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图：北京网友8月8日在石景山区政府拍到有人拉起有关7·21遇难的横幅 北京，中国——7月21日的北京暴雨已经过去半个月，遇难者人数仍定格在79人，8月8日，有网友路过北京石景山区政府时看到有人在门口打出印有“7·21遇难 冤情何解”、“相信党 相信政府”等字样的横幅，政府门口还有花圈以及一些市民和警察。 由于目前还没有人出面讲述为何到政府门口拉横幅，所以市民的目的尚未知晓。  FMN

赵登用的高中毕业证。 赵登用的最后影像。 3个月来，赵登用的大哥(右)和二哥一直沉浸在悲痛中。 赵登用也曾拿过第一名。 巧家爆炸案发生的第二天，官方就公布了“5·10”爆炸案的嫌疑人：这是一个与征地拆迁毫无关联的小人物赵登用。 直到3个月后，赵登用才摘下官方戴给他的犯罪嫌疑人的帽子：昭通警方披露的最新信息显示，赵登用未参与爆炸案的预谋策划，他是受雇才背包出现在现场，也是本案的受害人之一。 南都记者通过在巧家近半个月的观察，试图立体还原“肉弹”赵登用生命的最后时光。 命运交会路口 “5·10”爆炸案发生的这天早上，赵登用骑上新买不久的银翔摩托车，来到红卫街的灯塔处等活。 从他租住的迤博村七社60号出发，每天早晨，赵登用骑着摩托，都要经过巧家县土地与房屋征收安置补偿指挥部（以下简称“征地指挥部”）。 这是一个空间狭窄的办公场所，竖立的牌匾挤在两个大大的广告牌之间，很不起眼。事发之前，这个指挥部下达了迤博村一些村民的签订补偿协议期限：5月10日到5月15日。 这天清晨，赵登用的生命轨迹，与往常并无两样。26岁的他在县城没有一份长久的工作，每天靠骑摩托车拉活。此外，早晨不到7点，他就来到位于红卫街的灯塔处等活，以80元到120元的价钱受雇干苦力。 赵登用来到灯塔时，赵登红和林国财也到了这里。这个十字交叉的路口，是巧家县城白鹤滩镇一个约定俗成的劳务市场，每天都会聚集着数十名等活干的“苦力”，受雇挑沙子、装货、搬玻璃等，赵登用是其中之一。 赵登红见到赵登用时是7点左右，他看到赵登用把摩托车停在路口，侧身站在一旁，身上穿着一件短袖衬衫。赵登红过去搭讪，一抬腿，跨上了赵登用的摩托。赵登红家住迤博村3社，他的房子在这次拆迁范围之内。两个月前，两人在这个路口互相认识。 赵登红回忆说，当天早晨，两个人主要探讨玩牌的问题。赵登红没事的时候，喜欢约朋友打牌，赵登用问他这两天打牌赢多赢少，他问赵登用是否赚了大钱。在等活百无聊赖的间隙，两人开始闹起玩笑。 赵登用仍然保持一张笑嘻嘻的脸，伸手推坐在摩托上的赵登红：“下去，不给你坐。”他的摩托车刚买了不到3个月，在劳务市场的摩托大军中，这是唯一黄色摩托，显得很扎眼。 从赵登用等活的灯塔向坡上走，就到了巧家县国土局矿管股科员胡宗玉的家，作为巧家县国土局的科员，他于10多天前被抽调到了征地指挥部。胡的楼下是家名叫“同心汇所”的茶室。胡宗玉不时会被人叫下楼喝茶玩牌。赵登红曾和胡宗玉打过牌，算是牌友。胡宗玉的邻居李鹏程（化名），是赵登用毕业的巧家二中教师。 赵登用和赵登红在灯塔旁开玩笑时，冉祎骑着摩托，从两人所在的路口经过。 两个小时后，冉祎、赵登用和胡宗玉，这3个原本命运并无多少交集的陌生人，在那场爆炸中再次相遇，成为“5·10”爆炸案4名死者中的三个。 5月10日上午9时04分，爆炸发生时，院子内已经聚集了近百名村民。巧家县官方随后披露了信息，这次爆炸共造成4死16伤。胡宗玉、冉祎、唐天荣在爆炸中死亡。同样在爆炸中死亡的赵登用，很快被警方认定为犯罪嫌疑人。 陷入贫困的家庭 生活的窘境一直逼迫着赵登用，他死后存折上只有1400多元。赵登用最后一笔投资，是花1000多元给妻子买了两头猪崽。 这次爆炸发生之前，赵登用和迤博村拆迁的唯一交集，是以每月80元的租金，租了彭子祥的房子。赵登用的妻子曾建花说，他们找过彭子祥，问房子什么时候拆，到时候要回老家，彭子祥回答她，拆房子还要过一阵子。 赵登用的老家位于包谷垴乡洼落村张家梁子社。从他租的房子出发到他的老家，要走140多公里的盘山路。 张家梁子坐落在一片山坡上，下面紧邻峡谷，只有十几户人家。这是个手机会失去信号的村子，盘山道上还要走一段土路。 赵登用家是一座土坯房，房顶的棚已经歪斜，屋子内堆放着成袋的苞谷，地上还放着一堆没收拾的餐具。 不开灯，室内唯一的光源是半米见方的窗子，没有玻璃，只是用条木竖着。光源透过窗子，照亮窗下堆着的两袋猪草，再往里，屋子就整个陷入黑暗。家里唯一的电器是台电饭锅，上面蒙满尘垢。 赵登用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妻子曾建花说，两人认识时，赵没有隐瞒他的家境，一开始就对她说了实话。两人2009年在昆明打工时相恋，那时候，曲靖姑娘曾建花只有15岁，在昆明街头烤土豆，赵登用在昆明送煤。 两人很快“结婚”，曾建花不够年龄，没有领证。赵登用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也没给新娘办一场婚礼。赵最终带着妻子，回到了峡谷间的巧家县，住进了彭子祥的出租屋里。 这个15平方米的屋子，与他的老家一样，物品凌乱，一面墙上挂着赵登用的几件外套，多数肩膀的布料都磨破了，这是做苦力时留下的痕迹。曾建花在这个房子里怀了娃。如今，孩子已近两岁。 在他年轻妻子的眼中，赵登用是个尽责的丈夫，他每天不到7点就到县城的灯塔处等活了，这两年，始终靠打零工养妻育子，每个月能赚两千元左右。 “5·10”爆炸案前十余天，赵登用带着妻子回到了张家梁子，帮助家里种玉米。赵登用的二哥赵登贤记得，他给弟弟打了一个电话，赵登用告诉他正在地里干活，兄弟俩闲聊了几句。 赵登用生命的最后几天，信息呈现碎片化。5月5日，彭子祥见到赵登用骑着摩托车，从老家一个人回来了。当时两人打了声招呼。几天后，彭子祥再次见到赵登用时，他在院子里洗两块透明的檐瓦，彭子祥问他：“这是哪来的？”赵登用答，从工地捡的。5月9日，事发前一天，有人见到他被交警雇佣，将无证摩托车搬运到了交警指定的地点，很晚才回到出租房里。彭子祥说，那天晚上，他回来时见赵登用的房间里面关了灯，估计已经睡了。 5月5日从老家回来，赵登用没叫妻子一起回县城。他花1000多元买了两个猪崽。这是他生前最后一笔投资。 曾建花回忆，赵登用对她说，生活不好，他要趁闲到县城再赚点钱，嘱咐她把孩子带好，在家喂猪，随后，他跨上那辆崭新的黄色摩托车，重新上路了。 两次高考失利 在张家梁子社，生活在村子里的多是老人。对这个卷入爆炸案的年轻人，村内老人回忆，他是村内唯一的高中生，老人赵举泽形容他“不调皮，不爱说话”，赵举常形容他“听话，读书记性好”。 在这个峡谷旁的村落，多数孩子的初中没读完就辍学打工了，赵登用却到县城坚持读了4年高中。 赵举泽说，赵登用读书好，高中开始就在外面读书，因此接触很少，赵登用结婚生娃，也没有举办过酒席，一家人很闭塞。 从赵登用初中时所获的奖励可知，赵登用在包谷垴附中读书期间，名列前茅，并曾获得第一名的成绩。 从偏僻的乡镇初中，到县城高中的跨越，赵登用的人生经历了巨大落差。 巧家二中教师李鹏程（化名）的邻居胡宗玉在爆炸中死了。他说，老师们讨论这件事时都认为，赵登用在校期间很老实，事情不像他干的。 李鹏程的同事熊建维是赵登用的高中班主任。熊建维提起这个学生，认为赵读书努力，但小学和初中的底子太差，在班级始终处于中下游。班主任的英语课也只得了50多分。 熊建维说，赵登用总是笑眯眯的，从来不淘气，也不违反纪律。尽管学习不好，但读书时表现得相当不错。 在赵登用的高中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学习的苦恼：“遇到不懂的要向老师请教，不要怕害羞，如果自己真正考起好的大学走了，不但不会被老师看不起，而且还会被老师表扬，你看惯了一切，那么一切也就看惯了你。现在不是怨恨别人的时候，也不是厌恨自己的时候，现在是慷慨激昂，精神饱满投入学习的时候。” 在他的笔记本上，写满了励志词句，“人欲上进先读书”“希望是地平线”“I w ant the future tobe better thanthe fast”…… 赵登用的努力最终被现实击败。2007年和2008年，他两次高考遭遇滑铁卢。赵登用的家人说，赵登用第一年考上专科，不走，复读了一年要走本科，同样失败了。 他放弃了学业。在昆明打了一段时间工后，赵登用带着媳妇回到山坳里的老家，开始在县城干起苦力。 在赵登用干活的灯塔街角，一些人不会写名字，一些人小学没毕业。赵登红说，赵登用从没和灯塔的苦力们谈起他读书的经历。 讲规则的赵登用 在赵登用的团员证和高中毕业证上，他的证件照都是一身军装，这身衣服是他的二哥赵登贤当兵时送给他的。 赵登用对这身军服的热爱，从他对衣服的态度上可见一斑。他出租屋的墙上挂满了破旧外套，肩膀的布料磨损严重，但这身穿了多年的军装，却仍然保持整洁。 熊建维印象中，高中时代唯一一次批评赵登用，就是他经常穿这身军装上课。熊对他说，“你不是军人，不能穿军服，要穿也要把肩章拆掉。”赵登用最后接受了老师的建议，拆掉了肩章。 赵登用做事讲究规则。他先后购买了两辆摩托车，手续证照齐全，都装在老家的一个袋子里；他考驾照，买了一本驾驶知识手册，还买了一本《道路交通安全法》；他下象棋，买了两本象棋攻杀技巧的书；他老婆曾建花生娃，买了本《怀孕必读》…… 2009年，赵登用的二哥赵登贤在老家因坟地产生纠纷，被本村的兄弟二人打伤，鉴定为轻微伤。赵登贤很生气，认为他们家兄弟三个人能打过对方。赵登用拦住他，劝他要走法律途径，他替哥哥来回奔走，买了本《民事诉讼法》，在上面勾勾画画。 在赵登用的一生中，唯一破坏了自己规则的，是去年的一次行政拘留。 巧家县公安局2011年12月8日出具的公安处罚决定书显示：2011年12月7日18时30分赵登用与杨秀能在杨秀能家修建的工地上，为结算工钱一事发生争执；在争执过程中，赵登用用拳头将杨秀能打伤。最终，警方对赵登用做出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 现实中守规矩的赵登用，在网络上换了一种表述风格，被巧家警方当做“报复社会”的证据公布。 2010年1月23日，赵登用写道：“老子也走过二十几年，不是老子没有奋斗。回忆起来，老子一直都被那些流氓欺负……我告诉流氓们，不要嫉妒别人，人急了是不顾后果的。” 曾建花说，他们夫妻两人的生活很枯燥，赵登用无聊时会在网上发泄一下情绪。自从她有了孩子，赵登用就很少去网吧了。赵登用的生活中没有电视，他也不喜欢打牌。每天下班后回到家，唯一可做的就是用手机放歌，抱起儿子玩。 这个曾经山坳里的青年，老师眼中的合格学生，后来站在街边卖力气，每天的生活轨迹异常简单。 从张家梁子到县城，140公里的盘山路，艰险难行，5月19日，南都记者在这条盘山路上行车，一面是峭壁，一面是峡谷，路上先遇到滑坡阻路，接着看到一辆车在路边自燃。要走出这座大山，摩托车是最好的代步工具。 赵登用对摩托车的喜爱，有些近乎疯狂。2010年，他在包谷垴镇陈万清的店里，花了5800元分期付款买了第一辆三玲摩托。 陈万清的生意后来做到县城，赵登用就又经常到他的店里给摩托保养。店里的陈诚最后一次见到赵登用是今年2月，赵登用来修摩托时，说自己想换一台新车，但是没钱。 2月22日，赵登用推着他的摩托来到另一家摩托车店，提出要以旧换新，补价4380元，换一台7680元的银翔牌黄色摩托。 对于赵登用的家庭，这是一笔巨大的花销，赵登用没跟曾建花商量，一口气付清了款。 这台黄色的摩托车，在灯塔下等活的摩托大军中特别显眼。 被雇佣的“肉弹” 8月6日晚，云南《生活新报》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巧家县迤博村村民邓德勇和宋朝玉，被证实策划爆炸案，他们花100元雇用赵登用，让他进入拆迁赔偿现场，并用手机实施遥控爆炸。赵被利用，他仅仅是个肉弹。”7日，云南省昭通市公安局在通报中进一步证实，赵登用未参与爆炸案的预谋策划，是本案的受害人之一。 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赵登用的二哥赵登贤曾在5月19日早晨找到了“苦力”林国财。当日早上，林国财与赵登红一样，也在这个路口等活干。他看到了赵登用被一名男子雇佣的过程。 林国财对南都记者说，当天早上不到8点，一个马姓老板来雇人干活，他与赵登用、胡强儿（音）和胡的妹夫被叫去马家桥装货，最终价钱没谈成，回到灯塔时，劳务市场的人已经快走光了，时间是在8时30分左右。 他形容，这时，从红卫街坡下，一名40多岁、身穿浅黄T恤衫的男子，背着双肩牛仔包来到赵登用摩托车前，两人开始谈价，要赵登用骑摩托车送他到“花桥”。最终以5元成交，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 林国财说，赵登用启动摩托，两人沿着坡向上走，约20米后，那名背包男子跳上了赵的摩托车。 当日早晨，距离赵登用约15米远的一名工友也向南都记者称，他确曾看到一名男子与赵登用讲价钱，两人走了一段路后，那人跳上了摩托。 不久，花桥社区的爆炸案发生了。 南都记者王世宇

（情侣因刘翔吵架至分手 王菲：生命还有很多栏要跨）刘翔对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深远。今天微博上盛传一条消息，昨天刘翔因伤退赛后，一对情侣因对刘翔事件的不同看法，一个狂骂刘翔，一个拥护刘翔，结果吵架直至分手。当事人称：世界观、价值观不同很难在一起。这事让不少网友大跌眼镜，纷纷表示震惊与无语。

我少年时代曾经有过极其宏伟雄壮的政治理想，属于改天换地的那种（……好吧，谁小的时候没有过“吾不出，如苍生何”的僭妄与愚蠢呢？）。不过，大学早期在一段微型政治中我就已经发现，那实在不是我这种心无城府的人玩的。如果真的进入，我恐怕属于那种尸骨无存的类型。所以我活到了现在。 自然后来当官场小说流布大江南北的时候，我都敬而远之。一来这些小说的营养成分实在有限，无非尔虞我诈，兼带成功学教材；二来多数此类小说的作者对于现代政治的理解和研究迹近于零，既无对政治人文的关怀，又无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反思，无非腥膻色，帽子拳头加枕头，满足广大人民群众隐秘而公开的窥探欲，无趣得很。 所以当编辑命题作文让我去看《二号首长》的时候，我实在有点犯嘀咕，也很怀疑自己能写出些什么有用的东西来。 不过我读下去的时候发现这的确是一本好看的小说，而且不是一本简单的小说。作者黄晓阳严格来说是一个新闻人，在湖南的一本杂志当总编（无怪《二号首长》的主人翁唐小舟就是从记者身份转换入省委书记秘书的）。不过，恐怕正是这种新闻行业中人的身份，使之能够更加洞察中国政治名利场中的诡谲风波，也更加能够明晰政治文化的现代规则，从而意图写作一本不普通的官场小说吧。至少小说中并无惯常的官场成功学的洋洋自得，反而有着深刻的阅尽群山独怆然的苍茫，对于官场杀戮乃是持批判态度的。 在《二号首长》的第一部第二部中，虚构的江南省省委书记赵德良发动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包括扫黑、反腐、经济建设等等，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在政治斗争或权力斗争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其间对于官场潜规则与腐败，有着细致而坦白的叙述。例如对于官员清廉的讥讽。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任何一个官员，即便自身不主动参与贪污受贿这样明确的腐败之中，即便是接受下级与企业的馈赠，其数目也庞大到令人瞠目。其间所揭示的恐怖情形与制度涵义在于，按照现今中国的制度安排，腐败与交易乃是一个制度性的合理性结果，于是个体的自我约束已然毫无意义。所有有志于从事政治的人只有接受与不接受制度的选择而已。不接受制度，自然就玩不下去；接受制度，便意味着必然要进入残酷的政治斗争。因此，在书中赵德良感慨道，他已然褪去了理想主义的外衣，而只剩下了灰色的现实主义的内衣。 如果腐败乃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恶的话，那么政治或权术斗争更是一种不得不尔的手段。赵德良意欲改造江南省的现状，造福于民，必得扫黑，必得反腐，必得进行经济建设，必得抗险救灾。而没有权术斗争，所有的这一切无一能够推行下去。于是所有的这些政治运动，都成为其施政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扫黑即政治，政治即扫黑。而所有的一切行动，都必然是不彻底的，且不公正的，且目的不纯的。目前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人事制度之安排，其本身就是决定一切社会政策与行动的指南。人事替代政治，权术替代行政。人治制度乃是政治制度之根本。 这已然触及或者揭发中国政治之底色与性质。岂是一本简单的官场小说？ 不过，不知道是否因为环境所限，还是写作本身的需要，抑或是黄晓阳本人的政治理解水平，《二号首长》本身正邪分明，黑白清晰。小说的主线，是赵德良乃是中央所委派的省委书记，到江南省扫平地方割据势力，“建设幸福和谐江南”。这自然是中规中矩的主旋律，亦算是万众期待的海晏河清，符合中国公众的政治理想。以赵德良为首的光明的中央势力，通过一系列阳谋，打掉了以省长陈运达为首阴暗的地方割据，形成的乃是和谐共处，政经双飞的锦绣。执两用中，本就是中国政治的最高智慧。终于造就的江南稳定发展的格局，政治虽未清明，但政通人和，百姓安居，难道不就是最好的结果吗？ 小说中很有意思的一点，在于省长陈运达深研《东周列国志》，熟谙官场厚黑规则。而赵德良酷爱《论语》，崇尚中庸正大。不过，他似乎也熟识东周，并曾以此敲打和提醒陈运达。不过，在我读来，无论是虚构人物，还是黄晓阳自己，都忽略了所有人都熟识的一点：春秋无义战。同理，官场亦无义战。赵德良看起来一系列正义与光明的行为，与所谓海晏河清的结果，都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践踏与反动，从而使中国现今政治的理想与现实，实际上都是于中国转型现代国家的一种阻碍与消解。延伸而言，若非对中国政治运作制度，以及包括黄晓阳在内的公众对中国政治制度这种似是而非的政治理想的改弦更张，中国式转型的未来真是前途未卜。 赵德良与陈运达之间的官场战争，包含着一系列用现代政治文明与原则来衡量的不义。 原则上之不义。赵德良自忖其政治战争，乃是建立在于国于民的福利之上，不过手段上所采用的乃是权术斗争。事实似乎也证明了他的正确性，这也是主人翁唐小舟对他心悦诚服的原因。然而，赵德良的行为，以及中国政治的现实，在我归纳可为三句话：有规则不透明，有程序不正义，有理想不道德。甚至，可以在中间全部加“地”，成为“有规则地不透明，有程序地不正义，有理想地不道德”。赵德良所谓的阳谋，无非是利用这些运动，实用性地进行社会的改造与提升。然而，其所应用的法律、制度、规则，全部在为目的服务时为之扭曲。程序的行使，乃是为目的服务。惟有当目的合理时，程序便开始产生意义。若无，程序便失效。而政治道德亦必须服务于政治理想。也就是说，当政治理想的高尚存在的时候，政治道德，或者更加准确的说，政治的职业化，便被牺牲了。 这一切，均在黄晓阳的叙述中，有意无意地得到了正义化。亦即，黄晓阳，包括他所代表的公众，都认同这样的一种假设：政治乃是一种服务于公共福利的事业，而当公共福利得以呈现之时，当政者应当便宜从事。 我说这乃是对政治文明的践踏。因为现代政治的原则乃是对于个体正义的深刻怀疑，因此乃建立制度，安置程序，摒弃理想，以现实主义为准则，建立政治的职业化安排。理想替代制度是一种可怕的图景，其判断的根基并非一种可衡量、可标准化与可制度化的道路，而端在少数个体的私人判断。它有可能触发良好的结果，亦可能触发灾难性的结果。并且非制度化的结构，乃是一种随时可能腐化的结构，造成社会的周期性经常性震荡。 我这种想法，常常被人指斥为幼稚。我恰恰以为，现代政治文明就建立在这样幼稚的思维之上。政治从业者固然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亦需要一颗幼稚的赤子之心，才能顺应制度的要求，遵循现实主义的路线，从而渐次寻求公共福利的提升。 理想并非不义，理想凌驾制度，便是不义。 再往下追索，赵德良的目标正义吗？在我看来，其目标上也是不义。赵德良身怀中央的期望，到江南省来扭转陈运达所铸就的地方割据主义。这个目标，真是现代政治中的一个笑话。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央地矛盾乃是最突出的。现代中国中似乎央地矛盾也是一个至为重要的环节。但可惜，这一切，同样是传统政治思维中可憎可悲的篇章。 如同一国之于世界，一个地方之于一国，自然有着庞大利益差别与诉求。地方需要因地制宜，建设自我的制度、战略与方法，这点根本无可厚非。那么谁最能够代表一个地方的利益，最适合担任地方的官员？自然是对该地熟悉与热爱的人。故而现代政治制度中的联邦制，一方面在国家层面照顾地方平衡，议员的选举，由地方进行；而在管理之上，完全由地方自由选举安排。这乃是充分尊重与符合地方利益的制度安排。 中央政府代表全国利益，自然官员来自四面八方，有能者居之；地方政府代表地方利益，应当来自本地并且与中央斗争获取对本地最有益的政策与制度安排，这如何便错了？因此，由陈运达所代表的地方官僚集团，充分而实在地抗战赵德良所代表的侵蚀地方利益的中央势力，可谓是地方英雄呢。 中央不明了中央职责所在，地方无法自行建设地方的福利，这才是中国现实政治中的荒诞之处，赵德良反而大言不惭地来削藩，不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践踏，是什么？ 再则，按照小说的叙述，赵德良行为上的不义，更是俯拾便是，如何能够抨击与矫正陈运达的地方势力？在人员的任用上，虽然多从地方提拔，但是其最初所倚仗的黎兆平的同学关系，后来所倚仗的自身提拔官员，不也和陈运达一样？在个体道德上，他的妻子所发家的过程，他与电视台主持人巫丹之间隐隐约约的情人关系，光明到如何地步？而主人翁秘书唐小舟，也不过是一个依仗个人地位，抢权抢钱抢女人的俗物，有何光明可言？我多少觉得这是黄晓阳的春秋笔法，事实上正是要指出的，是官场之中，无一个正义之士。 因而在我看来，《二号首长》尽管笔锋所指，意图砍杀中国制度结构的深层矛盾，然而到最后，不过落入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窠臼，终归无法指向现代政治文明的通途。 中国政治之现状，如何衡量亦都是一个官场。政治是现代社会中的一项职业，由一系列的制度、原则和规范所约束，其运作包含着对现代文明的尊重与施行。尽管小说的真实性多少存疑，但其所反射的现状却毋庸置疑。 走出传统的官场，而走进现代的政治，方才是中国制度建设的根本。可惜，无论从小说，还是从公众的理解，还是从当前的发展，这一步，还不知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