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来源: 南方网 美国没有户籍制度，美国人没有户口，也没有派出所村委会居委会这样的管理机构，美国公民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自动成为了那里的居民，自动地拥有了该地的管理地方政府的权利——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自动的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请或批准，不需要办理什么户籍手续。美国社会为何没有乱套？ 这次去美国，看到劳伦斯又搬家了。这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的第五次搬家。 我是1997年认识劳伦斯的，11年来他搬了5次家，平均2年多点时间就搬一次家，真是够频的。 美国人就是这样，随意搬家，不在乎搬家，甚至热爱搬家。 美国没有户籍制度，美国人没有户口，也没有派出所村委会居委会这样的管理机构，美国公民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自动成为了那里的居民，自动地拥有了该地的管理地方政府的权利——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自动的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请或批准，不需要办理什么户籍手续。美国社会为何没有乱套？ 美国人刚参加工作时，由于收入不高，一般是租住小房子；收入高点了，就换租大点的房子；有条件供房了，再搬到自己买的房子里；收入再增加了，把买的小房子卖掉再买大房子；再发达了，换到更好的社区更好的房子里去；到老了，房子不会留给子女的，卖掉，再搬到老人公寓里去颐养天年，去天堂以前把信用卡里的美元都花光，没准还透支呢。 美国人换工作也比较频，到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州去，甚至从西海岸到东海岸去工作，在美国人看来是很简单的事情。美国人的祖先最先从欧洲移民到北美时，就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现代美国人继承了这个精神，哪里生活好，哪里就是家园。美国有的企业招聘外地员工时，甚至给支付搬家费。 美国人搬家的理由还多呢，哪个地方环境好哪个地方税收少哪个地方学校好哪个地方本族裔人口多哪个地方称心的餐馆多，都会成为搬家的理由。据说美国人平均一生要搬十几次家。 美国人热爱生活，热爱家庭。人到了哪里，家就必须迁移到哪里。绝对不可能两地生活，绝对不可以为了事业而不顾家庭的。房子可以换，家可以搬，就是夫妻不能分居，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分离。美国人绝对不理解中国民工一年只回一次家的境况，他们认为那样太不人道了。 可以肯定，如果有哪个威权总统敢发一个命令剥夺了美国人的迁徙自由，把类似中国的户籍制度强塞给他们，美国人一定会弹劾他的，如果弹劾不成，一定会再打一次独立战争或解放战争。 问题是，美国没有户籍制度，美国人没有户口，也没有派出所村委会居委会这样的管理机构，他们这样搬来搬去的，那社会不乱套了吗？政府怎么管理呀？ 我把这个问题提给劳伦斯。 劳伦斯对‌‌“政府管理‌‌”这个概念很反感。他说，谁管理谁呀？政府不是管理公民的，是要为公民服务的，应当是公民管理政府。我每次搬家到一个新地方，都是政府或想进入政府的政客(竞选议员或政府官员的人)上门来请我，一个新到来的公民，去管理他们，而不是他们来管理我。 说的也是。在美国，没有哪个政治家或官员敢认为自己是公民的领导、上级、管理者，也没有哪个公民会买有这种意识的人的帐，想领导人民管理人民的人绝对没有任何机会涉足政治领域，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为选民服务才有机会。 美国公民每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自动成为了那里的居民，自动地拥有了该地的管理地方政府的权利——选举权和其他政治参与权利，自动的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待遇。不需要申请或批准，不需要办理什么户籍手续。你只要在那个地方居住，即使时租住的房子，当地政府也会主动找到你，请你行使权利。比如做选民登记，做陪审团候选资格登记等。选举时，候选人的竞选班子会主动向你寄送竞选资料，寻求你的支持和‌‌“管理‌‌”。 问题是没有户籍制度，没有户口的转入转出，原居住地政府怎么知道你这个‌‌“管理者‌‌”走了，新居住地的政府又怎么知道有新‌‌“管理者‌‌”来了。特别是新政府怎么知道你住在那里，如何了解你的基本情况。你不去政府报到，政府怎么找到你呀。 劳伦斯告诉我，美国的各级政府是从DMV(机动车辆处)那里获得公民信息的。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有驾驶执照，美国关于驾驶执照的规定是，驾驶人员每到一个地方超过15天，就必须到DMV登记，否则会被视为持无效证件驾驶。所以，每个公民搬家了，会到DMV登记变更住所的信息，这样，DMV就有了有驾照人员流入流出的详细信息，当地政府也由此得到了本地居民的流入流出情况。 在美国，驾照就是身份证，乘坐国内飞机要出示驾照，住宾馆要出示驾照，凡是需要身份证明的地方都需要出示驾照。 那么，不会开车没有驾照的人怎么办呢？比如一辈子都不开车的残疾人，或者新移民来的老人等。这一类人就办身份证。身份证也是到DMV去办。在机动车辆处办理身份证，而且身份证的样子与驾照是一样的，对身份证如此不重视，大概只有美国人这样。 美国政府了解公民信息的另一个渠道是居民的社会保障记录。在美国的所有合法居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卡，社会保障号码(也翻译为社会安全号码)是唯一的，是从生到死伴随每个人一生的。一个人就业、开工资、缴纳保险、缴税和获得所有的社会保障，都要依据这个号码，这是美国人的福利保障的依据，是命根子。美国人每到一个新地方，都要到社会保障机构办理住所变更手续，以便社会保障部门与自己的联系不中断，给自己的资料能寄到，有好事情不漏掉自己。 美国人挺自私，绝不大公无私。他们对国家和政府的定位是十分功利主义的。他们绝没有建设一个伟大祖国的雄心壮志，也没有振兴美利坚民族的宏伟愿望，更没有为着后代的美好生活而牺牲今天自己的幸福的献身精神。所以他们从来不认为人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来支配他们带领他们走向未来。他们绝不会以缴税的名义把钱交给另一部分人随意支配。他们把政府看作是‌‌“一个人无法做的事情大家不得不凑份子请一些人来做的雇用者们‌‌”。政府是他们雇来为全体公民服务的，为全体公民谋取最现实的利益的。政府就是大家凑钱为大家办事的。每个公民出钱了，凑份子了，不仅有权委托各级议会里的议员们代表自己对如何花钱进行审查、批准和监督，而且还必须从交给政府的钱中拿回一块，由政府以社会保障的形式回报给自己。公民交给政府的份子钱如何记录？公民靠什么领取回报？就是社会保障卡里的记录。 所以，美国人的流动情况工作变动情况收入变化情况和缴税缴费情况等都被一清二楚地随时记录着的。无论你到了哪里。 驾照和社会保障卡使得世界上人口流动量最大的国家的人口流动情况被随时清楚地掌握着。所以，社会不会失控。 可能有人会说，掌握情况不等于有序。那么多人说搬家就搬家说流动就流动，社会秩序能不乱吗？大家都往大城市跑怎么办？都去经济发达地区怎么办？人口流动不控制不管理不可能不乱套。 但事实上美国没有乱套，自由迁徙随意迁徙甚至是爱好迁徙的美国一点都没有乱套。其实，世界上有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只有区区三个国家，绝大多数国家是可以自由迁徙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乱套。 为什么呢？因为自由。在自由的领域里，始终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着调节的作用，自由总会比行政控制更有效更合理更自如地调节着供需的平衡，保证着不乱套。 大家都往大城市挤，那里的住房和物价就会提高，就业机会就会减少，准入的门槛就会越来越高。企业也会选择到新的成本低的地区去发展，如此就会把人流引到新的地区。 再比如荒凉的地方没有人去，当地人自然就会想办法吸引人。美国的内华达州大多是沙漠，工业农业的资源都不行。穷则思变，于是这个州的法律允许办赌场，以赌为诱饵发展旅游业。这个州有两个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和里诺。其中拉斯维加斯是世界级的赌城。美国人在道德领域里非常现实，既然赌博是客观存在的，与其让美国人去摩纳哥的赌场送钱，还不如让全世界的赌徒来美国送钱。如此，荒凉的沙漠里建起了最热闹的都市，不仅赌博业旅游业发展了，拉斯维加斯还成了商业会展中心。 由此可见，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是最有效的调节机制。保证不乱套的往往不是控制、管理和强制，而是自由，是老子的无为而治。从宏观的角度思考，如果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本质上是自然主义，就是让自然规律起作用的主义，而不是由人类的空想臆想幻想设想理想来限制人类的自由。 自由挺好。 关键字: 户籍 户口 美国 栏目: 社会透视 栏目重点发表: 栏目头条

来源: 美国之音 北京以周永康为主要目标的政治清洗，既给官场带来巨大的压力，让诸多官员害怕，也在民间引起一些不满，这不满倒不是针对维稳沙皇的被清洗，而是缘于习接任以来对民间维权及批评声音的强力打压。不少人看到了中国可能出现习近平的个人独裁。上述担忧都不是空穴来风。 政治清洗是社会主义的宿命 在社会主义阵营鼎盛时期，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就认识到，政治清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宿命。这种党与国家政权机器合为一体的体制必然要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最大程度的集权，即把全部权力集中在少数甚至一个中心人物手中，这就需要通过不断的内部清洗来排除党内障碍。在斯大林、毛泽东统治下的苏联与中国，粉碎各种阴谋集团几乎是政治常态。邓小平鉴于毛个人独裁之害，将个人独裁变为寡头政治，但内部清洗也不曾断过。鉴于胡锦涛统治后期发生的权力交接危机，习近平从接任伊始，就相继成立各种集权式领导小组并自任组长，想将以往的集体领导变为个人专断，此轮反腐的真正目标在此。 民间抱怨说，维稳沙皇周永康倒了，但维稳体制依然还在，且更残酷。这种抱怨背后隐藏的想法是，周永康倒台，就应该否定周建立的维稳体制。这种想法是误解了习打击周政治派系的目的，网文《史记•周永康列传》表达的就是这种想法。周真正的罪在两点，一是支持“重庆模式”，这点已由财新网专文说明；二是据说曾在2012年3月19日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这场未遂政变一直是海外媒体的谈资。周永康去年12月1日被拘，香港《亚洲周刊》12月13日发表《周永康坠落内情》，其中提到这场政变。并说自那以后，周被剥夺对武警的指挥权。 既然是政治清洗，就意味着今后是否继续在政治局以上层级反腐，全视政治需要而定，这政治需要就是习要将个人专权所必需的军警特三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目前警权已在握；军权还有个名至实归的过程；剩下的就是更为复杂的安全部门了。围绕这一政治需要，周永康的罪名包括哪些，就很有讲究。从国内官媒报道来看，大概预留了三个口子，一是腐败，公布的腐败数值是家族财产共达1000亿左右；二是主谋杀妻。有消息称，制造车祸的两名武警司机早已被抓，此事已成铁案；三是与薄案的关系。三罪当中，如果只以前两项定谳，就说明主要政治目标已达，针对最高层的反腐可能暂告一段落；但如果将薄案扯出，当年支持过重庆模式的人可不少，其中真正给予过实际支持的人得视自身情况付出代价。 当初在蒲案判决之时，公布的罪名仅限于薄的腐败（范围、数值都很小）及家人的问题，对于重庆模式只字未提。如果周的罪名包括这一项，这不仅是对高层的威慑，对中下层官员来说，也非福音。因为他们当中不少人会担心自己“被其他官员牵连”（见《人民论坛》今年7月22日公布的问卷调查《当前官员怕什么？顾虑什么？郁闷什么？》） 习的政治清洗与安德罗波夫的清洗 谈起政治清洗，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斯大林的“大清洗”与毛泽东的“文革”，一些外国媒体也将北京现在的反腐比之于“文革”。但习的政治清洗式反腐其实与这两者都不一样，更象前苏联安德罗波夫时代的反腐清洗。安德罗波夫的肃贪从1982年11月至1983年底，历时400多天，仅党中央、政府部长和州党委第一书记以上的高级干部，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而被撤换的达90多人，包括内务部部长谢洛科夫，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150 个州级领导人中47名被撤职。习近平的反腐，从落马官员人数及其在同级别官员中所占比例来说，其实小得多。他上任以来600多天，仅有37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 安德罗波夫因其反腐，曾被苏联人看作是彼得大帝那样的“明君英主”；而习近平反腐，在中共不能控制的媒体上引起不少怀疑与批评，有担心会引发政治危机的，还有人认为这种反腐与人民没有关系。其原因在于，安德罗波夫在反腐肃贪时，既未面对中共这么激烈的内部权力斗争，也不需要面对异议人士的强烈挑战，苏联内部的民族危机也远不如今天的中共严重。安氏自1967年5月任克格勃主席以来，在其长达15年的领导下，克格勃建立和接管了大批精神病院，无须出示证据和法庭审判，想将人关多久就可以关多久，理由是此人患了“改革社会妄想症”，或“道德说教癖”，或“对自己估计过高”。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安氏信奉“擒贼先擒王”，认为与其大规模搜捕、判刑、驱逐出境，倒不如将几个“首恶”严厉惩办，比如以暗杀、收买、驱逐、治成精神病等各种方式处理，余者自会不击而溃。中国近十年以来，国安系统虽然日渐渗入社会政治生活，毕竟不象克格勃那样强大有效。更何况，前苏联是铁幕政治，不需要象今天的中国政府那样，面对国际社会的各种指责。 因此，习近平在反腐的同时，一是必须让反腐服从权力斗争需要，确定目标；二是要补安德罗波夫任克格勃主席时的课。十八大以后，中共对言论的控制、互联网的管制、异议维权人士的打压，均远远超过胡锦涛时期。尽管有部分人寄望习近平在内部权斗完结后能够推行政改，但政治反对派已感到政治严冬的到来，对此深感绝望。 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人纪念政治清洗受害者时，都是1937-1938年的大清洗受害者，安德罗波夫时代以反腐为名的政治大清洗并未被列入反思范围。普京在出席2007年大清洗纪念仪式时说过：“我们所有人应当记住这一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选择更有效的发展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具有破坏性的”。安氏的反腐清洗显然是普京眼中的“需要”之列。 一些海外媒体在担忧习近的反腐大清洗是“文革”再现，缘于他们对“文革”不甚了了。我相信，中国将来某一天可能会纪念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受难者，但很难将在习近平反腐中倒下的贪官列入政治受难者。 反腐后的中国政局 中国政治清洗式反腐有两个特点，一是有个身份识别的瓶颈，即红二代大致不在此列；二是韭菜割过后，滋养腐败的土壤（政治制度）犹在，因此少有人认为中国官场腐败就此根除。但人们还是期望习近平能够“做些什么”。 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期间的“警察革命”，是把从腐败的官僚手中夺回的权力交到擅长阴谋诡计的秘密警察手里。对底层百姓，他也从未放松过管制。这种秘密警察统治，有如一座无形的高墙压在苏联人民的心灵上，远比那座安铁丝网、设岗哨的柏林墙更加沉重。人们对自由的企盼被消解了；人的尊严、生的权利全被这堵高墙的阴影所笼罩，活下去成了唯一的生之欲望。习近平面临的形势远比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复杂，无论是国内政治关系、社会条件，还是人口及资源生态状况，均远不如安氏执政时期的苏联。更重要的是，习近平从来不是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从未表示过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兴趣；他与邓小平相同，是一个彻底的政治实用主义者，也就是说，只要能维护中共统治，不管什么措施，他都有可能实行，这就是目前反腐与打压政治反对派二者，他并不偏废其中任何一项的原因所在。 从现实状况来看，习近平今后的主要工作就是维稳，即维护红色江山的稳定。只有当他真正感到危机来临且改变有益时，才有可能做出改变，而且这改变也未必就如普世派所愿。 关键字: 政治清洗 周永康 习近平 栏目: 新颖视角 首页重点发表: 新鲜看点 作者: 何清涟

@石述思 – 05:05 – 大官、大款、大腕被法办，媒体先是一顿狂扁，相当不是人，对其乱搞女人津津乐道，如是女明星那就是一专题。道德绑架祸害国人几千年了，该有点现代思维了，比如克林顿经不起女实习生莱温斯基的诱惑，对不起选民的信任，后竟继续当总统。选民脚着那点私情没有伤害公共利益，而该生气的人，应该是希拉里。 @石述思 – 13:37 – 中国教育包括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一个可怕现象就是充斥着一批天天提升别人灵魂、重塑别人情感的妖精，说着圣人的话，做着非人的事，尼玛还不抛弃不放弃，有些被法办之前都在电视上无比庄严正确地布道，爱别人甚于爱自己。爷，请把俺的灵魂情感还给俺。恢复人性才是王道。 @罗昌平 – 16:36 – 记者刘虎取保候审，此时自然想到另一位微博实名举报者，他举报的周老虎已经落马，希望他的事情也有转机。公检法若能籍此奠基纠错机制，那是依法治国第一步。我隐约觉得，这些案件背后不排除被人借势夹带私货，体制内外合力，掰过来，是件加分的事情。 @何力 – 20:50 – 断断续续，读了贾平凹的《带灯》，女干部带灯是樱镇身上没有虱子的。据说毛说过，如果你身上还没有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21世纪陕南樱镇的80后女干部带灯最终也有了虱子，因为她的理想和努力都失败了。 @何力 – 21:13 – 今年是安重根在哈尔滨击毙伊藤博文105周年，7月号《读书》有一篇写安重根的文章读来对这位义士心生敬意。安重根在狱中的《东洋平和论》虽只写了序言，但他东亚和平的主张，包括在日本也有认同者。据说，张艺谋要接拍中韩合作新片《击毙击毙》，不知编剧能否表达出安重根击毙伊藤的动机包含了追求和平。 @石述思 – 22:05 – 放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郭美美早身败名裂了，还红，门都木有。在中国则不同。她比郭敬明的小时代走得更远，以无比二B的姿态登场，将穿着华丽外衣的慈善，干爹，浮华功利以身体戳开一个大洞，满足了无力改变现实的公众破坏欲和发泄欲。她和李天一比，也证明女人该时代比男人厚道:她只坑别人的爹。 @罗昌平 – 23:19 – 如果郭美美的事情无涉公权力，建议各大媒体节省一下版面，毕竟这料都是统一释放的。 @罗昌平 – 23:37 – 云南鲁甸6.5级地震，截至20点造成120余人死亡，180余人失踪，1300余人受伤，灾区交通、电力、通讯全面中断。蜡烛蜡烛蜡烛 （“拇指阅读”客户端-每晚八点、好书限免， 点击下载 ）

作为替罪羊的“奸商” 张鸣 世界上有没有奸商？当然有。三百六十行，哪行都有坏人，商人自不例外。在商言商，商人做买卖，就是要挣钱，商人言利，理所当然。在一个儒家学说盛行多年的国度，言利之人，被人看不起，在情理之中。况且，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长期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一度甚至被打入贱民行列，所以，用“奸商”二字鄙夷一下商人，就成了时髦。 每到物价飞涨之时，人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奸商作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其实，在这种时候，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心术坏了的商人在中间捣蛋，但物价飞涨的关键，还是因为短缺。一旦供应充足，没有商人有这个力量可以垄断商品，太高物价，就算有商人联盟这样做，总会有不乐意加入的人破坏之，市场太大，没有几个人或者一群人可以操控得了，囤积多了，不仅货物本身积压资金，储存也是需要成本的，万一到最后还卖不出价来，就会赔得底掉。这样的教训很深刻，没有多少商人，乐意冒这么大的风险。 但是，在消费者眼里，物价飞涨给他们的直接刺激，就是商人作怪。因为他们眼睁睁看着同样的东西，频繁地在商人手里涨价，罪魁祸首不是他们，还能是哪个？不用说，凡是在这种时候，社会必定出现动荡，而统治者稳定秩序的法宝，就是找替罪羊。现成的替罪羊，就是商人。拿几个囤积居奇的奸商，咔嚓掉了，马上就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神效，老百姓立马人心大快。 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经济一团糟。糟的原因，是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不乘抗战胜利的东风搞建设，而是大肆接收所谓的敌产。敌产的确定，就大有问题。按中国人的经商习惯，当年留在沦陷区的企业家，或多或少都得跟敌伪政权打点交道，不能说，人家打了交道，就是敌产。但是，在抗战胜利后，在唯道德主义的旗帜下，大多数沦陷区的产业，都成了敌产。而接收者，实际上是经过抗战八年，已经变得相当腐败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所以，接收变成了劫收，不仅加剧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而且接收来的产业，都变成了国家资产，国民党政府因此成立了诸多国字号的大公司，什么中棉、中糖、中蚕之类，这些公司，跟所有国有企业一样，都经营不良，在那个特别的岁月，干脆就无法运作。所以，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经此一劫，百分之七十的产业停工，经济实际上陷于瘫痪。 瘫痪的经济，却要支撑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由于战后英美的剩余武器大量涌入中国，国民党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在短时间内翻了几番，一场突然到来的现代化战争，使得国共内战的规模，大大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内战，其耗费也是空前的。显然，残破的中国经济，根本支撑不了这样的战争，所以，战争一开始，国统区立马物价飞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百姓连米都买不起了，民怨沸腾，工潮和学潮，都闹起来了。 当然，买不起米的市民，愤怒的目标，首先是米商，这些人被骂为“米蛀虫”。而国民党政府安抚民心的招法，也是打击米商。当时，上海米业公会的理事长，是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杜老板在上海威名赫赫，无事摆不平，米业找万墨林做理事长，其实不是因为他米业做的大，仅仅是想借杜老板的名头，拉不来杜老板，拉一个管家也好。没想到，这么一来，却给万墨林招来了无妄之灾。当时上海负责治安的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背后的靠山是蒋经国，对于采用“列宁主义铁腕”治理国家，情有独钟。整顿秩序，平息民怨，他要拿万墨林开刀。事实上，选择一个具有黑社会背景的所谓的米业老大，拿来杀鸡儆猴，制造舆论，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结果，万墨林被抓，关进了警备司令部。宣铁吾公开宣布，万墨林具有黑恶势力的背景，囤积居奇，操纵米价，要以军法严惩。好在，杜月笙毕竟在上海树大根深，基础雄厚，任凭这样，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万墨林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捞了出来。在万墨林锒铛入狱期间，上海的米价依旧狂涨，如果政府限价，那么米店就空空如也。为了应付局面，政府只能加速通货膨胀，让一个政府雇的清洁工的工资，要用麻袋装，领了工资，马上跑步进米店，晚了一步，米价就又是一个样了。 到了 1948 年，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的规模，经济已经崩溃。原因大家都知道，就因为内战。内战耗尽了国内的真金白银，拉得通货膨胀直线上升，物价，不过是通货膨胀的体现，这个大格局，绝非什么奸商可以操控得了的。但是，国民党政府此时即使有心停战，也力有未逮，想要稳定局势，遏制经济崩溃，还是乞灵于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组合拳，于是开始了金圆券的货币改革。 在内战不能停止的情况下，实现把法币换成金圆券的改革，原本就是一场必输的赌博。发行一种新的货币，必须有足够的准备金，即黄金储备和硬通货。但是，显然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准备金，原来的家底，都耗于内战了。但是，金圆券却气魄很大，可以直接兑换黄金和硬通货，政府也就真的强行用金圆券来购买民众手里的黄金白银和硬通货。幻想通过这样的掠夺，让自己的新货币坚挺起来。然而，这样的牛气的新货币，一出笼，实际上就是膨胀的，此后更是一路翻着跟头地膨胀。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靠掠夺，使货币站住脚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包括商家，当然不买金圆券的账。而一些大人物，包括杜月笙，自然要想办法把手里的黄白之物和硬通货转移到香港或者国外。眼看着，金圆券就要变成第二个法币，这时候，蒋经国亲自出马，亲到上海，作为经济督导员，以铁腕，整顿经济和金融。 小蒋出马，再次拿杜月笙开刀，以套汇外流的罪名，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同时，强令冻结上海物价。拿杜月笙开刀，震慑所有的上海有钱人。结果，杜月笙拉出来同样套汇的孔令侃，让孔家人告到老蒋门上，致使小蒋查不下去。而冻结物价的结果，是上海商家货架空空，所有的商品，连抽水马桶都算上，均有价无货。新一轮的打击奸商行动，又告破产。整个国统区的秩序紊乱，人心不宁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小蒋一轮又一轮的收买人心，打击奸商的铁腕行动，不仅没有安定下民心，连上海的中产阶级，甚至连杜月笙这种老牌的国民党支持者的心都寒了。这也是为何上海解放之后，杜月笙明知道共产党不容他，却只去香港，不肯去台湾的原因。 （“拇指阅读”客户端-每晚八点、好书限免， 点击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