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XUPING:父亲之死
前言 我生活在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里,我的父亲也只是一个谨小慎微、与世无争、清清白白、勤勤恳恳的小职员。可就是这样,他竟然在“文革”伊始就被迫走上绝路!而且尽管如此,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遭遇与许多人相比还不算是最惨、甚至不算是很惨的。正因如此,这样的遭遇更意味深长。所以,我宁愿忍受不堪回首的痛苦,重新回忆这一幕,目的就是有助于更进一步深刻批判“文革”;为巴金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愿望实现,献出一点微薄之力。 一. 走到那“看不见的悬崖” 在那由“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掀起的恶浪中,我满眼所见的基本上都是揭发、批判“死老虎”、“活老虎”的大字报。看下来,我觉得:除了几个有“反动言行”的很麻烦之外,对于其他人也没什么可怕的。因为被写的人这么多,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然而,即使在那种状况下,我也没有想到,这样的灾祸会降落在我那一生清清白白、谨小慎微、老实勤恳的父亲身上。而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我时,我还以“被写的人这么多,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这种感受来安慰他。可是。我并不理解挨整人的痛苦,这样的安慰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很快,他就“不得已走此绝路。”(父亲遗书语) 父亲所在的某工业公司(注:当时的这种公司是介于市工业局之下和若干相同行业的企业之上的一层政府机构。)也不例外,大字报运动同样轰轰烈烈。在那样的日子里,父亲如同往日一样,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到家。不过这几天晚的原因与往常可不一样。做财务工作的父亲,以前是为那些账目、报表常常很晚回家的;而这几天,却是在下班后还要写大字报。而且往往回家以后还要继续写。 头几天,他也写些“拥护、支持、声讨、批判”之类的“空对空”式的大字报,与己无关,表情轻松,还议论些什么“现在彭真出事了,可有人说陆定一、罗瑞卿也有问题,我不信。怎么会有这么多人都有问题呢?”其实,此时我也已经听说了这些谣传,但是因为当时我认为父亲看事总是比较固执,不易说服,因此也觉得没有必要硬他辩别真伪,所以我也就没有做声。可是,在以后我回想起这一幕,总是感慨我那亲爱的父亲:你是那么的善良,直至死到临头,也不相信人都是那么坏,不相信你心目中的好人就会这么倒霉。可是,你大概到死也想不到:就是你万万不信会出问题的那位解放军大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不但已经“出了问题”,而且在此后半年不到,也和你一样,被迫去走绝路。你大概更不能理解;自己也是个“没有问题的人”,怎么也会走同一条路去呢?你恐怕更不会想象:比罗瑞卿等更象不会“出问题”的刘少奇等的命运,都要比他更惨?这不要说你,就是身为大政治家、理论家的刘少奇他老人家,此时都绝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下场。 六月十四日的晚上,父亲回到家后,情绪显得比较激动,说:“‘团员’他们写了我几张大字报。” “团员”,是对他同一办公室里不久前才参加工作的一个女共青团员的称呼。。从平时父亲提起她的口气听来,父亲对她印象平平,偶尔略有微词。 我想知道都写些什么内容,父亲说主要是两件事:一,对《参考消息》很感兴趣,经常带回家;二.对毒草电影《舞台姐妹》很感兴趣,买票带全家一起看。 这样的“揭发”,不要说现在,即使在当时,也显得极其可笑的。 《参考消息》是当时由新华通讯社发行的一份内部刊物,它上面刊登的内容要比公开发行的报刊多一些。其阅读对象仅仅是“国家干部和高等院校的学生”,其他人等一概无资格看到。它是在新闻封锁年代中,底层老百姓(还须是其中的佼佼者)唯一能接触到外界新闻的一条渠道。其刊头还载有“内部资料,注意保存”的字样。在读高中的我,对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等问题无疑有着相当大的兴趣。因此,有机会阅读该报的父亲经常在下班时或休息日带几张回家给我看。当然,第二天上班都是立即带回公司,一张不拉。这是父亲做人、做事的作风,极其谨慎。 《舞台姐妹》是当时被批判的多部“毒草”影片之一。“文革”伊始,随着“把持文化宣传大权”的陆定一等人被打倒,按照毛泽东对于文艺批示的口径,把之前的几乎全部文艺作品都打成“毒草”,其中电影因其影响最大,所以首当其冲,被批得最多最厉害。但是,无容讳言,被批得最厉害的影片往往是观众最喜欢的、拍得最成功的。(按照当时的说法:最具有迷惑性。)特别象由名导演谢晋拍的《舞台姐妹》,当时在批判声中首次公映(上面声称:供群众批判而公映。),更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争相观看。实际上,在“文革”爆发前两、三年,按照毛的“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的精神,即:“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大约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就把所有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统统归属于封建主义;把所有的外国(非苏联、东欧)题材文艺作品统统归属于资本主义;把所有的苏联、东欧题材文艺作品统统归属于修正主义。从而就把它们统统打入“冷宫”,不得与中国普通的老百姓见面(而在那以后,具有“高度政治鉴别能力”、绝不会“中毒”的高层领导们,却能够照看不误。) 就这样两件事成为被写大字报的内容,即使在当时,我也有不当回事的理由。最要紧的是:不要有任何“反动言行”(当然,我也想象不出父亲会有什么“反动言行”),其它都无所谓的。这就是我看了十多天学校里的大字报后自己得出的结论。 父亲也被我的分析说服,也许他自己也明白这算不了什么,因此心情还是比较平静的。当天晚上,他还起草要“写‘团员’大字报”,当然也是要“揭发”她身上存在的诸如“资产阶级思想反映”的问题。这很平常,当时普遍都这样做的:你揭发我,我揭发你。因此我们都觉得没有什么大事情。 第二天,六月十五日清晨,父亲早早地起身,还把昨晚起草的大字报底稿修改一下,草草吃了点早饭,匆匆地出门沿着窗口离去。还在吃早饭的我,透过窗口望着他离去,也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更是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我看父亲的最后一眼。父亲更是没想到:自己已经走到那“看不见的悬崖”了。 二. “父不得已走此绝路” “不好了,阿爸出去了!” 自那以后,我总认为: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凌晨妹的这声惊叫,是我一生“幸福”(童年、少年的无忧无虑生活)和“不幸”的分界线。 听到妹的惊叫声,我和母亲都起床了。只见桌上放着一页从妹作文簿中撕下的一页纸,上面是父亲的字迹。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书。我匆匆看了一下,那开头的一句我是一直记得十分清晰:“父不得已走此绝路……”。至于其它,他并没有谈到自己究竟遇到什么麻烦,也没有表示有什么抱怨。只是对我们子女提出两点:一.听党的话,学好毛泽东思想,与他划清界线;二.不要让乡下的祖母知道此事,每月仍象他以往一样寄十二元生活费给她。同时,他将一叠存折及现金放在遗书一起,并在遗书中说明共有六千一百元。 六千一百元!这就是我的父亲一生辛劳的积蓄。 当然,不谈遇到的麻烦和不表示抱怨,在当时来讲是很有道理的。他这样处世谨慎的人,即使在自己感到已走到绝路,也不能谈这些敏感的话题。经验使他那样的人都知道:那么做,是很容易被戴上“反动”之类的帽子,那么也只能是祸害家人。(事后,我的叔叔——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来参加父亲丧事时,最担心的也是父亲有没有在遗书中间“乱说什么”。)不过,他这样做,使我看了这份遗书后,对于他究竟遇到了什么天大的麻烦,以至于要走到这一步,完全莫名其妙,根本摸不住头脑。 很显然,父亲是在我们都熟睡时回来过了,并写下了这份遗书。可是,使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平时父亲再晚回来,总有人会醒的,特别是母亲,她一般都会醒的。而这天,父亲仿佛回来了也有一些时间了,而偏偏我们三人都没醒来。看来注定是要出事了。 事不宜迟,当务之急是立即要找到父亲。母亲和我、妹,匆匆穿戴一下,想当然地就要出门去。好在天气已经较热,这些动作都也迅速。 临出门,我忽然想到:父亲是否会在“厨房”里发生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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