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

香港獨立媒體|政治宣傳走對一小步,拒絕民主模式走錯一大步

一 中國政治宣傳片卡通化走對一小步 中國網絡近日出現一段名為《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的動畫短片,片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及其餘六位常委,以及前任幾位國家領導人首次以「Q版」卡通形象亮相,引起熱議,點擊次數超過百萬。 影片長約五分鐘,比較了英美的民選總統制度及中國的幹部選拔制度。短片最後說:「條條大路通總統,各國各有奇妙招,只要民眾滿意,國家發展,社會進步,這條路就算走對了,難道不是嗎?」 短片最後署名「復興路上工作室」,據查北京並無該間影片工作室,然而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與中國官方媒體中央電視台,則分別坐落於北京復興門外大街與復興路上,再加上影片中的資料權威,外界推測應屬官方宣傳影片。 這種卡通化的政治宣傳片,在先進民主國家屢見不鮮,但在中國還是首次。這種較親民的手法,令人叫好,這是影片能吸引人觀看的主要原因;這方面,我們不能不說官方有進步。 然而,官方宣傳手法雖有進步,但其內容仍然有嚴重問題,就是將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即所謂「中國模式」的政治模式,看作與西方的民主主義或即自由主義的政治模式並駕齊驅,有同等的價值;這無疑是為與民主政治對立的專制極權的政治模式塗脂抹粉。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只是不再實行前蘇聯共產政權的一套計劃經濟,而改為引入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但政治方面卻基本上仍是共產政權所實行的社會主義模式。西方的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有極密切的關係,不容切割;但中共卻將兩者分開,只實行經濟部分,政治部分仍然是保守封閉,這種模式可說是一腿向前(經濟)、一腿向後(政治)的模式;經濟在今天縱然有小成,但政治上卻仍然遠遠落後。下面我們只談政治方面。 二 中國拒絕民主模式走錯一大步 現代社會裏,民主政治及其自由、人權等理念已成為我們的良好政治的判準,而真正的民主政治,內涵相當複雜,筆者以為,為方便討論,可以將她概括為主要有三種涵義,可稱為「民主三義」: 內容義──講求自由、人權等道德價值內容。 方法義──具有訴諸大多數的統治方法。 制度義──主要為權力分立及法治等政治、社會制度。 以上述民主三義來檢視中國模式政治,我們不難發覺,後者絕非與民主政治並駕齊驅,而是明顯不及,須徹底改革才能追上。以下我們逐點說明。 I 內容義方面 馬克思主義的最大毛病,是對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的忽略。一直以來,馬列主義者只講人的生存權(說難聽點是吃飯權),但對思想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則視而不見。而中共的政權,更以為人權、自由是西方的產物,不適合中國國情。這其實是否定人權、自由的普遍性;結果,我們見到在國內,政府(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經常濫權,侵害了人民的權利。特別在思想及言論自由方面,不斷打壓民運人士、傳媒及漠視民意,這也是她經常要講社會和諧、動用極大的經費攪維穩的原因──正因為政權常與人民為敵,社會秩序才成為大問題,先進民主國家其實沒有需要大力攪社會和諧及政權維穩。 II 方法義方面 馬克思批評西方民主政治是假民主,因為政權為少數的資產階級壟斷;因此,他主張多數的無產階級專政。然而,事實上,由於共產政權雖云代表無產階級,但其選拔統治階層並非通過一人一票的,以及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而是少數的幹部的協商;故此,其對人民的代表性與先進民主國家不可同日而語。西方先進國家的政權雖受大財團影響而傾向其利益;然而,由於元首或議會代表的選舉都是以公平、公開、公正的方式全民選出,比共產政權的代表性高得多。社會主義政權絕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只是幹部階級專政。 III 制度義方面 民主國家講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分立,各種權力互相獨立、互相制衡。然而,在共產國家,表面上也講權力分立,但由於黨國不分,故此嚴格來說只有權力的分工,重要權力仍高度集在共產黨手中而不受限制,導致黨內幹部經常出現權力腐化現象。另外,中國雖也有憲法,後者也講人權、自由,但表明國家由共產黨一黨專政,導致黨的幹部的特權與公民平等權利互相矛盾,不能貫徹真正的法治。 IV 影片主題上的問題 明白了中國模式政治欠缺了民主政治的主要元素後,我們再檢視影片的主題,便明白其錯謬之處。影片中比較中國與英美的政治模式,只集中於上述方法義而不及於內容義與制度義,這已經是一重大的偏頗。而且,即使在方法義上,影片只十分籠統地說明中國與英美的統治者的選拔,須經過長時間的、嚴格的選拔,講到兩者好像旗鼓相當。然而,事實上兩者卻大不同──民主政治具民意基礎,因為經過一人一票的,以及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選出元首及議會代表;但中國模式卻嚴重缺乏民意基礎,因為雖然共產黨黨員人數不少(有八千五百萬),但相對於全國十億人民來說,仍只是少數而非多數,只是共產黨內部的小圈子選舉,後者只是基於黨的利益而非人民的利益。 總而言之,中國官方的政治宣傳比以前雖有小進,但政治的模式,仍然比先進民主國家大為落後。中國目前表面經濟有發展,看來比其他共產政權進步;然而,由於仍然是黨國不分、官民對立,當中隱藏著重大的社會、政治危機,令人擔心有朝一日,會步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的後塵,遇上大挫折便不能自拔、分崩離析。因此,中國要避免未來的危機,必須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走上民主憲政之路。 影像串流: See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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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陈行之:城管:国家吞噬社会的暴力机器

都说时间是医治精神痛苦的良药,可在有些事情上却未必是这样,时间越久,它所制造的精神痛苦越强烈,有时候甚至足以让你在一瞬间倒地死掉,就像服了氰化钾一样。比如官员财产公示这件事,几十年以前就开始呼唤,人家就是不出来,我们痛苦得要死,可我们并没有走上街头非法游行非法示威,这是因为我们还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一天会有人出来把这件事情料理停当,因为这件事的确不能再拖不下去、再拖下去就会出大问题了,然而我们等啊盼啊,结果仍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或者说,蓦然间出现在楼梯上的并非让我们想得心焦的小娘子,却是一条长大汉子,满嘴金牙,钵子一样大小的拳头,谓之“关于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我等也就只有战兢兢筛糠的份了。    城管这件事也是这样。早在五年前,我就因为城管打死人事件写作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城管:国家意志神经末梢的病变》(2008-4-16),对城管暴行进行了谴责和分析,在那篇文章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作者很胆怯,不敢直接说城管就是国家意志本身,只说是一种“神经末梢的病变”,犹如白薯身上的发臭的霉斑之类,对此我无法否认–在强固的国家意志面前,谁敢不胆怯呢?除非你砍头只当风吹帽,不想活了。把那篇文章写成那个样子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前面说的,总还相信时间是医治精神痛苦的良药,相信城管罪恶最终能够被民意所制止,相信国家会想个什么办法不要让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罪恶漫延,相信我们最终一定能够摆脱城管之殇,过一种不被推搡、不被殴打的有尊严的生活,屁民么,要求并不高,那样的话我们也就满足了。    然而事情的发展并不是这样,犹如官员财产公示数十年没有任何结果一样,限制城管罪恶同样也没有任何结果,五年多以来非但没有结果,反而进一步被纵容了起来;我们的精神痛苦非但没有被医治,反而进一步在灵魂深处啸叫了起来,我们简直想把自己打一顿。    终于发生了夏俊峰事件。    夏俊峰事件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罪恶是城管的,在此之后,罪恶就是司法的了–在这件事中,不是城管用秤砣把夏俊峰砸死,而是国家通过司法程序灭失了夏俊峰的性命。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谈论城管问题,我觉得有理由深化五年前的见解,将城管定位为是国家吞噬社会的暴力机器。    本文将在这个基点上展开论述。    2    笔者去年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身处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难免要将其社会状态与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进行一番比较,结果我吃惊地发现,美国竟然没有城管!一个人被捆绑久了,被突然放开,会有一种难以适应的感觉,会产生很多错乱的想法。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不是得乱套么?有人占道经营售卖露天烧烤怎么办?有人搞违章建筑怎么办?有人丧尽天良用地沟油坑人怎么办?有人用鸭肉假冒羊肉骗人怎么办?于是傻傻地伸长了脖子进行观察,结果我没有发现有人占道经营售卖露天烧烤,没有发现有人搞违章建筑,也没有发现有人丧尽天良地用地沟油坑人、用鸭肉假冒羊肉骗人,更没有发现有城管耀武扬威把这个世界弄得鸡飞狗跳鬼哭狼嚎,革命群众看上去一个个都人模狗样的,活得很恬适,很安逸,很和谐。    经受了半个世纪的强制性政治教育,我当然不会被眼前这些假象所欺骗,更不会相信狗日的美国会比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优越,于是决定“透过现象看本质”,继续伸长了脖子进行观察,结果我发现,至少在我所居住的区域,住宅功能与商业活动是截然分开的–住宅区没有一家商店,甚至连一个小卖部都没有,整个街区都异常安谧,即使白天你也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你完全用不着担心被油烟侵袭,空气清冽得就像置身于原始森林;所有房子(当地人谓之“独立屋”)几乎都保持着原初的形态,没有人大兴土木推倒了重建,也没有人私自加盖房间想方设法侵占不属于自己的地盘……在这样的地方,当然无需城管。    那么,商业区如何呢?商业区有银行、超市、餐馆、商店和停车场,也很热闹,然而你绝对看不到有人把商品摆到大街上去高声叫卖,更看不到有人私自在马路上划出几个停车位,穿上马甲骗取停车费,你甚至听不到有人喧哗吵闹,整个世界都显示出一种让人嫉妒的静谧与安详……我禁不住愤愤地想:这里就是我们宣称“绝不”走的路所达到的地方么?怎么不见邪恶与混乱,反倒比我们伟大祖国更和谐安宁了呢?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才欺骗和迷惑了我这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一个人要是犯起傻来,很容易钻牛角尖,结果我就钻进去了,很长时间找不到答案,痛苦得厉害。    一件很小的事情让我渐渐的有些明白了。我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私人捐建的公园,我每天到那里慢跑健身。公园很大,很多地方保持着大自然的原始状态,树木自然生长,有的都倒伏了,白色树干横亘在林间,似乎感觉不到人类的活动;在绿茵茵的草坪上专门为孩子辟出一块玩耍的地方,安装了滑梯、转椅、秋千、攀登架等设施(所有这些东西都坚固无比,按照中国当下的商业道德标准,让人感觉制造商是一个完全不知道降低成本多赚取利润的傻瓜,智力顶多达到正常人的七成),总是有家长带着孩子在那里玩耍。有一天,游乐场忽然聚集起七八个人,其中还有两个警察,我走过去看,一个白人妇女护着一个亚裔面孔的五六岁的孩子,正在激动地诉说着什么,警察认真地做着笔录。原来这位妇女看到这个孩子在长达四十多分钟时间里没有大人看护,于是报了警。警察在离孩子二三百米远的一辆汽车里找到了正在打盹养神的孩子的爷爷,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老人。老人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显然很是迷惑不解–他的心语一定是:“马拉戈壁的,这事你们丫管得着么?!”–争辩说孩子刚刚离开他十几分钟。白人妇女完全不认可老人的辩解,指证说这个孩子至少在半个多小时或更长时间里无人照管,警察同样认真做了笔录……我因为什么事情离开了,因此不知道这件事是怎么结束的,但是这件事却引起了我很多遐思    我想,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首先,孩子脱离大人视野不会被认为违法,爷爷不必承担责任,爷爷的心语合情合理;其次,也不会有人像白人妇女那样主动去看护孩子,更不会为此大动干戈地报警,没有歹人把孩子带走挖去眼睛扔进枯井就很万幸了;其三,出现在这个场合的有可能是警察,然而鉴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管理方式,你也非常有可能看到的是城管。    问题出在“其三”上。    在美国,“报警”是人们维护正常生活秩序和寻求保护的寻常行为,如果你发现有人占道经营售卖露天烧烤,如果有人在你家旁边搞违章建筑,如果你发现有人用地沟油坑人、用鸭肉假冒羊肉骗人,如果任何人给你的生活带来困扰或者威胁,发现任何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就像前面那位白人妇女那样,报警好了,警察会随叫随到,根据相关法律进行处置。在中国,“报警”虽然也是人们维护正常生活秩序和寻求保护的手段,但是这个“警”字基本上是一种维护社会治安的行为,它已经把社会管理的职能剔除出去了,这就是说,同样是为了维护正常生活秩序和寻求保护,除非歹徒破门而入用刀子抵住你的胸口需要报警之外,日常生活遇到堵心的事情,还真得必须通过“找城管”来解决。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作为国家机器的警察发生了分蘖,产生了作为国家机器的另一个层级组织,这个新增的层级组织带着国家强制力,首先像楔子一样楔入公众生活,作为这种楔入的结果,才导致公众不得不直接面对它–这实际上就是我在五年前撰写的那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城管是国家出于管控社会的目的平添出来的一种异在,是国家意志的神经末梢,它的任何作为(哪怕是病变的作为)体现的一定是国家的意志。    如果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管制度绝对是其中的亮点之一。那么,为什么唯独中国从警察制度中分蘖出了城管制度呢?这里边有什么政治学机理呢?弄清楚这些问题,会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自己是从哪里来的?目前居于何处?未来将去往何方?一句话,会有利于弄清楚我们的真实处境,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每一天所过的卑微生存极为要紧。    3    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温习一下常识。    国家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学究式的表述,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通俗的表述,则可以认为是指包括人民、文化、语言和一定地理范畴在内的一块地盘,有的大些,有的小些。既然是一块地盘,当然需要管理,于是作为国家象征的国家行政管理当局(政府)也就随之应运而生了。这样说来,国家应当包括两个因素,一个是地盘,一个是政府,两者缺一不可。    依据马克斯·韦伯的定义,国家拥有对内对外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因此国家一般都拥有军队、警察、法院等强制性机构。这些机构,在政治学语汇中常常被称之为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比马克斯·韦伯来得直白和赤裸: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统治阶级必须建立一整套法律制度和执行机构,用以实现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结果,军队、警察、法庭、监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体现国家意志的工具,即我们平时所谓的带有暴力性质的国家机器。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定义,国家机器的职责就是维护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从而保证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的统治不满意,抱怨说“这是什么马拉戈壁的社会”,甚至试图制造群体性事件,那么,统治阶级所掌握的国家机器就会对被统治者施行暴力镇压,用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其实,“国家和社会的稳定”用在这里不准确,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原意,应当是“被统治阶级的稳定”,即统治阶级的地位、利益不被侵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阶级斗争学说,就是基于这种见解建立起来的。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国家机器的定义并非泛指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社会主义,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是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普遍状况,把它作为历史规律来进行阐释的。    我不认为这个定义或者说阐释有什么问题,虽然它让人有些惊悚。惊悚的是什么呢?惊悚的是:我们面对的警察行为、城管行为,全部渊源于“维护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的国家意志目标,而我们毫无疑问处在被统治阶级一方!意识到这一点,原来还朦朦胧胧的一些东西,也就突然变得清晰了,不平常的心也就落下来,变得平常了。    大约七八年前,笔者读过张维迎先生和北京大学赵晓博士的一篇谈话文章,题目是《中国政府管制的特殊成因》,印象很深刻。这篇文章谈的是政府权力超越职责范围对经济进行管制所产生的种种弊端,然而它的思想触角却延伸到了政治文化领域,它所触及的一系列问题,譬如政府“利用垄断特权谋求所有者利益”、“管制造成大量成本”、“管制导致巨大的反腐败成本”、“管制越多腐败越多”、“管制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管制失败的原因和具体事例”等,都深入到了我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现实困境当中,让人回味无穷。    张维迎先生说:“政府是具有暴力权力的垄断组织……中国经济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的管制,与其说是为了解决‘市场失败’,不如说是政府为了消灭市场……政府之所以直接对企业决策进行干预,往往为的是达到政府想要达到的非经济目标,这个目标可能与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目标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完全偏离了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目标。” 如果把张维迎先生这段话植入到我们的政治学话题当中,我们稍稍改动几个文字,就可以做出类似的推导:“政府是具有暴力权力的垄断组织……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的管制,与其说是为了促进社会发展,不如说是政府为了控制和吞噬社会……政府之所以热心地直接对社会运行进行干预,往往为的是达到政府想要达到的非社会目标,这个目标可能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有可能完全偏离社会运行规范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8241.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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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记者 | 打击谣言和逮捕潮:中国当局践踏信息自由

无国界记者组织敦促中国政府终止对信息的审查和对独立信息发布者的迫害。举着打击谣言的幌子,中国当局再次对信息自由动手。联系最近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罪名,对网民实施的一系列抓捕,“打击谣言”这一政策证明中国当局对信息自由发起了进攻。 无国界记者组织敦促中国政府终止对信息的审查和对独立信息发布者的迫害。 举着打击谣言的幌子,中国当局再次对信息自由动手。 联系最近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罪名,对网民实施的一系列抓捕,“打击谣言”这一政策证明中国当局对信息自由发起了进攻。这一恐怖气氛,令网民们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审查。 “9月11日公布的关于打击谣言的法令,大大便利了当局,只要他们认定一个信息是谣言,便可将任何用户关入监狱。中国政府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为了自己的需要重新定义‘谣言’罔顾事实”。 “逮捕众多人权斗士和有影响力的博客作者,仅仅是当局对抗信息自由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要粉碎活动家同伴们的美梦,这些人要求更多民主,以及公开当局滥用权力的行为”,该组织表示。 “政府必须意识到它对信息自由的镇压是徒劳的。正如许志永最近视频中显示的,监禁并不能让信息工作者闭嘴。相反,镇压只能坚定博客作者以及他们支持者的决心,揭露当权者的不法勾当”,该组织补充说。 一个实例可以证明这种徒劳,今年的10月1日,中国这一共产主义政权正庆祝自己执政64年。借这个机会,当局暂时在社交网络上解禁数字“64”,于是表达对“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死难者支持和同情的舆论汹涌。但是当局很快重启审查,数小时后,社交网络上绝大部分有关信息被删除。 对打击谣言的司法解释 9月9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表了打击谣言的司法解释。 该解释规定,所有在网络上发表的“诽谤言论”只要被浏览超过5000次,或者被网友转发500次,言论的作者即可能依照中国刑法第246条,获刑3年。 任何在网络上发布的信息或者文档只要“引发群体性事件,公共秩序混乱,民族宗教冲突,损害国家形象,造成恶劣国际影响”都可以被视为诽谤罪。 正如律师马钢权在9月初在媒体分析的,“谣言”这一词并没有法律上的定义。(…)这一法令本身就是对表达自由的直接侵害。 新的立法也是当局今年夏天推进的试图终结“网络谣言”运动的一部分。从2013年8月起,新任中国主席习近平发起了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净化运动”,这一运动即被中共执政机关贯彻。 其目的是“收复新媒体阵地”,惩罚那些意图在中国推进“西方普世价值”的人,“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并不存在”,习近平说。 这一运动在中国互联网大会时开始落实。8月13日至15日会期中,大会通过了一个包含7点的决议,并且概括成为一本网上合法行为的手册,旨在创造的健康的网络环境。 五百次转发即可入罪 这此反谣言新政的第一个受害者之一是16岁的初中学生杨辉,他在腾讯微博发帖,暗示警方在一个卡拉OK酒吧员工的死亡有责任,并呼吁游行,官方说,这条微博被转发了五百次,甘肃张家川警方9月16日以“寻衅滋事”将他刑事拘留。 这一消息引起互联网上舆论哗然后,官方被迫很快将杨辉转为7天的“行政拘留处罚”,并将他释放,最后还导致了张家川县公安局局长停职。 这些事件,表明了在线社交网络作为抗议工具的某种有效,也表明当局很难毫无顾忌地迫害网民和信息自由捍卫者。 杨辉 一波“扰乱公共秩序罪”大逮捕 反谣言运动伴随着一系列的,一“扰乱公共秩序罪”为由逮捕持不同政见者。官方似乎无法以他们在网络上发布的言论将其治罪,就等到他们组织一些和平的示威和意见表达时,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将他们逮捕。 与此同时,更激烈的方法被用来恐吓未被起诉的的网络异议人士。在过去的政治警察“请他们“喝茶”,以发出警告。但现在他们被以以各种罪名刑事拘留,关押举行10至20天后释放。 7月16日,学者、社会活动家和博客许志永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当他的律师,刘卫国试图探望他,两天后,刘也被逮捕。许志永在刑事拘留37天后,北京市中级检察院宣布,他已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正式逮捕。 杨茂东,广东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和博客做记者,曾用笔名郭飞雄,8月8日,因呼吁呼吁释放许志永的活动,被非法集会和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逮捕。杨之前与2011年9月被释放,他曾因支持广东太石村的村民维权运动被判刑五年。 杨茂东的的律师隋牧青告诉无国界记者,那些杨茂东拘留,程序上违反了两项法律。首先,杨茂东8月8日上午与亲友联络过,但自当天中午以后,亲友无法再联络到他。直到8月17日杨茂东的姐姐杨茂平才收到了寄自广州天河区看守所的《刑事拘留通知书》,这已经是他被拘留的第九天。第二,隋牧青说,迄今尚未能会见杨茂东先生及阅览相关案卷,他怀疑杨的起诉,其实并非正常依法办案,而是在奉行非法的政治使命。 在9月13日,王功权,一个著名的商人和政府的评论家被抓,罪名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他的微博帐号之前已被关闭。王功权是许志永和2011年发起的“新公民运动”一名坚定的支持者,王被怀疑资助徐的活动,并在筹备一个网上请愿呼吁释放许志永。 9月18日,反腐败活动家和网友刘家财正式被控以“扰乱公共秩序”在湖北宜昌被捕,起初被以“煽动颠覆国家” 刑事拘留,他长期推动同城公民运动,时常发表及转发维权事件,也不时声援“新公民运动”的被捕者,讨论法律和司法问题。 其他的骚扰和逮捕案件 虽然“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是目前最常用的借口,用于对付独立新闻提供者和政府的批评者,但更多的传统形式,包括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仍被用于报复和及骚扰他们的亲属。 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9月10日逮捕的知名网友边民,他是云南昆明的商人、博客作者,本名董如彬,网民边民,他被以虚假注册资金罪刑事拘留。 他被捕前,一个星期,他的办公室被没有手续地搜查,三台电脑被抄检。此前,他曾参与反对昆明石化项目的运动,在云南最近多年的许多社会公共事件中,边民非常活跃,并曾举报昆明市公安局长在内的多名高官。 两个人权活动家,陈建芳和曹顺利 ,于9月14日分别在广州和北京机场截获,以防止他们飞往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两人被审问几个小时然后据说被释放,但是曹的家人从他被逮捕后就没有他的音讯。 当局还继续骚扰流亡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如陈光诚。例如,当陈的哥哥陈光福9月10日赴上海与人权活动家会面时,他的互联网连接被暂停。 朱瑞峰,创办了人民监督网的知名博客,也成为当局的目标,他的事情似乎证明,当局的反腐并不欢迎民间的参与。 朱瑞峰因2012年11月发布了重庆区委书记雷正富的性爱视频,朱名噪一时,仅仅几个月后,朱被警方关押询问了几个小时,官员谁想要知道他的消息来源,并以如果他不配合,就将以司法程序相威胁。然而,他设法保护他的消息来源,并在7月公布的一份视频证据,纪英男、范悦案,牵连福建晋江党委书记腐败。 朱瑞峰的4个微博账户和他的人民监督网都被封锁。然而,他设法通过别人的网络帐户向网友报告,他近况还好,他的博客不得不“放假” 中国在无国界记者编制 2013年的新闻自由指数 ,在179个国家中排名仅有第173位,且名列记者无国界“互联网的敌人”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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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 比贫富差距更可怕的是尊严差距

老老师:您好。   发现你几乎没有就李天一案子发表任何意见,我能理解您对涉及到司法领域的事件比较慎重,这说明您比较专业,我就不难为您。但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在李天一案子中网民一边倒的愤怒情绪?中国从仇富、仇官又到了仇明星?这样一直发展下去,会有什么结果?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您自己其实也成为这种社会现象的“受害人”:在您一些博客和微博里,一些网友不客气地指责您也是“富人”,不但整天在地球上飞来飞去,而且还开豪车、吃大餐,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您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无辜?那其他的官员、富人和名人,会不会也和您有同样的感受?中国人见不得人家比自己强、比自己好,这样的民族性格,又如何能够追求自由与民主?在您的引导下,我们最终收获的,会不会是曾经经历过的绝对的平均与赤贫?会不会是多数人的暴政?我真的很希望您抽时间回答我几句。先谢了!   北京 读者 XXX 十月四日   杨恒均答复:   我设立“读者来信”栏目的主要目的是同诸位交流感情,谈谈风花雪月,但来信中涉猎最多的还是如此沉重的议题。你的问题很尖锐也很好,恐怕不是几句就能说清楚的。我想就你来信中涉及的一个主要问题谈谈我的看法,我认为,这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症结所在——仇富、仇官、仇明星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不平等。   说起中国当今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你可能会说是贫富差距,他可能会说是贪污腐败、道德底线滑落,还有人会认为是缺乏自由、没有民主权利等等,但这背后的深层原因都是一种几乎被固化了的不平等。不平等造成了不公、不正。比贫富不均更可怕的是不平等,人格的不平等、尊严的不平等。   美国、香港没有贫富差距吗?但这贫富差距不应是制度造成并得到制度保护甚至强化的,更不应是公民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形成的;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某种程度的贪污腐败?但贪污腐败一定是犯罪,绝对不能像少数国家,贪污腐败几乎成了垄断与利益集团独享的“特权”:无官不贪,无权不腐;普通人为什么要追求自由?不就是想同权贵们一样,享受一点点宪法赋予的自由权利吗?至于民主,作为一种手段,正是为了获得平等、自由等政治权利。   地球上原创的三个民主国家(英国、法国、美国),民众最早追求的是什么?是平等。英国的宪章、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宪法与独立宣言中,摆在最重要位置的不是自由,更不是民主,而是平等——人人生而平等。   你可能说,怎么会有生而平等呢?百万富翁与穷苦家庭出生的,能平等吗?一个高智商的人和一位智力有缺陷的人,能平等吗?一个半路从中国偷渡出去的移民,能够和长期生活在美国、澳洲的白人平等吗?你在电脑前整天玩游戏,我却 12 小时在收集资料写论文,我们“平等”地赚一样多的钱,这公平吗?这里都牵涉到对“平等”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是我们中国人应该好好思考,认真面对的。   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与干涉,争取的是什么?是独立与自由,是平等的国家地位,是平等的人格与民族尊严。如今,中国早就独立了,新的政权执政也已 64 年,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可以说在国际上,中国已经得到了平等的国际地位,拥有了期盼已久的国格与国权。   但在国内呢?作为中国人,在为人的尊严,在人权与人格上,我们平等了吗?男女平等了吗?城乡民众平等了吗?执政当局同民众平等了吗?权贵集团与普罗大众是平等的吗?来到北京的十五六岁、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同李天一,在法律面前平等吗?宪法规定人人平等,但为什么一些人比大多数人“更平等”?为什么底层、弱势,没有关系与背景的普通百姓,常常感受到尊严受到侵害、人格受到侮辱呢?   我们曾经走了很大一段弯路去追求“平等”——例如我们“打土豪、分田地”,例如我们曾经把刘少奇、彭德怀、习仲勋这些官员与管理者打翻在地,让全国人民都歌唱同一个“红太阳”,让全国人民都背诵同一个人的“微博”语录,甚至全国人民都开始穿一样颜色和式样的衣服,我们都曾经一贫如洗,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这是平等吗?不是,这是对“平等”的极端误解,这不叫平等,而叫平均。   平等不是平均,平等不是经济上的“大锅饭”,更不是思想上的“团结一致”与高度统一。平等首先是政治权利的平等,是经济机会与教育机会的平等,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平等归根结底是指每个人尊严的平等,人格的平等。   这恰恰是中国这些年在逐渐失去的东西。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社会进步了,可是在平等的观念上,不但没有与时俱进,与普世价值接轨,甚至有点一度矫枉过正,有些倒退了。   我承认,自己这些年高谈自由、法治和民主,却很少涉猎平等,也许是我的失误,但我不是没有理由的。平等这种东西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国际社会早在几百年前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中就最先推出并早就深入人心的理念,是中国两百多年来,国家与民众一直在争取的,我原本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喋喋不休……   但我显然错了,平等在中国,还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还是一个美丽的“中国梦”。本质上说,中国民众自发的“维权”就是一种争取平等的行为,但不得不承认,目前争取的平等依然停留在对经济利益的争取上,至于政治权利、人格与尊严,争取得不但不够,甚至大多数人有放弃与认命的趋势。   这些年在国内走动,让我最伤心与失望的不是那些权贵和利益集团们“高人一等”的想法,反而是连底层与弱势们也“自愿”地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屈服于权贵与诸多不平等的观念与现象。我曾经多次接触、访问一些孩子无法在城里就近入学的农民工,提到有人为他们争取平等的学习、考试机会而被打压,而这些农民工给我的印象竟然是,当局如果给他们孩子入学,应该感激政府感谢党,而如果不让他们孩子入学,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来自农村。这种天生认为自己生而不平等的想法,让人欲哭无泪!   这些年我在国外体会最深的,在政治制度上可以说是民主——认清了何为爱国,以及厘清了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在规章制度上则是自由——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一清二楚,一视同仁;可在个人方面,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平等——一种发自内心的,每一个人在尊严与人格上绝对平等的理念与价值观。在人格与尊严上,我们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澳洲总理(不好意思,忘记他名字了)一样。   常常有人问我,为啥把孩子放在国外,自己也住在国外多,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民主小贩”嘛,自然是为了民主。其实和自由、民主关系还真不大——我在国内如果不同权贵作对,“政治权利”(也许用“特权”更恰当?)不会比任何人少,而且一些乱七八糟的“自由”也是国外“享受”不到的,可唯独“平等”,是中国稀缺的。   在一个不平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是不平等的。包括那些不平等对待普通民众的权贵与利益集团,他们在比自己“更平等”的当权者面前,同样人格低下!在一个缺少平等的国家,上至国家主席,下到贩夫走卒,同样活得都没有尊严!   很抱歉,没有直接回答你的问题,但我确实是有感而发。至于一些网友对我的误解,我能理解,但如果他们知道我靠自己打工养家糊口,用业余时间写了一千多万字的免费博文,为了更好地向读者介绍台湾,自己用打工赚来的钱专门飞到台北,只为了写两篇博文,他们也会理解我的,至少不会仇视我。   我不同意你说的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有“见不得人家比自己强、比自己好”的缺陷,我坚信,中国人不是仇富、仇官、仇明星,更不会仇我杨恒均。人们要求的是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天赋人权与宪法权利面前的平等,人格尊严与社会地位的平等。当我们拥有了平等,当李天一与农民工的孩子站在法庭面前,都平等的时候,你发财,你当官,你当明星,你当李双江,谁还会去仇恨你,谁还会抓住你不放?   当然,最后我还要重复那句老生常谈:平等不是政府与利益集团突然良心发现,恩赐给普罗大众的。如果说民主需要集体觉醒,需要上下互动来实现,自由需要宪法与法律保障,那么,平等,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坚持不懈地去争取。   今天,你平等了吗?今天,你争取平等了吗?!   杨恒均 2013.10.7 “读者来信”系列 (有问题要问的读者可来信至: henry_yang1965@hotmail.com )   参考阅读: 【解密】人类史 上 最惊人的记忆法则 【家长必读】美国 人 培养优秀孩子的秘诀 【调查】一套让差 生 变尖子生的高效学习法 明星亲身体验:学习英 语 快速见效的独特方法 读者来信:一位爱上妓女的屌丝的迷茫 读者来信:好小贩与坏小贩,好城管与坏城管 读者来信:美国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读者来信:要不要考公务员呢?为何要从政? 读者来信:民主到来之前,我们该怎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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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王康:中国有向帝国转型的可能性

当人们都在期盼中国未来民主宪政转型的时候,中国著名独立学者、有民间思想家之称的王康认为:中国还存在另一种转型的可能性,就是向帝国的转型。这种可能性比民主转型的可能性要大。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日前在旧金山举行主题为“公民社会发展和中国民主化”的研讨会,正在美国访问的王康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讲。 王康谈到当前中国存在两种转型的可能性,他说:“中国当然有一个民主宪政转型的可能性,但是中国同时存在跟民主宪政相反的另外一种转型的可能性,我称之为帝国转型的可能性。事实上,中国从来都是大帝国的温床,从秦到清都是帝国形态。毛泽东政权也是个现代帝国的形态,甚至当代中国帝国形态的基本元素仍然存在。” 王康在演讲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列宁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红色帝国做了比较,指出其国家制度和国家哲学都基本相同或者相似。 王康说:“我觉得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当下的中国,完全具备建立一个大帝国各方面的条件:它的辽阔幅员,众多的人口,反复被强化的民粹主义,它强大的工业系统,它强大的官僚体系,它从来没有放弃过的意识形态。另外一个参照系就是:现在全球化的时代,西方,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可以说是危机,这从另一方面刺激中国的领导者们,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帝国的心理需求。事实也是如此。” 王康指出: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就开始鼓吹一种新的国家主义理论。 “这批知识分子可不是腹中空空的蠢货,他们可是有头脑的人。而且这种鼓吹不仅仅是书面上的,他们相当程度已经渗透到了现在中共的所谓新的国家设计,新的国家哲学,等等。” 习近平上台半年多来,抓捕的政治异议人士已经超过胡温十年的总和,王康认为,这仅仅是中共新一代领导缔造大帝国的开始。 他说:“胡锦涛、温家宝这十年,左中右都认为他们无所作为,是温吞水,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许将来会令我们怀念。那时多少还有一点空间,知识分子还多少做一点事情、说一点话。也许今年年底,或者在三中全会过后,胡温十年的那点空间全部都收回去,而代之以全新的、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没有面对过的局面。” 王康认为,对民主宪政的追求目前仍在于少数知识分子;蓬勃的维权运动在于那部分民众利益受损,中共政权凭借强大的国家经济力量很容易将其抚平;而中国人将来会成为中共缔造大帝国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使人不敢乐观。 他说:“苏联之所以亡党亡国,是因为苏联人民在那个历史关口,对苏俄这个帝国弃之如敝履。为什么?因为苏联人民比较高贵,没有被败坏。我不能说中国人民被败坏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确实没有俄国人那么高贵。如果中共这个政权面临重大危机,就像‘六四’一样,人民究竟站在那一边?恐怕没有‘六四’那个时候值得我们乐观。”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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