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2012年03月19日 10:34:42 　　   　　关于文化大革命，有下面这些论断和数字：     　　1986年6月27日，中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占总人口的1/9，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     　　1979年，胡耀邦在出席外交使节会议上说，文革中有1亿人受到批斗，8万个家庭被彻底消灭，500万人被判刑，703万人被打成终生残废，被逼自杀的有200万人，近20万人被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枪毙。而各种冤假错案涉及4000万人，以4口之家计，株连所及就是1.6亿人，相当于欧洲好几个大国的人口的总和。     　　澄海完成巴金遗愿     　　面对这些沉重得令人窒息的数字，巴金老人生前曾一再疾呼，要在中国大地上兴建博物馆。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10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会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     　　品味巴金老人的这些话，令人感觉到，一个饱经沧桑、历尽坎坷的老人，在用他一生的心血体会，忠告未来，忠告后人。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惟有以史为鉴，才能有一个清爽光明的未来。     　　广东澄海建有中国第一座文革博物馆，它圆了巴金的梦。博物馆将他《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刻在石碑上，陈列于园区内显要处。该馆由曾任汕头市委书记的彭启安倡导发起，并完全由民众捐资建设。彭启安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澄海曾是文革重灾区，当年有400多人被冤死(包括14位厅级以上领导和名人)，4500人受伤或致残，10余万人遭遇株连。按彭启安的说法，这些被残害的人，历经战争时期出生入死，又参与解放后的生产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没有被敌人的枪炮所杀戮，却惨死在文革红色屠刀下，令人痛惜！     　　文革遗毒阴魂飘荡     　　转眼间，文革结束已经过去了36年。但是，文革的遗毒迟至现在还没有肃清，残渣余孽还时时泛起。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崛起，随之而来的，是深层次矛盾层出不穷，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种种弊病此伏彼起。面对这些，颇有一部分人表面上缅怀毛泽东时代所谓的清廉和公平，实则在骨头里对现实政治不满，对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不满，对发展民主失去极权不满。他们以唱红的名义，在歌声中追索当年文革的记忆；他们以意识形态的向左走，证明自己保持着共产党的本色；在经济发展上，他们以政府强力的介入，配置资源左右GDP，以证明政府计划下的市场经济才是正途；在民生问题上，他们以共同富裕分蛋糕的形式，证明在实践中回归毛泽东时代并非不可能。     　　当然不能将上述的一切一棍子打死，更不能说毛泽东时代一无是处。但是，判断一切社会事务正确与否的标准，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都只能是社会实践。上述模式的核心在于，它强调大一统之下的思想格局，强调人治之下的极权威权，强调背离中共基本路线下的我行我素另搞一套。至于具体的发展经济和民生共富方式，则是附着于核心的点缀之物。这一模式的实践证明，拒绝民主发展，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社会监督，最终只能导致极权威权之下的弄权，只能导致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解剖上述模式，会发现文革遗毒的阴魂正在飘荡。唱红本身是回归传统，无可非议，但打着唱红的幌子，去大树特树个人威望，制造个人崇拜，则是不折不扣的文革遗毒；而极权威权，首先违背了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其次，文革中祖国山河一片红掩盖下的血的教训，凸现的正是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会导致多么恐怖的社会惨剧。追忆此情此景，面对当今人为的红色海洋，理智的人们无法不忧虑不愿被驯服的极权威权会在未来制造出同样的血色社会。     　　政治改革不容拖延     　　所以，当有人公然高调喊出红卫兵口号时，文革遗毒已经跃然回归，世人无法不震惊。所以，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深刻指出，当今社会中，“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要解决当今的各种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他还进一步强调，“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     　　话语深沉深刻，并警醒世人：再改革，不容拖延；再改革，执政党必须首先自己改自己；再改革，必须从肃清文革遗毒开始。 上一篇： 再改革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文革”过来人应该说出曾经的罪孽   顾则徐     温总理在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我以为，“文革”重新发生危险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在于缺乏过来人的“坦白”——实事求是说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荒唐。没有“坦白”，就不会有教训。没有教训，荒唐的事情就会成为很好玩的事情，就会有重新再玩一下的欲望。   “文革”结束之后，全面否定“文革”作为一个政治原则而被确立，但是，这一全面否定只是被作了简单化处理，在事实叙述方面则被模糊化，以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也越来越成了一笔糊涂帐。巴金曾提出“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目的便是希望后人能够了解真实的“文革”，吸取教训，以能使中国再也不要发生“文革”，但至今中国尚无得到官方认可的“文革”博物馆建立。“文革”博物馆只是物化形式，比这种形式更重要的是话语，也即过来人态度坦白的叙述。   “文革”把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卷入了进去，无论男女老少都不能逃避，除极少数的人只是受害者或迫害者外，绝大多数人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文革”以后叙述受迫害的人比较多，但由于对“文革”只是简单否定，因此，不仅受迫害的叙述十分有限度，而且对迫害他人的叙述更是被回避，至今只有非常个别的过来人能够勇于承认自己迫害他人的经历。我以为，受迫害的叙述诚然重要，但迫害他人的叙述更为重要，不然，“文革”的历史就成了只有被迫害者而没有迫害者，从而被迫害的事实就无从证明，后人反而以为被迫害的叙述是编造。更危险的倾向是由于迫害事实的被掩盖，过来人羞于说出自己曾经的言行，反而在努力掩盖中把自己打扮成英雄，甚至把本就荒唐的事情曲解为美好，向后人叙述“文革”曾经的美丽，比如把积极参加打砸抢、批斗说成有理想，把没有独立人格和不辩是非说成单纯，把不花钱全国串联说成阳光灿烂的日子。   诚然，提倡反思“文革”的人也不少，但不说出事实的反思并没有太大意义。天主教讲究告解，通过把自己的罪孽说出来求得上帝宽恕。上帝诚然总会宽恕罪孽，但前提是要把罪孽说出来。现在五十岁左右以上年龄的人，绝大多数在“文革”中实际都有过罪孽。1976年“文革”结束时我小学毕业，虽然我只是个孩子，并因为不是“好学生”而比较少罪孽，但终究还是有过罪孽。我曾经在批斗会上喊过口号，曾经向“四类分子”丢过小石子，曾经跟在一个疯癫了的寡妇后面起哄“地主婆，地主婆”。“复课闹革命”时候，按照班主任的布置给她写了我今生唯一一张大字报，大概文字比较通顺，她在课堂上作为“范文”朗读，我看见她在被我“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中，眼睛里闪着泪花，至今无法忘记她那战抖的声音。   “文革”中的过来人，即使那时候还是孩子，有几个人不曾有过罪孽？诚然，有的人可以用时代性盲从为自己辩护，有的人可以用无法反抗、服从指令为自己辩护，有的人可以用人人都有的罪孽就不是罪孽为自己辩护，但是，前提是要说出来，要告诉告诉孩子、告诉青年曾经的事实。如果不说出来，不让后人知道真实的“文革”，跟他们用美好的回忆叙述自己曾经如何有道德、有理想，使他们以为那是个激情燃烧的纯洁时代，便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再次犯下不能宽恕的罪孽。正因为缺乏过来人的“坦白”，今天便有一些青年被“阳光灿烂”、“激情燃烧”所蒙蔽，构成了重新发生“文革”的重要因素。“文革”过来人已经老了，或行将老了，应该为了孩子，为了中国的将来，说一声：我曾经有过罪孽。     2012-3-16 发表于2012-3-18《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