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有一條捷徑，可以簡單重現中國孩子不堪回首的成長史。它們是五部紀錄片：張以慶《幼兒園》、衛鐵《人間童話》、陳為軍《請投我一票》、周羽《告訴我心中的秘密》、周浩《高三》，分別聚焦在我們的幼兒園、小學、中學、高三時代。所謂洗腦，正是埋藏在這隱秘而漫長的教育過程裏。 文 / 艾墨 原載於《陽光時務》第二期 「信不信由你，我在高三的時候，仍然懷有一個所謂的遠大理想，就是將來要率領千軍萬馬，以武力令台灣回歸。為此我還作了一首詩，並將它貼到了宿舍的牆上，每天早上一睜眼就會看到。我還記得這首詩的最後一句是『一生傾血歸台灣』。其中，『歸』字是使用了動詞的使動用法，意為使 …… 歸，為此我還得意了好幾天。我搞不懂我們為什麼還不出手，直接一排導彈掃過去，將賣國賊李登輝一槍爆頭，還怕它不回歸？」 網友韋三皮的真誠回憶，引發了許多成年人的強烈共鳴：「哥們兒也這麼想過 ……」「 我身邊很多人都有過類似的心理體驗 …..」「少不更事啊，洗腦那叫一個成功啊 ……」 「誰沒有一個不堪回首的童年呢？」有人安慰他。 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成長史。我們無法回頭去看小時候寫下的作文，更絲毫不相信年少時琅琅上口、至今可以完整背誦、甚至想忘都忘不掉的故事。賴寧哥哥真的值得學習？雷鋒叔叔真是好榜樣？國民黨怎麼就成了反動派？地道戰真的打跑了日本人？讓人無法面對的不只是幼稚，而是虛假，和隱含其中的不分是非的愚忠。 有一條捷徑，可以簡單重現中國孩子不堪回首的成長史。 它們是五部紀錄片：張以慶《幼兒園》、衛鐵《人間童話》、陳為軍《請投我一票》、周羽《告訴我心中的秘密》、周浩《高三》，分別聚焦在我們的幼兒園、小學、中學、高三時代。 在沉默的鏡頭裏，你看到幼兒園的孩子這樣回答問題： 你怎麼長得這麼高？ 我在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和老師的幫助下長這麼高的。 我長大了要做科學家。 什麼樣的科學家？ 做坦克什麼的。 為什麼要研究武器？ 研究武器打日本人。 什麼是日本人呢？ 就是日本鬼子。 以前日本鬼子從我們的商店偷手 錶，還打我們。 什麼時候的事？ 以前。 以前是什麼時候知道嗎？ 古代唄。 那你恨不恨日本人？ 恨。 所有人都恨？ 對，不管是好人還是壞人我都恨。 凡是打了我們的人我都恨。 你看到三個小學生在競選班長時拼才藝之後，相互挖牆腳、潑髒水、拉票、賄選，家長和老師參與其中，有錢的爸爸請全班同學出遊，幫兒子大拉選票；而想當班長的小朋友最終這樣描述班長的意義：「我就想當班長，班長就有權，讓他們坐他們坐，讓他們站著他就得站著。我說，你們都安靜，結果他們都安靜下來了。」他的媽媽高興地附和：「兒子，過癮不？」 你看到千軍萬馬擠過高考獨木橋的，是一群瘦弱而亢奮的孩子。 高三的課堂上，老師講完印尼海嘯之後，轉而問學生：「我們中國也發生一些大型事件，比如非典，從中能夠得到什麼啟發？」被叫起來的同學脫口而出：「這些事情後來不是都解決了嗎？說明中國政府有能力集中力量去辦大事，中國人民是偉大的。」 標準答案是王道，目不斜視才能勝利。老師為他們做高三動員：「四個人考一個人，你要打嬴三個人，你才能考上本二！」「要拿出半條命來！」班會上為了給同學們鼓氣，全班一起聽齊秦的《北方的狼》：希望自己能從那匹狼身上吸取力量，由孤獨變得冷血。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看完《高三》之後憂慮異常：「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高考制度就是獎勵這種迎合者，而將那些不懂得或者不願意迎合的人淘汰出去。說實話，它的門檻並不高，但是最主要的條件是要能夠迎合和效忠。但是，經歷過這種傾斜的狀態之後，這些年輕人如何回到和建立起自己的日常生活？如何建立起對於這個世界基本的平衡感和分寸感？如何培育起自己生活的根基？」 作家王小波舉過一個經典例子。他說：如果我是一隻兔子，很容易就能做出價值判斷，母兔子好，大灰狼壞。這個價值判斷，就是一種基於情感的本能反應。需要研究的是，這種本能的情感反應來源於哪裏？在兔子的例子裏，王小波說：該公兔子的本能反應一部分來源於世代相傳的基因（母兔子好的判斷），另一部分則來源於早期的教育（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有一隻或數隻該兔子的長輩向該兔子告誡，大灰狼是會吃兔子的，所以大灰狼壞）。 所謂洗腦，正是埋藏在這隱秘而漫長的教育過程裏。 語文考試喜歡考「中心思想」，網友馬步野這樣總結中心思想的幾個經典範式：凡是看到寫景的文章，你可以回答說是表達了作者對於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比如大批寫景的唐詩）；凡是遇到批判現實類的文章呢，則都是表達作者一顆赤誠的報國憂民的心理（比如魯迅先生的文章）；凡是作者看起來心情不好，則是憂心祖國的明天和未來（如朱自清的「這兩天我心裏頗不寧靜」）；凡心情歡快的，則是對於祖國的發展滿懷欣喜（如老舍先生的《草原》）…… 這些範式是如此深入人心，甚至成了幾代人共同的集體回憶。 而在他看來，如此這般傳授「特定的資訊」和培養「規定的情感」，正是洗腦式教育的典型體現。加拿大高中生的作文題，要求中學生寫《革命終究會勝利嗎？》、《總統競選是為自己還是為公眾？》《政府是否總是在欺騙民眾》…… 中國的中學生流連於全國一百餘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作文裏寫「烈士的鮮血染紅了我們的旗幟，一股愛國主義情操自胸中油然而生」。少年時，在烈士陵園像春遊一樣度過每年清明節的馬步野說：「那時候，我對於烈士們心存敬畏；現在對他們卻只有同情。因為我對他們一無所 知，而他們對於我們，也是一無所知。」 洗腦並不一定是個貶義詞。在醫學和心理學上，它是中性的。 在維基百科上，洗腦被定義為：通過各種手段改變一個或一群人的信仰或行為；具有強制性，長期性和非對稱性（即阻止被遊說者接觸對立的消息）的特點。廣義的洗腦包括了商業、政治、文化等等方面。恒源祥那個著名的十二生肖廣告，「羊羊羊」、「牛牛牛」、「雞雞雞」、「豬豬豬」…… 令人髮中指的重複，以及同樣被輿論狂批的「今年過節不收禮，收禮只收腦白金」，就被廣告業界稱為經典洗腦案例，口碑奇差，但是票房成功。 群體心理學鼻祖勒龐曾經指出，群體間的智慧總是趨於平均化，並向最低智力水準靠攏。群體之間會相互模仿，行為變得一致，並會無情地打壓「異類」。「洗腦」同樣在這個過程裏發生，除了有政治、商業目的的考量之外，群體與個體之間本身固有的不可調和性，就讓「洗腦」變得難以根除。甚至，勒龐認為，即使把反洗腦變為一種思想覺醒運動，大規模地展開，也很難保證不偏離其原本方向。 在群體社會生活，也許沒有人能真正逃離無處不在的「洗腦」，但是獨立思考，卻是每個嚮往自由和善良的人必須邁出的一步。 網友韋三皮痛悔自己兒時的無知暴力：「雖然我知道打仗是要死人的，但覺得這是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未來，死幾個人也是不可避免的。竟然絲毫沒有再往深點想想。如果某個死去的大陸士兵是我的親人甚至是我自己，我會願意打這場仗嗎？如果某個死去的台灣 士兵是我的親人甚至是我自己，我會願意打這場仗嗎？如果某個被流彈打死的台灣兒童是我的親人甚至是我自己，我會願意打這場仗嗎？如果台灣比大陸強大，並要反攻大陸，我會願意打這場仗嗎？」 「我一直覺得『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是絕對的真理，但卻從未想過這槍桿子對準了誰。萬一是對準了我，我還會高呼萬歲嗎？」 意識到自己童年之不堪回首的成年人，是有福的。 反洗腦就從此開始。

文 / Arnold Leung 轉載自 Arnold Leung 的 Facebook 昨晚花了一個多小時看完了整本共181頁由教育局資助編寫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希望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和感覺。一直以來，反對的人表示課程洗腦，要求撤回，但贊成的人表示課程沒有這個問題，沒有洗腦的意思，甚至有人認為反對德國科的人在不斷高呼課程洗腦同時，其實亦同樣給市民洗腦，讓他們認為這科是洪水猛獸。基於這個原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而且受過大學教育的專業人士，在決定贊成或反對的同時，都應該先親自閱讀整份課程指引，再作出結論。下列是我在閱讀後的感覺，我要承認絕對不會是完全客觀，因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完全客觀，所有事都必定會有主觀成份，閱讀的人請體諒，那些只是我的觀點，你絕對可以反對或同意我的想法。 1. 整個課程其實包含了兩大部份，分別為「德育教育」及「國民教育」，而當中運用五大範疇去教導這兩個課題，分別為「個人」、「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此課程亦按學生的年齡分為四個學習階段，包括第一學習階段(小一至小三)；第二學習階段(小四至小六)；第三學習階段(中一至中三)；及第四學習階段(中四至中六)，並提供不同教學指引。(課程指引11及15頁) 2. 「德育教育」部份的內容其實十分正路，主要是教導學生要欣賞自己、接納自己、培養積極人生態度、待人友善、孝順父母、關愛家人等。我個人完全認同當中的內容，因為這些確實是應具備的態度及價值觀。(課程指引15-16頁) 3. 至於「國民教育」部份則主要由「社群」、「國家」及「世界」三個範疇所覆蓋。「社群」部份其實類似現時的公民教育，主要講述要了解社會的環境、制度、要關心社會發生的事、學習實踐個人在社會應盡的責任、願意為社會貢獻等。「世界」部份則包括接納不同種族文化的人、了解香港及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認識及探討尊重、關愛、平等、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現代文明基石等。我個人都贊成以上兩個範疇所教導的內容，因為了解自己的社會及世界所發生的事是需要的。(課程指引17及19頁) 4. 現時，整份課程最大的爭議是「國家」部份的內容，學習目標詳情如下：(課程指引18-19頁) 第一學習階段 從認識國家的山川地貌、天然資源、古蹟文物等，提升對國家的歸屬感 體會國家當代發展，培養反思精神，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從追溯中國傳統習俗和自己/同儕的祖籍及家鄉，萌發對國家、家鄉、居住地的歸屬感 向國家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借鏡，學習他們的品格情操，體會延續與承傳 第二學習階段 從關心國家自然資源的運用及環境生態的保育，培養珍愛自然、保護國家生態的態度 從了解國家及香港發展的緊密聯繫，以及兩地在合作發展歷程面對的困難及解決方法，體現同根同心的情懷 汲取中華文化的精髓，活學活用，在生活中實踐美德與文化修養 從歷史發展加深對國情的掌握，體會探索與開拓的過程，從而了解改善方向，擴闊視野，鞏固國民身份認同 第三學習階段 從了解國家於自然資源保育所付出的努力與取得的成就，反思其局限與挑戰，關心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從探討國家憲法和重要機構的職能，以及國家的重要規畫項目，關心內地與香港的連繫，體會國家發展的限制及謀求改善的方向 從欣賞中國的文學與藝術，體會當中蘊藏的意趣及精神，提升國民素質 以歷史視野了解國情，體會多元文化並存的特色，鑑古知今，並承擔個人作為國民應盡的責任 第四學習階段 從探究資源運用與國家發展的關係，以及存在的問題、困難及解難方法，明白個人對於國家可持續發展所肩負的責任，進一步培養對國家自然資源的珍惜和關注 關心國家當代政治、經濟、外交、科技等各方面發展對於社會民生的影響，以及民主、法治、人權等價值的體現，了解國家與全球的密切關係，樂意為國家及民眾謀求福祉 從探討傳統思想信仰對積極人生的啟迪，豐富國民內涵，彰顯美好生命，將傳統思想信仰的智慧與美德體現於現代生活 以宏觀及中外比較視域，探討中國歷史重大事件；以客觀的角度去理解國家由內外交窘邁向改革開放的奮鬥歷程，體會當中的憂患、掙扎、困難、進步及成果 5. 整個範疇的內容上初步看其實都沒有太大問題，屬於正路內容。但當我仔細閱讀時，便發現當中出現了一些矛盾及偏頗成份。 在此指引中曾列出兒童及青少年在不同階段中的成長特色及需要(課程指引第15頁)，先以第一階段(小一至小三)為例，此階段的兒童普遍 1)思想較自我，常只從個人出發，理解和判斷事情；2)視規條為不變的「律法」，依從只為避免遭受懲罰；3)以「量化」角度理解一些抽象概念，例如認為「公平」即等量交換。明顯地，此階段的兒童並未具備批判性思考能力，主要是吸收及服從階段，尤其對「律法」、「權威」等更加依從。但當我看到就著此課程目標而舉出的課程內容例子時，它期望學生能「理解當代國家於不同範疇的發展，以及當中的成果、限制、改善方向等」及「認識國家當代發展，例如：交通運輸系統建立、航天科技發展、農業的改進等，對於促進社會民生的意義，以及其困難」(課程指引第26頁)，我不禁會問既然兒童處於吸收和服從階段，他會如何面對課程教導的內容？當老師教導他國家交通運輸系統建立對於促進社會民生的意義時，難道要求他能夠自發性地思考到國家交通運輸系統的建立同時帶來很多人流離失所，繼而帶出保育、收地、迫遷、賠償等問題？我們要緊記這階段的兒童會視規條為不變的「律法」。 此外，另一個學習目標「向國家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借鏡，學習他們的品格情操，體會延續與承傳」亦會有問題。請問誰是傑出人物？屈原、文天祥、孫中山、毛澤東？或是蔣介石、趙紫陽、王丹、劉曉波？誰最終可揀選那些人是傑出人物？難道會是學生及老師嗎？如果我向這個階段的學生教導屈原、文天祥、孫中山、毛澤東等才是傑出人物，難道你認為他在長大後會突然認為蔣介石、趙紫陽、王丹、劉曉波等人其實同樣可以是傑出人物嗎？須知道這個時期的學生主要是吸收及服從而已。 另一點令我感到矛盾的是「以宏觀及中外比較視域，探討中國歷史重大事件；以客觀的角度去理解國家由內外交窘邁向改革開放的奮鬥歷程，體會當中的憂患、掙扎、困難、進步及成果」。首先，探討中國歷史重大事件是沒有問題的，但之後一句「去理解國家由內外交窘邁向改革開放的奮鬥歷程」便出現問題。當我看到「內外交窘」這個成語時，我聯想到的是八年抗戰及國共內戰，或者再可以加入辛亥革命。但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就只有這些嗎？請問那數千年來其他的重大事件去了那裡？武王伐紂、三國鼎立、安史之亂、八國聯軍等不是歷史重大事件嗎？這一點令我想到此課程意欲將中國歷史等同了近代史，甚至是共產黨立國後的歷史。 最後一點矛盾的地方是這一句「以客觀的角度去理解國家由內外交窘邁向改革開放的奮鬥歷程」。「奮鬥」是一個有正面向度的詞語，既然課程要求學生用客觀的角度去理解，就不應該連繫著一個有正面向度的內容，如果真的是客觀的話，大可以用「發展」取代「奮鬥」。這句彷彿要求學生客觀地看國家的正面而已，請問那些負面的部份呢？為什麼不可以正面及負面都同時理解呢？ 6.

文 / 鍾錦玲 一石擊起千層浪 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運動熱潮蔓延至海外，英國倫敦於本週六(倫敦時間9月8日下午二時)發起首個海外港人示威集會，聲援香港學生，要求政府撤回「洗腦式」國民教育。 特首梁振英先生雖於較早時間表示取消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3年死線及決定修改決政策，本行動發起人表示修改跟撤回有本質上的分別， 在政府未能立刻徹底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之前，英國倫敦示威集會如常舉行，繼續支持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大眾。 我們雖然身在英國，但心繫香港, 各人紛紛從英國各地走到倫敦參與集會活動。示威於當地時間下午二時在香港駐倫敦經濟貿易辦事處門外開始，參加者約100人，有留學生、在職人士，亦有居住英國多年的港人攜同子女到場。 示威人士各自帶備玫瑰花到場，紅玫瑰獻給良心老師和父母，亦有人帶白玫瑰花，然後噴上紅油，獻給學生。示威者呼籲政府撤回國民教育，不要染紅學童，讓他們學習獨立思考。各人帶備自己的標語橫額以及遞交請願信，要求香港特區政府駐英辦轉達信息給行政長官梁振英。 發起人之一黃忠民表示透過舉辦和平示威能聲援和支持香港學生和老師的行動，「香港是個國際城市，我希望行動能喚起世界各地對香港事務的關注，教育是尤其重要的一環。」 另一發起人鍾錦玲是英國留學生，她表示被香港學生和家長的行動感動，認為港人無論在哪裡都應該團結一致保護香港下一代。「國民教育不能不關注, 現時政府推行的國民教育科將嚴重扭曲學童的世界觀和價值觀，讓孩子獨立思考才是最重要。」 示威人士雖然身在英國，但心繫香港, 各示威人士紛紛從英國自行設計各種標語和橫額, 亦有示威者派發小冊子解釋國民教育。 示威熱潮從英國亦蔓延至世界各地，各地海外港人紛紛掀起各種活動聲援香港學生，反對國民教育。 Press release: The movement against Hong Kong’s National Education module spreads overseas, with the first demonstration outside of the city beginning in London, United Kingdom on this Saturday, in support of Hong Kong students and to request their government to withdraw the module. Although Hong Kong people are resid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ir hearts are still connected to the city — with many to travel across the nation to attend the demonstration. The protest will begin at London time 2pm, outside of Hong Kong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Around 100 people includ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s, as well as others who took their children along joined the protest. Protesters brought roses to the site – Red roses are dedicated to the good spirits of teachers and parents, with white roses brought to be spray painted with red, with red spray paint to symbolize communism ideologies in dedication to the students. Campaigners are demanding fo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retrieve National Education, and allow the students to learn to think independently

韓連山太太羅羨儀   文 / 羅羨儀 9月7日，絕食時間最久、已超過140個小時的退休教師韓連山，仍在為反國教科抗爭。他的家人，妻子羅羨儀每天和女兒來到現場，兩人交替陪在韓連山身旁，給予精神上的支持。多日來的奔走使羅羨儀面露疲態、語氣虛弱，不過同樣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她，卻表示要以文字和語言來為丈夫打氣，讓更多市民了解國民教育科的真面目。 本網現全文刊載羅羨儀的文章《籲政府撤回國民教育：輸即是贏》（點擊圖片即可瀏覽大圖）：

萧功秦：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关于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思考 进入专题 ： 中道立场 中国转型 激进主义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作者注：本文是天大研究院报告。浙江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的总论部分是在这一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后写成。 　　 　　【内容摘要】“重庆事件”发生后，中国也进入了左右两种思潮激烈碰撞冲突的新时期，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秉持中道理性主义的中间派的立场、观点。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的设想，作为今后中国的发展路线草图。我期待的是，中国正处于新的改革的前夕。 　　 　　一、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当今中国左右思潮的现状 　　 　　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 　　“八九风波”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激进的、浪漫的自由主义与务实的威权政府之间的一场悲剧性冲突。此后，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下，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党内“老左派”也逐渐失势。原教旨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官僚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同样也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毛左派”人士，他们把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作“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八十年代政治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 apathy），有利于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威权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左派”的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毛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2005年这些原教旨极左派在天津举行集会，公然打出“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不久前笔者在重庆参加了一个关于“重庆模式”的学术会议，几个坐在前排的参会者公开指责笔者“你攻击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湖南、贵州远道赶来的民间左派人士。这些“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当然，会议上这一小小风波并不能代表重庆社会的大势，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正说明激进的文革左派确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有一位左派愤青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称：2009年是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到了2011年，就是“我们左派们的战略反攻阶段”了。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代表的“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某些地区街头大规模的“唱红”又客观上为他们的合法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作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听之任之，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乘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以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护身符，在社会上公开举办“毛泽东学院”系列讲座，由于“重庆唱红运动”而获得了自然形成的“唱红”政治合法通行证，在聚会场合激情高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经典红歌。由于这些文革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又有许多退下来的部级干部与毛的亲戚等“红色贵族”积极参与其中，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声势。可以断言是，随着社会不满情况的发展，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趋势那将只是时间问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此类“极左派”人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进行“左派大联合”，通过广场政治，煽起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向当政的执政中心公开叫板，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事实上，王立军在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曾以官方身分欢迎极左派的“红色网友参观团”，在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由此可见，激进左派大联合的趋势，已非一日之功。 　　第二种激进主义，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激进主义。这种思潮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个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是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的身上都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当年孙中山曾认为，正如中国人把铁路造好了，当然就要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中国在推翻专制后，理所当然地要直接采用西方多元政治。孙中山认为，多元议会政治在西方发明要三百年之功，而我们中国取过来就能用，何乐不为？当代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只要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 　　这种民主观念的误区就在于，完全不考虑西方民主体制与西方的经济、社会、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多元民主体制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支持，才能有效运行。中国在发展初期，完全不具备承载多元民主政体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移入的结果只能导致中国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长无归”的脱序状态。 　　自2008年开始，自由派对政府处置的一些事件的不满，加上国际上对此类事件的关注，原先处于边缘状态的激进自由派开始重新活跃。近来年国际上频繁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常态化，以及中国目前的改革停滞与社会矛盾积累，都进一步刺激了原先已经温和化的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转向激进方向，近年来，右的激进主义同样在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中重新抬头。 　　两种激进主义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左右两种激进主义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们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当下发展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与官僚主义，作出简捷明了的、通俗大众化的解释。激进左派把所有的一切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的消极现象，均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定，只有发动再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右翼激进主义者则把这一切归因于西式的普选式的多党民主化没有到位。他们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吸引大众，形成左与右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虽然理论上似是而非，但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均可以方便地迎合人们不满社会现状的心理，取得话语至高点。相反，体制内的一些理论家却抱残守缺，在理论上、观念上无所作为，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提不出鲜活的、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来看，人们普遍缺乏方向感，许多青年人对前景悲观，企业家、中产阶层、官员中近年来越来越膨胀的移民潮原因很多，但至少表明，社会上对前途迷茫悲观的情绪，正在各阶层中蔓延。 　　 　　右与左的激进主义给二十世纪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必须承认，两种激进主义都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只有揭示历史上两种激进主义造成的巨大灾难的铁的事实，才能破解它们的谬误。可以说，中国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近现代历史，就是左右激进主义造成此起彼伏的拉锯式的灾难的历史。 　　清王朝崩溃以后，辛亥革命志士们建立的西式的多元议会政治，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缺乏适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支持，难以起到有效整合社会的作用，从此无穷的党争与走马灯式的内阁危机层出不穷。1916年，袁世凯死后，全面搬用发达西方国家多党民主的“临时约法”再次恢复，这就再次回到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由此形成的府院之争引发了激烈的党争与张勋复辟，并进一步导致北洋军阀混战，此后中国陷入五代十国式的碎片化状态。从宏观上看，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政治，是二十世纪初期碎片化时期大灾难的开端，而这正是漫不经心的激进自由主义实验失败的恶果。 　　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造成的大分裂，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概括地说，就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无法支持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政治体制，失败原因可以从制度与文化的无法整合来分析。 　　事实上，简单地移植西方多元民主体制来实现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的历史选择，从来没有成功过。苏俄政治休克疗法后建立的民主体制，造成了国家碎片化，由于苏俄国家财税体制完全瓦解，国家养不起军队，军队只有靠自己卖武器养活自己。接下来是国家强力部门也由于没有生计来源，为了自己的生存与谋利，不得不与黑社会相勾结，黑社会势力如瘟疫般地大肆扩张，造成整个社会的全面黑社会化。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多党民主体制缺乏支持性的社会条件，造成有效监督体制的缺位，议会制下的掌权者又得以有恃无恐地将国有资产变成自己手中的财富，(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6 页： 1 2 3 4 5 6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道立场 中国转型 激进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