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会呼吁顾全大局，“含泪劝告”，会用凝聚力来转移问题，还会用“人道主义”来掩盖伤口。但这些话，其实不是他们说的，而是报纸广播上已经说过的。即使报纸广播上还没说，他们根据基本判断，先说出来了，肯定不会有错。当代中国作家，已经被训练出了这种能力。说能说的，不说不能说的。在中国，说话难，写作难，但是其实又非常容易。

作家不应该是鹦鹉，不应该是人皮喇叭，更不应该是一群只会汪汪叫的宠物，他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必要的时候，还应该是清醒而正直的声音。当他拿起笔，他就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他有权利不向任何人效忠，只忠于真相和自己的良知。

于是写地主的作品就有了极强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它对推动与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起到政策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之后，几乎所有革命作家都参与了对地主的鞭挞与抨击。这时，《白毛女》应运而生。如果请中国大陆四十岁以上的年轻人谈谈对“地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典型代表，是罪恶的剥削阶级；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

把刊物的主要篇幅留给鲁迅式、王实味式、刘宾雁式、王小波式、龙应台式、高行健式、索尔伦尼琴式、赫塔式、略萨式、韩寒式的作家，次要部分留给其他文学风格与追求的作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王蒙和Liu-XB看似对立，但他们所参与的，其实是一项共同的事业。Liu-XB从一位激烈反共的青年，已经进化为成熟的、非革命性政治改革的领军人物：他仍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但也承认它在经济改革中的作用，以及它偶尔会表现出的宽容。他在自己的审判结束时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在去年二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政治改革应该“渐进，和平，有序，可控”，“坏政府治下的秩序也优于无政府的天下大乱。”而王蒙——往往从体制内部——也一直灵活与持久地呼吁开放和宽容，他的职业和文学生涯中贯穿着与强硬派所进行的斗争。他们两人都走向中间立场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目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