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打黑颂扬声后的坊间争论 　　晶报记者  　　岁末年终，曾引发无数国人关注的重庆打黑除恶风暴，高潮隐退，日趋沉寂。这场2009年最受瞩目的地区性官方事件，在展开伊始的数个月内，得到了包括重庆市民和重庆以外地区全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一致拥护。叫好者中，有人登广告，有人送锦旗，有人放鞭炮……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对政府工作的支持、赞赏与配合度，达到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新高。然而，随着近日北京律师李庄的被拘，在重庆打黑一片颂扬声的背后，一些在坊间争论和非议许久的话题，也逐渐浮出水面，凸现在人们面前。 　　不仅仅是李庄被拘引发的争议，从一开始，就有一些与主流民意不一样的声音，在坊间流传…… 　　争论一：“行动”成了“运动”？ 　　“打击黑恶势力的专项行动，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写保证、写自我交待、检举揭发他人、签保密协议，有点类似于‘文革’时期了。”一位身居高位的重庆官员苦笑着说。 　　10月25日晚，在重庆市渝中区的一家酒店里，重庆一家重要媒体的采访部门负责人，向晶报记者讲述了他所亲见的一个场景： 　　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和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被抓后，“打黑英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召开了一次全市公安系统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事先都安排好了座位。会议开始，王立军提醒，各人都要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千万不要坐错了位置！参会人员到齐后，进来一排武警，站到了6个人中间。这6个人顿时吓得浑身发抖，手脚哆嗦。但那些武警却没有任何动作。过了一会儿，坐在武警旁边的其中一个人精神崩溃了，伸出双手对武警说：“你把我铐住吧。”武警说：“不是来铐你的。”那名参会人员说：“铐我吧，不管你们是不是来抓我的，我都坦白，我有问题……” 　　这位重庆媒体记者告诉晶报记者，在打黑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重庆官员都特别怕“开会”。因为文强、彭长健、徐强等被抓的政府官员，都是在开会时被带走的。这个场景，就是在强大的打黑气氛和“气场”威慑下，重庆官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一个小小缩影。 　　“打击黑恶势力的专项行动，成了一场政治运动。写保证、自我交待、检举揭发他人、签保密协议，有点类似于‘文革’时期了。”一位身居高位的重庆官员苦笑着说。 　　不仅官场如此，在商界，一个接一个“亿万富翁”、“商贾名流”作为黑社会团伙头目先后被抓了进去。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一些企业界人士如坐针毡，深恐哪一天“噩运”降临到自己头上。有媒体报道，当时曾有一些富豪卖掉自己在重庆的产业悄悄出逃。 　　而最为引起争议的是在审判阶段。黑社会团伙系列案件开审之后，法院部门组织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审，每一场庭审之后再邀请这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听取他们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定罪量刑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重庆相关法院的官方网站新闻稿称，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这些意见与建议，“合议庭将在评议案件时予以参考吸纳”。 　　法律界人士立即指出，法院合议庭成员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对法官具有投票权的人大代表直接就具体案件发表看法，被指严重违宪，干扰法院独立审判，“政治气氛太浓了。这不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了，搞运动也不能违反法律呀”。 　　9月初，在打黑系列案开审之前，重庆市司法局已专门发文，要求办理涉黑案件的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泄密，对苗头性问题要及时报告”。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律师告诉晶报记者，这份文件下发后，很多重庆本地律师不敢或不愿接涉黑案，一些涉黑案件当事人家属，则不得不到重庆以外的地区聘请律师。 　　到了后期，即12月18日，新上任的重庆市司法局局长在一个律师工作座谈会上，公开要求代理涉黑案件的重庆律师“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必须“顾大局、守纪律”。这引来全国媒体的强烈批评，不少媒体指其缺乏基本法律意识，讲话有违法治精神。 　　率先公开指出重庆打黑有“政治化、运动化和扩大化”之嫌的，是曾长期在深圳为农民工讨薪和维权、以敢做敢言闻名的重庆律师周立太。他在10月上旬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打黑除恶不应该运动化，更不应该变成政治运动。“打黑本来就是政府分内的事情，如果运动化，很多事情就会扩大化。”“重庆自成立直辖市以来，有60万件案件没有破，也就是一年5-6万件……打击犯罪，要建立起长期、良好的常态机制，不能是突袭式的、政治运动式的。往往通过政治运动的形式来完成的，都会扩大化。” 　　周立太担任了涉黑案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有人认为他说这些话是为黑社会开脱。他的观点随即遭到了猛烈抨击，无数网友将“砖头”砸向周立太，痛骂他是“黑社会的狗头军师”。他不得不专门开设博客、不停地接受媒体专访来为自己辩护。重庆官方也出面说明，称打黑“不会扩大化”。 　　但是，关于“打黑行动”是否已演变成“政治运动”的争论，并未因此而停歇。 　　争论二：“打黑”变成“黑打”？ 　　“欲加之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猜测。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打黑系列案件中的程序公正得不到保证，才是“打黑”变成“黑打”的最值得诟病之处。 　　重庆媒体界资深人士指出，重庆打黑风暴中的这些行动，其实与2007年底重庆新领导班子上任以来所实施的几项重大举措，思路一脉相承。 　　2008年6月开始，重庆市轰轰烈烈地开展起“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简称“唱读讲传“）活动。在外人看来，这更像是一场运动。以“传箴言”为例，重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均被要求每人必须发N条短信，各个单位也下达了发送短信总量的任务。有区县更是成立了“红色短信研发中心”，组织专门人员创作编写“红色短信”。市主要领导亲自创作并上传的一条短信，据《重庆日报》报道，到2009年6月已被转发了1600多万次。 　　官方称，这项运动的目的，意在“传播主流价值，丰富群众文化，培育城市精神，提升市民素质”，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然而，“塑魂工程”似乎并未达到“提升市民素质”的目的。2008年11月3日，重庆爆发了规模庞大的全城8000辆的士司机罢运事件，引发海南三亚、甘肃永登、云南大理等全国多个城市的的士罢运连锁反应。事件平息后，重庆市领导召开座谈会，听取的士司机的意见。会上，重庆渝强公司的代表黎强竟然粗暴地打断了市主要领导的讲话，拍着桌子吼道：“你刚来重庆，对重庆的情况不了解，我来说给你听！” 　　如此张狂、“没有素质”的市民，竟然还是市人大代表，而且据事后调查正是他幕后指使和策划了的士罢运事件。有着红色革命传统的重庆怎能任其肆意胡为？ 　　据说，这成为引发重庆打黑风暴的导火索。 　　有消息证实，最开始，黎强案即被列为重庆打黑第一案。后来，因牵出文强，黎强案才退居第二位。 　　10月26日，晶报记者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记者一起，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旁听了黎强案的开庭审理。走出法庭，不少记者私下交流，大家都一个共同感受：黎强不像是黑社会。“黎强确实很可恶、有许多违法犯罪行为，但硬要给他戴上‘黑社会’头目这顶帽子，还是有点底气不足。”一位上海记者说。 　　面对公诉人长达59页、宣读了3个小时的指控，黎强的辩护律师赵长青在第一天法庭调查中只花了不到10分钟，问了黎强几个问题，就使旁听者明白了指控黎强为“黑社会”为何不合法理。 　　75岁的赵长青是中国刑法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曾参与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订。“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正是在1997年的修订中被第一次写入刑法。对什么是黑社会犯罪，赵长青可谓最权威的研究者和解释者之一。他认为，要认定黎强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必须解决“载体”、“行为”、“领导”三个前提，但这三个前提黎强都不具备。因此他完全否定了检方对黎强“黑社会”罪名的指控。 　　除赵长青外，黎强案中的其他42名律师，事前互相之间并未经过任何沟通，但也都在庭审中全部否认了检方对各自当事人的黑社会犯罪指控。 　　有律师认为，这不是因为律师和当事人有何预谋或死不认罪，而是根据事实和证据，各当事人确实不符合黑社会犯罪的构成要件。 　　那么，专案组和公诉机关为何一定要把黎强“往黑（社会）里‘整’”呢？ 　　黎强案庭审旁听席上，坐在晶报记者身边的是一位平头、夹克衫、休闲裤的精干小伙子。他自称是“普通市民”（但普通市民是进不了法庭的。根据法院提供的信息，进入法庭旁听的只有案件当事人家属、记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后来记者获知，还有一种人就是该案件的专案组成员，他们一般悄无声息地坐在旁听席最后几排，不透露身份。这个“普通市民”刚好符合这些特征）。他向晶报记者透露，出租车罢运事件，是重庆多种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但这次事件对重庆的形象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有人想把罢运事件的责任推给企业，推给黎强和“黑社会”。这次有人提出要“重新审视和注释罢运事件”，“查出罢运事件的真正黑手”，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出租车罢运事件后，渝强公司当时就已被处理过，有几名参与闹事的人被抓，后来黎强想法弄出了两人，但放出的当天下午，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就带人把这两人又抓了回去，还撤了放人的巴南公安分局一名副局长。 　　不只黎强案，在初期开庭审理的杨天庆等9人、刘钟永等２２人、李义等２６人、谢才萍等２２人涉黑系列案件中，各个涉黑“老大”及其他被告人，也几乎都对其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指控表示不认罪。“黑社会”组织成员却全都不承认自己是“黑社会”，这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 　　“欲加之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猜测。一些法律界人士认为，打黑系列案件中的程序公正得不到保证，才是“打黑”变成“黑打”的最值得诟病之处。 　　赵长青以法律界的泰斗之尊，在黎强案开审之前，也只见过黎强两次。而在全国较有影响的律师周立太，担任李义案涉黑被告人李志刚的代理律师后，他声称，“提前见不到被告人，看不到案卷，看不到证据，只能在法庭上瞎说”。 　　“被告人不管犯了什么罪，不管严重到什么程度，他都有委托律师的权利，律师有为他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有会见权，而在本案中一律不得会见。在审判阶段，所有律师都看不到案卷。所有的案子也都是快起诉、快审理。如此办案，律师如何发挥辩护权？”周立太质问。 　　而在此之前，已有外地律师在华龙网、天涯社区重庆版等网络上，讲述自己代理涉黑案，却见不到人、看不到案卷的窘境，称“涉黑案律师摸不着黑”。 　　法庭上和法庭外，律师们都发出了“打黑不能黑打”的呼声。 　　这种呼声在李庄案出现之后，变得更为强烈。 　　争论三：“舆论”源自“官论”？ 　　“一家曾有着光荣的新闻专业主义传统的大报，在此次事件中却沦为警方的打手和工具，这是中国媒体2009年最大的耻辱。”在新闻业界的专业论坛上，业内人士发出如此长叹。 　　北京律师李庄的被拘，使坊间对重庆打黑的非议之声达到了顶峰。 　　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以《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律师李庄、马晓军重庆“捞人”被捕记》为题，披露了重庆打黑案中的一桩案中案：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因帮助被告与他人串证，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等谎言，唆使其向法庭提供虚假供述，被检察机关逮捕。 　　这篇报道的内容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反应。与以往所披露的案件中公众的反馈多数支持政府打黑不同，这次有为数相当多的民众认为，这是重庆公安司法部门“杀鸡儆猴”，是对代理涉黑案件的重庆市外特别是北京“有背景”律师的“敲山震虎”。李庄会见龚刚模时向其眨眼是“教唆其翻供”、李庄未向法院提交任何证据却被称为“伪造证据”等指控，以及仅仅依靠举报人的举报就予以逮捕，李庄12月12日被拘留、13日批捕并召开新闻发布会、14日刊出长篇报道、不到一周即起诉，事前似经过周密部署等问题，都成为各界质疑的焦点。 　　有意思的是，披露此事的《中国青年报》这篇报道本身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篇报道被指为“文革”腔调，堆砌大量形容词，主观倾向明显，甚至声嘶力竭。“从专业上看，它是典型的‘黄色小报’体写作，用危言耸听的描述来吸引读者”。在没有司法定性前，记者已将李庄定性为“混迹律师界十余年”，“为捞钱”、“有背景”的一个混混。记者“违背基本的新闻公允原则”，只报道警方的说辞，却不给当事人李庄澄清、质证和辩驳的正常话语权，是一篇“专政报道”。当天晚上，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作为节目嘉宾就对这篇报道存在的问题予以了批驳。 　　就在采写这篇报道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博客上回应称为写这篇报道“做了很多采访”时，12月17日，《新京报》刊发该报记者的报道称，李庄被批捕当日，重庆警方曾组织人员写了两篇通稿，其中一篇与《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基本一致，只是略有删改。 　　“一家曾有着光荣的新闻专业主义传统的大报，在此次事件中却沦为警方的打手和工具，这是中国媒体2009年最大的耻辱。”在新闻业界的专业论坛上，业内人士发出如此长叹。 　　实际上，重庆打黑开始以来，一只无形之手一直在操控着舆论的进展。关注着打黑案的各地记者对此深有体会。而此次，这只无形之手只是有意或无意地露出了它的几个小指头。 　　最早的案例发生在文强被双规之时。事实上，不是记者，而是官方主动但匿名地在网上公布了文强被双规的消息，以试探群众的反应、搜集更多的证据。 　　重庆华龙网是重庆有官方背景的新闻网，其“打黑论坛”堪称重庆打黑的“权威消息来源”，经常有用官方语言写作的“网友”，在上面披露一些打黑的零星独家消息，而且几乎都和后来官方正式公布的完全吻合。显然，这些“网友”不简单。 　　不仅如此，每当有不符合官方腔调的声音出来，论坛上便会出现大量围剿、反驳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与官方的基调一致，“文采斐然”，决非一般网民能够写出来。有资深网友认为，这些“舆论”基本来自“官论”。比如央视“新闻1+1”12月14日报道李庄案之后，由于何兵教授认为无证据证明李庄有罪，华龙网几天之内立即出现了十几篇反驳和谩骂何兵的评论。而支持何兵的则几乎没有。网上几乎只有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 　　然而，这已不是一个一言堂、一种声音的时代。重庆打黑，不可能再是“警方雷厉风行抓人，法院三五两下断案，媒体异口同声报道，民众奔走相告叫好”的模式。只有当非议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多，争辩才能越来越明、真正和真相才能越来越清楚，而社会才能越来越进步。

　　对沉迷于帝王将相电视剧的中国亿万城乡父老来说，2012年3月14日下午13时45分之后两天里发生的一切，完全可以用“宫廷政变”来概括。当今中国最有权势的25人之一（甚至早有言之凿凿的传闻称其将在半年后进入前十之列）－－薄熙来，在一场由其下属、前重庆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王立军“叛国”而引发的蝴蝶风暴中，未能全身而退，功亏一篑地倒在了进军政治高峰的最后台阶上。 　　那天午后，在温家宝允诺“再回答两个问题”之前，人们已经为这位总理的两会记者会谢幕演出而兴奋异常。这位被一些反对者讥作“影帝”的老人，为上任9年来的工作不足而公开道歉、请求宽恕，承认类似“房价越调越高”、“政策不出中南海”的嘲讽确有道理，更叹息自己“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他也再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令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别热心的话题，声称要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否则“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在与电视直播同步进行的网络讨论中，即使是一些长期以来认定温家宝的勤勉亲民只不过是“做秀”的异议者，也承认他今天的言论尺度超出期待，仿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不过，不论是“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还是许诺最后一年做好5件难事，都还不能让围观的人们尽兴。此刻，温家宝的缓慢语速已经使这场发布会延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接近3小时，最后一个获得提问机会的记者站起身来。在询问了地方债务的政府难题后，这张来自路透社的白人面孔没有辜负人们对外媒记者的期待：“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大家很关心的重庆市发生的所谓‘王立军事件’。王立军进入美国领事馆以后，中央的有关部门已经进行调查。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您觉得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谢谢。” 　　屏幕前攒动的人们一定也会对这位深谙汉语技巧的记者说声“谢谢”，除了遭遇民间异议者阻击的刑诉法修正案之外，“重庆”可能是关心中国政治者最想听到的关键词。 　　这种焦急的等待甚至令一位网民产生错觉，当温家宝承诺认真对待地方债务并特意说明“稍后回答第二个问题”时，电视机前的他误以为答问就此结束，在微博上对总理“故意不回答”表示愤慨。好在，现场翻译很快完成了工作，温家宝抿了抿嘴，开始那段注定会被反复解读的表态。 　　在声明中央高度重视王立军事件后，他话锋一转，在面向全世界的摄像机前公开责备：“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然后，这位被公认为党内右派、开明派的中共高官决定“讲一段话”：“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走过弯路，有过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中央作出关于正确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并且做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抉择。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网络文字直播实录这时反而显得跟不上他的语速，温家宝显然早有准备。 　　与此同时，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一片沸腾。那些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治理模式常持异议，并因为王立军事发而断定“平西王”前途暗淡的人们，激动不已。依据对中共政治话语模式的判断经验，他们认定，温家宝的这段讲话无异于将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定义为文革思维，批评其与中国共产党得以稳定政权的改革开放策略背道而驰。 　　“这是十年来最有含金量、最有料的一场发布会”－－一位媒体主编发出微博感慨，并迅速得到赞同。来自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职位更高的官员的批评，就像一把更加锋利的尚方宝剑。对这位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毛左”做法心存不满的“右派”们，利用在网络空间中的绝对优势话语权，提前开始狂欢：“重庆市委市府必须反思”成为最大新闻门户网站们的头条标题；有心人前往重庆官方管辖的华龙网，发现那条有关王立军的同步直播实录链接曾经失效，就此嘲笑此举无异“掩耳盗铃”。 　　此后发生的事情说明，薄书记的属下们此时应该已经不会有“掩耳盗铃”的勇气了。那条华龙网的链接最终得到恢复，重庆市人大的官方认证微博账号更是迅速摘录转引温家宝的讲话精神：“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波谲云诡的政治摊牌气氛简直要冲淡温家宝催人泪下的“请人民忘记我”。正当人们兴奋地观看央视《新闻联播》，并确认温家宝这次的“敏感言论”没有“不出中南海”时，中国最有名声的记者胡舒立已经通过财新网发表“火线评论”－－《温家宝为何两提〈决议〉》：“温总理两提《决议》，均与‘文革’相关，均强调历史感和历史检验。在第二个回答中，他强调重庆当局应当吸取王立军事件教训之后，再谈文革教训；在第一个回答中，他的担忧在于不进行政改则‘文革’可能重演。无疑，重提《决议》显示了对‘文革’复辟的担忧。” 　　新华社公布的记者会答问电稿并没有与电视机前人们的记录有太多出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文革重来”在内的所有表述都未遗漏，央视一套也在当晚21时重播记者会全程。一些人在网络上传说着“宣传禁令”的到来，一些人则鼓励有良知的媒体人要在这个时候“帮总理一把”。 　　一夜劳作。因为在多次重大事件中表现突出而受到关注的上海《东方早报》，最终在15日的封面上选取“改革须有人民觉醒和支持”作为头条大标题－－这句话被一些人解读为温家宝作为“右派”在党内感到形单影只，不得已而求助于民众。另一些典型标题来自温家宝那些诗词警句，广东《新快报》因为摘录了“文革可能重新发生”、“重庆必须反思”和“吴英案要实事求是”这三段热点答问，而获得同行们的普遍称道。在这种几乎所有市场畅销报纸都将整个头版贡献给温家宝临别箴言的环境中，《南方都市报》简直要因为选了句“一些地方房价远未回归合理”而感到愧疚－－事实就是，这家中国最著名小报已经有记者就此公开表达对总编辑表现的不满。 　　这种比拼在新闻管制下如何游走极限边缘的竞赛，主要发生在市场化媒体身上。当然，风暴中心的重庆例外。人们在最能体现官员意志的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上也没能发现“惊喜”，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又或者《北京日报》、《解放日报》一样，这份由本地宣传官员直接管理头版的媒体正常出版发行，按例刊登温家宝答问电稿，未删一字。 　　时间来到15日早晨9时17分，那些因为薄督前途兴奋讨论了一夜的网民们，再一次被人民网吸引住了：这个曾经在王立军事发之初宣布“将有重要消息发布”的《人民日报》主办网站，通过官方微博账号故伎重演。不过，这次预告被民间消息灵通者提前一步透露天机，“今天上午薄已免职。重庆市委大会。张德江兼任市委书记”。拥有近20万关注者、长期贬斥“西红市”模式的前记者杨海鹏甚至赌咒，“如此消息不实，甘愿以此博关闭‘自裁’。” 　　10时整，新华社获准发稿，一共54字：“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这则短讯迅速直攀各大新闻门户头条位置，不到1小时后，稍微详细一些的表述公布：“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 　　棋行至此，人们开始明白温家宝在20个小时前语重心长的缘故，那决不是见招拆招、个人表态。华龙网再也没有理由使得这条新闻链接失效；虽然在下午14时后，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凤凰已同步将标题由“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更改为“重庆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并移出要闻区，但更靠近中南海的人民网和新华网却保住了醒目版位。 　　重庆森林消息森严。人们只能从新华社播发的只言片语中推演局势，比如“不再兼任”与“免职”之间的距离。有中共历史爱好者在推测薄熙来是会走上陈希同、陈良宇式的覆辙，还是能像王乐泉、杨白冰般“软着陆”。 　　终究还是对“平西王虎落平阳”的“幸灾乐祸”汇成了互联网论坛上的嘹亮歌声，俨然盖棺论定。新浪新闻的官方微博账号也已经在传播“王立军事件回顾”，热点话题榜首的用词是“薄熙来去职”，那些在整个两会期间不停传播的画面、段子更是获得新生，并且加上了对功亏一篑的无情嘲笑，薄熙来时代的一些“罪人”的喊冤音量也更大了。来自海外媒体的分析得到网络传播，比如来自呙中校的《亚洲周刊》特稿：“王立军是个监听狂，掌握着大量薄熙来录音，涉及薄熙来及其家人甚至小团体的秘密……形势对薄熙来越来越不利，十八大升为政治局常委已基本无戏，软着陆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王文“独立的人格”显得更加“不为人们所理解”了。这位《环球时报》评论负责人在新华社发出第二条稿件的同一分钟，宣布：“删去几条微博，但仍坚定保持个人的政治信仰！这是我近期内唯一的声明：8个月内不再谈论朝政！”此前，在温家宝发布会斥责重庆市委市府之后，王文表示不解；更早前，在重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答问后，他更是连发三段微博，批评舆论“妖魔化”“刁问”薄熙来，强调重庆人高满意率、高支持率“不可抹杀”，并公开呼吁“6个月后的九个位子应该容下他”。 　　另一位受到关注的“挺薄”派是林治波，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这位宣传系统局级干部“在这个时刻，本人公开地说一句心里话：薄熙来是个好干部！”林社长或许代表了一批曾经亲身感受过山城民生提升的观察者，他们认为，重庆模式“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公平与市场经济效率的结合，这应该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的方向”。 　　两位著名的“毛左”－－司马南、司马平邦，更显失落。前者除了吟出七言绝句“半壁西南一柱倾, 媚骨奴颜不容雄”外，也叹息“今天的几篇微博被责令删除……致意网友，祝贺网敌人”；后者正因为一早发出“薄黄挺住！重庆挺住！中国挺住！”的金光大字而备受调笑，他决定“午间习书，新华社电”。 　　沦陷的还有大本营。欢欣鼓舞于“五毛党”失去靠山的人们，开始奔走相告：“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民声网和红色中国网全部打不开了！”在过去的4年中，这几家左派网站成为薄熙来拥护者的主要言论阵地，在15日的下午，它们陆续宣布“服务器正处在维护中”。 　　“人未走，茶已凉”的感慨还因为人民网和新华网已经删改薄熙来简历和过往活动报道而生－－因此，联系到另一位“毛左”孔庆东被北大停课的传闻，有人已然叹息中国民众那套成王败寇的斗争哲学之根深蒂固，“如果政府可以封杀左派的言论，他们就同样可以封杀右派的言论。那些欢欣鼓舞的公知本质上跟左派没啥区别。”一段嵌入中共关键人物的曲词则表明了对密室政治的厌恶：“熙来攘往，薄情怎抵德满江，莫慌张，胡说温情，习已为常，强颜欢笑即为相，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更有那，江湖尚在，死国耀邦。” 　　北大学者陈浩武理解“左派”：“以人治为背景的人事变迁，不能给予太多的浪漫主义解读。中国左倾思潮的泛滥，既有对文革缺乏清算的历史原因，也有当前贪腐横行，社会贫富差别极大，缺乏公平正义的现实原因。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制度变革。某个人事变动，只能暂时改变力量对比。”而在这天下午一篇曾短暂生存的经济观察网评论中，学者孙立平呼吁“冷静”：“重庆模式的出现，客观上起到撑大政治空间作用，刺激了有特点的‘地方施政’和政治多元化出现，不应从‘削藩’角度肯定（薄熙来解职）这件事……既不能仅仅因为重庆出事就简单否定重庆模式，也不能根据重庆重视民生就肯定重庆模式。” 　　混合着对胡温十年施政成果的失望，“既不能”和“也不能”的两端正盘踞着重庆路线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凭借着在重庆以外市场化媒体上的巨大麦克风，追求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坚持贬斥“唱红打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民生改善只不过是杀富济贫；而那些坚信薄熙来一身正气的人们，则赞扬这位中共元老之子继承正统，给民众带来公平正义、共同富裕。 　　18时30分，因改作“红色卫视”而失去收视率的重庆卫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观众，人们等着观看那场宣布薄熙来失去根据地的大会。在事后的形容中，有人从男主播的表情中看出了“压不住的欢乐”，有人从市长黄奇帆的主席台表情中读出了“惶恐”。这段口播新闻的解说词很快得到门户网站记录转载，包括“李源潮表示，这次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是鉴于王立军事件造成的严重政治影响”、“张德江指出，重庆的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以及“黄奇帆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拥护中央对重庆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 　　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这或许可以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喉舌的一贯重视。这一晚，重庆卫视也已经“与中央保持一致”。这家在过去两年中因为“不播广告”而名动天下的电视台，甚至在晚间开设了一个认证微博账号，而商业广告，也已经有小部分回到了荧幕上。 　　蔡副部长亲自督阵的重庆报纸，当然更不会出错。继承发扬14日当晚的正确抉择，16日晨间，《重庆日报》原本每天都有的“五个重庆”、“缩差共富”等口号版面不再出现，代之以“民生”之类的版名。晨报、商报、晚报、时报，更是用几近整个头版向直辖市民众通告中共中央决定、干部大会表态以及新任最高长官的简历。 　　那些因为“一薄三折”而兴奋了两天的《南方都市报》记者们肯定又要在心中骂娘了，总编辑没有允许有关重庆的任何一个字出现在16日的封面上，简短的新华社电稿孤单地悬在第5版。不过，也不用太担心读者抱怨，事实上，在这个早晨的广州街头，根本没办法在任何一张本地时事报刊头版上找到薄熙来或者张德江，从《南方日报》到深圳《晶报》，广东省委宣传部成功地将这条可以被用来与本地大员汪洋前程两相对比的消息押出头版。《新快报》作出的努力是，在评论版转荐来自胡舒立的警告：“一些人滑得很远，只看到当前问题的症状，却找错了病根，开错了处方，把板子打到了改革头上，甚至主张‘退回去’。于是，这些人怀念贫困和饥饿时代，并将一个等级森严、社会流动几乎停滞的社会，浪漫化为一个人间天堂。” 　　中共中央机关报给出的标准位置是头版中下部两栏题，《北京日报》跟进。这个时候，《新京报》做得更多。除了以头版头条刊出“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以及“青海副省长何挺接任王立军职务”的消息外，更有社论《中国，只能向前走》助阵：“当下，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不少问题，可是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建立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全方位‘改革’，而不能靠运动式的‘文革’。” 　　虽然王文还是在子夜时分微博抱怨“舆论操纵者的煽情与民粹”、反问“30多年来，欧美媒体几乎没有一次像过去24小时内那样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举动齐声叫好！这说明了什么，没有人想一想吗？”，但他的领导、《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恪守了自己的承诺：“当信息过少或过多的时候，我相信党中央。这是理性，也是信仰。”作为当今中国极少数给予“毛左”人士发言渠道的正式出版物，这份畅销报纸今天只是摘录了部分国外通讯社对重庆人事变动的报道点评。 　　即使需要去争夺市场眼球，总还得顾及媒体安全。一些总编辑选择头条，另一些选择导读，这种上上下下的琢磨，同样体现在这个上午的新闻门户编排中－－腾讯网易只能借《重庆卫视一年来首次出现商业广告》曲线救国，凤凰网则是唯一一个仍能坚持把“重庆领导调整”留在首页要闻区的大型门户，基于新闻冲动和逐利目的，编辑们勇于为一些关键表述加粗加黑，并在稿件下方加上诸多历史专题链接。当然，这种管制更不能有效延伸到网络论坛和微博中，类似“政治观察”和“中南海来信”之类的帖子正与强行删除者赛跑，仿佛野火烧不尽，至于有关薄熙来的秘闻更是四处流传，仿佛一夜之间就获得了通行证。 　　现在是2012年3月16日下午14时，距温家宝公开批评政治局同僚已经48小时，距中共中央确认薄熙来去职重庆已经28小时。这48小时里发生的棋局变幻，显然早在那位路透社记者发问前就已排定，但一招招腾车换帅，外人看来依旧步步惊心。虽然薄熙来的名字后面仍有“同志”二字，但即使是死忠粉丝，也得承认形势极为不利，凭借“唱红打黑”问鼎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在一夜之间变得那么遥不可及。 　　有人早已将王立军事件比作当年林彪出逃，只不过，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全民全程直播的最高层政治人事变动，虽然那些密室决议的细节还不得而知，虽然这还是一盘未下完的棋，但从“王捕头夜奔美领馆”到“平西王黯然离山城”，拜这三年以来蓬勃发展的自媒体之赐，中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通过那么多“民间通讯社”获知各类事关最高机密的小道消息或空穴来风，胡耀邦、赵紫阳当年被元老院罢黜自不待言，即使是6年前陈良宇被免职调查，也从未有过这般众目睽睽、物议汹汹。甚至，完全可以将温家宝48小时前的切割摊牌理解为民间沸反舆情的压力所致：改革，的确必须有人民的觉醒和支持。 　　2012，遮挡中国执政者最高机密的沉重幕布，不再那么严实。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然而，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发现他们维权的结果是报案难，解决更难。 中国《新京报》星期四刊登长篇文章，用四个真实的案例说明，消费者维权投诉并不意味着所购伪劣商品和所遇消费陷阱就能圆满结局，因为本应接受消费者报案的有关部门互相推诿不作为，使不少消费者在投诉之后由于取证无门和高价鉴定等问题而“乏力退出”。为此，办有“老记徐祥维权热线”的原资深媒体人士徐祥表示： “中国到了3.15这天会有很多案例。好像不仅对消费者传扬保护法，对消费者这一天好像是真正的消费者。很多人在扬眉吐气地成为了消费者。其实我们倒希望每天都是３．１５。但是在中国大陆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对那些部门的做法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是你也没有任何办法。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 今年三月五号前有官方媒体发表评论要使学习雷锋常态化，不要让雷锋每年总是“三月里来， 四月里走”。难道口口声声说要“以民为本”的政府不能将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也常态化，使大小工商和消费者保护协会不仅仅在3.15这一天才高擎所谓的保护消费者“维权之剑”吗？ 在四川重庆从事媒体新闻编辑的向邵伟先生表示，消费者在中国维权遭遇报案难和有关部门互相推诿等难关的现象实际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我觉得这个相互推诿的问题不止是在消费者的之上才会体现出来，这个问题是个普遍的现象嘛。” 维权难和成本高是中国消费者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近日对媒体形象地比喻，消费者维权成本之高,有时为“追回一只鸡，得杀掉一头牛”。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政府允许并保护一些为消费者伸张正义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让他们与有关政府部门形成相得益彰的互补是否有助解决问题？徐祥为此表示： “它不打击你、关闭你，你就烧高香了。它还会保护你？它保护的是哪些人？你别跟政府唱反调儿，你不能涉及到当局者的利益，不涉及到一些重要部门，企业的利益。大企业啊，如果你搞一些小企业，政府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重庆向先生认为，政府目前已经有的部门如果有所作为，已经有的法律法规如果贯彻执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在中国不会到今天这种地步： “我们有消费者协会，还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曾经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不光是３．１５那天才这一天才打假，而是我们每天都要是３．１５。但我觉得中国存在的问题就是喜欢什么事情都照着某一个日子，到了儿童节就会给留守儿童发点东西。这些东西不能成为一种常态化，而不是某一天来做做。” 不过，中国有评论指出，要想切实保护消费者，中国政府必须提高消费侵权的赔偿额度。中国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行的是双倍赔偿原则，这显然远远不够。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的统计，中国消费者维权获胜之后，目前每案得到的赔偿金平均为700多元人民币，而美国平均每案消费者获赔35万美元，即220多万元人民币，是中国每件赔偿额的3700多倍。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