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

时隔一天，中国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对现任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的近况，给出了截然不同说法： 据新华网北京2月9日电，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9日应询答问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据新华网北京2月8日电，重庆市政府新闻办通过新华网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打黑”的关键助手，有“打黑英雄”之称的王立军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的消息2月2日刚一传出，即引发了强烈关注和种种猜测。 职务变动后，王立军作为重庆市副市长分管的工作领域，由“公安、国安、司法、人武、信访、政府维稳”，转为“教育、科技（知识产权）、环保、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体育、民防、园林、参事、文史、修志”。 此后，网络上关于王立军的消息不断传出。重庆官方宣布王接受“休假式的治疗”当日(2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努兰德(Victoria Nuland)证实王立军本周确实曾去过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与美方会面。此前，王立军只身前往美驻蓉领馆且领馆周围出现大量军警的说法，已经在网络上流传，并在微博中大量转发。 王立军的特殊身份和他职务变动后异乎寻常的举动，令国内外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不断升级，世界各大媒体纷纷进行报道。中国共产党今年将召开“十八大”，了解和关注中国政治的人普遍认为，中央领导层即将换届之际，发生这样的事件，将可能牵动中国政治权力交接的全局。 王立军职务变动公开的次日(2月3日)，薄熙来在重庆市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称，“敌对势力在信息舆论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我们哪里出点事，它就会可劲儿地忽悠、造谣，其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这个‘战场’是隐形的，但斗争是激烈的。” 薄熙来没有解释“敌对势力”、“出事”、“忽悠、造谣”的具体含义。不过， 重庆官方此后对王立军去向的惊人表述，让人不禁联想到，信息舆论的差异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 对一名副部级官员的状况，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说法如此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2年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官方调查结论公布前，网络上已出现各种揭晓谜底的努力。相关人员的经历、提拔过程、公开活动、媒体报道、最新动向被反复搜索、分析。 网络上以电脑屏幕截屏图片的形式流传着一份2月8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4113航班的旅客名单。该航班2月8日上午自成都抵达北京。除了王立军的名字，这份名单上另外两个名字分别与国家安全部一位副部长和公安部一名部长助理的姓名吻合。若此名单属实，王立军很可能已在北京接受中央调查。 王立军2008年调入重庆后，协助薄熙来直接指挥了“打黑”，期间文强、李庄等案件曾在全国引发强烈反响。王立军本人曾获得公安部一级英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国家级殊荣，亦曾被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授予“重庆市人民卫士”荣誉称号。

贺雪峰：乡村的去政治化及其后果 进入专题 ： 去政治化    ● 贺雪峰 （ 进入专栏 ）       摘要：在传统时期，乡村具有相对自主的政治空间，从而可以阻止乡村内部边缘人群搭便车行为。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的全面渗入，乡村自主政治空间逐步消失，乡村社会由分配责任与义务的政治向分配权利的政治转变，之前被乡村主导力量所压制的边缘力量崛起。在乡村去政治背景下，不受约束边缘力量的崛起，对当前乡村治理构成重大挑战。     关键词：乡村治理 乡村政治 钉子户 上访 国家与社会     　　     所谓政治，就是为利益再分配而进行的协商、博弈与妥协，政治中，既有讨价还价也有强制。政治是通过斗争的形式展开的，是一部分人强制另外一部分人的过程，是形成利益再分配格局的手段。     乡村政治则是指在乡村社会中存在的利益再分配斗争。乡村政治可以包括两个相当不同的层次，一是在乡村展开的国家政治，二是乡村社会内部展开的政治。前者是指乡村社会作为国家的一个部分，其政治制度及政治实践是受国家政治制度制约及按国家政治制度要求展开的，乡村治理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后者则是指乡村社会内部为达成利益再分配而进行的斗争与妥协，是乡村社会各方面力量平衡的结果。这两个层次的乡村政治存在密切关联，即前者决定和制约后者，后者只有在前者提供的制度条件下才有运作的空间。同时，又正是后者实践效果决定前者的持续与完善。     本文乡村政治主要指在乡村社会内部展开的政治，即第二个层面意义上的乡村政治。     本文将分四节讨论乡村去政治化及其后果。第一节是一个概述性的回顾；第二节讨论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在乡村制度安排上的去政治化；第三节讨论去政治化的后果；第四节是一个简单的小结。     　　     一、从乡村政治到乡村去政治     　　     存在乡村政治的两大原因分别是乡村与国家的关系及乡村社会内部的秩序。乡村与国家的关系是农民与国家关系的一个部分，具体地说，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中，一方面，国家为农民提供制度和秩序，一方面，农民要为国家提供赋税。这是一种交换关系，更是一种强制。离开赋税，国家无法运转，没有国家，高度的中华文明也不可能延续，农民就只能生活在原始秩序之中。     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有时表现为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当国家无力面对每户农民时，国家可以通过具有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乡村社会来与每一户的农民打交道。在某些时候，国家为了降低与农民打交道的成本，有意推动乡村社会建设，如宋明以来的宗族发展即与国家倡导有关1。若国家力量强大，国家则可能通过编户齐民直接控制社会，这个时候乡村社会势微，例如秦汉。     当国家将乡村社会作为一个具有一定主体性、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实体，且国家通过乡村社会与农民打交道时，乡村社会内部就有了政治，就有了如何组织起来完成国家任务的协商与斗争。乡村社会中的各色人等都会出来表演。不同阶层（这与经济制度有关系）不同处境的人们都会在既有国家制度安排下面，跳出来在乡村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其中既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如起义、骚乱、自焚等）、又有细小却可能持之以恒从而最终显出力度的日常抗争2，这些斗争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均势的格局并使乡村政治稳定下来。     乡村政治得以发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乡村社会内部的秩序要求。尤其是在传统社会，国家无力为乡村社会提供健全的公共品供给，乡村社会作为一个地域共同体，不仅具有物质性公共品的需求，如道路、灌溉和治安方面的要求，而且有非物质性公共品需求，如地方宗教（在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是维护地方秩序的关键变量之一），道德礼俗，休闲娱乐等等。乡村社会内部如何提供基本的公共品，如何筹资筹劳，如何决策监督，如何具体落实，都是有政治的，既有讨价还价，又有强制压迫。     如果一个社会内部不存在自主供给公共品的问题，或所有公共品都通过外部供给，这个社会就不需要通过内部政治来达成秩序。相对于当前的农村社区，城市社区的绝大多数公共品都是由超出社区的国家供给，还有一部分市场化了，因此，城市社区更加不需要社区政治。     以上两大原因所促成的乡村政治并不一定是公正的，却必须是有秩序的，即乡村政治可以解决内部基本公共品的供给及可以为国家提供税赋资源。如果将国家看作公共品的话，则正是在稳定的国家制度安排下面，乡村社会内部通过政治协商和政治斗争，达成了一个分摊公共品建设成本的政治结构，这样一个政治结构又会反作用于其他方面，并成为乡村社会本身的决定性力量。当然，国家制度安排、乡村政治结构、乡村社会都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一定生产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受后者决定性制约的。     以下我们简略回顾一下乡村政治的历史。这种回顾是理想型意义上的，是为后述分析提供参照的。我们可以大体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笼统的传统时期，二是人民公社时期，三是分田到户以后，四是取消农业税以来。本节主要讨论前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放在下一节讨论。     1、传统时期的乡村政治。     新中国建国前，传统的中国政治中，因为国家力量的薄弱（传统型国家），国家往往无力介入到地方事务的具体处理之中，大量地方事务由乡村社会内部解决。因此有所谓“皇权不下县”之说。皇权不下县，县以下的乡村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宋明以来，乡村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是宗族，通过宗族的发育，乡村社会内部形成了一套维持内部秩序和为国家提供基本赋税的制度安排。相对来说，最近一千年来，南方农村战乱较少，社会比较稳定，宗族发育更为健全，聚族而居十分普遍，因此，南方地区宗族成为乡村社会中的主要支配力量。北方农村因为战乱较多，村庄往往多姓杂居，即使如此，北方村庄以不同姓氏为基础组织起来的首事会，其基础仍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认同。     从国家与农民关系上讲，国家要从农民那里获得税赋与劳役，必须掌握一个地域的田亩与劳力情况。在传统社会中，尤其是明清两代，用于收取税赋的里甲制和用于维持社会治安的保甲制，是两套并不相同的制度体系。国家要通过里甲制度和鱼粼册制度来掌握地方的人口与田亩，从而可以据实收税。但是，农村人口与土地权属关系总在不断变动，使得国家几乎无力针对每一农户来收取税赋，因为国家实际上很难直接将税赋任务具体到户，即使具体到户，国家也难以征收。国家甚至很难掌握地方真实的人口与田亩实况。     若国家采用包税制，由乡村社会内部来达成税赋的分摊，国家征税成本就会大大下降。     无论是国家通过代理人征税，还是通过包税制，在传统时期，乡村社会内部都是参与国家税赋分摊过程的，而只要地方社会参与税赋分摊，地方社会就必然要有政治，要有斗争，要有强迫与强制，有时候，地方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地主豪绅）就可能通过向弱势群体转嫁负担，而在地方上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并最终使得整个社会断裂为地主豪强阶级与贫苦农民阶级的两分，这两个阶级终于有一天水火不容而暴发农民起义时，这个时代的乡村政治就与这个时代一起终结，新一轮（主要是在新的相对平均的土地占有关系基础上的）乡村政治在新朝代的开展中再次展开。这种展开可能形成一个新的轮回。     从乡村社会公共品供给方面讲，乡村社会必须既要有能力作出关于公共品供给的决策，又要有落实决策的能力，其中关键一点是阻止搭便车行为，尤其要有能力对付钉子户。对付钉子户的办法有二，一是采取强制措施压迫钉子户就范，二是采取边缘化策略使钉子户付出荣誉和社会代价，从而使其他农户不敢于跟随钉子户搭便车。这尤其表现在宗族社会中各种软硬规范所可起到的作用上面，硬的如族规家法，软的如血缘认同。在国家不能为乡村社会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情况下，国家允许乡村社会具有一定的执法独立性（比如宗族内部可以使用肉刑），毛主席所讲传统社会“皇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权中，除皇权外，族权、神权和夫权都是地方具有一定自主性的权力。国家并未垄断所有的合法暴力。     在传统时期，无论从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还是从乡村社会内部公共品供给方面，乡村社会都是一个具有政治空间的地域，乡村内部，因为经济基础的差异、社会力量的差异，乡村政治并不一定是公平、公正的，更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其中往往存在着压迫与反抗，甚至有时是残酷的压迫与激烈的反抗，这种压迫与反抗导致乡村社会严重的内部冲突甚至于乡村社会的解体。但就一般情况而言，乡村政治在约束搭便车行为，分摊责任与义务，维护乡村社会基本秩序，从而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与传统国家的统治方面，作用甚巨。这其中，受到儒家教育的士绅在乡村政治内部及勾通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士绅、地主、小农、边缘人群、宗族力量等等各方人物与力量在乡村政治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     2、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     人民公社是十分特殊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国家要借人民公社体制来从农村抽取用于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而不仅仅是国家建设），一方面又要借人民公社体制来实现对农村社会包括农民自身的改造，这就使得人民公社被赋予了巨大的使命。人民公社制度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乡村社会组织结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一个政社合一、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基层建制。人民公社制度由国家设置，公社统一核算，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到生产和分配领域。     人民公社作为国家强力改变农村社会同时又为工业化提取资源的制度设置，其最重要的经济制度是“工分制”，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各种运动。阶级斗争的核心并非要斗争地主富农等“死老虎”，而是要斗争破坏集体行动的钉子户及可能借权力谋取私利的“当权派”。持续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大集体容易出现的消极怠工和权力腐败，从而使人民公社制度完成了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既为工业化提供原始资本积累，又为农村社会提供生产生活公共品的任务——尤其是水利建设的成就令人感叹！此外，人民公社在教育、医疗和文化建设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     政治运动的核心并不是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地发动，而是调动了农村社会内部的积极性。农村社会存在阶级，虽然人民公社已经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阶级，但国家认为阶级意识仍然存在，干部可能借权力腐败，少数人劳动不积极是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及破坏集体行动的消极分子可能被群众评为坏人。总之，政治运动是通过乡村社会内部来展开的，在一定时期相对有效克服了大集体容易出现的消极怠工，比较有效地满足了中国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时代要求。     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也有一些微妙的地方。比如笔者2010年元旦在广东番禺调研的一个有趣的例子：     绿村村民梁汉今年66岁，当过几年小学老师，后因子女太多，家庭实在困难，又回家务农。1972年，梁汉在自留地种了100多棵辣椒，收成不错，便拿到广州卖给外贸出口公司，赚了点钱。这事让驻村工作组的人知道了，工作组组长说梁汉长途贩卖属投机倒把，要梁汉写检讨，并要批斗梁汉。梁汉不服，质问工作组究竟是代表谁，若是代表县委县政府，县委总是要让人民生活好吧，我将辣椒卖给出口公司，难道出口公司不是人民政府办的？你要批斗我，我就让我的三个孩子站在旁边，我还要去告你们。     强势的梁汉镇住了工作组组长，批斗之事不了了之。     梁汉之所以敢于强势，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出身贫农，可谓根正苗红，二是家庭子女多，的确困难。虽然他将自己种的辣椒拿到广州市去卖有投机倒把的嫌疑，是应该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工作组因此可以组织批斗。但若梁汉不服，闹将起来，工作组也可能陷于被动。在梁汉的强势与工作组的犹豫中，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大集体时期，显然不是每件违规的事情都可以不了了之的，因为批斗正是我们常说的一种控制方式。因此，若梁汉不够强势，或工作组长很强势，则梁汉就可能被批斗了。梁汉不服，愤而自杀，或到县里告状，无非两种结果，一是无效，二是工作组长因为方式不当而被处分。在大集体时期的语境下面，梁汉将辣椒拿到广州卖并赚了钱，这对集体是有瓦解作用的，因此，梁汉可能被批斗且告状无效。但即使告状无效，工作组长面对强势、贫民出身且子女很多家庭很困难的梁汉的反抗，也一定会头痛。也正是因此会有不了了之这一灰色结果。     若梁汉不是贫下中农出身，而是地富反坏右的五类分子又如何？是五类分子，又有贩运辣椒的“罪证”，这些五类分子无论如何是不敢强势的，被批斗的命运几乎是一定的。事实上，在那个时代，五类分子大多老实听话，不敢乱说乱动违反政策规定。这些人即使曾是坏人，在人民公社的高压之下，也只是“死老虎”，是不敢做坏事的。吊诡的是，这些人即使不做坏事，也可能被批斗。批斗“死老虎”在大多数时候，恰恰不是因为五类分子新做了什么坏事而是用来吓唬其他可能违反政策的人，是“杀鸡吓猴”。应该说，这样的“杀鸡吓猴”是有一定威慑作用的。     更重要的是，虽然五类分子是与贫下中农不一样的身份，贫下中农是根正苗红的人民内部人，但是，五类分子中的“坏”人，完全可能由贫下中农中的自己人变质而成为“坏人”，成为阶级敌人。梁汉强势对抗，工作组坚持原则，梁汉就可能被批斗，并可能最终列入到“坏人”中去，那个时候，梁汉就要为自己的强势与固执付出代价。     但是，从梁汉贩卖辣椒之事不了了之可见，当时的控制方式并非采取了最终的可能激烈对抗的方式（即将梁汉打成坏人），而是不了了之。而之所以可以不了了之，是因为梁汉贩卖辣椒这件事只是偶而为之，且并未对基层治理与控制构成严重威胁，工作组和公社仍然有足够的维持基层秩序的能力，其中之一就是通过杀鸡吓猴的批斗五类分子，提醒所有人要遵纪守法。同时，梁汉不是不可以被批斗，而只是没有批斗。被批斗的可能性是随时存在的，是完全可以的。梁汉可以被打成坏人，由人民内部矛盾转而成为敌我矛盾。这构成了对每一个人都存在的巨大的压力与限制。梁汉是在走自己政治生命的钢丝。     从以上讨论可见，在大集体时代的政治控制，是通过划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并让这种矛盾存在转化可能来进行的。这种政治控制与反制，在具体的语境中十分复杂，其中，已成“死老虎”的五类分子常被批斗，是工作组或公社最无风险又具有收益（即吓猴）的事情，因此，可以理解工作组和社队干部喜欢批斗五类分子的原因。而有些不如梁汉强势的贫下中农犯错，他们也可能因此被批斗，但因为他们不强势，及不强硬反抗，对他们的批斗，也仅是警告（既警告被批斗人，又警告其他人），而不会因此而彻底打倒。这样的批斗成为维护既有治理秩序的一种仪式。     3、分田到户至取消农业税期间的乡村政治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双层经营制度，农村重新恢复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这个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恢复了人民公社之前的经济制度，不同之处是在家庭经营之上还有村社集体这一“统”的经营层次。     分田到户以后的乡村政治也是围绕向国家交税和解决乡村社会内部公共品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方面，国家通过村干部向农民征收税费，一方面，乡村组织通过向农民收取共同生产费，为农民解决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公共品。一般情况下，国家不为农村提供村庄内的公共品，村庄通过村社集体解决公共品的供给问题，村社集体向农户摊派负担，村民必须交纳，即使不缴，也会作为债务记在那里，欠债总是要还的，特别是农户要找村集体办事时，不还债，事情就不给办。     而国家向农民征税，总是通过向村社集体分摊征税任务，而不是直接下达到农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离开村干部，国家很难向人数众多税额很小税源分散的农户有效率地收税。若有农户拒绝交税，国家就可能采取强制措施，比如向法院控告，组织小分队采取强制措施征收，其中，国家下来清收总是应村社干部的请求，因为国家向村社集体下达税费任务，农户不交是欠在村里而不是欠到国家，国家记村里欠债，村里记农户欠债。有农户不交，村集体的负债就会增加，这会引起其他村民的不满，由此带来连锁反应，以至于收税费越来越难。税费收不起来，共同生产费也就很难收起来，村集体的公共事业也越来越难办。     分田到户时，设想只要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蛋糕做大了，农民就会“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交给国家的是税，留给集体的是用于公共工程和公益事业的费用。这两者都要向农民征收，且一定要对不交者采取强制措施，但实际上，国家很难直接对农户频繁使用强制手段，最多只能应村社集体的请求偶尔使用强制力。村社集体与传统社会的乡村组织已大不相同，因为这个时代已是法制时代，已是国家垄断了所有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时代，村庄缺少强制手段，村庄边界的开放也使村庄舆论力量式微。更重要的是，国家为了顺利征税，倾向默许村社干部协税时自肥，村社干部由保护型经纪变为赢利型经纪。这样一来，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形象很快就被毁掉，村庄选举中，这些人往往连任都变得困难。     也就是说，分田到户，虽然无论是征税还是完成共同生产事务，都将村庄当作一个需要政治的集体，却因为时代的变化，村社集体发现已经没有了进行政治斗争的手段，从而无法克服钉子户制造的麻烦。     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到户，吴毅称之为乡村社会的去政治化，他的意思是，人民公社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是意识形态，是高度政治化的，而分田到户以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都取消了，乡村社会又进入到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是讲经济效率的，而不再是政治性的3。吴毅所说只对了一半，这对的一半就在于，分田到户以后，乡村政治的手段没有了，但乡村作为一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征税单位和相对独立的公共品供给单位的属性依然被当时的国家所赋予，乡村因此仍然是政治性的。乡村去政治的关键其实并在于政治的形式，更不在于国家在乡村的政治运动，而在于乡村社会是否还具有进行利益再分配的空间和能力。正是在乡村再分配利益的空间和能力上，取消农业税后，中国乡村去政治化才得以真正实现，其后果也将相当严重。以下我们分两节来分别讨论。          二、取消农业税后的乡村去政治          1、政治性的消逝     取消农业税前，因为缺乏对付钉子户的手段，越来越多的农户拒绝交纳税费，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独立空间的乡村已失去再分配利益的能力。这个时候有两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国家绕过村社集体，直接向农民征收税费。但因为农户数量庞大，税额小且税源分散，而且国家离开村社集体，很难清晰区分开有钱不交税的钉子户与真正无钱交税的贫困户，这个办法很难行得通；二是重建与对乡村政治期待相适应的政治手段。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人民公社时期都是存在着与当时乡村政治目标相适应的政治手段的。     但是，在现代性已经普及，国家已经垄断所有合法暴力，法制社会早已提上日程并建设多年的情况下，回到传统时代的政治手段没有可能，人民公社时期通过运动来展开的政治手段也是非常手段，是需要前提条件（比如计划经济、村庄相对封闭等等），进入21世纪，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手段显然已不可用。     因此，在世纪之交，国家断然取消农业税4，国家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也就不需要再通过乡村组织去收税，也不再需要乡村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主体来承担税赋责任。之所以国家可以这样做，是因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已由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化国家，国家税收主要来自城市工商业，农业税占国家税收的比重已经微不足道了。     当国家取消对乡村社会（主要是指行政村）征税时，作为国家征税对象的乡村社会这一政治性实体本身就已经大为削弱了。     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时，国家仍然希望乡村社会具有自主供给公共品的能力，其制度措施是“一事一议”，即由村民以行政村为单位，通过民主的办法（主要是通过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依据村民的受益情况和村民意愿来筹集村庄公共事业建设经费，且规定人均每年不得超过15元。“一事一议”筹集公共品建设经费与之前向农民收取的“三提五统”经费及共同生产费都有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是，“三提五统”和共同生产费都是搭在农业税下面收取的，因此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一事一议”费用的收取采用受益和自愿原则，这样就无法防止搭便车行为，也无力对付钉子户，因此，“一事一议”在全国农村大都无法实行。这样一来，乡村社会内生供给公共品的制度失败，乡村作为一个政治性实体就几近消失。     2、分配义务与责任的政治     取消农业税和乡村社会内生供给公共品制度的失败，迫使国家转而向农村输入资源，以为农民建立生产和生活所需基本公共品，比如道路、安全饮水、卫生、医疗、文教等等。从目前国家实践来看，国家基本上是试图通过“条条”，即通过各职能部门来为农民直接提供公共品，而不经由乡村社会，或乡村社会不再有对国家提供公共品进行内部再分配的权力，乡村社会只是国家提供公共品的被动接受者了。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向乡村转移资源的方式大略有两种，一是直补到户，包括粮补、种子补贴、农机补贴、低保、新农合和新农保。这种国家提供的补贴，都是直补到农户，与村社集体不发生关联；二是由职能部门直接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品，最典型的如水、电、路、卫生、文教等，这两种国家向农村社会转移资源的办法，都将乡村社会这个政治性的实体避开了，乡村社会不能在国家转移资源的使用中发挥再分配的作用，乡村社会的政治性因此逐步消逝。国家越是有能力为乡村社会提供完善的公共品，乡村社会内生公共品的必要性就越弱，乡村社会作为一个再分配利益的政治性实体的重要性就越是降低。     以上讨论中，一方面是取消农业税，使得乡村社会作为一个赋税实体的含义大为下降，乡村社会内部如何分配税赋责任、分摊税赋义务的政治过程变得不重要了。即使乡村社会仍然要承担国家的税费任务，乡村社会也不是作为一个实体更非一个整体，而是由其中的每个个体（农户、企业等）来直接面对国家税务机关，这就不关乡村干部的事了。     另一方面是当国家试图直接为乡村社会提供主要的公共品时，乡村社会内生供给公共品的价值降低了，乡村社会看起来不再有必要通过对内分配义务来建构自己的政治性实体。     以上两个方面，使当前中国乡村社会与传统时期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社会，都已有了巨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当前的乡村社会看起来不再有作为一个政治性实体存续下去的必要性，乡村社会的去政治化看起来是可以完成了。其中的核心是，乡村社会看起来不再有进行利益再分配的必要了。更准确地说，是乡村作为一个分配责任与义务的政治没有必要了。作为分配权利和利益的政治呢？     3、分配权利的政治     作为分配权利和利益的乡村政治，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本来还有空间，但从现在国家的政策倾向来看，国家似乎不太关心这个制度空间了。     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是以农户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制度，土地的所有权是村庄集体的，承包经营权归农户。既然所有权归村社集体，村社集体就有理由从集体承包给农户的土地中获取地租，且集体应对土地享有收益权和处分权，从而村社集体（这个由所有村社成员构成的乡村实体）就可能通过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来再分配村社利益，这样就激活了村庄政治。     奇怪的是，国家的土地政策却似乎在消灭这个政治的空间，其中一个原因是认为集体土地所有制容易引发矛盾与冲突，比如调整农民承包的土地引发矛盾，向农民收租也会引发矛盾。为了减少矛盾，国家倾向不调整土地，土地承包30年不变且今后也没有必要变。土地是集体的，却不允许集体对土地有任何权利。这样一来，农村社会为调整土地引起的矛盾没有了，却可能因为农户土地不均导致的社会不公及地块分散导致的耕作不便成更大矛盾。土地不收租，收租的矛盾没有了，调整农民土地利益的矛盾却更加无解了。     尤其让人忧虑的是，这几年，各种变相的农村土地私有化的主张正有变为国家政策甚至法律的趋势。若农村土地制度私有化了，则中国乡村社会离解体也就不远了，乡村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就不存在了。那个时候，由于乡村政治消逝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就更加无解了。     不仅中央怕矛盾，怕麻烦，而倾向土地制度目前正在发生的这种变化，而且地方政府也是如此。举例来讲，在河南周口市郊农村调研发现，按国家政策规定，征地款应包括四个部分，即劳力安置费、土地使用费、附作物补偿、青苗费，其中至少土地使用费应归村庄集体，这是政策明文规定且明文要求的，但地方政府担心村社集体所得土地使用费被村组干部滥用，由此引起村民的不满从而导致农村社会的冲突与矛盾，而在实践中将土地使用费直接打到被征地农户账上，村社集体不得一分钱。甚至征地时，有一些集体要承包到户的土地（如路、沟、渠、荒山、荒水）等，所有征地费全部均分给农户，村集体不留钱，村干部不摸钱，这样减少因此引起的矛盾。而村社集体若可以拿到土地使用费等资源，其实是可以通过再分配的办法在村民中分配，及可以建设对村民生产生活十分重要的公共品的。当然，村社干部也是有可能滥用集体的钱的。这关键是村庄政治与上级监管的问题。     农民也有期待，广东番禺农民叫做“分光吃光，身体健康”。身体是否健康说不定，但村社集体被掏空，村庄政治是没有希望了。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曾提倡河南村级“4+2”工作法，核心是村级重大决策包括村庄公共品供给，应通过民主公开程序，让村民充分表达其对公共品需求的偏好。但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倾向将“4+2”工作法当作筹集公共品建设经费的办法，这与“一事一议”就无本质差异，因此也就无法推开。而假若“4+2”工作法是与自上而下国家移财政支付联系起来，自上而下转移资源不是如目前要么直接发到农户，要么由职能部门直接在村庄提供公共品，而是将资源打包到乡村（比如行政村），而经由乡村社会内部的“政治”秩序（比如“4+2”工作法）来让乡村社会决策，则这样的资源使用效率当更高，且这样也可以抢救正在消逝的乡村政治与乡村社会。     4、不出事的逻辑     土地制度上所表现出来的各级尤其是中央不希望农村出事情、出麻烦、出矛盾的心态，其实在农村政策与制度安排的各个方面都是如此。目前自上而下的执政情绪是，不能出事，不能有冲突，甚至不能有上访。自上而下不喜欢矛盾，害怕矛盾，从而想方设法避免矛盾、掩盖矛盾，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其结果就是，自上而下不接触矛盾，回避矛盾，遇到矛盾张惶失措，这样看起来矛盾是减少了，但在农村社会本来有矛盾的情况下，回避矛盾只是暂时减少了矛盾，而没有解决矛盾，矛盾因此会在更高层次，以更剧烈方式，更加频繁地爆发出来。     这样一种执政倾向，在乡村基层的表现如花钱买稳定，以纠纷解决为中心的制度安排而不是以规则之治为目标，事本主义，等等。     如此一来，就会引起很多麻烦，以周口市郊农村调查所获案例为例，当地村干部说，“不做事没有问题，一做事就有问题，因此都不做事，不能做事”。更具体地说，村干部不做事没有人反对，当然也没有人支持；做事则一定会有人反对，因为只要做事就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至少在利益和责任分配上不可能绝对公平；不顾反对将事情做成，会得到群众支持，因为做事带来了公共收益；但若做事引起少数人上访，上级为减少上访而会要求村干部不做事。其结果往往就是不做事。不做事，村干部得不到真正的支持，一旦村中有少数人提出不合理要求，村干部及以上的国家就不得不满足这些即使不合理的要求。     以河南周口市郊的邵寨村为例，2008年邵寨村征地，有三亩多集体的荒地，可得近20万元的征地费，邵寨村支书计划用这笔钱来修一条村民都强烈要求修建的通村公路，但有村民认为不受益，要求分掉这笔钱，并声称不分钱就上访。村支书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修路而不分钱，有村民也就径直到乡政府上访。乡党委书记要求邵寨村支书无论如何不能修路，因为修路虽然给村民带来巨大公共利益，村民上访却给乡政府带来巨大压力。钱分掉了，就没有上访了，乡政府就没有压力了。因为乡政府反对，虽然邵寨村支书和邵寨村民都强烈希望修路，最终路没修成，钱还是分掉了。对于基层政府来讲，“可以不做事，千万别惹事，一定不能出事”。     表现在上访上面，无论上访有理无理，基层采取的措施都是花钱买稳定，有理无处讲，讲理不管用。这种情况下面，农村社会中就产生了一批以谋利为目的的上访户，甚至出现了以戏弄地方官员为目的的上访户5。     当前的执政情绪下面的上访制度安排，不出事不惹事消灭冲突消灭矛盾的期待，使乡村社会中，以拖应变，不接触矛盾，不讲求原则，行政没有底线，丧失了政治，最终可能导致乡村社会的崩塌。村庄政治消灭了，国家政治麻烦就大了。     5、时代的原因     造成乡村去政治的，还有时代的原因，此处不细展开，大略列举如下：     首先是权利话语的兴起和法制社会建设的进展。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国家越来越垄断了所有可以合法使用的暴力，乡村社会过去使用暴力的空间已经丧失。送法下乡几十年，法制社会建设的成果使国家法律的阳光普照中国乡村的各个角落，“村规民约”也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才有效。与法制社会建设相伴随的是权利话语的兴起，以前以义务为本位的制度被以权利为本位的制度所取代，权利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法律保护，而不受乡村政治的强制。个人主义兴起，集体主义退潮。     其次是高度市场化的影响。高度发达的市场改变了过去非得依靠乡村社会内部互助合作才能完成的公共事务，市场可以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之前必须依靠邻里才能完成的事务。市场还为农民提供了远较过去多得多的就业与收入机会和消费选择。     再次是村庄边界的开放。传统时期和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社会都是相对封闭的，但当前中国农村，农民流动极为频繁，村庄边界几乎完全开放，村民有了更多自由选择空间。过去作为有力规范的舆论和地方习俗，现在已经不能有效约束农民。     第四是收入来源多样化。农民并非仍然主要从土地刨食，而是收入来源多样化，甚至多数家庭的务工经商收入超过务农收入，由此导致乡村社会本身重要性的降低。     以上时代差异，就使得乡村社会作为一个政治性实体的基础受到侵蚀。一是作为一个政治性实体的乡村社会已经变得不如过去重要了，二是作为维系乡村政治性实体运转的政治手段快速消散，传统社会中以义务为基础的制度被现代社会中以权利为本位的制度所取代，这就使得作为政治性实体的乡村社会整合的大多数手段都失去发挥作用的空间。     6、小结     综上所述，取消农业税后短短几年，乡村社会中，政治性消失了，乡村出现了严重而且快速的去政治化。作为最典型政治的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在一般农业型地区，村民对选举漠不关心，对村民自治毫无兴趣；在利益密集型的农村地区，村委会选举变成赤裸裸的贿选。村民同样不信任村干部，也不相信村委会，因为村级政治消失了6。          三、乡村去政治化的后果          乡村去政治化，其结果就是，村庄不再是一个可以集结利益、意愿，不再可以表达诉求，不再可以进行利益协商、利益博弈的场所。村庄就仅仅只是一个居住空间，农村社会被城市社区化了，熟人社会变成了互不相干人们住在一起的陌生人社会。     换句话说，乡村去政治化的后果就是，乡村社会不再是一个相对独立和自主的政治空间，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就要直接面对每个农户和每个人，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不再有一个可以进行利益再分配的中间结构了。所有乡村组织，即使目前的乡政府和村委会或村社集体还存在，这些乡村组织也不过是国家行政力量的向下延伸，是国家的代理人，而不再有乡村社会的当家人，不再有乡村社会的内生利益整合能力。     乡村社会去政治化的后果大体可能有以下数端：     1、内生供给公共品的能力弱化乃至消失。     当乡村社会政治性的空间丧失，乡村社会不再具有利益再分配的能力时，乡村社会首先的变化是内生公共品供给能力进一步弱化乃至消失，原因很简单，就是乡村社会不再有能力对付搭便车的钉子户，而一个人想搭便车，而社会无力对付，就会有更多人跟随搭便车，从而导致公共品供给的严重不足。     取消农业税后，一方面农民负担大为减轻，一方面国家对农村社会的资源输入大为增加，但因为农村社会内生公共品供给机制的丧失，农民的生产生活反而更加不方便，尤其是稻作区的农田灌溉，因为农户之间无法合作，即使有健全的水利体系，农户依然只能用与自己小块土地经营规模的微型水利进行灌溉，典型是湖北荆门农村打井灌溉，荆门市委常委胡道银戏称之为“新井田制”。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试图通过大量转移支付来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公共品服务，其中“城乡统筹”，“城乡公共品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语言中都有这样的努力。且国家首先在电网改造，然后在通村公路，现在正进行农村水利设施建设方面，费力甚巨，且成效明显。此外，在文教、卫生、社保等方面也投资巨大，效果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财政对农村社会的投资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     不过，仍然存在问题，其中的核心就是所谓“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即如何将国家投资建设的基础公共品变成农民可以完全享受的最后公共品，尚有最后但也最为麻烦环节的衔接。具体地说，以水利为例，国家虽可以为农村提供良好的大中型水利设施，但国家却无力为每一农户的每个田块提供最终水利服务，在大中型水利设施与农户小块田地之间如何形成良好衔接，农户之间如何分摊水费，就不是国家制定一个制度所可以解决的，而必须由农户之间，由村社集体来达成协议。再如通村道路，通到村不难，但如何通到户？就需要户与户之间的协商，协商不好，农村就会有新房而无新村，在村庄内，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满地泥巴。     更进一步说，中国农村地域广大，不同地区的情况差异极大，农村公共品具有极其复杂的多样性，在农民需求与国家公共品供给之间具有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从农民角度来讲，当然是国家提供的公共品越多越丰富越好，即使其中一些公共品是无效的，因为无需掏钱，农民也不会反对这样的公共品供给。但从国家层面讲，国家的财政资源是有限的，如何有效投资十分重要。正是因为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国家不可能真正知道到底哪里最需要何种公共品，国家所可以看到的，都是迫不急待的公共品的需求，并最终，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哪里叫得最响而不是哪里最需要公共品，哪里就可以得到支持。因为缺乏客观的评估标准，特殊关系就可以在资源分配中起到关键作用，“跑部钱进”因此是有用的，国家资源投资效率大降。因此，有主张认为国家给农村的资源应补贴到户，直接打到农户的个人帐户上，但打到个人帐户上的钱与公共品供给何干？     因此，即使是由国家提供资源，国家资源也不能完全由外在于乡村的职能部办委局来作具体决策，而应在乡村社会中找到接应力量，其中的核心是乡村社会必须有表达其对公共品需求偏好的机制，这样实现公共资源分配的政治，这个政治相当于过去我们所总结的由“动员型民主”向“分配型民主”的转变7。     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安排中，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农民的参与，过去以动员资源为基础的参与固然是没有了，现在以分配资源为基础的公共品供给也将农民排除在外，因此，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大貌或许可以由国家投资解决，而其细节，其实际发挥作用的关键点上，却问题多多。     离开乡村政治，离开乡村社会内部的利益与意愿的集结，即使利益分配，也因为失去再分配利益的能力，而困难重重。     2、农民为什么都成了刁民，或刁民为什么替代了（或代表了）农民。     任何社会中，都总是结构性地存在一个边缘性的少数，存在一个超出地方正常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乃至行为规范的少数，这个少数群体被称为“刁民”，在这里“刁民”并非一定是贬义上的，而是要强调其与一般农民与主流群体的差异。“刁民”可以是认死理的人，可以是“刁滑”之人，可以是好惹事的人，可以是善于捕捉获利机会的人，可以是喜欢投机钻营的人，总之，“刁民”是这个社会秩序的挑战者，甚至破坏者。     一个正常的社会得以延续，“刁民”群体就一定不能成为主流，而会被这个主流社会通过文化道德，通过社会舆论，通过社会力量，甚至是通过国家权力，压制在社会的边缘地带，这样的人群一方面不大，人数不多，另一方面也缺少道德号召力。所以，这个群体虽然结构性地存在在那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却不足以构成对正常秩序的挑战。     当前农村的情况却似有大的变化。笔者近年在全国农村调研，几乎每次都发现，乡村社会原本结构性存在但却十分边缘化的刁民群体正在变得主流，正在替代农民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主导人和决定者。乡村社会中的相当部分秩序变得由这一部分人来决定，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2003年，笔者筹得一笔钱为一个村庄农民打了一口灌溉井，花费万元，结果不久竟被一农户以自己田地无法从灌溉井中受益，而将灌溉井破坏掉了。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因为谁都不愿去碰这样的“狠人”。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村民以村干部在发春季慰问品时，没有给自家更多照顾（共13份，他家已发一份，他要至少2份），而到村支书家将支书痛打一顿，村支书只能是无奈。     还举一个例子。在几乎所有农村都有上访户周期性到乡镇主要领导办公室上访，不给好处就不走的例子。而这种好处无论给多少，他总会要更多。这样的农户从乡镇那里得到的好处甚至比正常务农务工收入还多，他完全将上访谋利当作职业了。     还举一例。一群因为输血感染爱滋病的患者集结起来到医院闹事，到公路上当“碰磁党”，到农村砍集体树木，将公共财产直接拉走卖掉换钱等等，几乎是无恶不作，但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毫无办法，只能指望这些人早点死掉。     还举一个例子。湖北汉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说：现在农民上访已经成为基层最大的问题。只要死了人，即使自己打架死人，农民也找政府闹。逢死必闹，闹事就是要政府给钱。现在黑社会介入死人闹事事件中，黑社会帮你策划，产业化经营，收入（指政府给的钱）分成。他们组织上街游行，每人每天50元，一包烟。任何事情他们都组织老头老太太堵政府大门，毫无办法。     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这些例子中，最严重的问题是，他们已对农村社会的基本秩序构成破坏，已成为乡村治理中无法解决的难题，正成为影响和决定乡村秩序的主导力量，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且能量越来越大，用地方政府官员的话说，这些人的行为是“杀又不够杀，判又不够判”，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因此无法应对，只能迁就。这种迁就又会进一步纵容这些人的胆量，他们会进一步蔑视权威、蔑视秩序、蔑视政权、蔑视正义与道德，视政权的力量为烧火棍，胆大妄为，以致最终越过底线。其实，在实践中，大量越过底线的行为，地方政府也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做法。     在传统社会，对这样的“刁民”，政权采取的办法是“有罪推定”，可以进行制裁，在人民公社时期，这样的人可以作为“坏人”，由群众表决，由地方打击。但在当前中国，尤其是在乡村社会的政治性空间丧失以后，农民之间的联系弱化，对这些刁民的行为，一般农民可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刁民”在与地方政府斗法时，一般农民要么莫不关心，要么冷眼旁观，而政府发现缺少了政治空间，没有了政治动员，没有了基本政治力量的支持，在他们与刁民的斗智斗勇（中性意义上的斗智斗勇）中，自己落了单，力竭势穷，步步退让，以至于动辄得咎，狼狈不堪。原因很简单，刁民与地方政府斗法，不关一般农民的事，一般农民不能从刁民与政府斗法中感受到与自己利益的关系。政府乃至乡村组织不是政府性的而只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的一个部分。相反，看到政府官员的狼狈不堪，反而感到痛快，因为这可能是一群不关心农民死活的贪官。因为缺少了政治性，一般农民感受不到地方政府在维护社会基本秩序方面的重要性。     政府落单，地方官员常被刁民弄得狼狈不堪，这就会进一步壮大刁民的力量与声威。一般农民越是不发声，这种刁民的声威就越是响亮，这些人就越是张狂。开始时是农民不愿发声，因为与自己利益无关，后来是不敢发声，因为农民人数虽然多，却是分散的，他们也落了单。     这样一来，在农村社会中，是由刁民来决定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是由一群地方政府官员来勇斗一群刁民，双方斗智斗勇，其中的原则之离谱，方法之可笑，情节之离奇，对当前基层治理有深入调查的同仁，都会为之一叹！     当乡村社会中的政治空间消失，乡村社会只有具体问题的摆平，而没有了原则，没有了正义，没有了正气，没有了因为道义与原则所激荡起来的政治的气场，没有群众在旁边支持的帮腔，这样的地方政府就会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中，在与刁民的斗智斗勇中，在摆平理顺中，丧失自己的权威、颜面，以致合法性。这些地方官员们象小丑一样在乡村社会中表演。这样的基层治理，显然不只是成本很高，而且必不可持久。     一旦这个社会中失去了政治，失去了原则，失去了压制牛鬼蛇神的力量，这个社会中各种正当不正当的利益诉求全都起来之后，这个社会的维系就会相当困难。     3、自上而下的资源转移甚至都相当困难     当前国家向农村转移支付的两个主渠道，一是直补到户，二是由国家直接为农村提供基本公共品。此外，国家有些转移支付需经由村庄才能进行的，如低保，而这个转移竟颇困难。     国家为低收入户投立保障金，是现代社会财政支出的一种重要方式，是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是扩大社会幸福的重要表现。其积极意义自不用说。     但国家不可能完全掌握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因此只能通过村社内部人员来分配低保指标，因为只有熟人社会内部的成员才真正知道谁最贫困应该得到低保。     按政策规定，低保指标的分配，应由低保户申请，村民代表评议，民政部门审核、公示，然后才能将低保指标落实到户。但在实际操作中，低保户的评议大都变成村组干部私下指定，村组干部甚至将低保指标的分配当作一种治理资源，从而使治理分配严重脱离政策本身的意图。     造成以上后果的最主要原因是，低保分配中，村干部只是成为了上级行政的一个执行者，他在执行这个政策时，是外在于村庄而非内生于村庄的，这个过程中，没有村庄内部的动员、斗争、妥协及由此而形成的共识和原则。村庄政治消失了，所以原则与共识也就不存在了，只要没有人上访，事情就算摆平了。而这种摆平背后的不公平不合理，所有熟人社会中的村民都知道，他们当然是不满的，但并不一定发声，因为发声会得罪人（那些强势的人群得到了低保）。他们不说话，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意见。这种意见日积月累，就成为了巨大的对政权的负面情绪，这个政权在自己做好事的过程中，却积攒下来合法性的丧失。     低保的政治中，没有得到好处的固然是不满，得到好处的也不会对这个秩序满意。结果是政府做得越多，错得越多。农村社会中的这种负面情绪的弥漫，的确值得当前中央的重视。          四、讨论          当前中国农村的情况已发生巨变，核心是法制建设和公民教育。阶级话语已取消，五类分子不存在，所有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有人都受到现代的法制的约束。     但是，在当前农村社会中，仍有诸多法制约束不到的地方，这个时候的基层政治控制，或基层治理如何进行，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举例来说，笔者调研中屡屡听到这样的事情：有人完全是无理上访，编造各种虚假事实上访以谋取好处。是找村干部要好处，不得，即到乡镇，再不得，即到市县，最后一直到中央。注意，这里讲的是无理上访，且编造虚假事实。但编造虚假事实上访是不是犯法了？没有犯法，仅仅是无理。但无理上访访到中央去了，中央不可能单凭上访者的言说来判定上访者是否有理，更无法具体裁定提出具体解决办法，而只能或组成工作组下来实地调查，或转交给地方处理，并要求地方将处理意见报上去。     中央显然不可能事事组成工作组来实地调查。层层向下转交的结果最终还是由基层政府来处理这些上访事务。     基层政府当然知道这样的上访无理，而且是虚假事实。但基层政府的处理，上访者不服，他再上访，上级再批转，基层政府就很难办了。尤其是有些上访者本身就是精神强迫症患者，在这种不断上访过程中，所有人都拖得疲惫不堪，基层政府就可能不分是非对错，花钱来买平安，给上访者利益，以换取上访者不再上访。     基层政府不分是非对错花钱买平安，无疑会鼓励所有人去上访，及要求额外的不该得的好处。其结果是，中央给贫困农民的低保指标都被地方政府照顾给了这些刁钻狡猾的上访者。他们得到这个利益还不满意，还会要求更大利益。还会有更多人来要求这些利益。因此，基层政府就陷于人民群众不断上访或威胁上访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现在的问题是，基层政府本来是很清楚无理上访者的上访中有虚假事实的构造，有谋利的动机，甚至有违法乱纪的嫌疑，但基层政府不能批斗，不能打击，不能限制，任何办法都没有，而只能说好话，花钱买稳定及应对。最终的结果就是，基层政府的威信扫地，好人失望，刁民却获取了巨大利益。这样的基层治理就很快失败，基层政治控制因此解体。     这显然是一个当代中国无法承受之痛。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中，政治、正义、正气和原则的丧失，是乡村治理研究中被忽略了的重要维度，这一维度就是乡村治理政治性的维度。当前基层治理中原则的丧失，只讲妥协、和谐，只讲统一，而不讲对立、不讲矛盾、不讲斗争、不讲运动，实在是毛主席所批评的“形而上学猖獗”。     形而上学猖獗，恰恰又反映了当前国家合法性的不足，及由此导致的政权底气不足。在结构和话语两个层面，当前中国政治都存在合法性不足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应该研究政治学的重要原因。     当国家还无力完全介入到乡村社会之中，当法制作为一种消极力量无法全面动员乡村社会，当乡村社会内部仍然存在对政治、对斗争、对利益再分配的需要时，作为再分配利益手段的乡村政治就有其合理性。允许乡村社会存在矛盾和斗争，给乡村社会以再分配利益的空间，而不是在丧失原则、不分对错中讲求和谐，是当前国家必须要明确的重要方向，也是乡村社会维持秩序实现善治的前提。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有了由“分配义务的政治向分配权利的政治”转变的条件。我们应当建立起适应新形势的以分配权利为基础的政治。只有这样的一个政治中，我们才能看到执政的乡村力量，才能建立起有原则、底线和对错的和谐社会。概要说来，有以下几点甚为重要，需更加深入的讨论。     1、不能事本主义，不能无原则地讲和谐，要允许斗争、允许矛盾、允许上访、允许出事情。     2、中央不能只当好人，无原则无底线不分青红皂白地推卸责任到基层，更不能无原则地当好人。中央乱当好人，基层就无法得到任何的支持也就无法作为，也就不再作为。基层越不作为，中央就越不信任。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中央不可能离开基层来直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不能通过牺牲基层治理来提升中央权威。权威全部集中到了中央，善治就没有条件了，因为基层被妖魔化了，无法干事，也就不干事，消极应对，不出事，不得罪逻辑。基层治理没有条件。中央权威最终也就没有基础了。     3、要在资源向下转移的过程中，建立起自己人的支持体系。转移资源越多，反对者越多，而得到好处的人都默不作声，甚至也有不满，这就是大问题了。国家大量资源下来，通过私人化方式分配，没有提高权力合法性，提升治理能力，出现基层治理内卷化。这反而使农民都成了刁民，或刁民崛起而代表了农民。只有通过政治即国家资源无论是提取还是分配，都应通过乡村政治来调动起农村社会内部的原则，农村社会内部的支持力量，从而使我们的基层组织不落单，不用去依靠黑社会势力，及可以让善治得以可能。     4、要敢于公开、理直气壮地打击社会秩序破坏者。要树立政权的威严。既要有政权的仁慈，更要有政权的威严。不能通过放任、和稀泥、无原则妥协来解决问题。     5、正面力量出不来，负面力量，牛鬼蛇神就都出来了。政权所依靠的农村社会中的基本群众是什么，阶层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要讨论。     6、乡村政治的含义是，乡村社会中本来就是有矛盾、有冲突、有利益差异，有利益调整的。试图消灭冲突与矛盾的后果是刁民代替农民，矛盾更大，冲突更多。村庄政治消失了，国家政治麻烦了。     7、当前基层政权不清楚基本支持力量是谁。基层治理变成政府官员与若干刁民斗智斗勇，死缠烂打，并且打相难看。     8、国家资源输入必须从调动政治的角度，从获得基本政治支持角度，而不是具体摆平理顺花钱买平安的角度来展开。     9、从分配义务的政治到分配权利的政治，是当前乡村政治的重要转换。          写于2011年8月15日下午至16日下午。九宫山     刊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     1 参见曹锦清：“宋以来的乡村组织重建——历史视角下的新农村建设”，《三农中国》2006年第3期。     2 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3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这当然也有一个过程，即开始时是希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的的税费改革，后来发现效果不佳，而最终在2006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及其他各种专门针对农民的收费。     5 参见田先红：《息访之道》，华中科技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6 参见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竞选”，《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7 贺雪峰、何包钢：“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种类型”，《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6期。      进入 贺雪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去政治化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665.html    

何与怀：沉沦神州的血祭者 进入专题 ： 文化大革命    ● 何与怀 （ 进入专栏 ）       一     2009年5月，缘因参加一个欧洲华文作家会议，我来到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多瑙河畔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这是世界音乐之都！我一踏上这块土地，不由得马上提醒自己，千万记住这句传遍世界的话：“在维也纳走路，请千万当心脚下，别踩着音符。”说出这个既生动又深刻的名句的德国作曲家约翰奈斯·勃拉姆斯，极其虔诚地把维也纳这个当时欧洲音乐中心看作他的第二故乡。     真是名不虚传。置身维也纳，便感受到浓郁的音乐气息处处弥漫，充满着跃动的令人悦耳欢心的音符无处不在。除了欣赏著名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维也纳少年儿童合唱团这些高水平的音乐团体演出外，其实只要漫步街头，到处都可听到音乐之声——大多数是一些艺术院校的青年学生在街头练功。你看着听着，心里便想，说不定其中有人几年后还会成为大师呢。在一些街边空地上，你可以就像所有游客一样，入乡随俗，与当地人一起，或放开喉咙高歌一曲，或热情奔放地跳个什么舞。在维也纳的星光大道，人们还看到一百多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工作过的音乐大师的名字被镌刻在这里。世界上没有其它任何一座城市对古典音乐对音乐大师这样推崇，这样敬仰了！     见识世界音乐之都当然要亲临它的“金色大厅”。这间大厅是维也纳音乐协会大楼的主要演出场地，始建于1867年，是著名建筑师奥菲尔·汉森的杰作。如评论家所说，这所大厅不仅是演奏音乐的最佳场地，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是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凝固的形式。金色大厅的屋顶为平顶镶板，两侧有音乐女神雕像，木质地板和墙壁就像是小提琴的共鸣箱一样。厅内的展览馆和档案室存放着各种乐器和历代音乐大师的乐谱手稿，如莫扎特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金色大厅是世界最高级别的音乐圣殿，能够在这里登台演出，是全世界乐队和演奏家们所追求的一个梦想。     见识这个世界音乐之都，还要亲临维也纳东南郊的中央公墓。     是月24日，我来到这个维也纳最大也是全欧洲第二大的公墓。公墓占地二百四十公顷，十九世纪初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在位时修建，迄今一共安葬了二百五十多万人，现有墓穴三十三万座。由于面积广大，墓地以一座气势宏伟的分离派风格的教堂为中心，分成几个墓区发散开去。尽管是墓地，却很有艺术气息，造型各异的墓碑就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我时走时停，驻足之际，放眼巡望，在绿树掩映中感到一派宁静、祥和、高雅。我不可能遍游各个墓区。我知道，公墓在维也纳乃至奥地利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和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最使它声名远播的，是其中的音乐家墓地，而我就是专门为此而来的。这里以莫扎特纪念碑为中心，安葬着海登、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父子等二十多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他们的墓穴呈半环形依次分布周围。     我来到贝多芬墓前。墓碑为白色大理石，锥形造型，简洁方正，其后三面有苍翠松柏围绕，正面底座上用黑色大字写着：“Beethoven”（贝多芬）。我端详着墓碑：它中间雕刻着一架金色的竖琴，顶端是一只展翅欲飞但被一条蛇团团围住的金蝴蝶，象征性地浓缩了这位音乐大师与命运进行顽强斗争的一生。蛇象征病魔——贝多芬自二十六岁开始听力明显下降；蝴蝶则象征渴望自由飞翔的贝多芬——他直到两耳失聪后还写出了大量传世之作。他与海登、莫扎特一起，被后人称为“维也纳三杰”，在我们华文世界，他被尊称为“乐圣”。     我以挚诚恭敬的心境，前来瞻仰贝多芬之墓，更是出自一个原因——我心里思念着一件事情：     八年前的2001年，也是5月，有一位中国人，万里迢迢也来到这块我现在瞻仰过的贝多芬墓地前，徘徊良久。他神情肃穆，眼含热泪，喃喃自语。他在完成一件神圣的托付——代托付者向他所崇拜的音乐大师深深鞠躬，献上鲜花，告诉他有个中国学生是哼着他的《庄严弥撒》上天堂的。     当天晚上，这位中国人还特意在维也纳参加了一场音乐会，就在著名的金色大厅。当维也纳交响乐团上台演奏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时，他触景生情，一下子眼泪如清泉般涌出，无法抑止。熟悉的音乐把他带进那苦难的“文革”年代，勾起了他对死去难友的深沉的追思……     这位中国人叫刘文忠，当年满怀信任交付他一个看似难以完成的重托的，是即将被枪决的难友，名叫陆洪恩。          二          我能和刘文忠先生联系上，并了解陆洪恩老师的案情，是通过和我同住在悉尼的好朋友江涛女士。     江涛于2000年即和夫婿乔尚明先生一起移民到了澳洲。她原名林志明，1933年出生，父亲是林子青居士。1956年，江涛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毕业，后来在煤炭研究院系统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外事工作，直到1990年退休。此后，曾任常州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参加编辑《毗陵佛教》。父亲于2002年9月30日往生后，在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的支持下，她以五、六年的时间编辑出版长达一百五十万字共分为四册的林子青选集——《一花一叶一如来：林子青佛学论著集》《白云深处一禅僧：林子青传记文学集》《人间此处是桃源：林子青诗文集》和《鸿雁千里寄故人：林子青书信集》）。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工程，不但对她家族而言，而且对佛教文化研究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江涛悉心毕力，把这套书编得非常出色，真是可敬可佩，在悉尼华人文化界传为佳话。     江涛年事已高，为人文静低调，但心明眼亮，洞察时事政治，富有正义感。     前几年我在台湾出版了一部报告文学随笔集，名叫《北望长天》，书中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中国甘肃一个叫“夹边沟”的农场“劳改”的三千名“右派”大都因饥饿死亡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也写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致使大量学童罹难的人祸；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如储安平、刘宾雁、公刘、昌耀、巴金、梁宗岱、郁风、王若水、杨小凯等令人唏嘘的坎坷命运，更写了文革中惨遭枪决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沈元这些烈士和精英。这部书有幸得到三位人士作序——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创办人主持人萧虹博士、上海作家协会前理事冰夫先生，以及北京著名评论家陈行之先生。陈先生序言最后写了一段令我感激不尽也令我担当不起的感想：     我有理由认为这本书是何与怀为那些高尚而深刻的灵魂镌刻的一座心碑。我也有理由据此推想：倘若有更多的人镌刻这样的心碑并把它们置放到一起，我们就将得到一座穿越祖国历史时空的长城，它巍峨壮丽，肃穆庄严，在它面前，任何可笑的事物都将愈发可笑，任何轻飘的事物都将更加轻飘，因为它是一个伟大民族真正的精神创造——它无与伦比。     江涛读了《北望长天》，对我说，她读得泪流满面，多日不能成寐，常常回忆起那些亲身经历的暗无天日、是非颠倒的日子。她还说，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自己与这些坚持真理、誓死为真理而战的烈士相比，她真的是个“失去了重量”的“苟活者”！她以“LEST WE FORGET!”为题，为我写了一篇书评。文中说：     生活在澳大利亚这个南太平洋美丽的国家的我们，切勿忘记在太平洋北侧曾经抚育我们的祖国，切勿忘记所有那些曾经为了我们祖国的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而战斗和牺牲的中华儿女们。他们应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三          于是，江涛给我讲述一个人，一个我在《北望长天》中很不应该遗漏的人——他就是陆洪恩。     陆洪恩是江涛的表姐夫。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所孤儿院长大，十七岁时为一个天主教徒所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陆洪恩少时就读的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陆洪恩后来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并于1941年毕业。他和也是从上海音专毕业的胡国美交了朋友并且喜结良缘。而这位胡国美就是江涛的的表姐。1944年，江涛随父母由苏州迁居上海，与胡家表兄弟姐妹的联系频繁起来。他们两家人当年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里内，江涛请胡国美做她到上海后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每天放学后便在胡家练琴。陆胡结婚后，江涛的钢琴老师改成了陆洪恩。     那时，江涛是一个初中生，十几岁的小姑娘，聪明伶俐，求知欲非常强，跟陆洪恩学习钢琴的那段日子成了她永远的美好回忆。     当时陆洪恩在上海艺术剧团的小型乐团里当钢琴伴奏，有时也给咖啡馆弹琴。江涛回忆说，表姐夫很会当老师，在其指点下，她激发浓厚的兴趣，居然每天可以一连练上三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陆洪恩规定江涛每天必须首先练音阶二十到三十分钟，要求掌握正确的手指触键姿势，然后要有力度，最后才要求由慢到快的速度。音阶之后，就是练《车尔尼》，再逐步加练巴哈的二部创意曲、三部创意曲。只有在练好了以上这些练习曲之后，他才让练奏鸣曲和一些比较抒情的曲子。陆老师觉得江涛很投入，很用功，也有悟性，给她买了一本大大的《Masterpieces》让她练习。江涛记得，陆老师选给她练的第一首是Chas. D. Blake的《Waves of the Ocean》，此曲气势磅礴，令人陶醉于海洋的滚滚波涛中；第二首是Gustav Lange的非常轻快柔美的《Flower Song》……。这个阶段，江涛也开始听古典音乐和钢琴曲，尤其喜欢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课，她都要请求表姐夫弹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或夜曲，而表姐夫总能有求必应，信手弹来，就把波兰舞曲的奋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充分展现出来，使江涛无限陶醉，并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弹奏这样的曲子。事实上，江涛的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曲子，即使后来三十年没有机会摸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第一次买了自己的钢琴后，居然还可以比较熟练地弹出来，实在不能不说是他表姐夫严格要求的结果。     1950年1月，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这时已是共产党新政权。陆洪恩以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个新政权，热情洋溢地施展了自己的艺术才能。1954年，才三十六岁的他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和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代表市人民政府亲自向他颁发了任命书。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苏加诺总统等各国首脑人物演出，还与捷克、波兰等国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其中与苏联专家的合作演出尤其频繁。他总是处于非常忙碌的状态，然而，这几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光。例如，他在1956年10月11日给江涛父母的信中就这样说：     ……回沪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刚搞完招待苏加诺总统的演奏任务。很荣幸，这位反殖民主义杰出战士还和我握了手。从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来说，咱们倒是志同道合的。就拿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来讲，“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么句词儿，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完全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遗言，而且由于解放七年来党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亚洲的盟主了。     陆洪恩作为一个单纯的音乐家，只要让他有机会能发挥才干，就感激涕零，称颂不已。他当时显然由衷地信服和尊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共产党，以为从此毛主席共产党将会毫无疑问地把“新中国”带上一条前途无限光明的康庄大道。这时的陆洪恩，也可谓春风得意，步入了他人生的辉煌期。          四          但是，非常不幸，陆洪恩的性格特别是他性格中所蕴含的优秀质量，决定了他的悲惨命运。江涛黯然地对我说，陆洪恩他这个人，生活随便，爱喝酒爱抽烟爱美食，爱游山玩水，好书，好画，好音乐……。他一个心地善良、纯笃敦厚、胸无城府的人，直爽开朗，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有什么就说什么。加之他诙谐幽默，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不懂得韬略和避讳。岂知，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年代，便注定地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江涛清晰地记得陆洪恩一首后来酿成大祸的打油诗。那是五十年代初，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和指挥、也是他的好朋友黄贻钧一同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时以黄为主，结果1951年全国批判《武训传》，黄也遭殃。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和不平，写了一首用上海话念起来“很好玩”的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     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     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     弄到结果，大出毛病——     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     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     下次创作，千万小心——     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     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1957年反右整风之后，中国大陆越来越深地陷入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泥坑，全国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陆洪恩对此竟然浑然无知。他竟然不理会共产党最忌讳最仇恨对它的“领导一切”而且“外行领导内行”的铁定方针表示不敬甚或抗拒，竟然在大会小会上公开主张“指挥负责制”，提出：“乐团每天五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这不是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吗？！共产党要求每一个人都作“螺丝钉”作“驯服工具”，而陆洪恩却号召：“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要为争取在十年后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这又是典型的煽动走“白专道路”的罪行。更有甚者，陆洪恩还胆大包天挑战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来了。毛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二十年之后，在1962年（当时中国大陆因为大饥荒政治上曾有短暂的宽松），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毛的这篇讲话时，直率地说：     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     陆洪恩以上这些言论都是会议上的发言，都是记录在案的。在私下，他更是“肆无忌惮”地淋漓尽致地发挥这些他坚信不疑的观点。例如，他在给江涛的一些谈音乐的信件中也是这样主张的。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始终不懂得用假话来保护自己，始终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当然就会大祸临头了。江涛伤心地对我回忆说。          五          陆洪恩一步步走向“深渊”，结果发生一桩骇人听闻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 》及《评“三家村”》等文章，气势汹汹。显然，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缺乏政治嗅觉的陆洪恩，也像很多善良的中国人一样，却把姚文只看作个人的“一己之见”，一点也没有觉察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既然党号召大家讨论海瑞，他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海瑞这个清官以及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在次日的小组会上，他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说，《评“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邓拓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家就得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致命的那天是1966年5月28日。     那天，陆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十六岁独子走到他跟前，低声说：     “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发言，你不要讲话了……”     儿子听母亲说，爸爸在前几天学习讨论时由于讲了些不该讲的真话而遭到批判，当夜单位的好友就到家里来让母亲劝父亲忍一忍，不要讲真话。     陆洪恩轻轻地摸着儿子的头说：     “放心吧，爸爸明白。”     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妻儿目送他一步一回头地去上班，可谁也没想到，陆洪恩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这天在学习批判会上，单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以及外面不知哪里来的一些陌生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陆洪恩的人格，并大肆栽赃诬陷他讲反动言论，逼他表态“与修正主义决裂”。脾气耿直的陆洪恩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忘记了出门时对妻儿的承诺。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他又发言了，说不同意“除了样板戏，建国以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毒草”这一谬论，还说自己看不出邓拓的文章有什么错误。在遭到殴打与凌辱情况下，他忍无可忍，大声反驳：“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我认为邓拓讲对了。”     接着，陆洪恩毅然决然地当众宣布说：“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并冲动地喊起来：“修正主义万岁！”这一声口号，在当时视为绝对“反动”透顶，一声喊出，简直有如晴天霹雳，石破天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回神之后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那些革命派七手八脚，一拥而上，立刻把陆洪恩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扭送到公安局，接着公安把他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          六          陆洪恩被关在监狱后情况如何？他是怎样悲壮地走上黄泉路的？江涛女士热切地向我介绍住在中国上海的刘文忠先生，说一定要认识他，他对陆洪恩最后的生命岁月特别是陆洪恩如何惨遭处决知之甚详。     刘文忠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文革开始不久，只有十九岁而且腿有残疾的他便被关押，结果蹲狱十三年。这位汉子，满腔热血，不屈不挠，这些年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不少文章。不准发表不准出版吗？就想办法在海外出版。他在澳门自费出版了三部书：《风雨人生路》（2004年11月）、《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2007年11月）和《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2008年10月）。他给我寄来有关资料，希望我让其广为传播。可以感觉到，他此生余年的人生目的非常明确。     刘文忠原来是陆洪恩的难友，而且刚好是监犯编号为1144的陆先生的“邻座”，在狱中日夜相处的近两年时间，一直特别关心他的不幸遭遇。     1967年至1968年间，处于文革高潮中的上海文艺系统批斗成风，许多单位的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纷纷到上海第一看守所来争夺一些被关押但有名望的人，把他们拉出去戴高帽子批斗。名为批斗，实为“显耀”——显示本派的“实力”。可怜的陆洪恩，几乎每月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一次，陆洪恩被拉到上海小剧场批斗。那天来了文艺界许多单位，有交响乐团、京剧院、沪剧院等等，上千人的造反派大军济济一堂，逼令他老实交代攻击“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指导创作的革命样板戏的罪行。谁知陆洪恩却理直气壮地反问：“样板戏有什么好？中华文化艺术星光灿烂，音乐、戏曲的优秀作品比比皆是，为什么只许演唱这几个戏，而要毁灭传统呢？”又说，“外国世界一流的音乐、戏剧多的是……”还未等他说完，红卫兵冲上批斗台，对他又是拳打脚踢一顿毒打。他们像疯狗一样狂叫：“他满嘴放毒，打他臭嘴！”结果竟撕裂了陆洪恩的嘴唇！他回到牢房时，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连晚饭都无法吞咽，看了叫人心酸。     一天，开饭时刻，看守突然打开牢门进来，叫伙司（监狱中给犯人送饭的轻囚犯）把陆洪恩的饭菜倒在地上，喝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可怜的陆先生，这位有社会声望的音乐家，怎经得住这般凌辱人身尊严的胡作非为，何况他双手被反铐着，连低头弯腰也艰难万分。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怒火万丈，当着看守的面破口大骂：“巫婆！什么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的命！大革人的命！”他称江青是一个“巫婆”，是中国人民中国文艺界的“大灾星”。看守听着不由惊呆了，随即把他横拖竖拉出去，又是一顿暴打。     刘文忠眼见他奄奄一息委实不想活了，悄悄劝阻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最好以沉默对抗批斗会，以免遭皮肉之苦，为了儿子，要活下去。可陆洪恩对这些劝告总是苦笑着摇摇头。他固执地说：“我还是要讲，有一口气在就要讲，什么样板戏？破烂女人搞的破烂货！”他甚至说：“在巫婆搞的这场‘大革命’中，我陆洪恩宁做‘反革命’！”他要讲要闹，就像吐出一肚子恶气，吐完便好像忘记了浑身被打的伤痛，忘记了被反铐着的双手，嘴里轻轻地哼着，手指微微地颤抖打着拍子，完全沉浸在他自个哼唱的美妙乐曲之中。     陆洪恩是个天主教徒，在监房里还经常祷告。自然，他的宗教信仰也成了他的一项大罪。那些革命群众当众羞辱他，进而要他当众羞辱天主教，羞辱上帝。他当然誓死不从，这又引来一场场狠毒施暴。但这位挨了暴打的音乐家却说“小将们是被愚弄的”，并不记恨在心。他常说一句话：“我跟主走苦路，是他给我的恩宠；我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陆洪恩全然不顾自己正一步步地走向绝境，反而担心师兄贺绿汀的命运。有一次，他被拉到上海音乐学院批斗后回来，人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却忘了自己伤痛，只顾慷慨激昂地告诉刘文忠等难友，他是贺绿汀院长的“陪斗”。陆洪恩一向尊重贺绿汀，虽是师兄弟关系，却又拜贺为师，自认弟子。在批斗大会上，他被责令揭发贺绿汀的“罪行”，不料他反为贺表功。他告诉同监难友，贺家几次被抄，抢劫一空，贺本人也遭受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凌辱与暴虐。红卫兵不仅常对他毒打，甚至把浆糊桶套在他头上，还逼他在地上爬。陆洪恩愤慨万分地说，贺绿汀是中国音乐界泰斗，一曲《游击队之歌》，鼓舞了全国民众奋起抗日杀敌。他创作了那么多名曲，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可是现今却遭受如此的对待，这都是那位“文革旗手”作的孽！     陆洪恩在监狱中经常向大家讲解“文艺复兴”给欧洲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与进步。他详细介绍世界音乐流派的过去与现在，介绍古典音乐、文艺复兴音乐、维也纳乐派、印象主义……他纵谈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莫扎特、施特劳斯、巴赫……这些世界音乐大师的故事。刘文忠说，听了他的讲解，更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对文革中摧毁所谓“封资修”的暴行那样气愤那样反抗，他为什么那样鄙视所谓的“革命样板戏”。他决不在百般暴虐凌辱下屈服、苟全，而又由于这样，他被认为极其顽固反动，被狠斗毒打。     由于他被揪斗频繁，却又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旧伤未好，新伤又添，每次回来，总是拖着沉重的脚步，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看守还要时时把他旧伤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批斗、毒打、反铐，内外摧残，这样几个月折磨下来，浑身没有一处不是伤，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本来纤弱的他，五十岁不到头发却已全白并开始脱落，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个耳朵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看上去比一个七十岁老翁还要衰老。     不过，陆洪恩还是有股力量支撑自己气息奄奄的残躯。他有宗教信仰，而且，他太热爱音乐了，他敬仰贝多芬，视音乐为生命。无力动弹的他，每天还常翕动嘴角，轻轻哼着《英雄交响曲》和《庄严弥撒》。他是在借用人类音乐精华的顽强力量。他说《英雄交响曲》最能代表大师不屈不挠向黑暗挑战的斗争精神；他称《庄严弥撒》是“圣咏”，并表示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一定会哼着这首曲子迎接死亡……          七          一个深夜，陆洪恩悄悄地告诉刘文忠他的家庭住址，说他有一个儿子，妻子是上海舞蹈学院的一位钢琴老师。他泣不成声地说：“小兄弟，蒙受你照顾我已几个月，很感谢你。你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两件事，第一，帮我找到被‘扫地出门’而去了新疆的独子，转告他父亲是怎样死在监狱中的！第二，将来你如还有机会逃出中国，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在维也纳贝多芬的陵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从话里的内容和口气，刘文忠知道他已下定决心以死抗争到底。     不久，难友发觉，陆洪恩的脑子不是被打坏就是受刺激太深而疯了。他开始发高烧，讲胡话，日日夜夜在说“巫婆来了”“巫婆来抓人了”，又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毛……”他发了疯似的见到一切有毛的和红色的织物都要咬，毛巾、毛衣、毛裤……。渐渐地，他精神意识开始失控了。大家也无法阻止他，心里都为他捏把汗，惊恐异常地眼睁睁看着他一步步加速走向死亡。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     那天，训导员把他们监房里关的十四个犯人全叫到训导室。办公桌后坐着三个人，一个是审讯员，一个是训导员，另一个据说是上面派下来的。训导员首先开腔，训斥陆洪恩在外面批斗会上呼喊反动口号，在牢房里犯扩散反动言论罪，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审讯员勃然凶狠地问：“1144，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态！”     陆洪恩仅仅沉默了一下，便像濒临死亡前回光返照般，骤然精神抖擞，热血沸腾，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口“表态”。有如冲天长啸，他开口便决绝地明言：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他演说一般地从世界文明发展及其分化谈起：     ……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视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蛇神”；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惟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煽动仇恨。     他激昂义愤地直言抨击道：     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多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着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屈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他建国以来，从53年围剿胡适、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都是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要我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陆洪恩话音刚落，刘文忠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墙上挂钟：足足演讲了十五分钟！     陆洪恩口若悬河，痛快淋漓，慷慨陈词，直抒胸怀，发表了这样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在场所有难友屏着呼吸，心灵上早被陆老师那种“士可杀不可辱”的凛然大义所震撼。刘文忠觉得，似乎坐在他们身边的不是音乐家，却像是“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又一个碧血丹心的“殉道者”！     真是一个特异的场面！起码在这所监狱所有审讯中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一直吃惊不语的三个审讯人员相互对视一眼，才回过神来。他们三人纷纷大拍桌子，破口大骂：“1144你死到临头了！我们都记录在案。你要为刚才所恶毒散布的反革命言论付出代价。本想给你一次机会，既然你不怕死，政府成全你！”训导员挑了三四个年老的犯人，要他们作为证人签字。他们被迫用发抖的手签下了这份要天主教徒陆洪恩命的、似“最后晚餐”的“账单”。     各人被赶回牢房时，陆洪恩还坐在地上，似乎一吐为快的恶气吐完了，像一尊雕像那般平静地一动也不动。     难友们为陆老师深深叹息：“完了，1144死定了！”大家既惊讶又敬佩他有这么大勇气面对死亡。其实每个人心里明白，陆老师刚才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正是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三十分钟后，牢门再次打开，看守凶狠地推进了陆老师，双手反铐着的他，又上了脚铐，几乎是滚进来的。只见他脸面全是血，这顿毒打几乎夺了他的命。大家的眼泪都夺眶而出。看守训斥大家：“谁也不准帮他，否则严惩！”看守出去把牢门关上后，刘文忠顾不得警告，上前把他扶起来，用水擦洗他满脸的血迹。他嘴里鼻孔里都淌血，眼角也流血，双眼血肉模糊。这天大家心情沉重，敢怒而不敢言。同监的盲人修士颤抖地在作祷告，喃喃不断地低声说“罪孽啊！罪孽！”晚上刘文忠躺在陆洪恩身边一夜未合眼，又偷偷帮他从反铐转正铐，不断帮他按摩手、肩、腰背和小腿。     一个星期后，一天深夜十二点钟，难友们被看守“嘭嘭”敲门声惊醒，只听叫喊：“1144出来！”看守指着刘文忠说：“你帮他把东西全部整理好，拿出来。”刘文忠一边帮陆洪恩整理，一边含泪向他告别，并悄悄告诉他托的口信一定带出去。大家看到陆老师镇静自若，带着手铐脚镣嘴里依旧哼着《庄严弥撒》，一阵悲壮之情涌上心头。半夜三更这样被匆忙带走，凭老犯人的观察经验，十有八九将走上不归路。     这一夜特别漫长。刘文忠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望着旁边的空铺位，想起了一幕幕场景：他那沉醉音乐、低哼乐曲的百般留恋的神态；他每次批斗回来的惨相；他在训导室英勇无畏激昂陈词的神态；现今他丹心碧血，血祭文革。刘文忠心里悲愤地喊道：苍天啊！为什么如此狠心如此不公？！文革，文革，又革掉了一位想报效祖国而不能的音乐家的命！     四天后，长时间读不到报纸的难友们，见门上小框洞里丢进一张《解放日报》。看守隔门叫喊：“好好读读1144的下场！”刘文忠赶忙捡起一看，第一版上醒目地刊登“严厉镇压十名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的消息。七名犯人被处决，其中就有“反动学术权威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这是大家预料之中要发生的事。难友们一言不发，听刘文忠一口气读完了这段新闻报导。七座的师范大学教授咬耳对刘说：在希特勒时代，法西斯规定，德国公民凡侮辱元首者拘捕两星期。可文革中对领袖远未达到“侮辱”的程度，就可以被枪毙，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盲人金修士则在痛苦地不断默诵圣经，为这位信奉天主教的音乐家兄弟超度亡灵。     有文记载曰：1968年4月27日，陆洪恩突然被押到了当时的“上海革命文化广场”。电视镜头将一位五花大绑、头发花白、身体佝偻、步履蹒跚、俨如古稀老头的人物推到了人们的面前，许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这就是那位风度翩翩、在谱架前动作潇洒、乐思敏捷、还不满五十岁的陆洪恩老师吗？……     就是在这个一无检察院、二无法官、三无辩护律师的“万人公判大会”上，陆洪恩被判处死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罪证”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就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在狱中被折磨了两年后又被当权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陆洪恩成了文革期间中国高级知识分子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          八          那么，刘文忠又是如何也被关到监狱，成为陆洪恩最后生命岁月的见证人？这又要从刘文忠的哥哥刘文辉说起。     1957年，刘文辉二十岁，因为向他所在的沪东造船厂领导提整风意见，被打成“右派”。1961年分配到艰苦的舟山岛船厂工作，其间长期偷听“敌台”，1964年组织策划偷渡出境去日本与台湾，在“四清”运动中被人告发审查关押。1966年春天，舟山嵊泗法院宣判他为“现行反革命犯”，开除公职，押回上海老家监督管制三年。但这位未满三十岁身处劣境的年青人，一直长期苦读自修（曾先后考读复旦大学职工夜大和上海外语学院夜大），一直追求胡适先生提倡的独立思考精神，一直怀抱着对民族命运的深深的关切。他居然在毛泽东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神州大地肆意燃烧之际，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光辉也最致命的壮举。     《十六条》的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8月5日，毛泽东会下大笔一挥，变出一张奇特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国家主席也是他的既定接班人刘少奇。随后全会于8月8日通过并发表了《决定》这个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刘文辉阅读了这个《决定》，便马上告诉弟弟：这个文件出笼，表明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被迫接受毛泽东的左倾思想，一定会引发中国政治大地震，会给国家与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该《决定》共有十六条，每条均有小标题，刘文辉经过仔细的研究分析，按其形式和口气，顺次加以批驳。刘文忠当年帮他哥哥抄写，迄今为止还能逐条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章节和话语：     第一条：社会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刘文辉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毛泽东以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为理由，大肆向亚（洲）、非（洲）、拉（拉丁美洲）输出革命，完全不顾中国国内人民的死活。今天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实质上是社会帝国主义新阶段，是毛推行的锁国排他主义，是一场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运动……。这是“穷兵黩武主义新阶段”，是建立战争策源地……。     第二条：主流和曲折。刘文辉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暴力革命，暴力革命必然走上恐怖专政，推行法西斯主义……。     第三条：“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刘文辉号召青年学子学习胡适精神，“要解放思想、要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要学会识别真伪、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自作结论”，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所谓最高指示。他提醒党内外不要盲从，擦亮眼睛。他指出，当今共产党内不存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权力集团的斗争，只有集权与民主、专制与改革、封闭与开放的斗争。如果盲目接受毛的路线将贻害无穷。他还指出：胡适先生五四时期对中国人的教诲，今天看来仍是颠覆不破的真理，在华人世界的台湾、香港、新加坡都在发扬继承，如果中国要走民主与自由之路必然要遵循胡适的教诲……。     第四条：让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刘文辉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民政治大迫害运动”。红卫兵和工农造反派只是毛泽东利用的对象和工具，毛达到目的之后，他们最终将落得“卸磨杀驴吃”的下场，这是历史教训……。     第五条：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刘文辉反对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谬论。他指出，阶级斗争是毛一贯恶性报复、奴役人民的手段，所谓“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顿党内走资派”是个幌子骗局，毛实质目的是要清除党内异己，进一步打击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     第六条：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刘文辉说：要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与同胞手足之情。所谓敌我矛盾是毛推行阶级斗争的需要和手段，目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和对他暴政的不满。关于区别对待党内干部问题，他指出：共产党内有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更关心经济建设，不赞成毛搞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这批干部才是毛发动这场文革要清理的主要对象……。     第七条：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刘文辉说：文化大革命是大规模革命，必然也要大规模地寻找“反革命”。而这场运动真实目的是建立毛天下，是强奸民意，是疯狂迫害民众。中国人民一定要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应该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建立抗暴统一战线。在关于自杀与拼杀一段，他号召人民不要怯懦，要揭竿而起；军队与干部要站在人民一边，夺取武器，占领党政军警部门，占领机关、监狱、机场、码头、电台、报社……。     第八条：区别对待党团干部。刘文辉指出，共产党干部有三种：好的，是共产党内提倡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包括不同政见者，他们是毛这次发动文革的主要清除对象，即所谓走资派；一般的，是共产党中的工具，盲目跟随毛泽东的各级领导干部；差的，是那些助纣为虐的野心家、阴谋家与投机分子、跳梁小丑。所有这些干部都被毛这独裁者暴君控制着。人民与军队要认清真伪，要站在党内现实主义派一边，支持他们掀起一场民主抗暴斗争……。     第十条：教学改革。刘文辉指出：文化大革命这场文化大浩劫，是在毁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因为孔孟儒家思想一直是千百年来优秀文化传统，批判孔子就是对师道尊严的颠覆抵毁。所谓批判“封资修”只是幌子，推行愚民政策才是实质。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实质上是对教育事业与教育工作者的又一次全面摧残，这场现代焚书坑儒运动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面迫害。他呼吁青年学生要继承发扬当年北大“五四”精神，不要被暴君和他身边一群奸人所愚弄。他还指出：所谓打倒旧教育制度，所谓“学工”、“学农”、“学军”、“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是一场大倒退，是毛精心策划的又一场洗脑阴谋，就如1957年的反右派“阳谋”一样……。     第十二条：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刘文辉指出：毛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就开始，1957年反右是高峰，而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一贯推行的焚书坑儒政策的延续，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史无前例的迫害，比秦世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屈服，不要妥协，不要轻易自杀，而是起来反抗，抵制洗脑，就是要死，也要学越南僧侣一样，去上海人民广场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自焚，以此来唤醒愚昧无知的民众……。     第十三条：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刘文辉说：“四清运动”是毛精心策划的想改造、控制农村干部的计划。1958年大跃进失败而引发的三年大饥荒已造成中国农村饿殍遍野，农民怨声载道，毛察觉和担心广大农村干部对他的不忠，为了重树自己威望，所以要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广大农村干部实行“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     第十四条：抓革命、促生产。刘文辉主张：学习西方，打开国门，开展洋务运动，把外国先进科技知识引进来，搞现代化建设……。     第十五条：部队。刘文辉说：党指挥枪就是专制的特征，中国应该走军队国家化道路。人民应该清楚，部队是国家的，是人民的，不是独裁者的家兵与党兵。他对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放之四海皆真理”、“顶峰论”、“理解与不理解都要执行”之类的谬论，主张部队要研究，要批判。他号召部队站在人民一边，反对“解放全人类，支持世界革命”之谬论，反对军事独裁；号召军队参与抗暴，武装部署，里应外合，推翻毛的暴政……。     第十六条：“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是谬论。刘文辉指出：新中国的诞生是因为毛泽东高举了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旗，所以人民才拥护他，结果他却欺骗了人民。毛搞的是独裁专制，推行的是愚民政策。刘文辉一再提醒说：毛泽东这个暴君，正在孤注一掷，冒天下之大不韪，玩弄亿万性命，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毛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文革持续时间越长，给中华民族与人民带来灾难就越大。全体人民要看清与认识他，要起来抵制这场倒退历史的政治运动……。     刘文辉在文章中一再呼吁中国人民掀起抗暴斗争，直言要推翻毛的暴政。刘文忠清楚地记得，他抄写时每次写到“毛泽东”三字，自己的手都会发抖。他辉哥在整篇文章中，一直称毛泽东为当代中国的秦始皇、暴君、独裁者与疯子。这绝不是一封意气用事的匿名信，而是他辉哥用鲜血热泪凝铸成的惊世檄文，有如一道强烈的闪电撕破漆黑的混沌。     如果看过研究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毛泽东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就会知道刘文辉的驳斥是怎样的针锋相对，一针见血！就这样，刘文辉拼死对抗文革狂澜，毫不顾惜自己的命运会卷去何方。          九          其实，文革一开始之后，在那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刘文辉就一直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局中国社会的变化。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他，白天被监督劳动，所以只能夜晚偷偷读书思考，或奋笔疾书。刘文忠回忆说，有十几个深夜，他睡了一大觉醒来，见辉哥竟还呆呆地坐在书桌边。他为了不妨碍父亲和弟弟的休息，将台灯罩了张报纸，遮蔽了大部分光线。刘文忠知道，他哥哥在默默地思索：在这文革祸水滚滚、狂澜滔天、国家民族生死危急关头，他该如何抗争。     刘文辉虽然处在被日夜监视的状态下，但他不甘寂寞，常叫弟弟下班后到当时运动最激烈、大字报最多的地方，以及中央文革指使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最活跃的场所，去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后来，他干脆自己偷偷出外去看大字报。深夜十点钟后，他叫弟弟把自行车推到附近市民新村，自己轻手轻脚摸到约定的墙角边，骑上自行车，转眼消失在朦胧夜幕中。天蒙蒙亮时，他猫手猫脚溜回家中，往往情绪激动得无法抑制。     刘文忠记得，有一次，他哥哥在交通大学看大字报，知道北京林学院学生写了一篇提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并因此引起院校中“怀疑一切”思想的辩论。他回家告诉弟弟，这个观点值得引导开展讨论。于是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连夜去交大校园张贴。第二天刘文忠再去看这张大字报，听说引起大学生们的轰动，两派组织展开激烈争辩，但几天后他辉哥这张大字报很快就作为一种“反动观点”被覆盖掉了。     在复旦大学，有不少大字报受北京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影响下，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来如此”。刘文辉忍不住，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半夜看到无人时去贴。他指出谭力夫这对联不是真理，而是绝对错误——“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还有一次在同济大学，刘文辉在一张大字报上用粗体钢笔字写上：“彭真是人不是‘鬼’，毛泽东同样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毛泽东犯的错误不比别人少……”。辉哥天亮时偷偷摸摸回家得意地告诉了弟弟，并叫弟弟下班后去看看这张大字报的情况。刘文忠既担心又好奇，到那里发觉不妙，三哥写字的这张大字报被撕掉，公安局旁边还贴了一张告示：“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最近发现有人涂写反革命标语……希望革命师生擦亮眼睛检举揭发。”     当然，刘文辉“戳一枪”的这些做法，不能起到大的揭露文革真相的作用，但通过这几件事，他一直在深思，并跃跃欲试。     有一天夜里，刘文辉在华东师大看到一张题为《一个右派分子恐吓信》的大字报在大学师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事直接触发了他酝酿许久的计划。之后这一段时间，他写成了二本小册子，一本名为《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另一本是《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刘文忠帮哥哥收藏这二本书时，匆忙翻了一下，迄今还记得在第一本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一生追求暴力革命与造反，他一生贯穿的就是斗争哲学。他的治国方针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把六亿人民捆绑在他的革命战车上，一直车轮滚滚，一场又一场政治斗争从未间断过，……斗得国家天昏地暗，斗得党内草木皆兵，斗得人民心惊肉跳，唯有他躲在红墙大园中南海偷偷乐。”书中指出：毛泽东是“斯太林加秦始皇”，有狂热的强国冲动和极端的民族自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     显然，刘文辉能写出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是经过长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从中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     连邓小平都深有感触而且极其正确地指出，像文革这样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确，文革只能发生在严重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在当时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刘文辉发出这样清醒、理智的声音，是多么了不起啊！          十          刘文辉撰写《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是在1966年9月28日的深夜。     他已经深思熟虑了。犹如一个勇士孤身扑上敌人的枪口，他断然摊开了“十六条”公报，对着伏案奋笔疾书起来。弟弟则受命在门外放哨、望风，以防有人来窥探。刘文辉一口气写了四个小时，写了近万字。第二天夜里，他怕自己的字体太特别容易被人认出，所以考虑再三要弟弟帮忙重新抄写。刘文忠一连两天抄写到半夜，复写成十四封长信，每封信有十张信纸厚。他一边抄写，一边心里阵阵颤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弹，是向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向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谬论猛烈开火的巨型炮弹！当他第一眼看到文章内容，心跳加速，脑海中马上跳出“杀头”二字。但辉哥早已不怕杀头了。他对弟弟说：“今天毛泽东疯了，共产党也疯了，这文化大革命正要逼疯全民。国家不能这样随独裁者为所欲为地摆布。如果没有人敢站出来，这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刘文辉还一再对弟弟说，“兄弟，这件事败露是要杀头的，你敢不敢做？”     刘文忠从小崇拜辉哥，对他一贯言听计从，但还是劝他辉哥说：“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何必撞到当局者的枪口上呢？”     刘文辉回头瞥了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亲，轻声但坚决地说：“如果人人都像爸爸这样逆来顺受，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接着他果断地激励弟弟：“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二位舅舅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么，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他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做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说毕，他猛然站立起来，面对窗外漆黑色的夜空，双目闪闪，凛凛无畏。誓言无声。但弟弟好似听到他的心声，听到他呼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他铁骨铮铮、视死如归的身影边，弟弟也热血沸腾，果断地打消犹豫，答应去杭州投寄。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清晨，只有十九岁、腿有残疾的刘文忠，怀揣着哥哥已装进信封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悄悄地离开上海的家，去到杭州，将十四封信沿着湖滨大道一路上的邮筒投入，收信地址都是哥哥精心挑选的，是北大、清华、复旦等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最著名的大学的组织。     事后，刘文忠离开单位冒充红卫兵北上大串联。近一个月后，在11月27日，回到家中。当天深夜十一点左右，正在疲惫沉睡中的他，突然被冲上楼来的便衣警察反铐了双手。他被警察推搡出门时，看到几个便衣用枪顶着他辉哥的胸膛，也把他反铐起来。就这一瞬间，辉哥回头颔首嘱咐弟弟：“不要怕！镇定点。”     二辆灰白色警车行驶半小时左右，进入一所大院。刘文忠被推进了一间提审室。灯光贼亮，雪白的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548！看清楚了吗？墙上标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刘文忠前面长方形审讯席上，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矮胖审讯员首先开腔……     从此开始长达七天六夜、接连十几场的密集审讯，那几个审讯员像催命鬼似的紧紧盯牢刘文忠不放，不给一点喘息的机会。在他们如此强大的攻势和他们列举的一系列人证物证面前，刘文忠轻易设置的“堤防”节节崩溃，只得老实承认了国庆节到杭州投寄了十四封“反革命匿名信”；承认了曾将自行车深夜借给辉哥，让他去交大、复旦、同济、师大、外语学院等大学里看大字报；还承认了文革开始以来把外面发生的动乱、散发的传单、某某人被抄家批斗等情况收集告诉了辉哥……。     短短四个月后，即1967年3月9日，刘文辉就被判处死刑，继后又被押在市监狱死牢里折磨了十四天。3月23日，当天下午，在一场名为“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庆功大会之后，刘文辉就在上海最大的文化广场示众后枪决！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公开杀害的人。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67年度沪中刑〈一〉字第3号）上列出的刘文辉“罪行”有：     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     1964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判反革命罪管制三年”；     1966年“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专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美帝”……          十一          刘文辉被处决后，公安局通知家属去领遗物：一床被头、一双高帮皮鞋、一些衣物等。心存期望的父母知道儿子一定会留下什么遗言，细心拆除被单，发现被角里藏着折迭得很小的纸团，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用生命代价换来的遗书！遗书用二张十六开练习簿纸写成，正反两面写得密密麻麻共四页纸，最后的签名和诗词都是咬破手指用鲜血写的，比较模糊。     父亲提心吊胆地把遗书收好，后来交给五儿刘文龙保存。不久刘文龙被关进学习班隔离审查，他知道自己私藏三哥血书，只要被人发觉势必遭殃，便偷着回家把遗书原件烧了。在烧之前，为了把遗书内容完整保存下来，他除了死记硬背，还把遗书一字一字分别拆开，用红笔作记号划在毛选“老三篇”内容中，再用电话号码程序编写全文内容。值得庆幸的是，整篇遗书后来通过这个办法还能复原。     刘文辉在他写于1967年3月20日的遗书中说及他被害前一些细节：3月9日四时许，刘文辉被关在一间私堂，与外人隔绝，一人递给他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这人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刘文辉的上诉书这时才刚写好。为此，刘文辉在遗书中说：     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他们逼我在不大于50平方尺的法庭中与外人隔绝，在法警的强力下驯服的。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他们。     遗书提到他写的已被红卫兵抄去的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提到传单《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刘文辉写道，此传单因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他被害的导线。他在传单和书稿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操可以用诗概括之：     从诬“反右坏修资”，非盗非奸非乖暴。     反右幸尝智慧果，敢做普鲁米修斯。     锁国应出土玄奘，焚坑犹揭条石落。     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     刘文辉继续写道：他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他要求亲人不要难过，也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他，或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他的生平。他的正义行为，毛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他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国升起希望一样，毛死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刘文辉说，因他的死，在毛政权下家人只能受侮辱、损害，但他相信，毛政权倒台后，他作为烈士，必能恢复家人的光荣。     刘文辉还在遗书中辟出段落再次狠狠批判毛泽东。他还说他写了七首诗词，分别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讽刺毛泽东和林彪是“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刘文辉说他临刑前十分抱憾的一件事是，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一份《人人报》或“层层驳”，其内容集中针对毛的反动方面。他希望有人接任。     刘文辉被害前这样宣布：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这是刘文辉在短暂人生旅途向天地发表的战斗檄文。真是一身正气冲云霄，满腔热血洒征程！当人们读到这篇临终者以鲜血写成的血书，不能不肃然起敬！都会为他舍身反抗邪恶狂潮所震撼，为他睿智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更为他英年早逝而婉惜！     到目前为止，刘文辉一案的档案仍属保密，亲属仍无法查阅此案数据，无法获知他被折磨被杀害的细节真相，也看不到那些“反动罪证”。不过，由此也可以断定，刘文辉的案情即使在今天也是极其敏感的，当局难以公布。          十二          刘文辉和陆洪恩等人以死对抗的十年文革这个浩劫究竟有多大多恐怖？不计无形的多少代也无法复补的民族摧残，只以有数字可算的：全国遭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这是中共元老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的“不完全统计”。关于冤枉死亡者的遭遇，恐怕永远都无法全部厘清了。一些主要的被杀害的烈士的粗略数据，可以从例如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书报杂志上找到；刘文忠也给我看了一份他整理的名单。根据我手头的资料，除了本文所叙述的刘文辉和陆洪恩之外，比较著名的血祭文革者还可以列出很多，例如：     林昭，女，1960年10月被捕，1968年4月29日被处决，是年不到三十六岁。罪名是：1957年划为右派，此后死不改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59年参与?X物《星火》反革命集团。1965年判刑二十年。在狱中用竹签、发卡、牙刷柄等书写血书，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写诗文二十余万字，重点批判“阶级斗争”学说和集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1980年12月30日平反。     王佩英，女，1968年10月被捕，1970年1月27日被害，是年五十四岁。罪名是：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书写并散发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1964年夏，公然提出：毛泽东应退出中央领导层。同时提出退党。文革中进一步撰文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已走向历史反面，应退出历史舞台。她在酷刑毒打与迫害之下，始终坚持信仰，多次公开表明自己理念。判处极刑后，因反抗被勒死于刑车。1980年5月8日平反。     吴晓飞，1968年5月7日被捕，1970年2月27日被处决，是年仅二十一岁多。罪名是：于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写了两篇各长达

昂山素季在缅甸被软禁的时间长达到二十一年。 2010 年昂山素季在获释后对同胞所说道： “我们必须要做的事还有很多，但如果不付诸行动的话一切都只是空谈。我们缅甸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轻易的认为‘这就是命运’。我也不止一次和年轻人们谈论过。你们真的知道所谓命运一词的含义吗。行动是命运的基石。无论你再怎么强调‘命运’，也不外乎是你自己行为的使然。如果说有什么值得你为之争取奋斗的话，那就必须为此付出行动。‘把不可能实现的变为现实’这样简单的承诺是无法凝聚民心的 。” 一部以她为原型的传记类电影《夫人》（ TheLady ）已经开始在世界范围公映。和二十年前初次被软禁时相比，她的祖国和人民也在发生着显著的改变。就如她在获释后的第一次演讲中所提及的，面对纷纷掏出手机拍摄照片的年轻拥趸，她说，“昨天，我第一次用上了这样的手机。而在六年前还没有这样的东西。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把嘴凑到哪儿说话。”然而，尽管时代在变革，但是人们对于这位昔日缅甸国内最大的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领袖、缅甸“国父”之女，被称为“亚洲曼德拉”的“完美囚徒”——昂山素季，依然保持着不变的尊敬与爱戴。 　　 4 月 1 日，是昂山素季和缅甸的大日子。这位亚洲的女曼德拉和她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将参加这天的议会补选，争夺空缺的 48 个议席。毫无悬念，她将成为国会议员。 12 年前，同座政治角斗场上，她角逐上台，又被狠狠地监禁起来。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却失去了领奖和演讲的机会，以及家人和自由。这天，她将竞选仰光以南约 30 公里的高穆镇的议会席位。 　　 2 月 26 日，是杨紫琼和《夫人》的大日子。这名成名于好莱坞的亚洲女星在另一个赛场上为昂山素季呐喊。去年 11 月，在昂山素季被释放的一年之后，以她为原型，由著名导演吕克 . 贝松执导的传记电影《夫人》（ TheLady ）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开始公映。许多媒体都把它看作是角逐本年度奥斯卡金像奖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 　　真假夫人，曾有过一次真正的会晤。杨紫琼回忆说，她见到昂山素季后，第一件事就是紧紧拥抱她。她惊讶地对昂山素季说着“怎么会这么瘦”，而这位长期被软禁的夫人却在向她询问：“为什么 BBC 不能多播放点音乐呢？” 　　“昂山素季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她的身上仿佛有光环围绕，举手投足间都流露出她的尊严和优雅。”杨紫琼说。 　　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曾有很长时间，昂山素季的名字在缅甸等同于敏感词，是人们不轻易提的，人们都以“夫人”来尊称她。而吕克 . 贝松的影片《夫人》正是以昂山素季的一生作为蓝本拍摄的，讲述了“夫人”昂山素季不平凡的身世、多舛的爱情，以及坎坷的政治生涯，让观众了解到这位深受甘地影响的女政治家，究竟为何被人们尊称为亚洲“最美丽的女人”。对父亲昂山来说，她是一个继承乃父遗志的好女儿；在丈夫迈克 . 阿里斯眼里，她是一个温柔贤淑的爱人；对于两个儿子亚历山大和金，她永远是慈祥的严母；而在缅甸人民心里，她则是希望与信念的源泉。 　　 2010 年 11 月 13 日，缅甸的荫雅湖畔，仰光大学的大学路 56 号，一栋两层楼的棕灰色建筑，昂山素季在自己的家中重获自由。她的住所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此起彼伏地高喊着素季的名字，等待着这位“缅甸的曼德拉”重获自由的一刻。紧闭多年的蓝色大门被人轻轻推开，身高只有 1 米 60 ，身材清瘦、温婉平和的女子在一片欢呼中现身，她踩着一只木质的小板凳，隔着围栏尖刺接受了群众的鲜花和呐喊。当着所有人的面，身着淡紫长裙的她重新在脑后的发髻上插上一枚鲜花。 此后，无数各国政治家、名流、记者前往缅甸探访她。去年 12 月希拉里访问缅甸并会见了昂山素季后，这位缅甸反对派领袖再次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希拉里的会见显然为西方开了个好头，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德国联邦议会代表团，以及美国投资家索罗斯以及 9 日访问仰光的两名美国高官纷纷采取了同样的活动——拜访昂山素季。昂山素季成为缅甸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初步解冻，某种最初的征兆。 变革中的缅甸，以及获释后的昂山素季 　　玛格南图片社唯一的华人摄影师张乾琦曾 8 次去往缅甸，并探访了昂山素季的住所和办公室。他向《外滩画报》记者讲述了他所看到的今日缅甸，以及释放后的昂山素季。 　　“做完《国家地理》关于朝鲜的报道以后，他们问我还想去哪里，我说就那缅甸吧。在整个东南亚，现在很少有缅甸这样的地方。它被长久地关起来，当然现在有一些地方也慢慢打开了，谁都可以去，但是观光客能去的地方还是有限的。” 　　张乾琦告诉《外滩画报》记者，他原本的计划是追寻乔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