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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延海 | 呼吁政府履行责任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切实加强人权保护

呼吁政府履行责任 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切实加强人权保护 ——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10 年 12 月 1 日世界艾滋病日声明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10 年 11 月 23 日发布 我们注意到: 2010 年 12 月 1 日是第 23 个 “ 世界艾滋病日 ”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于去年确定 2009 年和 2010 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均为 “ 普遍可及和人权 ” 。据国艾办日前发下的《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0 年世界艾滋病日宣传工作的通知》中指出,我国 2010 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宣传主题仍然是 “ 遏制艾滋,履行承诺 ” ,副标题是 “ 权益,责任,落实 ” ,旨在进一步加强领导,落实责任,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全面实现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服务普遍可及的目标,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防治工作,关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庭,消除歧视。   我们回顾到, 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给予人权保护乃是国际社会的一项共识。   《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 “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 “ 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五条规定: “ 缔约国依本公约第二条所规定的基本义务承诺禁止并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保证人人有不分种族、肤色或民族或人种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权利,尤得享受下列权利: …… (丑)人身安全及国家保护的权利以防强暴或身体上的伤害,不问其为政府官员所加抑或为任何私人、团体或机关所加。 ” 《联合国大会关于艾滋病毒 / 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简称《承诺宣言》)指出:耻辱、沉默、歧视和拒绝接受现实的态度以及缺乏保密性等问题破坏预防、护理和治疗工作,增加了艾滋病对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的影响,也必须予以解决;充分实现人人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对付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全球对策的一项要素,包括在预防、护理、支助和治疗方面可减低感染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易受伤害性,防止艾滋病毒 / 艾滋病患者或可能感染艾滋病毒 / 艾滋病的人蒙受耻辱和歧视。 《联合国关于艾滋病毒 / 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简称《政治宣言》)指出:在全球应对艾滋病毒 / 艾滋病大流行方面,包括在预防、治疗、护理和支助方面的一项基本内容,是充分实现人人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并认识到解决耻辱和歧视问题也是在全球范围对抗艾滋病毒 / 艾滋病大流行的一项关键内容;为了采取全面的应对措施,我们必须克服任何阻碍人们获得预防、治疗、护理和支持的法律、规章、贸易和其他方面的障碍;承诺提供足够的资源;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促进两性平等以及赋予妇女力量;促进和保护女童的各种权利,以减少她们易受艾滋病毒 / 艾滋病感染的问题;加强保健系统和支持保健工作人员;支持艾滋病毒感染者更多地参与;扩大使用已知的有效和全面的预防措施;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确保人们能够获得拯救生命的药物和预防手段;并同样紧急地为今后发展更好的手段 —— 药物、诊断和预防技术,包括疫苗和杀微生物剂。   我们进一步回顾到, 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给予人权保护是中国法律一项重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条规定: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 第十条规定: “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以及关怀和不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宣传教育,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良好的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环境。 ” 《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管理意见》指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不受歧视,他们享有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社会福利。不能剥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工作、学习、享受医疗保健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也不能剥夺其子女入托、入学,就业等权利。   我们关注到,艾滋病防治领域的人权侵害事件正在不断发生   关键词一:田喜 田喜,现龄 23 岁,河南驻马店市新蔡县古吕镇人。因疑 9 岁时在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因输治疗感染艾滋病, 2010 年 8 月 2 日田喜在向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索要赔偿时,相继发生争执和砸坏公物行为,后被新蔡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刑事拘留。 8 月 22 日,田喜被正式逮捕,至开庭前一直羁押在上蔡县看守所。新蔡县疾控中心出具一份材料显示:田喜是因为受血感染 HIV 病毒。而作为输血方的上蔡县人民第一医院, 13 年来从未给予田喜任何合理赔偿。田喜辩护律师梁小军向记者称,田喜的审判案并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 我们要求院方当庭释放,等来的却是没有结果的宣判。不但逮捕过程存在非法问题,而且罪 名的细节尚有争论。 ” 而其父亲田德民则坚称田喜只因多年的进京维权被审判, “ 他是被新蔡县县委书记贾印国骗回来的,中了他们设计的圈套! ”   关键词二:就业歧视 应届大学毕业生小吴今年参加安庆市教育中学招聘因为查出感染艾滋病毒被拒门外,他状告安庆市教育局和人社局要求被告录用他。 2010 年 11 月 12 日下午 3 点,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驳回了原告小吴诉讼请求,原告小吴没有在法庭露面是他的代理律师李方平表示要上诉。原告代理律师李方平他的上诉理由就讲,国家没有任何的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禁止艾滋病毒感染者进入教师这个行业,她说现在迎江区法院创造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大家可以通过司法确认的方式,限制艾滋病感染者进入某一个行业,这将涉及到上百万的 HIV ,就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就业权利。 关键词三:严打、扫黄及其他 ( 1 ) 2010 年 5 月以来,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扫黄打非行动,大批性工作者被抓捕、驱逐,部分转入地下工作状态,在性工作者群体开展艾滋病防治教育的人员正常工作受到影响,艾滋病防治教育进度受阻。 ( 2 )用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在扫黄打非行动中,大量报道涉嫌将避孕套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违反了《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原则》,涉嫌 “ 将避孕套作为卖淫佐证 ” 报道,导致性工作者在工作中不愿意随身携带安全套,大大增加了其感染的风险。 2010 年 3 月和 7 月,爱知行研究所两次致信国务院办公厅、卫生部、司法部、公安部、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署多个部委,举报十余家媒体的错误报道,迄今为止没有收到任何一个部门的回应。 ( 3 )抓捕同性恋者:北京牡丹园作为同性恋人群的交流活动场所,于 2010 年 9 月 26 、 27 、 28 连续数天遭到警察的搜捕,上百名同性恋者被警车带至公安局抽血化验。事件在群体中造成恶劣影响,也增加了在此从事艾滋病防治教育工作的民间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的人身风险。 ( 4 ) 2010 年以来,中国公安部门在全国推广公安部 “ 大情报 ”7 类重点人员动态管控系统,有吸毒史的人员被列入其中,名目为 “ 涉毒人员 ” 。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有过吸毒历史的人们如果使用身份证入住酒店,警察很快就会来到现场,对其进行是否正在吸毒的检查,对人们的隐私和尊严造成伤害,加重戒毒人员的心理负担和社会歧视,无助于戒毒人员重新认识自我和重返社会。时时刻刻会出现的警察前来强制尿检的情境,打击戒毒人员的信心。特别是,在吸毒人员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和其他公益救助,需要戒毒人员参与,但参与公益活动的成功戒毒人士,却不断受到警察的骚扰,不断提醒其吸毒的经历,会导致逆反心态,破坏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   关键词四:骚扰 (一)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2010 年以来遭遇的骚扰和打击事件 1 、 2010 年 1 月 17 日,筹备两个月的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和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16 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市公安局的要求下,被迫取消。北京警方以本次活动邀请外国使馆和维权人士名义, 1 月 14 日,下令取缔这次会议。 2 、 2010 年 1 月下旬和 2 月初,万延海访问杭州和武汉期间,与爱知行合作的组织负责人被当地公安部门谈话,部分人士被告诫不要接待万延海来访。 3 、 2010 年 3 月 1 日 -15 日,北京市恩济庄派出所派警车守卫在万延海的家门口,严重影响其个人安全和私人生活。 4 、 2010 年 3 月 3 日下午,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原定召开 “ 国际性工作者权利日座谈暨性工作者与安全套问题报告发布会 ” ,发布爱知行给国务院等机构的举报信:关于 10 家媒体违反《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原则》涉嫌 “ 将避孕套作为卖淫佐证的报道 ” 举报信》,举报《人民网》和《京华时报》等 10 家媒体违反《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原则》,违反《艾滋病防治条例》关于公共场所推广安全套预防艾滋病传播的要求,严重破坏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呼吁卫生部和公安部等部委对 “ 要避免将避孕套作为卖淫佐证的报道 ” 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调查,对违反上述政策的媒体进行批评和处罚。 5 、 3 月 2 日晚上,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恩济庄派出所负责警员和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干警先后来电话,询问 3 月 3 日下午会议的情况,说 3 月 3 日是两会开幕,下令取消这次活动。 6 、 2010 年 3 月 18 日,北京市海淀区工商分局在对 “ 北京知爱行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公司注册名称)进行年检时前来爱知行走访,拍照和取证,拿走《吸毒人员常见法律问题》一本作为证据,并做笔录,证明 “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 ” 为未经注册名称但对外开展活动。参见附件。 2009 年 7 月 17 日,北京公盟法律研究中心因为类似情况被北京市民政局取缔和查抄的情况。 7 、 2010 年 3 月 25 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稽查人员前来爱知行下达 “ 税务检查通知书 ” 。因为机构法人代表和主管会计不在办公室,经协商后, 4 月 6 日,税务检查人员再次来到爱知行,传达税务检查通知书等文件。这是北京市税务部门在 1 年半的时间内第二次对爱知行进行税务检查,第一次检查在 2008 年 9 月,检查 2006-2007 年的税务情况。本次检查针对 2008-2009 年和 2010 年前三个月。参见附件。 2009 年北京多家法律援助机构受到税务部门检查和严重罚款,公盟负责人许志勇博士因此被拘留 4 周。 8 、 2010 年 3 月 30 日,万延海应邀在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讲课,介绍性倾向和精神卫生议题,但中途被广州市公安局派来的警察叫停,讲课提前结束。 3 月 31 日早晨,广州市公安局 2 名警察前来万延海下榻的旅店,告诫他不要把机构活动带到广州来,到大学演讲要提前告诉广州市公安局。这是万延海先生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 20 年来第一次出差时遭遇警察访问和告诫。 3 月 31 日下午,广州市各高校接获通知,各大单位不得邀请万延海前来演讲。当天晚上,广州一酒吧被勒令停业,阻止万延海和当地人士分享。 9 、 2010 年 4 月 20 日下午,北京市消防局工作人员前来爱知行检查防火工作。 10 、 2010 年 4 月 21 日上午,北京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办事处消防工作人员来访。 11 、 2010 年 4 月 22 日上午,警察前来万延海家敲门,警车守在万家院子门口。 12 、 4 月 23 日,北京市公安局警员拨打万延海电话数十次。 13 、 2010 年 5 月,北京市税务部门扩大对爱知行的调查范围,要求索取 2002 年机构成立以来的大量工作文件,严重威胁到爱知行工作中涉及到的个人隐私和志愿者的安全。 14 、 2010 年 6 月初,北京市公安人员威胁爱知行法律顾问和临时负责人黎雄兵律师,要求他不要介入爱知行的工作,否则随时会把他抓起来。 15 、 2010 年 6 月底,爱知行办公室所在的物业公司要求爱知行无论如何必须在租房合同到期后搬家。 (二)其他艾滋病防治组织受到的骚扰 1 、益仁平中心等民间机构长期被干扰,持续遭受工商、税务、社保、消防、警察、物业等多部门的检查、稽查等。、 2 、在国税局和地税局双重夹击下,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法定代表人曾金燕 11 月 11 日对外宣布了 “ 关于北京爱源信息咨询中心停业的声明 ” 。 2010 年 3 月 1 日国家外汇局新的外汇管制政策生效以来,爱源作为一个法律实体已经举步维艰,然而,爱源 2010 年 9 月份遭受国税稽查,至今未结案; 2010 年 11 月 11 日又收到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的稽查通知。稽查局要求爱源提供各种合同、协议及附件等所有详尽的资料备查。 3 、从 2010 年 10 月起,致力于青年人公民权利教育的团体 “ 常坤的家 ” 近期受到安徽省临泉县地方政府的骚扰和威胁。日前, “ 常坤的家 ” 发起人常坤先生对外发出求助呼吁。   关键词五:强制检测检测、告知 在近年来一些地方立法中,出现了众多与自愿检测、知情同意相违背的立法规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在公安、司法行政部门的协助下,对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和监狱、劳动教养所等监管场所内被监管人员进行艾滋病检测,检测结果应当通报公安、司法行政部门。 2009 年 10 月 19 日,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中美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 GAP 项目)的支持下,出台了《河南省艾滋病报病奖管理规范》,该规范用奖金鼓励公众向卫生部门报告通过婚外性行为、男男同性性行为和吸毒方式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群,其中门诊医生、实验室检测人员和其他疫情上报者将可获得 100 元奖金。   我们认为,缺乏人权保护将不利于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1 、以维稳为理由,对艾滋病维权人士的打压和抓捕从根本上将制约公民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 作为艾滋病感染者的艾滋病维权人士,田喜数十年上访之路本身即是在救济缺失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对于政府来说,正视公民维权本身也是正视河南艾滋病 “ 血祸 ” 的积极之举。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看见田喜在维稳的浪潮中被抓捕。艾滋病防治需要倾听公民的声音,特别是来自艾滋病感染者的声音。打压和抓捕只会带来对艾滋病感染者更大的伤害,进而会造成更为恶劣的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环境。 2 、就业歧视剥夺了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存的权利,同时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安庆市就业歧视案的判决从根本上创造了一个通过法律对艾滋病感染者进行歧视的判例。《艾滋病防治条例》命令禁止用人单位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然而,安庆市的判决却仍然从法律上肯定了歧视的合法性。一方面,就业歧视是对艾滋病感染者参与劳动、获得生活来源的权利的剥夺,将使艾滋病感染者陷入更为窘困的生活境地;另一方面,就业歧视得到肯定将会在社会大众中进一步使艾滋病被污名化,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存空间将会进一步恶化;第三,这样的判例将会从侧面鼓励大众拒绝接受检测,因为一旦检测出来感染了艾滋病,既会遭遇污名化和歧视,同时还会遭遇生存的窘困。因此,就业歧视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对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的极大阻碍。 3 、高压打击不利于在高危人群中正常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在 “ 行为干预 ” 基础上进行有效的人权保护已经被证明是在高危人群中开展艾滋病减低伤害工作的基础。然而,目前中国开展的针对高危人群开展的高压打击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将安全套作为抓捕的证据将会阻碍在高危人群中推广安全套以减低伤害的努力;对毒品成瘾人群进行长久的动态管控将不利于毒品成瘾者的社区回归和伤害减低的努力。这一切的工作都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展开。在性工作和吸食毒品被认为是违法行为的情况下,需要政府不同部门统一协调,而不能顾此失彼,以免造成打压态势下艾滋病的高度流行。 4 、对艾滋病民间组织的打压和骚扰将打击民间社会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积极性 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民间社会的参与,这是全世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种基本共识。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民间社会的共同参与,比如全球基金、中盖项目、联合基金等项目中都有大量的民间组织参与的身影。同时,倡导民间组织的参与也是中国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对全世界的一种承诺。然而,持续的打击和压制已经从根本上制约了民间社会的参与,这也会造成对众多民间组织参与积极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这将及其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落实和进一步展开。 5 、立法对人权保护的忽略会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大障碍 从新疆、河南等地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强制检测、随意告知的措施严重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然而,需要引起关注的是,自愿检测、知情同意和隐私保护的基本原则乃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核心内容,通过立法挫伤这些基本原则将会造成更大的社会误解,将艾滋病进一步推向污名化,同时也不利于在高危人群和普通人群中开展检测等工作。进而会阻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   因此,我们声明   1 、人权保护不是纸面游戏,人权保护需要切实的行动和措施 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在艾滋病人权保护方面,现实状况和法律规定呈现严重的脱节。法律有关人权保护的良好规定往往在维稳、严打、高压中无处寻找。因此,需要政府认真思考如何在现有环境中去落实艾滋病人权保护的具体规定,而不是让这些规定随波逐流。否则,这既是对法律权威的亵渎,也是对权力享有者和法律制定者 —— 人民的亵渎。 2 、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民间组织的参与 艾滋病民间组织来自于民众,在政府和民众,特别是感染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没有民间组织的参与也不会有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长久的骚扰、打击会挫伤民间组织参与的积极性,也会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大损失。因此,需要政府认真考虑的是如何在现有政策和环境中积极的推进民间组织参与的可能性,使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政府和民间组织良性互动成为一种可能。 3 、释放田喜等艾滋病维权人士,促进维权活动的正常开展 田喜的案例说明,公民的维权举动会长久地遭遇地方政府的非正常干涉,这从根本上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对于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来说,要求赔偿和获得合理的说法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如对他们的诉求予以积极考虑和认真的解决将会凸显法治的实效,进而反映政府善治的决心。因此,我们呼吁释放田喜等艾滋病维权人士,从根本上促进维权活动在法治的框架下正常开展。 4 、严打活动应该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易感性给予足够关注 不管是性工作者还是毒品成瘾者,在严打活动中将会遭遇艾滋病预防工作,特别是行为干预的真空。这将会是艾滋病防控的一大威胁。这需要政府在日常管理中,对高危人群在艾滋病方面的易感性和脆弱性给予足够的关注,将行为干预和有效的健康注意义务与日常管理相结合。而不应该是在治安管理中消解公共卫生的努力和成果。 5 、反对针对艾滋病人的就业歧视和其他形式的人权亵渎情况 针对艾滋病人的就业歧视和在地方立法中出现的强制检测、随意告知的情况是一系列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危险信号。我们反对这些阻碍艾滋病防治工作正常开展的现象的出现。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些不利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方面应该在国家和政府的努力下能够迅速消除,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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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美中关系: 中国密集游说美政府以阻汇率议案过关

路透社说,“中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发起密集游说以扼杀惩罚其汇率体制的立法,这是其影响美国政策的更为老练做法的最新展示。”报道说,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内一个由12名成员组成的“国会联络小组”一直在与重要的国会议员的助手们开会,打电话给国会办公室,或就此问题与白宫沟通。   帕通•博格斯事务所是华盛顿的蓝筹法律事务所。中国大使馆每月向其支付3万5千美元的费用以代表其向国会游说,或向中国提供对国会政治更好理解的信息。中国大使馆从2005年开始雇佣该事务所。根据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所揭示的信息,双方关系维持至今,中国于今年5月5日和5月13日分别支付了10万4090和10万5000美元,应为半年的费用。但该事务所拒绝对此置评。   中国大使馆一位官员告诉路透社,“使馆的国会工作组成员不仅跟国会议员接触,而且还跟美国政府所有机构,包括行政部门接触。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使馆官员说,使馆工作人员一直跟国会山的重要议员助手开会”他说,“我们一直向他们解释我们的立场,希望他们说服多数参议员和众议员不要将此议题政治化,而要采取理性措施。”   一位前美国官员说,中国对美国国会在这些辩论中的作用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他说,中国使馆一直就汇率立法问题与国会接触。一位国会议员助手说,近年来,中国的游说努力更为老练。他们不再指责与中国有关的每一项议案。他说,“现在他们意识到有些议案最后会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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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中国政府增持四大银行股份

中国政府将增持国内四大银行的股份,以求提振金融股,恢复投资者信心。 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国内机构——中央汇金公司将买进中国农业银行(ABC)、中国银行(BoC)、中国建设银行(CCB)和中国工商银行(ICBC)的股份。 新华社称,此举是为了“支持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发展,稳定国有商业银行股价”。这是中央汇金自3年前金融危机爆发之初采取同类举措以来,首次实施这样的公开干预。 上述消息是在周一中国股市收盘后公布的,当天中国内地股市大盘收于30个月低点,不过该消息对港股尾段有即时影响。此前跌了3%的工行H股掉头回升,收盘上涨1%。 分析师表示,工行的大幅反弹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空头回补的结果。中资银行股价近几月来下跌了30%。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中资银行分析师Sanjay Jain表示:“中央汇金正试图向市场发出信号,展示他们有信心。” “当然,目前银行股的估值正处于低水平,因此对长线的策略投资者来说,在这样的价位买进并不是坏主意。” 中国经济迄今运行良好,但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可能陷入双底衰退这两大因素给中国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 鉴于目前国内通胀正徘徊在3年高位附近,加上巨额支出导致债务水平激增,经济学家怀疑中国政府还能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一样,拿出大手笔的刺激方案。 另外,在中国政府准许之下,人民币汇率周一创下了多年来最大的单日涨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扬0.6%,令此前打赌人民币将随着经济放缓而走弱的交易员陷于被动。 人民币的突然升值似乎是出于外交上的动机。美国参议院将于周二表决有关惩罚中国有意低估人民币的法案。 中国政府通过中央汇金,已经是国内各大银行的多数股东。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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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全天朝各市衙门照片[108p]

福建—— 厦门   安徽——巢湖  安徽—— 铜陵 甘肃 ——临洮 安徽—— 合肥 安徽——宿州(相对低调)  安徽—— 阜阳 (豪华 衙门 ,酷似美国 白宫 ,“要不是有国旗真不知道是在中国。”村民调侃道)  甘肃——秦安  安徽——芜湖  福建——泉州  甘肃——定西市  甘肃——庆阳  广东—— 汕头   广东——韶关  广西——宜州  广东—— 顺德   杭州拱墅区 政府   广西——东兴市  广东——珠海  广东——广州  广东——东莞  广东——惠州  河北——唐山  河南——鹤壁  河南——洛阳  山西——河津  河北——石家庄  广西——钦州  广西——柳州  广州——花都  海南——海口  河南——安阳  广西——玉林  湖南——长沙  吉林——长春  河南——郑州  湖南——娄底  湖北——武汉  湖南祁阳县某大楼远照  湖北——十堰  黑龙江——哈尔滨  河南——平顶山  黑龙江——七台河  安徽——淮北  江苏——常州  江苏——苏州  江西——南昌  井冈山  江西——赣州  河南——焦作  江苏——徐州  江西——分宜县  江西——上饶  甘肃——酒泉  江西——南康  内蒙古——巴彦淖尔  山东——临沂  山西——吕梁  辽宁——铁岭  南京雨台区  江苏——南通  辽宁——沈阳  连云港市灌南的县惠民工程  山东——莱西  山东——日照  内蒙古——呼和浩特  山东——泰安  山东——青岛  山东——东营  内蒙古——赤峰  内蒙古——鄂尔多斯  山东某县级市——乐(lào)陵  山东——莱芜  四川——成都  俯瞰图,貌似国务院不让搬  陕西——宝鸡  四川——南充  山东——烟台  山西——临汾  四川——德阳  上海  四川——遂宁  山西——朔州  云南——红河  新疆,克拉玛依,油城  无锡某区  运城  通海县  盐城  新疆——石河子  宁夏——银川  浙江——长兴县(有天下第一县衙之称)  浙江——慈溪  浙江——湖州  浙江——杭州  浙江——东阳  重庆——重庆  浙江——温州  舟山  遵义  图片来源于网络.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或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最全天朝各市衙门照片[108p] 本文发表于 乐淘吧 欢迎订阅乐淘吧: http://letaoba.info/feed 史蒂夫•乔布斯传(Steve Jobs:A Biography)(乔布斯唯一正式授权传记中文版预售中,2011年10月24日全球同步发售) 乐淘吧猜你喜欢 20张颜色鲜艳的微距摄影照片[20P] 其实天朝的小女孩也会开挂的 Makyo拍广告全裸上阵 泡沫遮羞艳光四射 [风物志]清代格格们的真实生活 奶茶妹妹高中照片曝光[22P]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世界上最负盛名的26张照片 (@luo) 这就是为什么网上美女照片很多,现实中却很少见到的原因。[11P] (@fanjian) 这是为了穿比基尼吗?虽然能猜出大概过程,但是看到照片还是邪恶了。[4P] (@fanjian) 《生日快乐》640P高清1997年香港爱情故事片/古天乐/刘若英 (@bigpian) 猫咪摄影师“个人摄影展” 照片卖200英镑 (@cgjoy)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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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贺大兴 姚洋: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与中国经济增长

    内容提要:本文从社会平等的角度给出了一个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本文的理论模型表明,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政府选择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即在社会群体之间没有特定长期偏好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更可能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带来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是一个中性政府,采纳了有利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但同时,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分配给生产力较高的群体或地区,必然会扩大收入差距。     关键词:社会平等;中性政府;经济增长          一、引言          过去的六十余年,是中国由衰落走向复兴的时期。特别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7%(国家统计局,2010),是二战后经济平均增长率持续30年在7%水平以上的十三个经济体之一(The Growth Commission ,2008),被称为经济增长奇迹也不为过。在纯经济学层面上,中国的经济成就来源于不断的市场化改革以及采纳了符合标准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增长药方(Perkins ,2004)。     但是,为什么中国能够采纳标准的经济增长药方呢?本文作者在一系列文章中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核心思想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依赖于改革初期较为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中性政府(姚洋,2009,2010;贺大兴、姚洋,2009)。     中性政府(disinterested government),指的是不长期偏向某个(些)社会群体的政府。中性政府不是对社会群体毫无兴趣,也不是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掺杂自己的利益诉求。相反,中性政府是自利的,也可能对社会群体采取掠夺性行为,只不过它的经济政策和群体的非生产性特性无关。换言之,它采取中性的态度,是它的策略选择的结果。由于它的中性选择,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才可以不受社会利益集团的限制,放开手脚把资源分配给那些最具生产力的群体,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中性政府和几个已有的概念具有相通之处。一个是奥尔森的泛利性组织(奥尔森,2007)。所谓“泛利性组织”,就是其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重合度比较高的组织。奥尔森认为,和其他组织相比,这样的组织更可能做出对全社会有利的事情。把政府作为一个组织看待,中性政府就是一个泛利性组织。但是,中性政府之所以具有泛利性,不是它天生如此,而是出自它的策略性选择。另一个概念是发展主义政府(World Bank,1993)。这是从东亚的赶超经验里总结出来的概念,特指那些主动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政府。但是,和泛利性组织一样,发展主义政府要求政府天然地具有发展的冲动。相反,中性政府是一种策略性选择,但正因为此,这种选择才可能更持久,而不是像发展主义政府那样,取决于官员的素质和追求。第三个概念是阿里吉的“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里(阿里吉,2009),阿里吉区分了两种资本主义:一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是资产阶级管理公共事务的委员会;另一种是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属于全社会,而不服务于特定的阶级。阿里吉认为,中国实现了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中性政府的概念比“斯密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更具体,有助于对具体政策的分析。     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基本上是一个中性政府,其起点是1978年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     在此之前,党的工作被意识形态化,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内部争斗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层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第一要务。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并在十六大提出的“三个代表”中得到体现。本文以上述转变为起点,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采纳了有利于增长的经济政策,而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本文的观点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少数发生过类似于法国大革命的社会革命的国家。20世纪完成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开启了中国由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门(费正清,2000),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打破了旧有的等级社会结构,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这里的“平等”指的是社会平等,即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社会集团,不存在一个集团主宰其他集团的情形。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无须顾虑强势集团的挑战,从而更可能成为中性政府。     社会平等不仅可以解释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而且也可以解释其他东亚经济体的成功。例如,政治学家Woo-Cumings 就认为,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平等的社会结构为它们战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为了防止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的反抗,日本统治者有意压制这两个地方的商业和政治精英,两地的社会结构因此变得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扁平。“这个变化具有强大的拉平效应,使得收入分配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平均,并为建立有效的干预型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让它可以相对自由地放手建立它认为必要的发展同盟”(Woo-Cumings,1997,p.331)。虽然东亚经济取得了成功,但地区内部的差异巨大,中性政府可以较好地概括所有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因素。     然而,我们的解释似乎不得不面对一个悖论:既然社会平等是中性政府存在的基础,那如何解释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首先,我们的理论预测了收入差距的拉大:中性政府倾向于把资源分配给生产力比较高的社会群体,从而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其次,社会平等不等于经济平等。即使不存在排他性的强势集团,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变得不平等。第三,本文只探讨了政府的一个侧面,不能解释政府的所有行为。在对待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考察政府的其它方面,特别是如何将民意集中形成政府决策的过程。     本文的主体包括两部分内容。理论部分构造了一个考察社会平等、中性政府以及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动态斯塔克伯格模型,经验研究部分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理论部分,本文完善和发展了我们之前的理论模型(贺大兴、姚洋,2009)。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仅仅在一个特例下给出了中性政府的定义,并证明了中性政府存在的社会条件,但是没有证明中性政府经济表现的最优性。     本文在更一般的条件下给出了中性政府严格定义,清晰地表达了社会平等透过中性政府改进经济表现的直觉和机制。更为重要的是,本文通过比较所有社会结构下模型的解析解,严格证明了中性政府的效率。     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在接下来的第二节里,我们回顾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讨论本文理论模型在文献中的地位,并评论一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已有解释。第三节给出理论模型的基本设置,第四节详细分析和求解模型,给出模型的关键性结论,并对模型进行简短的说明。第五节就模型所提出的命题给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特别讨论一些选择性的、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却扩大收入差距的政策。最后,第六节总结全文。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丰富的理论文献探讨不平等和政府政策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大多数文献研究的是民主国家中经济不平等如何透过投票(Alesina &Rodrik,1994;Benabou ,2000;Hassler et al ,2003)或院外活动(Esteban &Ray ,2006)来影响和扭曲政府政策。其中,Esteban &Ray (2006)的研究和本文的关联较大。在财富和经济能力不平等都影响院外活动的前提下,Esteban &Ray(2006)将院外活动视为个体发送给政府显示其能力的信号。显然,较多的财富会使个体更有能力进行院外活动。由于个体的能力分布和她们的财富分布不相关,即使政府追求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不平等也会扭曲政府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本文的模型提供了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类似理论。在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中,经济平等会降低院外活动作为能力的信号的强度;在本文的模型中,社会平等会降低群体权力扭曲政府政策的强度。在两个模型中,平等都使得政府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但是,一个区别是,Esteban &Ray (2006)的模型是建立在能力是私人信息的前提下的,经济平等减少了政府获取个体能力信息的成本,而本文假设信息是完全的,平等使得各个群体更有效地表达意愿,从而增进效率。     另一个区别是,我们没有假设政府追求社会产出最大化,因此,中性政府下的社会产出永远只是次优的。显然,研究主题的差异——Esteban &Ray (2006)研究民选政府,本文研究非民选政府——自然导致模型在其他方面的差异。     关于非民选政府的研究最近也有所发展,其中大多数的文章着眼于研究为什么非民选政府、特别是那些失败的非民选政府能够长期存在的问题(Padro-I-Miquel,2007;Acemolgu,Ticchi&Vindigni,2007),但最近的两篇文献研究了为什么一些非民选政府能够比其他的非民选政府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表现。Besley&Kudamatsu(2007)提供了二战后非民选国家经济表现的详细记录,并试图解释部分国家经济成功的原因。在他们的文章中,选举团(selectorate )决定领导人的人选。在一个简单的声誉模型中,他们发现当选举团的力量不依赖于在位领导者时,它更换领导人的威胁就变成可信的,领导人因此会选择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Gehlbach&Keefer(2008)发现,当执政党有较长的历史时,非民选政府的经济表现更为优异,他们将其视为政党制度化正面作用的证据。特别地,他们的模型将党内信息共享视为政党制度化的最重要特征。信息共享意味着党的成员了解领导人的行动,并通过行使否决权来约束领导人,这会降低领导人对党的成员的掠夺能力,从而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     上述两篇文章都强调了在位群体对领导人的约束作用,本文与之不同之处在于,本文主要研究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另外,在理论上,执政者在本模型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更重要的是,本文建立了社会平等和更优的经济表现之间的关联。     在最近解释中国经济成就的文献中,钱颖一和他的合作者(Qian&Weingast,1997;Qian&Roland,1998)、诺顿(Naughton,2004)、谢千里和张军(Jefferson&Zhang ,2008)也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钱颖一等人强调财政分权作为一个约束中央政府的承诺机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的作用。但也有部分文献批评钱颖一等人过分强调了财政分权的作用。例如,在比较了中国和俄国财政分权的表现后,布兰查德和施莱弗(Blanchard &Shleifer,2001)认为,单独的财政分权不足以产生一个保护市场和促进增长的政策,中国的成功较多地与政治集权有关。事实上,1994年的财政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中央再集权的现象。     诺顿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保持一个有效的官僚系统的认知而提出了另外一个解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官僚系统在很多方面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它能够执行与经济发展有关的指令,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能提高官员的政绩,进而增加官员的收入和升迁的概率(Li&Zhou,2005)。不可否认的是,有效的官僚系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成功。但是,我们怀疑它是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科举制度从隋朝起就存在了,但中国至少在过去500年内没有发生较快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诺顿没有解释为什么官僚体系的领导需要经济发展。     谢千里和张军区分了政府合法性的两个源泉,一个是程序,另一个是表现。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采用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它追求的是基于表现的合法性。本文的模型也可以推导出这个结论,因为政府必须保证合适的经济表现以安抚社会群体。事实上,威权政府都不注重程序上的合法性,而且大多数希望通过给人民带来福利改进而获得合法性。然而,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单独追求表现的合法性也不足以产生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前面提到的文献中,Gehlbach&Keefer(2008)、Besley&Kudamatsu(2007)也提供了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尽管他们的文章不是针对中国的。     Gehlbach&Keefer(2008)对政党制度化的关注值得一提。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实现了制度化,如退休制度、平稳的领导更替、更加正规和理性的决策程序以及党内更多的权力共享等等,这些变化有助于中国共产党采取更合适的经济政策。不过,这个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采用了有利于整个社会而不是仅仅有利于其成员的政策。在Besley&Kudamatsu (2007)的模型中,党的领导人采取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权力比较稳定。但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看作外生给定的,将失去解释的关键效力。在取得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拥有很高的支持率,但由于前三十年所犯的错误,在改革初期,党的革命红利已经大为削弱。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党的合法性主要来自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众的高支持率。     …………          五、改革时期的中性政府          本节结合上一节的理论命题,给出并讨论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的证据。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明确几个问题。一是分析单位问题。我国政府层级很多,经济分权体制独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为存在很大差异。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所讲的政府,如果不加特别说明,一律是指中央政府;也就是说,我们的分析单位是全国,而不是局部地区。某个局部地区在政策上可能受到歧视,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受到歧视的原因可能是该地区的生产能力较为低下,因此,政府政策仍然符合中性性质。二是群体的定义问题。中国的社会群体分化不像其它国家那样清晰,但是,当考察具体的政府政策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比较清楚地辨认出不同的利益群体。比如,当我们考察国有企业改制的时候,工人和企业经理就是两个利益诉求不同的群体;当我们考察汇率制度的时候,这样的群体就变成了出口企业和普通消费者。三是政府政策的所指问题。在我们的模型中,政府决定两个政策,一个是税率,一个是政府服务。在现实中,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决策理解为政府政策对不同群体的损失和收益的实质性影响。     此外,我们还需要明确讨论一下我们的理论模型所暗含的几个对政府的假设:其一,我们假设政府是务实的,没有意识形态的约束,可以根据情形确定自己的政策;其二,我们假设社会群体具有对政府进行“革命”的能力,而政府需要对此作出回应;其三,我们还假设政府可以区别对待不同的社会群体。关于第一个假设,我们注意到,过去三十多年是党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走向务实主义的时期。关于第二个假设,“革命”在此可以理解为任何可以削弱政府执政合法性的行为,如示威游行、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批评文章等。在我们的理论模型中,不成功的革命相当于对政府合法性没有任何威胁的行动,成功的革命则是有威胁的行动,而成功且剥夺了在位群体财产的革命是有严重威胁的行动。事实表明,中国政府非常关注民众的诉求,特别是当这样的诉求会演化为群体性事件的时候。     最后,如果把对社会群体的定义和政府政策联系起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第三个假设。     几乎所有的政府政策都同时制造得利者和失利者,政府在做出决策的时候,总是要在社会群体之间进行取舍。如果一个群体从中得益,则这个群体就可以被理解为我们理论模型中的在位群体;反之,它就是在野群体。     最后,在我们的理论模型里,政府是一个全面的、精于计算的行为主体,这个假设在现实中肯定是不成立的。但是,在具体政策上,把政府看作一个精于计算的主体还是合适的,因为具体政策的得利者和失利者是比较明显的。实际上,我们的理论模型也可以看作是对政府具体政策的描述,而不是对它的整体政策的描述。     在完成了以上准备工作之后,我们可以讨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政府的中性性质。显然,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需要一篇长文,超出了本文的范畴。这里,我们将采取举例的方式,试图说明,中国政府既没有屈服于精英的力量,也没有迁就民众的短期利益,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以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为导向。     反映第一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价格双轨制改革。于1985年正式开始实行的价格双轨制是在两种倾向——完全抛弃或继续坚持计划定价——之间的一种妥协。价格双轨制允许国有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配额之后在市场上自由销售产品和购买原材料,而市场价格往往高于国家计划的价格。     价格双轨制降低了改革的阻力,让我国平稳地完成了价格改革,刘遵义、钱颖一和罗兰(Lau ,Qian,and Roland,2000)因此把它称为“没有失利者的改革”。但在现实中,双轨之间的价格差额创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企业和控制配额的政府官员可以通过把配额卖给其他企业和个人,从而轻易致富。控制配额的往往是党内或政府的强势人物,因此,对很多学者来说,像价格双轨制这样的部分改革会造就一些坐享好处的利益集团,从而使进一步的改革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中国的发展证明,这种预言错了。在1994年,最后的双轨制价格——双重汇率——被取消,双重价格被统一成单一的市场价格。在这里,借着价格双轨制而成长起来的市场力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90年代初已经占到工业增长和出口的半壁河山(Lin &Yao ,2001)。     另外,私营企业也在90年代初发展起来。但是,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原材料和产品都依赖市场价格,它们的快速发展是在夹缝里发生的。因此,它们迫切希望改变双轨制产生的“资源错配”,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双轨价格的并轨。     反映第二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国有企业民营化。邓小平南巡之后,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开始了国企的民营化。经过广泛的调研和讨论,中央政府于1995年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政策,决定保留500到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允许较小的企业租赁或转让。从“放小”政策衍生出来“改制”,在很多情况下,改制就是民营化。到2005年底,1995年的国有工业企业中的76.7%都已经民营化或破产了(Garnautet al ,2005)。与民营化相伴随的是国有企业就业数量的下降。裁员的高峰发生在1998年,这一年国有企业中有二千万员工下岗或失业。从1995年到2005年,近五千万国有部门的职工经历了下岗或失业(Garnaut et al ,2005)。对党而言,这构成了一个严重的挑战。但是,政府没有因此停步不前,而是一方面低调进行民营化,另一方面尽最大可能帮助下岗失业工人再就业。这个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到2005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接近尾声,大多数失业和下岗工人找到了新的工作或进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下面着重举例说明我们的理论模型中的一个重要推论,即一个中性政府会选择性地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会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回顾一下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多年所采纳的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就短期而言,它们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而总是偏向某些群体,长期累积起来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看似歧视性的政策,恰恰是因为它是中性:因为并不特别地照顾任何群体的利益,它才可能放开手脚采取“有偏”但却和生产能力匹配的经济政策。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农村改革一开始是一个“有偏”的改革,它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为核心,从而让农民得益,城市居民受损。家庭经营的重新确立,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们的收入进一步提高。尽管政府对城市居民的食物补贴也增加了,但总体而言,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居民,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城乡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8倍缩小到1985年的1.8倍。但是,自1985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就没有缩小过,到今天已经达到3.5倍(国家统计局,2010)。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政府对城市投资力度的加大难逃其责。然而,从纯粹经济收益的角度来看,在农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后,投资城市比投资农村的收益大得多,因此,这既符合政府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     对外开放是比农村改革更加“有偏”的举措。对外开放以特区为先导,在特区设立之初,中央政府给了它们非常优厚的政策待遇,其它地区对此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中央政府的反应不是取消特区,而是确立了沿海开放政策,给予沿海开放城市和特区差不多的政策。这个政策开启了沿海和内地差距拉大的大门,但对中国经济的起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大陆由此完成了中国台湾和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完成的从进口替代战略到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型。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入世之前,国内对入世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有许多讨论,普遍观点是,入世将对我国的农业、汽车制造、零售业、金融业以及电信服务业产生巨大的冲击。政府并没有被这些担心所左右,入世之后的结果也表明,入世之前的悲观预测多数是错误的。除大豆和棉花之外,多数农产品的出口增加了;汽车市场发生了“井喷式”增长,自主品牌不仅没有萎缩,而是有了巨大的发展;金融和电信行业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只有零售业受到的冲击较大。总体而言,中国的出口自2001年入世到2007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保持了年均29%的高速增长,速度接近20世纪90年代的两倍(国家统计局,2010)。     改革时期中性政府得益于20世纪的中国革命和共和国前三十年对社会平等的深化。20世纪的中国革命打破了封建社会关系,把中国领入现代化的大门。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尽管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政体完全不同,但在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方面,两者惊人地一致。在农村,两岸都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遗愿;在城市,大陆没收了官僚资本,但保留了民族私人资本,台湾地区则没收了日本殖民者的资本,但也保留了私人资本。两岸社会都被均等化了,其结果是,两岸都可以放心地采取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相比之下,其他发展中国家却存在深刻的社会不平等以及由此而生的政治和经济不平等。以印度为例,种姓制度和宗教至今仍然是影响其政治的重要力量,一些政客和宗教领袖以种姓和宗教为依托建立起庞大的政治势力,左右政府政策(Mehta ,2005)。另外,尽管印度政府很早就通过了土地改革法案,但至今仍然有11%的农民没有土地,在印共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邦,更是达到30%以上(Mukerjee,2009)。尽管印度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凭的比例高于中国,但其文盲率却达到40%,其中多数是地位低下的妇女。另一个例子是菲律宾。在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是发展中国家当中的明星,但是,马科斯长达二十年的独裁统治却毁掉了菲律宾的经济,而马科斯统治的基础是地方上的旧势力。在殖民时代,这些旧势力是殖民者的统治工具,殖民时代结束之后,他们非但没有消失,而且得到发展壮大(陈衍德,2004)。尽管马科斯的独裁统治已经结束二十年,但菲律宾仍然处于地方旧势力的控制之中,2009年11月发生在棉兰老岛的屠杀事件就是旧势力之间火并的结果。世界银行2008年的发展报告发现,土地分配不平等是阻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其背后的原因是大土地拥有者左右着国家政策,阻碍教育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World Bank,2008)。          六、结语          本文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我们通过理论模型和经验例证阐述了如下逻辑:20世纪革命所造就的平等社会结构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社会基础,在此之上,党完成了从激进主义到务实主义的转变,党所领导的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它关心的不是短期和局部利益,而是社会的长远利益。我们的解释不是对中国经济成功的唯一解释,而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     我们想提醒读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中性政府是一个很弱的概念,它只要求政府不长期支持某些社会集团。但是,中性政府却不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常态,而是特例。在一般发展中国家,四种政府形态比较普遍,即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混合、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交替。精英主义政府就是来自精英阶层或与精英基层结盟的政府,民粹主义政府就是用再分配政策讨好民众的政府,前者为少数人服务,后者则置国家的未来于不顾。在当今世界,纯粹的精英主义政府或纯粹的民粹主义政府都比较少见,两者的混合或交替是更普遍的情形,前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南亚,后一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拉美。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府完全可能是精英主义的,在存在极端不平等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更可能出现。在这样的国家里,精英利用他们的政治和经济优势操控选举,左右政府政策,而大多数普通百姓则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但是,正因为此,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呼声也很高:普通百姓有被剥夺的感觉,因此要通过民主程序要求更多的再分配。中国是少数特例之一,而正是这个看似一般的特别之处,却足以解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表现方面的巨大差异。     由此引出了本文最后一个结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不是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平等的社会结构和由此产生的中性政府定义了中国的独特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这种独特性?中国是否会变成一个“常态的”发展中国家?种种迹象表明,做出一个乐观的回答将越来越难。     一个可能的图景是,当前的收入差距演变为社会壁垒,并最终葬送平等的社会结构。但是,对此的讨论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畴,有待作者或其他研究者做进一步的认真研究。          *贺大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hedaxing@gmail.com;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yyao@ccer.pku.edu.cn.本文得到教育部人文和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制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04JJD790002)的支持。作者感谢Lee Benham、Daniel Bromley、Michael Carter、Oded Galor、Yukon Huang 、Phillip Keefer、John Knight 、Gerard Padro-I-Miquel 、Debraj Ray、MaryShirley 、彭锋、文贯中等人的建设性意见。文章初稿曾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布朗大学、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纽约大学、纽约新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世界银行、三一学院、瓦莎学院、香港大学等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讲过,作者对与会者的评论表示感谢。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阅读全文请下载PDF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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