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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录 | 爱国的代价

据央视新闻报道,无锡滨湖区计生局于1月9日向张艺谋夫妇寄发社会抚养费征收决定书。张艺谋夫妇需缴纳社会抚养费总额达748万余元,若夫妻俩不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应在30日内一次性缴清。逾期将加收滞纳金并申请强制执行。 张艺谋和陈婷 消息称,张艺谋、陈婷违法生育的事实已查实。张艺谋(户籍地广西南宁西乡塘区)与陈婷(户籍地江苏无锡滨湖区)生育的三个子女(分别于2001、2004、2006年在北京出生),均未取得计生部门批准生育的证件。张、陈两人于2011年9月领取了结婚证。两人及其子女均长期不在无锡生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规定,张艺谋与陈婷生育的三个孩子均属非婚生育。 12月1日,张艺谋通过其工作室官方微博发布声明,首次就“超生”事件向民众致歉。在声明发布后,有网友挖出其当年退掉美国绿卡的旧事,质疑张艺谋当年“为什么不把孩子生在国外?”并纷纷表示,不理解其退绿卡动机。 4日22时25分,张艺谋工作室再发微博,就此一系列疑问进行了回应。微博称,“他是一个中国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也是中国人,而且无怨无悔。” 无锡市滨湖区计生部门表示,张艺谋工作室公开发表的声明,表明了配合计生部门调查处理的积极态度,相信这将推进该案的查处。下一步,滨湖区计生部门将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开展告知权利并听取陈述和申辩、上级备案、作出决定、送达决定书、执行决定书等相关工作。滨湖区人口计生局负责人说,“希望当事人继续积极配合,如实申报相关年份的真实收入,从而依法查处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查处结果。” 来源: 中国新闻网 猜你喜欢 “互联网可亡党亡国” 想死不容易 待遇无限高 责任无限小 共匪日寇配合默契 又是”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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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困难的西藏 —— 西藏问题四个层面的分析

作者:一平 西藏问题分有四个层次,它们同时存在,但是比重不同,呈现状态亦不同。这四个层次包括:藏族与中共政权的矛盾——政治矛盾;藏族与汉族的矛盾——民族矛盾;藏族文明与现代化的矛盾——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藏族自身内部的矛盾——本民族内部政治与利益的矛盾。 一我们先说第二层面汉藏民族矛盾。如果国共内战,中共失败,国民党胜利,可以肯定地说,西藏的情况不会是今天这样。如果国民党执政,应该说国民政府也不会允许西藏独立,而且也会在西藏驻军,但这可能会是通过谈判解决;但如果西藏坚持独立,拒绝承认隶属中国,国民政府大概也会强行派军队进入西藏,也会有类似的《十七条》。这是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 国民政府不会允许西藏独立,但会让藏人真正自治,不会干涉达赖喇嘛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当然更不会有所谓的“民主改革”、“平叛”,不会有达赖喇嘛的流亡…….。如果是国民政府执政,藏汉两族关系将会如同清朝,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而且可能会更好,因为现代化的发展会将汉藏两族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当然,即使如此,藏族还会有独立的诉求,并有相应的政治运动;而中央政府也会对之压制,不允许藏族独立建国。此即汉藏两族之间固有之矛盾,非政体、国家、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常态,于今日之人类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有国家,即有强权与非公正,这是人类文明的局限,即使是民主国家亦不例外。比如,印度是民主国家,而且有恩于藏族——收留了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和十数万流亡藏民,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但是印度至今仍然占有西藏近9万平方公里土地(即现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居住有35万藏民,而印度的移民则已在两倍以上);印度政府可以收留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同情它、支持它,但是印度并未将该地区归还给藏人,而且以后印度也不会让“阿鲁纳恰尔邦”独立。要注意,印度军队进驻该地区是1948年(当时印度刚刚独立),较中共军再,即使是发达的民主国家也有其国家、领土与民族之争端,如英国的北爱尔兰、马岛问题;加拿大的魁北克问题、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问题;美国、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之所以不再是大问题,是因为当地土著民族早已基本被消灭了…… 在今天之世界,民族、国家之间的彼此冲突尚不能完全解决,人类尚未完全走出森林法则,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拳头说了算。比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之间的冲突看不到和平解决的希望,彼此间的暴力对抗也不会休止,他们之间的冲突可谓你死我活。澳大利亚一些尚存的土著至今要求独立,要求白人归还他们的土地,甚至其还有象征性的政府,但这仅是作为游戏而存在。但是长远地看,人类还是有希望的,比如欧盟的建立。即从根本上解决了其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的对立,彼此间不会再有战争,相对于全体人民的福祉,国家、民族间的合作、通融远远有益对立。欧盟带领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欧盟的模式是彻底解决人类国家、民族间冲突的希望。 不论历史如何,藏人要求独立建国均天经地义;藏人该否独立不是道义问题,而是现实问题,即藏人有没有军事及经济的实力从汉人的控制下强行独立,客观地说没有这种可能,除非中国崩溃、大乱。 达赖喇嘛作为藏人最高领袖,当然希望西藏独立建国,但是这绝无可能,他提出中间道路,是面对现实的选择。依人类当前的文明状况,国家、民族间的冲突不能完全解决,最好的方式只能是非战,通过谈判双方做出妥协。比如达赖喇嘛嘛提出的西藏自治,实际是放弃国家独立,以换取在中国的自治权。为此,有些藏人批评达赖喇嘛;但是出于政治现实,达赖喇嘛已尽到最大努力。至于中共当局拒绝达赖喇嘛的自治要求,这是其极权本质所决定的。如果中国是民主政体,肯定会欢迎达赖喇嘛回归西藏,予以藏人自治——或中国实现联邦,西藏作为其中一员;但是即使中国是民主政体,也不会允许西藏独立, 二回到第一个层面:藏族与中共极权政体的矛盾。1951年之后,所谓西藏问题,主要是中共政权造成的,而并非是汉藏两族之间的冲突——共产学说本质上是乌托邦主义,否定国家,也否定民族;二十世纪的共产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惨重灾难,覆盖了大半个世界。纳粹德国、日本军国可以说是种族性的,他们标榜本民族的优越性,并要以之统治世界,因此他们侵害的对象是它国他民族,对本民族人则优待。但共产主义运动不然,其核心是阶级论,主张人类一体,否定国家与民族,它是底层穷人的暴力革命,对象是统治者、富人、僧侣、知识分子,其夺得政权后,则是极权统治,控制住每一个人,不分民族,于此他们确实做到了“民族平等”。 中共之建立,来于苏共的策划和操纵,是苏共的一个分部,由苏共提供资金,也听命于苏共的旨意。之后,中共进行武装革命,在中华民国内部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革命及毛政权是整个世界共产运动的一部分,其终极目的是“解放全人类”,在全球实现共产主毛取得政权后,为保障其绝对统治,对内残酷杀戮;而为充当世界革命领袖,在中国极为贫困的状况下,抽国民之血支援亚、非、拉革命。毛眼中并无中国国家与民族,中国只是他梦想世界革命的基地,中国人也仅是其革命的力量。这点,他完全不同于斯大林;对于斯大林,共产主义是手段,而他的目的是扩张俄罗斯帝国。 达赖喇嘛出走的决定点是“民主改革”。西藏的民主改革和内地的土改时一样的,目的是从乡村基层建立“党”的极权统治,从而控制到每个个人和全部物资,方式是:发动下层贫苦人,以暴力消灭“统治阶级”——在内地是乡绅,在西藏是庄园主、贵族及僧侣——夺取他们的权力;在意识层面,消灭西藏宗教,由共产意识取代。在共产党控制的所有地域,他们都是这样做的,不分民族。这是共产极权的本质。由此,“民主改革”自然致使藏人群体反抗,同时中共进行军事镇压,由此导致达赖喇嘛出走,中共确立对藏人的极权统治。由此,西藏不仅失去了独立(由《十七条》始),而且失去了自治。之后,西藏发生的悲剧均是中共极权统治的结果。 达赖喇嘛的对中国的诉求是自治而不是独立,这是达赖喇嘛基于现实不得不有的妥协。作为藏人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当然希望西藏独立建国,但是在地缘政治中,完全没有可能,这是现实。作为领袖,他需要承认现实,谋取藏族的最大利益,而不能只空泛地讲理想、原则,为此他选择中间道路——放弃独立,谋求自治。当初,达赖喇嘛接受《十七条》,也是基于此。藏人当然不愿意接受《十七条》,但迫于中藏军事力量对比之悬殊,达赖喇嘛政府选择了接收,也就是放弃独立,而保持自治——以主权换治权。《十七条》的核心内容是:1、西藏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中国的一部分;2、收编西藏的军队,中国在西藏驻军;3、中国统管西藏的外交;4、藏人自治:包括他们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宗教信仰、文化。略去细节不论,这和达赖喇嘛今天的自治要求大体一致。 清朝期间,中国与西藏是宗属国的关系,如同当时的朝鲜、越南,是小国与大国的依附及保护的关系。西藏有国家属性,自治,但不完全独立,内政、外交受宗主国的制约,同时也受其保护;这种关系是双方自愿的,共生互益。清末,中国势弱,丧失对属国的保护能力,如朝鲜被日本占领、越南被法国占领。辛亥革命期间,西藏则借机解脱与中国的宗属关系,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华民国未予承认);既然宗主国不再能保护从属国,那么后者解除宗属关系而独立,自然也合情合理;自此之后,西藏要求独立。道义上也完全正当。 《十七条》可以说是中国对西藏的占领,但也可以说是大体上恢复到清朝时期的状况,如果国民政府执政,大致也会如此,这和达赖喇嘛今天的自治要求差不多(民国之前,汉藏没有明确的地域概念,因此没有大西藏的问题,而今这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大问题)。使西藏问题发生质变的则是“民主改革”,其不仅是藏人失去自治权,而且从根本上摧毁了藏文明,包括:对藏人上层社会进行暴力革命、摧毁其宗教、社会、文化,等等。这场“民主改革”是典型的共产革命,在此之前,内地也有同样的运动——土改,而且更惨烈,直接被杀戮者在百万以上。“土改”、“民主改革”,目的都是确立中共的极权统治,从社会基层建立“党”的统治权力,控制到每个人和每份物质。于此,可以说汉藏两族同时“共产革命”的受难者,而且内地的土改因此,我们说当今所谓的西藏问题,即是中共在西藏的极权统治问题;当然,这不意味,其背后没有汉人对西藏的占领问题,但这不是当代西藏问题的结症。比如清朝,西藏也在大清版图之内,中央政权也在西藏驻军,设有驻藏大臣,但是双方相安无事,藏人全权管理自己的事务,西藏的宗教、社会、文化都好好的,清政府不予干涉。 现在藏人中有一种论点,将当代西藏问题视为汉族对藏族的侵占,当然广义上也可以这样认为——中共政权毕竟是汉人,作为受害藏人,他们这样看可以理解。但是这种看法太笼统了,忽略了共产极权的特殊性,未切中要害。而且这种看法缺少政治眼光,如果将当代西藏问题认定为汉藏间的民族冲突,那么就放过了中共极权政权,而中共极权政权不解决,西藏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极权政体下,内地的一个小乡村尚不许可自治,何况是数百万藏人;如果西藏自治,那么十数亿汉人如何控制?反之,如果中国实现宪政,首先会欢迎达赖喇嘛回归西藏。因此,我们说当代西藏问题主要在中共极权政体,而不是民再,“汉族侵占”论会将汉藏两族推向对立。如果汉藏两族走向敌对,西藏问题将更加难以解决。中共政权由于作恶太多,无论是于国际社会,还是于中国民众——饱受其害,都不得人心;藏人如果将中共政权与整个汉族混为一体,并作为对手,那就太糟糕了。客观地看,绝大部分汉人对藏族所知甚少,而且他们对藏人多有好感,而少有对藏族的统治意识;只是出于大一统意识,他们不会接受西藏独立。仅此而已。将汉藏两族推向对立,违背两族的长远利益,而且对补充一点,八十年代后,西藏问题有了较大的改变。毛时代,西藏同全国一样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运动不断,中共对于西藏的毁坏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八十年代后,藏人地区也不再搞阶级斗争,而转向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对西藏采取了安抚政策,大量投资进行建设,救济贫困,在毛时代被破坏的宗教、藏文教育也都在恢复,当然这远不是自由状态,而如同内地,宗教、教育要在“党”的控制之下。当今,中共对西藏的政策的核心是严防西藏独立。90年代后,随着西藏更加开放,藏人的独立要求越加普遍,也越加强烈;由此中共对峙的控制也趋向更加严密。近两年间,西藏百多人自焚,标志矛盾已发展到极简单地归纳一下。西藏问题:1、从藏人方面说,最高要求是西藏独立;最低要求是西藏自治;自治是藏人迫于政治现实——汉藏两族力量的对比——所作的让步和妥协。2、从汉人方面说,不接受西藏独立,是汉民族的意愿;不允许西藏自治,是中共政权的意志;3、达赖喇嘛要求的是自治,据此,当今西藏问题主要是中共政权的问题。4、如果中国实现宪政,藏人可获得自治;但仍没有独立的希望。5、当前,将西藏问题当作汉族入侵,会将汉藏两族推向对立,这将使藏人的处境再,中共拒绝政治改革,因此中国很有可能走崩溃,那时西藏就会独立出去,很多藏人寄希望于此,但是这也有很大的问题,甚至可以谁是灾难性的,那就是在民族混居的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域汉、藏、回、维混居,将发生种族屠杀和长期军事混战。这是特别需要提示和 三近代以来,不发达国家的许多问题,深层上来于传统文明与现代化的冲突。中国自身的经历最说明问题。比如,1897年至1904年,德国在山东修建胶济铁路,大量占用农田,特别是拆毁墓地:“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拆坏”、“遇有坟墓,不待迁徙,即行刨掘”;因此引起数万农民暴力抗争,迫使胶济铁路停建一年多。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之一是祖先崇拜,特别是农民,挖其祖坟,等同亵渎他们信奉的神灵,而祖先一旦被否定,那么他们的整个信念、伦理体系就将倒塌。此事件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义和团运动可以说是愚民运动,并且为满清朝廷所操纵,但深层上则是民族传统文化意识现代化是全球化运动,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改变,是更高形态的文明。并且其势不可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比如玛雅文明、印第安文明、非洲澳洲的土著文明都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灭亡了。而旧有文明一旦接受现代文明,就需要按照现代化模式重新编排整部文明密码和秩序,而这意味着旧有文明将被打碎、扬弃。这是一个惨烈的过程。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非西方文明之外的各文明体系首先遭受的是摧毁,如果其能经受住冲击,接受现代文明,那么经过自身改造,将晋入现代文明,否则就将灭亡。 1996年,台湾首次实现总统大选,标志中国传统文明在此地区完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但是大陆则仍然在转型的冲突中挣扎,如果从1840年算起(其实更早),已历经近200年,其间灾难无数。进而可以说,极权政体(包括法西斯主义)本身即是现代化的产物:无限集中国家权力,以暴力强制,不计代价地迅速实现工业化,强化国家,进藏文明也是一古老文明,有自身完整的体系,也有丰富之特点,从自然环境到宗教信仰,从生活方式到社会构成,从经济活动到政治制度,从语言到思想、文化、艺术。它完整的、自足的,但也是孤立、封闭的。(凡文明均有黑白两面,有其光明,也有其黑暗。对于西藏文明要予以尊重,不简单地视之落后;但也不能将之想象为香格里拉。)如果世界未曾发明蒸汽机,它在高山雪域也会周而复始地独特延续下去。但是一旦有了机械、铁路、电讯、枪炮,它的封闭状态就将被打破,“现代化”将全面冲击其固有文明体系,包括送来外族入侵者,先是英国人,后是印度人,再后是中国人。 就人的存在形态,我们说现代化是更高形态的文明,是指生存型态,而在道义上,它是中性的,善与恶的比例同等地增长;现代文明带来了自由、民主、经济繁荣,但是别忘了,它也带来了印第安人的灭绝、贩卖黑奴、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共产革命和极权政治。文明是人建立的,而人性中善恶同存,因此任何文明都有其恶与黑暗的一面,而且恶总是先于善,过去、现在、未来均如此。 西藏的问题,有政治问题、民族问题,但也有现代化本身的问题。比如,自由经济是现代经济的命脉,但是对一个后发展国家或民族来说,自由贸易则会摧毁其故有的经济、社会、文化、传统。十九世纪中叶之后,现代工业进入中国,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带来严重危机。如纺织工业进入中国,即导致大量棉农、蚕农、手织作坊破产;长江机轮船的开通是文明的进步,但同时却使该地域木帆船没了生意,致使大量船夫、纤夫失业,其中一部分人因无生计,而被迫沦为匪盗;中国本有自己的传统金融体系——票号,但西方银行进入中国后,票号无法与之竞争,而纷纷倒闭……。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即使今天此类悲剧仍不断上演,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其各国经济惨遭重创,货币贬值40%-70%,多年的经济积累转眼间蒸发。原因是,在自由经济竞争中,东南亚各国金融系统落后,不健全,而国际强势金融集团则乘机对之“围剿”,大肆掠夺。 就西藏而言。撇开政治、民族一层不谈,西藏建铁路乃是其迈向现代文明的重要一步,甚至可以说是标志之一。但是随着铁路的建立,大批汉人进入西藏;铁路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现代经济的竞争中,藏人显然处于弱势,而导致藏人经济的破产。达赖喇嘛惊呼,修鞋的藏人都没了生意。在现代经济的冲击下,我们很难想象藏人传统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式还能维持下去,他们必须经受这个冲击,进行革新,调整其文明体系,完成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自由经济的原则是公平竞争,但是作为落后国家、民族、群体,却先在地于资本、知识、技术、经营方式上落后,缺少竞争的能力,因此其首先是“被竞争”——故有经济、社会、传统的破产。在此过程中,落后国家只能接受其失败中——接受现代文明必付的代价,而奋起学习,接受现代文明,包括科技、政治、社会、文化等诸方面,并融会于自身文明之传统。能否完成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化?这是对传统文明的生死存亡之考验。 我们需要看到,在政治、民族的层面之下,西藏也面临着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我相信,藏民族有能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完成现代文明的转型。当然,这是困难的事情,需要付出代价。我在这里提示,藏人需要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自觉地向之努力,培养自己的现代科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人才,而不将西藏问题全然视为政治、民族问题——当然,这是目前西藏最直接最主要的问题。藏人既需要延续维护传统文明,又需要革新,汲取现代文明之长,以适应当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藏人在印度建立了很好的流亡社区,其既保持了西藏传统,又属于现代文明,成功地完成了西藏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特别是,去年达赖喇嘛退休,民主选举出新的一届流亡政府,这标志西藏传统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体制转型之完成。这很是令人鼓舞。但是,藏人的流亡社区尚未能解决经济问题,其大部分资金需要靠发达国家资助及达赖喇嘛的募捐;如果失去这些外来资金的支持,藏人流亡社区是否能够支撑下去?这对藏人是严峻的考验。这非常值得藏人注意,现代文明中经济是中心命脉,藏人无论是自治或是独立,只有建立起自己的现代经济体系,才能立足现代世界。我们不怀疑藏人的政治、社会、文化能力,但是其经济能力尚让人担忧;当然,我相信他们虽然会有困难有挫折有危机,但是 四第四个层面,藏人自身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当下,西藏在中共的控制下,达赖喇嘛政府又流亡在外,这一层面的问题尚显不出来。但是,如果中共政权崩溃,这一问题马上就成为藏民族的首要问题。藏人应首先是藏人流亡政府和西藏本土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从精神、文化、道统意义上,达赖喇嘛流亡群体无疑更代表西藏民族,但其人数极少,并且半个多世纪流亡在外。而在内地,藏人要存在就必须接受北京的统治,并与其合作,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个“投靠”中共的藏人官僚集团,当然也是利益集团,掌握着西藏的资源、财富、权力。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未必不赞成达赖喇嘛,内心也并非站在汉人、中共的一边,但他们的实际利益却与藏人流亡政府冲突,并且这部分人不是一个小数目。搞不好,该问题会撕裂藏民族。我注意到,达赖喇嘛未曾他们推向对立面,进行道义谴责,而是充分理解他们的处境,将他们作为藏族的一部分。这是达赖喇嘛的宽容和智慧。 再,藏人内部不同政治派别、路线间的矛盾冲突,比如独立与自治、守旧与革新、藏内与藏外、前藏语后藏、反汉与亲汉、左派与右派、僧与俗之间、各教派之间,等等。前不久,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主任阿沛.晋美被解职事件,在藏人内部引发的争执,显示了流亡藏人内部的政治分歧。任何国家、民族、社会、群体都会有种种的内部矛盾与冲突,不足为怪,藏族也不会例外。当下,有达赖喇嘛在,依他的崇高威望,藏人尚可以解决好这些问题。但是,如果达赖喇嘛不在了,这些问题就会凸现出来,藏人是否能够处理好? 有关这个层面问题,我所知甚少,故不多说,藏人自己会有更多更切实更深入地考虑和对应。我祝愿他们! 2012年冬至2013年夏 于伊萨卡 本文免翻墙链接: 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相关日志 2014/01/08 — 《金融时报》与达赖喇嘛对话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05 — 同事去藏区支边回来,藏区喇嘛爽歪歪啊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28 — 既得利益阻止西藏的和解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9 — 西藏新的紧张现状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12 — 中国官员不考虑西藏自治,批评达赖喇嘛 “集团” 的 “分裂性”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06 — 格桑坚赞:中国国内对少数民族政策有不同声音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05 — BBC:自焚–藏人的绝望与悲哀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04 — 唯色:重庆人在拉萨开文革主题的火锅店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1/29 — 英国对华新绥靖政策受到批评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1/28 — 西藏——中西方的道德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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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囿于实务:童工还是留守?

前几天看到一条微博,说的是女童工被性侵的危险。 忽然想到还在律师实习的时候跟导师办的一个案子:东南沿海某省会城市一民工子弟学校,60岁的男语文教师被认定强奸4名3、4年纪的女生,已经被判有期徒刑20年,正在服刑。我们代理的是其中一位女生的民事索赔。 翻阅案卷时我发现,该教师在数年前,已经在老家(中西部某镇)因为强奸学生而劳教两年,对,是劳教。 众所周知,这类案子的赔偿金少的可怜,被强奸的女孩未收到严重的肢体伤害,几乎没有医疗费用支出,只有一点体检费用,几天误工费和交通开支,千把块钱,刑事附带民事又不包含精神损害赔偿。所以我们打算的是按照侵权责任法的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案由起诉学校,这样可以包含进同样少的可怜的上限五万的精神损害赔偿。 说实话有没有觉得有点可怜?我自己认为对一个11岁的女孩而言,被强奸造成的创伤实在难以被这可怜五万人民币弥补。 老板出了个馊主意,起诉的时候连带进本市教育局,通过某种压力促使学校寻求庭外和解,或许能为委托人争取到更多的赔偿。之所以说这是个馊主意,因为根据侵权法本身,教育局并不对教育机构责任纠纷承担责任。 我们走访了学校,本以为可以抓到一点行政上的过失,因为我认为,既然这人已经有在老家学校当老师时因强奸被劳教的经历,肯定没有有效的教师证了,而学校雇佣无证教师,教育局是有监管责任的。 结果校长好整以暇地拿出了那人的有效教师证原件。换句话说,这小老头在老家强奸学生以后,教师证都没有被吊销。 于是我想说的是,同样强奸女生,在东部沿海某都市,他可以被判刑二十年,而在他中西部的老家,劳教(未经审判的)之后,连教师证都能保留。 来源:http://www.douban.com/note/32565585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从我老家的情况说说童工 一个孩子到底该值多少钱? 地狱般的生活,印度采矿场里的少女童工 留守儿童的“全家福” 视频:卢安克《留守》歌曲MV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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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 | 2013年:新闻自由离中国更遥远

何清涟 2013年,北京打压媒体双管齐下:一是“靖内”,抓捕、惩罚、规训,甚至对记者采用污名化方式摧毁媒体业信誉,意在加强对本国媒体业者的思想控制;二是“攘外”,以拒绝续发签证的方式,让外媒加强自律以换来在中国立足的机会。以下五方面充分展现了媒体受到强力控制的基本脉络。 一、“证词事件”与《南方周末》声誉之殒 《南方周末》之殒,是声誉之殒,非报纸实体之殒。这殒落并非源自《南方周末》在2013年初那场抗争中表现欠佳,也不是因为2014年的新年献词成为嗫嚅式自述,而是缘于南方报业集团向警方提供了一份对声援者郭飞雄等人的不利证词,这份证词被视为对声援者的出卖。 2013年1月《南方周末》部分编辑记者因新年献词被修改而引发的抗议,实际上是对中共新闻监管体制的不满的一次爆发。因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声援南周,有部分人士聚集于《南方周末》办公大楼前表示声援。尽管《南方周末》的编辑记者们刻意淡化新闻自由的诉求,但随着事件演化为公共事件,参与声援的人士纷纷提出新闻自由的诉求。此事导致一些支持者如郭飞雄等被捕。 当时在外界大力声援之时,《南方周末》显示了退缩之意。对于这一点,外界因为理解中国政治环境的严酷并未深加责备。但12月下旬“证词事件”曝光,使《南方周末》的社会声望一落千丈。郭飞雄的代理律师张雪忠透露,在阅卷时发现,为了配合警方对郭飞雄、刘远东、孙德胜等人的指控,11月18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以集团法人名义出具了一份盖有公章的《关于2013年1月6日至9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大门口人群聚集事件的情况说明》,称“声援者的聚集对集团正常的工作秩序产生了较大影响”。 “证词事件”给《南方周末》这份“自由主义报纸”蒙上了厚重的阴影。各种指责备至,一些南周人虽然希望说明这是“老板”所为,与记者编辑们无关,但无法消除社会不满。 二、对市场化媒体采用“污点寻租”的方式予以打击 2013年10月,广州《新快报》记者陈永洲因为卷入湖南中联与三一两家企业恶性竞争事件而采写的“有偿新闻”,让中国的市场化媒体遭受了一轮声名浩劫,公众对此一片斥骂之声。媒体业名人胡舒立认为“陈永洲事件中暴露出的基于新闻报道权、记者监督权的权钱交易,……其实不啻于新闻界一次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自我戕害,受伤最深的是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新闻事业。” 中国媒体业一直被权力扼住咽喉,在权力与金钱的夹缝中艰难生存,媒体业早就被扭曲成一个利用报道权生存的利益集团,也许有可能存在“矢志公义、推动社会转型进步的”的极少数媒体人,少数媒体也可能偶然会做些“矢志公义”的报道,但绝不存在“矢志公义”的新闻事业。因此,这篇多少有点矫情的言论引起业内同仁不满,由此引出周海燕《“污点寻租”与国家对意见表达的分层治理》一文。到目前为止,这是对中国新闻业陷入有偿新闻泥沼的制度成因分析得最深刻的一篇文章。 周文指出,写有偿新闻,是新闻业从业人员普遍具有的“污点”,是制度设计时有意为之,目的是为政府整治新闻业提供理由,即“污点寻租”,“这种寻租不同于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权钱交易,或 ‘新闻寻租’中‘不给钱就发稿’的敲诈行动,而是通过手中掌握的丑闻形成某种类似权力的威慑力,对新闻活动形成干预和限制”,“此次治理行动,清晰地呈现出从下至上‘分层治理,各个击破’的策略特征,即寻找当事人的道德或法律污点,以减少舆论同情与支持,同时对其它发言人形成寒蝉效应”。 当年江泽民打击政治反对者采用“政治问题非政治化”策略,官方认为效果很好。对媒体从业者的“污点寻租”,其实就是对江氏策略的一种延伸与发挥。 三、尝试驯化外国媒体 2013年,中国政府将“驯化媒体”大计扩及到外国媒体。自9月份以来,彭博、路透、《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外媒的中文或英文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封。彭博和《纽约时报》的几十位驻中国记者的年度签证延期申请被搁置。在2013年底,经历过一番“互动”后,彭博社所有记者与《纽约时报》部分记者的签证获解决。 《纽约时报》被惩罚的原因,是因为报道了温家宝家族的财富故事,彭博社亦曾发文曝光习近平姐姐家的数亿财富。 这一期间彭博社与中国官方的“互动”值得品味:彭博社新闻总编马特∙温克勒(Matt Winkler)10月末表示,发表敏感调查报告可能导致该社被驱赶出中国。他以国际媒体在纳粹德国实行自我审查得以留在德国继续进行新闻报道为例,说明彭博在中国实行自律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为实现这一策略,该社将部分涉足中国调查报道的记者停职,并叫停一篇涉及高层的中国富豪的报道。以下的时间表很有意思:中国当局11月末在同一天突然检查了彭博社设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记者站。此后不久,公安部前副部长李东生被捕,据称“中央在经过深入调查后查出彭博社有关习近平家族报道的关键线索,来自李东生所主管的610办公室”。 自由国家的媒体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们是媒体,有追求真实、秉持社会良知的特性,这是《纽约时报》等媒体在中国努力突破各种限制做揭露性报道的动力所在;另一方面,它们是企业,企业有追求利润、市场化的一面。中共想利用后一特性“驯化”它们,利用卡住签证的方式限制他们进入中国市场。这种策略在短时期内会奏效,至于外媒究竟会被中共驯化到何种程度,外界可拭目以待。 四、当局对互联网采取的“净网”行动 对互联网的控制,2013年达到近年来最严厉的程度。自9月开始,中国政府只认真做一件事情,即强力管制言论。从查谣言、抓大V、直到“两高”释法,这轮“净化网络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即让国民闭嘴,并将批评中共政府(包括官员)视若畏途。 所谓“两高释法”,指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事实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诽谤行为“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被判刑。因触犯这条法律被抓的第一个人,是甘肃省张家川一位16岁的杨姓少年、中学生。 五、媒体从业人员的“洗脑”规范化 2013年中宣部最重大的“工作成果”,是将媒体从业人员的洗脑规范化,规定国内记者要想获得从业资格,必须通过两次“洗脑”培训,第一次是在学校,第二次是从业资格培训考试,取得合格证书才获发记者证。为配合此目的,中宣部做了两件大事: 1、推行由宣传部主导的共建高校新闻学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武汉大学等均为中宣部的共建试点。这一模式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共建模式”之推广。早在2001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就开始与复旦大学共建复旦新闻学院,前者在基础设施、师资力量、政策导向等方面给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以各种支持。据说,中宣部已将相关通知发到相关省份和高校,共建协议文本也必须按照复旦模式,明确要求由省委宣传部派人出任相关高校新闻学院管理委员会主任或院长。 2、对现有媒体从业人员进行规训。从2013年4月起,率先在中央电视台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柴静、芮成钢、王小丫等一大批“名嘴”都现身说法,谈了接受教育的体会。8月,中宣部下令,在全国官方媒体供职的所有记者和编辑,都必须在当月上课修习马克思主义至少两天,培训人数达30万人以上。 无论是“共建高校新闻学院”模式,还是思想培训,都是为了贯彻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三条主要“原则”:即“喉舌论”(媒体是党的“喉舌”)、“教育工具论”(报纸的工作“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舆论导向论”(让记者俯首贴耳、充当宣传工具)。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2013年,中国新闻业离“新闻自由”这一目标不是近了,而是更远。 本文免翻墙链接: 谷歌镜像 | 亚马逊镜像 Shop Amazon’s New Kindle Fire 相关日志 2014/01/09 — 《卫报》“被墙”:都是“伏地魔”惹的祸?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09 — 英国《卫报》网站在中国被屏蔽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4/01/06 — RFI: 部份外媒中文网站解封但续有不利主旋律消息被删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30 — 揭黑记者与中宣部“暗战”多年终解职 中国敢言媒体如走钢丝处境艰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25 — 林培瑞:中国拒绝外媒记者签证是试图影响报导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24 — 国信办:全网查删《地方宣传部门和各高校共建新闻学院 官员担任新闻学院院长》一文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24 — 无国界记者:中国官方以记者培训收紧媒体控制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24 — 中国记者需通过政治考试才能保留记者证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24 — 中共通知 要媒體勿發錯誤觀點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2013/12/20 — 何清涟:中国媒体业的严冬  ( 本文免翻墙链接:  亚马逊镜像  |  谷歌镜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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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Lex专栏:消费品公司纷纷撤出中国

欧莱雅(L’Oréal)正将旗下的卡尼尔(Garnier)品牌撤出中国市场,很好。上周,露华浓(Revlon)表示将全面撤出中国市场,这将产生2200万美元的支出,也不错。它们仅是对中国市场加深怀疑的消费品公司的代表。 去年,英国零售商乐购(Tesco)将其中国业务变成一家与本土合作伙伴组建的合资公司,而不是独立开展业务。德国的麦德龙(Metro)关闭了其在中国的Media Saturn电子产品卖场。 长久以来,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都被视为好投资。网上流传着一张地图,围绕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画了一个圆圈:在圆圈里面生活的人多于外面。率先进军这些市场的公司(例如联合利华(Unilever)的股价一路上涨。而那些被认为进军步伐缓慢的公司(例如宝洁(Procter Gamble)则股价表现不佳。 但这更多是一种感性认识,而非利润理性。例如,美国的家得宝(Home Depot)和英国的百安居(B Q)都未能在中国缔造一个DIY市场。而那些成功获利的公司却发现其利润因为竞争而受到挤压。根据伯恩斯坦研究公司(Bernstein Research)的数据,中国占亚洲啤酒销量的71%,却仅占利润的17%。 这并不意味着酿酒商应放弃中国。即便利润率较低,但收入巨大也能产生可观利润。但这确实意味着,所有面向消费者的公司,不管是零售商还是制造商,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都应更有选择性,因为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市场的集合。 这些公司还需要对投资者更明确地说明中国意味着什么和不意味着什么。信手挑选四家大型消费品集团,比如沃尔玛(Walmart)、联合利华、雀巢(Nestlé)和宝洁,他们没有一家详细公布了在中国取得的利润。除了销售增长数据,还应有更多关于中国市场的数据得到公布。 Lex专栏是由FT评论家联合撰写的短评,对全球经济与商业进行精辟分析 译者/梁艳裳 fullrs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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