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

课间休息时间，面对记者的镜头，孩子争相拍照。——本报记者 郭杨 摄 为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子弟提供受教育的场所，找寻一条更适合中国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道路，是黄鹤的梦想。但现实情况是，不仅当年他一手创办的行知学校在历经波折后，最终因办学经费难以为继，交由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管理；现在他参与发起的基金会旗下的5所学校，亦陷入困顿。 黄鹤这些年来的梦想及其所需面对的现实，正是农民工子弟学校这些年来真实境况的鲜活写照。 时代周报 155期 本报记者 张蕊 发自北京 10年前，北京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创办人、中国十大人气校长之一黄鹤绝对不会想到，如今依然会因为“缺钱”而四处奔走以寻求帮助。唯一不同的是，10年前的奔走，是为了一所当年叫“棚鹏”现在叫“行知”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而现在，则是为了更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 今年10月18日，黄鹤的妻子曹明秀在微博上倾诉，因要维持“日新汪唯基金”（以下简称“日新基金”）的正常运作，失去资助方的黄鹤去借了高利贷，“一年半了，自从我博士后出站，每天好几拨债主围追堵截，甚至半夜2点（的时候，惊动）110也来了，我带着孩子和老人，撑不住了。我不得不利用爸妈退休金帮他还了50多万，还有40多万债无法还清，不得不去借高利贷”。 日新基金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道亨兴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发起，2010年5月在北京成立。一年内，日新基金用北京道亨兴业公司董事长汪唯最初投入的100万元，资助了北京雨竹、明欣、东方红、汇蕾和金榜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包括执行校长在内的126名教师。 “黄老师是一个很仗义的人。”说起自己的丈夫黄鹤，曹明秀的脸上写满了自豪，尽管一直被追债，尽管受到了惊吓，但她并没有怨言。她觉得，这时，她应该支持丈夫。曹明秀说，微博求助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仅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民工子弟学校，“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希望。” “行知”往事 2001年8月16日，在北京市丰台区花乡东南部的新发地批发市场附近，一所叫“棚鹏”的学校诞生了。至今，仍然有人能够描述当年的情景，“学校在一间旅馆里，五六间教室，桌椅、黑板，一应俱全。”一直在新发地做水果批发生意的李先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开课的时候只有几个孩子，“不少人去看热闹”，但大家对这个学校的前景并不看好。李先生至今记得黄鹤，“校长姓黄，说是个大学老师，斯斯文文的。” 李先生说，很多人当时都不明白，为什么黄鹤会放着好好的大学老师不当，跑来办什么学校。“他们说我是骗子。”想起当年的事情，黄鹤笑道，“因为之前曾有人收了钱没办学，就跑了。” 半个月后，黄鹤让所有的人看到了一所学校，“课桌、椅子是北京小学赞助的，他们还赞助1万元启动经费。”尽管大家都在感叹黄鹤的办事效率，但依然没有家长送孩子去上学。黄鹤找到一个安徽老乡，告诉他，如果让孩子去他那里上学，可以减免一部分学费。当时，这个老乡和他亲戚共有5个孩子，“免了三个孩子的学费，就为了他们来上课。”黄鹤说，当年的学费是，一个孩子一学期400元。两周内，前来上学的孩子增至150人。这让黄鹤感到很高兴，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为了让学校能够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在教学空闲时间，黄鹤多次前往丰台区教委，希望能为学校办理“准生证”（办学许可证），“当时，他们明确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没有相应政策。” 2001年8月29日，开课仅两周时间的棚鹏学校就被当地教委、政法委等5部门，以“办学场地不合格”为由查封。“当时来了100人左右，他们把孩子和老师赶出教室，就忙着把课桌和黑板往车上搬，”黄鹤说，拦都拦不住，“孩子和老师哭成一片。” 多年以后，曾在“棚鹏”就读的小朱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那一幕。小朱是河南人，当时跟父母一同来北京，那年正好10岁，在棚鹏学校读二年级。“黄校长大喊着不让他们搬，但没人听，我们乱成一片，大家被吓坏了，好像世界末日一般。” “我们没有人身体上受伤，但心里难受极了。现在想想，为什么我们连上学的权利都要被剥夺？”小朱后来回到河南老家念完初中，然后回到北京，和他的父母一样，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涯。而当初在棚鹏学校的经历，注定将成为他一生中无法忘却的回忆。 课桌和椅子没了，孩子们在教室里垫上纸皮，跪着上了两个星期的课。而黄鹤，则不断地与教委进行沟通，最后，凑了6万元钱，租下了一所乡村小学废弃的校舍。那时，他以为，校舍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安安心心办学了。 但麻烦还是不期而至。2001年11月，学校再次被查封。这一次，不管是黄鹤，还是学生，大家都镇定了许多。小朱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哭的人少了，帮助黄校长抢桌椅的同学多了，“这样一来，难免发生冲突。” 小朱回忆，当时黄校长和一个保安对打了起来，一边打一边呼喊，“从来没有想到黄校长也会打架。”黄鹤坦陈，当时他气极了，和一名保安动了手，“我说他，你也是农民的孩子，你也是打工仔，你怎么能干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保安停了手，走了。 黄鹤说，当时的状况混乱，他叫几名男老师指挥学生关上学校大门，把一部分人挡在门外，又“控制”住一名现场指挥的官员，并警告他，“如果今天我的学生有一个受伤，我就把你的头割下来。”黄鹤事后回忆，可能是当时自己恶狠狠的样子吓倒了那个官员，这名官员在和他对峙了几分钟后就妥协了，用对讲机告诉外面的人不要往里冲了，然后，带着剩下的人迅速离开。 就在大家以为可以安安稳稳过新年时，麻烦又来了。2001年12月的一天下午，学校放学后，几个部门带着100多名保安、联防队员去将学校搬空了，“我当时刚回到位于清华大学的家里，就接到电话，刚好我前妻也回来了，我们马上打车赶到学校。”看到已被搬空的学校，黄鹤欲哭无泪。在空荡荡的操场上，他歇斯底里地大喊了好长时间。 “从那时起，前妻觉得压力太大。为了保护她，我和她离了婚。”对于黄鹤来说，这是他对家人负责的一种表现。“我不想她替我担惊受怕了。”提及此事，黄鹤的情绪很是低落。 让他欣慰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几次封校的举动，引起外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大兴区政府向学校抛出橄榄枝，主动邀请黄鹤到大兴办学，并承诺绝对不会查封学校。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棚鹏学校更名为行知新公民学校（以下简称“行知学校”）。 2004年，国家出台有关政策，行知学校成为第一批拿到办学许可证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之一。此后，除因拆迁等原因搬了几次家外，行知学校再没有被查封过。2007年1月5日，黄鹤曾向大兴区教委提出申请，要求停办这所学校。这是北京第一所主动要求停办的农民工子学校。黄鹤的理由是欠债过多，学校难以为继。 “我并不是真的想停办学校，只是想借此降低房租或要求政府给予一定补贴。”2008年底，黄鹤退出行知学校，行知学校的举办者由个人变为一个非营利组织—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行知学校成为了一所真正的公益非营利性学校。 尽管对于黄鹤来说，那是一段“光荣的斗争经历”，但显然，有人并不这么觉得，行知学校现任校长，当年从一开始就参与棚鹏学校组建工作的贾海霞，明确拒绝了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她的理由是：“现在我们在和有关部门合作，不太想再提及那段历史。” “打工学校赚钱也是应该的” 捐出学校后，黄鹤开始思考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他依然想继续办学为农民工子弟提供读书的场所，觉得应该找寻一条更适合中国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道路。 那一年，他结识了汪唯，并和汪唯就打工子弟学校的一些事宜达成共识。这一年，黄鹤的另外一个收获是，认识了现任妻子曹明秀。 谈及曹明秀和家人被高利贷债主骚扰，黄鹤说，这触及了他的底线。他说，他已经找到了那些人，告诉他们，“伤害我可以，但绝对不允许去伤害我的家人”。好在媒体介入后，高利贷债主收敛了许多。 当抛开所有的烦恼，谈到自己目前进行的事业时，黄鹤一下子来了精神，“汪唯先生来找我时，说他想资助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学校老师。”黄鹤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时的场景，他至今记忆犹新，就在道亨公司汪唯的办公室里，两个加起来快100岁的大男人越谈越兴奋，开怀大笑，手舞足蹈，“很多思路不谋而合，我们都对未来充满了期望。” 按照黄鹤和资助方汪唯的计划，道亨公司将在三年内给日新基金注入600万元资金，其中，300万元用来资助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日常运转，和教职员工绩效考核工资，绩效考核工资每个老师每月300元到600元不等，1200元的基本工资部分则由校方自己承担；另外300万元，则用来资助农民女工的培训就业。 当汪唯为日新注入基金100万元的启动资金，踌躇满志的黄鹤准备“大干一场”时，意外发生了，汪唯因心脏病突发辞世，日新基金断“粮”。 黄鹤清醒地意识到，没有资金支持，日新基金形同虚设，不但无法资助学校，连正常运转都成为问题。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为基金寻找资金来源。 该借的地方都借了，该找的人也都找了，黄鹤依然一筹莫展。不得已，他借了60万元的高利贷。按照约定，一个月后，要还72万元。当时他乐观地认为，一个月内，自己可以筹措到款项。但现实显然在他的意料之外，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他依然没有筹到钱。办公室因拖欠房租，被封了，放贷者也开始上门逼债。 对于黄鹤，质疑的声音一直存在。有人认为，这次曹明秀微博求助是“作秀”。对此，黄鹤的回应是，如果这也是作秀，那么，这个“秀”显然作得还不够，他会在更大的范围里去作，让更多的人关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现状。 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创办人张志强，对黄鹤在半年内花完汪唯资助的100万元资金，一直心存疑虑，“汪唯刚把钱投进去，黄鹤就开了一辆30多万的新车，他和人家说是他老婆的，但是他早不开，晚不开，偏偏钱到了就有车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对此，黄鹤的回应是，“车是汪唯先生借给我的，方便我开展工作。因为刚开始培训老师需要接送教授和专家，培训完后，车就还给汪唯先生了。”黄鹤说，这些都有电子邮件为证。 11月16日下午，他的妻子曹明秀向时代周报记者提供了汪唯生前发给黄鹤的邮件，邮件主题为“我可以借给你一台汽车先使用”。在邮件中，汪唯写道：“我这里目前汽车多。所以，我可以借给你一台汽车先使用。” 根据自己对打工子弟学校多年来的调查和研究，张志强认为，目前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已有一部分成为创办人牟利的工具，“如果一个学校有1000名学生，那么一年挣20万-40万是很轻松的事情。” 目前，国家每年给打工子弟学校每个孩子发放120-160元不等的书本费补助，学生的食宿和冬季取暖等都需单独向学校缴费。以昌平区东小口村明欣学校为例，该校现有学生999人，每人每年学费1600元，“因为有困难学生，平均下来，每个学生实际能收到的学费，“因为有困难学生，平均下来，每个学生实际能收到的学费约1400元，一年学费收入约140万元。” 明欣学校执行校长胡金龙说，钱是不少，但每个月教师工资4万多元，一年下来50多万元，还有房租、水电、校车加油、维修等各项费用，林林总总加起来也得好几十万元，“很多开销是看不到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好像一个民营企业，如果不挣钱，创办者为什么要继续做下去？”在这个问题上，黄鹤和张志强存在分歧，“即使挣钱，也是应该的。” 被默许的灰色地带 11月16日9时45分，是明欣学校课间操时间，900多个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手语操。因为做广播体操需要的地方大，要让900多名学生都能站开，明欣学校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课间操结束，孩子们开始做游戏。和公立学校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宽敞的塑胶操场和跑道，没有单双杠等体育健身器材。毽子、沙包成为这所学校区别于城市里的其他学校的显著特征之一。 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学生们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老师好几个月来都只能靠着1200元工资生活了。 牛老师算了算自己的开销，“每月服装费平均300元，现在衣服很贵。”她解释，“话费100元，早餐200元左右，化妆品100元，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开支，每个月都是不到月底钱就没了。”她说，周末时她和同事们都不敢出去逛街，“逛街就要花钱。” 教师宿舍之前是个仓库，四处透风，又冷又潮，但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墙上，贴满了学生送给她们的手绘画；桌上，摆着学生手工做的绢花。 在这个简陋的宿舍里，唯一的一台电视是坏的，“那就是个摆设，从来没看过。”牛老师说，宿舍里有一台电脑，大家轮流上网，这是她们唯一的娱乐。 她们不是没有想过跳槽，但想想还是觉得要坚持。“舍不得这些孩子。”这些二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有着和年龄不符合的坚韧和执著。 没有保险，工作强度大，是这些老师的真实写照。“曾经一个老师一天内批改了好几百本作业，这在公立学校，是不可思议的。”胡校长说。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如明欣学校一样。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益网完成的《2010年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现状分析报告》显示，北京目前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除63所拥有办学许可证外，其余都属于非法办学。不仅如此，除了少数的学校教学质量有保障，更多的打工子弟学校更像是“扫盲班”。 “没有教师资格证、混日子的老师大有人在。”张志强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老师其实也很无奈，“她们出去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只能拿着微薄的薪水在打工子弟学校里‘混’。”张志强说，这样的老师做得更多的，就是看着孩子，不让他们出事，“这些学校处于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被默许但又无保障的灰色地带。” 《北京民工子弟学校调查报告》中采集了114所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样本。这份调查报告显示，在这114个办学者中，有84个男性办学者，30个女性办学者。办学者文化程度为大专（主要为函授）18人，中师与中师进修27人，中专1人，高中36人，初中10人，小学1人，文盲2人，19人学历情况不详。其中42所是民办教师所办，5所是代课教师所办，30所是公办教师所办，2所是企办教师所办，26所学校是非教师所办(其中13所聘用教师讲课)，4所是无教师经历但在民工子弟学校做过教师的人所办，5所不详。 在张志强看来，北京现在的打工子弟学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学校，而只是个人自办学校，是在地方财政没有投入的情况下，第一代富裕起来的打工者一种自助方式。“北京公办学校生源逐年减少，资源是够的，但是经费没到位，学校当然不愿意收农民工子弟。其实那些农民工子女自己也不愿意到公办学校去上学，即使硬把这些孩子放在一起，也并没有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反而会有更多新的问题。”张志强说。 而这，正是黄鹤坚定地要将日新基金维持下去的重要原因。他的理论是，“一个好校长就是一个好学校，一个好老师就是一个好班级。”只有找到好校长，提高教师待遇才能让学校的教学质量提升上去。他形容日新基金是一个母公司，而被资助的5所学校则是分公司，“这就把打工子弟学校集团化、规范化了。”黄鹤认为，这应该是未来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方向。“当基金资助到一定的时候，教师队伍以及生源稳定后，教学质量就会相应得到提高，学校就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面对未来，黄鹤充满信心。 但张志强却并不看好这种模式的前景，“目前在广东那边有这样的模式，发展得还不错，但前提是政府不找麻烦。要在北京发展这种模式，可能还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太多。” 张志强说，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2008年以前，北京市有45万-47万农民工子弟。“近两年，由于学校关停等原因，这个数字有所下降，目前，北京约有农民工子弟40万人，这些孩子有一部分在公立学校读书，有大约10万人在150所打工子弟学校接受教育”。 流动儿童研究专家、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认为，义务教育应“谁用工谁买单”。义务教育经费并非中央拨付，而由省市一级地方政府承担，具体落实是由区县一级拨付。由中央将户籍所在地经费转移到居住地支付的方式很复杂，而且并不实际。地方政府切实享受劳动者提供的服务，就应该为他的家庭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义务教育至少不应该推向市场”。

本报记者 龙婧 实习生 徐向科 发自上海 时代周报154期 蒋介石步出南京总统府 。 历经40年编撰后，36卷本的《中华民国史》不久前出版。 这套继承了中国古代修史传统写法的通史，以纪、传、编年为主要形式，分为《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三部，用2100万字，记述了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间55年的历史。 提出修民国史被打成“右派” 《中华民国史》的修纂要追述到半个世纪前。 1956年，随着“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那年的国家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中，列入了民国史研究的计划。1961年，在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之际，曾经亲历辛亥革命的董必武、吴玉章等人又提议开展民国史研究。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编纂民国史列入国家出版规划。这一次，任务终于提上日程，交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 时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的著名史学家李新先生，负责统筹民国史研究工作。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民国史的研究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东西。1978年以前，有关中华民国史的出版物都是中华书局用白皮书的形式出版的—白皮书是内部出版物，普通读者无法读到。 为了避免麻烦，作为中共权威党史专家李新从一开始就定调：“少写，不写中共。”随后，他给上面打了报告，提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的兴亡，将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落到了书面文件上。李新要书面文件谨慎不是没有道理，尽管民国史此前多次提议编撰，但在14年前，近代史研究所曾有人提出修民国史，结果他们被打成了“右派”。 收集资料好几年之后，李新给这套书定了个调子，就是一切以史实出发。这在现在看起来算不上什么，但在当时是件大事。“经历了各种运动，那个时候大家都养成了‘以论带史’的论调。研究问题不是先下手搜集资料，而是先确定立场，确定观点，然后再找适合自己立场、观点的材料，来证明自己先已确立的立场和观点。”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回忆。不过，李新希望摒弃这个做法，先从收集资料开始，如实记叙历史，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本原。 为了安全起见，《中华民国史》一度被设想改成《中华民国兴亡史》，中华书局编审陈铮说：“民国史编写工作开展的头几年还处在‘文革’时期，曾经有过好心人担心引来麻烦，设想将来的《中华民国史》叫《中华民国兴亡史》。” 这依然避免不了纷扰。这套书的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说，从他们编撰工作开始，就不断有不少人质问“为什么要为反动统治阶级树碑立传”。 这让当时的近代史所压力颇大。到了1975年，更有领导要求民国史项目下马，李新只得以“编撰时拿到中央书面文件为由，如果下马也需要书面文件”顶了回去。 民国史坚持了下来。 （图：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总统府，并在总统府悬挂太阳旗） 第一卷刺激了台湾 真正开始动笔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次年，《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系列中最早出版的著作。 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上下两册亦由中华书局出版，是民国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中华民国史》第一卷一出来，就遭到了台湾方面猛烈抨击，认为政治色彩浓厚，评价有失偏颇。 这怪不得台湾“反应强烈”，因为“修史”这个工作从来不修“当代”只修“前朝”，一般来说，“修史”代表着一个朝代的终结，宣布修史者的合法与正当。更何况当时还是国家下令，召集体制内学者集体进行这项工作，更有“官史”的味道。 “对台湾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事情。”张海鹏回忆，台湾政界、学界纷纷召开座谈会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大陆开展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阴谋，要宣布中华民国的灭亡，是后代为前代修史，为此召开了许多座谈会，报纸上登了很多文章。 大陆这边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台湾的评论，文章大意是，大陆的民国史研究不是政治行为，是学术行为，是学者在开展中华民国历史研究。 大陆的辩解并没有被台湾接受，台湾学界政界纷纷上书当时的“国务院”。 在《中华民国史》又出了几卷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牵头、“教育部”出钱，历时10年修了《中华民国建国史》。 海外档案解密，修撰变慢 在台湾开始修史时，大陆的民国史修撰反而步伐变慢。 “主要是很多资料都开放了。”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吴景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参与《中华民国史》的编撰，负责1937-1945年这段时间的内容。 吴景平说，1995年一明确任务，他就出国搜集资料去了。 吴景平去了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核心档案文献都被带到海外去了。”吴景平说，不看就无法进行叙述，这时台湾也开始解禁《蒋介石日记》等等一批档案。他一边看资料，一边动笔，但这样，他还是觉得准备不够不敢交稿，社科院开始催促他交稿，他也拖延了很久。 “比如蒋介石日记，台湾开始只开放了前半部分，直到我交稿前的半年才完全开放。”吴景平说，很多参与编撰的学者，都有跟他一样的感受，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后，海外档案不断解密，使他们感觉“如获至宝”。 “比如《蒋介石日记》2006年才开放，而且只是开放了一部分。”吴景平说，在《中华民国史》中没有蒋的表态，是不可想象的。 社科院近史所民国室主任金以林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回忆，随着台湾方面政治环境变化，台湾公布的史料越来越多，“在台湾我们看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李大钊等人书信原件。”金以林说，后来是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大量中国近代史文献开放，尤其是两蒋日记、孔祥熙和宋子文档案，还有就是苏联解密的档案，这对大陆学者认识国共关系、中苏关系非常有用。“以前我们看不到，所以闭门造车，现在我们看到了，就不能不用。” 同时，大陆学术环境的变化，让历史研究可以更加深入。金以林说，他80年代中期在人民大学历史系读书。当时，人大设有一个全国高校独一无二的中共党史系，它授予的不是历史学学位，而是法学学位。党史研究的目的是来指导人文社科研究的。随着学术的发展，现在人大已取消党史系，其机构合并到马列学院和政治学院。随着思想方面的放开，学术界也逐步形成了一种共识，将1949年以前的党史视为民国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保留了时代烙印 2003年起，民国史学科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1996年中华民国史研究被确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 到2010年底，36卷剩余5卷全部交到中华书局。 在今年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夕，这套《中华民国史》集结出版。 汪朝光说，这套书是汇聚了三代人的努力。这套书最早是由国家下达的任务，采取的是计划经济时期集体组织并承担科研任务的方式，而19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后期的写作方式有了改变，基本上是以个人独自承担某卷写作为主，表现出更大的独立性。由于编撰过程长达30年，作者队伍也有不小的变化，早期担任写作者，多为“文革”以前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而后期的写作者基本上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从各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因此，这套书中对于许多历史事件的看法及其表述有不少的差别。 这套书全部出齐时，仅对早期的各卷作了个别文字修改，没有进行全面的修订。 金以林说，这是因为一些前辈作者已去世了，我们没有权力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修改。 “不可否认这套书有些方面带着时代的烙印。”吴景平说，各卷之间存在差别。最先出版的几卷，主要利用报刊资料，而且是共产党这边的资料，档案资料很少。当然，那时很多档案也是不开放的。台湾方面的资料，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才开放。不过，这些痕迹，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民国史学科的发展轨迹。 颠覆性观点并不颠覆 《中华民国史》出版后，民间认为很多事件和人物具有“颠覆性”观点。 比如书中承认国民党是当时的合法政权。其在抗战正面战场的作为在篇幅上大于敌后战场。从《中华民国史》第9卷（1937-1941）的目录来看，第二章《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第四章《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和第六章《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除个别小节穿插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战事外，用了约140页篇幅讲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 专门讲述敌后战场的除了第七章《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39页篇幅外，在第二章中有20余页篇幅的专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吴景平说，在这本书中，他们对地方势力在抗日上给予了正面评价。“在平时大家提起地方势力，想起的都是割据啊，军阀啊。”吴景平说，但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这些地方势力在抵御外敌时，大多听从国民政府的指挥。 而对一直在中小学教科书中被描绘成“刽子手”的“军统”，学者们在他们打击汉奸、收集情报方面的工作，也给予了正面评价。 “许多读者看到这套书后会觉得跟他们以前了解的历史有差距，有许多‘颠覆性’观点，跟传统论述不一致。”金以林说，实际上，并不是这套书颠覆了很多观点，而是它吸收了这二三十年学界研究的成果。 民间之所以觉得书中颠覆性观点颇多，那是因为学术研究与学术普及有时间差，特别是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相对于中国古代史来讲，教学目的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学生了解历史。相对于近代史，特别是民国史，带有一定的政治教育意义。 金以林举例，比如说“军统”，传统观点就是认为这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特务机构。对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特别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军统”主要工作就是打击中共和社会进步力量。但是，军统在抗战期间打击汉奸，搜集情况包括建立中美合作所，交换远东军事情报等，也作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事。但我们往往一谈到中美合作所，想到就是重庆渣滓洞。这正好说明民国史研究还很不足，更需要进一步加强，同时在目前信息爆炸的时代，在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要关注到学术普及工作。 全套民国史台湾遇冷 缺憾并不是没有。 编写者们最遗憾的就是，这套书只涉及了传统的政治、军事、民主这些主流问题，而对社会、文化甚至经济的研究则基本没有涉及。但更让编写者们失落的是，相比其1981年的第一卷出版时台湾的激烈反应，这一次全套的《中华民国史》台湾并不买账。 2011年，《中华民国史》在台湾顺利出版，金以林接到了台湾记者的电话。记者在电话中开口质问：“我们中华民国还在呢，你们就给我们写历史了，这是否违背‘九二共识’，怎么解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金以林只好三番五次地解释说，这是民间修史，并不是官方行为。 实际上，这套书在台湾公众反应平淡，学界连一篇讨论文章也看不到。在大陆学者看来，这并不是台湾学者不关注这套书的出版。 “主要是在这套书的最后一句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意味着中华民国的结束’。”吴景平说，这句话最后是谁加上去的，怎么通过讨论的，他们并不清楚。但台湾学者非常介意这句话，基本都向他表示过不满。在他看来，台湾学者不愿意参加讨论，正是因为这句话的原因。因为一旦要进行讨论，就意味着承认这套书，因此，台湾学者即使读过，也不愿意著文讨论。 “最后一句留了这么一个尾巴，毕竟太官方了。” 对话吴景平：“一本书改变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 现在争议的都是评论性问题 时代周报：你当时是怎么接受修民国史这个任务的？ 吴景平：1995年时，社科院找到了我。这套书编撰了很长时间，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编撰，但编撰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到了抗战史这块，并不是他们的强项，北方大学中研究这块的也不多，于是考虑南大和复旦。 国民党政权的20、30年代以及抗战时期，是我的强项，也是复旦的强项。于是就接受了这个任务，负责1937-1941年这段。 时代周报：你写这段历史用了多久？ 吴景平：13年，1995年找到我的，到2007年下半年社科院催我交稿，不敢交，又拖了大半年。 时代周报：我们知道，民国史因为涉及到国共关系，尤其是你这段，如果遇到敏感性的问题你们怎么写？ 吴景平：其实史实是从来没有争议的，现在一般争议的都是评论性问题。 时代周报：你们书写历史需要审查吗？ 吴景平：要的。具体我不知道是哪个部门，估计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宣部吧。 时代周报：你的书稿经过审查后，有没有被删改？ 吴景平：审了以后，只划去一句话“为何国民党会转向抗日，—国民党之所以转变，非常不容易，对国内外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对人民的抗日民心有明察，对国民党内的悲观主义也克服了。” 我写这句话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党内的失败主义越来越严重，鸦片战争完败，北伐革命，绕过日本。9.18事件，日本向国内扩张。国民党内有人认为抗日是自取灭亡，这其实是一大转变，一个客观的历史叙述。 时代周报：读者很关心该书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与历史人物的评价。那么，你能否谈一下该书如何看待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对于蒋介石等重要历史人物，争议也比较多。那么，该书是如何评价蒋介石的？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有何不同？ 吴景平：《蒋介石日记》从2006年开始陆续开放，抗日这么重大的决策，没有蒋的表态，是不可想象的。比如皖南事变，我们就写，蒋对共产党不能在统一的军令、政令下行动，表示恼火，认为他们是破坏抗战统一。而这时候的八路军、新四军对国民党表示不信任。共产党，对国民党不能从民族利益方面来考虑问题有所保留。共产党的决定不能等国民党的决策，只能独立自主，因地制宜地进行抗战。如果靠统一命令抗战，不可能取胜。这样的冲突没有冲破底线。国民党如何看待八路军、新四军的问题，要顾及苏联、美国的态度、汪伪政权的态度。蒋的日记提到要密切关注日本，蒋的战略是拖延。 下一步研究以“志”为主 时代周报：在这本书中，是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合法政权来写的吗？ 吴景平：国民党当时就是合法政权、中央政权。共产党当时并不能支撑政局。无论是外交还是以军事直接对抗侵略，都是国民党，这就是一个执政党在做。共产党当时不可能和中央相提并论的。 时代周报：你觉得这个《中华民国史》是官史还是民间学术行为？ 吴景平：从一定的程度上来说，这就是一个官方行为。因为这个项目是拿国家的钱，国家组织力量编写的。 时代周报：这部书的欠缺在哪里？ 吴景平：这部书里面的历史涉及政治最多、军事其次，外交更后。而财政、经济、思想文化相对弱，甚至有些都没有提到，这可能跟学者的研究领域有关。其实中国与大国的关系，最主要的是经济问题。抗争开始，如何援助，援助多少，必然有涉及。困难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经济问题。也为战后国民党经济问题的崩溃留下伏笔。抗战时段比较全面。国民党、共产党、游击队、南方抗日武装都有体现。汪伪政权叙述比较多，华北、华南的临时政权、新疆、西藏方面比较缺乏。民族志可不可以考虑进去？外交主要涉及大国关系，而且主要是大事。 我们后来研讨会也说了，纪、传、表、志，每个部分都不能少。现在《中华民国史》的十六卷，相当于本纪。《人物传》相当于列传，《大事记》相当于表。现在缺一个志。下一步民国史研究，以“志”为主。可以出上百本的专门志。 时代周报：台湾对这套书的评论怎样？ 吴景平：两岸都非常关注这套书的出版。据我所知，有关方面都已拿到这套书。希望这套书能对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一本书就能改变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套书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海峡两岸对这一段共同的历史逐渐达成更多的共识。 吴景平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时代周报 第145期 他吃了一碗面，我们笑了27年；他演了个匪兵乙，我们一提匪兵就想起他；他敢和国家电视台叫板，不怕被任何人封杀；他扮丑，他演戏，他种树，做一切自己愿意做的事，或是不得不做的事。无论他做什么，都有很多人支持他。他叫陈小二，他叫陈佩斯。 特约记者 麦小麦 发自广州 陈佩斯来广州，不少人嘱我问这问那。这个名字太久远，太熟悉，嵌入每个成年中国人的生命里，伴随人们长大成人。说起他，每个人脑海里就会浮现那张充满喜感的脸，他以自己的形象镌刻了许多仅属于中国人的关键词，比如“春节联欢晚会”，比如“小品”，比如 “封杀”，比如“文艺个体户”。 他晚到三分钟，一个人走进屋子，条纹T-shirt、棉布裤子，还有一双黑面千层厚底老布鞋，像直接从二十年前的电影里走出来。 他解释：“一下飞机就赶紧排练，然后赶到这里，还是晚了点。”很自然地坐下，拧开随身带的塑料水杯喝口水，开始聊天。他最喜欢说自己的舞台和戏，关于第二天的《雷人晚餐》演出、艰难的改编和磨合过程、喜剧艺术的摸索……每个问题他张嘴就答，反应很快，语速很快。 开始还顾虑他会不会不愿提及十几年前被央视封杀的事件—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擅自出版并发行了他和朱时茂创作表演的《吃面条》、《拍电影》等八个小品的VCD光盘，寻求解决办法未果只好诉诸法律，陈佩斯拿到了16万余元的侵权赔偿金。此事经过一系列媒体报道引发“央视封杀风波”，直接导致原被告双方矛盾激化，各个电视台和演出单位不敢再追捧他，他也从春晚舞台上彻底消失。谁知他毫不介意，有问必答，与之前媒体报道的情景大有出入。 说到搞笑处他会仰天哈哈大笑，很酣畅，那么多年来的无奈，或是我们以为的不值与不平，在他平静的脸上基本不见端倪。 同一个剧换着角色演 时代周报：到广州不习惯吧？ 陈佩斯：不习惯。热倒不怕，就怕一热一冷，进出空调房，气温不断地变化，立刻机体就反应了，喉咙就很紧，喉咙一紧声带就不舒服，怕到台上影响演出。 时代周报：平时都不开空调？ 陈佩斯：在北京这几年我都很少开空调。排练我都把空调关了，为什么呢？就是怕一冷一热，影响演出，我们都把空调关了，一直坚持到演出完了，回家也尽量不用空调，现在养成习惯了。 时代周报：能否介绍一下这次的《雷人晚餐》？ 陈佩斯：是一个法国经典作品改编的，我们前后连修改带排练用了一年时间，因为是一个外国作品，我们期望它能够尽量本土化，尽量拉近和观众的距离，尽量抹平外国人文的东西，让中国人能适应、接受。最初在北京演出本来真是很有点忐忑的，但是演出效果还是很好。 时代周报：这次你在戏中的角色是笨蛋，以前有个版本你演的是出版商？是不是因为看起来不够精英，所以换个角色？ 陈佩斯：对，我原来演出版商，演精英分子。这次演笨蛋了。上一轮演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耳目一新，觉得你就该演成功人士了，真的是这样。演笨蛋就好像不用动脑子似的，天生的喜剧演员。这些年做到现在，舞台上的自我控制能力在增强。所以要换着角色来演一演，很有趣。 时代周报：你的戏来广州演出不多，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吗？ 陈佩斯：不是语言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演出中介的问题，推销的问题。文化推销实际上是一个商业行为，就像卖水果一样，你怎么卖这箱苹果，怎么推销出去，怎么卖得好价钱，它是一门学问。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在体制内生活，文艺是被牢牢禁锢在金丝笼里的鸟，市场的风浪都没有经历过，我们跟市场是脱节的。我们现在缺文化中介，特别缺这种商人，能推广文化产品的商人。没有这方面的教育，没有教材，想把外国的案例和教材拿到中国来也拿不来，因为环境不一样。你拿外国的教材来，你说你代理这么一个演出，你需要通过哪些手续来做，你到中国来一定做不成，你不知道上哪申报去，外国人哪知道要到文化局备案啊！ 智慧越高，笑点越低 时代周报：你涉足的几种喜剧艺术形式，最喜欢哪一种？ 陈佩斯：还是舞台剧好玩。人与人关系更亲近，人与人要直接面对，远了根本不可能排练的，大家要共同站在一个台上，很需要默契的，增加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时代周报：每演完一次舞台剧的感觉会怎样？ 陈佩斯：松一口气。因为它就像运动员去竞赛一样，每一次都是一场竞赛，这场比赛打完了就很轻松，然后你要总结台上有什么问题，发生了什么，怎么改进，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总结。 时代周报：有没有在台上忘词的时候？ 陈佩斯：有。编，要编得让观众看不出来，让对手接得下去，这就是默契。以前是我经常接人家的，人家“爆肚”我来接。现在我也经常忘词了。没办法，年纪大了。 时代周报：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一个角色是你最喜欢的？ 陈佩斯：我特别喜欢《狗娃与黑妞》里面的狗娃，在创作的时候特享受，特喜欢享受创作的过程和表演的感觉。 时代周报：演了这么多年喜剧，一直面对观众，你觉得观众有什么变化吗？ 陈佩斯：我觉得观众越来越容易被逗乐了，笑点变低了，不是说低俗的那个“低”，就是对幽默的感应增加了。为什么呢？人的智慧被开发了，变聪明了，笑点就低了，一个人智慧量要是低，他就不爱笑，很难被逗笑。一个越是开放包容的城市，笑点也越低，是一个道理。 时代周报：可是现在好的喜剧并不多。 陈佩斯：那是现在喜剧艺人能力不够。没有发掘，没有发现，这是其一。其二是不得要领，没有方法，所以只好去学人家，他有什么桥段，我就去模仿，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比较严重，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光是艺人本事的问题，是我们艺术教育本身的问题，我们艺术教育里头没有喜剧教育这个科目，一切要从头来。 时代周报：有没有想过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努力，贡献一些自己的经验？ 陈佩斯：有，我前几年受上海戏剧学院的邀请去讲过几次课，把我的一些经验告诉他们，他们说，如果你认为你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能不能实践一下？就找了一个05届导演班，把我的戏拿给他们演，上大戏，用我的方法演我的戏，看看观众乐不乐。结果一个班分成四组，四组人一起上，第一天上A、B角，上半场前两幕是A，后两幕是B，第二天换C、D角。这样演下来都笑，而且不是学院内部玩，是对外售票的。很成功。 时代周报：我觉得喜剧好有压力，万一在我们设置的笑点上面没有人笑，那怎么办？ 陈佩斯：那就修改，想为什么，问自己，不能问别人，问自己到底为什么，问完了，修改好再试，还不笑再试。 时代周报：但会不会一个东西一直试，到最后自己都没有感觉了？ 陈佩斯：先放一放，放一年、两年、三年都可以。像当年的《王爷邮差》从1991年就开始弄，1991年给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被刷掉了，大家觉得不好，说不上哪不好，反正大家都觉得不好，那我们俩就走了。一直又等了很长时间，7年以后才拿出来，改成另外一个东西，完全不同了。 “我有广告收入的” 时代周报：说到中央电视台，我们想到当年你与央视对簿公堂那件事，对你的人生影响很大，如果当年没有被央视封杀，后来会不会更顺利一些？ 陈佩斯：那就肯定不顺利了。你面对的好像是爬一座永远不到头的山，每天去爬的话，你会感觉到很疲惫、很失败，天天老有挫败感，没有成就感。因为你是个人对一个体制，你永远是挫败的，你永远不可能获得舒畅的享受。 时代周报：一个小品上春晚到底有多难？ 陈佩斯：刚开始那些年比较好，不是说我有个节目为了上春晚怎样怎样，而是为了在这个舞台上把自己最好的作品展示出来，大家都在一起切磋，甚至台长、副台长都在一起切磋，题材行还是不行，哪里好哪里不好，畅所欲言地谈，大家想办法帮着你完善这个节目。后来就不行了，你在台上演，底下一排审查的人用挑剔的目光看，这受不了。喜剧节目尤其怕，它不能检验你喜剧的可能性，它没有一个正常的环境，因为审查的人代表不了真正的观众。但正是这些审查者决定你这个作品成还是不成，所以当时我其实是有点做不下去了。那个官司是老天爷给我的一个台阶，正好不想做了。 时代周报：后来转做舞台剧，却也成功了。 陈佩斯：这也算我运气好，走到点上了。一个是电视普及的时候，一个是话剧最低迷的时候，我入场了。好像股票似的，你买的时候正好是往上涨的时候，你就买对了嘛。所谓不顺就是你刚买它就跌了。有一个运气的问题，我运气算比较好的。 时代周报：那你有没有人生低谷？ 陈佩斯：肯定有，但不像外人说的那么惨，我一直过得挺好的。可能欲望也没有那么强，没有非得到不可，得不到就特别痛苦那种感觉。 时代周报：百度贴吧上，第一个置顶的帖就是支持陈佩斯重回中央电视台的请签到，有三万多名粉丝来签名，恳请你回到中央电视台。还有一种声音是说如果你没有从春晚撤下去，也许就没有今天的赵本山了。 陈佩斯：这个不能这么说，因为在我离开之前，人家已经出来了，这个不存在谁离开谁进去，其实这个地球离开谁都转，真的是这样。 时代周报：如果现在春晚邀请你，你会去吗？ 陈佩斯：没时间去。过去为了十几分钟的东西，要拿出半年的时间，反复磨，反复被审查，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年年如是。一下十几年，等于一个人最好的时间都给了它，最后你会发现是个很不幸的结局，所以我不愿意到那一天。老天爷给我一个台阶下去了，我真的很感谢苍天。 时代周报：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陈佩斯：我没困难过。 时代周报：当时所有体制内的电视台都不请你演出了，你的公司也遇到了一些困境，然后不得不去种树，是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陈佩斯：那个是瞎编的，根据好多资料组合起来的。其实我们种树是承包荒山，当时北京有一个政策鼓励承包荒山，说名人带个头，当时跟市领导关系比较好，他说让我带个头，我就去了。 时代周报：其实是一个很开心的选择。看来很多事情一定要面对面交流才知道真相。 陈佩斯：对呀。正好当时我接的一个广告跟我续约，一续约就把钱拿去换了那片山，不用种。那片山看起来光秃秃的，后来才发现根本不是，只要没有人去破坏它，你保护好了，它一定会长起来的。土地之德，厚德载物，原来不懂，其实土地真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种树不苦？ 陈佩斯：不苦，又不是要我们亲自去种，请人的嘛。偶尔自己也去，那是锻炼。 时代周报：那后来种树赚了钱开始做话剧吗？ 陈佩斯：哪用得着那个钱？种树是赚了点，可哪用得着那个，也不够啊，我有广告收入的。 尽量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时代周报：还有一件事想当面核实一下，是关于你的光头，有说是为了打架受伤后缝针方便，有说本来就不长头发，真相是什么？ 陈佩斯：从《二子开店》开始的，之前还是有头发的，后面就光头了。真相是形象设计的需要，为营造一个喜剧形象。我这个容貌说实在喜剧有点够不上，正剧又不够格，夹在中间特别难看，后来我就想出这么一招。当时挺大胆的，因为那时候留光头的人很少，一般光头都是牢里放出来的。 时代周报：微博上征集关于你的140字，我写了一段：“他吃了一碗面，让我们笑了27年；他演了个匪兵乙，我们一提起匪兵就想起他；他敢和国家电视台叫板，他不怕被任何人封杀；他演戏，他扮丑，他种树，他做一切自己愿意做的事或者不得不去做的事，无论他做什么，都有很多很多人支持他。他叫陈小二，他叫陈佩斯，他是一位喜剧演员，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陈佩斯：人人都有自己对一个事物的判断，起码这是你的一个表述。我自己觉得吧，这就是一个人，也许自己觉得挺了不得的，别人可能说得很了不得，其实都不是。所谓“堂堂正正”都是理想化的东西，其实每个人都有猥琐的东西，包括欲望、行为都会有，有时候生活中也有很多不得已的事情，你还必须得去做，甚至要去跟着人一块儿点头，随风迎合一下。总的来说我真的算是一个平常的人。 时代周报：你谦虚了。 陈佩斯：你又没有什么靠山、后台，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也是艺人的老父亲，老得不能动了。两代艺人而已，真的在这个社会上全要靠自己去打拼，上养老下养小，有些事情你必须得变通一下，所以堂堂正正也是我心里的一个理想。尽量，尽量去往这个方向上靠，因为有理想嘛。  原文： 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