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

核心提示：他被关押过四年，被恶意刁难过──现在，中国作家廖亦武抵达德国。《明镜在线》在这位持不同政见者抵达柏林不久后采访了他，内容涉及他的狱中遭遇和默克尔的对华政策 原文：” Ich lebte wie ein Hund ” 来源：明镜在线 发表：2011年7月7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图：现年52岁的中国作家廖亦武 原文配图】 他被关押过四年，被恶意刁难过──现在，中国作家廖亦武抵达德国。《明镜在线》在这位持不同政见者抵达柏林不久后采访了他，谈话有关他的狱中遭遇，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对华政策。 明镜在线： 廖先生，就在前不久，中国政府禁止您在国外演讲和发表作品，现在您来德国，也是为了在德国发行您的一本有关监狱经历的书。您现在处境危险吗？ 廖亦武： 离境前，我必须向官方承诺不在国外出版《证词》一书（译者注：德文版书名《为一首歌和百首歌》）。也出于对我人身安全的考虑，菲舍尔出版社 (Fischer Verlag) 将书的发行日期推迟了三次。但是，我已经不愿在中国继续像人质一样被扣留，我作出以上承诺的惟一原因，就是为了能够离境。这种“协约”对一个作家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种不可理喻的侮辱，然而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能够自由地出版和写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能够坐在您对面的原因。 明镜在线： 您计划逗留多久？ 廖亦武： 这会根据书的发行需要而定。之后我会去美国，然后去澳大利亚。我获得了2012年“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为期一年的奖学金，我将在柏林度过这段时间。我希望，哪天中国政权得以变更，我可以安全返回中国。 明镜在线： 您因为写了一首关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诗，在监禁了4年。您在狱中精神崩溃过，并两次试图自杀。您是怎么存活下来的？ 廖亦武： 最晚在我入狱之际，我意识到，我的精神、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在这里是没有立锥之地的。我入狱时必须脱光衣服，肛门也被检查，是否携带违禁物品，从那一刻起，我活得跟狗一样。每每想起那段时间，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还活着。但有一天我终于意识到，我必须把这些经历记录下来。监狱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章──我被逼迫放弃人的尊严。我把我看作是历史的某种载体，我的职责就是去描述这段历史。 明镜在线： 如此屈辱的遭遇还能写出文学，这是一种补偿么？ 廖亦武： 有不少政治犯也写过他们的狱中经历，而我的跟他们的有些不同。比如大热天，监狱的囚犯们通常会彼此帮忙在肛门塞入一些牙膏，以制造一些凉爽的感觉，可很快，牙膏就会变硬，变得很难弄出来。今天，当我读这段笔记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当时怎么会如此“堕落”。我想，大部分前政治犯是不会写这些东西的。 明镜在线： 您能在狱中写作吗？ 廖亦武： 没法多写。我现在的书里收录了30个监狱里写的故事，我当时把它们藏在了一本精装书的封面底下，但书的手稿其实还是我后来写的。因为手稿在搜查时被没收，我曾经从头写过三次。 明镜在线： 艾未未和维权人士胡佳的被释（译者注：艾未未是取保候审），以及对您的放行，给人一种“政治缓和”的印象，可同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许多其他人士依然在押。您如何评价具有批评精神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处境？ 廖亦武： 其实，我4月4号就应该去纽约参加“世界笔会之声”节。起初，我还以为这事跟2010年去科隆文学节 (Lit.Cologne) 那样简单，买张票，去机场──可在那儿，我被扣了下来。警方告知，这次想完事可不会那么简单，一个警官还威胁我说：如果你再来一次，我们会让你消失一段时间。4月3日获悉艾未未被捕后，我一身大汗，到今天还是那种紧张。 明镜在线： 您能够想象有一天被中国大使馆邀请到柏林朗诵您的作品吗？ 廖亦武： 这是一个无比美丽的梦。但目前，我还是不希望见到这些人。这些现在正在统治我的祖国的权力者们都有着很肮脏、很丑陋的心。我相信，胡锦涛和温家宝永远不可能邀请我，这种想法他们做梦也不会有。 明镜在线： 您的书虽然在中国被禁了，但在黑市上它们非常热销。 廖亦武： 我听说了我的书在国内成功盗版书中名列第三───这是我对祖国的贡献。我们在国内有一种说法，说一个作家必须拥有三样东西：一张离婚证、一张刑满释放证明书和一张搜查令，如果有了这些东西，他就是一个出色的作家。 明镜在线： 您三样都有。 廖亦武： 是的，离婚证我甚至有两个，搜查令就更多了。 明镜在线： 我现在在用一部iPhone记录我们的谈话，这是一种在美国设计、用中国廉价劳力制造的手机。我们欧洲人在购买这些产品时，是否应该良心不安？ 廖亦武： 其实中国人民并不关心西方人的良心安与不安。中国还有工人，他们得去收集地沟里的废弃食物，将那些地沟油掺入新鲜油里一并出售。这是一个大丑闻。跟这些工人比，iPhone的工人已经算很不错的了。 明镜在线： 去年科隆文学节前，您给默克尔总理写过一封公开信，请求她帮助您成行。您收到过回信吗？ 廖亦武： 没有，至少不是书面的。但是有过一位德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跟我碰了头。他告诉我，默克尔总理读了我的信，很感人，她会继续密切关注我的情况，并为我提供支持。我就利用了这个机会请他转交一张《窃听风暴》盗版DVD，以示提醒。 明镜在线： 在德国往往会有人认为，对中国人权和自由的支持不应该影响跟中国的经济关系。您能理解这种看法吗？ 廖亦武： 在美国，或者在法国，你可能还可以选择这种立场，但德国因为自己的历史，必须承担起某种责任：德国先经历纳粹独裁，后经历了东德社会主义时期。如果东德人默克尔认为她应该把重点放在经济上，她可以这么做，但是，知识分子应该作为国家的良知发出自己的声音。 明镜在线： 在西方，您总是会被问及中国的政治局势，而较少被问及您的文学创作。这会不会让您有点烦？ 廖亦武：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我来自世界最大的独裁国家，跟我的朋友刘晓波──这位极其坚定的人权战士一样，我永远会被问到这样的话题，涉及我本人作品的问题会少些。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通过记录我和其他人的经历去承继中国的传统。共产党总有一天会消失，那时就会有更多的人想读我的书。两千多年前，史学家司马迁写成《史记》，他的遭遇非常惨痛，那是他的命运。可他的书到今天还有人在读。 明镜在线： 自由对您意味着什么？ 廖亦武： 在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非常孤独，即便他们在有生之年的境遇似乎极其无望，但他们的作品却永远地传了下来。在监狱里，我想象自己是在与孔子或司马迁进行心灵的对话，这种对话承载了我，而它还会被永远承继下去。这就是中国文化。 明镜在线： 那么，跟文化的永久性相比，眼前的境遇就不那么重要了？ 廖亦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恶劣势态的罪魁祸首，但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历史相比，共产党的统治只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相关阅读： 七家外媒和博客对艾未未被取保候审的评论综述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而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的表述。   2011年5月29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现在，对“一大”与会者照片摆放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中共对历史的新态度。 (CFP/图) 陈独秀的“帽子”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他是“托派”吗?是“汉奸”、“叛徒”吗? 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毅然决策”，还是经历了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复杂过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建设和外交活动，是完全的“独立自主”，还是受到了苏联的重大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前夕开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找到。点进这一官方党史网站的人会发现，不少人物和事件所获得的评价已经和源自旧版教科书的记忆不太一样了。 该网站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一批官方党史著作首次被推向网络，全文免费传播。“现在，网上关于党史的资讯有很多……了解和学习党史就需要分辨真伪，我们这个网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资讯，反映党史研究最新成果。”网站开通仪式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 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   从“险学”到“显学” 作为中共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迄今无法获得一个不再改变的“盖棺定论”。在党90年的历程中，这位被开除党籍的争议人物不断被“戴帽”与“摘帽”，已有七十多年。 1936年10月，《救国时报》发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称“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后来，此说被康生等人引用，在《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媒体著文批判陈独秀，“叛徒”之称也陆续出现。 这两顶帽子直至半个世纪后才被彻底拿掉，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发现，陈独秀不仅没有拿日本人的钱，而且发表了许多抗日言论和主张。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关注释中，“叛徒”的帽子连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评价一同被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研究者发现“汉奸”和“叛徒”之称的谬误，但“文革”的大环境对此按下了消音按钮。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学者曾遭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在当时，陈独秀研究成为一门令人避之不及的“险学”。 甚至，对于陈算不算“党史人物”，也曾有过争议。《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就没有陈独秀的章节，直至出版第51至100卷时，才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51卷的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险学”逐渐转变为显学。1978、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表包括《砸碎枷锁，解放史学》、《打破党史禁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引发强烈反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党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宣传、路线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回学术的广阔天地。 研究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党史“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民间亦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等组织，往日的禁区被不断打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正式将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当时他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这是目前为止中央领导人对陈独秀错误定性的最新说法。 区区几个字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个严重得多的论断，它意味着陈独秀需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换掉这几个字，则是因为党史界已形成共识：陈独秀不能成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来自莫斯科，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与之类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被确定为“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改为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则被修正为“右倾错误”。   尊重历史的面目 近年来官方修订的党史评价不止于早期领导人和建国前的历史事件。 例如，华国锋得到的评价也在发生转变。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这位原中共中央主席得到的篇幅很少，且负面评价较多，仅肯定了其粉碎“四人帮”的功劳。但在新的党史二卷中，华国锋虽然依然被认为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获得的正面评价已经大大增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支持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等。 林彪也有了新评价。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之前被定性为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而党史二卷则在提到“一号命令”时，删去了此种定性。 高、饶“反党联盟”的说法逐渐不再提及，相关表述被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七十年”表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但党史二卷则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结论是：“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在涉及曾经的政敌——国民党的问题上，中共官方亦有新的结论。 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战场的“主体”，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国军领导人蒋介石获得的评价随之改变，他的功劳可以获得公开肯定。 而一贯被视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所获得的赞誉有增无减。毛泽东曾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写道：“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半世纪后，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其定位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共合作关系在“皖南事变”后降至冰点，此事变中共产党方面核心人物项英获得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对项英的评价以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为蓝本，认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在于项英，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绩也被抹杀。而党史一卷则指出，“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他在皖南事变中也不再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进行评价是官方修党史的基调。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决议虽然是“基调”，但在具体内容上并非不可改变。   纪念馆：谨慎中的变化 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博物馆、纪念雕塑等对历史的表述。 在北京五四大街、沙滩北街附近的几百米距离内，有三处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纪念物，它们相继在本世纪的头三年落成或开放。 2001年，雕塑“翻开历史的一页”落成。在这座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和他手书的《沁园春·长沙》，其余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的头像较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还有两位卖国贼的头像——章宗祥、曹汝霖，但没有提及陈独秀。 2002年，北大红楼旧址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身份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中专辟一个房间为陈独秀专题陈列。 2003年，浮雕文化墙“曙光”落成，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首先出现的形象。 “当年，第一座雕塑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学界的意见是雕塑以毛泽东为主体不符合史实，”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业务部陈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的雕塑就比较尊重历史，我们的展览自2002年起也都没有变化过。” 有观察者认为，实际上，两处雕塑落成的时间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对陈独秀的不同展现形式——2002年，党史一卷出版，正式修正对陈独秀的评价，破除了一些禁忌，形成了肯定陈独秀功绩的契机。 南方周末记者大量采访与党史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发现，把握契机，遵照官方评价，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策略。 “2005年，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开馆时正好碰上连战访问大陆的契机，所以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地就开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吴先生说。这家民间博物馆在大陆首设国民党抗日军馆，连战为其题写了馆名。当时，连战说：“三千多万的军民牺牲了生命，不是为哪一个党，是为中华民族牺牲了他的生命。” 杭州中美民间友谊纪念馆曾去美国做过抗战的展览，其中有不少介绍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图片资料，几经争取才将这些内容保留在了角落里。“但胡锦涛公开提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功劳后，第二年口径就松一些了。”纪念馆创始人之一范祝华说，“我们的展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旅美的黄埔军校老兵都来看，非常激动，有的人都哭了，说自己从来没看过一个中国展览是承认国民党拼死抗战的。” 实际上，国民党抗日将领的纪念馆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但它们往往以个人生平介绍为主。湖北宜城市张自忠纪念馆肖馆长说，馆内主要是弘扬个人事迹，只有对张自忠参与的战役的部分介绍，“近期虽然想扩充展览规模，但应该只是对现有内容的充实，并不会怎么介绍抗日正面战场。” 有的纪念馆在内容审定上更复杂些。“我们所有的展示内容都是根据军事科学院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安排的，要经过军委的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科朱科长说。 而安徽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徐承伦则表示，2009年正式建立的“独秀园”纪念馆，采取的是叙事为主的策略，大量展示史料，不做直接评价。 至于各地的党史纪念依然谨慎，一些变化也在悄悄发生。 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后来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和其他一大代表以同样的尺寸并列出现在照片陈列中。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不曾尝试过的——自1952年建成至今，一大出席者的陈列从6人增加至7人，最后才展出全部13人，但照片的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也有选择，毛泽东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且排在末尾。 位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此前一直是“美蒋罪行”的代名词。但研究表明，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无关，后者更多的是一个为共同打击日本而设立的情报机构。 当地一位长期研究此段历史的人士说：“歌乐山博物馆的名字变了好几次，最开始是1963年借《红岩》火遍大江南北的契机，在烈士陵园和纪念碑的基础上修了博物馆，叫‘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来，1985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1993年又改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不过，1988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那牌子都还在，我估计要改的话很困难，手续也很麻烦。”这位人士说。 更多的纪念馆不存在改名问题，但正增加和修正馆内的历史陈列。近几年，抗美援朝纪念馆增加了战前国内形势及苏联空军秘密援助的介绍，内容还包括位于旅顺的苏联空军墓地情况——那里安葬了两百多位苏联空军飞行员，之前一直是严守的秘密。 位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另一个例证：“文革”期间，农讲所基本成为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专题纪念馆，而前五届不由毛泽东主持的农讲所则被忽略。这一问题在后来得到了修正。 农讲所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前大家一看我们的展览就觉得农讲所是共产党干的，毛泽东干的，但其实农讲所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出钱出物，共产党出人。当时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不可能有场所和物质基础，不可能出资招生，柴米油盐这些经费，你都解决不了。”农讲所副馆长颜晖说，“但现在，我们客观呈现了国民党的作用，所以有台湾游客来过之后，赞扬我们没有伪造历史。”   民 间推动力 “官方党史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研究，正不断推进，其背后的原因是高层希望追求历史真实。”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曾表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引发强烈反响。 事实上，中共高层的不少领导人在历史研究上都有独到见解。邓小平就曾提出著名的“宜粗不宜细”原则，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在“文革”之后提出这样的原则非常必要，因为它有助于形成在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减少细节上的纠纷。 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曾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他本人的科学精神从一个细节中即可见一斑——他常常强调：“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这句话套用自人们所熟悉的列宁名言“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于光远对这句话本身也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这话出自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的一句台词，而在真正的《列宁全集》中是找不到的。 “在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有这样的观察。 对于官方党史修正背后的动力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则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民间党史研究的进展是促使官方不断修正党史的重要推动力。“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材料面前，没有人能说假话。”韩钢说。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研究者，基本都赞同这种看法。“其实这二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从我个人参与的研究领域看，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以及苏联历史等等，都是如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说。 沈志华是《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重要历史著作的作者，他的研究刷新了学界的许多固有观点，亦对官方论断形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沈志华等非官方研究者所取得的突破大量依赖于近年来的解禁资料，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有关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它们成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依据。 “随着事件的推移，还会不断有新的文件解密，人们看问题的视角、高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历史研究会不断推进，官方党史会不断修正，这个趋势是肯定的。”谢春涛说，“当然，这种修正不像个人研究那么容易，因为官方党史代表的是集体意见，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要有充分依据，反复讨论，还需要中央高层批准。”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专家普遍认为，党史新成果从民间到官方的路径是通畅的，但究竟吸收哪些成果，把话说到哪一个程度，则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但无论官方如何评价和借鉴民间党史研究者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不再会因官方结论而受到限制——就在二十多年前，官方还曾提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正本”以规范教学研究的想法，而如今，这种人为设置界限的做法已经很难想象。 原文地址 © 艾绿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7/11.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而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的表述。 2011年5月29日，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现在，对“一大”与会者照片摆放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中共对历史的新态度。 (CFP/图) 陈独秀的“帽子”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投降主义”?他是“托派”吗?是“汉奸”、“叛徒”吗? 抗美援朝是中共中央做出的“毅然决策”，还是经历了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复杂过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建设和外交活动，是完全的“独立自主”，还是受到了苏联的重大影响?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建党90周年纪念日前夕开通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上找到。点进这一官方党史网站的人会发现，不少人物和事件所获得的评价已经和源自旧版教科书的记忆不太一样了。 该网站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一批官方党史著作首次被推向网络，全文免费传播。“现在，网上关于党史的资讯有很多……了解和学习党史就需要分辨真伪，我们这个网的重要任务就是为大家提供准确的资讯，反映党史研究最新成果。”网站开通仪式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说。 几十年来，中国官方党史所提供的“准确资讯”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事实以它们的原初面目先后回归，与之相伴的便是官方历史评价的修正。 从“险学”到“显学” 作为中共创建者之一的陈独秀，迄今无法获得一个不再改变的“盖棺定论”。在党90年的历程中，这位被开除党籍的争议人物不断被“戴帽”与“摘帽”，已有七十多年。 1936年10月，《救国时报》发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称“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后来，此说被康生等人引用，在《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媒体著文批判陈独秀，“叛徒”之称也陆续出现。 这两顶帽子直至半个世纪后才被彻底拿掉，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发现，陈独秀不仅没有拿日本人的钱，而且发表了许多抗日言论和主张。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关注释中，“叛徒”的帽子连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评价一同被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研究者发现“汉奸”和“叛徒”之称的谬误，但“文革”的大环境对此按下了消音按钮。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研究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学者曾遭批斗，“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在当时，陈独秀研究成为一门令人避之不及的“险学”。 甚至，对于陈算不算“党史人物”，也曾有过争议。《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就没有陈独秀的章节，直至出版第51至100卷时，才终于把陈独秀列为第51卷的第1篇。 改革开放以来，“险学”逐渐转变为显学。1978、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表包括《砸碎枷锁，解放史学》、《打破党史禁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引发强烈反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党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宣传、路线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回学术的广阔天地。 研究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党史“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的人越来越多，民间亦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等组织，往日的禁区被不断打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 2002年出版的党史一卷正式将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两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当时他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这是目前为止中央领导人对陈独秀错误定性的最新说法。 区区几个字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个严重得多的论断，它意味着陈独秀需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换掉这几个字，则是因为党史界已形成共识：陈独秀不能成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来自莫斯科，所谓向国民党新右派退让的政策和主张，其实是共产国际、联共中央、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与之类似，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也被确定为“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改为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而他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则被修正为“右倾错误”。 尊重历史的面目 近年来官方修订的党史评价不止于早期领导人和建国前的历史事件。 例如，华国锋得到的评价也在发生转变。在二十年前出版的官方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这位原中共中央主席得到的篇幅很少，且负面评价较多，仅肯定了其粉碎“四人帮”的功劳。但在新的党史二卷中，华国锋虽然依然被认为对“两个凡是”的提出与执行负有责任，但他获得的正面评价已经大大增加——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赞同邓小平复出工作，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支持经济学界按劳分配等问题大讨论等。 林彪也有了新评价。1969年的林彪“一号命令”之前被定性为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而党史二卷则在提到“一号命令”时，删去了此种定性。 高、饶“反党联盟”的说法逐渐不再提及，相关表述被改为“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关于抗美援朝的决定，“七十年”表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50年10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但党史二卷则较为详尽地反映了抗美援朝决策曲折、艰难的过程，结论是：“是否出兵入朝作战，中共中央的决策经历了一个从考虑出兵，到暂缓出兵，再到最终决定出兵的过程。” 在涉及曾经的政敌——国民党的问题上，中共官方亦有新的结论。 2005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战场的“主体”，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国军领导人蒋介石获得的评价随之改变，他的功劳可以获得公开肯定。 而一贯被视为“伟大革命先行者”的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所获得的赞誉有增无减。毛泽东曾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写道：“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半世纪后，胡锦涛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将其定位为“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国共合作关系在“皖南事变”后降至冰点，此事变中共产党方面核心人物项英获得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对项英的评价以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为蓝本，认为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完全在于项英，他在其他方面的功绩也被抹杀。而党史一卷则指出，“应当肯定，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他在皖南事变中也不再负“重大责任”或“主要责任”。 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蓝本进行评价是官方修党史的基调。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决议虽然是“基调”，但在具体内容上并非不可改变。 　 　纪念馆：谨慎中的变化 官方党史上的铅字变化，也影响着各地纪念馆、博物馆、纪念雕塑等对历史的表述。 在北京五四大街、沙滩北街附近的几百米距离内，有三处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有关的历史纪念物，它们相继在本世纪的头三年落成或开放。 2001年，雕塑“翻开历史的一页”落成。在这座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和他手书的《沁园春·长沙》，其余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的头像较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还有两位卖国贼的头像——章宗祥、曹汝霖，但没有提及陈独秀。 2002年，北大红楼旧址以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身份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中专辟一个房间为陈独秀专题陈列。 2003年，浮雕文化墙“曙光”落成，陈独秀和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成为首先出现的形象。 “当年，第一座雕塑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学界的意见是雕塑以毛泽东为主体不符合史实，”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业务部陈主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后来的雕塑就比较尊重历史，我们的展览自2002年起也都没有变化过。” 有观察者认为，实际上，两处雕塑落成的时间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对陈独秀的不同展现形式——2002年，党史一卷出版，正式修正对陈独秀的评价，破除了一些禁忌，形成了肯定陈独秀功绩的契机。 南方周末记者大量采访与党史有关的纪念馆、博物馆发现，把握契机，遵照官方评价，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策略。 “2005年，国民党正面战场馆开馆时正好碰上连战访问大陆的契机，所以没什么问题很顺利地就开了。”建川博物馆工作人员吴先生说。这家民间博物馆在大陆首设国民党抗日军馆，连战为其题写了馆名。当时，连战说：“三千多万的军民牺牲了生命，不是为哪一个党，是为中华民族牺牲了他的生命。” 杭州中美民间友谊纪念馆曾去美国做过抗战的展览，其中有不少介绍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图片资料，几经争取才将这些内容保留在了角落里。“但胡锦涛公开提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功劳后，第二年口径就松一些了。”纪念馆创始人之一范祝华说，“我们的展览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旅美的黄埔军校老兵都来看，非常激动，有的人都哭了，说自己从来没看过一个中国展览是承认国民党拼死抗战的。” 实际上，国民党抗日将领的纪念馆在全国各地并不鲜见，但它们往往以个人生平介绍为主。湖北宜城市张自忠纪念馆肖馆长说，馆内主要是弘扬个人事迹，只有对张自忠参与的战役的部分介绍，“近期虽然想扩充展览规模，但应该只是对现有内容的充实，并不会怎么介绍抗日正面战场。” 有的纪念馆在内容审定上更复杂些。“我们所有的展示内容都是根据军事科学院编的《抗美援朝战争史》安排的，要经过军委的审查。”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研究科朱科长说。 而安徽陈独秀研究会副会长徐承伦则表示，2009年正式建立的“独秀园”纪念馆，采取的是叙事为主的策略，大量展示史料，不做直接评价。 至于各地的党史纪念依然谨慎，一些变化也在悄悄发生。 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后来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和其他一大代表以同样的尺寸并列出现在照片陈列中。这在十几年前，还是不曾尝试过的——自1952年建成至今，一大出席者的陈列从6人增加至7人，最后才展出全部13人，但照片的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也有选择，毛泽东等前8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且排在末尾。 位于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此前一直是“美蒋罪行”的代名词。但研究表明，渣滓洞、白公馆关押的政治犯以及屠杀政治犯的情况与中美合作所无关，后者更多的是一个为共同打击日本而设立的情报机构。 当地一位长期研究此段历史的人士说：“歌乐山博物馆的名字变了好几次，最开始是1963年借《红岩》火遍大江南北的契机，在烈士陵园和纪念碑的基础上修了博物馆，叫‘重庆中美合作所美蒋罪行展览馆’，非常有时代特色的名字。后来，1985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1993年又改为‘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 “不过，1988年‘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那牌子都还在，我估计要改的话很困难，手续也很麻烦。”这位人士说。 更多的纪念馆不存在改名问题，但正增加和修正馆内的历史陈列。近几年，抗美援朝纪念馆增加了战前国内形势及苏联空军秘密援助的介绍，内容还包括位于旅顺的苏联空军墓地情况——那里安葬了两百多位苏联空军飞行员，之前一直是严守的秘密。 位于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另一个例证：“文革”期间，农讲所基本成为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农讲所专题纪念馆，而前五届不由毛泽东主持的农讲所则被忽略。这一问题在后来得到了修正。 农讲所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前大家一看我们的展览就觉得农讲所是共产党干的，毛泽东干的，但其实农讲所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国民党出钱出物，共产党出人。当时共产党不是执政党，不可能有场所和物质基础，不可能出资招生，柴米油盐这些经费，你都解决不了。”农讲所副馆长颜晖说，“但现在，我们客观呈现了国民党的作用，所以有台湾游客来过之后，赞扬我们没有伪造历史。” 民间推动力 “官方党史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研究，正不断推进，其背后的原因是高层希望追求历史真实。”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说。 一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曾表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引发强烈反响。 事实上，中共高层的不少领导人在历史研究上都有独到见解。邓小平就曾提出著名的“宜粗不宜细”原则，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认为，在“文革”之后提出这样的原则非常必要，因为它有助于形成在重要问题上的共识，减少细节上的纠纷。 原中顾委委员于光远曾提出，要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研究中共历史。他本人的科学精神从一个细节中即可见一斑——他常常强调：“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这句话套用自人们所熟悉的列宁名言“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于光远对这句话本身也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这话出自苏联话剧《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里面的一句台词，而在真正的《列宁全集》中是找不到的。 “在198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凡是关系到对重要历史问题的突破，势必需要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有这样的观察。 对于官方党史修正背后的动力源，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钢则有另外一种解释。他认为，民间党史研究的进展是促使官方不断修正党史的重要推动力。“在大量的研究成果，丰富的材料面前，没有人能说假话。”韩钢说。 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研究者，基本都赞同这种看法。“其实这二十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从我个人参与的研究领域看，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中苏关系、中朝关系，以及苏联历史等等，都是如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说。 沈志华是《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重要历史著作的作者，他的研究刷新了学界的许多固有观点，亦对官方论断形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沈志华等非官方研究者所取得的突破大量依赖于近年来的解禁资料，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有关中苏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批档案文件得以解密，它们成为研究者的重要研究依据。 “随着事件的推移，还会不断有新的文件解密，人们看问题的视角、高度也会发生变化，所以历史研究会不断推进，官方党史会不断修正，这个趋势是肯定的。”谢春涛说，“当然，这种修正不像个人研究那么容易，因为官方党史代表的是集体意见，需要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要有充分依据，反复讨论，还需要中央高层批准。”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党史专家普遍认为，党史新成果从民间到官方的路径是通畅的，但究竟吸收哪些成果，把话说到哪一个程度，则有复杂的政治考量。 但无论官方如何评价和借鉴民间党史研究者的成果，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不再会因官方结论而受到限制——就在二十多年前，官方还曾提出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正本”以规范教学研究的想法，而如今，这种人为设置界限的做法已经很难想象。

作者： 何仁勇  |  评论(0)  | 标签: 晚清民国的100个为什么 要说“苏报案”，得先介绍两个主人公：章太炎和邹容。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研究范围涉及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民主革命家。曾留学日本，演讲极富感染力，是当时与秋瑾齐名的著名演说家。著有《革命军》。 惹出“麻烦”的就是这部《革命军》。 邹容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开始撰写《革命军》。后来，他因为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宣传，被迫离开日本。1903年春天，邹容回到上海，加入章太炎等人主持的爱国学社，参加拒俄运动。5月，正式出版《革命军》。章太炎作序，章士钊题签，由上海大同书局印行。 这部被称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著作，最初并没有引起广泛注意。直到一份叫《苏报》的报纸刊登了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和章太炎为《革命军》所写的序言。 《苏报》，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虽然创办者是中国人，但却是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所以有的资料称这是一份日本报纸。《苏报》创立初期，一度鼓吹保皇思想，后来逐渐倾向革命。到了1903年，风气为之一变。这一年的5月27日，爱国学社的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之后，发表了大量鼓吹革命的评论，以及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劝动天下造反”，矛头直指满清当局。6月29日，又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标题，摘录发表了章太炎著名政论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其中有一句话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载湉是谁？当朝皇帝光绪是也。 满清当局再也坐不住了。两江总督魏光焘向清廷报告称：“有《苏报》刊布谬说，而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慈禧太后审阅后，令魏光焘严加查办，逮捕相关人犯。魏光焘迅疾致电上海道袁树勋，令其查禁爱国学社，并同时查拿邹、章等人。几日后，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奉命从南京赶到上海，协助袁树勋处理爱国学社以及《苏报》事宜，并指名道姓要章太炎和邹容。 照说，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专制时代，满清当局要想逮捕几个嫌疑犯，几乎不成问题。可在国家主权大量流失的晚清时期，满清当局并不能直接缉拿章太炎等人，而不得不假手上海租界工部局。为什么？因为《苏报》属于租界管辖，章太炎、邹容等人也在租界生活。那里不接受满清政府管辖。 在满清当局的一再要求下，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章太炎、邹容、陈范（报社老板）等6人的拘票。章太炎本来早就得知消息，但他不屑逃走，而是坐在爱国学社里等待巡捕上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束手就擒，而且还写信让邹容等人自动投案。果然，在章太炎被抓的第二天，邹容就来到租界四马路巡捕房投案自首。 至此，《苏报》案两个主角都被关进租界大牢。 满清当局对于《苏报》案的态度只有一个，就是“严加查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极力想说服租界工部局，要求把章太炎和邹容“引渡”到南京，由清朝政府审理。但工部局认为，满清政府一向草菅人命，不能将人犯交由他们审判。因此，工部局援引“治外法权”的条款，拒绝了满清政府的要求。 无奈，满清政府只能寄希望于法庭。 据记载，《苏报》案一共审理了三次（一说是七次），都是在公共租界里的会审公廨进行。会审公廨又是一个具有满清特色的名词。它是一种特殊的司法机关，由中方专职会审官（谳员），与外方陪审官（领事）共同审理租界内与华人有关的诉讼案件。虽然是共同审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其实是按照西方司法理念和程序来审理案件。 随着案件的审理，满清政府在司法理念上的落后暴露无遗。他们动辄抬出“大逆不道”、“目无君上”这些帽子出来压人，却提不出任何实质指控。比如，他们指控章太炎“载湉小丑，不辨菽麦”那句话，是“诋毁圣上，呼为小丑，立心犯上，罪无可逭”。这种诛心之论，根本就不能说服外方陪审官。满清政府指控章太炎、邹容“登报著书，扰乱人心”，被告律师就要他们拿出“人心被扰乱”的真凭实据。他们怎么拿得出呢？以往，清朝官员审理案子时，说你“扰乱人心”，你就是“扰乱人心”，这一次在讲究实证的西方法律面前一败涂地。 为了达到“严惩”章太炎和邹容二人的目的，满清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想“用20万两白银利诱租界当局”来换取章太炎、邹容等人的性命。“有钱能使鬼推磨”，但这招在素来“见钱眼开”的“洋鬼子”那里失灵了。满清政府太想要章太炎和邹容二人项上人头了，竟然要把沪宁路的路权让给英美列强，以换取“引渡”的承诺。列强有些心动了，正在犹豫之中，京城发生了慈禧杖杀记者沈荩的惨案，满清当局遭到各界的口诛笔伐。英美政府命令驻华公使，绝对不能把“苏报案”政治犯引渡给“严重践踏人权”的清政府。此路还是不通。 在满清政府眼里，章太炎把皇帝骂为“小丑”，邹容在《革命军》里宣称“杀尽满人方罢手”，都是足以诛灭九族的大罪。可在会审公廨上，他们不得不逐步妥协，最后只希望“永远监禁”章太炎和邹容二人。但外方陪审官持有异议，社会舆论也大力反对。经过旷日持久的审理，在外方陪审官威胁再不结案就无条件放人的情况下，他们只好与租界当局达成妥协，以“言语纰谬”之罪做出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罚苦役，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 《苏报》案就此划上句话。 被称为晚清中国最大一次文字狱的《苏报》案，原告（满清政府）和被告（章太炎和邹容）看上去都输了。经过此役，满清政府的权威再一次遭受了列强的蔑视，满清政府的统治再一次遭受了革命者的震撼。如同新闻史家胡道静在《上海的日报》中说：“革命派……予清政府以极锋利的舆论攻击，使它全盛时代辣手段焚书坑儒的威严全消失了。”而章太炎和邹容也受了几年监禁之灾，尤其是邹容，最终死于狱中，年仅20岁，令人扼腕。从无聊小报变成上海五大报之一的《苏报》，也被当局查禁，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其实原告和被告都是赢家。原告满清政府通过这种真实的案例，接受了一次生动活泼的法治教育。他们开始明白，在现代社会，原来政府也不是能够“为所欲为”的。也许正因为此，3年之后，满清政府开始参照西方法律体系，进行司法制度改革。对于章太炎和邹容等革命党来说，意义就更大了。因为他们所宣扬的革命思想，通过此案渐为天下人所知晓，为未来的辛亥革命撒下了燎原的火种。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何仁勇的最新更新： 谁是“苏报案”的最后赢家？ / 2011-07-07 23:27 / 评论数( 0 ) 慈禧为何要杖杀记者沈荩？ / 2011-06-30 22:23 / 评论数( 2 ) 租界：天堂还是地狱？ / 2011-06-27 22:52 / 评论数( 1 ) 日本为何成了中国仁人志士的避难所？ / 2011-06-22 18:39 / 评论数( 8 ) 一个小贩引发的微博名人大战 / 2011-06-20 14:29 / 评论数( 14 )

这事憋在心里好多年了，我不知多少次想过、梦过这事前前后后的细节。在有些人眼里，它是应该被忘却的，就是忘不了，也必须保持坟场般的缄默。我却想讲出来。 我认为文学有两种。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另一种，则与我们经历过的苦难，忧患一样沉重，支撑它的，除了笔杆之外，还得要有与笔杆一般直的脊梁骨。 被活体取肾的钟海源 1978年4月的一天，不知怎的，天还冷得厉害。那天中午，我正睡午觉，连部通讯员突然跑来班里，叫醒我，快起来，营部来电话，要交给你一个枪毙犯人的任务。 下午，我准时去了位于省劳改局对面的营部。房间里有黄副营长和我们连五班的一个战土小游。我和小游1977年年初同期入伍，又同分在连里的尖子班，俩人的关系挺不错，两人朝夕相处近一年，直到不久前我调去二班当班长，我们才分手的。我们这个连一向分成两拨人马，五班所在的一拨是看守省第一监狱，二班所在的这拨则是看守一家劳改工厂。 黄副营长未等我们说上一句话，便命今道：你们都坐下，给我好好听着。 他也正欲坐下，见门未关，便去先关紧了门，那样子颇为神秘。 咱们九四医院住了一个x x场站的的飞行员，他父亲是x x军区的原副司令，本人患了肾功能衰竭。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一个肾已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个肾也正在坏死，九四医院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准备搞移植手术。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在国外移植后能活上三个月，便算成功了，在国内，做得最成功的也只能活上二十天．现在医院的同志们有信心打破这一记录，飞行员的父母也签了字。肾从何来，甭说，你们也该知道，唯一的途径只有死囚，据医学上讲，女肾的功能比男肾的功能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些，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还得找个年轻女犯…… 黄副营长停顿了一下，目光轮番在我和小游的脸上扫了—会，他是在审视自己这番犹如说书人般娓娓道来的效果。显然，他对我们两个脸上听得呆呆的神情表示了满意，他的自我感觉因之十分良好。 九四医院到处寻觅合适人选，正应了一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连看守的省第—监狱里就有一个。不过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还牵涉—个问题。法院方面在行刑之后，要验明尸体，要拍照，要证实犯人一定是死了方可罢休；而医院方面需要的是一个活人的肾，取肾—定得在断气之前进行。要兼顾两方面，做起来挺麻烦的。 x x医院打听到执刑的将是咱们部队，与有关领导部门联系了，上级指示我们得全力配合医院完成好这次取肾任务。这事目前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也由咱们三个人行刑，时间是明天，由谁开枪，临时再定，反正是咱们三个人里的一个。不过，不管到时是谁开枪，绝对不能打左胸，左胸部位是心脏，一打当即就毙命了，千万得记住！” 晚上，连部会议室坐了不少人，我们三个，副指导员，五班的全班战士，还有省第一监狱管教科的王科长等几位管教干部，他们带来了不少材料。按黄副营长的说法是：“今天开这个会，为的是激发一下同志们的无产阶级义愤。” 王科长开始介绍死囚的情况。 “此案与赣州地区的李九莲一案有关。也许你们听说过了，这李九莲可是个风云人物！文革中，她是赣州地区造反派司令，‘三结合’时进了地区革委会，当了个副主任，是一个典型的帮派头头。 她被捕后关在赣州的省第二监狱，一时间，她当年那些狐朋狗党如丧考妣，为她鸣冤叫屈，大字报从赣州贴到省里，又贴去北京不说，竞还想劫狱，但真要谁来牵头，没有人敢牵，明天的这个刀下鬼却站出来了，她叫钟海源，是李九莲的中学同学。李九莲当司令时，她又是秘书，以后分到赣州市广播站当播音员。就是这面黑旗子一挥，后面还真集合起不少人，光天化日之下，想劫第二监狱，李九莲被我们秘密转移了。他们的阴谋落空了，一回头又冲击了地区公安局，妄图抄走李九莲。（转贴者按：这是为了激起所谓的“无产阶级义愤”而制造的东西，实际情况见上次博文） 赣州地区立即报告省里，省委定的性为反革命事件，钟海源咎由自取，锒铛入狱。竞又有一伙人想劫走她，因此在入狱的当晚，她便秘密押来了我们—监。刑期是六年，应该是宽大的了。到现在，这六年也快满了，可这女人茅坑里的石头一块．又臭又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在狱中学习马列著作为名，写下了几本反对笔记，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冒牌货。尤其是有一篇文章，竟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华国锋的上台是一次成功了的反革命政变。”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华主席办事，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国人民开心。钟海源却发出了绝望的悲呜．可以说，她是自己跳上断头台的，对于这样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心慈手软！ 王科长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材料，“来．大家看看吧，这些就是钟海源的罪证．” 也许是对待这类东西，犹如对待甲肝病菌一样，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也许是王科长的这一大段介绍已经弥漫出浓浓的火药味，人们头脑里的那根弦也已绷得紧紧的，战士们正襟危坐，没有谁去动它们。唯有我不合时宜，抽了其中一迭来看。那是两本马列著作的小册子和一本笔记。小册子里几乎不见空隙，不是划满红杠杠、篮杠杠，就是写满挺娟秀的蝇头小字，乍看上去，恍如满页涌动成排的各色蚂蚁。笔记本也勿匆翻了几页，好几处见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不是为他们张目，而是抨击他们的极左之说，被点到的就有《论无产阶级必须全面专政》。我注意看了看时间，它们都写于1976年10月之前…… 心里一个疑惑海鳗一样升起来，“她不是反极左吗？怎么又会反对华主席呢？”不过片刻，它又潜没了下去，“也许政治犯们都是这般复杂，深奥，要不怎么叫政冶犯呢？” 这天晚上，从不失眠的我．失眠了…… 首先是因为兴奋。我是新兵里破格提拔当班长的二个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领导对我的器重。眼下又准备发展我入党，这次任务交下来，也一定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和关心。听说前些年由建设兵团看管犯人时，枪毙一个犯人给—个三等功。武警部队接手时，上了刑场，一人一个嘉奖，平时给一个嘉奖并不容易，得要一年里埋头干出很多工作才行，而若能有资格派上刑场，这嘉奖扳机一扣，就来了，我自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其次，也因为紧张．在部队里，凡是有上刑场经历的，身上都好象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家里杀只鸡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叫你去杀个活蹦乱跳的人？新兵们总爱问他们：“你们怕不怕？”他们回答得大大咧咧，眉飞色舞：“我怕个屌？端起抢来，嘎崩生脆一枪。就将那王八旦结果了。下了刑场，法院一摆压惊酒，十到十二个大菜，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可痛快了……”新兵们常常匝舌不已：敬佩的目光里仿佛他们是一批穿了军装的水泊梁山好汉。可敬佩归敬佩，真要轮上了自己，心里又难免不发怵、发虚一阵。老兵们在炫耀之时，也未少告诫新兵：开枪—定要快，要准，—定要一枪结果。若犯人欲断气末断气之时，看了你一眼，你的模样便象一张底片似的嵌在了他的瞳孔里。犯人家属来收尸，便能在眼睛里看出你，若要报仇，也许是十天，也许是十年，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那就麻烦了…… 当兵就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我也碰上了这档子事，不但在百十号人的连里被人瞧不起，来部队后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就由此断送了。我不由得翻来复去地默记上刑场后的几个动作要领，提醒自己可能会有的疏忽，自然，那目标便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悠来晃去，我又不禁去拼凑目标的模样，说实话，我真希望那死囚长得丑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连队包围了第—监狱。五班分站两列，荷枪实弹警卫监狱大门，据说是担心有人来劫法场。我和小游随黄副营长进了监狱，一进去，碰到一个我熟悉的管教干部，我悄悄问他 “那死囚怎么样？” 他在我耳边嘀咕道：“那个女的不得了！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时，要她签字，她未加思索就签了，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没有什么后事要交待，她回答：‘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 昂头就走了。在监狱这么多年，我还设 见过死到临头了比这更硬气的……” 我们去了关押钟海莲的死囚小号。没有窗，全封闭，又狭又矮，颇似一个小闷罐。地下是—床草席，一卷被子。钟海源穿—件上面印有“劳改”两字的黑囚衣，坐在草席上，正吃她最后的早餐：四个小馒头，—碗粥，一碟小菜。象是在剔净鱼骨上的肉，她吃得很有耐心。喝口粥，掰片馒头，再咬一小口咸菜。也没有谁催她。她有着一副鹅蛋型的脸，皮肤白皙，如画的柳叶眉下，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象是两颗马奶子葡萄，即使在这生与死得临界处，也看不出里面有几丝阴翳…… 她全部吃完了，便站起来，穿上一件约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抻了抻两袖和后襟，又拿出一把梳子，对着嵌在墙壁凹陷处的一块镜子残片，慢慢梳理几乎齐腰的长辨，然后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两圈发簪。那安详的神情，颇象一位居家的少妇，在一整清晨的慵倦之后．将要提篮上街采买…… 我突然想起了江姐。在电影里，歌剧里，她临刑前不也是这样从从容容，干干净净吗？如果说刚才那位管教干部的话，已经使我的心里有点乱，那么现在更象是扔进去一堆毛，心里堵得厉害。目睹并参予对美的毁灭，总是残酷的，何况它又让我联想到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我只有拼命调动起“无产阶级义愤”来，我这样分析她，她肯定是在做戏，抑或她根本是在表示无声的不服。而我是绝对得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世上人海茫茫不抓别人，就逮你进这死囚号子，会凭白无故吗？！ 又象是我在做戏，突然，一股热力窜上来，我牙齿咬得“咯噔”一声，五指也攥得紧紧的，我在心里喊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军人，面对丑陋的精生白骨要打，面对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更要打！ 几个公安押钟海源去监狱礼堂开公判大会。我和小游赶紧出来，去监狱门口看囚车的位置。一看，囚车上站了一个穿白大褂，戴副大口罩的军人，脸上几乎只露出了一对眼睛。 军医自我介绍道：“我是来给死囚打针的。这针，是进口的，昨晚从上海空运来。为了保肾，必须在死囚行刑前注射三针，可这种针剂特别痛，等下你们得特别小心，不能让她乱喊，更不能让她挣扎。” 我跳下车厢，黄副营长也刚巧从前面驾驶室里出来，他半卷双袖，右手拎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我不禁问道：“副营长，上了刑场到底谁开枪？”“我！”他这干脆利落一声，将我的心敲得挺复杂的。既象是卸下了什么重负，又象是压上了什么遗憾， 既松松的，又痒庠的…… 不一会，两名公安将钟海源从监狱门口押了过来，她五花大绑，双手反剪，胸前吊着一块勾有大红叉的“现行反革命钟海源”的大牌子。我们的任务正是由囚犯上车开始，我拉小游赶紧上了车，待钟海源押到车边。我们弯下腰，一人抓住她的一个肩膀，提了上来。这一提，心都提虚了，原以为得用大力气，可提在手里，几乎象提一个空荡荡的纸箱…… 我们将她顶在车厢前板处，一般的死囚这时总表现出狂乱状态，双手绑住了，可头乱撞，脚乱踢，纷飞的唾沫也成了武器。为了制服狂乱，我们早学过押解程式，我与小游，—人一只脚板踩死了她的脚面，并以膝盖顶住她的腿部，然后各人的两手，一手抓肩，一手攥住她被反剪的那只手，她却纹丝不动。因为距离太近了，这时，我才发现她的肌肤不仅是白皙而且是白得有点怪诞，有些透明，颧骨下的一丝丝毛细血管，都能看见…… 两名穿警服的公安也上了囚车，其中一个挤在我与小游的中间，揪住了钟海源的头发。囚车开动了，前面是一辆北京吉普，坐着法院方面的人员，后面也是一辆卡车。车上是担任刑场警戒的五班战士。车队向左拐，开进了附近的南昌化纤厂，这是座女犯监狱，几百名刚上班的女犯，全从车间里赶了出来，站在厂中心大道两侧，以极为复杂的神态，目睹着一条生命的离去，同时也领受这流动的、形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震慑。 在厂区缓缓转了一圈后，出厂门，又向新建县城驶去。起初，仍象是为了某种宣传效果，车子开得很慢，两边的路人越围越多，我不断听到有人感喟：“这个女的真年轻，究竟犯了什么罪呀？要枪毙她……”还有不少人紧追不舍，脸上红光扑扑，眼里抑制不住的兴奋，似乎这囚车正演一台文武全行的大戏。 到了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分岔路口，车队的速度加快了，而且随领头的吉普七拐八弯，连我也给转得有点晕乎。再出县城，尾随的群众都绐甩了，两名公安似乎角色的意识相当强，—旦失去了观众，揪头发的也不揪了，一起去了车厢后面抽烟、聊天……这时，穿白大褂的军人拍了一下我的肩，我明白了，他是要我作好打针的准备。我碰了碰小游，要他靠边点，然后我用前胸靠紧钟海源的后背，拼死老命地将她顶死在车厢前板上． 我回过头来，大吃了一惊！那军人正用针头吸针剂，可那针管不是玻璃的，而是金属的，又长又粗，象是兽医给体硕皮厚的牛马使的，甭说真打，就是看上一眼，我也猛一冷颤…… 那军人过来了，揪起钟海源的衣襟，在她腰部两侧各打了一针。又要我让了让，在她的臀部上打了一针，这一针就是隔着几层裤子这么戳进去的，他的动作异常利落，利落得让人感到这不是在给一个血肉之躯打针，而是在刀劈一棵干燥的松柴……虽然我穿的是一件棉衣，可还是明显感到她因为全身揪痛而发出的剧烈颤抖，当最后一针戳进去时，猝然之中，我甚至听见了她体内的某种异响，既象是什么在撕扯，又象是什么在挤裂。可她嘴里，三针下来，没有一针吱声…… 车队开进了一条土路边的山凹。三面环山，中间是块篮球场般大的平地，山上是些半大不小的松树，临路口处，有一口池塘，一辆白色的救护车停在了路口上。另一辆带蓬的绿色军车停靠在山脚边，汽车牌号被报纸糊住了，后面的蓬帘也打下了。旁边，零零散散站了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可里面均未着军装。 囚车停住了，我和小游先跳下车，又从两名公安手里接钟海源下车。按原定计划，我们得押她去执行位置，可后面那辆车也许是抛锚了，没有刑场警戒不能执行，这一拖延，土路上又冒出了一批围观的人。公安们当即拔枪上前拦住，许是刑场的气氛在起作用，没有谁敢喧哗。他们望着这个五花大绑的女人，她望了一会这些多是农民的人们。他们衣着破旧，颜色沉闷。而后，视线又越过他们，投向远处碧芮芮秧苗的无际平畴。眼睛越来越明亮．眼神也愈加空灵，仿佛看到了绿野之上，细风之中，有—片春之精灵在自由地翔舞，仿佛她的灵魂已经悠然化进了那片春之精灵…… 最终，红唇皓齿，在她的脸上挑起一个意味复杂的微笑。如同见到刺刀挑起了—只还在扑棱棱踢腾的白鸽，围观的人中有年纪大些的男女，—下就红了眼圈，转身踽踽地走开…… 突然，钟海源的身子簌簌地抖动，肤色一下转成蜡黄，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了一点点的汗珠。她这样的人不会是害怕，这又是那针剂的强烈反应。 后面的车终于来了，下车后，由副指导员带队，五班战士沿平地周围跑了一圈，跑几步，停一个兵。副指导员向黄副营长报告： “刑场警戒完毕，请指示。” 黄副营长对身边的王科长说：“我们警戒完了，下面是……” 王科长大手一挥，声若撞锣： “把犯人押过去！” 我和小游，推着钟海源就走，未走两步，她的身子便往下坠，两腿仿佛再也不能支持，结果是我们将她架去了执行位置，离那辆带篷军车约三米远。按动作要领，朝她的膝盖，我们得一人踢上一脚，考虑到她双腿已经瘫软，我们没有踢，想将她放下去，看她自己是否能够跪住。结果放了三四下，每放一下，她都是朝前趴着。我急了，抬头看了看小游，他脸上铁青，豆瓣大的汗珠吧哒、吧哒地往下滚，那手也哆嗦得厉害，显然是吓坏了。我真想骂他一句，没个屌用。—到关踺时刻就不行了！可刑场上有纪律，行刑人员不能说话，要表达什么，只能靠眼神、手势，我空出一只手来，用力向小游一推。他往后退了几步，我一个人移到钟海源的后背，琢磨了一下，先跨一步左腿，让她的臀部在我两腿之间。又俯下身，用右手从她的腋下插进去，以手掌抬起她的胸，我左手压住她的后脑勺，慢慢地放下去，这样她的上身终于呈现出一个小小的坡度…… 我回头向黄副营长使了眼色，他满脸焦灼的神情，恰似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我一松手，刚抽身，一阵风掣，他就窜了上来，枪口一下抵住钟诲源的右背处。“砰”的一响，我看到她恍如被电击中跳弹了—下，可末等尘埃落定，她的身子就被—片白大褂淹没了，那份好似虎口夺子的急切，惊得黄副营长赶紧将抢口提得高高的。他—边嘴里骂道：“操你娘的×”，一边拉开枪机，黄锃锃的子弹一发、一发地跳了出来…… 扑上来的是三、四个军医．他们解下钟海源胸前的大牌子，就往车蓬里送。此时，蓬帘开了，我一眼看去，里面有一盏亮似白昼的灯，车蓬架子上吊着一个简易手术台，边上已经有医生、护士了。虽人影幢幢，却紊而不乱，动作迅捷，配合默契，并不亚于手术室里无影灯下。乍看上去，本应让人感到有救死扶伤的美好，可那床充当简易手术台的担架，破坏了这份美好，它是U形的，血水顺着两头泻成了鲜亮的雨幕，刑场上弥漫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我，小游和黄副营长，就站在车厢后，黄副营长几乎眉毛不眨一下地看着，仿佛在审视一幅百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小游则战战兢兢，惊恐与迷茫，恍如两根交叉的绳子在他脸上不断搓绞，那五官都几乎挪位了…… 黄副营长发现了，对小游喝道：“你还有脸穿军装？你给我滚，滚到那边上去！”血水愈加密集了，不但溢满了车底板，还滴滴嗒嗒地溅落在地上。我听见一位主刀的军医，透过口罩，含含混混地讲了一句：“快点，快点，人死了……” 也许是车厢里滑得实在难以移步，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军医，拿起一个拖把去揩底板上的血水，揩几下，又哗哗地挤进一个红色的塑料棉里。约盛了半桶，他跳下车，拎起它走到池塘边，将血水倒进了塘里，不一会儿，整口塘全染红了，也许血腥味让鱼也觉得了窒息，一条条的鱼儿扑楞楞地跳出水面，从远处看去仿佛是谁使了什么魔法，让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 站在土路上正与人聊着什么的王科长，不知是开始没有注意，还是注意了却未曾料到会出现此等景观，此刻，他几个箭步冲过来，手指几乎戳在老军医的脸上，“你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也不瞧噍这是什么地方，池塘里也能随随便便倒血？” 老军医侧脸看了一眼围观的人群，这才象明白了过来，脸上的愤懑稍纵即逝，代之而起的是诚惶诚恐，唯唯诺诺……#p#分页标题#e# 车蓬里的“手术”终于完了。我看见他们在给尸体穿衣服。说实话，在这之前，虽有时心里犯嘀咕，或是一阵紧张，但还未感到害怕。当尸体从车上似草袋般丢了下来，我害怕了，而且这一生还从未这样魂飞魄散过！ 尸体丢在地上，刚好是脸朝天，我的胃里当即痉挛不止，一股热辣辣的苦汁直往喉咙里冲。我极力抑制自己不要呕吐，转过了头，看见了黄副营长那张神情大大咧咧的烟灰色脸，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犹如他习惯了从没有架子，隔三岔五到战士中走走，不是捶捶谁的肩膀，抱抱谁的腰，就是开上几个过火的玩笑，让当事人哭不是，笑不得，而周围则一片哄堂喝彩…… 我明白这又是他的一个“过火玩笑”。我们部队发的半自动步枪子弹，拿弹头在地下磨几下，打出来便是开花弹。可执行枪决任务时，从没有谁要求过使用开花弹。也许，他有打开花弹的瘾，平常捞不着机会，而眼前有这样的机会，但如果犯人家属会来收尸怎办呢？ 公安，法院方面的人过来了，有人手里拿着照相机。黄副营长命令我给尸体再挂上牌子。小游的魂，顿时附到我的身上，腿哆嗦得厉害，不是在走步，而是在拖步，好不容易拣起了牌子，又蹭去尸体边，我不敢看，更不敢搬弄那脑袋，便闭上眼，象孩子们玩套环游戏一样，将牌子上的铁线，对着那后脑勺的方向套去，抖抖地套了几次，终于套上了，又往自己这边一拉，牌子一放，便算是完成了任务。镁光灯噼里啪拉地闪了一通，正面，侧面，全景，特写……为的是要确凿证实不会有一天，钟海源又突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肾取走了，她的身子也被装进了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她被利用得很彻底，很干净，既用于移植肾手术，又给了副营长以打开花弹的乐趣，而且日后将天长地久地浸泡在福尔马林水里，供大夫，学员们作解剖标本。 我和小游都真受惊了，我们却没有按老规矩去吃压惊酒。回连队途中，我又碰上了第一监狱里一位熟悉的老管教干部，这是个五十几岁的女同志，她关切地问起行刑情况。我告诉她，并问起钟海源家里为什么没有人来收尸。她片刻无语，我又问了她一遍，她才似乎从恍惚里明白过来，一声长叹：“父母死了，丈夫离婚了，家里没有人了……” 黄副营长去吃了压惊酒。也许是多喝了几两，回到营部，那话象可乐的泡沫一样冒个不止。有几个干部听了，过了些日子来问我：黄副营长说，那天在刑场给那女犯取肾，他看得一清二楚，连人家的阴毛都看到了…… “扯蛋！我的个子比副营长高，那担架的位置又比我的头高，我什么都没能看到，他能看到？！” 黄副营长又多了一笔吹牛的谈资，也许在兵营里流水般的新兵眼里，他也多了一分神秘的色彩…… 不过，他总归是位好人。我在刑场上的表现，要说也是一块白豆腐，看看可以，但要认真起来，是经不住摔的。而小游，则更是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刑场回到连队，他又一连躺在床上一个礼拜，发高烧，吐胡话，象是刚从地狱里梦游了一遭回来……但黄副营长并没说三道四。若他有挂纲上线的嗜好，不久后，我不会被提干当了排长，小游也当不成五班班长。 我们都应该算老兵了，也有了上刑场的经历。可以后每逢老兵们就此向新兵们津津有味地神聊时，我们都在一边闷着头抽烟，就是我与小游单独碰上，我们也都不提及此事。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其他老兵说这些事反感。军队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主要力量，何况直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武装警察部队，战士们一旦拿起了枪，这枪就不是吃素的，新兵们必须对此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老兵们以此为自豪也就可以理解。可他们毙的都是刑事犯罪分子，杀人，强奸犯，抢劫，投毒……那罪行都是铁砣般实打实的。毙掉一个，你感觉社会就少一分暴虐，多一份安宁，少一丛棘藜，多了一掬绿荫。而我们参与枪毙的是两个政治犯，她的全部罪行，与其说在王科长给我们看的那一迭材抖里，不如说就在她们的脑袋里。 那时，虽然我还没有今天这样的认识，可随着历史的前进 ，祖国终于从极左的狂乱中渐浙清醒过来，我想起自己曾亲眼目睹一个并没有对社会作恶的人，竟遭到如此惨烈的毁灭，我的心里是发虚的，抑或说充斥了后怕。为了心灵能够平衡，我宁愿相信钟海源的思想是反动透顶，永远合不了时代的潮流，而不愿她这个案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也成了冤假错案，能够获得平反。 一年，二年，三年过去了。除了当年的五、六月间，福州军区的《前进报》在一版醒目位置发表了题目大意为“x x医院敢闯国内外医学禁区；人体肾移植手术顺利成功”的消息，对我来说，我曾参予对钟海源行刑的一切痕迹，都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 1981年夏天，我回家探亲。一天中午吃饭时，父亲象是突然想起一件事，放下筷子，神色郑重地问我：“我听说第一监狱几年前枪毙的一个女犯，姓钟的，最近平反了，她是不是你们枪毙的？”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下愣住了。作为儿子，我了解父亲，他即使不说，我也知道他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他人虽正统，却决非仅是部机器上跟着转的螺丝钉——正统得麻木。他身上保持了相当多的平民感情，这一方面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 此时，我母亲也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起我来，审视中，还有几分隐隐地担心。 “没有……听说，我们连里……没有……枪毙过女犯。” 我的喉咙里象被什么哽住了，我勉为其难地吐出这句话。又拿起筷子，强自镇静地挟了一下菜，立即埋头扒起饭来。可胃里又是一阵抽搐，手为之一悸，筷子掉在地上，也许脸色也难看。母亲忙问我： “你那里不舒服？” “没什么，喉咙哽住了……” 饭后，我去了地区人民法院。法院里有我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想请他证实父亲说的情况。他在文件柜里翻了翻，果真找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钟海源的平反书。我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一张薄纸，犹如一把锐利的五齿耙，将原以为枯萎，凋落了的，却一直顽强蛰伏在心灵深处的全部细节、全部视觉、全部嗅觉、全部感觉，一下给狼狈残籍地扒拉了出来。 最后的早餐，墙上凹陷处的镜子残片。江姐。白得透明的肌肤。纸箱般轻飘的躯体。又长又粗的金属针管。体内象撕扯什么，又象挤裂什么的异响。小游铁青色的脸，豆瓣大的汗珠。黄副营长，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一片翻动的白大褂。鲜亮的红雨幕。拖把、塑料桶。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过火玩笑。开花子弹。套环游戏。镁光灯。压惊酒。阴毛。福尔马林溶液。剖开缝上、缝上又剖开的标本…… 它们旋转着我，挤压着我。 它们俯视着我，追逐着我。 我大汗淋漓，衬衫冰冷地贴在脊背上， 我昏天黑地，站起来，一脚高，一脚低。 那同学充满狐疑地问道：“这女的，跟你……是熟人？”“不，她死在我们监狱……”。 这天夜里，我又通宵失眠了。 我想钟海源，一个死得多么冤屈的女性呵，若她晚判半年，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她就不会被抢决了。我真不明白，放她半年，她既不会去杀人，也不会去放火，何必要急着搬她的脑袋呢？宣统皇帝，还有那么一大批国民党战犯，可谓恶贯满盈了，一放不也放了十年、二十年？就是要配合政治形势，你就不会稍稍念及芝麻、绿豆般大的慎重，给她判个死刑，缓期执行吗？（作者姓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