政治局委员全都受到窃听，总书记和总统也未能幸免。平行党——肃反工作者党负责人的求知欲很强，他们对知识如饥似渴。 　　当空想掌握了群众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开始向自己提出难以解答的、折磨人的问题。为什么在我的国家里，空想掌握了群众，为什么历史不想找到暴力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为什么自由思想受到如此粗暴、厚颜无耻的践踏?为什么消灭农民阶级、对知识分子的血腥迫害、生态方面的野蛮行径、捣毁往昔的物质和精神象征居然为社会所接受?为什么会形成一个特殊的党国管理者帮派?他们寄生在人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永恒期望之上。为什么人会如此软弱和无助?所发生的一切是否可以避免?为什么我们许多人都对当局的强盗行径鼓掌，相信只有消灭“人民公敌”及其子子孙孙，才能获得幸福?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特别落后? 　　不照规矩来 　　1985年国家向着自由前进。将苏联生活法典中关于暴力、阶级斗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犯刑事罪的条文弃置一旁。极权制度的瓦解为建设民主、法制、开放的社会和国家创造了条件。这样的社会和国家有自由选举、议会制、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正常的市场，没有对核对抗的恐惧感。只需工作，致富和高兴。打起精神来，就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可是不。我们根本不需要照规矩来，我们不知道如何照规矩来。我们不愿意走下街垒，很不愿意。又是对于专制的渴望，对于革命跃进的向往，革命跃进诞生了冒险主义以及无爱国心、冷酷无情、像过去布尔什维克和惩治者一样攫取国内政权的官员。为什么呢? 　　一切都是因为俄罗斯处于自由主义和专制这两种主要倾向之间由来已久的相互对抗的状态。而且某种形式的专制始终占据上风，使俄罗斯陷于贫穷和奴役，自由主义则总是受到当局的摧残。专制就其实质而言，客观上充当着“第五纵队”的角色，暗中抵制和阻碍历史事件的自然进程。 　　忽视教育和科学 　　其中主要的、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错误是忽视教育和科学、忽视整个社会领域。这个错误大大降低了对于民主管理的信任度，产生了“新的赤贫”——如今已是学者、医生、教师、退休者，并且为社会蛊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实不仅为蛊惑、也为正当的愤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教育和科学是文明的基础，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是一大罪过，也是对于生活质量的一大打击，而生活质量是社会自由主义的基础中之基础。 　　开放性乃是国家的医生和法官 　　如果俄国人知道过去内战和其他大小战争花掉了多少物资，清洗和扼杀农民给我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疯狂的军国主义化、和平时期供养六百万军队、毫无意义的土壤改良、对东欧国家的占领、阿富汗战争和车臣战争花掉了多少经费(这一切都是出于最高当局的怪癖，对人民有害)，那么他们对无能当局的看法肯定会大不一样。若是没有这些罪行，那我国人民就会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了。 　　变“国家——社会——人”为“人——社会——国家” 　　改革用头撞击可见的和无形的墙壁已长达二十年，改革仓皇失措，四处寻找通往自由和繁荣的道路。我们在向着光明奔跑，却遭遇黑暗。怎么回事呢? 　　依我之见，如果不对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一次果断的非布尔什维克化，那么有效的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而公民社会的形成注定要经过痛苦的震动。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断言，我们该彻底改变权力模式了。不是国家——社会——人，而是人——社会——国家。到那时一切必将各就各位，真正的公平必将得胜。 　　俄罗斯偏离发展的主干道，落后了一个世纪 　　应当说，甚至在改革之初也尚未形成一种有分量的清楚认识：(精神和肉体上的)生命力的天然储备受到极其严重的白白糟践，以至人民的生存本身都成了完全现实的问题。伟大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早在一百年前就曾预言：“俄国人民及其知识分子中隐藏着自相残杀的因素”。我不想同意这个想法，却又常常回到这个想法上来。因为我明白：俄罗斯偏离了发展的主干道，落后了一个世纪。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把俄罗斯仅仅当成世界革命的材料的反俄思想。智能受到持久而无情的扼杀。以同俄罗斯格格不入的社会发展构想武装起来的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从经济上毁掉了国家，而且干了不少使灵魂集体化、使之溶化在屠杀和背叛的血浆中的事情。鼓舞人心的良知进入地下状态或者逐渐干瘪。垂死的良知也就是垂死的民族。 　　我们依然坐在雾霭中的树墩上 　　实际上，整个业已逝去的千年，俄罗斯都在打仗，闹内讧。没有朋友，只有敌人和附庸。有人吹嘘说俄罗斯从来就没有奴隶制，她一步就跨入封建主义。得了吧，俄罗斯是哪儿都没有跨入。一切改革社会结构的尝试都在官僚封建国家觉得很相宜的奴隶心理中化为灰烬。 　　我们世世代代都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我们怀着希望就寝，怀着希望醒来。我们期待已经到来的千年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忘记了我们从前的经历。亚历山大二世打算告别奴隶主封建主义，遇刺身亡。斯托雷平也有类似的想法，遇刺身亡。列宁大肆吹嘘共同幸福的到来，那是一场骗局，身后留下的只有一些伸着手的青铜偶像，还有就是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国家。斯大林在消灭俄罗斯及其各族人民的时候，也一口咬定说普遍幸福就在最近的转弯处。1985年后的改革期间推翻了极权主义制度，然而没有搞彻底。“官僚国家”依然健在，而且酒足饭饱。 　　我们依然在雾霭中坐在等待的树墩上，仿佛没有腿，没有手，也没有脑袋。我们会干活，可是不想干，再说官僚也不让干。树墩暂时还支撑着我们的光屁股，但它也有点腐烂了。 　　曙色还是暮色 　　在多半是自白性的思考的末了，我想说上几句。无论社会生活有多么不可理解，我感到自豪的是，我曾经参与了艰苦卓绝、坎坷不平、然而崇高的争取我的祖国人的自由的斗争。可眼下是雾霭，那是曙色呢还是暮色，我不知道，不过我仍然希望那是曙色。我渴望相信柯罗连科的话：“神圣的罗斯雄鸡高唱，//神圣的罗斯天将破晓!” 　　《雾霭》中译本即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2年 3月 23日 世界媒体看中国：北京的紧张 记者: 齐之丰 | 华盛顿 本星期早些时候，北京传出发生政变的谣传。谣传使国际媒体记者们闻风而动忙碌起来。在证实那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谣传之后，国际媒体记者们这几天又进入了另一种忙碌。 他们现在忙的是对他们的观众、听众、读者分析、解说为什么中国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会出现军事政变的谣传，为什么这种谣传会让千百万中国人尖起耳朵倾听小道消息，瞪起眼睛搜索官方禁闻，为什么会让中国最高领导层寝食不安。 *谣言或离谱，紧张很真实* 中国很大，很复杂。中国不但拥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也拥有错综如蛛网、保密如罐头、偶尔露峥嵘的政治。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前重庆市委薄熙来的突然遭解职及其在公众场合的消失，以及北京政变谣传的出现，充分地展示了中国政治的厚密难测。 如何用七八百或千把字的有限篇幅大致不差地把中国的大致面貌、尤其是把过去一个多星期来跌宕起伏得令人头晕目眩的中国政情对不熟悉中国或中国政治的读者说个清楚，这对全世界最优秀的记者来说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面对这个超严峻的挑战，美国西部大报《 洛杉矶时报 》驻北京记者巴巴拉·德米克在星期四发表的报导中进行了奋力拼搏的尝试。她的报导的题目是，“中国的政变谣传或许荒唐离谱，但紧张的形势却实实在在。”她的报导的头两段是： “上个星期中共一位很有权力的市委书记被解职，其余震依然在摇撼中国。这种余震将一种动荡的成分注入了中国政府先前期望大力展示的政治稳定之中。 “本星期，中国国营媒体报导说，来自司法公安部门的3300名中共党员干部将被送到北京接受意识形态再培训。这一命令本身就够不同寻常的了。但更不同寻常的是，这一官方报导没有提中国主管司法公安的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而召集这次培训会的就是政法委。” *中共高层骑虎难下* 德米克在这里要说的是中共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上个星期四被解职之后北京所呈现出来的紧张气氛，但她首先点出了当今中共最高领导班子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公安司法部门总管周永康。 中国太复杂，中国政治太复杂。即使是薄熙来这一件事，说起来也是头绪繁多。在这里，我们只好借用中国传统说书人的传统说法，“花开两朵，各表一支，”先说薄熙来，再说周永康。 却说北京（以及当今中国）目前的紧张气氛的来源是薄熙来被突然解职的事件。薄熙来不就是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吗。就算是他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免去了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北京又有什么好紧张的，中国最高领导层又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显然，这些问题是报导中国新闻的西方记者所不得不面对的又一个挑战，不得不跨越的又一道高坎。在星期五发表的报导中，英国《 金融时报 》驻北京记者吉密欧（Jamil Anderlini）试图通过描写北京的街景，让自己的读者明白中国最高领导层为什么在解除薄熙来职务之后如此紧张。 吉密欧首先讲述了薄熙来在被解职之后立即销声匿迹，他试图到薄熙来在北京的住所探访、采访薄熙来或其家人，结果吃了看守住所的军人或武警不客气的闭门羹。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在薄熙来住所附近试图与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人攀谈： “在被问到他如何看薄熙来住在这样一个大豪宅里、周围却是相对破烂的住房的时候，这位工人说，薄熙来作为一个中共高干，中共元老、毛泽东闹革命时的同事薄一波的儿子，有权住这样的房子。 “他说，‘在重庆他做了不少好事，尤其是打黑。’ “中共所面临的挑战就在这里。在多年来的宣传把薄熙来描绘为一个打击犯罪、不说废话、根红苗正的革命接班人之后，中共如今必须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要被解除职务，而且可能已被拘禁。 “自中国 皇朝 时代以来，尤其是自共产党王朝建立以来，中国政坛时常出现达官贵人今天被捧上天、明天给摔下地的例子。不过，中国已经至少有20年没有见到薄熙来级别的官员遭到如此清洗的事情了。” *中共的震耳欲聋的沉默* 英语里有所谓的“震耳欲聋的沉默”(deafening silence）的说法。薄熙来被解职以及迄今为止的中国政情的发展，给这种所谓的矛盾修饰法（oxymoron）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证。 在薄熙来被解职（官方的说法是“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一个多星期过后，中国官方还是迟迟没有拿出一个解释，对中国公众说明为什么、以及有什么必要如此不留情面地将他解职。 但是，薄熙来在中国国内的左派和毛派支持者在他被解职消息宣布的第二天抢先提出了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这就是薄熙来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将他如此解职实际上等于是“反革命政变。” 在中国的特殊政治语境中，“反革命政变”这种说法相当于号召中国人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左派和毛派所崇拜的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在1965年明确表示，假如中国发生反革命政变，他期望并向相信中国人民和军队会重新进行武装斗争。 毫无疑问，中国当局负责媒体控制的当局明白这种说法的严重性。因此，给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提供讲坛的网络电视节目据报导被随即叫停。 然而，中共高层对薄熙来为什么被解职一事所保持的震耳欲聋的沉默依然在继续。这种沉默明显地让通常总是跟中共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 环球时报 》感到难受和心慌。 于是，《环球时报》星期四做了一件非同寻常、非同小可的事情，这就是发表了一篇题为“重庆调整后的中国社会理性”的社论，对党中央在关键时刻的长时间失声沉默提出了正面的进谏，间接的批评、直接的抱怨： “实际上全社会都在等待党中央的进一步权威声音。…我们也希望一些结论的形成能更快些。权威声音来得越快，社会就越清晰，公众也越踏实。在一些时候，速度的意义远远超过速度本身。” 显然，《环球时报》认为，中共党中央的动作太慢了，慢得不可理喻，慢得让全社会感到焦急，焦躁，困惑，悬心。 *中共当局的紧张忙碌* 在《环球时报》社论的写手看来，中共党中央的动作或许太慢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共党中央的动作也是飞快的。 日本主要报纸《 朝日新闻 》星期五发表报导说，中共中央在薄熙来被解职的第二天就采取了大行动。该报导的题目是：“中国当局指令加强网络舆论监控，严控重庆事件信息。”报导说： “本报获悉，中共向党内各部门发出6条内部通知，要求对领导层保持忠诚。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事件导致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解职，中共党内发生的动摇和反弹扩散。这一不同寻常的指令是就此而发的。指令还要求加强网络舆论监控。” 《 朝日 新闻》在这里所说的是被泄漏出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发出的“ 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 。”该通报解释了王立军进入美国总领馆试图寻求庇护的原因（他担心在薄熙来手下有生命危险），并说（中共）中央要求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要力办六件事情，其中之一是： “牢牢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各新闻舆论单位要自觉遵守新闻宣传纪律，严格按中央统一口径报导有关消息。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时封堵和删除造谣、抹黑和煽动性信息。适时释放正面信息。增强网上正面舆论的影响力。要加强监听检查，严防境外反动出版物流入境内。” *“文革”的气氛再降临* 3月13日，在中国人大年会闭幕时的记者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以严厉的措辞不点名地批评了先前被广泛认为大有可能进入下届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薄熙来，从而揭开了接下来一个星期跌宕起伏的中国政治剧的序幕。 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多次提到，要警惕给中国人带来大灾难、大浩劫的“文革”卷土重来。 然而，过去一个星期的事态发展，让经历过“文革”（其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文革”依然有记忆的人恍如重返“文革”氛围之中。 中国的公众和国际媒体又像“文革”时期的中国人一样，开始仔细关注官方新闻当中究竟出现了哪些领导人的名字或画面，哪些领导人没有出现，并由此猜测那些没有出现的领导人是否遇到了政治麻烦，遇到了什么样的、多大的政治麻烦。 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公安司法总管周永康如今就受到了中国公众和国际媒体的如此这般的关注。在本届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周永康在薄熙来被解职之前的几天，还高调表示赞扬和支持薄熙来。 *再说周永康* 星期四，中国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政法部门总管周永康难以解释地没有出席，立即受到中国国内外观察家的注意，因为本星期早些时候，中国有谣传说，被认为是薄熙来亲密盟友的周永康在北京策动了针对中共最高层一些领导人的政变。 中国官方的 新华社 星期五发出电讯说，“周永康致信（全国政法宣传工作会议）对当前政法宣传工作提出要求。”新华社这则电讯出现的时机，导致许多人认为它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反倒暗示周永康很可能出了问题。 在言论出版不自由的中国、有关高层政治的新闻受到严密控制。因此，中国的新闻媒体对这类消息不能进行任何报导。于是，有关的揣测传闻满天飞，在互联网上四处窜，如 “自本周一晚传中南海‘政变’后，周永康一直没有在媒体亮相，而政治局九常委中，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和李长春已相继亮相，另贾庆林、吴邦国、贺国强未现身。” 这样的传闻及其所陈述或暗示的道理非常符合中国国情，但显然也有很多问题，其中包括逻辑问题。例如，贺国强被普遍认为是现今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同盟。贺国强没有亮相说明了什么，只有天知道。

传言横飞中国不宁 『费加罗报』写到，什么都是有可能的，但北京不是马里首都巴马科，很难想象中国会发生这类政变。但是，胡锦涛与江泽民两派之间剑拔弩张很有可能。不少消息称，周永康与温家宝总理为薄熙来事件发生激烈的争吵。而且北京已要求这位“治安皇帝”谨言慎行，甚至他的举止也受到严密控制；也有的消息称，曾提议要为六四平反的温家宝也遭到了同僚的抵制。还有的消息称，薄熙来及其亲信在重庆事件尚未发生之前就已经遭到调查，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现在已被安全人员带到北戴河审查，薄熙来在军队的亲信也受到监视。当然，这些消息都无法得到核实。 就在这种传言发生宫廷政变的背景下，北京发生的法拉第翻车事件更让网民们吃惊。车手丧生，两名同车的年轻女人受伤，他们的身份至今神秘不清。有些传言说车手是中共九常委之一贾庆林的儿子。这一难解之谜更加重了北京政治舞台幕后骚乱不宁的气氛。 从林彪失宠到薄熙来失宠 『费加罗报』“观点与辩论”专栏发表了亚历山大•阿德勒的文章，该文题为“从林彪失宠到薄熙来失宠”。文章开头写到：应该直截了当地说，颇有威信的薄熙来遭罢免这件事是1971年林彪坠机事件发生后中共内部发生的最耸人听闻的事件。但是，两个事件明显不同。 林彪当时是中国正式的二号人物，其对军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远非始终没有进入中共常委会的薄熙来可比。在这一条件下，我们似乎看不到薄熙来遭罢免会对中共产生十分严重的动摇。何况，毛的绝对的至高的个人统治，已在邓小平改革后变成了几乎无名的十分谨慎的集体执政。尽管中国现在出乎意料地走出了十年的超级增长期，其不寻常的繁荣仍然远非十年文革结束之时那个凋败不堪的中国相比。 然而作者认为有一点是共同的，林彪与薄熙来两个都是强人，两人都试图打翻平衡，从而保证快速扭转总路线以及改变决策进程。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人都以各种不同的伪装推动自己的计划和选择自己的盟友，但这些却都导致他们的信用破产。 作者认为，薄熙来倒台让那些主张开启民主化和开放的一派获利。目前最大的胜利者似乎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汪洋最近由于向造反的广东农民妥协而颇有名声。汪洋是薄熙来在重庆的前任，有些人强调薄熙来在重庆打黑部分地是为了削弱汪洋，汪洋更像是中共下一届领导人习近平的捍卫者。 薄熙来除了打黑，另外一个让他轰动的是发动唱红歌。不过，作者认为，如果总结薄熙来在东北、在北京担任商务部长、直至到重庆下台期间的全部的工作的话，其中仍然具有很大的改革的成分。 作者认为，薄熙来在其任职的地方推行经济自由化、推行对外开放以及推行融入全球市场。尤其在对待民族主义和毛派最仇恨的日本一事上，薄的做法很独特，对日采取优先的战略开放姿态。 作者最后总结说，林彪和薄熙来最大的区别是，尽管薄熙来被软禁在北京，有面临政治审判的威胁，但薄熙来仍然活着。尽管他目前令人并不向往的处境让人联想到1975至1976年邓小平短暂消失时期的情景。总之，中共现在进入了暴风地带。 法国图卢兹恐怖案一号嫌凶麦拉赫已遭击毙，但引起的连锁反应仍然占据法国主要大报的核心位置。不过重点则从恐怖案本身转移到总统大选活动上来。 『世界报』在头版发表题为“英特网成了反恐的替罪羊”的社评。针对法国总统萨克齐提出制定新法以强化反恐，该报的社评批评说，在主张网络完全自由与整治网络两大派的对抗中，萨克齐属于后者。但就以目前的情况而言，萨克齐弄错了目标。法国已经拥有不一般的包括针对网络的反恐的法律工具， 再增加条文无济于事。『费加罗报』头条题为“内政部长盖昂呼吁左派保持尊严”；『解放报』相关报道用了10个版面，覆盖整个头版页面的大标题是“怎么才能变成麦拉赫”？『巴黎人报』头条题为“治安问题成为左右翼竞选争辩的核心话题”。

政治不透明与权力运作的黑箱化，是谣言产生的最佳温床。中国本来就盛产谣言，每逢乱世与末世，谣言更是特别多。目前，身处网络2.0时代的中国人又仿佛回到了百年前的大清王朝末期，身置各种谣诼之中。 若追究起谣言始端，则缘于重庆市副市长、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今年2月出奔成都美领馆。2012年3月14日下午，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薄熙来被免去职务。从那天开始，几年来都是中外媒体关注焦点的薄督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莫说薄督将受朝廷何种惩罚这种事体，就连薄督驻跸何处，也成了公众不得与闻的“国家机密”。从此各种谣言纷传。 谣言可谓纷然杂陈，从看起来颇为真实的消息（如薄熙来被软禁），到耸人听闻难以置信之事（如政变），在海外的中文网站均能找到。国内由于薄熙来以及相关消息成了禁词，于是微博成了各种“隐语”的天下，这些“隐语”一天一变，仅用于指称薄熙来的隐语就有好几种，如“不厚”（以其姓喻）、“西红”（西南唱红歌）、“西红柿”、“三少爷”（薄在其兄弟中排行第三）。一些国际大媒体开始还沉得住气，对网上消息要多方查证，比如《纽约时报》与《国际先驱论坛报》谈到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5日的《关于王立军事件初步处理情况通报》，还分别向几位看到过那份报告的中国官员查证核实。但到后来，一些大媒体也加入竞猜游戏，比如《金融时报》英文网刊在3月20日下午刊登温家宝呼吁平反“六四”曾遭薄熙来多次反对的报道；21日中国大陆网民突然发现国内网站解禁，可以搜索到有关“六四”的部分内容。于是这些消息又引发种种过度猜测。 细究起来，这些谣言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有关薄熙来及其妻子谷开来的腐败问题。第二类则是由薄熙来牵扯出来的高层矛盾问题。第三类就是有多少军中势力卷入了这场权力斗争。 由于中国官方沉默以对，中国人又只好拿出从新闻字里行间读真意的看家本领。据说一向为青年、中年人不屑一顾的CCTV晚间新闻，最近收视率大增，人们耐着性子将枯燥的国内新闻从头至尾看遍，为的是看有谁没出现。其中关于传说中的薄熙来后台、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更是成了关注焦点。 谣言其实是专制社会民众的一种反权力武器。反观中国历史，流言四起并对人们判断形势起特大作用的时期，往往就是王朝步入末世乱世之时。从“谣言”这个社会切口管窥蠡测，我们可以洞见一个社会的世态人心，政治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趋势。近现代以来，中国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政治谣言纷传的年代，一是晚清，二是国民党政府败退至台湾前夕，三是1976年。 以清末为例，当时谣言纷传，其中以两大类为主，一类是预言清朝灭亡的谣言，1911年在陕西就流传着“不用掐，不 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另一类是渲染上层矛盾的谣言，譬如汪精卫1910年在北京以炸弹刺杀摄政王事，被谣传为炸弹是载洵、载涛两位皇室成员从伦敦带回交给汪，命其刺杀摄 政王。1910年10月间促成湖北新军哗变（即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的也是一则与士兵性命攸关的谣言，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这则谣言将新军士兵逼入了秦朝末年陈胜吴广等面临的“大泽乡困境”：服从必然死亡，反抗或有一线生机，于是乃有10月10日晚上的楚望台起义。 中国不是信息透明的国度，每次权力斗争都会引起流言四布，连中低层官员都乐传这类流言并相信。现阶段处在网络2.0时代，一个政府不管其如何善于控制信息，却绝无可能完全控制该社会的所有传播渠道，控制得越紧，谣言的产生与传播也就越离奇。因此，今年2月王立军事件以来各种谣言纷传的状态，为政治学与传播学的交叉学科政治传播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样本。 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与传播体系之间是种共生关系。谣言之所以传播迅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统治乱象，是社会面临大变革、大分裂、大崩溃的预兆。可以说，这些谣言正从根本上侵蚀着中国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在各种谣言的发酵刺激下，中国人对政府的不满与轻视日益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