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通稿

四川省副省长及公安厅厅长突然被免职, 王立军惹的祸?

        日前,四川高层发生人士变动,原副省长及省公安厅厅长被免职。王立军事件持续在网络和民间发酵。官方对此用词含糊不清,更激起民众浮想联翩,各种传言和调侃充斥网络。今天,北朝鲜金正恩被大陆微博“幽默死”。 副省长、公安厅长换人         四川新闻网报导,2月10日,四川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省长蒋巨峰提出的任免案。任命甘霖为四川省副省长,侍俊为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免去黄小祥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曾省权的四川省公安厅厅长职务。甘霖2008年3月起任珠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报导称,在会议举行的颁发任命书仪式上,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向甘霖、侍俊颁发任命书。 大陆导演张洲在实名认证的微博表示关注:四川省公安厅厅长曾省权突然被免职。 东亚经贸新闻报社采访中心主任孙长夫表示:(四川高层官员)下课肯定与王立军案有关系。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律师则表示:难道是因为四川公安厅长的关系,才让王立军成功进入了成都美领馆不成? 一位四川民众表示,这么快就动手啦?甘可是某副总理的前秘书。 另悉,1月间,曾省权已任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黄小祥现已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 民间出笼各种猜测         近日,官方媒体所称的“薄熙来率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在云南考察”,被民众解读为其向军方靠拢。微博上,一些民众发贴表示:薄在昆明十四军,他小舅子谷俊山被刘少奇之子刘源拿下,重庆市黄奇帆市长在京,王立军被接到北京调查,周永康重庆调研,湖南周强将接管重庆,四川公安厅换人,这个春天有故事!重庆必死! 苏州民众“淘金追捧者”跟贴增加了一句:金正恩被中国微博幽默死,这世界“2012来了”。 至今,王立军究竟是为什么迳自前往美国总领馆并滞留一天,依然是整起事件的最核心问题。四川省政协委员樊建川实名认证的微博质疑,王立军为什么要“自愿离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有关“王立军事件”的话题继续在网上发酵,包括其2月8日从成都双流机场飞往北京的国航航班号、护送他返京的国安人员名单,及电子客票照片等都流传出来。当前信息高度流通的微博时代,中共当局以含糊、自相矛盾的新名词低调回应王立军滞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事件,不仅不能瞒天过海,反而已成为海内外民众的笑谈。 据外媒报导,一个与重庆官场人员往来密切的观察人士透露,王立军在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滞留的消息,最早就是由成都官场人士对外放出。消息还称,王立军将许多材料交给海外。 对王立军去美国领事馆事件,有分析认为是中共高层内斗、内讧,涉及高层权力斗争,迫使他最终选择走进美国总领馆,与薄熙来决裂。 北京坊间传言也越来越多版本,大多数版本都指向中共权斗。日前,一则顺口溜在大陆网路流传:“狗咬狗,酿新酒,今天红歌震山吼,明天押送菜市口(以前北京的刑场);十八大真可怕,老爷们都在打群架,输了去休假,赢了当老大。” 大陆媒体大玩禁忌游戏         日前,大陆各主流媒体都以新华社通稿刊登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滞留美领馆的消息,较为大胆的媒体则把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照片与王立军的新闻放一起,暗喻两人关系。 目前大陆媒体用各种灰色手法处理这则大新闻。如《新京报》,40多字的新华社通稿,除了在一版作显著提要,更在六版要闻以近1/4的版面处理这条消息,还搭配王立军的照片和简历,让人不产生联想都难。 《云南生活时报》的版面安排,更令人拍案叫绝。该报在头版上方刊登薄熙来访问昆明的斗大照片,底下则安排王立军滞留美领馆的消息,“明喻”两者之间的关连。南方报系做法也类似,南方都市报的网站上方放了一张薄的大照片,下方则安排王的消息。 至于重庆当地媒体,连续于8日、9日头版刊登薄熙来题词和亲笔信的《重庆日报》,昨天头版没有薄熙来的新闻,王立军滞留美领馆的消息则在二版下方。 长期生活在媒体管控环境的大陆民众,一看到官方媒体摆放的版面和内容,对该事件背后隐藏的政治意涵,都心知肚明,不少民众除了议论王立军事件内幕外,都等着看中共高层如何收场。 大陆民众已明显感到“内乱”。湖南郴州市民李先生表示,中共这个政权快要倒台了吧,到处发生杀人抢劫事件,公安机关都没人管事了。 ( 来源 : 大纪元2012年02月1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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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11年重大群体事件 (百多图)

元旦前后,不少网站都会总结2011年的重大新闻。可惜的是,迫于党国的淫威,那些虽然重大但又很敏感的新闻,都被刻意回避了。所以捏,俺就专门整理了一些特别敏感的、特别不和谐的、特别能暴露天朝阴暗面的重大新闻,分享给列位看官。   顺便提醒一下,2011年发生的重大群体事件,远远不止以下这些。天朝每年发生的群体事件,几乎可以用”成千上万”来形容。 ★各大城市的茉莉花集会   话说2月17日,有匿名人士在Twitter上发布消息,号召网友在每周的星期天,于各大城市举行茉莉花集会,以对政府施加压力,促进政治改革。 为啥叫”茉莉花集会”捏?因为”茉莉花”是突尼斯的国花,而突尼斯是2011年中东民主化浪潮中,第一个革命成功的国家。因此,茉莉花的含义不言自明。   此消息在Twitter及Facebook广为传播,有不少网友响应。在第一个周日 (2月20日),有上千人在北京的王府井及上海的人民广场集会。   此事另朝廷大为紧张。不但”茉莉花”、”王府井”等相关词汇成为敏感词,连北京军区的某些部队都进入战备状态,以防不测。即便这样,朝廷还是不放心,又通知各地的国保,突击抓了上百个活跃的民主人士和维权人士 (比如:滕彪、冉云飞、冯正虎等)。最后,连大名鼎鼎的艾未未也没能幸免。 中 国 末 利 花 革 命——227集会多图回顾   前天的2·27集会,令人印象深刻。今天,俺抽空来回顾一下第二轮“茉.莉.花.革.命”的盛况。以下是从网上搜罗来的照片,跟大伙儿分享。 考虑到俺已经是党国的关注对象,而集会现场的摄像头又太多,为了不给党国的走狗留下俺的蛛丝马迹,俺自个儿拍的照片还是不放上来比较保险。   顺便提一下:本文有大量五毛留言,欢迎大伙儿围观。为此,俺还特地写了“ 谈谈逻辑谬误——以五毛言论为反面教材 ”一文,以飨读者。   再啰嗦一下, 如果你打算参加之后的散步活动,务必先看看俺写的“ 参加茉.莉.花.集.会的注意事项 ”,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老外记者拍的照片   先来看路透社记者拍的几张照片。 北京,王府井的麦当劳门口,警察要求路人尽快离开 左上方穿橙色衣服的清洁工,显然是便衣走狗 北京,王府井的麦当劳门口“被施工”还美其名曰:路面塌陷 不明真相的群众还以为土地老爷被党国买通了 北京,王府井路“被”交通管制 路口站着两只走狗,牵着2条狗 上海,人民广场的和平影都门口,警察对路人虎视眈眈 貌似这次上海的围观比北京更加给力,也不知道是上海公安太愚蠢还是北京公安太狡猾 上海,人民广场的和平影都门口,警察催促路人走起来 上海,某拍照的屁民被逮(连拍照都不许,还有没有天理?) 左边站立者想必是天朝的便衣走狗 上海,又一个屁民被逮 这时候,警察抓人比任何时候都起劲 ★天朝屁民拍的照片 上海,人民广场的人好多啊 北京,一帮傻呵呵的武警也跑出来凑热闹 北京,王府井的百货大楼门口有6条狗在义务看门 北京,趾高气昂的警察 上海,屁民们在咖啡店门口围观 上海,众多屁民们聚集在和平影都/肯德基门口 北京,出动洒水车驱散人群 北京,貌似洒水车还不止一辆哦 北京,经过1-2个小时的反复清洗,王府井的路面多干净啊! ★结尾   各位同学如有现场照片愿意分享,可以发到俺邮箱,俺会择优录取,更新到本贴里。友情提示:在确保自己及路人隐私的前提下分享照片,以免被党国的走狗利用。   更多的介绍请看维基百科(在” 这里 “)。 ============================================ ★上海九亭骚乱 (城管打人) ◇事情经过   话说上海九亭的城管一向霸道,已有些时日。4月13日下午2点多,某城管驾车闯红灯。此时,城管车前有一对年轻夫妻骑着电瓶车在等待绿灯。 城管示意电瓶车让开,电瓶车不肯。然后城管就下车打人,把人打得趴在地上动弹不得。此事引发大量路人围观,围观群众都为此打抱不平。 一直到了深夜,事态不但没平息,围观群众反而越聚越多 (据说有3000人)。 午夜时分,大批防爆警察 (约50多人) 到场。防爆警察一来,就开始殴打那些上前交涉的群众和拍照的群众。终于引发众怒,围观群众跟防爆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并烧了一辆警用摩托车。   维基百科的介绍在” 这里 “,可惜该词条内容不多。 ◇围脖截图 ◇放火烧警用摩托 ====================================== ★内蒙古示威游行 (民族矛盾) ◇事情经过   话说在天朝,不光山西有煤老板,内蒙古也有。有煤老板,自然就有运煤的卡车。为了多赚钱,那些运煤车经常超载超速,为了抄近路经常从牧场直接穿过。 其后果就是:不但会撞死牧民的牛羊,也破坏了牧场的花花草草。由于煤老板是汉人,自然让牧民与煤老板的矛盾,升级为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民族矛盾。   有个蒙古牧民叫莫日根,经常带着一些牧民去跟煤老板交涉。5月11日这天,莫日根又去交涉。他为了抗议,拦在运煤卡车前面,不让卡车通过。 结果卡车从他身上强行碾过。莫日根当场死亡,尸体被卡车拖出150多米远。更让当地牧民愤慨的是,卡车司机还公然扬言:”我们的车都上过保险,杀一个牧民顶多赔个40万,干脆杀他几个算了”。   此事迅速传遍内蒙,并引发了多个城市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文革之后,内蒙古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严重的群体事件。有传闻说朝廷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调38军 (参与 六四大屠杀 的戒严部队之一) 进驻内蒙古的几个大城市。除了加派军警,朝廷还效仿当年对付新疆骚乱的办法,切断了某些城市的互联网。   更多的介绍请看维基百科(在” 这里 “)。 ◇事发地点 ◇游行集会 ======================================= ★湖北利川市骚乱 (为清官喊冤) ◇事情经过   话说湖北省利川市 (隶属恩施) 有一个反贪局局长叫冉建新。此人为官清廉且深得当地民心。在当地政府与民众的土地纠纷中,他站在民众一边,得罪了利川市的主要领导 (尤其是纪委书记李伟)。 在2010年11月12日,李伟以莫须有的罪名 非法 将其双规 (县级市没有双规的权力)。关押8个月后,在2011年6月初,冉建新突然死在拘留所。死的时候,全身淤血、多处烫伤、口鼻流血——显然是被殴打虐待致死。   然而,天朝的司法鉴定一贯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最终的死亡鉴定是: 急性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 (对全身的外伤只字不提)。   此事传出后,引发利川市民众的大规模骚乱——大约2万民众围攻利川市政府大楼。湖北省出动大量公安武警以及警用装甲车前往镇压。   为了平息民愤,当地政府为冉建新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他进行高度评价,但是避而不谈他的死因,只是简单说了四个字”因故去世”。当地有5万民众自发参加追悼会。   《南方周末》为此事写了专题报道”夺命之利 积怨之川 — 一个官员的非正常死亡”,可惜此稿件被禁止发表 (Google一下,不难找到全文)。   维基百科的介绍在” 这里 “,可惜该词条内容较少。 ◇惨死的冉建新 ◇武警殴打集会民众 ◇民众聚集在市政府门口 ◇当局出动武警/装甲车 ◇冉建新的追悼会 =============================== ★广东增城市新塘骚乱 (城管打人) ◇事情经过   话说在广东省增城市 (隶属广州) 的新塘镇,有一个名叫王联梅的四川籍孕妇,靠摆地摊维生。6月10日晚上,当地城管找摆摊的小贩收”保护费”。据说城管跟王联梅发生口角并把王痛打了一顿。 由于增城市有很多四川籍的农民工,他们长期受城管的欺压,一直心怀怨恨。此事立即引发了增城市的大规模骚乱。有非常多的警车、城管车被掀翻烧毁;新塘镇当地的派出所、治安队等官方设施被砸光烧光。有传闻说,闹事者甚至把油罐车开到国道上,并点燃。   骚乱持续将近一周,有5-6万农民工参与,当地公安武警对事态完全失控。最后,急调广州军区正规军进驻新塘镇,并实施戒严和宵禁。   事后,广州市政府及羊城晚报纷纷发布新闻,号称:增城骚乱,无人员伤亡。至于你信不信,反正俺是不信滴。   更多的介绍请看维基百科(在” 这里 “)。 ◇被干掉的警用车辆 ◇街头的示威 ◇武警及装甲车 ====================================== ★辽宁大连市示威游行 (环境污染) ◇事情经过   话说大连市周边有很多化工企业。化工企业多也就算了,吓人的是,这些化工企业还频频出事。比如在2010年的7月和10月,当地石化企业 (隶属中石油) 的储油罐在3个月内接连发生两次爆炸并导致渤海湾大面积污染 (两次爆炸都发生在同一地段,可见中石油那帮人的安全意识有多差)。   在2007年,大连海边又建了个PX化工厂 (隶属福佳大化)。PX是”对二甲苯”的简称,此物虽不是剧毒,但是对胎儿的 致畸率 很高。因此,大连居民对此工厂深感不安。   祸不单行的是,2011年8月8日,12级台风在大连登陆。台风引发的大浪导致化工厂周边的海堤出现溃堤,决口30多米宽。而化工厂的PX存储罐距离海堤缺口仅有50米远。如果存储罐破损,整个大连市都会遭到污染。当时的抢险部门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旦PX泄漏就大范围疏散大连居民。万幸的是,PX没有泄漏。   经过此事,大连居民由不安变为恐慌。很多人通过QQ、论坛、短信等方式,呼吁8月14日举行抗议活动。   到8月14日那天,市中心广场上满是抗议的人群。按官方新华社的说法,有1万2千多人;按民间的说法,有3万人左右。这是自从六四之后,北方城市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朝廷为了封锁消息,严令各种媒体网站不许私自报道,只能引用新华社通稿。大连当地的移动运营商对短信进行过滤,凡是短信内容含有”游行”、”集会”、”散步”等字样,均被过滤掉。   最终,大连市领导同意关闭PX工厂。不过有传闻说,等风头过了,PX厂还会悄悄滴开工。   更多的介绍请看维基百科(在” 这里 “)。 ◇游行集会鸟瞰图 ◇市政府门口的民众 ◇市政府门口的武警 ◇市领导在车顶喊话 ◇大伙用中指回应他 ◇与武警对打 ◇各种标语口号 ◇大连的领导怂了 ================================== ★浙江湖州市织里骚乱 (抗税) ◇事情经过   话说湖州的织里号称天朝的童装之都。当地有很多童装企业,也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 (主要是安徽籍)。近几年,由于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且银行紧缩银根,导致很多童装企业经营困难,停工停产。于是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就自己搞家庭作坊,做一些缝纫的小生意来维持生计。   随着家庭作坊越开越多,当地税务部门觉得这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财源。2009年的时候,税务部门规定,每个家庭作坊按照缝纫机的台数收税,每台100多元;到了2010年,改为人头税,每人300多元, 不足5人的按照5人收 ;到了2011年10月,人头税从300多元涨到625元。而且当地有传言说,2012年的人头税要涨到1000元 (大伙儿可别低估了这几百块钱,这只是其中一个税种)。   10月26日,当地税务部门在收税过程中,与某个女业主发生纠纷。女业主被税务人员打伤并送医院。此事引发上百人围观。当天晚上,几千名当地安徽籍工人 (他们早就对沉重的税负不满) 聚集到当地政府门口进行抗议。 当地的公安武警在驱散游行群众时,殴打拘捕多名工人,导致事态升级。第二天,更多愤怒的工人砸烂烧毁大量的警用车辆。由于当地居民与外籍工人也有矛盾,很多当地百姓的私家车也跟着遭殃。    由于湖州的警力有限,当局抽调宁波、绍兴等地的警力前往支援。   骚乱持续到28日。湖州当局为了防止事态继续扩大,宣布:1 暂停对童装加工作坊征收人头税;2 解雇涉案的税务人员。之后,事态逐渐平息。   更多的介绍请看维基百科(在” 这里 “)。 ◇示威的民众 ◇维稳的武警 ◇燃烧的警车 ◇香港的报道 ========================================== ★广东陆丰市乌坎骚乱 (土地纠纷) ◇事情经过   话说广东陆丰市 (隶属汕尾) 有一个靠海的小渔村,叫乌坎村。当地政府强行征用村民的土地,卖给地产开发商,只给村民极少的补偿。长此以往,村民很不爽。 9月份,当政府把最后一块地卖掉的时候,村民的愤怒终于爆发,在9月21日搞了示威游行。当地政府不但拒绝跟村民协商解决问题,反而在次日 (9月22日) 调来武警”维稳”。 武警驱散集会的村民并打伤多人 (有两名儿童被打成重伤)。至此矛盾激化。村民围攻派出所及村委会,掀翻警车。(此情形是不是跟前面提到的增城,有些相似?)   9月29日,村民通过投票,民主选举了产生”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 (以下简称”理事会”),取代官方的村委会。 之后两个月,理事会不断组织村民搞集会、集体上访。    12月9日,当地公安把理事会的5名主要骨干逮捕 (薛锦波、张建城、洪锐潮、庄烈宏、曾昭亮) 并宣布理事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2天后,官方宣布,犯罪嫌疑人薛锦波,在拘留期间死亡。官方给出的死亡鉴定结论是: 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已初步排除其它死因 “。然而,薛锦波的女儿薛健婉在殡仪馆看到的却是:尸体有多处淤青、双手浮肿、鼻孔流血、大拇指折断、脖子有一圈黑色的勒痕。 面对死者家属质疑,官方发言人继续狡辩称:” 其皮肤的瘀斑属于轻微外力导致的轻微毁伤,可排除死亡是由外力导致的可能性 “。   薛锦波之死导致矛盾再次激化,乌坎村民愤怒了。他们宣布乌坎村实行自治,赶走所有政府委任的官员。在进出村子的交通要道设置路障,不允许公安武警进入。而当地政府则派出武警把村子团团围住,并实施断水断电断粮,想逼乌坎村民屈服。此时的乌坎村,俨然成为天朝的焦点。   12月17日,乌坎召开村民大会,提出三条要求:释放被抓的村民;交还薛锦波遗体并由国际知名传媒机构派代表验尸;承认理事会的合法地位。村民威胁,政府如果在5天内不答复,他们将在12月21日,到陆丰市政府门口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   双方僵持了几天之后,在最后通牒的前一天,突然出现转机。12月20日,广东省方面派出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跟理事会交涉,口头答应了村民提出的所有条件。朱还承诺要妥善处理土地纠纷。   政府妥协之后,官方媒体对乌坎的态度,出现180度转变。之前说村民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勾结境外势力“;之后改称”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基层党委政府在群众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失误,村民出现一些不理性行为可以理解”   朝廷承认理事会的合法地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是中共掌权62年来第一次公开承认 民选 村组织的合法地位。很多媒体称之为,天朝民主化的重要一步。但是大伙儿不要忘了,如果没有村民的团结一致、奋力抗争,朝廷怎么可能轻易让步捏?贪官们怎么可能把吃下去的肥肉再吐出来捏?   更多的介绍请看维基百科(在” 这里 “)。 ◇村民在游行 ◇掀翻警车 ◇村民大会 ◇小学生带头喊口号 ◇左 薛锦波 右 林祖銮 ◇薛锦波追悼会 ◇香港的报道 ★总结   通过上述群体事件,不难发现:朝廷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牛B,跟朝廷斗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当然啦,斗争还是要讲究策略,才能把代价尽可能降低。 编程随想 博客 http://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2/01/2011-mass-inciden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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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成 | 在纷乱的年代寻找积极的力量——写给2011

2011年12月底,我寄出了三张贺卡,收件人的地址都是香港九龙清水湾——那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所在地。 在这个电子化的年代,我只送出了这三份纸质的新年祝福。三张印有兰花图案的贺卡,分别寄向三位老师:李晓原、李泽湘、励建书。 2011年,身为记者的我写了几十篇稿子,采访了几百几千个人。这三位老师是我最重要,也最尊敬的采访对象。他们针对一场备受关注与追捧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揭开了盛名之下的真相,给已经高烧的情绪泼了一盆理性的冷水。 现在,这场改革还在进行中,远不到盖棺定论的时候,这三位老师也经受了一些非议,乃至诽谤。以他们低调的为人,我想他们应该不太愿意我再次提及他们的名字,但我仍然选择在这篇个人的“新年献辞”中提及他们,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代表了这个纷乱的年代里积极的力量。 先说纷乱的年代。 2011年初的时候,曾有不少人预计这会是平淡无聊的一年——没有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没有政府换届,没有末日传说,虽然有辛亥百年和共产党90年两大纪念日,但由于主题的敏感性,不会有什么令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出现。 事实证明,这样的预测完全错误。2011年的中国,发生了纯属人祸的动车事故,一个大三学生驾车撞人后又向伤者刺了八刀,一个年轻女孩引发了官方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危机,一个帅气的赛车手在年末又掀起了对革命、民主的大讨论,热闹一轮接着一轮。 2011年的世界也是一片纷乱:表面看起来,本·拉登、卡扎菲、金正日都死了,但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安宁,反倒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债务危机和轰轰烈烈的占领运动暴露出繁荣背后的许多根本性问题。 但在我眼中,这些都比不上发生在中国公共讨论中的乱象。这一年中,两个被污名化了的群体——“公知”和“五毛”展开了不断突破下限的大战,造谣、约架、烧报纸等闹剧之后,留给公共领域的只有一地鸡毛。 今天,“左”与“右”的分歧已经越来越明显、激化,这既与即将到来的权力交接有关,更是中国的改革陷入僵局、缺乏共识、迷失方向的体现。 幸运的是,今天的中国,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改革。 不幸的是,谈论改革的许多人却各怀鬼胎。到底应该怎么改?人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套用那句老话:改革,改革,有多少幼稚、傲慢、谬误,甚至罪恶都假汝之名以行!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积极的力量”特别可贵,只有积极的力量才能帮助今日的中国廓清迷雾,防止它误入歧途。 在我的判断中,真诚的态度、科学的经验、严谨的论证都能带来积极的力量。在南科大的教育改革之争中,三位港科大老师具备了这三方面的特质,因此我信任他们,尊重他们。 那么,在中国的改革中,有哪些人是真正的态度真诚,而不是在看似真诚的外表下藏着一颗虚伪的内心?有哪些人谦卑地依据科学经验行事,而非傲慢地目空一切、固执己见?有哪些人为改革设计的方案经过了反复的严谨论证,而非依据自己不靠谱的想象? 这些都是极重要的问题,它事关中国的未来。 过去一年中,我的不少报道都在或直接、或间接地追寻答案。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会继续观察、询问。   回顾过去一年年: 恋曲2010 寒冬问心——写给2009 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写给2008 关于作者 方可成 , 南方周末, 记者,专栏作者 理解和谈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专栏 博客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网易微博 向文章付费 请作者吃饭 您可能也喜欢: 寒冬问心——写给2009 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写给2008 学写新华社通稿 写给一位师妹的回信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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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部】人民网A股上市

中宣部:人民网A股上市,一律不质疑不炒作,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正面报道,不评论,不分析。 【数字时代真理部系列:“在这里,了解祖国”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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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雪慧 | 回应“反普世价值”风波

  篇头语: 这篇《回应“反普世价值”风波》,是将近三年前写的,一直没有在博客上作为一篇完整文章发出。 对发生在三年前的那场讨伐普世价值,我当时有一个判断:“因为要否定无法否定的,立不可立的,出场者即使平素还算有点实力,也很勉为其难,不得不用上栽赃、扣帽、指鹿为马的招数;完全没名堂的几员‘大将’就纯粹昏说了。所以,把这番讨伐看作掀起一场思想地震,思想的内生能量是很缺乏的;可思想之外的能量聚集却不小,弱者的病态敏感、无知者的无畏勇气、精明者的利益盘算,特别是既得利益铁三角对抗文明世界价值维护社会病态的决心……,都迅速聚在了一起。” 近期,针对普世价值又掀起阵阵风浪,如果说三年前出场者在气势汹汹之下却显露勉为其难的窘态,那么,这次情形更加不堪:火烧某报系、火烧前后对认同、伸张普世价值的人滥扣“汉奸”“卖国”帽子,手法令人联想到刚过去三十余年的那个疯狂年代。奇怪的是,被成为“汉奸”报系招致焚烧的那些报纸,重大新闻受制于中国体制同样用通稿,不同的是,较多揭露了腐败(尽管所揭露的不过冰山一角),较多涉及民生,相对其他报纸而言,多了一些谈及宪政、民主、人权的内容,不过相比于60多年前共产党机关报所谈内容,被烧报系望尘莫及。这实在很讽刺。   这种情况下,我把这篇文章完整发表于此。如果能有理性讨论,我愿以这篇文章参与。 2011-11-29     回应“反普世价值”风波 ——兼纪念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六十周年 一.另一场地震 5·12,四川发生了一场大地震,不多几天,南方周末编辑部文章一段话引发了另一场地震——针对“普世价值”的讨伐。其实,用“地震”形容这场讨伐差强人意。因为要否定无法否定的,立不可立的,出场者即使平素还算有点实力,也很勉为其难,不得不用上栽赃、扣帽、指鹿为马的招数;完全没名堂的几员“大将”就纯粹昏说了。所以,把这番讨伐看作掀起一场思想地震,思想的内生能量是很缺乏的;可思想之外的能量聚集却不小,弱者的病态敏感、无知者的无畏勇气、精明者的利益盘算,特别是既得利益铁三角对抗文明世界价值维护社会病态的决心……,都迅速聚在了一起。冲着“普世价值”一拨拨轮番出场的,无论直接反对的还是称“中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的,个个调门高得不寻常,搞出了很大动静。而严格受控的平面媒体屈从于封杀另一种声音的无理要求,造成不同意见在平面媒体上失声,更放大了讨伐动静。 一时间,普世价值成了敏感词。这很象上一世纪思想解放运之前的情景:人道主义、人性、良知等词汇统统犯忌。但随着80年代以来对文革的反思,人道主义、人性良知问题不可避免地浮出水面。然而既有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为了对付这些语词承载的思想和价值理念——它们恰恰都是普世价值的基本要素——,掀起了一轮又一轮运动,可是无论“清污”还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次次来势凶猛,都没蹦达几个月便偃旗息鼓。因为,长期封闭的精神之门一旦开了一道缝,便再也封不住。最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过去几十年间拒斥人道主义、人性、良知所导致的恶果:这种拒斥颠倒全社会的善恶是非评判准则,败坏人的心性,造成的社会环境使很多原本善良的人也不得不经常抑制和批判自己的正常人性表现。 可以说,上个世纪的80年代,许多人都在进行恢复常识、回归文明的艰苦努力。历经若干反复,对人道主义、人性良知,总算由不承认到有限承认。但终于可以大大方方、不加什么限制词地谈及人道主义等等,已是90年代中后期了。 这一段曲折,如今在价值问题上显摆“曾经阔过”,而且坚称“现在正阔着、将来还继续阔下去”的人,是不会提的。不提也罢,但这一轮对普世价值的讨伐传递出一个信息:一股力量又想把中国拉回到好不容易才摆脱的那种与文明世界主流价值为敌的境地。这里声明一下:用“讨伐”一词,并非因为一批人突然针对“普世价值”进行高调批判,而是因为主流媒体上对另一种声音的封杀提示了这背后有公权力的支撑。如果仅是某些个人的好恶,哪怕中意于奴隶时代,也只是他/她个人的事,只要去得了(比方说经时空隧道什么的),由他/她去,但是别拽上别人!如果并不真想回那时代而只是表达一种见解,不论持该见解的人是多是少,都属个人表达自由,尽可以当多元见解中的一种,当然,前提是不同见解可以跟它在公开、平等的条件下展开论辩。 这回显然不是,一起始就是一副“只准我说,不准你说”的架势,一些报纸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要求作者避开“普世价值”问题。 二.“普世价值”究竟触犯了什么? “普世价值”无非指存在一些跨地域、国界、种族、文化的人类共享价值。人在存在差异性的同时也存在共性,比如,基本特性和需求上有某种一致性,在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上有相当的共通性,共享价值就基于这个事实。存在于不同人类群体道德信条和实践上跨文化的相似性就是一个证明:每种文化都禁止谋杀、乱伦、说谎,这类禁令性准则体现了维护群体共同生存条件的价值理念,普遍性毋庸置疑。但除此之外,随着人自我意识觉醒产生的权利要求具有的跨文化的普遍性,也越来越被意识到。这便是关系到人的本质和尊严,后来主要由人权概念来伸张的个人权利,如人身自由,思想、信仰和表达自由,免于匮乏和恐惧的权利以及对平等的要求等等。尽管这种伴随人的自我认知过程而产生的权利要求和价值原则出现较晚,在不同地区或不同文化、经济、政治条件下,人们对权利的认知程度也很不平衡,但一经产生,就具有强韧的生命力和广泛传输的影响力。194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标志着人权价值已经超越地域、文化和种族界限被普遍接受,与人权相应的民主、法治所内在具有的普遍价值也在日后半个多世纪中越来越得到公认。在当时的56个成员国中,中国是投赞成票的48个国家之一。近十来年,中国政府又陆续签署了十几个相关国际公约,其中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公约跟《世界人权宣言》一起通称“国际人权宪章”。它们延续了世界人权宣言的精神,内容上跟世界人权宣言相对应,并对宣言中各项基本人权作了更为细化的说明,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标准。 签署这些国际公约,就是对以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的认同,当然也是在普世价值问题上对国际社会、尤其对本国人民的承诺。 可是诡异得很,南方周末编辑部文章恰恰因为赞扬国家救灾行动是在兑现这种承诺而惹火上身,“普世价值”一词也突然间成众矢之的。 然而南周究竟说了什么呢?翻开原文,说的是:“这一切是执政党和政府身体力行并积极倡导的结果。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意思明明白白:中国在进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人道主义在救灾中得到切实表现。 可不知怎么的,发难者偏偏从中看出了“普世价值”抢“抗震救灾的头功”的惊天阴谋。“抢功”一说特别奇怪。至少有数万条生命消失了;数十万人留下了终生残疾和病痛;无数家庭残破了……这里特别要提起,消逝的生命中包括上万个孩子,数十万伤残中孩子的比例高得惊人。死伤这么多孩子,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堪承受之痛。在如此惨重的牺牲面前居然能把脑筋转到“抢功”上,真可谓世间百态,无奇不有!但即便按“抢功”说的思路论功排座次,南周文章所说的“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也已经有了“政府”这个明确主体——且不论政府有没有资格充当救灾行动的功劳主体——。既如此,何来“普世价值”抢政府的“功”?然而最吊诡之处还不在此。而在于循着“抢功”思路以及随之而来的具更明显政治构陷意味的种种指控——“普世价值传销是世界性的有组织的政治欺骗”,“贩卖普世价值的人另有自己的一番深意”,搞“颜色革命”①等等。就差没用上“颠覆政府罪”了,但已经呼之欲出——,发难者口中的普世价值成了必须严加防范的敌对价值,它对中国政权简直如“木马病毒”般危险,政府决无理由表示认同和承诺。但事实上政府确实已经通过签署上述国际人权公约作了承诺。如果签署公约作为承诺还不够明白的话,那么当中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新华社通稿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进一步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强决心,也是中国纪念《世界人权宣言》50周年所采取的实际行动。”但是按发难者的逻辑,对这种承诺就只能有一种解释:承诺是虚,韬光养晦是实。可这岂不是说政府在欺骗国际社会和本国人民? 这类政治构陷最终落了个自打嘴巴。而且高调反来反去,普世价值究竟触犯了什么,却叫人看不明白。不过另一些人提出的“否定特色”论倒一下把问题点明了:“‘普世’的要害是否定特色,妄图用一个模子来规划地球上所有国家与民族的发展道路”。② 原来触犯了“特色”! 三.脱离普世价值的特色成了什么? “‘普世’的要害是否定特色”的判断,点到了敏感处。可是这个判断并不具有不言而喻的合理性,喜欢抬杠的人完全可以用“特色的要害就是否定普世价值”来回敬。 然而,“普世”与“特色”的关系其实是或类似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差异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讲普世价值,决不意味着要否定特色;讲特色,也不能脱离普世价值。 特色源于差异。差异是互补与合作的前提,差异也使人类世界呈现出天然的多样性。但任何一类事物都是差异跟共性相并存;同样,多样性只有在人类共享价值原则提供的基准线上展开,才是建设性的。没有自己独具的特色失去的是不可替代性,一味强调特色而拒斥普世价值,不尊重人类社会共存与发展所需的共同评判标准,失去的是作为人类社会正常成员的资格。在现代社会,奴隶制肯定很“特色”了,中非那位著名的吃人皇帝就更“特色”了,但这样的“特色”可憎可恶,使国家脱离进步和发展轨道,置人民于悲惨境况之下。 普世价值提供的是人类共存、发展必不可少的共同目标和评价尺度。其中部分是高端目标和尺度——譬如实现普遍的幸福与公正,这类目标和尺度标志着对人类最佳状态的关注和人类追求的开放性。而前面提到的那些反映维护群体共同生存起码条件的需要、具跨文化相似性的禁令性准则无疑是最低目标和尺度;而人权直接源于人的基本特性和基本需求,是对人的本质需要的确认,不由任何人、任何组织、机构授予,任何人(无论多数或少数)、任何组织也都无权剥夺或限制——除非经过公正的法律程序。人权标准虽近现代才逐渐确立,却并非高标准,而是人类发展至今已然不可或缺的基本尺度和目标。我国语境下,人权标准似乎理想化,似乎高不可攀,然而, 由人权划出的只是人类社会须共守的底线。 关于人权标准的性质,我是这样看的:人权神圣,但并非因其标准高而是因为它作为文明的公分母具有超越任何文化或制度分歧的不可违背性。在人权无保障、被践踏之处,必定充斥人为的灾难和不幸。这些地方不仅使人最重要的类特性(如思考力、自主能力)受到遏制,甚至使许多人丧失这些特性而不能保持在人作为人的维度上,而且,人权不张,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也缺乏保障,如果不在权力系统之内,无论贫富,都缺少使自己不被剥夺的必要手段,弱者面对权力唆使、纵容下的拆房夺地牵牛抢物,更难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渠道和机会;人权不张的地方,权力在酿制人祸方面效率奇高,而对真相的习惯性和体制性封堵,在酿制人祸之后还使许多受害者连姓名都留不下就消失在封口机制之下…… 国际社会把保卫人权作为基本目标,依循的是类似卡尔.波普尔在《猜想与反驳》中提出的那种思路:“把反对可避免的苦难作为公众目标,而把增加幸福主要留待个人发挥首创精神去解决”。就是说,保卫人权是基于防范罪行和不幸的考虑而不是出自增加福利的考虑,是基于维护人追求幸福的起码条件而同最紧迫的社会罪恶作斗争,而不是基于提供幸福本身。 这个目标很实在。如果说禁令性准则作为底线侧重于约束社会群体中的个人,那么, 人权标准主要针对了政府这一现代社会的必要的恶,为无论何种政体下的政府行为都划出了一道不得跨越,一旦跨越便堕入野蛮和罪行的界限 。③ 无论国家、民族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人类群体,都有权拥有和保持自己的特色,可是保持特色不是终极目标,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善才是终极目标,只有不悖于这一目标的特色,才值得珍视和发扬。如果某种文化或制度具有鼓励蔑视人权、扭曲人性的价值倾向,那么这种特色的价值倾向需要的是变革而不是固守,比如,在我国高度耦合的文化和制度支撑下成为社会显性价值的权力崇拜。固守这种与人的尊严敌对的特色价值,人们就不得不接受官权嚣张的现实,譬如,官员敢于大白天酒后无证驾车撞了小孩非但不施救反而试图倒车干脆压死重伤孩子,事后既可以叫嚣“谁也不敢处理我”,又可以找下属顶罪;可以流氓到强拖陌生小女孩入厕,膨胀到当民众是“算个屁”的贱民;可以办公时间为嫁女在机关大院设500桌盛宴,并呼风唤雨招来几十名警察、法官为婚宴抬菜……此三例的主角分别是阜阳市太和县物价局长、“交通部派下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的深圳市海事局党组书记、云南省昭通市永善县公安局党委成员;事发地点包括了内地、沿海、西南边陲;事发时间呈臃堵重叠状:10月13日、10月29日、10月28-29日——别的不说,仅为28-29日这两天婚宴,一个贫困县的所有职能部门怕是统统关门了。 现实中的同类事件远比见诸报端的这三起要多、要密集。为嫁女利用工作日大摆宴席,成都附近某县文体局负责人上半年就上演过,机关仅有的两位留守,也是一个玩电脑游戏一个炒股;撞人后找人顶罪的现代天方夜谭竟也无独有偶,许文东作客“锵锵三人谈”时提到的一恶性事件就与其酷似:某官员把人当野猪射杀了,也是找人顶罪。这些年,多少掌握了一点权力的人在单位内外的跋扈、霸气已是常态,对此缺少实感的人恐怕不多。以上三位外加把人当野猪射杀的那位只不过把官员的跋扈演示得特别极端罢了。而如此极端的行为和“你们算个屁”的酒后“名言”,足以使他们取代几个月前叫嚣“花100万弄死你这个农民”的“国家罗汉”而共同成为权力的最新形象代表。他们生动的言行将过去多少被漂亮语词修饰和遮盖了的人民的真实地位呈现得格外触目,同时也以最直观的形式告诉人们:官权嚣张和民生多艰是人权不张的一体两面现象。它们为人权对于人的不可或缺性提供了绝佳反证,让人明白通过人权概念来表达的基本权利绝非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可以说, 人权标准超越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更超越意识形态之争,提供了文化、价值观、社会体制、政治架构的多样性赖以展开的统一性基础和道义基础。 四.民主宪政应对着权力的天然冲动,普世性毋庸置疑 人的基本权利需要良好的制度来保障。人类已有的各种政治制度中,尊重人权,能为人权提供保障的制度纵然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呈现多种形态,但在核心问题上是一致的,即政府权力源于人民,而且权力在有限范围内行使。今天,权力民授、权力止步于人权的政治架构已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走到这一步,应该说是基于对权力本性以及由这本性所衍生事实的认识。权力是一种可以支配、控制他人和社会资源甚至可以使人屈从的力量,从管理社会的需要中产生的国家权力尤其具专横性、扩张性及潜在或显在的强暴性,对掌权者的诱惑和腐蚀更是呈规律性。所以,扩张和滥权是权力的天然冲动,缺乏有效制约,不守本分是常态。事实上,历史或现实中,对人权的威胁和侵犯主要来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权力。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早已被历史(当然包括我国历史)反复印证,阿克顿勋爵不过以这句名言概括了这条铁律。本性如此,那么,强势的国家权力只有在受到严格限制和约束的情况下,才能被规制在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上而不易越界去侵犯权利、为祸社会;而遏制权力的扩张冲动和滥权倾向不能指望权力机构的自体监督和自体管束,这跟不能指望外科医生自己给自己动手术是一个道理。所以,应对着阿克顿勋爵总结的著名铁律,是另一铁律:只有通过制度性对权力设限和制衡、监督机制,才能规制权力,防范权力腐败和权力侵犯权利。 迄今为止,能对权力实行有效规制的,是人类通过长期摸索试验形成的民主宪政体制。 民主的根本关注是人民与政权的关系:人民是被统治者还是授权者!民主制特有的定期普选以最直观的方式昭示了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而选举是授权过程也是授权仪式。 宪政意味着有限政府。通过立宪明确国家权力的来源、目的、授权方式,明确划定国家权力的法律界限,并以相应的制度安排确保国家权力在法治轨道运行。 定期选举、使政府主要权力分支之间呈制衡关系的制度架构、盯牢政府权力的独立媒体以及民主制度下蓬勃生长的民间社团等,一起构成防范权力滥用的多重屏障。其中,定期选举制度下的选民预期反应对掌权者是一种决定性制约。④ 诚然,民主制度有它的缺陷,即使较成熟的宪政民主,也有无能为力之处。但民主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这种制度最大限度的把权力运作置于阳光下,腐败被逮住的几率和成本都很高。最重要的是,民主厘清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关系,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和其他形式的参与渠道给公民以力量感。 拿“以人为本”这一当下最响亮的口号来说。一个国家以人为本还是以官为本、以权为本,不能根据主政者的声明作判断。以官为本或以权为本,是权力的天然倾向,不学就会。以人为本则不然,能不能成为政治现实,直接取决于人民的真实地位,取决于为政者的权力源于何处。如果人民不是拥有不可让渡之权利的公民总体和授权者,而只是税源和政府的管理对象、只是统计数据,官尊民卑就是必然的。“以人为本”不过是掌权者居高临下、显示“仁政”的宣言。即使哪个执政者怀抱“以人为本”的真实意愿,官尊民卑的现实政治格局都会使之停留在意愿中。实际上,但凡国民有分量的地方,没有哪个政府讲“以人为本”。握在每个公民手里的选票、无数独立于政府的公民社团以及自由的舆论,自会驱使政府这样做。就算大多数人看走眼选出一个声称以人为本却一门心思惦记着权位、给自己捞好处的伪君子,可是人民作为权力来源的政治地位及其拥有的多种制约手段和纠错手段,也一定会逼使执政者的现实政策朝向以人为本而搞不成权本位、官本位。 海峡对岸讲的“人民最大”也是这么回事:人民“最大”还是“最小”,不看宣言看政治架构。前不久国民党党主席面对记者,发自肺腑地说出了“人民最大”。但国民党在一党独大的独裁时期是认识不到人民最大的。只有在民主政治架构下见识了人民的组织力量、舆论力量、纠错力量,才弄明白了,在人民面前也才变得谦卑了。诚然,尚在成长初期的台湾民主弊端多多,台湾社会特有的族群对立又给台湾民主增添了特殊困难,而立法院动辄上演全武行更让台湾民主成了一些人的笑料。但官员去留的最终决定权在选民手里,掌权者的一举一动被媒体紧紧盯着,行为稍有越线就招致民众强烈反弹,弄不好就丢官去职甚至摊上牢狱之灾。最近有人借阿扁巨贪诋毁民主。不错,民主社会同样会出现腐败者,但民主制度下多重的监督和制约使腐败风险太高代价太大,而不会呈弥散性腐败。即使陈水扁这种牵涉人员众多的弊案,一则以家庭成员和亲属故旧为主,不同于整个官场的腐败潜规则;二是存在不附属于执政党的其他独立政党和独立媒体,弊案在他执政之时就被揭出,而且,“国务机要费”问题一爆料,很快就引发了百万红杉军达数月之久的街头倒扁运动。而阿扁的最高执政者身份无法阻止对弊案的深入揭露——扁政府既不敢要媒体禁声,也不敢以“泄露机密罪”加诸爆料者,更不敢给倒扁运动安“颠覆政权”的罪名或动用武装力量对付倒扁红杉军,这一切在非民主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最终,选民的选票使执政八年的民进党下台了。这本身就是“人民最大”的绝好注脚,也是民主制纠错功能的绝好注脚。 在没有确立起民主制度的地方,无论权力自授还是由上而下层层相授,都将本应是权力终极来源的人民彻底排除在官员产生过程之外。权力来源的倒置,使跑官、买官、勾兑、溜须拍马等丑恶现象如癌细胞般侵蚀社会肌体,与此同时,并非个别的官员不把民众放在眼里,也就在所难免。一些官员眼里,别说“人民最大”,用其酒后真言来说,连屁都不是,而官民地位两重天的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现实中,虽也把“人民”挂在嘴上,可实际运作中处处强烈自我偏向。 我国官员耗费之大,民生投入之低,双双令世界侧目。耗费高,除了队伍庞大——比方说,一个贫困县就能有15个县长助理,一个中小城市可以设上20个市府副秘书长——,仅晒在阳光下的那部分收入即名义工资就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工资(这部分几乎年年不断自我提高,而根本不跟出钱的人打招呼),其他职业必须从自己收入中支出的通讯、交通、吃喝、旅游等等花费也多由纳税人担了,花销上他们最是“国家人”——每年“三公消费”(还不包括公费赌博之类)挥霍上万亿——。而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却低到有失国家体面的地步。如今金融危机,国家经济下滑,应是共度难关时,新加坡总理带头削减自己的薪水超过19%,其他不少国家和地区也纷纷有相应举措,可我国官员一边高耗费照旧,一边谋划给自己这个系列大幅加薪,与此同时却叫停最低工资上调。 权力系统的自利表现无所不在,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医疗制度。我国医疗投入少,医保覆盖面小,极小的覆盖面之内等级林立:公务员享受的医疗保障优于其他职业,相比他们,其他职业的医保聊胜于无;公务员系列内,医疗特权按官位递增。于是,极有限的医疗投入中80%以上被官员占用。在许多官员无病长期占有高级病房的情况下,几亿农民无丝毫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的惠及。最近,一位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农民两度抢劫后“成功”入狱以获取免费治疗机会。该奇闻使得官员特权跟背负着医疗教育养老等沉重包袱的民众境况之间的讽刺性反差格外刺眼,刺眼的反差还因以下事实而加深:谁要进了官体系,就成了国家“宝贵财富”,哪怕犯众怒下了台,哪怕不便复出,已经百事不干了,工资、福利也一应惧在,绝对不需要象美国、德国一些在任市长那样靠业余时间当门童、掏烟囱贴补家用,更用不着象那位患重病的李大伟靠抢劫入狱求得免费治疗。 权力的自利表现无需继续列举,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条件下,官位回报率太高,以至于已经发展出贷款买官的新特色。如果说贷款买官的事情太极端,不一定具有广泛的说服力,那么,公务员成为第一热门职业的社会现实却再清楚不过地折射出权力高含金量之下社会的“趋官”价值取向。——那些声称向全世界推广中国价值的人,可是也要推广这种特色价值? 权力来源不彰且缺乏有效制约,不仅如上所述使社会利益格局极度畸形,还一定伴随着权力对权利的进攻 。近年来,政府权力对私域强力渗透,已经可以长驱直入公民卧室去查夫妻有没有看黄碟,可以在发现有人从自家窗口拍摄城管、警察施暴场面时砸开人家的门,直闯私宅捣毁证据。管控之手更伸向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权利,并发明出准武装力量对付劳动谋生的底层民众,这支庞大队伍以“掀抢踢打”的行为模式而驰名全国,到处令小贩闻风丧胆,而且要不了多久就酿出一起人命——城管打死人,可以弄一个“外伤诱发冠心病”的结论而大事化小,小贩自卫导致城管死亡,立马定性为“蓄意杀人”;不仅小贩到处遭禁,就连对拾荒这种最低端的谋生方式也发明出统一着装、“拾荒理论培训”的收费由头。想躲过吗?对不起,拾荒“不合法”!权力敛财甚至瞄准了农村收获季节,创造出秸秆放倒证、玉米放倒证……农民如果不交钱办证,收获自己庄稼也“违法”。无所不在的准入审批衍生出了把许多劳动方式逼成“非法”的“办证经济”、“罚款经济”,而真正的非法——比如野蛮拆迁这一政府深涉其中的大规模恶性刑事犯罪,竟在全国到处堂皇上演,而且致警察的职业尊严于不顾,动辄出动警力护驾,把警察置于社会冲突的火山口。可是,在权力无孔不入四处扩张的同时,该履行管理职责之处却经常缺位或者搞免检之类把戏,该承担的公共服务也越来越多的转嫁给了民众。 有人喜欢拿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证明不要民主也可以照旧发展。的确,没有民主政治也可以创造出经济的高增长,然而利益集团对国家的劫持使人民并不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与自己的付出和牺牲稍微相称的回报。何况,国家还为这高增长付出了断子孙路的环境代价。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这种经济增长的实质:中国已被公认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且,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70%的财富掌握在0.4%的人口手中。——至于这0.4%的人口跟权力的关系,地球人都知道。 中国跟民主并不相克,事实上,实现民主是中国的百年追求。60年前的中国借助内战实现政权更替,民主的感召力是动员民众的重要原因之一。可如今语境下,民主变得十分暧昧,在一些“反普先锋”口中甚至有了敌对价值的意味。如此这般的时过境迁,令人唏嘘感慨。然而,民主毕竟是历史的承诺和时代的政治主流,所以除个别“反普斗士”赤膊上阵,更多的是还是拿“特色”抵挡。可再怎么特色的“民主”,都有一些共同的规定性使其叫民主而不叫别的什么,起码,不能特殊成“你是民,我是主,你的事,我做主”。宪政当然也会因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各有特色,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特色到要崇奉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不受任何力量制约却支配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更不能特殊成限“民”而不限“政”。 五.越被普遍事物所渗透,特征越鲜明 人类在自身进化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了一些稳定的、具可普遍性的价值观。象对自由、幸福、公正的追求,是哪怕彼此隔绝的情况下也会自发产生出来、并已积淀在人性深处的追求。普世价值就是从人类具共同性的追求中提炼抽绎出来的,如《世界人权宣言》,是二战后反思刚经历的那场人类浩劫何以发生的基础上,对人类已有的具共性的需求和期盼的提炼或整合,这不是哪一国的专利,各国都对以各自方式作出了贡献。 其实我国近年提出的对和谐的追求,同样是普世性的。和谐而不是撕裂、恶斗是无论东西方各国、各民族的主流追求。事实上,这种追求古已有之。在西方文明摇篮古希腊,“和谐”既是人们追求的社会理想状态,也被思想家视为四主德之一;我国古代的大同世界理想中也表现了对和谐的社会理想状态的强烈追求。倒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一度拒绝和谐而崇奉斗争哲学。这个“一度”可不短,将近三十年。这期间,谁要提出“建构和谐社会”,一顶“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帽子就足以打人于十八层地狱。如今高调宣传的“以人为本”也一样,莫说那三十年间,哪怕80年代去讲“以人为本”试试?马上就有“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等着。帽子也是自来有因:“以人为本”确实是舶来思想,渊源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本”取代“神本”,是“以人为目的”这一人道主义原则的近似表达。当然,这个意义上的“以人为本”不是为政者居高临下的表示,而是一种社会价值观;人道主义也不是那种内涵被限定在“救死扶伤”狭窄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或带有诸如“革命”前缀的“人道主义”,⑤而是尊重每个个体生命,为人权标准提供了价值基础的人道主义。⑥ 现在无论倡和谐还是以人为本,都是对人类文明主流的回归,是对人民世代健康追求的回归,无疑是一种进步。可是5·12大地震后一场针对普世价值的讨伐突然发作,近几个月一些官方人士和机构,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教育部也加入其中。讨伐者都很强调“特色”,都指“普世价值是西方话语霸权”,认定谁讲普世价值,谁就是要把西方价值强加于我国。 然而普世价值无分东、西,不论来自何处,都是人类的共享价值。一个心态健康、智慧、自强的民族不会拒绝任何可以充实、丰富自身并有利于改善人生存状况的人类价值准则。如果西方国家因为我国高调宣传“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就要加以拒绝,那一定是疯了。同样道理,中国是不是某些普世价值的发现地并不重要;不是,不丢人,丢人的是以种种理由拒绝而自外于世界文明主流。 任何具普世性的原则都不是某个民族、某些个人玄思默想的产物、不是思想创造的产物,更不是某个民族或个人的意识形态制造。拿人权原则来说,欧美是它的诞生地,但这些权利决不专属于欧美。说在欧美诞生,不过意味着首先在那里被发现和确认;而人权价值向世界各地的传输过程,其实是对传入地人们内在特性和需求的唤醒过程,或者是传入地人们对存在于自己文化中与之相似或兼容的因素重新认识和发现的过程 。因为,整合在人权原则中的,是人类已有的具共性的需求和期盼,它们发乎人的本质。即,人权不是谁的发明,而只是发现,对于人来说有着内生性,无须强加——60年前,中国对《世界人权宣言》这一历史性文件投赞成票,就不是被强加的——。要靠强加或者强力灌输来使人接受的,是跟人的本质和正当需求背离的东西。 而普世价值究竟是不是会消解特色?还是拿人权来说吧。基本的人权原则作为人类文明公分母,提供了一种共同标准和价值底线,同时又为创造性表现以及多样性的展开提供了广阔空间。其间关系,借用几年前在《多样文化与普世价值》一文中表达的看法: “每种文化都存在根据共同的价值底线自我调节和更新的问题。所以,多种文化并存的前提是对以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价值和相应公理的认同和尊重。正是这种认同和尊重才使每一种具体文化的独特性是有价值的因而才是值得保存的,各种相异的文化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成为国际文化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是说,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决不会导致世界文化的单一化。显见的例证就在眼前:欧洲各国在对人权原则的尊重和捍卫上有着共同立场,但是其中任何一国都并未因为人权价值上的一致性而丧失使自己与别国相区别的特色;即使在实现了欧洲古老的统一梦之后,欧洲大大小小的众多国家也没有一个不保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没有一个缺乏个性、面目不清而可以彼此混同。相反,共同的价值基础保障了它们免于陷入具破坏性的冲突局面,各国得以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自己的独特性。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也可以发现,许多明确支持以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的国家都保持着自己特色鲜明的文化传统…… 脱离普遍原则去追求独特性表现是无意义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无论人类个体、民族或国家,在个性与普遍性的关系上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逻辑:越被普遍事物所渗透,越有个性;越拒绝普遍事物的反倒越缺乏个性。在古代,没有比雅典文化更独特的了,但也恰恰是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表现了普遍性;相反,那些借保持独特性而拒绝普遍标准的地方却或多或少表现出缺乏个性的部落一致性,或者一方面是部落一致性表现,另一方面是把个性表现等同于摆脱一切文明规范的胡闹。所以,就各种文化来说,差异也好,独特性(或者按我们熟悉的“特色”一说)也罢,都不是抵拒公理和藏污纳垢的掩体,而只能是在不背离人类基本价值前提下可以作为自己个性标识的成分。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对人类基本价值的认同导致独特性的丢失。除前面所举欧洲各国事例之外,还有大量事实证明,那些认同公理而实现了根本转型的文化继续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并因其独特性而构成世界文化共同体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 我国曾经游离于世界文明主流,是近三十年间在克服阻力中艰难回归。起码,不必再避讳人性、人道主义了。5·12大地震中民间勃发的道德热情,更是大难面前对文明世界主流价值的自发回归。可是这一事实在声讨普世价值的人那里似乎成了中国价值对普世价值的胜利。然而,那段时间如火山喷发而出的无疆大爱、无数自发迅速兴起的自愿者组织在第一时间从四面八方奔赴救灾第一线,这在我国是久违的现象,因为久违,也特别令人震撼。这些久违了的精神和行动,其实是积淀人性深处而无分东、西的天然倾向,只是,它们长期被在人之间制造隔膜、诱使人极端功利的现行教育和社会现实所抑制,人的结社诉求更是被长期压制,但在灾难时刻以令世界吃惊的方式释放出来。 中国传统十分丰富,很多内容跟世界文明相通,并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我们这个民族生活中较为健康的一面。但传统的这一面在强力摧残和挤压之下十分边缘,说还保存了这类特色,太勉强,它们倒是在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还很鲜活。至于这里,强势而显性的“中国特色”已心照不宣成了官本位、潜规则、腐败、特权、国富民穷、社会不公、身份歧视、黑箱操作、豆腐渣校舍……的代名词,人们深恶痛绝。 这场风波,其他意义谈不上,倒是把一连串不可回避的问题摆到了明处:是继续保持这样的特色,还是在一个共同的价值平台上去挖掘和发展自己既有的文化特色?特色要不要与时俱进,跟人类普遍遵守的基本准则相兼容?否认共同价值平台的特色将成为什么?成为人群中的一只猴子? 最后提一个事实。北京获得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后,向全世界征集奥运会主题时,从数万条口号中脱颖而出的,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无论这届奥运会有没有真正贯注这个主题,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意思很明白:尽管人类生存形态千差万别,但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人类相互依存,有着一些基本的共同期盼和追求。普世价值就来自这共同梦想。一位哲人说 ,“没有伟大的梦,就没有伟大的觉醒!”普世价值就是伟大觉醒的产物! 完成于2008-12-7   注释: ①《网络上“震”出了一个司马南》经济观察报对司马南的访谈 ②毛晓刚《“普世”的要害是否定特色》京报) ③这段议论部分地援引了笔者《关于人权的几个理论问题》中的观点和表述,该文的上篇曾以《关于人权——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0周年》为题发表在北京的《方法》杂志1998年11期;几年后全文发表在《岳麓法学评论》第四卷(2003年),题目:《对人权的几个理论观点的探索与商榷》。 ④关于民主宪政体制,包括引起很多争议的民主制决策原则的“多数决”等问题,笔者在《民主:人类的伟大探索》中有详细讨论。该文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9期 ⑤这两种限制其实是一体,两种限制之下,“救死扶伤”是要大打折扣的。如果是专政对象或者疑似专政对象,救不救,便要看是否有幸被选中来体现政策了。曾经历过文革或更早那些运动的人,对此不会陌生。 ⑥关于人道主义,笔者在《建立社会共识的价值基础——重提人道主义》(云南大学学报2007年4期)作了专论,此处略。   说明:该文发表于书屋杂志09年第3期;《读天下·律师文摘》2011年第3辑全文收录该文时删去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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