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

美国之音 | 对比新闻 : 四人帮粉碎35载,副统帅折戟40年

今年九月是毛泽东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彪乘飞机坠毁摔死在蒙古40周年,十月是中共“粉碎四人帮”35周年。斯人已逝,相关当事人和历史学者仍在质疑当局的盖棺论定。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海峡两岸都在高调大张旗鼓纪念孙中山领导的这次推翻满清政权革命百年。但一如既往,北京当局没有为粉碎四人帮(35)周年、或“粉碎林彪反党集团”(40)周年举办公开纪念活动。 *部分‘太子党’集会,要求彻底否定文革* 不过,媒体报道,上个周四,有一批在行动中和思想上为清除四人帮立下功劳的中共元老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李先念等人的后人、亲属和工作人员,在北京举行了一个“民间”集会,肯定华国锋领导打倒四人帮的历时贡献,要求“彻底否定”文革。报道说,与会者要求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手段和渠道,解决国家和社会遇到的各种问题。 35年前(1976)以华国锋和叶剑英为首的北京当局宣布,他们在的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江青(毛泽东妻子、政治局委员)、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姚文元(政治局委员)和张春桥(政治局常委),“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宣布之后,北京和全国各地有成千上万居民上街,庆祝打倒四人帮。 40年前(1971)的秋天,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当局对全国人民宣布,当时身为中共副主席的林彪(9月13日)坐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叛党叛国,自绝于党、人民和国家”。林彪当时被称为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副统帅。当这个中共文件传达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时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林彪、四人帮‘集团’不同性质,一案处理* 中国老百姓都知道,林彪案件是毛泽东在世时发生的政治大事,而四人帮案则是毛泽东去世后发生的高层一派用军队解决政治问题打垮另一派的“宫廷政变”。但得势和掌权者却在抓捕四人帮四年后的八十年代初,用法律手段,将都在毛面前争宠但实际上激烈明争暗斗的两个对立的集团,放在一口大锅里“一锅煮、一勺烩了。” 1980年11月,中共公开“审判”四人帮和林彪案,当局给他们定性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四人帮主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也作为江青集团成员接受审判。但是,陈伯达是因为文革中期庐山会议要设国家主席得罪了毛泽东从而遭到整肃失势的,毛泽东把他列到林彪一派。 这个特别法庭还判处“林彪集团主犯”原总参谋长黄永胜(上将),原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吴法宪(上将),原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将)、原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中将)16年到18年徒刑。 四人帮中,江青和王洪文分别在1991年(77岁)、1992年(57岁)去世,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在2005年(88岁和73岁)去世。林彪旧部中,黄永胜1983年去世(73岁),邱会作2002年去世(88岁),吴法宪2004年去世(89岁),李作鹏2009年去世(93岁)。 *对“粉碎四人帮”事件再反思* 中国选举和治理网上周发表署名“林明理”文章,题目是“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再反思。文章说,当年解决问题,“采用的是非正常手段,假如能不用‘抓捕’而通过正常的制度途径解决了“四人帮”,那才能说明我们的国家在真正进步,那才能值得我们真正欣慰。” 文章说,四人帮借助毛有意无意得庇护,攫取大权,颠倒黑白、陷害忠良、倒行逆施、人神共愤,遭到应有得惩罚确实让人拍手称快。但是,当年的这一行动在关键时刻确实采用军事抓捕的方式完成的。 林明理说,不难想象,如果不采用这一非常的果敢手段,那么,江青等人也极有可能先行动手,而采用开会、辩论、宣传、竞选、弹劾、罢免等正常的现代政治制度手段能否赶四人帮下台,也因当时政治权力运行的极度封闭性而的确很难判断。 这篇文章说,这样一来,当时的“两派人马”鹿死谁手,中国历史到底接下来的向如何,确实就难以预料了。“这一方面固然说明华、叶等人的胆识,但同时也说明,我们的制度基础是多么的落后,多么的脆弱!后来的人们又知道,当时的外媒对中国中南海发生的这一事件就是使用“政变”来报道的。” 林明理的这篇文章说,所以,让军事力量、武装暴力远离国家政治权力的交替,建立政治权力交替的制度化平台,一直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主要努力方向—-法治宪政国家军队只效忠于宪法法律,效忠于国家人民,意义即在于此。可惜,中国几千年历史一直没能好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我党自1921年建党以来,直到江胡交替之前,高层政治权力交替也一直离不了非正常得手段,整个国家局势也一直避免不了随之而动荡。” *文革形式可解决当今社会矛盾?* 据报道,这次在北京一些主导“粉碎四人帮”的中共高干后人(叶剑英女儿、华国锋儿子、李先念女儿、张爱萍儿子、纪登奎儿子、苏振华女儿、李鑫儿子、汪东兴儿子、马文瑞女儿、彭冲、倪志福等人的后代,还有周恩来的秘书)就粉碎四人帮、对文革、华国锋等人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人提出,现在左派包括新左派、毛派都提出要回到文革时代,因为社会上出现的腐败、司法执法不公、社会道德滑坡等等,他们把这些矛盾都归结于没有搞文革这样的运动,希望用文革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但是,报道说,多数人还是认为,解决问题还是得回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来。他们认为,文革不是民主,刘少奇、彭德怀不是贪污腐败问题,而是受到了党内的排挤,受到了党内最高层得人身攻击及摧残。但是,报道没有提到,这些高干后裔或相关工作人员和历史学者是否意识到,一党专制与民主、宪政和法制(法治)能否相兼容。 这次北京“反思文革”会议的参加者,多是抓捕四人帮的得势者和权力斗争中的得胜者的后裔或相关干部和学者,而没有一个四人帮和林彪集团的后人。 *‘林彪集团主犯‘著书立说,后人学者要求翻案* 林彪案中四个“主犯”中,黄永胜去世较早没有留下作品,其他三位邱会作、吴法宪和李作鹏,近年来都通过香港出版社发表了回忆录,引起很大的反响。 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录 这些年来,所谓林彪集团的“干将”邱会作、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子女(黄春光、邱路光、李冰天、吴新潮等)都有所发言和表态,要求公正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而这些年来,中国一些历史学者如已经去世的军队作家王年一、舒云、海外学人丁凯文和曾长期担任林彪秘书的李德等都撰写文章和书籍,要求公正评价林彪案。 *杨建利:回忆录的得失* 旅美学者杨建利上星期发表博客文章说,这三位原四野(国共内战中林彪统领的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弥足珍贵。“作为上层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和牺牲品,他们能够在晚年写下这样的回忆录,无论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还是对于他们个人,都是很有价值的。” 由于这些人的回忆录无法在中国大陆通过审查,只能在香港出版。杨建利认为,这些回忆录“突破了中共官方对党史问题的标准说辞,因而属于回忆录的异端….对中共党内、军内的事件和人事关系采取了比较坦率的态度,既有可读性,又有史料价值,甚至可以帮助我们解开一些中共党史问题的谜团。” 从这几位“林彪集团”“主犯”的回忆录来看,他们的写作手法和叙事方式基本是大同小异: 先回忆童年生活—都是家境贫寒,有翻身闹革命的强烈意愿,再回忆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五次反围剿、万里大长征、跟着毛南征北战,最后在四野跟着林彪打辽沈战役,乃至“解放全中国”;跟着毛林参加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林彪垮台;如何接受审查,被判刑,被流放,如何从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和几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上人,到共产党自己的秦城监狱的阶下囚,最后是出狱后流放民间的感想和反思。 旅美学者杨建利说,这几本回忆录,也有一些问题,主要是作者对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选择性记忆—如共军围困长春饿死很多百姓;东部农村土改大量杀人问题。 美国之音 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李作鹏回忆录 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所写的回忆录,都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共产党的根本理念和制度,而是高度赞扬和评价了这些发动文革的“始作俑者”,对其领导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歌功颂德,更没有意识到,从根本上来说,正是毛、周、林这些人,造成他们被打成‘反革命’而投入大牢的悲剧。 杨建利说,这几位“活到了21世纪的作者的最大悲哀在于,他们没有搞明白遭受抛弃、迫害的真正原因和加害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为加害者掩饰和粉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 *中央批示: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李作鹏的儿子李冰天在李作鹏回忆录后记中写道:2009年1月3日李作鹏去世,1月16日,中纪委副书记干以胜、交通部长李盛霖召见家属,传达胡锦涛、习近平的“指示”,家属遵照指示,没有“举行遗体告别和火化仪式”。 吴法宪儿子吴新潮在其父回忆录后记中说,吴法宪1981年保外就医,一直在济南生活,直到去世。吴新潮说,这些年,“虽然生活清贫,却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父亲常对我们说,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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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RFA独家:“粉碎四人帮”35周年官方低调 中共元老后人聚京再评历史

今年10月6日是中国 “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官方刻意低调而民间积极评论。中共已故领导人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等一批元老的子弟和党史学者两百多人,星期四聚集在北京,举行二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纪念活动。据与会者告诉本台,多数人针对“新左派”的观点,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并高度肯定华国锋主政时期的历史贡献。还披露了毛泽东与旧臣,鲜为人知的事。 星期四是中共“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近年,官方一直对10月6日刻意低调,当天各大官媒均未提及当年家喻户晓的盛事。而由一批中共元老后代发起的民间纪念“粉碎四人帮”的活动,当天在北京国贸三期群贤厅举行。 据出席活动的孙先生告诉本台,与会者无论背景还是身分都异乎寻常:“北京两百多人举行了一个民间的,由叶剑英的后人、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召集的‘纪念粉碎四人帮35周年’。华国锋的儿子、李先念的女儿、张爱萍的儿子、纪登奎的儿子、苏振华的女儿,当时中办副主任李鑫的儿子、汪东兴的儿子、马文瑞的女儿、彭冲、倪志福等(人的后代)以外还有赵行志的儿子从上海赶过来。周恩来的两个秘书,一个叫高振普还有一个叫季东。”   孙先生说,多位元老子女在会上发言。 “大家讲到粉碎四人帮35年,官方从来没有举行过任何庆祝或者回顾的纪念会,所以这次特别的引人注目,晚上又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宴会,播放了当时的一个纪录片,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几天来各行各业欢庆游行。”   1976年是中共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9月9日去世后,不到一个月,接班人华国锋在军方的支持下,抓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及姚文元,所谓的“四人帮”。紧接着当局号召数十万人到天安门广场庆祝“粉碎四人帮”。   一位与中共元老关系良好的知情者称,会上有人提出通过“文革”解决当前的问题。 “当事者都纷纷回忆了当时的一些历史的重要片段。会议的一个主旨就是针对现在国内左派包括新左派、毛派都提出来要回到文革时代,因为社会上现在出现的腐败、执法不公、社会道德滑坡,他们把这些矛盾都归结于没有搞文革这样的运动,用搞文革的方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该人士又说,多数人认为“文革”绝不是办法。 “与会的大多数认为还是要用宪政、民主,回到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来。‘文化大革命’不叫民主,刘少奇、彭德怀并不是因为贪污腐败的问题,他是受到了党内的排挤,受到了党内最高的人身攻击及摧残。”   与会的学者吴稼祥认为,这次讨论有三个意义。 回答:第一条、否定文革,否定文革这件事情在当前大陆还是挺困难的,所以开这么一个会有这么一个意义;第二条、继续否定毛泽东,因为毕竟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对不对,她一贯以执行毛泽东的指令为最高指令;第三条、应该讲任何一个政权要不顺应民心的话,都有可能被粉碎。 记者:官方好像没有什么活动? 回答:官方里面的某些人正在淡化文革,他怎么可能报道,否则怎么可能有今天这样子呢?你想如果官方是否定文革的,怎么会对文革否定这么困难呢?在他(邓小平)之后,邓小平(否定文革观点)就被否定了。   孙先生说,与会者在批评当前缺乏监督机制的同时,也透露了鲜为人知的旧事。 “现在的官民矛盾突出恰恰是缺乏党内民主,党内监督机制。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也提出来,过去毛(毛泽东)跟黄炎培(近代教育家)有一个著名的对话,认为建国以后我们能够跳出这个(政权兴亡)圆周率,什么办法?用民主的办法,但是建国62年,粉碎四人帮35年,我们仍然没有跳出这个圆周率,特别是建国以后的很多历史表明,我们不仅没有跳出这个圆周率,我们实行的还是皇权政治。”   孙先生还说:“会议上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曾经跟马晓力过去有一个谈话,马晓力今天也公布了。就是叶最后离开毛(毛泽东),毛又好像示意要他回来,就是托孤。托孤给谁?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华(华国锋),其实就是要叶保护江青跟毛远新。”   一批中央党校的教授也出席了会议,其中有王贵秀、蔡霞,盛宝祥等,还有一些党史问题的专家学者。而会议另一个焦点是对华国锋在1976至1978年主政时期,给予很高的评价。 与会者对记者说:“大多数学者提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是因为粉碎了四人帮才开始的,没有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这些都没法谈,所以过去对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意义,官方至今讳莫如深,谈得很少。甚至在历史决议里边,党的其他文件里边说华国锋主政的那两年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说的是76年到78年。78年以后,好像就不徘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不徘徊了)。今天的与会者反驳了这一说法,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是突飞猛进的两年。”   在会上发言的王贵秀对记者说,在华国锋主政下粉碎“四人帮”,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是没有粉碎四人帮,后面什么都不存在了,多少老革命还挨‘四人帮’整的。中共十一大也可以开,开了但内容不会是这样,他继续提搞左的那套,他就不可能前进,十一大宣布文革破产,实际上已经系统批判四人帮,实际上涉及到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了,那个就涉及到的问题够大的,而且发展够快的,他怎么叫徘徊中前进呢?这说不通的,不符合实际。而且没有粉碎四人帮,没有中共的十一大,没有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也不存在,他是一步一步前进的,前进的够快的,徘徊就是不前进。”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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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棠 | 英伦垮掉

2011年10月10日 16:39:19   英伦青年大骚乱,一时间令英国传统左派和新左派评论家们束手无措,如果动用前者擅长的阶级斗争观来分析,则无法理解不少富有白人子弟咸与“革命”之举;若是后者从全球化和后殖民角度批判之,这些青年本应是价值链上的受益者,还是没有革命的必要性。     我愿意把这理解为“无因的反叛”,而无因其实也是因,从文学心理的角度去理解,这是青春燃烧的冲动,也是必然包含毁灭的虚无主义冲动,英国从恩格斯、乔治?奥维尔到“性手枪”、“冲撞”乐队,到如今一众青春反叛作家歌手,素来是硬派传统,对社会之恶冷眼而对。后来者更加上了美国强猛的“垮掉派”力量增援,咄咄逼人,更能呼应现实中这帮大小伙子的荷尔蒙过剩。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旧金山的反叛诗人金斯堡和小说家凯鲁亚克分别以长诗《嚎叫》和小说《在路上》发难,掀起了那个沉闷时代中最惊世骇俗的一次文学运动:他们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到后来垮掉派走向沉静和放纵两个极端:分别以诗人斯奈德和小说家巴勒斯代表。前者主张沉思冥修,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后者却从“堕落生活”中获取灵感,着力去描写生活的丑和恶,描写吸毒和性爱的快感和随之的失落。巴勒斯的创作其实继承着现代派文学中隐密黑暗的一脉:可以上溯到变态文学的法国祖师萨德侯爵和写《恶之花》的“颓废诗人”波德莱尔。也许是因为呼应了青年人心中对暴力﹑快感的本能向往,巴勒斯的一端经由英伦朋克运动﹑波普文化的推崇和发扬,至今大受英国青年的热爱,新生代的作家亦自觉继承其衣钵,而威尔.塞尔夫(Will Self)则是其中最为瞩目的一个怪才。     威尔.塞尔夫曾经当过记者,对英国低下阶层的生活深有接触;而更厉害的是他曾有多年吸毒的经验,为他描写吸毒者的快感幻觉和颓丧心态提供了大量素材。这样的经历令人想起他一个名留英国文学史的前辈:写《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白》的德.昆西,塞尔夫亦无比沉醉于对迷幻旅程的尽情书写中,并且对“堕落者”的生活敝履自珍——他们都不带道德判断地去面对这种生活和精神状态,更没有借文学来“拯救”世界的企图。     《给顽强男孩的顽强玩具》是塞尔夫颇具代表性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置于书首和书尾的姐妹篇小说《像丽池一样大的快克》和《临创奖》是最能代表塞尔夫“美学”的文字。这两篇连贯小说讲的黑人丹尼的故事未尝不能看作塞尔夫的一个扭曲﹑黑色幽默的自传体狂想。黑人丹尼去拉美为黑社会工作,他偷走黑社会头子的钱后回国,和吸毒的弟弟提克一起过着百无聊懒的生活。有一天他们在公寓墙上挖到大量毒品“快克”,于是两人成为毒贩,直到黑社会的杀手找到丹尼。杀手把一桩虐杀幼童案嫁祸给丹尼,使他被判刑二十年。丹尼为了洗脱罪名,开始在监狱中学习写作,他想在一次写作比赛得奖,但结果却让一个真正的性变态者获奖了。故事就这样不合理的结束,和读者习惯的浪子改过自新或无辜者沉冤得雪的阅读期待都大相径庭。从中可看出塞尔夫的世界观:世界就是荒诞邪恶的,人无能改变,甚至文学也不能,作家所能做的只有把它的残酷一一描述而已。     集中其它的小说无不是这般恐怖怪诞的,《苍蝇乌托邦》中一个厌世者和昆虫共建他的“美丽新世界”,最后还让昆虫把他的女友吞噬了;《欧洲的故事》讲一个两岁的婴儿令人厌恶地大讲商用德语的怪事,分明是一个讽刺欧盟的寓言;《也是戴维》借一个疑心病患者的幻觉来揭示这个机械复制时代的可怕;《关心.分享》和《福斯汽车的错误设计》都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就像他的前辈伯吉斯的《发条橙》一样,挖苦人类日益的冷漠和外强中虚。点题之作《给顽强男孩的顽强玩具》是一个颓废的心理医生迷乱的内心独白,他在自己的空虚中放任自流,生命依赖于大麻和高速飚车的快感之中,说是顽强,实则不堪一击。     看得出塞尔夫和他的垮掉派祖师们首先的不同在于,塞尔夫比较入世──他乐于讥讽这个世界虚伪和阻碍他的放纵的一面,他好像在说:“为什么不肯正视你的丑陋呢?”垮掉派们则比较出世,在迷幻的烟雾对世界不屑一顾。这跟塞尔夫所接受的另一文学传统有关:英国五十年代的“愤怒的一代”作家,相同的低下阶层出身,因之对英国长期换汤不换药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靠福利制度勉强支撑的腐朽社会的不满。不像在大美国精神下的迷幻乐园中可以避之不见。     但更重要的不同──显出了新世代的衰落的却在于,文学主角的精神力量和取向。在垮掉派文学中,人们虽然过着颓废的生活,但他们深得存在主义“真传”──都拥有自我选择的勇气和随之而来的行动、追求和承担,因此起码在精神上,他们抵达了自由。但塞尔夫的主角们却任由社会的变态所摆布,并且自认烂命一条,甚至和黑暗的事物同流合污了──最可怕的是他们竟以此为乐,混世为生。而实际上,这不也是我们当代的反叛青年和六十年代的反叛青年的最大的不同吗?这是真正“无因的反叛”。也许这是今世代的无奈之处:他们只能这样嬉皮赖脸,才能面对这个钢铁都市的丑陋和残酷苟延残存。他们只能狂暴于自己的邻人,才能安全地实验早已远离他们的革命。       上一篇: 彗星 ——纪念戈麦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9)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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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杨小凯: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 2011-10-04 13:06:27 杨小凯: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 进入专题 : 杨小凯 革命 反革命    ● 杨小凯 ( 进入专栏 )   向继东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杨先生,你是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今天我们不谈经济。前不久我在网上读到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和《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觉得很有意思。你能就此谈谈吗?          杨小凯(以下简称杨):我是搞经济学的,别的文章写得很少。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文章,都是美国的一些杂志编辑盯上我,被逼着交差的。          向: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提出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有意思。          杨: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七年写的,我不知是哪位热心人把它上的网。在那篇文章里,我说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暴君。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又无法控制它了,它又成了新暴君,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的逻辑。我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二是革命          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我还说,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部的          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换句话说:我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遭遇挫折一样,所以阻止革命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向:这是你现在的观点?          杨:现在我的观点又有很大不同了。我读过英国人伯克写的《法国大革命论》,这本书写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可以说,它是经典的反革命理论。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是人们对这个制度不满,他们相信人的理性,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改造好。但在革命过程中, 可能将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同样经过筛选淘汰出去。经长期历史变化后仍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虽然有许多问题, 但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惩罚偷窃,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有,中国政府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机制,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譬如江泽民做了总书记,他也经过了许多磨练,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人服气的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去掉了,谁都不服谁的气,那可能就乱套了。有些机制,你现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东西被你忽略了,当你革命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机制时,你才会发现没有它可能会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复和保留它。否则,去掉这些机制,革命的后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思想。          向:你是否读过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          杨: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是“八九风波”后,他们在海外完成,而我在一九八七年就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或者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你是否读过已故Olsen的书,他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敬佩Olsen 。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见他的“国家兴衰论”) 。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难兴邦” 论者。          向:你那篇谈科索沃事件的文章我读了。你能简单谈谈它的意义吗?          杨: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          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 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其背景是:欧洲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并且这个原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的。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战后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 ,公民投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了德国。这次就是科索沃地方民选政府要求独立,而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动用联邦的军队去打。          向:那么强大的北约去打一个小小的南联盟,这不是依强凌弱吗?          杨: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要在国际大环境下做具体的分析。中国人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无道德准则可言。这点我也理解,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不能老是停留在苏联时代。要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比如说警察惩罚小偷就不能说是依强凌弱,因为我们有社会公义概论:偷东西是不义的,应受到惩罚。          向:在“随想录”中你说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话很有意思。          杨: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 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来平等竞争吧!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依赖历史提供的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机制。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这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即民主的条件。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就是要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哪一派强大了,就要支持它的敌对派。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实质远未了解,他们喜欢附和强权而歧视弱者。          向: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知识分子全部悲剧都是咎自由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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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转贴邹光日志转贴的评论---汪晖事件

我会写一篇文章探讨学术规范问题。我认为我们对任何学术规范的价值判断,首先依赖于我们对生活中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感受。规范的价值不是要压抑这样的感受,不是要让这样的感受枯竭。因此,比学术规范更重要的,其实是学术共同体,如果规范的维护有助于让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们对具有重要性的问题有更敏锐的感受。 这个包庇着汪晖的学术界2010-06-17 23:02你今天应该看到了这个包庇着汪晖的学术界的厚黑了!这样的白纸黑字,这样的一个学术和思想上的神经病,楞是有这么多的像刘禾和李陀这样的人给他撑着,居然有脸用英文到外国汉学界去签汪晖没抄信!还有黑白之分? 它到了洋相出尽的时刻了。它的可笑已经无法逗我们了。我们看了不忍心了。 除掉汪晖,但我们自己怎么办?真的就让这几个小打小闹的人揭出的真相光天下大白?他们不肯。他们想要制造另一种真相来掩盖它。他们想让自己脱出干系。但是,他们被卷进来了。刘禾李陀们如何表态?你替他们想想!这是真的学术、真的思想的关头了!说不清这个,你别的都是瞎编! 汪晖害了刘禾李陀,害了三联《读书》、害了清华大学、害了《新左派评论》、害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将要或正在害你我。他真的是一只非常优秀的错乱病毒实验用兔!他的功劳就在这里! 汪晖的治学:以批判消解反思  ◎ 谢源卿  汪晖抄袭已经成为真正的学术公共事件,尽管还有不少人为汪晖作辩护,但越来越多的新证据显然对汪晖不利,虽然我个人很早就认可汪晖抄袭成立的结论,但这次我并不想再为这个浪费精力,而是想谈谈汪晖的抄袭与汪晖的学术研究风格的内在关联。  汪晖办过刊物、当过主编,写文章也总喜欢搜集尽可能多的材料,甚至水火不容的观点来论述同一个主题,在不同观点之间游走钢丝,辨析提炼,然后隐约间自以为是地用串葫芦的方式把这些捏成型。在学术史上,这种做法的代表首推东汉的郑玄。学术研究,每人有各自合适的研究路子,无所谓优劣,但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研究风格,我们还是可以更细致地考察其利弊的。  其一、选择这种学术风格的人,往往思辩力强,悟性颇佳,能够快速找准各家观点的核心及要害,并能择其所用。而这种人,做学问要是走捷径的话并不难,而且一般地说,这种人对真正的“细枝末节”也的确不大会看重,因此他们做学问的基础,往往并不是真正的一手材料,而是学术界各种现成的研究结论。但他们比一般学者高出一筹的地方是,他们能够在别人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行,甚至能够思其所思。这种能力对于缺乏思想深度,尤其是对当今中国学界当权的这一代思维固化且无法持续深化自己思考能力的学者来说,尤其显得鹤立鸡群。因此很多汪粉,总觉得汪晖的学术成就惊人,把握学术的思辨能力超强。因此,当王彬彬出来打假的时候,汪粉的焦躁与骄妄表现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无法回避细节的硬伤,但他们又觉得纠缠于此,更可能导致全盘否定汪晖的学术成就,而这意味着对汪晖的极大不公——— 在他们看来,汪晖的高明之处非王彬彬所能知也。  其二、选择这种学术风格的人,往往学术野心很大。汪晖成长的年代,是斯文扫地,人伦沦陷,学术荡然无存的年代。先天的学养不足,后天的野心又太大,所以导致这一代学人几无克制之心,论学无所不为。其下者如当今学术诸公,大言空言千篇一律;其上者如汪晖,以别人所得现成结论进行综合加工。这种根基不实做大学问的场面背后,总是难免投机取巧之嫌。  其三、徐复观先生曾经这样批评许倬云:“许君治学,走的是一条省力、取巧,以至流于虚浮诈伪的道路。他还未养成阅读古典的能力,所以不曾在基础材料上用功。杂录时人有关的文章,但不知道进一步重新检查时人文章的论证,更因为他不曾把握到有关的材料,自然也找不到重新验证的尺度。”(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正因为如此,只要他所掌握的二手材料有问题,那么他的很多议论都是不靠谱的,汪晖亦当作如是观。汪晖的学术成果,有时候并不取决于他对所论述对象的思考,而往往取决于他所论述对象的学术研究现状。因此《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诸篇,质量良莠不齐,各篇之间的关联互动,也几无可道。此外,学者对治学对象的移情乃是常情,而汪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采取了貌似古老而长效的治学态度:理解之同情。可笑的是,这也是汪晖治学唯一能够一以贯之的地方。所以我读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时,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汪晖对其论述的历史人物,都持几乎宿命论般地肯定态度,在这里,什么问题都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他们在历史制约下的“内在张力”,以及长袖善舞的表现——— 一如新左派在肯定毛泽东体制后对毛所作所为的“理解之同情”。而汪晖暴得大名的所谓现代性批判,往往是借着批判的调子来消解学界对历史人物的真正反思,这种学术批判和对历史现实的无原则认同是合二为一的。所以说,汪晖的治学,其实是拜什么菩萨烧什么香———新左派的权力崇拜,是大有本源的。  因此,汪晖的抄袭是一回事,其学术研究风格又是另一回事,而这两者之间又有内在关联。我们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汪晖的学术成就,无非是一堆纠结的内在错乱与外在的不知所云的产物。  南方都市报 发现中国 下一篇: 一个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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