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尤建新：亚洲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力 （2012-07-30） 早报导读 [名采文评] 李慧玲：少年记 [香港政情] 港数万人上街抗议“国民教育” [热点关注] 叙利亚反对派吁联国开紧急会议 [朝鲜问题] 传将改革开放 朝鲜：无稽可笑 ● 尤建新 经济纵横 　　在经历五年的经济连续滑坡后，人们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势更为关切。从世界经济的全局而言，经济波动将继续，形势并不乐观，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板块的经济发展格局有所变化，亚洲将逐步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力。相比较2008年和2009年剧烈震荡的经济状况，当今的经济问题更为复杂、严峻，并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危险性——“温水煮青蛙”，让人们对即将来临的巨大危机麻木不仁、缺少警觉。 　　近几年世界经济发展遭受重创，起源于美国的闯祸——“次贷”。但是，由于美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体制机制设计，具有很强的危机防范和抢救能力，经过奥巴马政府的不懈努力，政治、经济和科技三方面立体式重拳出击，其经济健康状况已经开始复苏，世界主导权没有任何撼动。 　　美国在体制机制方面的系统设计是扭转危机的关键。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爆发，至2010年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其危机“转移”中显露的防范设计是非常具前瞻性的。 　　这方面的成就，不仅仅是美国在经济方面显示出的智慧和强大能力，也充分体现了其政治体系的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给力”——友好与力量的整合。“一人生病，大家吃药”，目前只有美国能够做到，其他国家很难模仿，难以找出第二个国家可以与美国媲美。 　　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比较长远，且目前难以自拔的是欧洲。欧元区的设计一直存在先天不足，操作界面极不友好——经济与政治体系不仅涉及疆域没有相互覆盖，更是没有做到同步。各国在欧元区内各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加上政治力量相互间的抬杠，使得欧元区经济体系难以协调和顺利运行。这次主权债务危机，虽然直接的导火索来自美国，但其自身的设计缺陷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危机爆发是迟早的事。 　　2007年以来，“次贷危机”等一系列经济振荡，导致了世界经济整体格局的重大变化。但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并没有让人们改变以往的观念和行为习惯，对经济新格局认知的失衡，是2010年以来世界各国、各地区陷入经济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方面，欧元区表现得淋漓尽致：百姓不愿意接受危机的事实，在已经处于欧元解体边缘的时候，仍然不愿放弃以往的高福利和生活方式，导致政府在抗击危机时，仍然背负着重重的经济和政治包袱，难以轻装上阵。但是，在危机下各国的表现也是差异巨大。比如，在承受两德统一的巨大经济压力之后，德国经济在这次危机挑战下不仅没有被压垮，反而成为了欧元区的经济支柱，并在政治上德国也成为了大赢家。 　　亚洲有金砖四国中的两大经济体——中国和印度，人口规模约占全世界的30%，由于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已开始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中国，由于在上个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处于当前危机迷茫之中的人们，对中国就有了更多的期待。2007年以来连续五年逆势而上的经济数据，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经济新格局下的一个亮点。

袁忠：“利益问题政治化”才是当代中国的纠结 与邱震海博士商榷 （2012-07-30） 早报导读 [名采文评] 李慧玲：少年记 [香港政情] 港数万人上街抗议“国民教育” [热点关注] 叙利亚反对派吁联国开紧急会议 [朝鲜问题] 传将改革开放 朝鲜：无稽可笑 ● 袁忠 　　《联合早报·天下事》7月13日登载了一篇邱震海博士的文章《今日中国须力戒“专业问题政治化”》，以德国为例倡导“政治问题专业化”，认为由此中国“政治上的纷扰也就消解了一大半”，海晏河清几可达矣。我对此文不敢苟同，无论是从国情上，还是从逻辑上都说不通，也只能同样遗憾地说“这是当今中国一个极大的误解”。 　　文章对维稳也看走眼了，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对今天中国转型的深层规律缺乏研究，其实没那么复杂，“维稳”本质上就是“维利”。中国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海内外培训热火朝天，专家学者也人头攒动，但贪污腐败、社会割裂、可持续发展等都没有解决，愈演愈烈，岂是专业二字可以了结的。这里也从德国说起罢。 十九和二十世纪德国的启示 　　德国从1870年到1914年的经验的确值得借鉴，但我们要看到其实质及其对后来历史的影响。德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经济萧条，首相俾斯麦既专制镇压又建立临时政治同盟。他在剥夺社会主义者出版和集会的权利同时，仍然获得大多普通工人的支持，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排除阻力首创并力推一系列社会福利法案。他是靠实际的法律行动和现实效果取得人们的支持的，即真实地保障了民众的权益，这不是一个专业的问题，而一个利益问题。俾斯麦主导了德国的崛起，但这并不是一个值得赞美的理想时代。 　　德国到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前夕，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在多元分工状态下代表不同新型职业、经济部门和集团利益的组织纷纷涌现，既包括官方的利益组织如各类商会，又包括含工业、商业和农业三大类的民间协会团体。纷纷成立的政党背后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如自由保守党与德国工业家协会，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等等都是政治与利益的结合。 　　一战和二战之间特别是三十年代，德国经济飞跃，跑在英法前面而仅次于美国。纳粹德国发展经济的措施有很多，如政府全面干预国民经济、扩大垄断组织、政府投资公共设施（如高速公路就是此时发明的）等等，经济奇迹证明其手段不可谓不“专业”，但问题恰恰出现在专业掩盖了政治。除纳粹党以外的一切团体和政党都被取缔，从意识形态到社会机构都专制化，亮丽的经济数据淹没了可怕的政治意图，公权打压私权、权力与资本融通等等让“德国战车”走上了生灵涂炭的二战不归路。 政治话语中的利益镜像 　　邱文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那么这些问题很快就能通过社会层面得以博弈和舒缓”。这是将一个当前十分艰难的目标，幻想化为书面的讨论前提，即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这个终级目标，作为“专业问题”存在必要性的依据，显然是不对的。 　　前面讲的德国的例子充分说明所谓专业问题的虚无，利益问题才是实质，政治要么是幌子要么是旗帜。“政治”一般就是指各种集团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也是各种集团或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所结成的特定关系。在中共看来，政治更多的是指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则常常演化为一象征、符号、信仰，有时甚至转化为党派或者领袖的道德形象，中共建政后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政治”根据需要与主义、体制、立场、中央、人民等等划上等号也就毫不出奇了，不讲这些就是不讲政治。

中国被认为目前正处于对投资最不利时期 《金融时报》周一（30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说，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温和的放缓，但企业利润却严重下滑，中国目前正处于对投资者来说最不利的时期。 文章说，最近数周出现的一连串盈利预警显示，经济增长即使是温和放缓，企业利润仍然受到巨大打击，受影响的行业从电信业到航天业、零售业和房地产业。 对企业的高税收被认为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利润与税收增长之间的差距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政府却并没有在减轻税收负担方面采取足够措施。 大多数中国企业通常在8月份公布上半年的业绩报告，但到目前为止，公布的报告都不是好消息。 占中国整体经济绝大部分比重的国有企业，今年上半年的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11.6%，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疲软的表现，其中石化和金属业受创最重。 中国国家统计局上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工业集团今年上半年的利润从去年上涨的28.7%下滑了2.2%，而钢铁业则被形容为重灾区。 中国各大航空公司也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乘客数量减少而受到影响，中国国家航空公司说，今年上半年的利润会下降50%以上。 但是文章引述花旗银行分析师们的话说，虽然目前各企业公布的业绩报告不佳，但如果经济增长在下半年反弹的话，也会推动企业利润反弹。

交流團活動之一：《冀港心　兩地情》聯歡晚會，兩地青年於台上合唱《相親相愛》 「國民教育」即將進駐中小學，成為常規課程。其實在課程以外，國民教育早已跑進學生大大小小的假期，無數的內地交流團，中國各省各市，任君選擇，只要遞上報名表，就可起行。 文/海藍 (圖：作者提供) 2007年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提到：「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今年六月三十日出席特區政府歡迎晚宴上殷切叮囑：『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為了國家的發展、 「一國兩制」的發揚光大，特區政府會不遺餘力推行國民教育，使年輕一代都有愛國愛港的胸懷。」 此後連續四年，行政長官曾蔭權均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加強推行國民教育，其中到內地的交流活動更是重中之重。現在每年得到政府資助的交流名額已經超過4萬多個。有報道引述教育局與民政事務局的數字，2007年到2012年五年間，參加過內地交流團的中小學生已經超過13萬人次，按全港約90萬中小學生計算，即平均每7人就有1人參加過。 五年前，我也曾是其中一員。那是北京奧運會的前一年，升上中七的暑假，我參加了「京港同心體驗之旅」，到北京和河北邯鄲「交流」五天四夜，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 交流團由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主辦，由十八區的協會組成，每區協會再聯絡區內的學校推薦兩名學生參加該次的交流團，十八區總共有三百多人浩浩盪盪一起上北京。 每位團員只需為五天四夜的行程支付500港幣。錢從何來？民政事務局轄下的青年事務委員會有一個資助計劃，對「促進香港青年人認識和了解中國國情，與內地人民的交流，以及提高他們的國民身分認同」的內地考察團，每人每日最高可獲資助港幣440元。 透過這一撥款網絡，去年超過一百個該類型的內地交流團得到了資助。2012年，青年事務委員會的經費達到2200萬。再加上教育局也資助及舉辦了為數不少的內地交流團，（去年教育局用作國民教育的撥款達9570萬），這一類的內地交流團在香港大、中、小學遍地開花。 回想起來，當年自己其實沒想那麼多，去的理由很簡單——一千幾百，包吃包住，又可以與同學一起到北京玩幾天，物超所值，何樂而不為？五年後，再看回那時那刻所寫下的所思所想，才驚覺這些交流團潛而默化的威力。 了解「真實」中國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團長）與團員一起在天安門看升旗 翻看那年拍的照片，竟發現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與我們一起看升旗，再翻開當年的團刊仔細看，五年後才發現，原來曾德成是我們的榮譽團長，而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張春生更是我們的榮譽顧問。當年大家對「國民教育」沒有現在敏銳，殊不知政府與中聯辦已赤裸裸地介入青年交流團。 增加對中國的認識是有需要的，問題是，這是怎樣的認識？ 五天交流團呈現的中國，就像一日千里的桃花源，一切都很美好。在北京市規劃展覽館，近一千平方米的北京市濃縮版模型，宏偉、壯觀，現代化的規劃藍圖盡收眼底，而你看不到的是城市急速發展背後所面對的困難、所付出的代價；到河北的邯鄲市看農業的發展，你看到的是棉花的豐收，看不到的，是農民生活的困苦。參觀的地方，都有很強烈進步發展的底色：國家飛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我們應該為祖國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回看那時寫下的感想，才知道我已不知不覺把主辦機構所呈現的中國印在腦海：「在未去北京之前，我在報章上看到不少中國的負面報道，但中國是否真的這樣差呢？我們其實會不會只從一個片面的角度去認識我們的祖國？」五年後再看，驚訝當時的自己真的會把交流團看到的、聽到的，就當做是事實的全部。 無知當然不好，但片面的認知是否更危險呢？ 與當地人攀談 要真正認識一個地方，切切實實與當地人攀談可能是一個好方法。然而五天裏，團員被旅遊巴送去一個又一個景點，很少有機會接觸到普通老百姓。參觀北京的老胡同時，我們被安排到一個民居去家訪，那胡同很大很美，胡同的主人對我們說，在政府的幫助下，他們才可以繼續住在這胡同。那時，我們覺得政府對這些有文化價值的胡同保育做得不錯，但卻對胡同的拆遷問題一概不知。 在北京的第二天下午，安排的行程是「與領導會面」。午飯後，所有團員都穿上紅色的上衣，深色的西褲，到達人民大會堂，會堂中早已放好平日合唱團表演用的台階，十八區的團員逐一企上台階，高到矮，左到右，左排右排，當最後一區的團員都排好位時，用了差不多兩個小時，終於，重要人物出場了，全國青少年聯合會的主席出來跟大家打招呼，然後跟大家拍了一張三百多人的大合照就離開了，原來「與領導會面」的活動，就是跟領導拍一張照。 第三、四日到了河北邯鄲，每一區的同學都會有三位當地的大學生負責接待，他們很親切，對我們的照顧無微不至，我們亦有較多的機會與他們聊聊天。 那時候，我曾經問過他們怎麼看六四？得到的回應大多是「我自己找過很多資料看，那時候政府無可厚非。」「那時候也死了不少軍人。」或者有一種很強的積極向前的觀念，「我沒有忘記，但我們應該向前看。」 當每一個人都跟你這樣說，你無可避免地會對之前的想法有所動搖。那時，寫下了這樣的感想： 「我常想，香港人經常都說要平反六四，或認為中國的人權被剝削，切實生活在中國的學生，原來他們也不覺得自己的言論自由被剝削，至於『六四』，他們則覺得政府這樣做是無可厚非。」 我當時很懊惱，原來切實生活在中國內地的人都不覺得有問題，我們還在這裏說甚麼呢？ 當然，過了幾年，對中國的認知多了，就知道這些觀點很令人質疑，但當時確實會覺得到北京前所認知的中國是從別人口中得知、從報道中看到的，但交流團的那幾天的經歷卻是自己親眼看到、親耳聽到的，說服力還是很大的。 強銷祖國溫情 交流團車隊，出入有公安開路。 那幾天還有一個感覺很深刻，就是覺得自己猶如貴賓，每次吃飯，必大排筳席，十多碟菜，吃也吃不完。晚上入住四、五星級的酒店，去不同的景點，都會看到「冀港心　兩地情」、「和諧一家親」等的紅底白字大標語，又舉行歡迎儀式，當地學生載歌載舞，被「祖國的熱情」包圍著，出入有專車接送，出入有公安開路、封路，三百多人，十多輛旅遊巴的車隊，在北京鬧市穿梭無阻，卻連北京著名的交通擠塞問題也不知道。 其實整個交流團，很多時候也會硬銷祖國的溫情，在旅遊巴上，經常播著《香港始終有你》，因為這是交流團的主題曲，也是香港學生的表演項目。 而在邯鄲的第二個晚上，舉辦了一個「冀港心　兩地情　相約在古城邯鄲」聯歡晚會，香港、河北的青年互相表演，他們唱著《紅旗飄飄》，一幅跟整個舞台一樣闊的五星紅旗由舞台傳向台下，在每人的頭上經過，晚會在冀港兩地同學一起合唱《相親相愛》中結束，非常和諧。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相親相愛的一家人，有福就同享，有難必然同當，用相知相守換地久天長……」現在想起來也有點汗顏的溫情晚會，當時竟然沒有太大感覺，更有點樂在其中。 「相約在古城邯鄲」聯歡晚會，河北的青年唱著《紅旗飄飄》。   親身的體驗總會比較深刻，這就是交流團的威力。但假若這些體驗都是偏頗，而同學又沒有足夠的批判思維去分析，就會比無知更危險。 2010年，政府提出從2015至2016年度開始實現每名學生在中小學階段，獲資助參與至少一次內地交流計劃，屆時香港青少年學生到內地交流的名額將達每年6萬多個。 令人擔心的是，政府掌握著撥款的機制，從而可控制交流團的價值灌輸，我不能證實交流團一定要歌頌中國的美好才能得到撥款，但從過去幾年的撥款名單中，卻看到有這樣的趨向，得到撥款的有：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的「我的祖國——京港澳學生交流營2011」，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情繫家國、愛我中華 山西歷史文化探索之旅」，中華精忠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的「愛國教育之中國抗日戰爭史研習活動」，還有香港《文匯報》的「2012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也有一些學校自己籌辦的考察活動和義工服務團，但從來都沒有看過一些到「上訪村」、工業污染城市等的交流團得到過資助，雖然這些也是真實中國的一部分。 不久的將來，各中、小學生不僅被強制上國民教育課，在課程以外的假期，也有很多機會要到內地交流。當這些交流團再提早到小學就開始，並且再加大限額到人人都可以至少去一次，對於整個下一代的思想價值會有什麼深遠影響？ 今年書展，新書《恆仔的心繫家國》很受家長歡迎，剛好就是一本關於內地交流團的短篇小說，作者彭志銘與劉思航訪問了超過十個曾經參加這類內地交流團的學生。我與劉思航談過，他認為這些交流團所看到的，都只是美好的一面，的確有偏頗。劉思航說：「希望年青人看完這書之後會對『國民教育』有一個思想準備。」 政府硬推國民教育的當下，學生防不勝防，教育青年一代如何面對「國民教育」，變得尤其重要。 何志平也有出席交流團活動。 交流團團員在長城上留影。 相關閱讀： 1. 「學民思潮」全記錄：90後社運先鋒拒絕洗腦 (視頻)/雨文 2. 圖輯：那些獨立思考的中學生 /梁正燁 3. 國民教育第一招：永遠特殊的中國模式/ 陳嘯軒、梁正燁 4. 黨民教育 5. 只為擁護現政權：香港教師眼中的國民教育/梁正燁 6.

林生祥受八十年代末期新台語歌運動影響，開始用母語——客語創作；1998年鍾永豐找林生祥回家鄉，為反美濃水庫成立交工樂隊，林生祥進到運動核心，見到各式各樣的面孔和表達，看有運動天分的戰友鍾永豐談判、決策、下判斷，是他提煉創作精確度的關鍵時期。 文/攝影 林怡廷 走在美濃的田邊小路，兩側是青蔥色的稻田，視線再往上點是鬱綠的美濃山，五月的稻穗只結一半，還沒有灌漿，顏色青黃不接。 林生祥抱著吉他逕自走在前頭，他撩撥幾個音弦，唱我們未曾聽過的歌，節奏是藍調的，和弦是客家的，從土地長出的音樂，總特別濕潤，帶著新鮮草根的腥香。美濃山腳下的吟唱，掀起一陣稻浪。 玩音樂二十年，發行八張專輯，林生祥受八十年代末期新台語歌運動影響，開始用母語——客語創作，卻從不拘泥於自身經驗。 他遊走在傳統/現代，西方/東方的元素裏，《我等就來唱山歌》、《菊花夜行軍》的嗩吶奏得淒苦，月琴彈得鏗鏘有力，林生祥用搖滾式的憤怒嗓音抒發，《野生》的三弦琴捎來沖繩的熱帶氣息，《種樹》、《大地書房》走民謠的舒緩路子，而田埂上唱的未發表新歌，又是撥弄得人心發酸的藍調。 但所有紛陳的元素，都被林生祥收斂在統一風格——略顯黏稠的歌聲中。 即便這幾年有了女兒之後，對世事「變得更寬容」，少用渾濁的喉音，沒了青春的張力，「我唱不出以前的憤怒」，他的聲音沉澱得乾淨，攝影家張照堂對此有不同想法：「生祥唱得太小心，太書卷調兒，不夠流放、滄桑感。生祥的嗓音要更嘗試、更操勞、試著放任（菸酒檳榔以及人生啊……），必須嚴苛、殘忍地要求自己，才能擦出一些火花，殺出一條活路。」 當然另一個收斂是詩人鍾永豐的詞。98年鍾永豐找林生祥回家鄉，為反美濃水庫成立交工樂隊，林生祥進到運動核心，見到各式各樣的面孔和表達，看有運動天分的戰友鍾永豐談判、決策、下判斷，是他提煉創作精確度的關鍵時期。 鍾永豐的詞凝練於詩心，像《種樹》的舒緩：「種分離鄉介人，種分忒闊介路面，種分歸毋得介心情，種分留鄉介人，種分河壩聊天，種分雨水轉擺……」；《臨暗》的幽微:「臨暗，收工，一個人行。佇都市，捱目珠吊吊頭臚冇冇，蓋像自家已經灰飛腦散……」他將感受性的音符，轉化為探討人與社會關係的概念，讓林生祥的音樂有更強的社會實踐和政治性。 鍾永豐可以用《我等就來唱山歌》直接訴諸反美濃水庫運動；也可以用《菊花夜行軍》開創台灣農村史詩樂曲；或像《臨暗》揭露城市勞工的幽微心境；《種樹》談有機和友善環境；《大地書房》則試圖爬梳台灣文學家鍾理和的作品，去凝視當年讓小說家邊緣病苦的社會體制。現在他還計劃串聯歸鄉的有志青年，在田埂辦美濃音樂節。 「一個社會的改變，不是從高處，不會有英雄。社區的深化，是一步一腳印，不是辯論辯贏的，而是身體和地方連結來的。」 夜晚，林生祥帶了瓶58度的金門高梁，煙一支支抽。他信手拈來農村的細節，那不是都市人的浪漫想像，而是有氣味、有畫面、再真實不過的情境。 他不諱言自己想到小時候摘檸檬，鏟豬糞、收集豬尿當肥料的味道都會怕，抓豬的手使勁會影響彈吉他的細緻度，所以沒接下母親的養豬事業。他的農村之愛夾雜著恐懼，那是一個創作者的誠實，但他從沒想過離開農村，無論取材和身體，他始終和城市保持疏離，而過往的勞動，也讓他的音樂比都會創作者，多份明確的紮實。 他聊起日本清酒、蘇格蘭single malt whisky和桌球，臉的線條鬆了，眼睛會發光。他對生活的索求不多，便宜T恤和麻褲，腳上結實的乒乓球鞋，荷包蛋淋上一點醬油都可以讓他在異鄉魂牽夢縈，唯一的奢侈，只有三五天喝掉一瓶10年的Glenmorangie。 你或許會想念《我等就來唱山歌》憤怒而鏗鏘的交工，想念《菊花夜行軍》壯闊如詩，但對林生祥來說，那都是生命歷程的一部分。所有的對抗、憤怒、憂心、思考，都必須回歸身為一個人的真實狀態——生活，而且不在他方。 沒有對過往的執念，也無好高騖遠的虛妄，惟有實實在在的當下。 以下為陽光時務專訪林生祥摘要： 陽光時務：是什麼原因讓你想要創作客語音樂？ 林生祥：台灣有一個「新台語歌運動」，就是福佬歌新形式的台語歌。那時候有林強，陳明章，還有黑名單。林強的《向前走》，陳明章《下午的一出戲》，然後黑名單的《抓狂歌》，整個台灣社會運動最蓬勃就是八零年代末。我1991年開始上大學，有一天我想到一個問題：其實新台語歌都已經出來了，伍佰他們也開始做台語歌的搖滾樂，我是一個客家人，我可以做什麼？我就想今天來寫一首用我母語寫的歌，就寫下我第一首歌，就這樣做下來。會持續做的一個原因是，我覺得創作這個東西，要做自己最好品質的東西，才會變成有價值的創作。那時候我寫所謂的國語歌，就是用普通話唱的歌。我覺得用客家語寫、作、唱歌的時候的品質比起國語歌還要好很多，所以後來我都用我的母語寫。用母語寫歌對我來講很自然，因為我小時候就只會這個語言，你要唱歌的時候就很自然。 陽光時務：你跟永豐合作的契機是什麼？ 林生祥：我跟永豐的認識也是因為反水庫運動。那時候因為我在淡江要做我第一場的創作發表會，那也是我生命裏第一場創作發表會。那時候要售票，我們就想支援這個運動，因為是自己的家鄉，所以我們把門票的收入全部都給反水庫運動。我們是因為這樣認識的。 陽光時務：你們通常都比較多概念性的東西，都是跟永豐是先經過討論的嗎？ 林生祥：通常永豐都會先提出他的構想，基本上他提出構想的時候，他想寫什麼已經決定好了，然後就一首一首地把它丟進去。我會給意見，譬如說哪個地方可能需要多做一點，或者說哪一些可以做更多連結的線。有的時候我覺得不好唱我就會跟他說不好唱，或者是我覺得這個我沒有感覺，我說有沒有新的形式，我就跟他溝通。其實溝通一直以來就是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陽光時務： 新歌《草》的創作概念？ 林生祥：那時候永豐寫《草》的歌詞我就很喜歡。永豐那時候講一件事，他說其實我們這麼多年來做的工作，就是寫有關農村的消息，然後寫農民。我覺得農業、農民在台灣的一個發展史上往往就是被犧牲的一個角色，我們希望農村能夠更有機會。可是，並不是農村的每件事情都好的啊，像譬如說對於除草劑的使用啊、農藥的使用。 除草劑大家用一用，有草了大家噴一噴，反正草就會死嘛。有的時候用久了就變成習慣性的問題，依賴除草劑在處理這些東西。但是我們自己也很清楚，農業的勞動人口年紀越來越大，要這樣一一除草其實也是很不容易。我們看到有年輕的農民開始加入，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開心。有新的人加入農業，會有新的思維，腦子裏面裝的東西不一樣。像我媽媽他們那一輩的農民，「有機」，她說不可能，種不到來吃，他們第一句話就是不可能，不是只有我媽媽講，我媽媽只要講這句話那可能代表90%的農民他們都這麼覺得。所以我很多的參照點都是從我媽媽那邊去問他們的看法是什麼，當我媽媽有感覺的時候，代表他們這個階層的可能很多人都會有感覺，像「白米炸彈客」被捕的時候，我媽媽很生氣、很傷心，她一直罵「『白米炸彈客』就是要幫我們農家人出頭才會被抓去關」。那時候我感到非常地震撼。所以很多農民為什麼都會去支持楊儒門「白米炸彈客」，要幫他打官司，他有一個共同的集體的價值的展現。 陽光時務：你從過去到現在的音樂都在關注社會議題，你怎麼去看所謂的音樂的政治性？你為什麼會選擇走這個路線？ 林生祥：其實對我來講很簡單呐。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就很喜歡羅大佑的音樂，喜歡他的歌詞，所以當我開始學吉他、唱歌，開始要創作的時候，我的心裏就告訴我自己一件事——我也想要寫那種歌詞。創作這個東西就這樣子嘛，畢竟這種吉他、樂器啊，你會這些樂理，你會這些節奏，最主要是要表達一些什麼東西？表達你的想法，表達你對這些事情的看法，音樂這個形式就是要去承載你的思想嘛。我腦子裏面到底想要表達什麼東西，比較自然的就是，我爸爸媽媽就是做農的，我從小在農村長大，我覺得我寫農村的東西就對我來講就非常自然啊，而且我們知道細節。我們去拔過草，我們去采過檸檬，我們去割過稻，然後去采過香蕉，我們會知道割香蕉的時候那個香蕉汁一飛沾到你的衣服就不要想洗乾淨了，所以當可以表達一些什麼事情的時候，自己就知道，像我的父母他們的職業其實在這個社會上沒有什麼聲音。他們的辛苦很少人知道，我想，如果可以的話，我應該要幫我爸爸媽媽這樣子職業的人說點什麼，所以就一路這樣做下來。其實也是我覺得我跟永豐比較擅長做的事情，你叫我去寫城市的題材，我大概也寫不好，因為我也不住城市嘛，所以很多的細節我也不知道，可是叫我寫農村，寫山，寫風，寫雲，（笑）這可以喲，因為這就我的生活嘛。 陽光時務：今年選舉完，你說到「價值」，你們音樂所傳達的價值是什麼樣的價值？ 林生祥：這幾年走的是回頭路，國光石化的事情不是嗎？灣寶劃地要蓋工業區的事情，其實是走回頭路啊。國光石化這個東西，不知道多少年前大家就在談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產業，那你現在再回頭去走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這些產業，台灣繼續這樣走，對不對？另外一個就是說，為什麼這些農漁業好像在台灣的所謂經濟奇跡的發展史上永遠都是被犧牲的那一個？為什麼我們都要被犧牲呢，是不是？我們內心有一個價值，希望去做點什麼事，但是民主的選舉就是這樣子啊，我們最起碼還是要懂得去尊重，對不對？尊重選舉的結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