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新 中國首部禁片」《武訓傳》的DVD可以公開發行了，可是這種語言的暴力和在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生活中迷戀暴力奪取、一統天下的思維還像雨後蘑菇一樣茂盛 成長。我們在重慶模式的紅歌高唱中看到這種強力話語模式，我們在某些「左翼」網站的言語文字和線下活動中不時看到「殺漢奸」之類的豪情宣言。 文/郝建 2012年3月15日，一條消息出現在中國大陸的網絡上：由孫瑜執導、趙丹主演的電影《武訓傳》在沉寂了近六十多年後，開始發行正版DVD，亞馬遜中國、淘寶商城及北京圖書大廈等地均有銷售。 今 天的絕大部分青年人不會認為發行一個DVD是個啥事情。但這一消息引起眾多影迷和文化學者、歷史學家的關注和熱議。《武訓傳》事件是一段中國人不堪回首， 但又必須記憶，認真思索的歷史。我們必須從此片的遭遇思考一些重大又可怕的問題：一直試圖讓軍事家、詩人、哲學家、革命者的光環籠罩在自己頭上的毛澤東， 為什麼要在百忙中撰寫電影評論呢？為什麼要在建政伊始發動一場全國性的批判運動呢？ 《武 訓傳》是「新中國首部禁片」，1948年由南京中國電影製片廠拍攝，是一部以清朝光緒年間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為內容的黑白電影。它引發了建政以後第一場全 國範圍的文化批判，也是建政後第一次所有參與其事或稍有關係的人都必須表態的洗腦表忠誠運動。表態做檢討的人包括電影的導演、演員和當時國務院總理。 1952年春天，周恩來到上海時告訴孫瑜，自己曾經在北京對此事做過檢討，因為「電影攝成後，由他在中南海放映審閱過」。1986年，孫瑜寫文章提到這事 說自己當時「內心激蕩起劇烈的震撼。敬愛的周總理！……哪裏輪得上由總理來分擔」。 三看《武訓傳》 在這次發行DVD之前，中國大陸想看到《武訓傳》是很困難的一件事。跟朋友聊天時，我會不無得意地說，不好意思，我看過三次，膠片。第一次看是1967年前後的文革時期。那一陣放映了兩部供批判的電影，除了《武訓傳》還有《清宮秘史》。 那 時我還是孩童，家住在南京師範學院的對面，那裏是我後來念本科的母校。放映《武訓傳》這些批判電影，對小孩限制得更嚴格。我們得翻牆，那時候翻的是真正的 牆，南師的灰渣磚砌牆。我跳進牆裏溜到禮堂外，還把一個窗戶上的鐵欄杆拉彎了才鑽進去。然後悄悄地溜到銀幕後面，坐在地上，仰著脖子看，看過後就學趙丹用 山東方言講話「辦義學，辦義學；打一拳，三個錢，踢一腳，五個錢」。 我 的研究生課程是在中國電影資料館上的，看了許多當時被禁的電影，諸如反應文革時紅衛兵武鬥的《楓》、反映9.13事件的《瞬間》、《苦戀》；1950年代 就被批判禁止的影片《關連長》、《我們夫婦之間》、《武訓傳》等，進口內參片《鴿子號》、《山本五十六》、《啊，海軍》、《虎，虎，虎》等。 第 三次有機會觀看《武訓傳》是2005年。那年6月北京電影學院和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聯合舉辦「紀念中國電影百年趙丹表演藝術研討會」。于藍、黃宗江、李 苒苒等和趙丹生前有過創作合作的夥伴，以及趙丹親屬、好友等60多人參加了研討。研討會前一天，6月4日，放映了趙丹主演的電影《李時珍》、《我們夫婦之 間》和《武訓傳》。 有 的青年學生看過《武訓傳》之後跟我說，《武訓傳》很左嗎，怎麼還受到批判？是的，這部電影1949年之前拍攝了一半，新中國成立以後，導演孫瑜已經加進了 許多「揭露統治階級和反映農民革命的內容」。在敘事結構上最大的改動，就是把原作中的車夫周大改成太平軍壯士。影片結尾時，孫瑜讓體格魁梧、身手矯健的周 大帶領隊伍從武訓身邊英勇地飛馳而過，高喊：「大家一起好好地幹！將來的天下都是咱老百姓的！」 在 片頭和片尾，還加上了黃宗英扮演的新中國的教師講說主旋律台詞。她給一群小學生講課，給影片的主題思想戴上帽子：「中國的勞苦大眾，經過了幾千年的苦役和 流血鬥爭，才在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的組織之下，在無產階級政黨的正確領導之下，趕走了帝國主義，打倒了反動政權，必然地得到了解放」。也許是急於表示政治 態度，這些台詞在修辭上都直奔主題，語句也略有疊床架屋，同義反復。 觸及毛的敏感神經 和許多觀眾和電影學者一樣，我認為這部作品是趙丹表演藝術的最高峰。 那 為什麼毛澤東當時要如此認真、嚴厲地批評《武訓傳》呢？我的猜想是，這部電影觸到毛澤東敏感神經，這就是如何對待讀書救窮人與暴力奪天下問題。就藝術文本 來看，《武訓傳》也許是中國大陸1949年以後最早的暴力美學。許多觀眾看過電影以後記憶最深的都是武訓挨打的鏡頭。導演孫瑜跟周恩來是南開中學同窗4年 的老同學，據他回憶，武訓挨打的暴力鏡頭是周恩來對影片的唯一意見。 1951 年2月21日，孫瑜給「周恩來總理先生閣下」寫信，詢問「能否於日理萬機的餘暇，賜以三小時的審映？」當晚七點，孫瑜由電影局局長袁牧之帶領到中南海放 映。孫瑜說，放映後「總理只在一處藝術處理上告訴我，武訓在廟會廣場上『賣打』討錢，張舉人手下兩個狗腿子趁機毒打武訓，殘暴的畫面描寫似乎太長了。」第 二天，孫瑜就把踢打武訓的鏡頭剪短了。 影片的另一條副線，是將太平天國士兵周大作為農民起義的正面力量加以強化的頌揚性描寫。這條線索充滿了暴力。觀眾看到他帶領一支武裝農民的隊伍衝進地主家的內廷，手中的梭鏢飛出去，紮進床上的蚊帳，伴隨著床上女人的慘叫，鮮血飛濺到紗帳上。 儘管影片在鏡語和敘事上已大大加強了農民武裝暴力反抗的份量，從後來的情況看，大概在毛澤東看來這還是不夠立場鮮明，不夠暴力，與他「槍桿子裏出政權」的理念還是有太大距離，多少年來毛澤東是一直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投降路線」、「改良主義」的。 那天晚上中央領導者在中南海一起看片，毛澤東沒去。袁晞在《「武訓傳」批判記事》中分析：「他不去不僅僅是因為工作忙，而是注意到上海等地報刊稱讚《武訓傳》的文章，從中悟出了問題」。 江 青女士後來曾經在不同場合繪聲繪色地描述毛澤東觀看《武訓傳》的情況。在看片過程中，毛澤東一言未發，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煙。電影結束，毛澤東沒有起身， 下令：「再放一遍」。江青和工作人員很奇怪，當時毛澤東正為朝鮮戰爭和鎮壓反革命等工作忙得不可開交，居然有興趣把一部電影連著看兩遍。電影再次放完，毛 澤東沉思片刻，對江青，也對在場的人說：「這個電影是改良主義的，要批判。」接著又叫工作人員給他接通周恩來的電話…… 奉旨批判 對 電影《武訓傳》第一批發難的文章發表在1951年第4期的《文匯報》上。當時是胡喬木受毛澤東之命「組織一些對電影《武訓傳》持批評意見的文章，代表不同 群眾的觀點」。兩篇文章是署名賈霽的《不足為訓的武訓》和署名江華的短文《建議教育界討論 》。賈霽也是我們那屆研究生的導師之一， 他跟他帶的研究生說，自己當時是奉旨批判。 1951 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這篇文章的文風使用的是以後流行多年的大批判文風，句子很長，弄得我摘錄時都沒法斷 句。「《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 難道是我們應該歌頌的嗎？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鬥 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的宣傳」。 此文使用以後流行多年的大批判文風，沒有文本分析，只是高屋建瓴地鋪陳結論，飛流直下三千尺，問號、驚嘆號連連。此文作者是毛澤東，此文讓毛澤東與金正日一起名列全球職位最高的電影評論作者。 為 了解釋毛澤東為什麼對這部電影大動肝火，袁晞在自己所著的《武訓傳批判記事》的開頭摘錄了1951年的頭幾個月，毛澤東為部署鎮壓反革命運動給各地負責人 的很多指示：「在湘西一個縣中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時很必要的。」對這個數據我至今懷疑是統計呈報時 有誤，一個縣殺四千六百多！？趕上文革時道縣的群眾專政大屠殺了。 「人 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在這些指示中，毛澤東還規定了鎮壓殺人的比例：「在農村，殺反革 命，一般不應超過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有特殊情況者可以超過這個比例，但須得中央局批准，並報中央備案。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萬， 已捕及將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擬再殺七百左右，共殺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 看到這些批示，我才醒悟，《武訓傳》中有一句台詞可能會極大地觸怒毛澤東先生。影片中，武訓對橫刀躍馬馳騁奔馳的周大說：「光殺人，能行嗎？」 後 來，奉毛澤東之命，江青帶人到山東去對武訓的歷史進行調查。我們研究生時的導師之一鍾惦棐，在給我們上課時講過他跟李進（江青）一起參加武訓歷史調查小組 到山東去的遭遇。那次調查他們是先有結論，下去的任務就是從縣誌、碑文和訪談中篩選能夠證明《人民日報》社論的材料填上去。鐘老師曾經提醒江青，也要搜集 一些觀點不同的材料，弄得江青很不高興。江青後來對人說：「鐘惦棐這個人很不好，參加武訓歷史調查時，就跟我作對。」 到 了文革時，姚文元在《紅旗》雜誌1967年第1期上撰寫《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其中還特地把此事作為路線鬥爭的案例再次提起：「在毛澤東同志發起 下，……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這個調查團克服了周揚派來的他的秘書鍾惦棐的怠工破壞，依靠廣大群眾開展了工作」。那時被姚文元點名批判是一個很嚴重 的災禍。 1951 年7月23日到28日，《人民日報》連載了長達四萬五千多字的《武訓歷史調查紀》，這篇調查紀由毛澤東仔細審定，親筆做了大量修改。調查組在工作結束時將 聊城地委宣傳部長司洛路帶到北京。毛澤東在家裏請司洛路吃飯時，還對鎮壓反革命事宜念茲在茲。毛澤東問，聊城地區有沒有因為有人發出怨言就不鎮壓的情況。 司洛路說，有。毛澤東說：「不是不鎮壓了，只是清理一下，該放的放，該關的，該殺的還是要殺。」羅瑞卿插話說：「中央的政策是對的，是你們的工作沒做 好」，司洛路點頭承認。 極左勢力在找敵人 1985 年9月6日，《人民日報》引用胡喬木先生的講話，對當年批判《武訓傳》有所否定。「解放初期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是非常片面的、極端的和粗暴的……這個 批判不但不能認為是完全正確，甚至也不能認為基本正確。但目前也沒有充分的理由說明這個批判完全錯誤。」（轉引自吳迪編：《中國電影研究資料》文化藝術出 版社，2006年，上卷，95頁） 批判《武訓傳》所創始和強力營造的那一整套話語修辭和思維模式，深深地浸透在中國大陸的空氣和土壤中，這種只准自己宣佈真理，不許他人置喙其中的專制話語和社會運作機制，到文革時代發展到了頂峰。 今 天，《武訓傳》DVD可以公開發行了，可這種語言的暴力和在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生活中迷戀暴力奪取、一統天下的思維，還像雨後蘑菇一樣茂盛成長。我們在 重慶模式的紅歌高唱中看到這種強力話語模式，我們在某些「左翼」網站的言語文字和線下活動中不時看到「殺漢奸」之類的豪情宣言。在微博和民間文革派網站我 們也看到，許多人一直在堅持不懈地為文革翻案。 「烏 有之鄉」網站2012年初就搞過網絡漢奸評選，完全是在同胞中尋找鬥爭對象的敵對思維。根據當年參與武鬥，後來深刻懺悔的紅衛兵李乾分析，「烏有之鄉」不 遺餘力地鼓噪「要在憲法中增加懲治漢奸的內容」、「漢奸的末日到了」是真的要殺人。根據自己看到的「烏有之鄉」某些人的言行，李乾相信王立軍的揭露：薄熙 來曾經準備殺人奪取權力。 看《武訓傳》，回憶那場大批判運動，使我們更加有所警醒：那種暴力迷戀和殺人奪天下的思維秩序、倫理觀念，在中國大陸依然興盛，依然令人心悸。 我 們也聽到些理性的聲音。網友丘岳首說：23年前那場本不該有的國殤，是某些暴力迷信者硬性在中華民族的肌體上劃下的一道深深傷口。這道傷口一直在血流不 止，不縫合它，中國社會就無法真正踏入文明的芳草地。徳、日早已就屠殺罪向世人道歉懺悔。中國現在也須果敢賣出這一步，這不是要糾纏於已往的歷史，而是從 歷史中學習智慧並換取寬恕和社會的進步。

最近，因整理宁波的辛亥革命遗迹，走访问了一些辛亥革命志士的后人。在民国期间被誉为“甬上四老”之一的孙表卿后人家里，发现一份孙表卿的儿子、宁波民革党员孙礼桐，在文革期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十年的判决书。今在此一晒，以长见识。

作者： 王小平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访问者：“政见”观察员 方可成 王磬 受访者：潘鸣啸 日期 ：2012年2月7日 观点预览： 　　◆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 　　◆到现在我都认为自己是左派，但是我们的左派跟共产党的左派不一样。我认为，不要完全让一部分有权或者有钱的人，比如跨国公司，就完全掌握世界人民的命运。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有责任去保护自己的人民，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来领导一切、决定一切。 　　◆我不同意中国新左派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们将导致不公平的责任全部都放在跨国公司身上，对国际资本主义进行指责。我觉得这只看到了一面，而另一面是中国的制度，但对这另一面，他们完全不讲，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他们的很多想法是非常片面的，他们不肯面对中国本身的问题，他们讲得中国好像不存在共产党一样。 　　◆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在西方有一种说法，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了，按市场经济办事，其他的问题都会解决，包括政治问题。我不是太同意，经济发展是基础，但是还不够。历史上也是这样，没有什么自动的东西，总有一些人要努力、甚至牺牲。 　　◆朝鲜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如果马克思看到，他会疯掉的：怎么能用我的理论来做这样一件封建的事情？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引述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达到了轰轰烈烈的高潮。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不仅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整整43年后的2011年12月22日，以研究知青问题闻名、并出版了著作《失落的一代》的法国汉学家、清华大学中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潘鸣啸（MichelBonnin）在北京接受了“政见”团队的采访。潘教授不仅谈及了知青问题，更针对“文革”评价、左右派之争、农民工问题、“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热点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法）潘鸣啸著，欧阳因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1-1 字数： 430000 开本： 16开 ISBN：9787500082545 定价：￥45.00——小平注） 一、谈知青、谈“文革”：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 　　【政见CNPolitics】您曾经说过，之所以对中国感兴趣，到中国来做研究，其实跟您年轻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一种世界性的左翼思潮。可不可以说，正是因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您才来到了社会主义中国？ 　　【潘鸣啸】我觉得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大学生，都是比较亲左派的。但大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比较失望，觉得太官僚主义，没有什么革命的意义；而当时中国却有一个领导人，自己说“造反有理”，鼓励年轻人参加革命，这是很特别的。 　　不过，当时我没有参加那些毛派的组织。对于“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觉得不像是马克思主义。 　　【政见CNPolitics】您当时在法国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 　　【潘鸣啸】对，我们当时只能看到中国政府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里面有很明显的个人崇拜，这也不符合我们自己的想象。不过，当时我仍然觉得中国很特殊，也比苏联有作为。当时我正在念哲学硕士，对中国哲学格外感兴趣，特别是道教，比如老子、庄子，就是因为这些才想学中文。 　　【政见CNPolitics】您来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西方对“文革”是一种怎样的描述？ 　　【潘鸣啸】大家普遍认为，“文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因为它反对官僚主义，这很有意思。 　　当时我觉得在法国学中文很难，便利用工作几个月赚的一笔钱，来到了香港，那是离中国大陆最近的地方，因为当时没办法到北京。到香港后，中国就发生了913林彪出逃事件，社会上开始产生怀疑情绪。我觉得，这段经历也是让我和中国的知青一代产生共鸣的原因之一：当时的红卫兵听到，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竟然是一个叛徒，于是开始对毛泽东也产生怀疑，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也开始觉得，这个政权不是我想象的那么革命了，而是自己搞了一些权力斗争，这令我有点失望。 　　后来开始有人写关于“文革”的事情，很多信息传到了香港。我就看到：“文革”中有这么多人被伤害，被打死。由于一些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些从大陆偷渡过来的知识青年。我发现我们很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对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也很感兴趣。从他们的口里，我开始知道中国的一些真实情况，特别是中国农村的情况。他们的经历很特殊，要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这样一种庞大的试验，把城市人改造成农民。我采访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与中国朋友一起合编了一本法文书叫做《20岁在中国农村》。 　　实际上，我在法国的时候准备做一项关于儒教的研究，可是后来我放弃了，因为觉得当下的中国更有意思，于是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政见CNPolitics】所以您之前对孔子也很感兴趣？ 　　【潘鸣啸】其实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怎么评价孔子。那时候也有批林批孔的运动，我觉得这也是件很荒谬的事情，林彪和孔夫子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想知道孔子对当代中国有什么影响。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对“文革”的看法也值得关注。有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怀念“文革”，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 　　【潘鸣啸】中国需要深刻而公开的“文革”史研究。很多年轻人并不太了解“文革”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前些年，我在北大偶然参加了一次学生组织的关于“文革”的小讨论，发现了不少新的观点。当然，有这样一场讨论，也是一种进步。可是我看到，有些大学生拿着毛泽东的讲话，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用来解释现在中国的问题，说什么如果我们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腐败的问题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当时我就对他们说：当我跟你们一样年纪的时候，在国外看了一些毛泽东的书，也有同样的感受。可是你们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毛泽东说了什么是一回事，做了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你们应该理解，不能凭这样的一些讲话就来评论现实。不大了解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寻找一些这样的理论，可是事实上，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实现过。 　　另外一些年纪大的人，怀念“文革”更多的是在怀念自己的青春。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年代去，他们不一定会真的愿意。他们是在选择性地记忆，只记住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特别是知青那一代中的很多人，回了城，没有找到好工作，这些年或者下岗、或者退休，逐渐地被边缘化，他们希望找回自己的价值，所以强调这些经历。 　　我跟一些知青说：尽管整个知青运动是很失败的，但是你们的经历是有价值的、很特别的，也让你们变得成熟。可是另一方面，你们不应该单纯地美化这些东西，这些经历是个人宝贵的财产，但并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了这个经历，而要去美化这整场运动。我觉得这是要分开的，你的价值是你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整个政策的价值。很多人思维很混乱，从来没有全面地分析。 　　【政见CNPolitics】您刚才也提到，很多知青对于上山下乡的经历抱有非常美好的回忆，比如说像张承志这样的作家，对知青的书写更多是出于文学化的美好想象。您在处理这些史料的时候，采用的是怎样的方法？ 　　【潘鸣啸】张承志曾经说，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幸运的一代，遇到了这样的历史契机。当然，作为一名作家，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要跟别的资料比较，我采访了那么多的知青，我听到他们说：知青生活进行到一年、两年以后，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回城。这是不是证明：张承志是一个特别的例子？而且，张承志本人也没有留在农村，他很快就回了城，并且变成了“特权（阶级）”的一分子，很快就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我研究了知青运动结束时的情况，那些知青罢工、绝食，要求回城，这是事实。那么，张承志你觉得这个运动很好，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那里没有经历什么苦痛，你当然可以怀念。也许还有一些知青也是这样认为，但这是非常非常少的现象。他们回城以后，当然可以怀念他的青春，怀念在农村的美好，怀念风景啊、淳朴的农民啊，都可以，我们不要丑化这场运动。可是，不能因为有了个人的美好记忆，就要绝对地说：我们是幸福的、幸运的。 　　事实上，我说这一代人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损失很大的一代——除非你觉得读书无用，一辈子当一个农民非常好。那张承志为什么没有当一个农民？太多的中国人说的和做的是不同的。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只能说：不要忘记历史事实是什么样的。当一个艺术家、文学家，可以有自己的感受，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感受和历史的事实混在一起。 二、谈改革、谈左右之争：不要用过时的口号解决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对“文革”的态度分化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的左右分化越来越明显，在左右之争中，甚至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鸣啸】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历史，还说大话，这非常令人吃惊。有一些人希望用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主张来做自己的资本，可是社会已经变了。真的有人想要回到那个社会吗？这样的政治口号是非常可笑的，也证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没有办法创造出新的思想，只能利用一些已经完全过时的东西，拿来作为他们的理论依据，这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觉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不要用一些已经过时的口号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政见CNPolitics】关于左右之争，还有一个问题：在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您非常重视历史的资料，每一页下面都会有许多注脚，帮助解释清楚历史事件的经过，试图去完整地呈现一个客观的历史。这是不是意味着您重视事实胜过重视立场？您觉得研究中国政治，事先区分左右是必要的吗？ 　　【潘鸣啸】我不是政治家，是学者。学者的原则是越客观越好，在社会科学方面绝对的客观也许不存在，但它应该是一个目标。那么你怎么能接近客观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各种各样的资料整合起来比较，从这些资料中寻找各个历史时期的事实，评价历史必须要有根据，要跟当时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联系在一起。我的书就尽量在做这件事。 　　【政见CNPolitics】我们知道，上山下乡运动跟后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有间接的联系。您怎么评价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呢？ 　　【潘鸣啸】毛泽东曾经非常极端地不想放弃革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去世以后，中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这种转变是一种非常“修正主义”的政策，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改革要彻底得多。为什么这么彻底？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就是因为毛泽东太极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正如中国一个成语所说的：矫枉过正。 　　毛泽东没有解决革命后中国的建设问题，他还是留在革命时期的想法，他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后的做法，完全不符合当时中国的需要。本来要让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他没有按照这个方向走，他要搞一个乌托邦的国家。斯大林死后，毛很希望可以在世界性的革命上有创造性的成果，有这个希望很好，但是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十几亿人。他去世以后的领导人不得不完全否认他的精神遗产，一些人开始非常激烈地批评毛泽东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政策。事实上，邓小平也参与了这场批评。 　　但是另一方面，邓小平也有顾虑，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不像那个时候苏联的赫鲁晓夫，可以说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可是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他绝对需要为毛泽东保留一个比较好的形象，所以就中断了对毛泽东的客观评价研究。 　　【政见CNPolitics】所以就定了一个“三七开”的结论。 　　【潘鸣啸】对，“三七开”就完了，你们都不要再评论了。这也许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可是如果坚持下去，坚持到现在，有不利影响。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那一段历史改变了中国，你应该要面对这个遗产。到了今天，中国还是不准许谈这些，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政治研究非常不好。特别是那时候我听到几个北大学生那样讲，他们根本不理解历史，用那样的口号来评价中国的当下，我觉得这正是由于真相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和讨论。 　　至于改革开放，我觉得是个进步，可以说是一个不够彻底的进步，但是肯定是个进步。在书里我也说，1978年以后就不可能有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了，因为如果你把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的生活放在前面，你就不可能再去搞一个伤财、伤人的政策。我认为上山下乡基本上是一场政治运动，是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特别是培养革命接班人，改造知识分子、青年人的思想而做出的决策。 　　【政见CNPolitics】现在的改革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还有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您怎么看待这些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呢？ 　　【潘鸣啸】我觉得应该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共产党领导中国，认为自己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如果是这样，应该比较全面地听各个阶层的看法和问题。那时候把城市青年强迫性地送到农村，完全不符合历史规律。全世界都有农民城市化的历史时期，这很正常，但中国的做法恰好相反。 　　现在让农民进城，对国家的经济非常有好处，你看这些新的楼房和道路，都是农民工建的。不能忘记这个。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还是用户籍制度，不给他们合法的在城市生存的身份，那还是有问题的。他们完全是二等公民，他们的下一代也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其实在法国我也发现，移民的第二代，到了新的地方，他在原来的家乡就已经没有“根”了，不再属于那个社会。移民法国的第二代，已经不属于北非国家，而变成了法国人。我觉得中国农民工的下一代也是城市人，他们的一生也是在城市，偶尔回去，住在祖父母家，但那只能是暂时的，他们还是希望融入城市社会。如果不让他们融入，会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农民工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不让这些孩子进正常的学校，又不允许农民工自己办学校，不给它们合法的身份，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接受不到好的教育，他们将来怎么办？在城市可以做什么？当然我也知道有一些学校办得很好，我有一个杭州学生，曾专门以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做个案研究进行调研，也有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但这是个别的情况，如果政府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麻烦很大。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至少是行政问题，有一些人应该要做决定。 　　贫富差距很大也是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中国政府可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按照西方的做法，至少应该让各个阶层都有发言权，让他们说说自己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怎么解决。如果政府听到这些声音，可以找一些办法来解决。可是如果连发言权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当然，光说出来不够，还得让有决策权力的人知道情况是怎样，然后再想办法。而且不应该只听一些人的想法，不听另一些人的想法。我觉得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何况它自己说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它的责任就是解决各个阶层的问题。 　　【政见CNPolitics】您觉得中国有爆发革命的社会条件吗？ 　　【潘鸣啸】我是搞历史的，不是预言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家，说现在是“刚性稳定”，稳定是用一些强迫的措施来维持，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刚才我说，政府要听各个阶层的诉求，而不是只顾及某几个阶层的利益。如果贫富差距太大，以及有特权跟无特权的阶层差距太大，说不定会爆发一些什么事情。当然，中国政府是非常注意这些事情的，比如说不允许社会上有一些组织去代表一些阶层的利益。可是另一方面，有些阶层根本没有代表的话，他们又终归需要解决自己阶层的问题，于是总有一天会爆发。爆发的结果，大概不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完全冲突性、暴力的，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通道，就只能通过暴力。暴力当然不好，没有人喜欢暴力。所以现在很多人说，我们不要乱。我也同意不要乱，这是社会的责任，更多的也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解决好这个问题，比较公平地对待各个阶层的利益，就不会乱。如果它不这样做，就有乱的可能。 　　现在有很多知识分子谈论这个问题，说我们不要暴力，要告别革命，比如说朱学勤曾经批评法国革命。我说英国革命当然比较好，但那是因为英国贵族聪明，他们肯让步，自己改变自己，搞了改良，而法国贵族太顽固、不让步，终于人民把路易十六的头砍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要求非暴力是对的，但一定要两方面妥协，如果有一方面不妥协，就是不可能的。不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就可以决定我们不要暴力的。知识分子比较理性，不希望有暴力，但责任还是在政府手里。 　　【政见CNPolitics】事实上中国政府2011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动向就是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过这个概念？ 　　【潘鸣啸】我不能说我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是我有比较多的社会学家朋友，他们现在有不少钱可以去做这方面的研究，这表明政府还是比较希望了解社会现状。 　　我觉得要管理社会，不只是要注意一些具体的经济问题，也要注意人的一些基本要求。比方说参与，一个人从一开始够吃饭了、小康了，之后会有别的要求，会想要参与跟他有关的事情，比如说政治参与、社会参与。这些东西，要在制度上有所允许。不能只是从上面管理这个社会，政策不能只靠上面的干部来决定，应该让公民参与进来，有渠道可以说话，让社会比较健康地发展。 　　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健康的事情，就是因为完全没有社会参与的概念。没有参与，就不可能有责任；给一点自由，才可以有责任。跟父母养孩子一样，如果你不给他一点自由决定权，他会一直很幼稚，或者突然变得很反叛，因为你不给他自由，就是不给他责任，他就可以乱来。有一些骚乱的发生，就是因为那些人觉得：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乱都没关系。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需要找到一些好的政策，也应该要让政府跟社会的关系有所改善。 （待续） 【本文刊发前经潘鸣啸教授本人审订】 原文地址：http：//cnpolitics.org/2012/02/michel-bonnin/

以1949年为界，中国大陆六十年来似乎已习惯了将1949年以前称之为“解放前”，1949年以后称之为“解放后”。但我讨厌“解放”这个词，谁解放谁呀？这都是哪儿对哪儿呀？这个词，即使是针对当时中国广大的穷苦农民乃至工人也一样，纯属精神忽悠。我们不是哭着喊着还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么，但八十年代国门一开，才恍然，全世界那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原来全在中国大陆！所以，我们“解放”什么呀，我看最要紧的还是“解放”我们自己吧，先从言论自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