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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前一阵子有官员把微博当QQ以后，昨天又有疑似公务员将微博当记事本，写了不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又司空见惯的官场百态。究竟这是文艺作品还是乌龙日记，且不去妄断。我在全国各地比赛，也不可避免和一些地方官员有所接触，观感有好有坏。今天我吐槽一下这些年间和一些官员打交道之中的奇闻怪谈。关键时间地点都隐去，大家全当小说看也无妨。 1：2008年，上海某区的领导通过曲折的朋友关系找到我，问我能否帮助他们，区里要做一个文人名人的讲座，预算是X万元。我说我不合适吧。该领导说，哦，你误会了，我们是想让你牵线联系一下余秋雨老师，你们都是作家，肯定认识。 2：200X年，在南国某地级市参加拉力赛，政府组织了赛员欢迎宴席，我被组委会强行叫去参加。因为有点名气，所以被安排到了主桌上。我随手坐下，感觉眼前的饭桌大小不亚于足球场的中圈弧，正郁闷要是中间放一盆菜，得在桌上爬半天才能到夹着，到时不知道要不要让领导先爬。边纳闷边环顾四周，发现一桌的官员都看着我，表情怪异，欲言又止。我们互相耽耽对视着，一个秘书模样的人目露尴尬，到我耳边，说，韩赛手同志，实在不好意思，你坐的是市长的位置。 3：市长入座后，和我寒暄了几句，突然放开嗓门道：听说你是一个作家，希望你帮我们S市大力的宣传啊，我们的精神文明假设和城市建设在这几年发展都很快。桌上马上有人接话，说，对对对，尤其是市长就任以后。我说，你们的办公楼还有这个饭店建设的最气派，要不我写篇文章歌颂一下。话刚出口就觉得有点失礼。不料一桌人连声称好。 4：某地比赛期间，有一个赛前发布会，当地一个公务员接我去会议中心，我说，你们政府里这些树好漂亮啊，他自豪道，当然，这一棵可要价值…… 5：2010年，参加一个演讲。请我去的官员比较开明，也喜欢艺术，人还不错，也邀请了另外几个我颇为欣赏敢怒敢言的朋友。我上台说：今天我要演讲的内容是，城市，让生活更糟糕……演讲完我电话给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问讲的怎么样，朋友说，就听到第一句，突然就插广告了，然后你就再没出来。不过说句公道话，上海这个城市，除了生活压力大，文化管制紧以外，治安，环境等其他方面在中国都算不错。 6：在北国某县比赛，被车队安排和当地一些官员吃饭。听到隔壁桌在敬酒，被敬的车队朋友推说一会儿还要开车，万一被查到酒后驾车就不好了。官员说，不怕，绝对没问题，敬你的就是交警总队的。你吃好以后我们组织一个桑拿，赛前放松一下？客气什么，来，我让我们治安总队的队长安排一下，他知道哪里好。 7：某G县的领导秘书通过博客上留的邮箱地址联系我，称县领导同时是一个企业家，他愿出一个高价，让我帮他写一本传记，讲述他光辉的政绩。 8：西南某地级市的一个领导通过赛车圈的体育记者找到我，要我为他写一本书，同样诉说他的经历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心得，条件是版税一人一半。 9：朋友Z做文化产业，曾经去申请一个文化扶持基金，问我要了一本签名书送给负责审批的人。但后来他落选了。我看过他的计划书，写的很好，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另一个朋友告诉我，你们两个傻逼，真的只给了一本书么？里面什么都没夹？ 10：某朋友的父亲，在某镇做镇长，他办公室的电脑默认首页就是他们的政府官网，官网下面有一堆链接，都是各个职能部门的网站，诸如经委，科委，民政局等，他就在这些历久弥不更新的官网之间遨游了好几个月，还颇有心得的认为互联网对官员的影响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可怕，直到有一天经人指点，他终于找到了门户网站……所以我看见有官员把微博当QQ的时候并不惊奇。 11：我曾经看到一篇新闻，讲某市的市长被狗咬了一口，遂下令要捕杀全市的狗。作为爱狗人士，我觉得荒唐悲愤，顺手转载在博客上。过了两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自不知哪的公安系统，通知要求删除某年某月某日的一篇文章。我问是哪篇文章，他们义正言辞字正腔圆道，就是那篇《XXX同志被狗咬了》。我问，是因为这位被狗咬的市长升官了么？那边默不作声。我说，删倒是无所谓，就是你们出警实在太慢了。 暂时想到这些，写的时候还担心会不会不太厚道。但转念一想，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都是几年前的事情，那些官员们早就不知道去哪了。升了降了，还是像朝鲜火箭一样栽了，谁知道呢。那是人家的游戏，他们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有的惊心动魄，波澜壮阔；有的失魂落魄，一错再错。至于我们，看见好的捧个场，遇见坏的冷个场，碰见傻的笑个场，等他们自己给自己砸个场，也只能这样。 来源：韩寒的博客

晚清的总理衙门，是个奇怪的机构。从编制上讲，它是个临时机构，但自成立以来，管的事却越来越多，六部的所有事务，只要跟洋人、洋物沾边，它就得管。所以，作为行政中枢的军机大臣，要是不兼总理衙门大臣，就等于被架空了一样。自然，这个衙门管事的也多，总理衙门大臣少说也有六七个，多的时候，能有十好几个。跟军机处一样，一般都有一个亲王兼任的大臣，王大臣作为惯例性的首领。 这样的衙门，说起来是办洋务，跟洋人打交道的，但却没有沾染半点洋人的习气，跟所有的中国衙门一样，拖沓，推诿，讲形式，讲排场。有人吃饭，没人干活。每个跟总理衙门打过交道的外国使节，都对这个机构没有好感。其实，对待洋人，衙门里的人还是足够客气，只要人家上门办事，肯定预备果酒。无论皮里阳秋的英国人，还是总是板着脸的德国人还是经常咆哮的法国人，衙门的大臣都笑脸相迎。当然，都是皮笑肉不笑，这种本事，衙门里的人，早就练出来了。只是，轮到办正事了，就难了。 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眼里，中国的总理衙门的大臣，都是些机械的木头人，一举一动，全听王大臣的，王大臣说，大家就跟着说，不说，就全体沉默，王大臣说什么，大家就跟着说什么，一如群犬之吠影吠声。1896年上任的德国公使海靖，第一次进总理衙门，印象就大坏。说恭亲王加上七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总理衙门大臣），个个面目僵硬得吓人，就像戴了面具一样。这次会晤之后，海靖得出一个结论，说跟这些人根本没法谈正经事，但是他们能够听明白权力的声音，但也仅于此而已。 按我们的标准，海靖是个对中国人极不友好的帝国主义分子，但是出身普鲁士贵族的他，洞察力却不一般。事实上，不仅总理衙门如此，其他的衙门也一样，中国衙门里的人，的确只能听得懂权力的声音。换言之，跟权力相比，规矩甚至法律都是排在第二、第三位的。想要办好事，进行改革，单单制定一个法律，多半没戏，非得铁腕人物凭借生杀予夺之权，亲自推行才行。不雷厉风行地亲自推动，底下给你做点官样文章，应应景已经就相当不错了。更常见的是做坏事，以权谋私，也是认权不认人。古往今来，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上级到下面视察，或者出行路过，历朝历代都有规矩，该怎样办事，经什么手续，接待有何种标准，都清清楚楚，但从来没有人照章办事。真要是公事公办，下级到上级办事，肯定办不成。上级到下属地方办事，下级按规矩接待，多半乌纱帽不保。弹劾你的时候，没人会提接待这个茬儿，说的都是特别堂皇的理由。甚至见领导，进家门还得给门子门包，不给，就不给通报。晚清庆亲王奕劻贪，舆论反映不好，他自己亲自写了条子，贴在大门上：不收门包。但是门子照收不误。来人如果指着这个条子说事，门子会说，我们老爷不能不这么写，您的钱还是不能省。 只要对方来头大，下级官员就难以抵御他们不法和非分的索要，更无法抵制来自上级的不合规矩的指示。办事如此，徇私如此，办案也是如此。中国最多的冤案，都是权力干扰的结果，有时审理者明明知道里面有冤屈，但上级要求如此办，也就只能如此办。要想伸冤平反，也只能等到更大的人物出面，凭借手里的权力才可以做得到。不是没有人不想按规矩办事，甚至也想抵制来自权力的不法的声音，但是这样的抵制，结果大多不佳。丢乌纱帽事小，丢脑袋，甚至牵连家人事大。像海瑞那样，办了总督的公子，总督却拿他没办法。一来是当时的总督胡宗宪还算是个明白人，比较不错的官儿。二来海瑞也办的明白，打着维护总督清誉的旗号办的这个事。如果换了别个，有一百个官帽子也丢了。 只能听懂权力的声音的官场，实际上是一个人治的场。有权的人，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只能凭借权力的杠杆，官大一级压死人，一级压一级。规矩法律都是虚的，只有触犯了权力，才是这个场中最危险的事，别的，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官场的人，只在意权力。 来源：张鸣的博客

人民日报短评：编造传播谣言须依法惩处 北京市公安机关对在网上编造谣言者依法予以拘留，对在网上传播相关谣言的其他人员进行了教育训诫；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一批传播谣言的互联网站依法进行了查处。这再次证明编造传播谣言必将受到法律的惩处，再次显示了法治对维护互联网健康环境的重要作用。 网络是虚拟社会，但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密不可分，直接关系现实社会的和谐稳定。网络谣言把谎言包装成“事实”，将猜测翻转成“存在”，在网上兴风作浪，扰乱人心。如果任其横行，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危害社会诚信。 我们的社会是法治社会，现实社会需要法治，快速发展的网络也需要法治。维护网络的法治就是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维护人民的基本权益。我国有一系列关于互联网的法律法规，这是维护互联网健康环境的基本遵循，所有互联网站和网民都必须遵守。编造传播谣言者触犯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惩处。这也再次警醒我们，无论互联网站还是网民，都要增强法律意识，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共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来源：人民日报

这件事的聚焦点该是媒体吗？ 说是“医患纠纷致杀人”，并无大错 哈医大一院恶性伤害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用了“医患纠纷致杀人”这样的表述，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驳。他们认为媒体在其中充当了恶性角色，再次鼓噪出医患对立的情绪。但就目前披露的情况看，这种说法虽然不够严谨，但并没有歪曲事件本身。 17岁的凶手李梦南因罹患强直性脊柱炎，希望用药物“类克”治疗。但因为他已经确诊肺结核，所以医生建议先治肺病再看脊柱炎。因为强直性脊柱炎药物治疗可能会导致肺结核患者感染，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属于用药禁忌症，所以医生不存在误诊。 但诊断结果的正确不能表明诊断过程中没有发生纠纷。医生有没有给李梦南脸色看，有没有告知不能让他立即就诊的原因，有没有发生争执，目前都不得而知（警方的说法是，李梦南误认为医生故意不给自己看病）。但可以确定，凶手接受医疗服务后，十分愤怒，最后理智没有控制住情绪，愤而杀人。 被杀害的28岁实习医生并不是先前给患者诊断的医生，他只是因为离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最近而不幸充当了愤怒的替罪羊。分析凶手杀人动机，杀人对象有两种可能。1，凶手想杀帮自己看病的医生，但没有找到，便随便砍杀；2，凶手想杀医生，不在乎是不是帮自己看病的那一个。以上两种情况背后的杀人动机，都和他在哈医大一院这次的就诊经历有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这起造成一死三伤的恶性刑事案件，并不是和“医疗纠纷”无关。悲剧发生后，哈医大一院和当地政府避谈“医疗纠纷”十分耐人寻味。“医疗纠纷”本身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服务型行业纠纷自然在所难免，如果从安抚医疗从业人员的角度考虑，这完全可以理解。但“医疗纠纷”本身并没有把医患关系对立起来。 医患关系紧张更和媒体无关 传说中，医生以“视病如亲”的心态悬壶济世，而患者也常以“华陀再世”、“仁心仁术”的感恩心情回报。医患关系本来应该是充满温情色彩的，因为这是一种信托，而且是基于生命安全之信托，比基于财产安全的信托对信赖要求更高。但如今医患关系日趋凉薄甚至反目为仇，是因为媒体在放大每一起医疗纠纷的案例而降低了百姓对医生的信任？ 这非常滑稽，不仅太高看了媒体，也侮辱了每个人的判断力。难道对医生的不信任不是来自大部分人的切身体会？当你走进公立医院，却仿佛有置身于政府机关的感觉；当你接受的不是负责、平等的医疗服务，而是冷漠、潦草的态度；当穷人看不起病，老干部病房日耗数十万元；当医院把所有医患纠纷的患者统称为“医闹”；当医生护士暗示你要给个红包；当医生写的病历都是病人根本看不懂的“狂草”——这时媒体夸医生真是白衣天使，医院为人民服务，你信吗？推开医院的窗户，所有社会上的民众都是患者，他们对医疗现状都有发言权，他们都亲身或陪伴家人“享受”过我们今天的医疗服务。 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没有机制惩罚不合格的医生才是医患关系紧张的症结所在。我们曾严厉批评过教师（参见《“我死了，请警察叔叔将老师抓走”》），和教师一样，医生也是处于这种缺乏有效考核和监管的体系中。本来私立医院应靠市场约束，公立医院靠制度约束。但市场不开放、制度形同虚设（卫生部门监督医院），媒体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对哈医大这样的“准政府部门”、“准垄断企业”，媒体本该额外严厉的监督 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媒体对政府部门和垄断国企都会用更严苛的标准来监督。道理很简单，你享受了财政拨款，拿着纳税人的钱，纳税人对你自然要牛气些；你享受了行政手段塑造的竞争壁垒，缺乏市场监督机制，那么媒体对你的监督就要更紧一些。 虚假报道、违背新闻伦理是要批评的，但我们也要清楚在涉及公立医院医疗纠纷的报道中媒体理应有更高的姿态而医院应该持更低的姿态。 网民错了，但民众负面情绪很难用讲道理来压制 网络成了情绪宣泄的出口 在哈医大一院惨案发生后，网络媒体转载了这个新闻，有超过六成网友在阅读心情里选择了“高兴”一项；在新闻跟帖里，有超过5000人顶了一个表达“高兴”情绪的帖子。央视白岩松说这比惨案还要让人害怕（大意）。必须承认，这些网友确实在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事件上表达了不恰当的情绪。面对这样一起17岁少年杀28岁实习医生的惨剧，应该有起码的同情和尊重。 但是讲清楚这样的道理又能如何呢？也许网民自己就很清楚这些道理，但是他们也需要情绪宣泄。当现实生活中遇到想反对却无力反对的事情，网上就成了情绪宣泄的出口。 惨案的根子就在医疗体制上 医疗体制造成公立医院一家独大 “2010年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公立医院（13850间）和民营医院（7068间）虽然在数量上相差不到一半，但诊疗人次却相距甚远，公立医院以18.7亿人次占比91.7%，民营医院则只有1.7亿人次，仅占8.3%；在病床使用率方面，公立医院达90%，民营医院仅59%。 民营医院发展不好与各种体制束缚有关，其中不把民营医院纳入医保定点和公费医疗范围这一条就足以扼杀民营医院发展壮大的路子。 公立医院正式编制的医护人员扮演着公务员或垄断国企职工的角色 在国外，私营医院有市场机制来约束医护人员的态度；公立医院有严苛的监管来约束医护人员的态度。而我国目前的局面是，私营医院半死不活；公立医院缺乏监管。在缺乏监管方面，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甚至比公务员和垄断国企职工还要有更宽松的环境。公务员贪污受贿如果被曝光，那基本得走法律程序了；而医护人员同样的违法犯罪行为，却鲜有被法律惩治的（参见《护士回扣门 警方应介入》和《“我死了，请警察叔叔将老师抓走”》）。这种体制下的医护人员，容易遭受不满情绪就不奇怪了。而且，医生“白衣天使”的光环让患者期望过高，这也容易在预期与实际的落差中形成不满。 别用“谁都不容易”来掩盖基本的是非 最近能听到两个行业的从业者在抱怨。一个是舒淇事件后，明星们大吐苦水，纷纷表示自己又辛苦、又屈辱，仿佛全都入错了行。还有一个是来自医生的诉苦，辛苦、低薪、成为他们为自己贴上的标签。在央视关于哈医大一院惨案的新闻中，白岩松本来准备采访哈医大院长，结果院长同志晚上九点多还在做手术，白岩松由此感叹医务人员太辛苦，由衷敬佩。奇怪的是，这本来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作为一个成熟的媒体人，在比加班、比熬夜、比长时间超负荷工作的“比惨”游戏中，会输给医务工作者？ 的确每个行业都有艰辛的地方，“高晓松体(一种对自己行业的抱怨文体)”因此流行。但我们能因为“谁都不容易”就不知道谁是强势者谁是弱势者了吗？官员们也能诉出一大堆苦，那能说明他们其实很可怜吗？一个基本是非：“准政府部门”、“准垄断企业”的从业者肯定是社会上相对舒服的群体。 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为逝者感到悲伤，那就把问题的根子找出来做些改变吧。而不是靠掩盖和转移问题制造表面的和谐。 来源：腾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