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

中國目前M2 與GDP 的比例高達1.87， 高踞全球主要經濟體榜首。   文 /溫克堅 中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建立在經濟發展績效之上，決策層可以濫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強行刺激經濟增長，天量的廣義貨幣增發正源於此。貨幣增發是對公眾財富的劫掠，雖暫時麻痺了公眾對通脹的緊張，所引發的惡果卻會隨時爆發。 2013年 2月 6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2012年第四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報告提到 2012年中國實現國內生產總值（GDP）51.9萬億元，人民幣貸款餘額 8.2萬億元，同比增加 7320億元，廣義貨幣供應量（M2） 餘額為 97.4 萬億元，同比增長13.8%。中國以佔全球 10%的GDP卻對應着全球 1/4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與 GDP的比例高達1.87，高踞全球主要經濟體榜首，這個現象自然引發市場人士和財經類媒體解讀的興趣。各種觀點眾說紛紜，但是一個共享的結論是，中國 M2世界第一肯定不是什麼好跡象，它必然折射了中國經濟體的某種病症。 M2飆升軌跡 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媒體的反覆傳播，M2這個專業詞彙已經進入大眾話語，成為人們探討經濟趨勢的重要指標。根據央行統計口徑，M2包括流通中的現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在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存款和住房公積金存款等 ,這些都構成一般意義上的廣義貨幣。 中國經濟體 M2/GDP數據一路走高，其最直接的涵義，就是同樣單位的 GDP，對應着更多的貨幣供應，這固然有中國經濟貨幣化的內在需要，但是 M2供應量超比例投放，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貨幣化過程能圓滿解釋的。從另外一個角度看，M2/GDP之比也可以反映貨幣流通速度，M2高企意味着金融體系存款增加，貨幣流通速度下降，投資不活躍，同樣多的 GDP，需要更多的貨幣作為交易媒介，這間接說明了經濟存在結構性問題，尤其反映了金融體系的效率低下。 如果說這些分析判斷過於一般性，其提供的涵義過於抽象的話，那麼觀察大陸 21世紀網統計的中國天量 M2形成的軌跡，我們可以發現更多實質性的內涵信息。根據上述 M2增長數據示意圖，2008年 12月份，官方統計 M2是 47.5萬億元，而 2008年後，每年 M2的增幅都遠遠快於GDP增幅，以致到了 2012年，短短四年時間，增加的 M2接近 50萬億。也就是說，最近四年以來中國政府基本上依靠天量的貨幣發行來拉動經濟增長，這就是所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鬆的貨幣政策的實質含義。 如果對比最近十年的數據，我們發現 2002年以來，M2快速放量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進出口帶來的巨大外匯順差，大部分都被央行收購，帶動基礎貨幣投放，這些貨幣投放是建立在真實的貿易基礎上。而 2008年—2012年之間，官方統計加總的貿易順差不過 1萬億美元，即使全部結匯， 對應的人民幣餘額不過 6萬多億而已，而同期廣義貨幣卻增加了 50萬億元，可以看出，大部分 M2的投放是沒有真實貿易作為基礎的。 央行政治化 《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 ,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而在實際上，這兩個目標是經常衝突的，自然，在中國現有的政治架構下，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往往犧牲了貨幣幣值穩定的目標。中國政治體制的合法性建立在經濟發展績效之上，因此為了確保經濟增長，決策層可以罔顧基本的經濟週期，濫用貨幣和財政政策，來強行刺激經濟增長，天量 M2的產生基本上就是這個過程的產物，而這同時也是央行獨立性角色的淪陷過程。 具有十足諷刺意味的是，央行主要掌舵者的周小川，卻獲得了頗多讚譽，比如說他懂業務，善於和國際同行交往，他曾經獲得美刊評選的「全球最具影響力金融人物」，並榮獲《歐洲貨幣》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長」獎。周小川任職央行行長十年，在推動金融創新，推動利率市場化等方面有所建樹，但是在他的任期內，央行資產負債表膨脹，成為全球最大的印鈔機，這其中的責任固然不能由他個人承擔，但周小川作為天量 M2發行者角色將被歷史記錄，因為天量M2將成為今後經濟發展中揮之不去的陰影。 天量 M2的後果 隨着國家壟斷貨幣發行，金本位退出歷史，貨幣變成一種信用安排，央行的角色愈來愈獨特和重要。如果央行本身沒有獨立性，就會被特定的利益結構 /政治結構所俘獲，成為服務特定群體的工具。當中央銀行偏離了維護幣值穩定的正當目標，而服務於政府的各種短期目標，比如更高的GDP增長，特定行業的復興計劃，特定地區的開發等等，政府之手需要央行的貨幣政策做潤滑，才能如魚得水。如果在自由匯率制度下，國民還可以通過兌換成其他國家的貨幣，來間接約束央行濫發紙幣的行為，在人民幣匯率被嚴格管制的情況下，貨幣價值的競爭機制被抑制，持有人民幣資產的公眾根本無力對抗央行的濫發貨幣的過程， 因此 M2的快速飆升過程，本質上是對公眾財富的一種掠奪。 廣義貨幣快速增長，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那些佔據壟斷地位的銀行類金融機構，他們利用巨大的存貸差，賺得盆滿缽滿。最近十年，中共當局在經濟結構的改善方面無所作為，央企、國企和地方政府背景的公司開始大量繁衍，他們利用獲取金融體系資金的便利，也分享了天量貨幣投放帶來的盛宴。但長期困擾中小企業發展的融資困境，並沒有得到有效化解，在江浙地區，民間融資的成本依然高達月息 3分到 4分，大量的中小企業依然因為融資困難而倒閉。 根據貨幣學原理，超額的貨幣投放必然帶來通貨膨脹。有大陸生活經驗的人們，都會驚訝於人民幣的不斷貶值。從日常的生活開支，到勞動力和服務價格，到房產等大宗消費品，最近這些年基本上漲聲一片。在全球生活成本排行榜中，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都已經進入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百名榜單中。 2012年官方正式公布的 CPI（消費物價指數，編者註）數據是 2.6%,這是一個十分誤導人的數據。很多評論人士把統計局公布的 CPI數據當成物價上漲的指標，或者把 CPI數據當成通貨膨脹指數，得出中國經濟體沒有通貨膨脹的結論。統計局本身對 CPI的操控由來已久，其統計數據缺乏公信力，這毋庸置疑。事實上，2012年以來，公眾對物價上漲幅度的感受，遠遠超過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官方也知道物價上漲帶來的社會壓力，因此通過對市場的干預，來延緩生活必需品的漲價壓力，同時通過對統計數據的修飾，麻痹公眾對通脹的緊張。 對中國經濟發展有記憶的人，都聽說過貨幣老虎的說法，借用這種比喻，可以說目前近百萬億的 M2是最大的貨幣老虎。如果因為某些預期，貨幣流轉速度加快，大量貨幣很容易形成某種搶購風潮，這就是通常說的老虎出籠。老虎何時出籠，這是誰都無法預判的事情，不過說 M2是懸在經濟運行上的堰塞湖，恐怕不算過分。 M2與未來發展模式 天量 M2客觀上對決策層已經形成某種警示，壓縮他們的政策選擇空間，合理的選擇是央行資產負債表必須開始收縮，緩解通貨膨脹的壓力，同時打破行政性壟斷，對國企進行改革，讓土地，礦產等關鍵資源更快的進入市場，吸收和對沖洶湧的廣義貨幣，使經濟縱深化發展。很多人的眼光盯着正式登台的李克強，他將開始掌舵中國的經濟政策。從目前公開信息尚無法形成對李克強的經濟政策的完整判斷。沒有疑問的是，城鎮化將是李克強的重要選項。表面看來，城鎮化是符合中國經濟發展趨勢的合理選項，不過不同路徑的城鎮化，喻示着完全不同的後果。一種路徑是通過降低政策壁壘，包括廢除過時的戶籍制度，土地壟斷等等，讓市場機制起作用而演變出來的城鎮化，這意味着體制內部痛苦的政治博弈；另外一種路徑就是繼續通過地方政府主導，通過積極財政來搞大量的城鎮建設和所謂的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經濟增長，這種城鎮化意味着需要更多貨幣投放來維繫此過程，以飲鴆止渴的方式來滿足地方政府的融資需求，無疑這將繼續推高中國 M2/GDP的比重，意味着更劇烈的通貨膨脹的到來，從而導致更大的風險。 無論如何，天量 M2已經警示依靠政府投資，依靠貨幣投放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即將走到盡頭， 中國經濟發展到了不得不變的十字路口。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香港特首梁振英獲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緊緊握着他的手，態度誠懇   文 / 劉銳紹　（香港時事評論員） 今天，香港的經濟依靠大陸，與 1997年的情況完全不同；台灣已表明不相信「一國兩制」，北京還要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嗎？ 在北京舉行「兩會」期間，與香港有關的新聞似乎佔領了更多傳媒的篇幅，包括香港記者被打；社運人士楊匡被扣留和驅逐出境；多位中共領導人就香港政制改革問題放話，建制派人士馬上附和；習近平接見梁振英時提出「抓好落實」的要求等。每一件事都緊扣香港人的心，同時也令香港人的心緊中加緊。 綜合各種跡象，再回顧過去北京在不同階段就香港政改問題的表態，一幅圖畫逐漸清晰：北京在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上，一直採取「能拖就拖，既哄且騙」的方法。今天到了難以再拖的地步，只好逐步亮出底牌，開始在「既哄且騙」的基礎上再增加壓力，務求達到自己的目標。 猶記得，2004年北京通過全國人大釋法，否決了 2007年普選的可能性，又規定立法會選舉功能組別和直選的議席維持各佔一半的比例；後來，再制定所謂「政改五部曲」，實質是設立五道關卡，令政改步伐寸步難行。等到市民極度不滿，發出怒吼時，他們又使出緩兵之計，表示「2017年可以有普選」。但這句話可說是語言偽術的典範，其含意是：「2017（條件成熟時）可以有普選，但（如果條件不成熟）也可以沒有普選。」「可以」這兩個字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裹，真的可圈可點，充滿彈性和玄妙，但無論如何，中共從來沒有說過「2017年一定有普選」，也沒有公開解釋他們心目中普選的具體內容。日後需要反口時，他們還可以說是香港人錯誤理解「2017年可以有普選」的意思哩。 中央製造輿論繼續拖延普選方案 今天，離 2017年愈來愈近了，社會各界都熱切期望北京和港府盡快拿出普選方案，至少要拿出政改方案。可是，北京和港府不斷製造輿論，認為「還有足夠時間，明年才拿出方案也不遲」。與此同時，他們又趁今年的「兩會」期間不斷放話，意圖進行「期望管理」，則是要把香港人的普選訴求打下去。 且看他們在「兩會」期間怎樣放話？先是中共第四號人物、主管統戰工作的俞正聲在會見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時說，2017年香港「普選」特首，如果由對抗中央的力量執政，將對香港不利，所以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在香港執政，而且要長期執政。他認為，在香港有人高舉港英的龍獅旗是歪風邪氣，有人在搞顛覆，香港不能成為顛覆大陸社會主義的陣地和橋頭堡。 幾天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又在港區全國人大的小組會議上放話，說了三個特首標準：必須愛國愛港、要得到中央信任、要得到港人擁護。這些所謂標準都是虛無飄渺、毫無客觀尺度的空話，卻成了北京的金科玉律。 張曉明的話出來後，建制派人士紛紛按中央精神辦事，加入「放話團」，並表明在特首的選舉中應該有篩選程序。據了解，本來有關方面打算採用「初選」或「預選」的字眼，但後來有人提出，倒不如說得清楚一點，直接使用「篩選」一詞。後來，官方同意了，建制派人士可以按自己的選擇，「篩選」、「初選」、「預選」等字眼都可以用。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說出北京的界線，必須有一個由官方主導的篩選過程。 在「兩會」期間，中共第三號人物、兼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的張德江也會見了港區人大代表。他雖然沒有像俞正聲和張曉明那種「畫公仔畫出腸」的表述，但有一句話值得關注。他表示，北京對香港的政策沒有變，沒有收緊。從字面來看，好像北京仍在落實「一國兩制」。不過，必須弄清楚張德江所指的「對港政策沒有變」、「沒有收緊」的意思。他所指的「沒有變」、「沒有收緊」，其實是指由 2003年至今，而不是指由 1997年至今。 1997年香港回歸之初，北京基於兩大因素，是比較認真地落實「一國兩制」的。一是香港的「一國兩制」要向台灣作示範作用，二是因為當時香港經濟仍處於強勢，內地有多方面需要香港。所以，他們比較有耐性和容忍，希望「無為而治」。但自從 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後，北京開始感到困惑，香港回歸六年（19972003）了，為什麼香港人的腦袋還未回歸？其後，他們得到的結論是：過去管得少，日後就要凡事多管一點，把「無為而治」改為「有所作為」，同時要引導香港人（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思潮。曾蔭權低調推行的國民教育，到梁振英高調和推動獨立成科的國民教育，都是在北京提出「有所作為」之後逐步形成的政策，務求要扭轉香港人的思想。 北京加強「管治」香港 此外，北京也不斷在政制問題上軟硬兼施。筆者不排除在北京的治港班子中，有一些比較了解香港實況的人士，以好言相勸的方法進行內部遊說，曉以利害，促使北京高層接受一些現實，願意作一些妥協。2010年的政改方案能夠通過，就是這批人士在起作用。但是，北京高層後來有點後悔，認為 2010年的政改方案開了一個口，日後可能一步一步被沖崩堤壩。所以，他們沒有承接當時的氣氛，沒有再與主張通過 2010政改方案的民主黨接觸，即使有接觸也局限於私下摸底，而不是真心交流。 可見，張德江所指的治港政策沒有變，也沒有收緊，實際上在 2003年已經改了，變成「經濟鬆，政治緊」。況且，今天香港的經濟已愈來愈依靠大陸，與 1997年的情況完全不同。更有甚者，台灣已表明不相信「一國兩制」，而兩岸今天已有溝通的渠道， 香港的橋樑角色大大減弱，北京還需要在香港落實「一國兩制」嗎？ 根據北京過去處理政治議題的手法，可以預期，他們正採取「話說在前」的方法，透過「兩會」放話和建制派的造勢，把北京的一些界線告訴香港人，試圖引導輿論，爭取支持；日後，如果不能說服香港人，不排除就會使用強硬手段，硬推有利於北京的政改方案。就目前建制派主導立法會的形勢，雖然硬要通過政改方案仍有一些難度（因為要有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投票贊成），但也有可能分化民主派，最後闖關成功。總之，半哄半騙半壓，成了北京的三大板斧。 說到這裏，不能不談北京的急功近利和短視。2010年政改方案通過後，已有建議希望北京趁機修好民主黨以至其他民主派的關係，例如在適當時候邀請他們集體回大陸訪問，然後有秩序地發還回鄉證，採取先易後難的方法，逐步解結。可惜，北京一點動作也沒有，連一點友善的姿態也沒有，在公開場合握握手也有界線，甚至不握手。這樣令民主黨兩頭不討好，久而久之，中間路線也被邊緣化，加上其他失政，令北京的對立面不斷擴大。 總之，2017年的政改方案勢必成為新的衝突點。北京希望透過官員不斷放話和建制派不斷造勢，沖淡民主派提出的「佔領中環」，從而令民眾支持官方。不過，北京這樣做只是捨本逐末，令矛盾更加凸顯。這種手法只是一種權謀，而不能解決核心問題。說到底，這是香港人的長期民主訴求與北京不願放過民主步伐的根本性矛盾，也是一種深層次矛盾。北京如不改弦更張，實難解結。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網絡群組前成員陳梓進，在太平山頂揮動港英龍獅旗   文 / 陳嘯軒、溫朗鈞 1982年，香港前途未明之際，有民調指九成港人希望維持英治。香港回歸近 16年，有網上投票顯示有九成網民希望「回歸英國」。這種巧合說明了什麼問題？ 近年，在香港舉行的大小規模集會遊行中，愈來愈多人高舉殖民地時期的港英龍獅旗。這些行為遭到本地親北京報章輿論狠批為「數典忘宗」，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早前更在閉門的港澳政協委員小組會議上，炮轟這是「歪風邪氣」。 就在俞開腔六天後，香港老牌英文報章《南華早報》的網站就「是否贊成香港回歸英國殖民地」發起網絡投票，結果逾九成網民投下贊成票。 福克蘭群島公投觸發網投 3月 12日下午近 1時，《南華早報》網站的「每日一投票」欄目以「如果有權選擇，香港人是否投票贊成香港重新成為英國海外屬土？」為題目，發起網絡投票。投票開始後，投「是」的網民一直比「否」的多，投票走勢更由初時的「七三開」變成後來的「九一開」。截至 3月 13日晚上 7時投票截止，有 3966人投「是」，373人投「否」，支持香港「回歸英國」的網民比例高達91.4%。 《南早》網站編輯部在投票結束後翌日，解釋設立這項政治敏感投票的原委，源於福克蘭群島島民公投自決。 在英國和阿根廷都聲稱擁有主權的福克蘭群島，3月 10日全民公投決定「是否維持現時作為英國海外屬地的政治地位」。公投結果顯示，超過1500名選民支持保持「英屬」現狀，只有 3人反對、1人棄權。 3月 12日凌晨，專門報道珠三角地區資訊的英文社區網站「南方網」（www.thenanfang.com）創辦人 Cam MacMurphy，在社交網站 twitter轉載了英國廣播公司有關福克蘭群島公投結果的報道，並且提問：假如香港有同樣的投票會出現什麼結果？ 《南早》網站職員看到後，決定把這個問題設計成網站「每日一投票」的題目。逾 1,400名 facebook用戶以及 123名 twitter用戶，分別對《南早》的網站投票題目「讚好」或發出推特帖。這次亦是《南早》網站設立「每日一投票」以來，歷來第二踴躍的投票。 《南早》網站編輯 Eldes Tran在官方博客撰文稱：「正如很多人所指出，這次網上投票並不科學。《南早》網站每天也會就不同問題發起投票，以量度公眾對熱門新聞話題的意見，並鼓勵與讀者的互動。這項調查純粹只求趣味（just for fun），報紙並沒有刊登有多少人參與了投票。」她又指，網站的系統已確保每個 IP地址只能投票一次。 1982年九成港人不願回歸中國 回顧上世紀 80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剛剛擺上議事日程的時候，香港也有團體為此發起民意調查。據香港政壇元老鍾士元所著的《香港回歸歷程：鍾士元回憶錄》披露，1982年時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副秘書長的王永平（香港回歸後出任首任教育統籌局局長），曾把社會上對於香港前途問題的不同聲音，整理歸納為以下五類： 一、維持現狀，即英國繼續統治香港； 二、英國繼續統治香港，但承認中國擁有香港主權； 三、中英兩國聯合管治香港； 四、根據當時草擬中的中國《憲法》第31條，中國收回香港然後成立特別行政區； 五、中英簽署友好條約，延長租借香港30年。 時為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的鍾士元稱，當年兩局議員經評估後，認為最多人贊成的是推持現狀。 此外，1982年 3月，香港革新會委托香港巿場研究社用電話訪問了1,000人，調查結果顯示 93%受訪者希望香港「維持現狀」。同年 5月至6月，香港觀察社委托香港巿場研究社，以面談方式訪問了 1,000名 15歲至 60歲的香港居民，87%受訪者接受由英國繼續管治。 現職城巿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的鄭宇碩，當年曾經建議中英重新簽訂國際協議，兩國共同管理香港 50年。他憶述：「這是我當年思考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時，很早期的構想，與當年英方向中方提出的『以主權換治權』方案有點類似。不過，後來我和不少人也對當年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的中國有憧憬，也理解到中國勢必將收回香港，我也轉而支持『民主回歸』。」 事隔 32年，《南早》網站的網絡投票竟然與當年具規模的民意調查結果吻合。對此，鄭宇碩解讀說：「這主要是網民一種反感情緒的發洩。很多港人對回歸近 16年以來的香港社會現狀不滿，對北京的香港政策和特區政府管治表現都不感滿意。近年愈來愈多人在遊行時展示昔日的港英龍獅旗，也是這種情緒的反映。」 愈年輕愈「戀殖」？ 對於這次網絡投票高達九成網民顯示出「戀殖」傾向，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坦言並不感到意外。「儘管這次投票的結果不具代表性，但這卻反映不少巿民對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不滿和不信任。與全港人口比較，參與投票的網民較年輕，教育程度也較高，也較一般巿民更重視民主、自由、法治等核心價值。他們感到回歸以來，香港的核心價值不斷受到蠶食，特區政府的問責對象實際上是北京而非香港人，令人感到意興闌珊。」 「除了核心價值受損，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的管治水平低下，經常被指官商勾結，加上貧富懸殊加劇，因此《南早》網站投票結果，可以說是對這些問題的反射，也與近年民調顯示香港巿民『中國人』身分認同感一直走低的結果，大致上方向一致。」成名又稱，如果有大學就「回歸殖民地」問題進行科學的民意調查，不排除也會有較多受訪者贊成香港「回歸英國」，儘管比例一定不會那麼懸殊。 「我哋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網絡群組前成員陳梓進表示，《南早》網站投票結果顯示現在特區政府不得民心。「港英政府在 1967年暴動後，施政比較開明，在 1980年代以後開始『權力下放』。香港經濟也在 1970年代後起飛，巿民生活環境不斷改善。反觀現在的年輕人卻看不到發展的方向，青年人失業率一直高踞不下，民生各方面也較回歸前倒退。在今非昔比下，部分人便會緬懷過去的好日子。」 曾多次高舉港英旗參加示威遊行的陳梓進又稱，今後仍會在公開場合展示該面被指「政治不正確」的旗幟，目的並非要求「港獨」或「回歸英國」，只希望藉此令北京注視港人不滿：「我希望藉着這面旗幟，令更多人知道香港在回歸後失去了什麼。單純『緬懷』沒用，應該保留前朝德政，推動香港向前走。」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2009 年1 月14 日，總統府前專門委員王仁炳因洩露機密情報，在台北法院出庭受審   文/ 康依倫 這麼多間諜案件的破獲，是發生在兩岸關係表面上比以往都更好的時刻。 3 月14 日，最高法院判處總統府前專門委員王仁炳兩年徒刑，褫奪公權兩年定讞。據指控，王在2008 年間蒐集總統馬英九就職大典維安部署等七件機密，以傳真方式洩露給中國，這是總統府官員遭吸收淪為共諜的首例。 據了解，王仁炳是被台商陳品仁介紹下為中共提供情報，而陳是在2003 年間到中國經商，結識「山東省魯台交流研究促進會」秘書處主任韓剛、上海公安局官員陳軍等人，在對方以金錢、女色誘惑下，同意幫忙蒐集情報。這個冠名「交流研究」的機構，居然包含着情報工作的任務。 而此前的3 月1 日，更是有兩樁共諜案上了新聞：退役憲兵司令部前中將副司令、國民黨台北市黨部副主委陳筑藩，涉嫌將陸軍建軍願景與戰力規劃、2008 年馬英九就職總統演說稿概要，輾轉交付上海國安局副局長王平，還引介退役少校情報官陳蜀龍一起當共諜，兩人都被士林地檢署起訴；前海軍上尉錢經國，被控將軍方擬赴索馬利亞護漁計劃洩漏給中國大陸，遭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依國家秘密保護法判處有期徒刑 3年。相比於擔任文官的陳仁炳，這些國軍高級將領的「通匪」後果可能嚴重的多。 中共策反 國軍失守 於2009至2012年擔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的司徒文 (Willian A. Stanton)，3月 15日在一場海內外獨派團體的會議上，整理並羅列出從2004到 2011年，中國在台灣所進行至少 9件的間諜行動，包括了從 04年起擔任駐泰武官時就被中國國家安全部東南亞小組吸收的前陸軍司令部通信電子資訊處長羅賢哲。羅在 2008年升任少將，直到 2010年，他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約談，並將相關資金帳戶與情資轉給台灣的法務部調查局，中華民國政府才對他展開調查。 羅賢哲案是近年來台灣軍方涉及共諜的最高層級；至於影響範圍最大的，則是海軍前大氣海洋局政戰處長張祉鑫中校案。 海軍大氣海洋局的工作，主要是蒐集台灣周邊海域的水文圖像資料，包括海域的潮汐、洋流數據和海底地形圖。這些資料如果落到解放軍手裏，就可以依着資料與數據分析何時對台進行兩棲登陸攻擊、登陸地點的選擇等。 張祉鑫在軍方一直以來都是擔任保密防諜的政戰工作，卻在還沒退伍前就被中國策反收買。2010年 5月，還是現役軍人的張祉鑫接受前海軍上尉錢經國招待，前往菲律賓、泰國等地旅遊。錢經國在 2009年退伍後，5月在印尼峇里島經前國防部參謀本部飛彈司令部盧姓上尉安排牽線，成為中共間諜，並在 2011年 8月加入中共。 2011年 9月，錢經國受指示搜集台灣軍方遠洋護漁的「靖洋專案」。他先向張祉鑫打探，但張表示不知情，錢轉而找上海軍艦隊指揮部作戰處李登輝上尉。李在當年 11月利用赴國防部開會時，把「靖洋專案」的航程示意圖、艦艇種類、數量等機密內容拿給錢經國翻看，並以口頭告知護漁艦隊出發時間及泊靠補給港口。錢經國事後以電話將相關機密洩漏給中共情報人員。 錢、李兩位共諜，前者與前總統蔣經國同名，後者與另一位前總統同名同姓，兩人同時出賣台灣的軍事情報給共產黨，還被媒體以「海軍退役『經國』牽線 現役『登輝』當共諜」為標題。 張祉鑫案除了是涉案軍官人數多達 8人、陸、海、空三軍種皆有，目前還傳出案情可能上升到張之前在金門的長官，前海軍 146艦隊長徐中華少將，但國防部不願證實。而對於張祉鑫究竟洩露了什麼樣的資料給對岸，國防部也不願說明。此案離譜的是，張祉鑫以現役軍人的身份加入共產黨。雖然在民主的台灣，人民有加入政黨的自由 (台灣分別有台灣共產黨、中華民國共產黨登記立案 )，但兩岸仍處於軍事對立，現役軍人加入中國共產黨，軍事法院檢察署認為此舉仍應被視為替敵人從事間諜活動，最重可判處死刑。 對於兩岸間近年來所發生的間諜案，司徒文認為，除了已被媒體揭發報導的案件外，「我可能忽略了好幾宗」。這些案件的共同點，是中國竭力取得更多有關台灣的指揮管制及通訊系統，以及美國賣給台灣的武器系統，這將會破壞美國與台灣在安全合作上的信心。令他感到不安的是，「這麼多間諜案件的破獲是發生在兩岸關係表面上比以往都更好的時刻。」 叛將、間諜 讓國民黨丟了大陸 確實，和平時期的間諜案與所需情報，絕對與戰爭時期不同。而從國共對峙的歷史來看，國共兩次內戰，正是彼此特務、情報系統大對決的時期，從結果論，國民黨都屈居下風。 1927年 4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行動，短短 3天，上海的共產黨員和支持者，至少 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補，周恩來的人頭被懸賞 8萬大洋。國共隨後展開第一次內戰，中共中央於當年11月仿效蘇聯特務系統成立了「中央特科」，其下設置四個科，分別負責財務後勤、反間、打擊特務及建立聯絡管道等。共產黨培訓特務有自己的規則，其中也規定若是女同志必須被指定和男同志成為「夫妻」。 曾經在 1942年，為了反日本對台殖民統治而到中國參加抗日戰爭、實踐馬克思主義的台獨運動家史明(本名施朝暉 )，在其新書《史明口述史穿越紅潮》中提到他在上海時接受中共地下黨員訓練的過程，包括：單線領導，即除向上、向下的縱向連繫，同志間不會有橫向的關係；和同志接頭可以提早 5分鐘到，最多等對方 5至 10分鐘後就得離開；也不能留存信件或是備忘錄，避免被捉後當成證據等。從 1942到 1945年間，為了工作及行動上的方便，中共還派了一位女子「阿雲」在他身邊。 不過，特務技巧是為了訓練同志，為了要增加同志的人數、擴大我軍的範圍，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針對國民黨從組織系統到軍隊，執行「打進去，拉出來」的策略。 這項任務是在周恩來的指示下，由黃埔一期的陳賡執行。陳賡曾經在陳炯明事件中救過蔣介石一命而被蔣留在身邊擔任侍從參謀，但他在 1924進黃埔軍校之前兩年就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蔣介石後來也因為知道他共產黨員的身份而沒有再重用他。陳賡成功策反了鮑君甫 (曾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 )，並透過鮑提供的情報，暗殺國民黨潛伏在共產黨的間諜。 而被共產黨列為地下工作前三傑的錢壯飛、李克農、胡底 (胡北風)，亦是打進當時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錢壯飛當時受到調查科長官徐恩曾 (國民黨特務陳立夫之表弟 )的重用並擔任其機要秘書，結果，蔣介石第一、第二次圍剿江西蘇區的情報，都被錢壯飛交給李克農再轉給了陳賡。 不只負責黨務組織的調查科被滲透，中共間諜沈安娜，更是憑她每分鐘 200字的速記速度及工整的字體，一路從浙江省政府被提拔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凡是蔣介石主持的重要會議，無論是黨、政、軍、特，沈安娜都負責記錄，而所有的機密情報，也就照本抄送到了延安。 在 1945年到 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國共兩黨武力對決，共產黨的滲透方式更是從間諜延伸到了策反叛將。當時最有名的間諜，當屬在蔣介石身邊的郭汝瑰，及胡宗南身邊的熊向暉（被稱為後三傑之一）。 郭汝瑰在 1928年進入黃埔軍校第五期，1928年在四川加入共產黨。他在國民黨內分別受到陳誠、白崇禧及蔣介石的重用，他所擬定的作戰策略每每都遭到共軍的挫敗，卻仍能受到提拔。1946年的孟良崮戰役，他事先洩露情報，導致蔣的愛將、中將師長張靈甫陣亡；1948年的徐蚌會戰 (淮海戰役)，當時擔任國防部第三廳 (作戰廳 )廳長的郭汝瑰，先是把國軍的佈署透露給共軍，作戰期間多次隱匿情報並誘使蔣介石改變作戰策略。 徐蚌會戰，國軍大敗，特別是蔣介石旗下的黃埔軍大失血，負責指揮作戰的郭汝瑰不但沒受懲處，反而在1949年升為中將軍長負責守衛四川。最後，他在蔣介石父子從四川鳳凰山軍用機場離開大陸的那天，1949年12月 10日，率領部隊在宜賓投共。 至於熊向暉，在 1936年於清華大學加入共產黨，1937年則被指派參加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由胡宗南在武昌師範親自面試通過。胡宗南當時的熊向暉（被稱為後三傑之一）。 郭汝瑰在1928 年進入黃埔軍校第五期，1928 年在四川加入共產黨。他在國民黨內分別受到陳誠、白崇禧及蔣介石的重用，他所擬定的作戰策略每每都遭到共軍的挫敗，卻仍能受到提拔。1946 年的孟良崮戰役，他事先洩露情報，導致蔣的愛將、中將師長張靈甫陣亡；1948 年的徐蚌會戰( 淮海戰役)，當時擔任國防部第三廳( 作戰廳) 廳長的郭汝瑰，先是把國軍的佈署透露給共軍，作戰期間多次隱匿情報並誘使蔣介石改變作戰策略。 徐蚌會戰，國軍大敗，特別是蔣介石旗下的黃埔軍大失血，負責指揮作戰的郭汝瑰不但沒受懲處，反而在1949 年升為中將軍長負責守衛四川。最後，他在蔣介石父子從四川鳳凰山軍用機場離開大陸的那天，1949 年12 月10 日，率領部隊在宜賓投共。 至於熊向暉，在1936 年於清華大學加入共產黨，1937 年則被指派參加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由胡宗南在武昌師範親自面試通過。胡宗南當時想在西北培養出自己的人馬，他要熊「成為黃埔大家庭的一員。」熊向暉成為黃埔 15期學生，畢業後在胡的身邊從侍從副官當到機要秘書，當時，蔣介石給胡宗南的機密文件全都先經熊向暉手中，結果，國軍在 1943及1947年預計對陝北發動的兩次剿匪計劃都告失敗。 中華民國的敵人，從建國之初的滿清，到對日抗戰時的日本，國民黨都是贏家，卻唯獨在之後的國共內戰間，輸給了中國共產黨。究其原因，長期潛伏在國民黨內的間諜、內戰時輸誠投靠的國軍，造成了國民黨丟掉中國大陸，敗走台灣；而正是因為這一教訓，蔣介石來到台灣後，讓自己的兒子蔣經國出掌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並在之後成立救國團，培育具黨團思想的青年。而實施戒嚴令，並且執行嚴格的保密防諜的工作，也是怕中共間諜的滲透。 沒想到，就在國共持續和解的氣氛下，中共滲透國軍的間諜案又不斷發生。以史為鑑，不可不慎。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3月19 日，在教宗方濟就職彌撒前，馬英九（右）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左下）交談   文/ 李蔚 簡單的講，不是教廷不願和中華民國斷交，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願和教廷建交。 接過羊毛肩帶和漁夫戒指，低頭祈禱完畢。羅馬時間3 月19 日上午十點，方濟成為天主教第266 任教宗。 數萬名信徒擠爆了聖伯多祿廣場。過百名樞機主教、主教及其他基督教會的神職人員在祭壇的左側就坐，另一側則是130 多位世界各國外交代表和其他各宗教代表的座位。元首和特使們，依照國家名稱的法文拼音的字母順序就座。來自台灣的馬英九總統和夫人周美青，就依照中華民國（République de Chine）的順序，位列第一排，排在智利（Chile）和哥斯大黎加(Costa Rica) 元首之間。 第一位見到教宗的總統 馬英九夫婦並不是第一對踏上教廷的總統伉儷。在此之前，李登輝夫人曾文惠和陳水扁夫人吳淑珍，曾分別以特使名義參加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職二十和二十五周年慶典，陳水扁本人則在2005 年4 月前往教廷，參加若望保祿二世喪禮彌撒。但以總統身份晉見教宗，馬英九還是第一人。 去年5 月25 日，馬英九接見教廷特使帕迪拉（Osvaldo Padilla）總主教時曾表示，期盼未來四年任期內能有機會赴梵蒂岡覲見教宗。沒想到僅僅9 個多月，他真的坐到了梵蒂岡的貴賓席上——只是教宗已換了一位。 依循陳水扁時代建立的慣例——單純參加典禮；不做其它政治安排；不轉往第三地，馬英九出訪的幕僚團隊，在短短三天內，完成了出訪的一切準備工作。 身為一個不被大多數國家承認的政治實體，教廷是中華民國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參加教宗的就職典禮，是中華民國總統能夠和世界其他國家政治領袖會唔的唯一機會。那怕這多半只是握握手，向着例如德國總理梅克爾說上一句「Hello，我是來自台灣的總統馬英九」，或者與美國副總統拜登聊一下TFA 協定。 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灣傳媒會緊盯著馬英九在會場上的一舉一動：「馬英九夫婦坐在第一排，右邊坐的是哥斯大黎加女總統秦奇亞（Laura Chinchilla）、左邊是周美青；周美青左邊坐的則是智利總統皮涅拉（Sebastian Pinera）伉儷。馬總統伉儷與智利總統皮涅拉伉儷交談數分鐘，氣氛熱絡……」 這樣異常細密的注視和報道，反映出台灣從傳媒到人民，對總統在國際場合出現，是多麼陌生新奇。 「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但馬英九的教廷行，既是歸凱撒，也歸上帝。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是中華民國、教廷和中國三方錯綜微妙的宗教及政治關係。 根本矛盾妨礙中梵建交 教廷是台灣在歐洲唯一的邦交國， 雙方於1942 年7 月建交，1959年升格為大使館。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教廷召回駐華大使葛錫迪主教，駐台改為代辦層級。此後，中華民國絕大部分的邦交國都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毋需經濟援助的歐洲國家，更不在話下。之所以還留着教廷，簡單的講，不是教廷不願和中華民國斷交，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願和教廷建交。 從2003 到2008 年擔任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的杜筑生，在今年一月發表的新書「教廷的國際地位——兼論教廷與中國的關係」中分析，中國和教廷談判建交的傳聞始終不斷，但兩國之間卻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中國並不承認教宗任命主教的權威。 這方面最近的例子，是馬達欽主教的任命之爭。馬達欽原本出身中共認可的愛國教會，同時獲得教廷和中共的認可，但他在就職彌撒上強調自己只是輔理主教，而非當局任命的助理主教（因為當局不承認教廷任命的正權主教），並宣布辭去天主教愛國會的職務。當局就在12 月把馬達欽軟禁至今，更撤銷了他的主教職務。 杜筑生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撤銷教宗任命的主教。可見，中共不僅不承認教宗的任命權，甚至撤銷教宗任命的人事。 面對十三億人口的中國，教廷並不是不想進入設立教會。新教宗的名字「方濟」公布後，就曾經引發許多的猜測：因為耶穌會——新教宗正是出身這個修會——的創始人聖方濟·沙勿略 (St. Francis Xavier)當年就是在前往中國傳教的途中病故在廣東沿海的上川島上。 而對於新教宗，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第一時間就重申立場，強調「中梵關係的兩條基本原則」並沒有變化，希望梵方採取靈活務實的態度，「以實際行動為改善中梵關係創造條件」。所謂「中梵關係的兩條基本原則」就是：第一，教廷必須與中華民國斷交。第二，教廷不得干涉中國的內政，也就是境內教會主教任命的問題。 對此，馬英九在教廷接受台灣記者採訪時，脫口而出「連這種嘴臉都出來」，不滿之清溢於言表。不過他認為，中方這次的講話和以前還是不一樣，「沒有那種兇狠」，應該只是某種制式反應，但台灣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堅持立場的天主教會 在出訪教廷之際，馬英九多次提及自己出身天主教家庭，與教會有着很深的淵源。但其實在台灣信仰天主教的人口不多，天主教並不是宗教社會的主流。也因為如此，在世界天主教社群裏，有一樣意識長年被台灣人民忽視，就是出於人權和自由的堅持而滋生的反極權意識。 就以同文同種的台灣和香港比較，提起天主教，在香港，多數人可能會想起的是服膺左派思想，一生為受壓迫者拚搏的甘浩望神父，當然還有民主派先鋒的陳日君樞機；但在台灣，公眾一般會想起剛剛過世的單國璽樞機，會記得他在發現罹患癌症之後，走遍全台的「生命告別之旅」。單國璽和天主教，在台灣代表的多半是公益和慈善事業，絕少和追求正義、反抗極權聯結在一起。但考察單國璽的思想，卻實實在在的留着這樣的印記。特別是他生命最後階段的經歷。 在逝世前一年，原籍河南的單國璽希望回到大陸探親，但卻遲遲得不到中國政府的批准。訊息曝光後，國台辦新聞局長楊毅這樣回答記者：「如果只是單純要回大陸探親，應該沒有問題」。 一句「如果只是」，話中有話。果然，在他逝世後，傳出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臨終前曾經託付單國璽，希望他到中國去探望信徒。但中國政府向單國璽開出條件：必須先拜會由共產黨成立、掌控的「三自教會」，並且和中國政府任命的主教會面。拒絕這樣要求的單國璽，最終至死都沒能拿到簽證。 2009年，達賴喇嘛應邀到台灣，單國璽是極少數出面接待的台灣宗教領袖。會面中，單國璽坦白說，「有人」給了很大的壓力，不希望他和達賴喇嘛會面；「南方的佛教領袖」也勸他不要見達賴喇嘛。「但我認為這是我必須做、是正確的！」 2010年 9月，單國璽樞機在台灣接見了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單國璽當面向他提出，中共應停止迫害宗教信仰。要談「大國崛起」，就不能違反普世人權；要談「和諧社會」，就不能迫害宗教信仰，否則這會是中國在國際上的一個大污點。 在中共當局愈來愈擅長運用文化、宗教作為統戰平台的今天，在台灣始終堅持不與中共妥協的，似乎只剩教廷領導的天主教會。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