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金冲及先生误读文革 作者：陶世龙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1-7-19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9 4:15:28 阅读量：5次 近日，《 金冲及：“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错在哪儿？ 》这篇文章正在网上流传，并在人民网－文史频道编辑推荐的文章中位居第二。还有视频（文史大讲堂第六期：新中国前三十年（金冲及））。 文章的摘要说：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金冲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这个话是很说不通的，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毛泽东的权力当时是不是受到什么威胁？谁能够跟他的声望与权力相比？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如果他真要消除某一个人的权力，那用不着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那样的地位，《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就站不住了。 我以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力斗争”并非是西方学者才有此看法，应是所有文革参加者都有的体验。中国学者已整理出大量历史记载，研究成果很多。 毛泽东没有感到他的大权旁落吗？ 下面这些话都是毛泽东自己讲的——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１９６２年８月９日） 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评》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２日） 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作主席，作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指邓小平）不叫我参加会；一个（指刘少奇）不叫我讲话。（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七年来有一件事作的不太好，就是一、二线的问题。搞一、二线，原来考虑我国的安全问题，并鉴于苏联国内外出现的问题，鉴于斯大林的教训，搞一、二线。我处于第二线，别的同志处于第一线：刘、邓处在第一线。……过于信任别人。这件事引起警惕是在制定二十三条时。北京的事连插针的地方也没有。我没办法，中央也没办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５日） 《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去年就声明，《人民日报》我不看，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看来我这一套在中国不灵了。因为大、中学校长期掌握在刘、邓手里。我们进不去，毫无办法。（《和卡博、巴卢库同志的谈话》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 有中国学者概括为： “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捩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在《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里，他明确指责了“１９６２年的右倾。”这里的“右倾”，主要是指刘少奇在１９６２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说的。江青在文革初也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廖盖隆：《关于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可见其积怨之深。（《十年文革前期６５?１１－６９?４系年录》周良霄、顾菊英编著） 这些事情我想金先生应该比一般人知道得更多。 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果真是他的一张大字报就够了吗？ 金先生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应该很熟悉他们政治运作的规则，毛泽东的威望再高，要罢黜刘少奇也不是一张大字报就可以解决的。即如金先生所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难道被毛泽东认为是最大走资派的刘少奇，能不是他所要除掉的吗？且不要说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前，先是让刘邓派工作组，后又支持受工作组迫害的群众反工作组，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才坐实了刘邓派工作组的错误；之后又经过专案审查，才实现将刘少奇开除出党。 金冲及将毛泽东为什么犯错误解释为“是他把社会问题的严重性，甚至问题的性质判断错误。”还有“采取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把事情归为仅仅是因对若干具体问题判断失误而扩大化和方法问题，而且还用刘少奇把问题看得更严重来给毛泽东垫背。（“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四清”时就讲，看来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当时少奇同志还补了一句，我看三分之一挡不住。当时就把这个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也就是说毛虽有错误，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这条路线，还是对的。只要把目标找准确，方法改变一下就行了。 但事情是这样吗？并非如此。如刘源说：“刘少奇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是指由等级分化、权力异化而来的变质分子。毛泽东讲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变质分子外，还包括由一般性贫富差异被误认为是阶级分化出的‘新生资产阶级’，而更多的是指领导意识、思想路线有不同意见的当权派。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执意反对这一提法的原因。” 还有何家栋说：“当刘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时，毛却指责‘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送进历史博物馆。刘少奇一直坚持并创造性地执行、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贯彻落实这一指导思想，取得巨大成功。刘认为，由于土地革命的不彻底，加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反封建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从土改到四清，刘少奇一直都把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列为大敌，把我党的腐败根源归结于此。” 根据几十年的亲身体验，我认为刘源和何家栋说的符合事实，而金先生虽也讲了毛先生的错误，但未能揭示其要害。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下的错误，决不仅仅是把敌情估计得严重了和方式方法的问题。 几十年的折腾已证明，如果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中国早就走进现代化， 金冲及先生的这些观点，早就有人在传播，由于当前确实存在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官僚特权阶层也有出现，他们以为毛泽东的文革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出路。其中许多人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同样将官僚特权阶层与资本主义不加区别，产生泛泛的“仇富”“仇官”的心理。在一些网站上，呼唤再来一次文革，已有一些时间，如不能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据据编者介绍，金冲及先生是“中国著名学者、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而按金先生这篇文章所说，不仅无助于得到正确认识，而由于他的身份，更会使一些人以为回到毛泽东的路线上就好了。当然，此或非金先生本意，但作为一个读者，读后就是有这种感觉。由于并非党史研究者，而有关文革的材料，许多是一般人看不到的，会有不当和不足之处，欢迎大家纠正和补充。

文革的中国照样等级森严 ——我看文革•之一 作者：姜莱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3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3 11:28:29 阅读量：685次 现在文革在网上炒得很热，可在老姜看来，网上发表的不少关于文革的文章，无论是批判文革的，还是赞美文革的，犯有大而不当毛病的不少。这些文章着眼的主要是文革中出现的大事件，各种大的政治活动，一波一波的政治动荡，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花招，却对文革中国的社会结构鲜有涉及，更缺乏社会学层面的实证分析。政治事件、式样和花招是什么?是一场政治运动在水面上荡出的浪花和水泡，至于这些水花泡沫是否真正冲击了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很少有人说到点子上。 我之所以扯出社会结构来，是因为文革自诩是一场革命，而革命是什么?就是改变社会的结构。至于改变的范围有多大，程度有多深，那是另一回事儿。文革虽然榜上了文化两个字，可按照毛的意思，无非是说：第一，这场革命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第二，革命的手段是文的，而不是武力，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是批判的武器，不是武器的批判，除此之外，在毛的心中，文革就与文化扯不上边了，它就是一场社会革命。顺便说说，毛发动这场革命的目的，至少从他公开的言论看，是一场自我革命，他要改变的是自己建立起来的，已“严重脱离群众”、已丧失“社会公平”、“站到了劳动人民的对立面”、由“官老爷”把持的“变修”了的官僚结构。 毛做到了这一点吗?没有做到，他的力也没有朝这个方向使，似乎走的是另一个方向。结果，一场文革下来，官僚体制并没有打破，社会等级仍然存在，而且被强化了。 现在有些左派人士，他们在那里天天说文革的好话，其中有一条理由，就是文革创造了社会平等的奇迹，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农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了主。可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事实，这是黑色幽默。文革制造了一大堆的农民尤其是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治泡沫，这事儿没错，可在实质上，在文革期间，中国“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提高，他们仍是中国社会中身份最低贱的阶层，在很多方面，他们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群，其低贱的社会身份认同并没有被削弱，更没有被剔除，反而进一步被强化和固化了。 我先说说农民。农民总是“劳动人民”吧?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纸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却把这些“劳动人民”打入了另册。从此伊始，在神奇的中国，农民这个概念就不仅仅指的是一种职业了，它还表示一种社会身份，并且是中国除刑事犯罪人员之外的最低贱的一种身份。说当时的中国农民身份低贱，我不是在作一种价值判断，而是在陈述一种残酷的事实。又因为它是一种事实，所以，在最最革命的文革时代，农民被当成下等人看待，也就成了当时的一种社会共识，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说出来而已。即使是那些成天把农民当成伟大的“劳动人民”挂在嘴上的当权者，骨子里也没把农民当回事儿，更不可能把他们看成与自己平等的社会成员。那时的人犯了罪或“政治错误”，又不打算判他们的刑，往往就会遣送到农村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这些农民的当家人、“劳动人民”的领导者心中，农民生存的农村，不就是一座巨大的准劳改农场吗? 农民是一种身份，不准进城谋生，不准在城里找工作，不准在城市长期居住，他们要想到城市走走看看，唯一的合法理由就是走亲访友。农民中也有极少数的人进城找了工作，实现了鲤鱼跳龙门的梦想，主要是两条路，或者参军，退伍时侥幸碰上了企业招工，或者自己的母亲在乡下，可父亲却是城镇职工，父亲退休后顶了职。除此之外，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身份，难于登火星。 农民不能在城市生活，只能以走亲访友的名义在城市短暂停留，这不是文革期间的创新，文革以前就这样了。这种身份歧视是野蛮的，更与执政者标榜的理念南辕北撤。但文革前的中国农民，虽然也无法摆脱自己低贱的身份，他们偶尔想以探亲的名义去城里走走时，却好呆不算太难。他们动了这个念头，只需选择农闲季节，跟生产队请个假，就能成行了。可文革期间的农民，他们想办成这种事儿，除了请假之外，还得上生产大队去开证明，他们只有怀揣这种证明，才能坐上车，住上旅店，才能在自己亲戚家安心住下。我不否认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也过了一段逍遥日子，这期间的农民，可能不仅能随便进城探亲，还能参与城里的造反，浩浩荡荡的进城喊口号刷标语。但这段时间非常短，也就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到1967年上半年止。过了这段时间，农民就仍是农民，进城得开证明。我有次去舅舅家玩，就看过他收藏的一张1968年去看望我母亲的证明。这种张由他所在的生产大队开具的证明上，写有舅舅的姓名、性别、年龄、所属生产队、出身、政治面貌，出行目的地，出行原因，出行时间等。一群中国农民，只有怀揣一纸这样的证明，才能离开自己的家门，才能外出看望自己的亲人，你还说他们在这个国家当了家做了主，胡扯罢。我还要说的是，文革修宪时，干脆把迁徒自由这一条也给取消了。 文革期间，农民没多少自由，他们的民生总有所改善吧?也没有任何改善。文革十年，给农民整体性减过税吗?没这回事儿;取消过农业税吗?更是天方夜谭;给农民发过什么补贴吗?做你的美梦去吧。相反，在经历过50年代末的饥荒，66年前短暂的一两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一进入文革时期，当权者又加紧了对农民的搜刮，对包括粮食在内的农业实物税的征收，在“备战备荒”的借口下，几乎逼近了农民养家糊口的极限。整个文革期间，中国农民不但贫穷，而且总体而言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 农民不行，工人老大哥总可以吧?文革十年，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十年吗?这也是大忽悠。不错，文革中的中国工人，是有点“地位社会”，但那是相对于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而言的;况且工人对农民的这点“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农民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凸显出来的。5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民还有自由，温饱不成问题，许多农民就不愿进城当工人。后来农民的日子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工人老大哥就成了香饽饽。但除了农民和城市无业人员外，在城镇阶层中，当时的中国工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中国工人的低贱社会身份，并没有因为文革中震天价响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声，得到丝毫改善。 文革期间，中国实行的也是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体制下，挤进了体制内的人，包括工人，生活有基本保障，看病有公费医疗，不用担心失业，这些都是事实。但这种保障只能说是极低水平的，仅仅在生存线之上而已。根据这样一种低水平的保障，就推导出工人的社会地位有多高，实在有点夸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民生之窘迫——只要最低生存有了某种保障，就成了一种引以为傲的职业，还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扯到了一起。至于说工人成了领导阶级，就更是扯淡，那时的中国工人，领导了什么?谁能说出哪怕一件事来?文革期间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只不过是一张画饼，永远在画上。 还要说的是，即使是工人老大哥的这点保障，也不是文革赐予的，这种计划经济下的低保障，文革前就存在了，存在十几年了，文革也没有给它增添任何东西。另一方面，工人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在体制内的地位是最低的。这种身份等级制虽然文革前就已存在，文革作为一场自诩的革命运动，却没有对它进行过任何形式的革命。 如同农民这个词，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工人这个概念也有双重含义：它既是一种职业，也指称一种身份。作为一种身份的代称，在计划体制内，工人是与国家干部对应的一个概念，并且它的社会等级低于国家干部。在计划体制内，中国人也是分等级的，这种等级不是由收入区分的，也与人的工作职务或职业不完全对应，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纯社会身份的区别，是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在体制内的这种社会等级制中，工人处在最下端。 什么是国家干部?它指的是某些职业，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儿，甚至主要不是指职业，而是某种社会地位或等级的指称。改革开放前的国家干部，包括了现在所说的国家公务员，又在企业内广泛存在。国家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早期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在1949年前，或者“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时“参加了革命”，构成了非技术类国家干部的主体;二是技术型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毕业生。文革前，只要有一纸中专毕业文凭，基本上就会成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中专生贬了值，变成了可工可干的一群，许多人就做了工人。但大学(包括大专)生毕业就成为国家干部，这一条一直没有发生变化。 除“老革命”之外，国家干部的主要来源是大学毕业生。与此相对应的是，工人成了几乎世代相袭的一种身份。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他(她)是一位工人，又再没有机会读大学，这辈子更是很难荣升为国家干部，一辈子基本上就是工人身份了。 与这种身份或等级制相配套，在那时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着两个部门：劳动工资处(科)管理工人，负责工人的档案管理，工资的发放，工人工作职务的安排、调动和辞退等，人事处(科)则专管企业里的国家干部，被称为干部之家。 与农民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当时的语境中，农民这个词还具有实在的双重含义，既指人的职业，又涵盖了人的身份，那么工人的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人的身份，而职业含义则是次要的。由于这样，在当时的企业中便出现了一种怪相：一些大学毕业生，进了车间，下了矿洞，干起了工人的活儿，身份却是国家干部;而工人中那些当上了车间主任，技师，科长，甚至厂长矿长(通常是副职)的人，身份却仍然是工人。他们中的极少数人，碰上了好运气，或许能转成国家干部，但大部分人一辈子的身份就是工人。他们是工人，却当上了领导，职业是企业的管理者，就有了一个特殊的、不伦不类的称谓，叫做以工代干。 以工代干的意思，就是以工人的身份或名分，代理干部的活儿，身份是工人，职业或职务是干部。文革时期，这种不论不类的以工代干人员，更是构成了企业中低层管理人员的主体，原因是文革的很长一短时间里，大学停止了招生，大中专毕业生断了档，企业管理人员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于是许多工人顶了上来，担任了车间主任、工段长、各科室的科员科长，甚至技术部门的负责人(这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扯不上边)。以工代干满天飞，当时的统治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突击搞过几次工人正式转干的活动，一部分以工代干的工人变成了国家干部。但终究大多数以工代干过的工人没碰上这种好福分，最后还是以工人的名义退了休。 这种事儿很重要吗?非常重要。尤其在文革那种重社会身份、政治地位、政治名声或虚荣的环境中，一个有“事业心”、抱负和追求的工人，能否奋斗成为国家干部，简直可以决定此人一生的成败感。在一大二公的体制下，国有与“集体”企业的工人和管理者都是体制内的人。但体制内中又有体制内，只有国家干部才是体制的中间力量，才是毛所说的“稳坐钓鱼船”所依托的那个核心阶层。就如一个特权家族，在这个家族内服务的所有人，包括被雇佣者、家奴等都属于该家族，但只有那些与该家族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人，才是这个家族真正的主子。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如果他们这辈子不能转型成为国家干部，充其量就只是体制内的被雇佣者和家奴，哪怕他们曾经代理过这个体制的某些管理类事务。 我父亲就是这种人。我父亲这个人，工作非常勤奋，能吃苦耐劳，他也因此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劳模也当过好多次，并在后来当上了企业的中层管理者，成为以工代干一族，直到他在劳动工资科而不是人事科以工人的身份退休。父亲以工代干，旗下却管着好几名国家干部。搞笑的是，这些人当中，有摘帽的右派，“帽子拿在群众手中”的准右派、右倾分子、坏分子等，这些人曾经属于地富反坏右之列，但因为没有判刑，也没有开除公职，又都有大中专毕业文凭，所以都是国家干部。父亲以工人的身份当领导，还是能管住这些国家干部的。这些人都有“政治污点”，平时都很低调，点头哈腰的，父亲也能因此产生一点点优越感。不过这种事儿终究不靠谱，关键时候就会露出马脚来。比如，那时经常有些“中央文件”传下来，这些文件都有传达的范围，哪些人有资格听到这些文件，哪些人没有，才真实反映出一个人当时的社会等级、身份和政治地位。其中有些文件，规定只传达到国家干部，这时就出现了尴尬的情景：当领导的父亲只是以工代干的工人，不能去听文件，那些准右派、右倾分子等，因为是国家干部，都跑去开会了。当然，山高皇帝远，有时企业的头儿也会做出变通，假装不知道国家干部是怎么回事儿，把父亲这类以工代干者也叫去听文件。但走进会场的父亲，看到那些国家干部们，早已正儿八经地聚集在一起，再听到“本文件传达至国家干部”之类的宣读词，心中终究不是滋味。 父亲也因为种种此类现象而终于顿悟了，晚年他回忆这段经历时，就多次对我们说：毛主席真聪明，他老人家把工人捧得高高的，又是带红花，又是发奖状，又是要我们到处做报告，但他还是把我们当成了外人，用过之后就不管了。结果，工人还是工人，干部还是干部，连右派这种人，只要没坐牢，也比我们强多了。父亲还说，这也能理解，现在修个桥要画图纸，造个机器要搞设计，会画图会设计的人，终究比我们强，毛主席为什么要重用我们，不重用他们?不怪毛主席，只怪自己没读书。大概因为这些事儿的刺激，父亲对我们的读书看得很重，一心希望姜家也能出几个知识分子。我现在读了一些书，成了知识分子，不能说与这些事儿无关。 应该说，这也是当时的工人们的普遍心态。中国的工人并不愚蠢，他们自己的身份值几斤几两，自己心里都有数;中国工人也很精明，他们虽然也懂得跟着时髦的政治口水走，把“工人阶级领导”也经常挂在嘴边，但脑子里想的却是另一码事儿。他们中的精英，希望能以工代干，最终还是希望去掉代字儿，凭一纸红头文件脱掉工人的外衣，转型为国家干部。文革后期，大学开始恢复招生，工农兵大学生成为香饽饽，为能被推荐上大学，走后门拉关系一时热火朝天。已经是工人阶级了，已经以工代干了，为什么还要争着读大学?热爱读书是假，借此脱掉领导阶级的外衣才是真。 再重复一下，无论是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民打入另册，或是把工人变成一种低等级的身份，都不是文革的创举，这些东西在文革之前，50年代中期之后就存在了。还要说的是，这些包含了明显的身份歧视、社会等级区分的制度，虽不是文革的创造，却是毛泽东的作品。国外没这些东西，中国几千年的王朝专制时代也没有这些东西。王朝时代，中国有些朝廷限制过农民抛弃土地，并进而限制农民离开故土，比如明王朝的一段时期。但古代朝廷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土地荒废，朝廷税赋减少，身份歧视的因素不多，实际的限制也并不严厉。而50年代以来的这种身份区隔和限制，则创造了一种空前绝后、唯我独有的等级制度。尤其是在企业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工人和国家干部，这种划分又与人的实际职业或职务脱钩，就成了一种赤裸裸的身份歧视。按照这种身份等级划分的逻辑，现在有些农民工(这种称呼本身也那个时代遗传下来的身份歧视的称谓)做了CEO、董事长、甚至私企的老板，是不是也该称他们为农民工CEO，农民工董事长，农民工资本家? 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与文革扯在一起?不为别的，就因为文革一直在吹牛皮，说这是一场革命;就因为现在还有些左派在胡侃文革，认定文革取消了特权，创造了社会平等的神话。其实文革根本没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根本没有去做这些事儿，它的的兴趣根本不在这里。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工人还是国家干部，与宏大叙事的革命相比，当然只是小事儿一桩。不过，这些虽是小事儿，却直观地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某种社会结构，凸显出这个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革不是标榜要革特权的命吗?毛不是希望通过文革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吗?那么请从这些小事儿做起吧。尤其是在企业中搞出工人和国家干部两种身份来，这些身份又与人的实际职业和职务脱了节，已彻底沦为身份等级制度，就更该革它的命。这一制度既然已经沦为纯粹的身份等级制，改起来也不难，凭毛当时的冲天威望，他想取消之这一制度，动动它，更是举手之劳。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文革之风没吹到这件事上来。这种身份等级制不仅没有在文革的风暴中崩塌，反而以以工代干的形式发扬光大起来。有了这些事实，说文革是一场以追求社会平等为目标的革命，很难叫人相信。

关于文革、新华网和陈丹青没有冤枉网民 作者：恒旭 来源：原载乌有之乡，钱初颖推荐 来源日期：2011-7-3 本站发布时间：2011-7-3 10:33:21 阅读量：0次 建党九十年时，有两篇关于文革的文章，成为了舆论焦点，一篇是《新华网：中国照搬多党制将重蹈“文革”动荡史》，另一篇是《陈丹青：网民围观人肉郭美美大有文革遗风》。 两篇文章之所以成为舆论焦点，原因在于，这两篇文章把那些自认为是“普世价值”派基本概念的的“多党制”和“围观”，扣上了“文革”帽子，引起了自命为普世价值派的人们的极大愤慨，纷纷声讨新华网和陈丹青，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普世价值派大领导所指责的“文革余孽”。 普世们，尤其是年轻的80后90后年轻普世们觉得自己真是比窦娥还冤枉，自己明明是普世派，却被新华网和陈丹青说成是文革余孽，于是火气很大，可是火气大也没用，新华网和陈丹青至少说的是事实。 新华网说“文化大革命派别丛生”，这是事实。普世们纳闷了，普世精英们说文革里不是只有造反派吗？那里来的派别丛生？显然，普世们尤其是年轻的普世们还需要多去看看文革历史书，起码要搞清楚，红卫兵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并存，谁支持保守派，谁支持造反派，起码要搞清楚现在当政的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 普世们的偶像艾未未的闺中好友陈丹青说“围观是文革遗风”，这也是事实。围观，围批，围攻，都是文革时的普遍现象，而且围观也只是最低级的办法，围观完了，还可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然后批斗围观对象，公检法机关还不敢管你，因为你是革命群众啊，公检法怎么敢惹你？放到今天的话，比如你看到什么贪官，什么忽悠群众的砖家，什么炫富的脑残富二代，你可以随便去围观了，围观完了，你想批斗也行，想贴他们大字报也行，想到广场搞集会也行。 所以，觉得很冤枉的小普世们，其实是因为自己太脑残，太不了解历史，新华网的笔杆子们和陈丹青都是经过文革的，他们说的就是事实。脑残普世们又说了，我们支持的多党制和围观都是学习美国的，绝对跟文革没关系。说这话，显示出脑残小普世们甚至连美国历史都没读过，不知道美国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发生了什么，不知道当时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竭尽全力，组织全国性群众大游行来声援和支持美国民权运动支持马丁路德金的，支持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权解放运动，支持被美帝苏修压迫的各国人民实现民主自由人权的，更不知道为啥是尼克松基辛格跑到中国来求毛主席和周总理，而不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跑到美国去求尼克松基辛格。 中国共产党是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代末才把这个领导权主动交给美国，至于原因，这里就不说了，说出来共产党伤不起。 历史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冷酷。所以，脑残小普世们不必觉得被新华网和陈丹青冤枉了，谁让你们是脑残呢？除非你们自己争口气多思考告别脑残。最起码五四青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呐喊，能最低限度保证你不被居住在中国外国人如自称中共党员的澳大利亚人杨恒均等忽悠脑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