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明白中国作家为什么要钻进纯粹文学的石榴裙下，因为那里十分安全。既安全，又能风流，何乐而不为？作为同类，于是我参透了中国作家主张纯粹文学的动机，他们很精明，以纯粹名义逃避直言，以艺术名义甘于戴镣铐，所谓“戴着镣铐跳舞”。
作者：陈希我
上海大火，举国震动。上海人走上街头了，中国人喜欢拿上海人开涮，但实际上，上海人在很多时候是做得很漂亮的。倒是北京人这些年把“高等奴才”当得很惬意。
当然这里的上海人不包括一些上海名人，比如余秋雨、周立波等。周立波（非《暴风骤雨》的作者）是戏子，本非同类。余秋雨虽然是写东西的，但是我也不指望他能说出什么，应该还是“含泪劝告”吧。我不满足于几个韩寒，我想知道的是，在这场大火中，其他上海作家，乃至全中国作家，你们说了什么？
我这么发问，也许会闹笑话。人们会想，怎么谁都不期待，会去期待这个群体？
中国作家们其实是挺能说话的，比如王蒙，前一阵还大嘴一张，说中国文学处在历史上最好时期。王蒙是很能巧舌弹簧的，他的文章行文如流水，一句接着一句，还有研究者美誉为王蒙的语言特色，还具体分析出是“顶针”“回文”式的。但是我总怀疑，一如精射多了，精液就水了；话说多了，是否只有口水？能如此顺溜张口就来，他说话的难度在哪里？没有难度的话，有多少价值？不过是说明他会说话，他精于说话而已。
每周，我都会收到大量的充斥着没有难度的废话的杂志。每隔两三个周末，我都要腾出时间来处理这些杂志。我几乎没有打开过他们。起初还撕开信封，看看目录，后来就懒得看了，那些老是出现的面孔，令人厌倦乃至厌恶。我很奇怪，他们怎么就能写出那么多的字？不，明白地说，是发表，他们怎么就能顺畅发表这么多文字？那些被阉割的文字，他们怎么就那么有兴趣写？我甚至想，在当今中国，源源不断发表作品的作家是有问题的。
封着信封的杂志卖给了废品收购的，他们往往要把信封撕开，看看里面是不是装着纸。好在他们不看那些文字。有一天，我发现我家门口摆上了旧书摊，那些收购废品的人开辟了第二职业，他们觉得从我这里收购的杂志还能卖几个钱，就摆在地上卖了。我当然希望这些可怜的废品收购人有生意，但又不愿意以卖我为代价。好在那些写着“陈希我”的信封已经被撕去，要不然，真要臊死我了。我周围的人，很多都有正当的职业，假如他们知道这些杂志是从我这里出来的，我竟然跟写这些文字的人为伍，甚至我的文字也间或发表在那里，他们一定会想：好好一个人，又不缺胳膊少腿，什么饭不好吃，吃这软饭？好在我还有正当的饭碗，我还是教书的。当然在课堂上我又能说什么呢？要知道，课堂上就有学生间谍。只能吞吞吐吐，王顾左右。在中国吃人文学科饭的人，扪心问问，你们是否有吃软饭的感觉？反正我有。当然因为我感觉有，我更加分裂，言不达意，前言不搭后语，我就像慕容雪村所自嘲的：“我是个神经病！”也许下面的学生也在想：好好的一个人，什么不好当，要当神经病？
中国作家是很能说话的，但是，当我们倾听的时候，我们很少听到他们的声音。我这么说，似乎也不是事实。在关键时候，他们也发言了，比如灾难到来，生灵涂炭了，他们会表示哀悼，会进行劝慰，他们会展望未来，说“纵做鬼也幸福”，会呼吁顾全大局，“含泪劝告”，会用凝聚力来转移问题，还会用“人道主义”来掩盖伤口。但这些话，其实不是他们说的，而是报纸广播上已经说过的。即使报纸广播上还没说，他们根据基本判断，先说出来了，肯定不会有错。当代中国作家，已经被训练出了这种能力。说能说的，不说不能说的。在中国，说话难，写作难，但是其实又非常容易。
这种能力一旦训练出来，则会终生受用。说话写文章，首先得想想哪些是该说的，哪些是不该说的；哪些是可以写的，哪些不能写。当然，所有的修炼最初都是艰难的，每个人写作伊始，都是赤裸相见的。该说就说，该写就写，结果是退稿；即使发表了，也被批判。或者得劳顿编辑删改，我的文章大多是这么麻烦编辑的，让我对编辑有着无限的歉意。人的本能是不可能“自宫”的，而且，我还害怕“自宫”的勇敢一旦炼成，就会始于被迫，终于自觉，从“自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了。我宁可赖皮，烦劳编辑动刀。他们战战兢兢，改来改去，改了上面，下面接不上了；依了下面，上面就过不了关。于是建议，索性把时代背景改掉算了，让本来穿中山装的，穿起了马褂；让中国人的缺陷，变成了日本人的缺陷，把中国人犯罪，变成水深火热之下的中国台湾人犯罪。就连我出国年月，因为犯了敏感数字而不能用，变成了1990年。尽管如此，他们中仍然有因为没把我阉干净而被整处的，让我觉得我简直是害人精。
有时候我会怀疑是我的人品出了问题。相比其他作家，他们那么懂道理，他们善解人意，他们是好孩子，不给别人添麻烦，也不给自己添麻烦。他们于是很快成长了，长成了茁壮的太监。当今中国“文学宫”中充满着太监，他们用男人的嘴，发出女人的声音。不，那样太侮辱女人了。应该说，他们张口，对着别人的口型。他们很能说话，但是我们听不他们的声音；他们很有写字能力，却没有写作能力。
什么是写作的能力？写作能力就是洞察能力，没有批判的眼睛是没有这种能力的。作家的天职就是批判，这不是多么神秘的道理，有前辈摆着，比如鲁迅。上世纪八十年代，又有人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作家就是要批判现实，说这话的是叶文福。估计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他了，他是一个诗人，当年他的“将军诗”曾经被争相传诵。但是他很快就消失了，传说是因为他在北师大的讲座，他说了上面那句话。但据说，他在北师大说的话是张冠李戴的，真正说那话的，是他在某个会上，因此触怒了本来对他的“将军诗”就不满的权贵。于是一个会说话的人消声了。
其实，当年，我也并非很欣赏叶文福。即使他说出了作家就是要批判现实这样的话，我也很犹疑那是否是纯粹的文学？大凡每个从业者都有着对纯粹的追求：绘画有绘画的纯粹，绣花有绣花的纯粹，弹古琴有弹古琴的纯粹，甚至外人都听不明白行内的用语，那表明其专业性。所以那时代，文学的纯粹也引诱着我，我要纯粹。那时候有多少人在钻研纯粹的文学，现代派、文化寻根、性（人性），还有后来的叙事。跟这些人比起来，叶文福简直是个粗人，在那里喊着硬磕磕的口号。但是很不幸，那些纯粹至今模糊不可见，这些粗砺的东西，倒在我心中留下来了。毕竟文学不是艺术，更不是技术。其实纵观全人类的文学，尽管我们多么呵护“文学”，但 “文学”，还就是“非文学”。所有人类发生的，文学都可介入，而介入后产生的那些叫作文学作品的东西，是无法用一个药盒把他们类聚在一起的，明白地说，文学不是一门学科。它们只能并列在一个药橱上，它们统一的功效，就是批判。
其实，我当年又何尝完全不知？只不过，我也有着怯弱的本性。我很明白中国作家为什么要钻进纯粹文学的石榴裙下，因为那里十分安全。既安全，又能风流，何乐而不为？作为同类，于是我参透了中国作家主张纯粹文学的动机，他们很精明，以纯粹名义逃避直言，以艺术名义甘于戴镣铐，所谓“戴着镣铐跳舞”。
当许多人发出愤怒的呼号的时候，当许多人走上街头表达自己情感的时候，让我们猜想，我们的作家在做着什么？可能有人在歌颂“成功救援的范例”，在进入某个写作班子（据我经验，这种写作班子肯定要成立起来），他们在签署有着优厚报酬的出版合同，会被许愿作品将获得某某大奖，他们很快会浮想联翩，奋笔疾书。当然，在写的时候，他们也会生出淡淡的哀愁，那是“艺术”的境界。当然他们也会有正义感，没有正义感是无法面对文字的，但他们很快就会把问题引向高深：克尔凯郭尔、德里达、弗朗西斯·福山；把问题推向宽泛：美国也灾难，欧洲也腐败，这不是中国的问题，整个世界都令人绝望，乃至末世。我相信，许多作家是有着这种末世情绪的，但是惟独没有想到，在末日来临前，我们也要问明白我们所不知道的，发出一声自己的提问。
另附作家作文范本：《让国歌在心中响起》，有传说是贾平凹所写，但我不相信，不是他的文风，而且他怎么可能有这种自觉？
当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我们才知道人在那一刻是多么的无奈，生命是多么的脆弱。人的聪明使人适应大自然恶劣环境的能力日益弱化，大地震发生了，物质财富的作用在哪里？现代化设施的力量在哪里？交通断、电路断、水管断、通讯断，赴灾区的部队只能徒步，在废墟扒人只有双手。灾难在拷问着人最基本的生存能力。正是人在巨大灾难面前的渺小，人要生存下去，才需要爱心，才需要互相帮扶。
这场灾难在考验着我们国家，考验着我们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我们之所以还坚持着，是我们已经被遮蔽很久的良知在唤醒，怯懦、冷漠的人际关系在改变，人民万众一心，举国团结，是我们的政府迅速掌控局面，指挥有力，措施及时。5·12，我们永远记着这一天，它是我们的灾难日，也是我们的振作日。
西安虽然也是灾区，我们在其中受到了极大的惊恐和不少的损失，但比起汶川、绵阳、北川、都江堰等地，我们还是幸运的。我等身处福地，更加操心着重灾区的同胞，他们中的一部分死去，我们活着，就要有责任活着。让国歌在心中响起，虽不能亲自赴灾区救灾，就捐款捐物，在各自的岗位上更勤奋地工作，为我苦难的同胞获救，为重建他们的家园，贡献我们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