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2011年，我偶然在网上发现了一位老人公布在自己博客上的一批文化大革命时期“现行反革命”的犯人登记表。表格中的“犯人”们大部分都是农民，这些所谓的犯人来自浙江的不同地区，在浙江省衢州十里丰农场服刑。表格里埋藏着的沧桑内容，使我在看到表格的一刹那产生了去找到这些当事人的冲动，我意识到农民阶层在文革研究中很少被提及，他们的经历也鲜为人知。我很想知道这些“现行反革命”们当时和以后的命运，于是，拿着这些粗糙泛黄的表格的复印件，我动身来到浙江。

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以及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等等，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

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当然，林彪和“四人帮”是不管这些的。什么民主！什么法制！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封建法西斯匪徒的原则很明确，他们要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人民当然没有一点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