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時務 | 關於《我庄》專輯
作為關切三農前景的歌謠寫作者,不能再停留於「吃台灣米,救台灣農業」的民粹主義式口號,也不能再以泛人道主義者的眼光,遠遠地觀看農民,而寫出無紋理、無主體的農村風景。 文/鍾永豐 1949年,驚魂未甫的國民黨在後有追兵、內有伏兵的局勢下,迅速施行土地改革,大幅降低佃農地租,將可耕公有地放領給小農,把地主的土地所有面積限制在三公頃以內,並輔導佃農及小農承購。短短兩三年內,國民黨把台灣農村轉變為均等、積極的小農社會。 我庄位於屏東平原東北端。屏東平原及嘉南平原連成一氣,形成台灣最大的糧倉。土地改革後,加上諸多以小農為主的農政措施,如水利及道路的修建、農會的改革及農業改良場的技術服務等,不管是人均產量或單位面積產量均扶搖直上。始於五十年代的台灣第二波現代化起於農村,但不始於農村,其任務程序先是提昇農業生產力,然後支解農村黏附的資源,同時並以工業化及都市化智能為目標,訓導農民子弟棄離原初。 這一波現代化造成了農民與農村的疏離。政府與農會在我庄子民腦裏進行農地重劃,變更童年、時間與天體;我庄農民與自然的關係從此化友為敵。現代化意識從遠方由上而下,意外與我庄傳統的晴耕雨讀祖訓接合,更加劇了我庄子弟的漂移,他們從此向外看、像遠望。 農民原本並不那麼恨草;田埂及路緣上的草是水牛的最愛,水田裏有幾樣水草經常上餐桌。除了作物,田裏還滋養青蛙、泥鰍、鱔魚,它們不僅是農家蛋白質的重要補充來源,還生動了田園作為孩子們的自然與人格教室。1960年代末,台灣大規模發展石化工業,農民的農藥、化肥用量也逐年昇高。政府、農會、農藥商儼然三位一體,在高產量政策的催化下,農民被煽起對草的恨意,而且濃了又濃。 多高雄因有港口之便及鄰近有廣大農村的供輸,在出口導向的工業發展階段,一躍成為台灣最大的加工出口業、石化工業、重工業及各種製造業基地。農業產值的重要性快速退場;1970年代初之後,台灣發展主義舞台上的主角換成了工業。 草被視為大敵,不共戴天。為什麼必要除草?農會灌輸給農民的認知是,草會分食土壤中的養分,且為害蟲提供棲息繁衍的處所。所以受到鼓勵的不僅是除草劑,還有水泥,讓所有非生產性的土地均無能發草。農民本應是農村生態系統的最佳守護者與詮釋者,他們的知識傳統中本就有一套關於作物、土壤與生物間相互滋養又彼此抑止的操作手法,現卻無異於工業人了。 後來許多人都知道了,農藥含有重金屬,不僅殘留於食物中,蓄積於農民體內,毒害消費者和生產者,還一併消滅了有益於生態平衡的昆蟲與土壤活化的微生物;化肥導致土壤的酸化,弱化地力,並增加下游水體的優氧化;水泥減少植被面積,防止雨水入滲,加劇水土流失。終究,以綠色革命為方法論核心的農業現代化是向土地透支未來。 九十年代末之後,新一輩的激進青年深思農民、農業、農村三者間的生態關連與社會整體性,表現在社會運動上,不僅反對農民擠壓、辯證全球化時代的農業政策、阻止農村土地的非農化,更進一步地,他們親身實驗有機農耕的可能,並創造直接連結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新市場機制。毋論運動哲學或方法,新時代的組織者逐步貼近複雜的生態機制與生產政治。 果其然,那麼作為關切三農前景的歌謠寫作者,就不能再停留於「吃台灣米,救台灣農業」的民粹主義式口號,也不能再以泛人道主義者的眼光,遠遠地觀看農民,而寫出無紋理、無主體的農村風景。以此提醒,我與生祥在新專輯《我庄》裏,回顧了農村現代化的一些過程。其中,當然不能略過草與農民的關係。 鍾永豐: 詩人、作詞人,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社會學碩士。來自高雄縣美濃,自青少年時期開始寫詩,接觸文學和音樂;大學畢業後,驚覺到客家農村文化日漸凋零,遂同妹妹秀梅和友人李允斐回到故鄉美濃,以「第七工作站」為基地參與客家鄉土文化扎根以及「反水庫運動」組織工作,並籌組「美濃愛鄉協進會」。99年開始與客家歌手林生祥合作,籌寫及獨立發行《我就等來唱山歌》專輯。之後開始在高雄、台南、嘉義和行政院任職多項公職;這期間並未中斷詩詞寫作,後繼續完成了《菊花夜行軍》、《臨暗》、《種樹》專輯,並多次獲頒金曲獎最佳樂團、最佳作詞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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