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

维权网 | 倪文华为南宁第一被强拆户人大代表谢宗能代理(图)

(维权网信息员张宁宁报道) 2013 年 5 月 3 日 上午 9 点 ,谢宗能诉南宁市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案,在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谢宗能委托倪文华代理,许多人冒雨赶来旁听。 谢宗能系南宁市第十届人大代表,原有房屋 400 多平方米,是南宁市第一家被强拆的拆迁户。 1998 年 12 月 4 日 ,当地政府在没有谈妥拆迁安置的情况下,调动武警、公安、城管等 200 余人,将他房屋强行拆除,企图杀鸡儆猴。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0 余年来多次去北京上访,未果。谢宗能万般无奈,在倪文华的帮助下,于 2011 年 12 月 11 日 向南宁市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请求公开: 1 、征地机关; 2 、房屋拆迁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 3 、拆迁许可的批文。南宁市政府迟迟不予答复,还百般刁难,直到 2012 年 6 月 19 日 ,才要求谢宗能重新填写信息公开申请表,还必须提交与信息公开内容无关的其他法律文书,如此折腾申请人,实属罕见。 2012 年 7 月 18 日 ,南宁市人民政府才作出《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但其内容与谢宗能要求公开的政府信息不符。谢宗能走上行政和司法救济道路,经历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再行政复议——再行政诉讼。 在这次庭审过程中,审判长韦美云与被告南宁市政府配合默契。市政府代理人称倪文华挑动原告对政府不满,但市政府代理人忘了倪文华的当事人原是市人大代表,竟然因倪文华的挑动就对政府不满了?倪文华要反驳,审判长一再打断或者阻止倪文华的发言,理由是上午 10 点还有另一个案子要开庭,不能耽误。倪文华认为,不能因为法官要赶下一场的开庭,就可以敷衍了事,况且,把二次开庭的时间安排的如此紧凑,只相隔一个小时,本身就是失误。尽管审判长韦美云急急忙忙审理案件,直到 11 点才审完。接下来,便发生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庭审结束后,书记员没有直接把庭审笔录打印出来,而交审判长韦美云修改。审判长韦美云当仁不让,坐到了书记员的位置,代人捉刀,大肆篡改笔录,改了很长时间,还没有改完。有人用手机拍下了该审判长篡改笔录的镜头。审判长韦美云发现后恼羞成怒,令法警删掉。此后,审判长韦美云不再坐到书记员的座位上改笔录,而站在书记员旁边,发号施令,命令书记员按其意志修改。此时,已经是 11 点半了,韦美云法官篡改笔录依然兴致勃勃,一时还刹不住车。当事人也不想再等下去了,并且拒绝签字,理由是,该笔录在庭后由审判长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增添或者删改,不能反映庭审的真实情况。 法官韦美云竟然在大众广庭之下篡改笔录,究竟是不懂法呢,还是知法犯法?有人指出,在民告官的案件中,审判长韦美云作为法官没有耐心听取原告代理人的意见,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厌其烦地篡改庭审笔录,有损法官形象。韦美云既是法官,又为充当书记员,代人捉刀,难免授人以柄,为大众所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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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朱令“铊”中毒,何时有真相?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告诉记者,虽然这些年不断在追问案情,但公安部门的回复一直都是“正在调查中” 踏进朱令的家,会让人感到时空在20年里凝滞了,陈设简陋,墙壁斑驳。昏暗的光线中,一切还像是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 北京市公安局对朱令亲属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不予公开信息的回复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余姝 通讯员 杨晶晶 宁菁菁 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洋遭投毒被害身亡案已有初步结论。19年前,相似惨剧也发生在清华大学女生朱令身上。如今朱令全身瘫痪、100%伤残、双目近乎失明、大脑迟钝,如果不是当年的铊中毒事件,她也许将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多年来,朱令案件的重重疑点一直未被完全揭开。警方已认定此案系投毒,但究竟是谁投的毒?案件最终又为何不了了之?朱令的大学室友孙维,作为本案唯一嫌疑人,曾在2005年发布声明自称清白,更令本案扑朔迷离。 近日,朱令的父母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最大的心愿就是早日公开案件信息。 A. 三大悬疑 1995年底,朱令的室友孙维被警方列为本案唯一犯罪嫌疑人。1997年4月2日,孙维被北京警方带走讯问,持续8小时后由家人领回。1998年8月26日,警方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孙维和朱令中毒案有关。2007年,公安部办公厅在给政协委员的复函中称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早在1998年已办结此案,并妥善答复了当事人家属。但朱令父母却称公安机关从未告知此案已结,他们一直在等待调查结果。 A.01. 为何两年后突审孙维 1995年4月底,朱令被确定为二次中毒,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同年夏秋时分,警方曾到朱令父亲所在的单位调查过朱令父亲和孙维父亲的关系,并通知朱令家属:“只剩一层窗户纸了”。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也曾告知朱令父母“有对象”。到了1996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有关领导却对朱令家属表示案件侦查难度很大,仍在努力中。此后再无下文。直到1997年4月2日,警方突然对孙维进行了一次突击审讯。 这一过程在孙维发表的声明里也有所体现。孙维称:“事后由于朱令家人一直广泛地向大家讲述,我们也就听到一些以前不了解的事情:1997年3月,朱令家人致信北京市公安局长,指出学生即将毕业离校,其中很多人将出国留学,此案急需抓紧侦破,不能放走凶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朱令中毒两年多公安机关一直没什么动静却突然在1997年4月2日对我进行突击讯问。”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对孙维的这些言论出疑问:“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上书’的具体时间,孙维是如何得知的?这让我觉得她的‘背景’非同一般。”外界传闻,孙维家世显赫,有亲属曾担任北京市领导职位。吴承之认为,孙维未被进一步调查是得益于其家庭关系。 A.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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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北京丰台区政府应对村民信息公开出新招(图)

(维权网信息员肖微报道)北京丰台区石榴庄村民姜流勇、张宗钢、郭志英等人去区政府调取信息公开,总是得到 “ 补证 ” 的答复书,要求村民出示具体文号。村民不服此答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诉讼。二中院却拒收诉状,并且拒绝出具 “ 不予立案裁决书 ” 。据了解,此类案件在其他区县和其他法院不但可以成功立案,还有胜诉的案例;不知丰台区政府和二中院早已暗通款曲,还是达成默契。 被逼无奈之下,村民们只好用愚笨的办法,按照数字排列一一调取。村民从区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工作人员口中得知,丰台区政府为了对付村民调取信息公开,专门聘请了几个律师研究对策,终于研究出了新办法:就是当村民调取信息公开时,除了填写 “ 困难申请 ” 之外,还要填写 “ 申请获取政府信息相关性说明 ” 、 “ 丰台区依申请提供政府公开信息费用减免申请审批表 ” 。这对没有什么文化的村民来说,无疑抬高了信息公开的门槛;难得几位为政府服务的 “ 草包律师 ” 想出这么高明的对付村民的办法。 丰台区政府在解决依法行政问题上没有多少本领,也不愿意付出;但是为了对付村民,压制要求公正的声音不惜花大价钱聘请律师,巧设名目,刁难村民,难怪村民们反映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村民们不禁要问:这个所谓的 “ 人民政府 ” 的难道就是 “ 用心对付人民的政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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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民众称黄浦江死猪现象已存在多年 律师要求环保部门公开信息

收听或下载声音文件 中国舆论关注黄浦江中打捞出的死猪数量不断增加问题。 有律师为此向上海松江区环保局提出公开监管信息的申请。 上海黄浦江死猪事件连日来持续升级。有沿岸居民称死猪问题已经存在多年。3月13日,北京益仁平中心刊登消息说,上海律师李珺就此上书上海松江区环保局,申请公开政府监管信息。李珺表示,3月5日,松江当地的水域保洁公司就向当地环卫署报告了情况,但直到3月8日,在网友微博爆料和媒体介入后,相关部门才正式对外披露信息。截至3月12日下午三点,上海官方通报称,已打捞出死猪5916头,但黄浦江上游水质总体稳定。 本台记者打电话到上海市环保局了解最新情况,值班的黄女士说, “政府在黄浦江死猪事件上一直公开信息,媒体也在报道。目前的调查发现,死猪是浙江嘉兴那个地方有人将死猪投入江中。目前我们正在对黄浦江的水质进行严密的监测。” 黄女士说,目前监测的情况看,黄浦江上游水质没有问题。 北京公共卫生网站“益仁平中心”的律师于方强说,星期三,上海律师李珺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寄往上海市松江区环保局,申请公开黄浦江上游水域漂浮死猪事件中与政府监管相关的三项信息,包括:松江区环保局日常保护水源地措施,环保局应对“多年来一直有死猪出现”情况的措施,以及环保局与其他部门联动的情况。于方强律师说, “我觉得上海律师的做法很恰当,他也是在履行公民的职责。作为上海市民,他喝了黄浦江的水,他在信中提的几个问题就是要政府保护上海人的饮用水源头。” 于律师还说,根据目前情况,还不能断定这次死猪事件中是否有官商勾结的问题, “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周边的居民多年来一直反映有死猪漂浮在黄浦江上,政府是否知情?黄浦江是上海的饮用水源,政府有保护水源的责任,现在要查清楚政府是否有渎职问题,这关系到上海千万人口的饮用水问题。” 中国环保总局在5年前就公布了《环境信息公开条例》,但是公民这这方面的知情权还受到多种限制,于律师说, “从我们工作的情况来看,政府环保部门在水质和水源地信息方面很难公开,特别是水源地信息,被视为是一个国家机密。我们也曾申请了解全国30多个省会城市的水质情况,但得到的回复寥寥无几。从总体来看,我们国家的自来水水质信息公开做得还很不好。” 于方强律师认为,中国的很多大河经过多个省份,发生污染事件后应该及时向上下游省份通报,但是去年底发生的山西苯胺泄漏水污染事故中,也是事件发生了5天之后才向河南、河北进行通报。通报机制失灵,应引各级政府的重视。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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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鉴强:中国环保十年:虎头蛇尾

纵观中国环保部10年的作为,用“虎头蛇尾”足可概括之。这其中核心原因是全国上下的“GDP崇拜”,所谓“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还只是口号;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部门、官员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思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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