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

怎样看待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本来不是难以判断的问题。因为清政府在1911年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遭到国人抛弃这个事实，已比任何雄辩更清楚地做出了回答。...

在报纸来说，年终社论与元旦社论都是较为看重的。因为与来年有关，所以元旦社论在重要性上更胜一筹。随着媒体变成党产的进度加快，元旦社论词不达意，变成宣传的伪装，及无心之语，献辞也就瓦解了。但这并不代表在媒体机构不可以在形式上维持它。今年的元旦献辞，呈现出瓦解之后不同往常的情况。一是机构的元旦社论都选择高开高走，有的以“人民”做陈辞，有的以“救赎”做贯彻；二是公共言说中的活跃人士，以个人名义发表新年献词，其底蕴近乎对哈维尔的致敬，这也是往年少见的。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邓小平会因此载入史册。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这体现了他本人的局限。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没有成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邓小平尽管对个人崇拜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却仍然主张在天安门城楼挂毛泽东的像 第一，对极权体制认识的具有局限性。文革是极权主义导致的结果。极权主义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不是专制的顶峰，用萨托利的话来说，极权主义是一个「指过去没有名称的现象的新名词」，新政治现象。极权主义的实质「是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是指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阿伦特在分析德国和苏联的极权主义起源及其发展变化时，也观察过中国政治现象。她通过中国政治的发展苗头预测了中国具有成为极权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中国文革的发生，证明了阿伦特判断的正确性。但是，邓小平则认为毛泽东体制只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高度集权体制是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不承认毛泽东的体制是专制体制，更不会认识到毛泽东体制不是专制体制的复活，而是现代政治新现象，是极权主义在中国的再现。他只是说毛泽东时期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家长制、一言堂盛行。对毛泽东体制订性的不准确，必然使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不彻底，也就不可能对毛泽东极权主义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和彻底清算，不可能建设宪政民主。 第二，对毛泽东反思的局限性。毛泽东建立了极权主义体制，极权主义体制造就了毛泽东。当时极权主义者们及其群众都把毛泽东思想称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让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在毛泽东的默许、认可和纵容下，林彪又搞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传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的四个伟大的个人崇拜，从而把个人崇拜推向高潮，把毛泽东供奉为神。邓小平尽管对个人崇拜具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但却仍然主张在天安门城楼挂毛泽东的像。这对邓小平的直接影响在于，他不允许别人对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进行批判和反思，他又以强调中面要有权威的方式加强了他个人的权力，树立他个人的权威。如果说当时苏联赫鲁雪夫在批判史达林个人崇拜之后又树立苏联人对赫鲁雪夫崇拜，那么邓小平也同样遵守了这一逻辑。这是极权主义体制的逻辑宿命和逻辑本能。极权主义体制不能缺少权威的个人，否则极权主义的圣火就会熄灭。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批判只停留在犯错误的层面上，并没有把毛泽东放在在文革中犯罪的层面上认识。这就把毛泽东犯的罪与错误等同了，并通过错误掩盖错误。邓小平在把毛泽东犯的罪等同于犯错误的同时，还把毛泽东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而为在思想上为毛泽东免责，达到为毛泽东辩护的目的。 第三，对极权主义体制后果认识具有局限性。极权主义的危害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社会都深受其害。必须通过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文化多元、思想自由根除极权主义的危害。应该说，邓小平吸取了文革的教训，强调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调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强调经济上发展生产力，政治上发展民主。但是邓小平却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内在关联，更没有看到极权主义都是以社会主义面目出现的。正是极权主义以社会主义的面目出现，才具有了更大的隐蔽性和虚伪性，极权主义与共同富裕具有逻辑上的共存共荣性。 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平等，是所有人都是奴隶的平等，而不是所有公民的平等。民主与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一方面不清除极权主义，另一方面又讲民主，其结果必然是，民主是极权主义的民主，极权主义是民主的极权主义。民主与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相结合，必然产生民主的怪胎。因为对极权主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才导致了政党极权化、经济自由有限化、文化一统化，人们的思想以通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反对普世价值的方式进行新一轮的不断花样翻新的控制。 第四，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具有局限性。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实践检验标准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大解放，经济也因此得到了大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检验真理的范围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并没有展开，甚至受到强行压制，禁止在政治思想上进行实践是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这使得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准备不足，理论准备不足，政治体制改革仓促上阵，仓促败退，八九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 第五，经济决定论思维具有局限性。邓小平那一代人，都深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响，经济决定论思维难以改变。经济决定论在当时人们都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和现实性。经济发展仅仅是基础，在经济基础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人们的政治地位和尊严就会提到首要议程上来。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政治发展没有及时跟进，经济的发展就会被政治发展的滞后所断送。在邓小平的影响下，其后的领导人一直强调经济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追求经济绩效，追求政绩 GDP ，结果却是权钱结合，权贵腐败，两极分化，政治逐渐失去执政的合法性。 第六，既反「左」又反右的思路具有局限性。邓小平一手抓反「左」，一手抓反右，主要是反「左」，因为「左」的危害大。但这种两手抓战略实质是人质思维，不是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既保证右言论与行为的自由，又保证「左」的言论与行为的自由，让右与「左」在自由的争论中保持动态平衡，让政府既能听到「左」的声音，也能听到右的声音。政府的责任在于保障「左」与右的言论自由。两手抓的人治思维则是，右的声音强大就压制右，「左」的声音强大就压制「左」，从而助长人治，破坏法治，不利于法治建设，不利于思想的争鸣与繁荣。 第七，不搞争论具有局限性。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他的发明。邓小平不搞争论的目的，是想让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让市场成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效手段，其初衷是好的，结果却有好有坏。好的是，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了，坏的是，市场经济本来带来的政治诉求得不到满足。市场经济要求宪政，要求有限政府，要求平等，要求竞争，要求法治，要求政治民主，要求政治走向现代化。现代的市场经济不能与落后的极权政治并行，否则市场经济就会变成权贵市场经济、官僚市场经济、红二代市场经济。现代的政治需要政治争论，需要言论自由，需要思想自由，需要充分地表达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诉求。政治争论是政治文明的思想基础和前提，没有政治上的健康良性的争论，就不可能有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现代文明政治。且不搞争论与实践是检验真理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第八，既得利益思维具有局限性。邓小平缺少现代政党政治理念，邓小平的改革主要是巩固执政党的地位为作先决性条件。纵观世界政党发展史，人们都会看到，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到目前为止，执政时间最长的执政党也只有八十年左右，百年的执政党还没有出现。台湾国民党的台上台下历史也再一次表现。政党政治就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竞争政治。如果政党失去监督，失去竞争，政党内部就会僵化，就会失去活力，就会对人民的呼声反映迟钝。从执政党的地位上考虑发展民主是有局限性的，从执政党的地位着眼去考虑法治建设也具有严重的不足，从执政党的地位去考虑发展经济，也失去客观公正理性。 应该充分吸取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的经验教训，为后三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思想基础。政治体制改革是所有人的改革，所有人都应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进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是死路一条，而且会死得很惨。政治体制改革的机会已经不多，时不待我。人民已经等不急了，人民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耐心，再不改革，必然会被人民所抛弃。 来源：东方日报 / 木然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