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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尊2 |李淑娴:我的丈夫Li-Zhi Fang

文章原标题:李淑娴:我的丈夫Li-Zhi Fang ——在Li-Zhi Fang教授葬礼上的追悼词 汉尊2 Yesterday Li-Zhi Fang(1936年2月12日~2012年4月6日) 我们相遇在美丽的燕园,在青春时光,充满幻想,怀抱理想,在自由气氛的北京大学。人生似乎撒满阳光,道路光辉又宽广。 Li-Zhi...

蕭强:踏花归去-献给方励之老师

序曲:葬礼 2012年4月14日,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东一墓园。 灵堂,我排在长长的吊唁队伍中,随着莫扎特《安魂曲》,缓缓移动步履。直到前面人们逐渐走过,弦乐低音悲怆、沉重,我独自面对安卧在鲜花中先生的遗体。 除了满头白发,先生面容还是那么熟悉。他脸上没有眼镜,看上去特别宁静,安详,似乎向我微微一笑。 我知道,自己青年时代起,所有那些寻找、抉择和坚持,都和面前这个音乐和鲜花间静卧的人有无法分割的联系。 他,是我一生的导师。...

法广|时间没消解方励之形象,纪念著作不断出版

今年年初,由林培瑞教授翻译的《方励之自传》英文版推出,几乎与此同时,在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民主人权倡导者方励之的四周年忌日前夕,明镜出版社推出《方励之纪念文集·人文卷》。今天我们就请参加了《人文卷》编辑的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先生,介绍这本书。法广:高伐林先生,明镜出版社一年多前出版了《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现在又出版了《人文卷》。能够被世人横跨科技和人文两方面来铭记,当代这样的人很稀有了吧?高伐林:是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康德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值得我们深深景仰的,一个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崇高道德法则。这句话仿佛是给方励之“量身打造”的,他恰巧就“深深景仰”这“两样东西”:多年来孜孜不倦地探索“头上的灿烂星空”,同时也按照内心所景仰的“崇高道德法则”,不畏艰险,推动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进步。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在这本书的代序中写道:方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是他毕生关怀的不仅是知识的“真”,而且也是社会的“善”。法广:方励之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高伐林: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仅仅一年,就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中共党籍,下放劳动。1958年,他被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教,“文革”中多次被下放劳动,干农活,修铁路,挖煤……处境极端艰辛,他却开始了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研究。“文革”后,他成为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相当于后来的院士,当上科技大副校长。他的科学成就,主要在《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中介绍:他的研究领域跨及核物理、激光物理、理论天体物理及宇宙学,他发表了350余篇研究性论文,培养了近20名博士,是24本书的作者、编者或共同作者。法广:他为什么会投身民主和人权事业?高伐林:方励之人生的前半段,主要是献身科学事业;但是他充满坎坷苦难的经历使他体验到,即便是天体物理学家,在仰望浩瀚天宇的同时,也要倾听人间疾苦、大地呼声。他的天文学知识背景也推动他接受普世的价值理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现代宇宙学第一条原理是“整个宇宙是没有中心的”,在如此平衡的宇宙中演化出来的人类,“怎么可能不去建造一个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都得到尊重和平等的世界”?他敏锐地看到,当局宣传的“中国有中国的人权标准”,同18世纪封建统治者宣称的“中国有中国的天文学”,其荒谬何其相似!法广:他在这些方面有哪些活动呢?高伐林:方励之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成为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旗手之一,学者严家其夫妇甚至说他是中国大变革的“第一推动力”。他在全国各地演讲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尊重人权,在中国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他以科学为依托,用科学语言和科学方法为武器,挑战极权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根本信念,建立了巨大的声望,后来在流亡期间,担任中国人权共同主席。方励之有好几件事让我印象很深:他参与策划召开一次纪念和反思“反右”30周年的研讨会,这无异于在当年直接指挥“反右”的邓小平太岁头上动土;1986年底的学生运动后,方励之被撤销科大副校长,调至北京天文台,并且第二次被开除中共党籍,这一次,是邓亲自下令。但他没有屈服,1989年初他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政治犯魏京生,再次触犯邓小平的逆鳞。“六四”后,方励之被当局指为“暴乱策划者”“黑手”,全国通缉。方励之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一年后,中国政府与美国达成协议,才放他离境,先到剑桥大学和普林斯顿访问,于1992年到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担任教授,直至去世。法广:你们是怎么编出这本书来的呢?高伐林:主要的编辑工作,是《方励之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做的。编辑成员多是他分散在太平洋两岸的同行、学生和朋友,他们利用电邮建立编辑组,投入大量的业余时间征稿,尤其是联系与方励之在人权和民主活动方面关系密切的人士,挑选有关文献、信件,编辑成这本《人文卷》。文章的来源甚广,既有他生前友好、并肩推进民主和人权事业的战友、中外名流,也有他在中国和美国的学生,还收入了美国政界人士、海外中英文媒体的报道和网络上流传的纪念文章。我在协助他们编辑出版的过程中,深为他们巨大的奉献热忱和一丝不苟的态度所感动。我想,这或许正是方励之精神折射的光芒吧。法广:编辑者期望通过这本书实现什么样的意图?高伐林:他们要探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怀念这位并非高官显贵的科学家?编辑者殷切期望读者能从书中得到回答,看到方励之“罕见的远见、深思、才艺、无私、和睦待人的大科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风范”,看到他如何从科学出发来影响中国的科技教育发展和社会政治改革,并为后人研究方励之、研究近现代史、近现代科技史保留珍贵史料。有一个细节给我印象很深:1989年,在方励之还在美国大使馆避难时,荣获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当局怒不可遏,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重复数遍“强烈的愤慨”,一再强调“众所周知……方励之是中国公安部门通缉的罪犯”。而在当年11月15日颁奖仪式上,播放了方励之的获奖词录音:“我们可能仅仅恐惧今天,但绝不恐惧明天。相反,那些杀人者,不但恐惧今天,更加恐惧明天。”

吴国盛:怀念80年代的精神导师方励之先生

“六·四”之后20多年,方励之先生淡出了中国大陆人民的视野,但是,那些从80年代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忘记他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在80年代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里,他为科学和民主壮烈地鼓与呼,为争取自由和人权身体力行、身先士卒,为我们这些青年学者树立了新时代的人格典范和科学英雄形象。 他事实上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导师。 怀念方先生也是在怀念那个激动人心的80年代,怀念我自己的青春岁月。...

素颜格格:大明英烈传外传(二十四) 方立子的曲折出逃

80年代最早的贡生风波是起于1986年12月下旬,闹得最欢的是校址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此次风波是帮君为了他的政治需要而默许的。当时方立子就是科技大的副校长,对于这次风波方立子“功不可没”。 这次风波之后,也就是在1986年12月30日上午,矮凳儿约见帮君、阳君、万千里、胡启立点名三个人,方王刘。矮凳儿说,他们的很多言论,没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这些人早就不够共产党员的资格了,早就应该把这三人开除出党。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三天后,帮君辞职。半个月后,1987年1月17日,方立子以其煽动贡生闹事,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公开提出要改变CCP,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等罪名被安徽省委开除党籍。此后虽说方立子消停了一段时间,但他并无任何认错悔过。

郭罗基:适时升起的启明星――悼念方励之

四月七日清晨,友人打来电话,说“方励之去世了”。我“啊”的一声,随即追问:“什么时候?”“什么毛病?”友人说:“急于向你报信,还没来得及弄清楚。”我立即给李淑娴打电话,不通。上网搜索,得知:四月六日早上,方励之正准备去上课,咳嗽一声,就倒在椅子上,再也没有站起来。老方,你走得太突然、太离奇了!...

余英时: 方励之的卓越成就

   方励之先生在4月6号、也就是耶稣受难日,忽然过去了。过去得很唐突,虽然他有76岁高龄,可是他还是精力很充沛。两年以前刘晓波得奖,他还是兴冲冲地和其他人一块到奥斯陆去参加颁奖典礼,虽然刘晓波不能到,可是他对刘晓波表示十分的关心。...

李淑娴:离家

我没有料到,我们那样匆匆地离开家,就很难再回去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有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是我们婚后长达十八年分离之后才建起的家;这是为庆祝我们终于团圆,我不惜倾全部积蓄而装修好的家。 1987年,励之“罢官”彻底回家,孩子长大了,励之母亲年老也来同住。这几年,我们都进入科研教学。励之任国内外好几家杂志的编辑尚未被“罢”,大批书籍杂志源源而来。原已拥挤的北大蔚秀园住房就凌乱不堪。中国大学的教授、讲师没有办公室,都是在家里备课。我只能在老人、孩子都入睡后的夜间,准备我的讲稿。 与十三结下不解之缘 适逢1987年春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刚被开除、革职的励之变成中外记者采访的对象;虽然按上级“打招呼”的要求,我多次婉拒他们于门外,但机灵的香港记者却往往以学生样的身份挤进门来;我们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的朋友,其中有的仍然趁便来看我们。 不知道在什么机遇之下,我们家住房的问题竟然受到关注。在我们不存奢望的时候,科学院院长亲自过问此事。按照励之的级别,根据科学院正在分的几种可选择的条件,稍经协商,我作了选定。这就是我们离家出走时的住房。 它座落在科学院南小区,地址房号是:保福寺916楼1101号和1102号。这是一个新建区,据说,原来向上级呈报的计划是为“博士后”的年轻人建的,所以建材因陋就简,每户住房面积都不大,全楼只有为数极少的几户是三室一厅,位于最抢手的楼层。这极少的几户当然是为领导或老干部准备的。因此,分给我家的是两个房号。本楼像我们这种情况的不只一家。 916楼是一座12层高的楼,我家住第11层最顶头两号。“顶头”是我选的,为了清静。这次总算没住顶层,1101恰恰又是“13”(按二进位表达式),看来,我们的命运和13这个“不吉利数” 结下不解之缘。 我并不太喜欢这个新家的环境。统一格式的几栋高楼,比肩站立在马路两边,已经太挤的楼间,还有尘土飞扬的工地和拥挤的自由市场,这里除了买菜方便,别无优点。不久知道,916楼正南不出500米处就是公安局海淀分局。这点我毫不在意,只是处处感到从地面到天空,连同空气都不能与北大相比。 在北大我住过的几处,室内虽然拥挤,但时时能听到北大的声息。北大那种特有的时而宁静,时而喧嚣,时而松散,时而激荡的呼吸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再有,北大无处不在的绿荫,北大的湖光塔影,未明湖畔的晨读,大饭厅里的鼓噪,都点点滴滴洒在我的心里。 向北大问好 不管是春、是秋,也不管是冬、是夏,每天大清早,我从睡梦中醒来,套上一双球鞋,穿过迷蒙的晨曦,大步跑一程燕园的小路,或是留神快走在沿湖的积雪大道上,然后爬上北大钟亭的小土坡,深深地吸进湖水滋润着的校园空气,向我们的北大问好,向每一棵树问好,向鲜花,向小草问好。有时,我再下到土坡旁的草地上,作几段体操;有时,我信步走到湖边的花神庙,就近看看湖水下的游鱼。等我快步往家里跑时,正是吱吱喳喳的孩子们穿过校园上学的时候了。这样,我夜读的疲乏、住室内混浊的空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北大校园的生灵,以清新明丽之气注入我的胸怀,我得到新的平衡。 不管是我处于顺境,被选作“模范生”和“三好学生”的时候,也不管是我被标为“右派”,沦为北大贱民的时候,我都会把我的欢乐、我的自豪、我的不解、我的担忧、我的悲伤、甚至我一时的绝望,向北大倾诉。每当我高兴得或忧伤得坐不下来时,会推上破旧的自行车,或漫不经心地骑上去,在北大游荡。 我熟悉学生区那有规律的或挤或松;也知道年青人阵发性的调皮捣旦,众多人聚在一起的热烈争议,双双情侣排他性的在一角细语。校内小商店购物,新华书店来了哪种新书?北大小小邮电所工作人员的埋怨,埋怨这里实在比海淀正式邮局的工作量都大得多,信箱有时满得往外冒,……这就是北大的学生活动聚集处——“三角地”。 我熟悉北大,北大也熟悉我。在北大从作学生到作老师,一住三十五个年头(1952—1987)。本系、外系不少长辈和同辈人认识我,图书馆的人认识,就连门卫也认识,近来保卫科的人想必是认得更清楚的了。我只要在北大转一圈,北大人心里的温度,北大人在想什么?北大的情绪,北大的喜、怒、哀、乐都会和我交流。更有时被人拉住,站在路边,三言两语,尽诉所想。我的精神在北大这个大的包容量之内,得到更深的陶冶,一次次达到新的宁静。 好在,保福寺离北大不远,我又在北大讲课。所以,搬家没有使我离开北大。 打扮新家 都说中国的事运转得很慢,也不尽然。1987年3月开全国人大,4月我家就分到新房。5月,我盘算着,怎样按我们的可能,把新房子安排得最合用。我取出所有的存款,预计可能再有的收入,挖空心思,寻找财源,有生第一次试图打扮一下新分到的住房。 在励之被“罢官”、被“批判”之后,我竟然有这样的兴致,使有的人惊奇;也有人说我傻,因为房子是公家的,何必作这样的投资。但此事却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赏识。这说明,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重视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又是什么。 说来也可怜,两个受过良好教育、有教授头衔(其中,励之还是学部委员以及有长长一串学术职务),有多本著述问世、合起来已有六十六年工龄的人,总共积蓄不足五千元人民币。还好,有姐妹兄弟的帮助、朋友的借款,我在装修的期间凑足了一万元人民币(以1988年我们两人的月收入计,这相当于政府付给的实际月收入的25—29倍)。这刚刚够付装修的首次必须费用。就这样,一年多,再用我的讲课附加费,我们的年终奖金,主要是稿费等额外收入,才如期还清了债。 这个新家既没有地板,也没有像样的卫生间和厨房,更没有任何一件稍稍华贵的家具,但在同辈身处中国大陆境内、又不为官的知识分子中,它不仅显得很好,大概可以称为是绝无仅有的了。 1988年8月, 我们双双去了一趟澳大利亚。经过香港时,励之又完成欠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黄林秀莲学人”的邀请计划。用这些收入,我们买了计算机;热情的澳门银行家,为酬谢我们在澳门的访问、演讲,给计算机配齐了打印设备。 这样,如我们所期,这个家也是我们的工作室。我布置了书房,有围在墙壁、顶天立地的书橱,有研究生讨论的地方,有较多人聚会的场所。我们原打算在这里好好做一些教学和科学研究。励之不只一次向他的研究生和同事说:“等中国的计算机系统可以和世界联网之后,出国不出国就没有差别了,我还不愿意把时间化在路程上呢!” 建家等了十八年 1988年底,我以超工作量完成教学;励之的论文数量、质量在天文台都位居第一。我们拿到一笔年终奖金。用这笔钱,买了中等的化纤地毯,只够铺一半房间的地面。那天,正逢几位年轻人来,看我们在冷风里忙上忙下,就七手八脚帮忙铺好。这样,客厅立即显得明亮而雅致了。 的确,作这样的投资,我们是想找回那些失去的时间,延伸我们的工作时限和工作领域。 因为,自从我们在风雨飘摇中,在北大校园学生区16楼建立了那小小的家之后,算是安安顿顿地在一起过了整整八年。此后就劳燕分飞,天各一方。每年的“探亲假”十二天,有时还要分头去看孩子,再相会。近几年,他因开会、因事回家,相聚的时间多一些;我们又尽量把讲学、出国的机会安排在一起,朋友们也帮忙促成。但是,总不像有个家。这次我们算真有一个可以工作、倾谈、可以无言相对的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了。 等了十八年,重建这个家,十八年后的时间分外可贵。我们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埋头工作的同时,我们有自己生活的原则,我们有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这促使1989年初,在大雪纷纷的年假日,励之起草了给中国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期望以此使中国迎来一个和谐、繁荣的四十周年。这也促使我们在接到美国总统 Bush 的2月26日晚宴的正式请帖之后,欣然前往。 看来,这样的生活也是不允许的。1989年2月26日,布什晚宴我们受阻,就是一个讯号。之后,出现了更多的异样: 比如,不止一次有陌生人打电话到我家,说找派出所或公安分局;也有我们的朋友从飞机场向我家打电话,却由派出所或陌生人接了去。有时,突然电话铃响,只要我们两人之一去接,报了名字,马上对方就挂断。 监听、跟踪不断 又比如,我习惯清晨锻炼身体;在新居附近清冷而光秃的马路上,人们此时总是行色匆忙,但多次有一位壮实的男子守在楼角正对的街口了望,眼光随着我穿过横街。电话被窃听,我们早就知道,作得如此露骨,则是近来的变化。干事人的笨拙和疏忽,想来不至如此;这已超出特工的需要,只能解释为有意恫吓。 在清冷而冷清的街角伫立、观察如我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教师,只能解释为认人。 再有一件事,当时引得我大笑不止。本区居民委员会在楼口守候我好几天,问开电梯的小姑娘、问我的儿子。终于在四月十一日晚,几位自称居委会的家庭妇女样的人找到我家,一定要开门进来。 晚上,我们需要安静地工作,少有不速之客。在她们大声申明“有公事”情形下,只好请进。进门之后,仔细看了我的家和我,问明我的确是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说是来要我“作计划生育计划”的,叫我填表。我听了大笑说:“不用作什么计划,我有两个大大的儿子,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们可以放心!”她们还盘问我另一个儿子的去向,我一一回答,笑着把她们送走。 这个当时被认为笑话的事,其实已经露出破绽,只不过没有引起注意。因为,我家的户口没有迁到这个区,还在北大。共产党统治下的户口管理严格,城市居民紧紧地束缚在户口本上,愈是切身不可缺的东西,就愈密切地联系于户口之上。我每月只能到北大领取各种必须的票证,要在北大买米、买粮、买各种定量的供应品。 好在我在北大工作,而所有的商店几乎像学生一样上、下班,我从北大回来,不一定能赶上本区的供应时间。一切“公务”在北大办不会给我带来不便。但是,本区居委会的名单上绝不会有我家,结论只能是,她们是受命来对我进行核对,并近距离仔细认人的。 事实愈来愈明显,我们在中国政府的“另册”中,已经又“升级”了。为了不使1989年4月中旬开始的、以学生为主的中国民主运动,背上我们的“黑锅”,我们自始至终都小心地避开。 毋庸讳言,我们是支持学生的民主、自由要求的。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一言一行,对学生是有影响的。我们所说,既有逻辑,也合乎情理;我们所做,既不是为了狭隘的私利,更没有超出宪法允许的范围。 但是,中国共产党要是想整人,有时不直接言明真正的原因,而会不顾事实、或编造出“真像”来为所谓的“阶级斗争”服务。正因为中国政府否认中国有政治犯,就不得不掩饰、歪曲、编造;即使被称为“刑事犯”,也得不到公正的公开审判。四十年来,无一政治运动例外。仅一次“反右”,就有约五十万名戴上“右派”帽子的标准政治犯,被默默无闻地残害,劳改,发配,……。如今,对我们如此,对广大的学生、市民也是如此。 上了黑名单 所以,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当局在新华门打了人,就按“既定方针”毫无逻辑地编造小字报,嫁祸于我。4月26日《人民日报》 社论发表的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府的各级系统,层层传达,点我们的名,称之为“黑手”。 好心的、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有从中原大地、有从边远乡镇、有从海外,连续不断打来电话。有询问的、有出主意的、有愿意接我们去躲避的。本地的热心朋友,有登门看望的;有的干脆说,他已准备了车,请我们收拾必要用品,到一个地方暂避些时……。我们为这种患难中不避嫌的行为深深感动。 几十年来,人们都知道,大的运动卷来,最后都会按照当政者的意愿进行清算,更何况我们已经被点了名。我们把这些人和事一一记在心里,却仍旧在家里安心地作我们的工作。 5月3日,袁木、何东昌等,为当时天安门僵持的局面,主持记者招待会。明显安排好的的,由中国官办记协的人发难,点方励之的名,然后袁、何二人唱起双簧。对方励之或早、或近的有关报导,任意编排、歪曲、造谣;用说谎、愚民的方式掩盖方励之一再提到的人权原则;用狭隘、煽动的语言,断章取义、颠倒是非的方式,指方励之“没有爱国心”、“损害国家利益”。 这段相当长的双簧,已经是公开对我们进行恐吓了。有的记者在会议进行中就接通了我家的电话,担心我们已被逮捕,足可见当场的腾腾杀气。但是,我们还是安心地在家里,并且准备就有关我们的不实之辞进行答辩,或诉诸宪法保证的法律。 戏剧性的一个起伏之后,形势更为紧张。更为紧迫的忠告,更急的邀请,……接踵而来。也有人用电话对我公然地威胁。但我们仍然在家里。 5月23日,励之要去大同开“宇宙学”的会,他是会议的主要被邀请人。前一天,一位好心的年轻人,满怀忧虑地找到我,悄悄地向我说:“李老师,我从高干亲友处,得到可靠消息,内部文件很厉害地点了你们的名,一再提‘方、李夫妇’,你难道不能劝劝方老师不去开会吗?别人不敢劝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危险中。这时候,只有家人在一起才好一点。” 我相信这位年轻朋友,但我知道,很难改变励之对人已作的承诺,何况会议主持人及承办单位已多次来电催促。我把消息转告励之,提醒他是非常时期,一到大同就给我电话,务必保持联系;又希望他注意北京的变化,回家时先看阳台上有没有我作的记号,也许我已被捕;再约定,假如我被迫出走,先到山西太原,去看正在他二妹家的婆母,我们将在那里相会,是福、是祸都在一起。 当天,他在车站等了半天,为了遣散外地学生,已售出票的车停发,却不断发出向南、不需验票的车。他又回到家来,继续写他的论文。 充满不安与恐怖 5月24日一早,励之又出发去车站等。临行,我一半认真、一半玩笑地向同去开会的年轻同事说:“我把他交给你了!到时候要原样交还。” 这一天,励之在拥挤的售票厅站了一天,北京火车站简直像战争期间逃难一样。他在下午给我打来电话,还没走掉,可望晚上有车。在车站,他遇见已是海外某小国国家级高官的原中国人,问励之是否有意去南方,或任何时候到此小国,表示欢迎。励之谢了这一片盛意,说现在首要的是去大同,那里的会在等他。 这一天,家里也不平静。我的亲人,我们众多的各界朋友,都先后来到。大家感到北京的空气里充满了不安与恐怖,但不能预测究竟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感到,某种愚昧、顽固、贪婪、恐惧,聚集成一种没有理性的、充满丑恶报复心理的、仍然巨大的力量。我们家处在这强大力量的虎视眈眈之下。来一个人,几句话,都理解了,然后悄悄地匆匆走掉。平时爱问个没完的新闻界朋友,也沉默多了,并不坚持要采访。有的人,就是为看我们一眼;有的电话,就是为听见我们的声音;还有人特意送来一件纪念品;……我心力交瘁地守在家里,时时聆听着北京的声息,等着励之的电话。 5月25日一早,大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问我近来的身体。整个居民楼忧心忡忡,不知道会发生甚么事;人们在电梯中神情严肃,再无意于轻松闲聊。上午,某一西方记者来访,一定要我预测,中国当局会不会下毒手。我想了一下说:“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封闭时代,在全世界的密切关注下,我想他们不敢,总还不至于蠢到这种地步吧!”这与其说是我的回答,还不如说是一种希望。 要抓方励之夫妇 当天中午,大儿子第二次接通家里的电话,孩子急得走了调的声音从海外传来,他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中国当局已经把北京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说赵紫阳是叛徒,要清天安门广场,准备抓3—4千人,要抓40名知识份子,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方、李二人。我不能相信这疯狂的决定。孩子苦苦说服我,这是好心朋友可靠的紧急劝告,命令式地求我快离开家,把爸爸找到,带上弟弟。 我收拾几件换洗衣服,带上中国内地旅行必须的粮票、现款,但找不到任何去火车站的交通工具。近来,为了阻止人们去天安门,当局已下令停驶多路公交车,中国人要 叫Taxi 也很难。我只好求助于自Bush 晚宴事件后结成好友的 Perry Link 教授,他迅速要了车到来。正在我将锁门离家的当儿,电话铃响,连接三通电话,一通是大儿子又来催的;一通是励之,他刚到大同宾馆;一通是意大利朋友,我告诉他,我即刻要外出,他将来可以从我们儿子处知道消息。 在火车站,我向 Perry Link 致谢道别。我说:“我不知道将要走到哪里,但首先要找到方励之。也许我们会在小地方走一走,把这股疯狂劲避过;也许这是一场虚惊,孩子听了谣言,我们去看看老人也不错。这样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来。回来我一定给你电话,把你的孩子带来我家玩。” 作为一个长期热爱中国,能说流利的中文(他甚至可以说中文相声),有很多中国朋友,又是中美文化使者的 Perry Link教授,已经被一九八九年以来他遇见的种种事所苦恼。面对着莫明其妙被逼得弃家逃亡的我,他显得迷惘,带着几分忧虑地说:“我愿意提供一切我可能的对你们的帮助,祝你一路平安,希望能再见。” 不知会流落何方 在拥挤的售票口,小儿子想办法给我买到一张硬卧铺票,自己却突然决定不跟我同行,要留下来。他的依据是,他不是政府要抓的人,他已经会照顾自己,而且,我们不知道会流落到哪里。北京是最了解全面情况的地方,也许,他在北京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一下子发现,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任何作母亲的,甘愿把欢乐、幸福和孩子共享,决不愿意让孩子分担不幸。我同意他的选择。 离开车还有两个钟头,我仔细审视我那长得高大、健美的孩子,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长大的。在我心里,他还是个大头大脑、厚敦敦的、不爱说话、很有自主性也很犟的男孩。 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励之家的这个大家庭中,是奶奶照顾下的第五个孩子,也就不那么“精贵”了。他出生前一天,励之被抓走,接着我因产褥感染再进医院,他没有母奶吃;又正值大暑季节,没有人有心思去抱他。等他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不爱哭,总是自己躺在小车上玩,有时半天看不见人,他会努力欠起头和脚,弯成一个元宝样,一见到人,就笑了。天太热,有时因为着急,他头上的痱子痒起来,他还没学会抓痒,就把胖胖的小手放在头上,五指一起伸开,再一同收拢。他这种抓痒的方式,一直维持到他懂得大人笑他的时候。出生在困难中,他从小就比较有独立性。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心里有委曲。 母子连心 我永远记得一件事。那还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他带了一串男孩到家里来玩,不知怎么起了纠纷,他们像开了锅一样在那里闹;我一个人在北京带孩子过日子就够心烦的了,又是刚刚“右派改正”、刚刚允许我上台讲课,我恨不能一天当作两天用。当时,我没有问清原因,大声责备了他,可能还打了他屁股,说了他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后来,在另一件我办他的“公案”时,他仰起挂满泪珠的小胖脸,愤愤地说:“你们(指爸、妈)都不喜欢我,连我的小朋友都说没有哥哥的好,你把他们赶走了!小朋友怎么想呢?” 孩子的话像灼热的针,扎在我的心里。比他大五岁半的哥哥,已经懂得父母的难处;而他正是淘气、也更需要爱抚的时候。我把精神的压力、烦恼和苦闷,无意地漏洒在他身上,是不公平的。 他在我不知不觉中长大,渐渐理解我们了,但我们也更忙了。“反自由化”运动之后,我们的家经常处在政治旋涡中。1988年临近暑期考试,有一天,孩子悄悄走到我备课的桌边,看我埋头工作,犹豫了一下,终于说:“妈妈,我给你说句话行吗?”得到我的同意,他接着说:“你这几天忙学生迎考,家也没回。你知道,爸爸在家里只有他的正经事,和我说话也少,简直没有话。有时候我真恨不得有人骂我、打我一顿,像小时候那样。我难受!妈妈你知道吗?” 听了这个安静的孩子难得吐露的话,我像被火烧了一样,站起来,抬起头凝视着孩子的眼睛,那是一双很像我的眼睛,此时它充满爱意和矛盾。没等我开口,他继续说:“我知道你们的处境,我只要你知道我的感觉,我明白你们没办法,还是应当由我自己在心理上来克服,我愿意长得精神方面更强些。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让你懂得你的儿子。” 我深深地内疚,我欠这孩子太多的爱;不是不爱,而总是各种事阻挡我表达爱,而爱是要通过表达才能相互感知,达到交流,得到美的享受,得到心灵的滋润,建立起人间和谐的关系的。 与爱子话别 我还没有机会弥补过去的损失,就要和孩子分手了。我贪婪地看着他那近一米八七高而匀称的身材,圆圆的、仍然孩子气的脸。这噪杂的北京站,竟成了我们母子话别之地。孩子迅速给我买来饮料和一点简单的饭食,代我找到一个座位,说一路很挤,十多小时可能吃不上也喝不上,要我一定吃下这餐饭。万般牵挂、万般无奈,几多离愁、几多欠疚,化成最简单的几句交待,不管将来活得多么艰难,也要作个正直的人,努力成为有知识、有本领、有独立人格的人。你的父母无罪,对自己的生活无愧,你会理解,将来会更理解,假如说我有什么遗憾,那就是欠下对你的爱,和欠下对我的妈妈的恩情。 孩子把我送上车,找到我的卧铺位置,放好我简单的小包。一向不会抽烟的孩子,拿出一包准备好的“洋烟”,一支支分送给我的邻座,含笑和他们搭讪说:“这是我的母亲,她身体不好,第一次去太原,请多照顾!”。火车要开的铃声响了,孩子转身塞给我几包“洋烟”说:“你不知道会走到那里,你们一点不会应酬,这也许有用。”又顺手把我刚才多给他的钱迅速塞在我的手中,喃喃地、有点突兀地说:“你们会比我还难。……其实,真要想抓你们,亲戚家早就监视上了。要说安全,倒是北京反而最安全。这里有那么多你们的朋友,你们在这里被抓的话,全世界都知道。这里有许多国家的使馆……”接着,他匆匆下车,在车窗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直到火车把我带走。 我等他们来逮捕 我到太原的第二天中午,资助大同会议的工厂厂长,亲自开车把励之送来,一同陪来的同事笑着说:“李老师!我完璧归赵了,请验收!”我把我知道的紧急消息说了,励之哈哈一笑,坦然地说:“他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帮我作宣传,让我出名;假如他们真要逮捕我,一定是让我出更大的名,我等着他们来逮捕。”这话一半是说笑,一半是不相信,不相信当局会如此之蠢,同时也想让老人放心。但那位厂长想起,在整个开会期间,在行车途中,都有人紧紧相随。此时我发现,在楼外正对房间的几个窗口,都有小汽车。这种小城,在工厂宿舍区,难得小汽车长时间停靠,更何况同时有几辆。 励之是不信邪的,但就在当天下午,楼下的住户来敲门。平时为了安全,婆母一人在家时不开门,但邻居说一定要进来,因为他家厕所漏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楼上的原因。 太原是工厂城市,水不够用,居民楼只有一早和深夜才有水,家家都是凌晨上班之前,把一天的用水接在大的容器内。这个要进来的理由虽然不足,但邻居大声要求非进来不可,中国人是不允许有隐私权的,老人只好开门。邻居家老太太进来之后就不准备走,坐下来东家长、西家短说个没完。 一直等到励之妹妹下班回来,认真和她一同下去,查看她家并没有漏水的厕所,她也不以为不好意思。显然,她是奉命来的,虽然没看见我们,她可以在汇报中说:“方家老太太开门不痛快,他家一个小房间的门始终关着。”以此表示她的“尽职尽忠”。 第三天是星期日,我们去不远的古迹——晋祠游玩。为了让我们安心休息,励之妹妹夜间几次下楼作侦察,记下了车号。当我们一出院门,几辆性能很好的小车,始终轮流尾随;我们坐上去晋祠的专线旅游汽车,小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我们进了晋祠,其中一辆白色小汽车也停在附近,开着引擎待命,有另外的人紧跟我们左右。回程前,我们戏谑地查看开着引擎的车号,恰是励之妹妹记下的之一:山西 01-17340 。 为了开个玩笑,我们改乘普通郊区班车。这种车,站站都停靠,郊区农民或携家带口、或肩挑背扛地上上下下,每站都很戏剧化。果然,破旧的郊区车已开出一段,转了弯,小白车才跟上。前面就是一个圆的叉路口,小车惟恐迷失,快速紧跟,但大车却呼哧着停在一个不起眼的路边树下。几个小车上的人跳下车,在几个路口都布署了人。忙乱一阵,才发现大车又歪歪斜斜地上路了。再到没有多远的下一站,小车差一点撞在大车直冒烟的屁股上,在大车尾又吃油烟又吃灰。 不能连累亲人 进入市区,这几个追踪者在路口下车,截住一辆黑色的 Taxi 样的车,其中一人跳进车内;原来的白车用报话器说了几句话,然后开走。我们饶有兴味地在公共汽车上,看着这场不高明的把戏。到了励之妹妹的家门口,那辆一直追踪我们的白车和另一辆黑车,已一南、一北停在家门口。这辆黑车的车号不是本市的,看来为了对付两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真用了大力气! 1989年2月26日的夜里,因 Bush 晚宴,我们已领教过更大的场面,对太原的表演并不害怕。不过,看来大儿子的消息不是谣言;小儿子的判断也属正确。我们不能让亲人受连累,更不能让老人受惊,因此决定回北京。 几天的奔波,加上水土不服,我躺了一天。第五天一早我们道别了亲人,准备去火车站。刚开门,楼下一个中年妇女堵住门口正要进来。可能是楼下几辆车苦守一天一夜,未见任何动静,所以又派人来查看。送我们的孩子奚落地说:“不用你来监视了,人家走了!”。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也是在两辆车的伴送之下:一辆是白色面包车,,一辆是白色小汽车 。一到车站,那车上的人直接进了站长室。我们上了火车,那车上也有人上了火车。火车到丰台,已经是北京郊区了,突然有三个彪形大汉来到我们的卧铺边座上,坐着不动。一直看着我们在北京下车,他们混在下车的人流中,消失了。我想,大约是把我们交给北京的监视者了。 烧励之的模拟像 离家整整五天,香港和国内各地寄来一小叠汇条,都是请我转交天安门学生的,其中还有边防战士的。多么可敬、可爱的年轻人啊!信走得太慢,形势险恶,我已无法完成这些比钱本身重得多的嘱托,我也不愿取出这些钱。按照中国邮政惯例,无人取的钱,应退还寄钱者;我不放心,一一给他们写了信,告诉他们,若需原汇条,我立即寄去。 除了汇条,还有更多的信。我一一给了简单的回信。当时我没料到,这是我在此后一段时期中,能直接发出的,给中国大陆上不相识的青年朋友的最后一批信了。我也不能预测,这些信会不会给他们带来灾祸。 回家的第三天,六月一日,清晨刚起身,我们的记者朋友ABC广播公司的柯达德先生,登门告急,不久, V.O.A.的潘海蒂小姐,也打来电话。他们说的都是,昨天在北京几个郊区县,如大兴、顺义等,由政府组织的农民游行中,焚烧了方励之的模拟像。他们担心方已被捕,也想了解方本人的感受。 励之泰然地说:“我们前天晚才到家,我完全不知道发生的事,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政府的眼目之下,他们是清楚的。烧模拟像,在国际上或中国历史上,我记得,只有国家级或领袖级的人享用过。我今天竟有此殊荣?他们要这样作,我不介意。”励之照样去天文台上班、答研究生问。 在天文台,有人相告,送励之的那位厂长离开太原后,被公安车紧紧追踪,直到中途停车休息,公安车才发现有误而放弃。这使我想到,为什么他们要反复核对,真也笨得可以! 干脆英勇就义 六月二日,在美国的大儿子来电话,我简述了一切,我认为当局有意逼我们,作出错误的决定,他们好利用。我们离开北京一共五天,关于我们的谣言已经满天飞,诸如,已经出国,已经到了香港,逃命去了,……。最后我说:“我们等他们来抓,要出国,也等将来光明正大地走!”孩子在电话里大叫:“妈妈!你们千万千万不要作这样的‘英雄’!为什么要以这样‘英勇就义’的语气说话?妈妈呀!你快答应我,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我安慰他,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中国不至于如此黑暗。 也许,国外得到的消息更多、更正确,国外打来的不只一个电话,有外国朋友,有出访的中国朋友,都担心我们生命的安危。也不断有记者来,有的是看看我们是否还在,有的一定要摄下照片。气氛急迫而紧张。 上午,励之照常去天文台;下午,我如约接通 Perry Link教授家的电话;他和夫人 Jean 带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来我家玩。朋友相聚,也提不起精神,更无玩兴,谈话离不开天安门。只有他那淘气的小儿子 Nathen,看上了大客厅墙壁上挂着的一柄宝剑,那是1988年的最后一天,一位病重的老人,专门托人登门送来的礼物,这是他家祖传的纪念品,愿送励之保存。 这两天,北京人是数着钟点过日子的。一辆吉普压死市民的事,在人们心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六月三日晚间的新闻联播,已经杀气腾腾,人们不能入睡。在这西郊的科学院宿舍区,住得较近的邻居,悄悄地交换看到、听来的消息。人们的心,密切关注着天安门,但愿快快天亮。 他们真的杀人了 半夜,电话铃可怕地响起来,一个稚嫩的、似乎存在我记忆里的、南方口音男孩子的声音急促地说:“李老师,不要问我是谁,我是北大的学生,同学们叫我一定要打通这个电话。我好不容易、冒着火光和枪声来打这个电话,就是要告诉你,我们亲眼见到,军队和武警已经杀人了!他们杀人了!这是真的!在我边上一位清华的学生,被打碎肩胛骨;另一同学颈部中弹,被打穿大动脉,血流如注,马上就要不行了。”我被这消息弄懵了,一再问:“是真的吗?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对方的孩子似乎着急起来,更快的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你那里能听见枪声吗?现在仍然在放枪。我们什么事也不要你做。只希望,你和方老师平安。杀人之后,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孩子哽咽着:“老师,多保重,再见了!……”放下电话,他又忙着救人去了。 这时,我才听见,在北京深深的夏夜,远远地传来一种沉闷声,伴着断续的、似爆竹的声响。我觉得,要做点什么,一阵揪心的胸痛使我混身冰凉。楼道里,虽然家家都不开灯,但家家都没有睡。 接着,第二通电话又响了,是一个更成熟的声音,简单的通报,在他所在的地方,可靠的统计:有20人被打死,有两百人受伤。第三通,是一个东北的、似曾相识的口音,向我通报:在他附近的统计:50人被打死,几百人受伤。……。快天亮了,又有人报:死一百,伤一千……。每一个电话的最后,都是忧虑而深情地说:“不要问我是谁,希望你和方老师珍重,平安。” 我觉得,天也变了,地也变了,这是不是一场梦? 一场恶梦?一场该死的、罪恶的梦?! 电话发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来自那罪恶的屠杀场。也许,这是某个年轻人最后一次和人世间通话。他们报出的每一个数字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啊!是一个年轻人的心啊!。 盼来六月四日的黎明,楼道里出奇地安静。既没有平时孩子们每逢星期日在电梯里的喧闹,也没有大人相约买菜,和为假日烹饪的忙碌。彻夜不眠的人们,在楼道相遇,不打招呼,只睁着干涩的双眼望着前方。 中国大陆的人很熟悉这样的表情,那是当大难袭来,人们掌握不了自己命运时,常有的表情。为了包裹起自己的感情,不让它流露到不能自禁;也为了防止有一类人,用任何一句话编造是非。 一个我很熟的北大学生,打来电话。他是听了六月三日晚杀气腾腾的广播后,想去找同学回校的。走到六部口附近,无法前进,亲眼目睹杀人的惨剧。他边说、边哭,声泪俱下:“你知道吗,阿姨!我到了那里,我亲眼见到,坦克和装甲车开过来,横冲直闯,他们从车上无节制地向人群开枪。路边的人,站得好好的,也没叫口号,也没唱歌,军车上的人就向人群扫射。我亲眼看见,同学们就这样倒下去,脑浆迸裂……。我们回到学校,不少同学身上,还留着死去同学的血和脑浆。太惨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无原无故地向人群开枪?”孩子说不下去,而且颠三倒四。显然,他拂不去这血淋淋的惨像,他的心还在那可怕的屠杀场上。抽泣一阵之后,他说:“北大的老师彻夜等在校门口,现在他们去学生宿舍查看,不知道我们会失去多少同学?……” 一定要保重 快到中午时分,北大一位教师打来电话:“李淑娴,我告诉你,据红十字会确切通报,昨夜、今晨,学生和市民共死亡两千六百人,伤六万人。这是官方承认的红十字会报的,不是谣言。今晨,全体在校的教员,列队迎接能回来的学生,学生们回来都是歪歪斜斜,人数不多,太惨了!我们和学生,抱头大哭。听说,清华大学这次牺牲最惨重。北大究竟牺牲多少,还没统计出来。我只想提醒你,那些人已完全失去理性了,什么事都可能作出来。希望你们要多保重。”这声音已经收拾起巨大的悲伤,充满了憎恨和愤怒。我明白,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又是经常上了我家公安局录音带的声音,对他们是危险的。这样冒险通报,就是告诉我实情,你们要多保重,这字字千金啊! 谁都无心吃饭,上午,励之仍然去天文台上班。中午,励之刚回家,Perry Link 来了,他红着眼圈,戴着黑纱,两天不见,他好像瘦了、也苍老了。大概每人都是这样。他刚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听学生诉说。他欲哭已无泪,伤心地站在那里,也站不住,直倒换着双脚。停了一会儿,他哑着嗓子说:“你们都知道了!真没想到……我见到很多现场实拍的照片,看见了学生们……,太惨了……” 他盯住我看了一下,大约我憔悴得十分难看。我指着他臂上的黑纱,他黯然说:“是学生们给我戴上的,我就是要戴,我要有一点表示。”我小声、愤怒地说:“谁也想不到,想不到他们竟这样凶残,这样愚蠢!是愚蠢!……”这时,励之的学生送文章来了,又来了什么人。 为了不打搅励之和研究生交谈,我请 Perry Link 进了里屋。他从伤感中醒过来,关切地说:“你们若有任何困难,需要我帮助,我一定尽力,你们不用客气。”我说,在这时候,和我们太密切,可能会面临麻烦。他却提高了声音,真诚而难过地说:“现在我什么也作不了,也坐不下来作事,中国人处在这样的苦难中,我起不了作用。假如能为中国人作一点事,我心里会好过一点。”我也告诉他,各方对我们善意的警告,我们的确是处在危险中。 那有这么笨的政府 但偌大的中国,何处安全呢?我们已出走了一次,正如小儿子所说,当局若想要抓,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对我们都不安全。我不愿意再给亲友制造麻烦,我们太了解中国共产党了。上次的出走,是基于我不太相信当局真要抓我们,太原之行打破了这种侥幸心理,更何况他们已经杀人了。也许,外国人的家里安全一些;也许,外国大使馆更安全些。但这样一步是很难跨的,我还希望,这种混乱局面只是一时的;也许,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住一、两天,看一看,再回家来。 Perry Link 作为一个很了解中国人的美国人,仍然很难理解中国人深层的心理,他茫然地说:“外国人的家,现在也不安全,自从Bush 晚宴之后,我们家受到密切注意....」他不愿说自己的难处,接着,他不解地说:“大使馆,我没有问过,不过,美国大使馆接受避难,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我不知道,你们方面有什么障碍难於跨过?一切你们自己决定,我愿尽我可能的力量。” 我坦白地告诉他,最主要的,是怕由于我们的行为,影响中国的学生和学生运动,让中国当局有了借口,对学生不利;其次,励之是个十足理性的理想主义者,他视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到现在,他还认为当局没有道理来逮捕他,因为,他完全没卷入天安门的事,不必躲避。再有,励之过于相信他自己的声望;他觉得,当局若无理地动了他的话,他们自己将来很难下台阶,哪里有这么笨的政府? Perry Link 一肚子的狐疑,不知道哪一种估计更正确,念叨着:“我不明白,老方的事怎么影响学生?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冒着坐中国共产党监狱的危险?在监狱里,什么也做不了,怎么对学生有好处?怎么对中国将来有好处?谣言尽管他们造,实际怎样最有作为,最能发挥自己作用,才是重要的。当然,什么都由你们自己决定。”这充分表达一个正直的美国人的心;也显示出两种文化背景衡量事物的不同角度。中国的知识分子,“西化”如励之那样,在心底里,仍然有些许“中国士大夫”的气质。 今夜不能在家住 经过“八九民运”,更多人在自己的经历中,接受了新的价值观;人民把能有一批人逃出生天的消息,当作喜讯,到处传播,不介意官方宣传中所称的“叛逃”。 Perry Link 临走一再说:“我再想想,有没有安全的地方,我随时准备帮助你们。让我们保持联系。” 下午,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急急地打来电话,直愣愣地说:“要不要我帮你们离开家?换个地方?”我们谢了他的关心,表示我们哪里也不去。 下午四点多,Perry Link 和一位他的记者朋友来了,这大概是他想到的一个折中的办法,记者朋友请我们到他所包的饭店房间,那里平时是安全的,中国官方一般不会来打扰。励之仍旧不动声色,他说还要看一看,明天他还有一个约会,完了再说。两位外国朋友担心地走了。走前,我说,我们家的电话用起来要倍加小心,我和 Perry Link 约定,假如情况紧急,需要他的帮助,我在电话中就说,要他把孩子带来玩。 快到晚间中央电视台联播节目时间了,人们憎恨这几天的节目,但一定要看,看究竟说什么。就在这时,楼下忽然聚了一堆堆的人,原来,有人把一个被枪杀的七岁(或九岁)孩子的遗体,送来让大家看。无言的抗议,大人低下头,小孩紧紧拉着妈妈的手。 我们的挚友,前两天还说去太原是多此一举,当晚派他的妻子来,告诉我们,军内上层已正式传达,要抓方、李夫妇俩,他替我们找到一间空房,可以蛰居一些时间,他的妻子等我们决定,好立即带我们走。她警告我们,今夜不能在这个家住了,抓人一般都在夜里。 我们的邻居,悄悄地来了。他紧张地说:“老方一定要躲一躲,今夜不能在家住。你们要是信任我,今夜,无论什么时间,来我家住,我们把床给你们留着。用坦克、自动步枪对着手无寸铁的人民,不能再相信他们了!我们真可怜,真是手无寸铁啊!科学院这个区,他们最恨,这是知识分子聚集地,将来整起来,一定是不会轻的……”我迅速把他送走,不要让别人看见。 情况危急 门铃又响了,进来我认不出来的一位盛装女子,原来是我们青年朋友的妻子,刻意打扮了一下。她心慌意乱地拿着丈夫的字条,大意是:“我想法弄到一辆车,今晚八点出发。两位老师今晚一定不要在家住。假如你们同意,八点以前在路口等或到我这里来。我把二位老师送到×××先生那里,先住一阵。”我知道,她既担心丈夫,又担心家里一个幼子,就请她快回家;告诉她丈夫,不管我们去不去,都永远记得在这危急时刻他为我们作的一切。我们七点半不去的话,就是不去了。他们有什么安排,不要耽误。 电话铃响,送来一个土气十足的声音,励之拿着电话,愣了一下,好像在回想什么,突然他笑了,接着说:“我明白了,谢谢你,我明白了,明白了!”这一连串的“明白了”,原来是对于电话“哑迷”的回答。放下电话,励之向我解释。这是一位十分“正统”的朋友打来的,情况的险恶,使这位朋友用改变了的声音和腔调说话。这位朋友说:“老方,厄(我)从山东老家来,咋这里呔脏,你咋不换个干净地方待着?看!电视上都演的啥?”这时电视正在说“平定反革命暴乱”的事。 这个电话使励之比较相信情况的紧急,因为,别的好友对我们锺爱,反而使励之认为他们过于担心。“正统”的、不过于激进的人都认为危险,那就更有客观性。这时,他才同意我给 Perry Link 打电话。一接通,我一一谢了所有在我家等我们决定的朋友,请他们赶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双手拉着他们的手,用力地用双目盯视着他们,我要永远在心上刻下这一张张纯朴、善良的脸。 就这样离开家 这是 Perry Link 这一天内第三次来到。励之还想着明天就回来,这时,他的研究生来了,励之交给他要办的事,应该寄出的文章、书信。我收拾几件最简单的漱洗用具,向小儿子说:“一起走吧!”他显出不情愿的样子,我劝说:“妈妈不放心你!你就算先送送我们,明天再回家,好吗?”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家。六月的夜晚来得很迟,黄昏的斜阳下,我回头再望一眼我们住房的阳台。阳台上,我专门请人做的晒衣架子,还有打通两个阳台之间的拱形门洞。这都是请人装修房子时我得意的设计,准备在家里不定期地请朋友们、学生们来进行学术讨论,或举办“Liberty Salon”。为此,当大儿子要用他的助学金送我们一件礼物时,我指定,要一座自由女神像。 阳台上,还没来得及种上一点我希望有的绿色植物;阳台上,还放着一位朋友特地送来的防火索;室内放下的落地窗帘隐约可见;……。我转身又看一眼楼前的场地,一楼住户的铁栅栏,栅栏上不整齐的绿色枝叶。猛然,在楼的转角,靠着栅栏,站着一位中年人,他含笑看着我们进了汽车。他是谁呢? Perry Link 替我拉开车门,再一次催我上车。一向行动急促的我,还在发愣,我好像预感到什么,又回头看看我的家,才低头进入车里。车座的布罩上,点点血迹;司机座边,另有一人。司机急忙解释:“我们不敢一人开车,不知道会撞上什么。这一夜,我们都在自愿免费冒险拉学生,你看这布罩上的血……,唉,太惨了!学生们真是可怜!……。”我才明白, Perry Link 没有用他的长期包车,而是为我们特地叫了一辆 Taxi。 车行到海淀大路上,一群群的人,聚集着;有人围着持枪的军人,连问、带说理、兼责备。北京人没有怕,北京人睡不着,都上街来了。天暗下来了,我们决定去就近的 Shanglira 饭店,等明天再作决定。找到房间,天已全黑了,路上有持枪的人,我们不放心 Perry Link一个人回友谊宾馆,但他不放心夫人 Jean 一个人带两个幼小的孩子;我也想起,Jean 最近私下告诉过我,Bush Dinner 之后,常有无聊的骚扰,甚至有人往她那里打下流的电话。无奈,我怀着担心,目送他在黑暗的夜色中,一个人走了。 一夜不眠,听着杀人之后北京的声音。深夜,越洋电话接通。清晨, Perry Link 来到。励之要回去参加约会,我想知道确实的消息才放他走。 只有一条路 我接通一个我信得过的家,告诉他们,我在一个新的地方,想知道真情。孩子抢过电话,急急地说:“李阿姨,北大很多同学至今不知去向,学校一片肃杀之气。学生领袖都不见了,也许被杀害了,也许躲起来了……”我急得说:“你不要叫我,也许我不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但我不能判断,情况究竟怎样;假如可以,我们想回家,他还有事……”孩子听到这里,急起来,大声说:“阿姨!我告诉你,学生领袖都躲了,当局不会放过你们,这是真的!还有,据可靠消息,在各海关、各口岸早已有你们的照片,你们不可能通过那些地方。但是,同学们都盼望你们安全,这件事很重要!很重要!大家要知道你们安全!这消息对学生太重要了!我只能说这些,你和叔叔要多保重,再见!”这是我向外打的最后一个电话。 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先到大使馆,要 visa 一试闯关,与其在家中或在街上不明不白的“失踪”,不如在公共场所被捕;同时也试问一下有关的条例。 Perry Link 来时已发现,路上更紧张了,为了保险,他找来一位年轻的 CBS 工作人员,拿着可通全世界的报话机,挤在一个小车上,出发了。沿途,经常走不通,改道再绕;沿途,在高校附近,学生设的简单路障上,缀满了纸作的白花;沿途,人们悲凄而胆小地弯腰低头,匆匆的行人像幽灵一样;……这就是我离家的路上。 患难与共 都说中国人很爱家,中国古、今有多少怀乡、思家的名诗、名歌;但是,这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国土上,既没有战争,也没有分裂,而可怜的中国人,却经常被弄得家破人亡;中国知识分子,却经常是夫妻分离、遣送边疆、扫地出门的命运。 我告别了多年来盼望的、唯一的一个像个家样的家。这也许是我告别了某种更深层的东西,告别了某种思想模式,告别了某种价值观念,告别了某种心理状态;这也要求我寻找一种新的心理平衡,要求我开始走生命的又一章。这需要勇气。 和每次劫难不同的是,这次巨大的劫难,我和励之在一起。也许,我们可以得到相互的精神补充;以我们已不算年轻的生命,有相知,相爱,相补,来谱写这对中国人来说,是精神的、生命的、新生的一章。 本稿成文于1989年,最初发表在《远见》杂志199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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