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2012年 3月 21日 温家宝忧“文革重演”是危言耸听？ 记者: 张楠 | 北京 图片来源: Reuters 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两会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资料照片)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表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对于温的这番话，有人认为言之有据、很有必要；也有人认为，那不过是危言耸听。“文革”真会卷土重来吗？美国之音记者围绕这个问题采访了一些学者。 “文革”对于年轻一代已经非常遥远了。分析人士认为，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后的记者会上旧事重提，绝非无病呻吟、杞人忧天。特别是，他两次谈到否定“文革”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把《决议》跟当时的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联系起来。 *“文革”基因或被植入十八大* 北京独立学者吴稼祥说，尽管“文革”在《决议》中被全面否定，但是近10年来，“文革”却成为网络上的敏感词，不允许对它进行讨论和批判，有人竟公开打出拥护“文革”的旗号。 他说：“‘乌有之乡’甚至歌颂‘四人帮’，在它的网站上可以辱骂党的领导改革开放的所有领导人。” 吴稼祥说，这是80年代邓力群主导意识形态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以来，提倡主旋律，抵制西方文化和普世价值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正在被复制到今天。 他说：“‘文革’残渣余孽的泛起，就像洪水一样淹没整个社会。他(温家宝)要不说话，不上去阻挡一下，那情况就非常糟糕，不会对十八的召开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有可能文革的基因被植入十八大。” 中共十八大将于今年秋天举行，届时中共领导核心将进行10年一次的权力交接。由于“唱红打黑”而声名远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被认为是角逐九人政治局常委的有力人选。 不过，薄熙来的得力干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事件以及薄在重庆推行的“文革”政治运动式做法，终于使他被革职。 美国之音张楠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手段也必须合法*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温家宝说“文革”悲剧有可能重演是有道理的。 他说：“很简单，一个公安局长在重庆都得不到人身保护，要找到美国领事馆去求保护。那普通的人在重庆能得到保护了吗？所以，重庆变成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了。王立军所揭出来的事也就是说明这个问题，完全是一个人说了算。一个没有人身保护的社会就是文革时候的状态。” 中国长期以来有一种观念，认为只要目标伟大，就不必计较手段。联系到重庆的做法，作家戴晴说，这种观念跟法治社会是相抵触的。 美国之音 中国知名作家戴晴 她说：“就算你打黑打掉的真是罪大恶极的黑帮头子。你用什么办法？如果你用专政的手段、专制的手段、用你一个人说了算的手段、用不公开的手段、用不可以讨论的手段来做的这件事，就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的过程是违法的，那么你的目标说得再漂亮，我不信。” 重庆有个叫李俊的亿万富翁逃到国外。他最近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时称，他在打黑运动中受到刑讯逼供。薄熙来否认重庆有此类违法现象。他在人大重庆代表团答记者问时说，打黑除恶虽然涉及面比较宽，但重庆都是依法办案的。 *“文革”亲历者反感唱红歌* 美国之音张楠 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薄熙来在重庆的另外一个大动作就是“唱红歌”。红歌运动不仅在当地搞得热火朝天，还要唱到北京去，唱到香港去。积极参加者或者为其叫好者自然大有人在，但也引起众多“文革”过来人的反感。戴晴就拒绝唱红歌。 她说：“我算是一个醒悟了的人。我自己知道，曾经在我生命当中的一段，我是如此之愚昧。这是我一生的痛啊！我不能再不断扒开我这伤口，来给这伤口撒盐。我得罪死你们，我也不唱。” 美国之音张楠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 北京独立学者曹思源认为，问题不在于唱几首歌，而在于重新神化毛泽东，在于如何对待历史。 他说：“薄熙来说‘唱红’何罪之有？几亿人口吃不饱饭，头天上床，第二天爬不起来，饿死了，这些老百姓何罪之有啊！他们饿死了，被整死了，娃娃上不了学，十年不办大学，这么大的损失老百姓何罪之有啊！现在你们还颠倒是非，还要神化，走错误路线。那当然是复辟‘文革’了。” 曹思源说，是否坚持“文革”思想的一个标志就是对待毛泽东路线和思想的态度。 *要守住《决议》的底线* 其实，复辟“文革”的思潮早已引起中国精英的警惕。去年，在纪念《若干历史问题决议》30周年的座谈会上，人民日报评论部的马立诚说，在举什么旗的问题上我们正受到挑战，有人要举起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旗帜，为“文革”翻案，并试图用“文革”的手段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 中共已故领导人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呼吁守住《决议》的底线。他说，这个底线就是对“文革”一定要持批判的、根本否定的态度。 曹思源肯定了《决议》在分清是非方面的积极意义，但是认为《决议》没有讲清楚“文革”错误的根源。他说，如果制度正确，毛的错误本是可以纠正的。 他说：“10年都纠正不了一个领袖的错误。这个制度是干嘛吃的？就是制度有问题。可以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在政治制度上，仍然是一个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没变。” 戴晴表示，要说灾难，就不能只说“文革”，而应该从中共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中央人民政府说起。 *尚不具备产生“文革”的基本因素* 不过，戴晴并不认为“文革”会马上死灰复燃。她说，产生“文革”需要有两个基本因素：第一是经过多年造神运动产生的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第二是培养一大批无限忠于这个无上权威的百姓。 她说：”就现在薄熙来想要变成像毛泽东那样的无上权威， 然后在今天有了互联网的情况之下， 再造出几亿个当初像我们这样的大笨蛋， 那么敬神的百姓。这两个基本条件都 没有。” 重庆市委被改组了，温总理也向中共党员和领导干部发出了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的警告。曹思源说，这只是“文革”复辟派的一个重大挫折，并不表明左倾势力会完全偃旗息鼓。 分析人士认为，归根结底，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新京报》社论说，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作家、纪录片导演，曾为北京全聚德烤鸭店服务员、清洁工，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作品之一，另有代表作《剩下的都属于你》等，此外还拍有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 “被反革命” 2012年1月2日晚，徐星在微博上贴出了自己新拍摄的“文革”纪录片片花。片花的第一行字幕是：“2010年，我发现了一些四十多年前的‘现行反革命’犯人登记表。” 两年

改革已到攻坚时 文革教训须记取 作者：雷颐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12-3-1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8 22:09:21 阅读量：24次 　　导语：要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首先当然要直面历史、坦然面对真相，克服集体“失忆”，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多次提到仍需反思文革。 　　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他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这次“两会答记者问”是温总理在总理任上的最后一次，人们形容为“告别演讲”，情理并重。此时此刻，总理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人们要反思文革，确实语重心长。 　　三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那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是民族巨大创伤，至今并未“痊愈”。文革中，不仅国家领导人、知识精英和普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其实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许多人因为一句话就身陷囹圄，因为不小心污损了报纸上天天都有的领袖像而锒铛入狱，因为读一本禁书就被“审查”或“办学习班”，因为发型、服饰略略与众不同就被“批判”，广大青年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文革从发动时的万众拥护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反对文革。最后，虽然文革发动者多次提出“反回潮”，但也不得不承认支持文革的人是少数。这时，结束文革已然成为社会共识。所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人们欢唱“胜利的十月”，“第二次解放”是发自全民族肺腑的声音，“十年浩劫”是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概括。 　　文革结束，痛定思痛，反思文革，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执政党在1981年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革，一方面是总结历史的教训，另一方面是希望以此结论使党内党外都迅速翻过残酷内斗的这一章，以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全心全意搞建设，而不过多纠缠于在那特殊时代条件下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温家宝在谈到重庆、王立军事件之后，也特别提到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 　　研究表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往往受权力的掌控。当希望人们忘记文革慢慢演变成为一种、系列刚性规定之后，甚至，当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只能表现某些“正面性”时，文革记忆渐渐从全民族的“浩劫”变形为只是少数“当权派”、精英受迫害的历史，那种人人自危、人整人人斗人的社会氛围与风气，变形为“物质贫困、道德高尚、精神纯洁”…… 　　当然，仅仅靠权力掌控，这种变形的“文革记忆”影响毕竟有限。它能成为引人担忧的社会现象，还有更为复杂的现实原因。人们对现实弊病的“痛感”总是深于对过去的感受，尤其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时，如何克服这些弊病、甚至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时，这种变形的“文革记忆”自然容易成为相当多一些人赞成的选项。进一步说，就是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参照系，是深化改革，向前进入以制度制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之深水区，还是向后退，回到以“运动”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尤其是集运动之大成的“文革”说明，对社会问题的“运动式解决”只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弊病甚至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民族要避免重蹈覆辙，千万不能“失忆”。 　　要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首先当然要直面历史、坦然面对真相，克服集体“失忆”，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当承认，当有人把文革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选项时还能得到相当多一部分人的赞同，正说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与尖锐化，整体性改革，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