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感谢志愿者 忆枫茶 投递。 作者: 马云龙 （何籽/图） 因为夜太深太长了，从第一声鸡鸣到太阳升起也就格外漫长。 我曾经历过一个长达两年的“五更寒”——从“四人帮”倒台到我获释出狱。我每天都在想尽办法，了解外面的风云变幻，等待着黎明曙光的升起。 设立监牢，除了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外，大概还有一个目的，是屏蔽信息。 在铁窗下想了解窗外的信息，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看守所为囚犯们订了一份报纸，但并不是每天都送进来，而是经过严格的选择。那时的报纸，本来真正的新 闻就很少，大都是领导人的活动、会议、文件和“典型经验”之类的官样报道；到了看守所，又经过一次严格的筛选，凡是登载比较重要新闻的，就不给送进来。我 计算过，每周大约只能看到一天的报纸。而这张送进来的报纸，还要在各个监号中传阅，一个号看一天，等传到最后一个监号，已经是半个月过去了，而且经过上百 人的手，报纸早已成了千疮百孔的碎纸片了。而这些残存的纸片，对我来说则是宝贵的信息来源。我仔细地读每一段文字，努力想象着文字后面的真实。我想，在外 面的人，恐怕没有几个人读报像我这样认真的了。 铁窗下的人自有获得外面信息的渠道。首先是听广播，就是街头的大喇叭（监号中没有收音机和小喇叭）。那些年，河南的城市，从郑州到下面的县城，都有 有线广播系统，大街小巷都在大喇叭广播的笼罩范围之下，看守所的高墙阻挡不住大喇叭的声浪。尤其是顺风的时候，有些广播声可以越过高墙，飘到铁窗内。 此外，更可靠的来源是不时进入铁门的新犯人。每个新来的人，都会受到老犯人的盘问，除了他的案情外，还有他在外面的见闻，包括社会上流传的小道消息（在信息严格封锁的社会，这一直是人们得到真实信息的重要渠道）。 第三个来源是看守和警卫。虽然他们有严格的纪律，一般不会透露什么消息，但他们也是人，有了重大消息，难免也会有说漏嘴的时候。例如“四人帮”倒台的重大消息，就是警卫黄建庄有意无意透露给我的。 1977年元旦那天，街头的大喇叭转播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头条好像是照例要发的“元旦社论”，我听不清楚，似乎没发现什么新东西。但 是，在新闻节目后播出的音乐，让我一下子震惊了——那分明是一曲悠扬的“洪湖水，浪打浪……”这是196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歌剧《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曲。 “文革”开始后，在“打倒贺龙”的漫天口号声中，这支歌曲早被作为“黑歌”而被禁唱了。因为歌词中有一句“贺龙领导闹革命”，江青说，这个歌剧和这首歌曲 是贺龙“反革命野心的大暴露”。现在，这首已经整整被禁了十年的老歌又公开播出了，这不是说明有些重要的变化正在悄悄地发生吗？ 当时，我在狱中并不知道，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已经在1975年6月9日（贺龙元帅含冤逝世六周年）举行过了，只知道《洪湖赤卫队》并没有解禁。 我把“洪湖水，浪打浪……”的重新唱响，当成逐渐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了。这一天，我又兴奋起来了，在铁窗下写了一首七律《元旦听歌》： 悠扬一曲洪湖水，勾起十年风雨情。 鸱枭横行百鸟寂，华光初照万歌腾。 是非自有真诠在，功过且听历史评。 莫笑楚囚铁壁下，惊涛骇浪是人生。 虽然我所盼望的根本性转折并没有在那一年发生，但类似的每一个小的变化，都使我的希望和信心增加一分。 例如，1977年中的一天，站岗的哨兵李子奇突然来到我的窗前，他板着面孔问我： “你在看什么书呢？” 我从身边拿起一本书，说：“在看《资本论》。” 他看了一眼，教训我：“这就对了，你在这里就应该好好学习马列著作，改造思想。” 然后，他说：“我考试你一下，看你学习得怎么样。”接着他给我出了道题：“你说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什么？” 我吃了一惊：这个当兵的还有这个兴趣？真是人不可貌相。平时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这个人说话刻薄，对犯人总像凶神恶煞一样。最可怕的是他似乎有虐待 狂的倾向，吃了晚饭没事干，就喜欢到监号窗口逛，找到个理由就拉出个犯人，到院里去“捆一绳”，听到犯人被捆得狼哭鬼嚎，他似乎很享受。所以犯人们一看到 他来了，都很紧张。 今天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我也有点紧张，怕他是找碴要捆我一绳呢。 于是，我就小心翼翼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一边回答，他拿出个小本子，一边认真地记着。记完了，他合上本子，说：“回答得差不多——但是还不完全，还要好好学。” 我问：“哪里不完全？” 他说：“现在没空和你说。”然后就走了。 这演的是哪一出？我如坠五里雾中。 下一个接班的哨兵是黄建庄，就是那个告诉我“四人帮”倒台喜讯的小战士。我就把这件蹊跷事对他说了，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一听就笑了，说：“别怕，他是拿你当老师了，他正在准备参加高考呢。”然后，他告诉我，因“文革”而停止多年的高考现在恢复了，第一次高考马上就要举行了。 这个消息又让我高兴了半天。恢复高考虽然和我没什么直接关系了，但是，这说明外面确实在悄悄地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文革”的痕迹正在一点点地清除，这对我来说都是好消息。 这位李子奇在高考中到底失败了。参加高考后他依然要每天来站岗。在我出狱前，我们还演出了一幕“狱中捉贼”的剧。 1978年底，妻子给我送进来一条新做的裤子，用当时最时髦的高档灰色“的卡”裁剪的，裤线熨得笔直；因为狱中不准使用腰带，在裤腰上加上了宽松紧 带，谁看了谁说好。我收到以后，非常高兴，把这看成是一个无声的信号：她大概估计我有希望要出狱了，所以给我准备了出狱那天穿的“礼服”。 我又犯了“高兴得太早”的毛病。新裤子穿上身，半个月后还没有动静。我只得把裤子换下，借放风的机会洗干净，挂在院中的铁丝上（放风时，先上厕所，把号内的尿缸抬去倒掉，然后到院中的水管去打水，这时有几分钟时间可以洗衣服）。 不料，第二天早晨我从窗子往外一看，昨晚才挂在院中的裤子不见了，就向来开门的看守“报案”了。 在警卫森严的看守所大院里居然发生了盗窃案，这引起了高度重视。我被叫到一边，所长和县中队的指导员详细问了情况。我说出了我的判断：我是昨晚最后 放风的，裤子挂在院中以后再也没有犯人出过监号；我发现裤子丢了是在今早放风之前，因此不可能是犯人偷的。丢裤子的时间就在昨晚放风后到今天早晨放风前， 这段时间里院中只有警卫哨兵…… 紧接着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查号”，所有犯人都被赶到院中集合，警卫挨个给犯人搜身，然后又到各号里彻底搜查了一遍。果然没有在犯人中间发现赃物。 犯人回到监号后，外面又响起了紧急集合哨声。我知道，这是在县中队的宿舍中开始搜查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被叫出去。看守所长和县中队指导员拿着一条裤子让我认。我一看，就是那条丢失的裤子。指导员的脸色铁青，一句话没说。所长说：“裤子你拿回去，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了。” 我不说，可有人说。黄建庄上岗后悄悄地跟我说：“真他妈丢人……” 原来，在县中队吹响集合哨以后，有人把这条裤子匆忙地从宿舍的后窗扔到街上去了（那条街叫衙后街）。一个路过的老太太看到部队营房里掉出条裤子，就拣起来送进来了。 我问是谁偷的，他不说，只说：“你看这几天谁不上岗了吧……” 我注意到，那位考我“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李子奇有一个星期没有值班站岗…… 时间进入1978年以后，外面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越来越清晰了。特别是这年的下半年，送进监号里的报纸上出现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文章。我虽然无法了解这场大讨论的全貌，但从能看到的片言只语中，分明感到一场有重大意义的巨变正在临近。 这年春天，和我同号的“在毛主席鼻子上捅了个窟窿”的李伟森出狱了。到秋天，对几个“政治犯”的提审突然多起来。特别是对“最老的政治犯”田忆秋的提审，更是震动了全监所。 我和这个田忆秋从来没住过一个监号，所以对他没有更多的了解。但是我从刚入狱时就听说，他和已经死在狱中的寇学书是“资格最老”、关押时间最长的犯 人。说他“资格最老”，不仅是因为他“文革”初期就进来了，还因为他建国初就曾经是解放军的连级干部——这个人的可敬之处，是他一直保持着军人的风度和尊 严。衣服尽管破旧，但风纪扣总扣得整整齐齐，举手投足都像是在走队列。他1957年在部队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军队里也打“右派”了）。 而他被送进看守所，还并不只是因为“右派”，他还有一个更离奇、更吓人的罪名：“日本特务。” 一次在院里打蜂窝煤时经过他的监号，我曾经问过他“日本特务”是怎么回事。他说，在部队时，他的连队里有几个日本人，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留下的 技术兵种。这些人编入解放军后，和他一起战斗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4年，中央决定把这些日本人全部遣返，一个不留。他们不愿走，希望留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行列中，但没获得批准。这些“日本战友”回到日本后，还经常给他来信。他1957年戴着“右派”帽子回乡后，这些来自日本的书信还不断。这种“海 外关系”在河南农村成了远近风传的奇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些日本来信就使他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被送到看守所了。 关在这里十几年，一直没人提审他。到1978年底，他忽然被提审了，回来时满脸笑容。原来提审他的是军人——军队里正在给当年的“右派”改正，就派 人找到他的老家，发现他早就被关到看守所了，于是就找到看守所，目的是给他摘掉“右派”的帽子，顺便也了解一下他的“日本特务”是怎么回事。 这年年底，大喇叭里传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消息，随着“四五运动”获得正式平反，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到来了。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的田忆秋居然也有望出狱了（他在我出狱后不久也释放了）。 1979年元旦来到了。那天，我写了一首《七律·迎新年》。这首诗记录了我当时的心情： 岁暮炊烟飘狱门，依稀笑语杂刀砧。 翻天已录千秋史，覆地更开一页新。 禁果初尝民主味，快风横扫积冤云。 夜深扳指细细算，平反出监已几人？ 这是我在狱中写下的最后一首诗。19天以后，1979年1月19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被传到看守所外那间大房子里（就是1976年10月1日 晚法院对我开庭审判的那个房间）。许昌地区公安局预审科的于科长（就是四年零九天前宣布逮捕我的人）宣布了对我“免予刑事处分”和“宽大处理，予以释放” 的决定。 我仔细看了这纸留下巨大“尾巴”的决定，当即拒绝签字，表示不接受在这个条件下的释放，要求回到监所里去，等待一个不留“尾巴”的彻底平反决定下达之后，再走出看守所的大门。 于科长劝我说，先走吧，有意见出去后再申诉嘛。 于是，我在那份裁决书上签上“不同意、不接受”的意见后就出狱了。果然，在我出狱后半个月，“彻底平反”的决定就下发到县。一场长达四年多的“大戏”这样才落下大幕。 上一篇“狱中杂记”在见报时附上了我在狱中画的两张小画，有些朋友对此表示惊异。 其实，我没学过画画，那是小学时在课本上画小人练就的小本事。那两张还不是成功的作品，我最得意的作品是为看守所所长（不是原来的王海法所长，他退 休了，而是他的继任者）画的一张漫画肖像，据评价是画得像极了，形神兼似，让同号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就拿到监所里惟一的公共场所——厕所去张贴，办了 个“厕所画展”。结果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放风时各号轮流如厕，进去时都规规矩矩，出来时皆哈哈大笑，人人笑得直不起腰。哨兵在岗楼上见事有异常， 连忙上报，于是派一队兵进厕所搜查。可士兵们也都一个个蹦着高跳出来，笑不可支。整个监所的人，不管犯人、看守，还是警卫士兵，都像得了疯魔症，笑成一 团。这是看守所多年未有之怪事。最后所长来了，看后怒不可遏，开始了一次大追查——我只得承认是我所画，动机是闲得无聊寻开心。 我本想这回可要挨一绳了，结果却居然平安无事——那时离我释放已经没几天了。也好，让四年多的铁窗生涯以喜剧告终吧。可惜这张成功的画被愤怒的所长撕碎了……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4/26.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法广 台湾中国时报4月25日报道，垮台前几周，薄熙来还在为重庆水务资产公司题字，表明支持公司运营。薄熙来没说的是，这家公司幕后老板之一，是他弟弟薄熙成。薄熙来下台后，越来越多跡象显示，薄熙来运用政治影响力谋求自己与亲属的经济利益。 另据《纽约时报》报导，薄熙来2003年担任辽宁省长时也做过一件类似的事。他当时说，辽宁将全力支持大显通信公司，视之为辽宁未来五年经济发展重大项目。据了解，薄熙成拥有大显通信价值一百廿万美元股份。 报导称，过去十年，当薄熙来忙著一路升官时，他的亲属也忙著闷声发大财，总额估计在一亿六千万美元左右，不只其三兄弟大发利市，妻子谷开来的四个姐姐也在商场大有斩获，就是他现年廿四岁的儿子薄瓜瓜，也在一○年成立一家「瓜瓜科技公司」，登记资本额32万美元，登记负责人是张晓军。 薄家财产问题，首先来自薄瓜瓜在英国哈罗公学、牛津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费从何而来。根据报导，可能由大连商人徐明支付，徐明甚至可能协助薄家洗钱，薄垮台后徐明已遭拘捕。 之后，薄的大哥薄熙永，被查出是中国光大国际副主席，弟弟薄熙成、薄熙寧，分别担任北京六合兴集团重要领导职务。此外，薄妻谷开来四个姐姐，其中谷望江、谷政协、谷望宁叱吒商场，经营著一亿二千多万美元的商业王国，四姐谷丹也嫁入权贵之家。 薄与前妻李丹宇所生儿子李望知，据其友人唐柏桥说法，去年底失踪至今，怀疑是被薄熙来指使手下带离北京，以免在十八大前发出对薄不利消息。但薄垮台后，李望知仍无讯息。 迄今为止，薄熙来垮台的各种效应仍陆续出现。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受薄熙来「打黑」迫害的一名亿万富翁及另外十多位人士已向重庆法院提出重审相关案件的要求，但了解中共高层的分析人士说，在年底「十八大」领导人交接前，中共将不会处理这些司法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