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我对爷爷说，我长大了就专门抓贪官，给他们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叫他们把贪污的钱交出来，分给穷人。我们家也是穷人，爸爸妈妈都下岗了。爸爸每天去蹬三轮车，还经常被城管队赶来赶去，有一次被城管队没收了车，爸爸整整哭了一夜。我劝爸爸说，等我长大了，就号召我们班同学专门打城管队，吊在树上打，拿皮带抽，看他们还敢猖狂不？妈妈对我最好了，她身体不好，没钱治病，却什么好吃的都留给我，我让她吃，她总是说不饿。 　　我小时候最喜欢在姥姥家玩，那里有一个小院子，虽然很破旧，但邻里关系很好，那些爷爷奶奶都喜欢我，说我又调皮又聪明，长大能当一个将军。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每到秋天，我就上去够枣吃。可是，前年，那里拆迁，房子全推倒了，姥爷姥姥还有其他的爷爷奶奶，很多买不起郊区的大房子，只好租一间小房子住。那里盖起了高楼，成了繁华的商场，挣了很多钱。我不明白，为什么姥姥要住小房子，他们却能挣大钱。我不喜欢那个高楼，我心里对姥姥说，我长大了，要学本 ?拉登，开个飞机把他撞翻，重新给您盖个四合院，载上枣树、石榴树。 　　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我一定听老师的话，把学习搞好，长大当一个发明家。我要发明一种武器，能认出好人坏人，发射的子弹能一直追着坏人打，把他的屁股打个洞。 　　我喜欢枪，我最喜欢的枪是AK47，我长大了，就用这种枪去打敌人，我一定不怕牺牲，我一定能胜利的，那些烈士就是我的榜样。

尼克松来的那几天，我们必须穿最好的衣服。可是那时我一年只有一件新衣服，还是新年时才买，所以我没有。老师说，没有新衣服的人就一定早早地来到学校，免得路上遇到美国记者，让他们看到你穿的带补丁的衣服。我看看自己的补丁连天的衣服，我怕美国人看到我，我早早地到学校。等尼克松走了以后，我才恢复正常时间上学。学校里为尼克松来鸡犬不宁，我们都等待美国人问我们吃什么。结果呢？结果是没有一个人遇到过美国记者。

你出生在农村，还是城市；出生在小城市，还是大城市；出生在省城，还是出生在京城，你受成长的环境，升学的机会，是不一样的，或者是很不一样的。此外，即便你出生在大城市，但你是普通市民，你是企业子弟，你跟“大院子弟”，还是不一样的。君不见，今天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几所“著名幼儿园”、“著名小学”、“著名中学”？而它们在一个城市内的分布，拿省城来说，它就在省级权力机关附近。次一级的“著名学校”，就居于市级权力机关附近。再次一点，到各厅局级，至少也有“自己的机关幼儿园”。说白了，它们就是权贵子弟学校。     那个年代，国家再穷，在一个城市重点投入一两所中小学，那还是可以建得不错的。至少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就有“世界上最好”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此后，政府越来越有钱，全国各地毫无例外地坚持了用公共财政向少数学校堆积的“不平等教育原则”，“重点学校”的办学条件更上层楼。与此同时，由公立学校产导的教育市场开始形成。完成了“优质教育”的大门只向权力开放到向权力和金钱两条通道开放的历史转变。     不过，目前，“教育公正”和“均衡投入”已经成为有关官员的正式会话，“重点学校”的称号大概让人想起“大力办好重点学校”时期的“不均衡投入”吧，所以，现在一般称为“著名学校”了。“著名学校”向社会叫卖受教育权。面对“著名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巨大差距，学生家长毫无讨价还价能力。以至要通过市场掮客或权力线索而暗通款曲才能购买得上。但还不是“教育市场化”的全部味口。“著名学校”纷纷随着城市扩张的步伐走出市中区办“分校”，以及“公办民助”，或者“民办公助”。其实质就是引入公司化的收费主体，完成了收费“合法化”的转变。     这一“改制”在省级城市的第一浪潮已经过去，地市级城市正开始战斗。中国青年报2010年7月2日报道了某地级市在“改制”过程中的事件（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7/02/content_3305436.htm ）。它被概括为：教育局长自任董事长，“购买”国立学校实行高收费。这个故事其实是两部分：一是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别具风光的过程。年前，某省一个拥有几所类似学校的“教育集团”发生教师工潮，当地的人们才发现集团老板是如何在教育改制的轨道上发财的。其二，是“改制”后的学校实行高收费，构成对平民子弟受教育权的剥夺。然而，这不过是在“复制”上级城市已经完成多时的“模板”，也就难怪当地政府对媒体的批评喊冤叫屈。     以下这个现象也许可以说明这一“改制”的浪潮在大城市之风糜：新时期中国的城市一般扩张了一倍以上，假如原来某个城市有一百所中学，按以前的传统，是按阿拉伯数字编序的。但在笔者有限的观察里，未见一个城市新区的学校，是在原来的排序基础上，从一百零一，一百零二……编排下去的，而都是原居于市中心的“著名学校”的“分校”及与它们的“互助”学校。它们往往穿着“XX外国语学校”，“XX实验学校”的马甲。最豪华的新兴住宅区，就是最著名的“分校”和“公私互助”学校，以次而降。几乎差不多有一点点“名气”的公立学校的招牌，都参与了这一改制的分肥运动。     眼下正是中小学生“升学选校”时节。教室里考学生，社会上考家长。它已经活脱脱成了一个“拼爹”的残酷游戏。2010年7月3日，某省会城市的“著名学校”宣称向全省招考200名高中生，6000名学生报考。红了眼的家长们挟数十万重金投奔而来，只怕买不到这一份“优质教育”。实际上，有三个轮级的收费路线图供他们选择：“本部”，“分校”和“互助学校”。家长们只要按规定投入这个缴费竞争游戏中。     其实，教育资源的紧张和教育市场的疯狂，是人为培养的。如果承认每一个公民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便不会堆砌远离平民的“重点学校”；而任何时候开始，实行相对均衡的教育投入和资源调配，已然形成的不平等便会迅速瓦解。不平等学校建制，事实上成为了等级教育的载体，背离了现代教育的精神，使一代又一代的平民或贫困子弟的梦想被断送。当然，公立的“重点”或“著名”学校也是有必要的，但它存在的原则应该是公正，是“有教无类”，智力面前一律平等，而不是金钱无敌。但公立“著名学校”既已被送到市场上去狂奔，还衍生出了“合法收费”的载体，回归教育公正的道路就更加困难了。 （2010-7-5）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事情还未最终结论，却足以让人们看到中国社会科学精神的缺失和“海归”人才泡沫化倾向。 文章说，80年前，胡适先生曾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在“差不多先生”眼里，红糖和白糖差不多，山西和陕西差不错，汪先生和王先生也差不多……80多年过去了，在很多中国人身上依然能看到“差不多先生”的影子。在他们眼里，“博士”和“博士生”差别不大，开会迟到几分钟也没什么不可以——正所谓“差不多就行”。正是由于科学精神的缺乏，才会有张悟本的横行、学术腐败的频产、“楼倒倒”等事件的屡发。具体到唐骏的“学历门”，不管是有意无意，总有一些人认为，唐骏在加州理工学院做过研究，同时拿到某所大学的所谓“博士”学位，就可以说“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 文章指出，唐骏“学历门”背后，是偏离现实的“完美化”价值观在作怪。在中国，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媒体上，大家都喜欢把成功人士塑造成完美、高大的“全才”形象。按照这种思维，成功人士不仅事业做得好，还应该拥有一流的教育经历和学位。除此而且应该品德高尚、作风正派，最好还能家庭幸福、孝敬父母，如果再能慷慨捐助、见义勇为，那就最好了。所谓的“成功人士”，大都背负着沉重的“道德魔咒”。其实，成功人士也可以只是小学毕业，也许家庭并不幸福，也可能并不高尚。 文章称，唐骏“学历门”还折射出中国“海归”人才的泡沫化倾向。负笈域外，寒窗苦读。许多时候，艰难的生活境遇中是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在这种背景下，渴望一张文凭，就有可能另择“捷径”。当今，身在异域的准“海归”多数人都不甘平凡。最可怕的是，有些人脱离平凡的途径不是靠踏实努力和辛勤付出，他们每天都在想法子，每刻都在设法钻空子。当某些人通过种种“捷径”达到目的、尝到甜头，对其他观望者无疑是巨大的“鼓舞”。这样，买卖学历、代发论文、代为在海外出版论文书籍、夸大成绩，各种怪事屡见不鲜。经济会出现泡沫，殊不知，人生也会出现泡沫。仔细观察，回到的中国多少“海归”名流都被一个大大的泡沫包围着。这个泡沫有的时候是他自己吹起来的，有的时候则是周围人吹起来的。泡沫大的时候，光彩照人，一旦泡沫破裂，这个人也便身败名裂。 文章说，中国人需要科学精神和科学习惯。也是80多年前，“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便是“科学”。80多年过去了，中国在各方面进步是明显的，问题也是明显的。神州飞天、科技奥运圆梦，中国人是可以有科学精神的。只是，科学还远远没有成为每个人的信仰，科学没有成为每个人的习惯。中共领袖毛泽东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当今社会，更要让科学精神融入血液，要让科学习惯融入文化。简单说，就是让严谨认真的态度成为一种习惯。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人同样需要踏实心态和诚实精神。中国的“海归”应更踏实一些，诚实一些。有了起码的诚实精神，中国的诚信便不会坍塌，良心便不会泯灭。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有一分能力就说一分能力，不夸大，不吹牛，尤其不要吹“泡泡”。 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55&id=3513332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自德国人卢安克 十三年前到中国投身志愿教育以来，关于他的各种猜测从未停止。最新消息是，这个十多年未领一分钱工资的洋雷锋，因为既“没有获得正式的志愿者身份，也没有获得中国的教师资格”，为了和那些与自己命运相连的“留守儿童”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