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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31016】为____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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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楼 | 体制内33年正厅官员辞职求安全感:我们都是罪犯

有一次,时任长沙大学党委书记的刘耘与另一位大学校长一起赴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这位校长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按德国标准,我们都是罪犯。刘耘仔细一想, 的确是这么回事。 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后,刘耘在正厅级的位置上,选择了辞职。与一直萦绕于心的不安全感,挥手再见。    意气风发   按照正常的轨迹,教师将是南京师范学院专科毕业生刘耘毕业后的职业。1980年10月,正值毕业前夕。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到学校招人,两位招聘人员以省教育厅干部的名义,组织毕业生座谈,逐一询问他们的分配意愿。多数同学都表示不愿离开南京,而刘耘却觉得“好儿女志在四方”,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南京以外的地方工作。   其实,刘耘内心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不甘心只当一名老师。   那些不愿到外地工作的同学最终都被淘汰了,而刘耘不久后便接到了去国办信访局工作的通知。23岁的他对体制内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有个模糊的预期:凭自己的本事是可以做出 事业的。   初到信访局,刘耘的心凉了半截。办公条件简陋而陈旧,每天面对的是衣衫褴褛、情绪不稳定的访民。刘耘与他的同事们在私下聊天时,难免满腹的牢骚。但是,在时间的过滤下,“牢骚满腹”的记忆逐渐淡去,“激情燃烧”、“雄心勃勃”成为刘耘那段人生经历中更为重要的注脚。改革的氛围,对未来的信心和希望,是他感受到的主旋律。对现在的刘耘来说,八十年代是一个参照系一般的存在。   那个时候的官场,在刘耘看来,“还是很干净的”,至少在他所任职的国办系统是这样。他举了个例子。1984年到1986年这两年,他到国际关系学院读了硕士。毕业后,刘耘想回国务院,国务院也欢迎他回去,但国际关系学院也要他留下,于是主管部门不放人。国办人事局找主管部门交涉,无果。最后,国办信访局和人事局联合给国务院的领导写报告,一位国务委员出面协调,把刘耘要了回去。   刘耘感慨的是:“我根本没有任何背景。仅仅是出于工作需要,就会有两个部门出面交涉,又把国务院的领导惊动了。”   1987年,他投奔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先是到深圳市外事办工作,继而到市委办公厅任秘书。   这时,刘耘“感觉到社会风气已经不好了”,“吃喝玩乐啊,行贿受贿啊,这些情况已经比较普遍了”。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些,“感触不深”。那时的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刘耘的话说,“是非常辉煌的”。   意气风发的刘耘有着远大前程。1992年7月,他拿到了博士学位;工作经历,从中央到特区都有了,唯独缺了基层。“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再完整一些的话,对自己的仕途无疑是有帮助的”。于是,他主动联系,到既非故乡、发展也较为落后的湖南当县委书记。他对深圳的官场风气已经不满意了,所以给自己定下了目标—经过努力,让自己的治下成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良好的地方。    “搞不好团结”   1993年,35岁的刘耘有了新身份:长沙县县委书记。   到任之后,他才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前任县委书记不愿离开原来的岗位,虽然被调到省里的乡镇企业局当副局长,却仍然暂时兼任县委第一书记。省委给刘耘的说法是,你不熟悉情况,过渡一两个月,他就走。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刘耘“感到震惊”:“怎么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没有任何底线呢。”   一老板赌博被抓,按规定应拘留。有人出面干预,称拘留这位老板会影响企业发展。公安局颇感为难,向刘耘请示。刘耘答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可让这位老板在拘留期间处理业务。公安局照办。很快有人告状,说刘耘破坏当地经济环境和企业家形象。   在不到一年的县委书记任期内,类似这样被告状的事情,刘耘经历了不止一次。   第二年,刘耘离开长沙县,任长沙市郊区区委书记。被告状的经历并没有从此画上句号。区政府有两辆进口轿车,一辆是区委书记坐的,一辆是区长坐的。有群众不断向纪委反映,最后告到了中纪委。中纪委层层转下来,到了长沙市纪委。市纪委要求刘耘做出处理,刘耘便把车封存了。   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到长沙考察时,长沙市委还将这件事情作为亮点作了汇报。   可这“亮点”成了刘耘仕途的“污点”。不久后,上级以不团结的名义,将刘耘的工作调整了,新的职务是长沙市外经委主任、书记。虽然级别没变,但实际权力小了;更重要的是,按照现行干部选拔的惯例,外经委主任这样的领导基本上意味着与更高一级的党政领导无缘。   后来,刘耘找了在中央的朋友反映此事,朋友回复说,他们说你搞不好团结,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刘耘事后分析,“封存车子”一是得罪了区长,他没法继续坐了;二是得罪了前任,“你否定他的工作啦”。   而“搞不好团结”,除了“封存车子”还有“不收钱”。   刘耘回忆:“那时你下去的话,人家已经开始给你送钱了。逢年过节,红包啦,送礼啦。你比方说,搞一个什么活动,参加的人人手一份,两百块三百块红包,我肯定不要,不要别人就不敢拿了。”   还在深圳的时候,刘耘曾负责接待越南领导人武元甲大将,随行的翻译是越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门的干部,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很熟悉。这位翻译听说刘耘将要到内地任县委书记,临别前,给了他一个“忠告”:“猪圈虽然很脏,但猪很享受。你如果嫌脏,最好别进去。进去了最好别打扫,猪也会咬人的。”当时,刘耘有些不以为然。他心想,你越南可能是这样,但中国不一定是这样。   多年之后,他终于理解了越南人的“忠告”。他说:“在地方上,玩政治斗争,这样的事情是小意思”。   因“搞不好团结”受到影响的,除了他自己,刘耘还见过许多。他的一位朋友,上世纪90年代初获硕士学位,1997任宁乡县县长。这位县长工作能力强,且廉洁自律,在乡镇领导中具有很高的威信。1998年春节期间,他将几十万元礼金悉数上缴,还在大会上痛斥送礼行为。刘耘以亲身经历提醒他注意保护自己,他满不在乎。不久,他与当地的一些干部关系即形同水火,组织部门便让他到别的县“交流”了。多年过去,不跑不送的他几乎“原地不动”,而当年的许多同僚甚至下级都成了他的领导。   “不团结”是可以明确拿出来作为理由的,还有一些影响仕途的因素则是更为隐晦的。曾任浏阳市委书记的欧代明思想解放,敢作敢为。他在任时,“口袋里装着大学毕业生名单,使用一个划掉一个”,一时浏阳人才汇集,事业兴旺。但欧代明个性突出,“领导不好驾驭”,后来“被打发到省直部门担任偏将去了”。   2000年以后,由于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案例,刘耘逐渐形成了他的认识:不跑不送几乎无法在体制内生存,逆淘汰的力量“基本上是无法抗拒的”。原因很简单:“你不送礼不进这个圈子,不要说往上走,你要呆住都很难。因为你这个位置如果好的话,怎么会让你这样一个人老在这儿呆着呢?”    陷阱   2001年,刘耘从市经贸委调往长沙大学(现名长沙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最初,组织上的意思是,“先过渡一下,解决级别,然后就到市里面当副市长”。刘耘到了学校,两个月后就下定决心不去当副市长了。   他当时对官场已经“很反感”了,觉得学校还算是一块净土,就想留下做些事情。曾经不甘于做老师的刘耘现在发现,自己“也比较喜欢教育工作”。   有一次,刘耘与另一位大学校长一起赴德国参加一场研讨会。这位校长无意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按德国标准,我们都是罪犯。刘耘仔细一想,的确是这么回事。即便不按德国标准,以中纪委的规定衡量,很多人也都构成了职务犯罪。   “比方做学科建设,你要跑项目,跑课题。你不跑行吗?不跑绝对不行的。你跑的话,空手跑行吗?也肯定不行啊。如果没有人搞你,就没事;如果他要搞你的话,就可以说你是行贿啊。”刘耘说,“为什么我后来感到没安全感了呢,就这个问题啊,制度是个陷阱。”而这种制度陷阱,在刘耘看来,普遍存在于官场之中。   在权力的使用上,刘耘坦诚表示,“也很难保证不出现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问题”。一把手做久了,习惯了以后,“确实也会对不同意见产生本能的抵触反感情绪”。   今年1月,刘耘离开工作了12年的长沙学院,到长沙市人大担任党组副书记。七个月后,他以提前退休的方式辞去了人大的职务,离开了体制内。现在,他在海口一家民办本科院校担任院长。   在刘耘看来,在人大所任职务的社会地位固然很高,但“你能干什么实事呢”?到人大之后,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看书了,系统地读了一些古典官场小说,像《水浒传》、《官场现形记》之类。他发现,现在的与小说里的几乎毫无改变,“一个模子出来的”;社会生态亦是如此。   五十岁之后,刘耘意识到,不必对自己的仕途抱太大的希望了。如今,他已在体制内工作了33年,在决定辞职时,已经没有留恋了。   但他说自己并没有对体制“心死”。   一个例证是自去年年底开通微博后,他频繁就政治体制改革议题发声。1986年,他研究生毕业后回国务院,写文章谈论政改,提出把对权力的监督作为突破口,党内须用制度规范领导人任期和权力,须有独立的司法和媒体。   法治的社会是刘耘的理想。他曾转发一条微博,内容是哈耶克谈论法治:“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章的约束。这些规章使得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种情况下,会如何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再根据这种预见计划他的个人事务。” 附文:长沙学院原院长刘耘的严正声明   我,刘耘,曾经的国务院办公厅干部,深圳特区最辉煌时期的市委书记秘书,全国唯一有博士学位的县委书记,现任长沙学院院长,在网络上被诽谤为中国高校第一贪已达两年之久。今天在此正式向全国的网民声明如下:   1,我于1993年从深圳调湖南担任长沙县委书记至今近二十年曾经担任长沙市郊区区委书记,长沙市外经贸委主任及长沙大学党委书记,在我所任职的所有地方及单位从未利用职权为自己及家人谋取私利收受贿赂。湖南省和长沙市纪委去年对我所做的五十天的调查也已排除了我个人有经济问题。欢迎全国网民对我任职期间的任何可能的违规行为实事求是地举报。我也随时准备再次接受组织的调查。   2,长沙学院极个别人因为对我在2010年未推荐其为校级后备干部不满,策划并发起了长达两年的网络匿名诽谤,使用“liuyunshisb”等马甲用文革手法及最下流的语言对我及祖孙三代极尽造谣诽谤及人身侮辱,并利用假新闻或无限放大学校工作失误在学生中煽动不满,以达到制造公共事件把我赶走的目的。不仅对我个人,也给学校的形象及稳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3,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自由也绝不能没有边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网络完全放任不管。希望并欢迎负责任的媒体及法律工作者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件进行全面负责的调查,厘清真相,总结和发现法律法规的漏洞从而提请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并完善网络管理的法律法规。   4,中纪委关于加强和规范纪检监察网络举报工作的意见第十条明文规定“网络举报人应对举报的真实性负责。对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诬告陷害他人的,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强烈要求有关部门对网络上对我的造谣诽谤调查核实并即使公布结论,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刘耘   2012年12月24日   联系电话:13873150808   附录:长沙学院网新闻(1月11日):省委宣布我校党政主要领导任免决定   1月9日下午,受省委委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宗文,省教育工委副书记、教育厅党组成员夏智伦,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程水泉来校宣布中共湖南省委关于长沙学院党政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詹小平同志任长沙学院党委书记,韦成龙同志任长沙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黄中瑞同志不再担任长沙学院党委书记,刘耘同志不再担任长沙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相关日志 2013/10/15 — 中国万亿科研投入成唐僧肉 据称仅4成用于科研 2013/10/15 — 梅新育:反对科技部长与新华社联手扼杀中国科研 2013/10/11 — 北京依然值得你留下 2013/10/10 — 日本财团如何全球化运作-浅谈小松,丸红,三井住友,丰田打交道 2013/1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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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余姚洪灾严重 数千人抗议促市领导下台

数千人在市政府门口聚集抗议,高举写有“毛宏芳60分下台”的标语。 受台风菲特影响,浙江余姚市遭遇暴雨沦为泽国孤城。数千市民不满当局救灾不力,周二(15日)在市政府门口发动示威,高举标语,要求市委书记毛宏芳下台。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抗议者砸毁公务车。当局派出逾千名持盾警到场戒备,双方爆发冲突,有示威者被打血流满面,外传多人被捕。 菲特在余姚造成大面积水灾,市区有七成面积被淹,还造成停水停电及交通瘫痪,其中同光村一家养猪场的数十头猪只被浸死。 当地民众饱受洪水围困后,质疑政府救灾反应迟钝及隐瞒灾情。 数千人在市政府门口聚集抗议,高举写有“毛宏芳60分下台”的标语,反驳毛早前宣称的救灾工作打60分言论。 部分抗议者情绪激动,砸毁公务车泄愤,还向大楼投掷杂物,及拆除市政府围栏和“为人民服务”的大字。 与此同时,当局为压制骚乱,封锁进出市政府大楼的道路,还出动1500名警员到场,双方一度对峙。 消息指,因当局没派人出面调停,激发示威者怒火,其间与警方爆发冲突,外传多人被打伤,有示威者头破血流,多人被捕。 事件至今未平息,至于当局则尚未通报事件。 (撰稿/责编:路西)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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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汪峥:“特供”之“特”

在上海市杨浦区,有一个特殊的博物馆——中国烟草博物馆。通过其网站设立的虚拟展馆,亦可“身临”参观。“走进”该馆三楼的“烟草历程馆”,一座从北京拆除并原样复原的四合院门楼,格外显眼。   关于这座四合院门楼,中国烟草博物馆生动地解说道:   “它是当年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提供特供烟的生产所在地。1964年夏,在贺龙元帅的提议下,中央办公厅决定由四川什邡烟厂为中央首长生产特供雪茄烟。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验,厂技术科搞出了35个配方,制成样品后送北京审定。最终,大部分首长选的是13号,而毛泽东选定的是2号烟。”   1971年,四川什邡烟厂的4位工人奉命居家迁京,组成“特供烟生产小组”,按中央首长选定的编号,对内称“132”。当年“132”所在地的四合院门楼,如今便立于中国烟草博物馆。   烟酒、食品等“特供”制度,究竟如何而来,又将如何而去?   据2011年5月5日《南方周末》一篇关于北京海关特供蔬菜基地的报道,建国后的制度“特供”,始自一份报告。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在1960年7月30日拟订了《关于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在转发时将报告中的“在副食品方面给予照顾”改为了“特需供应”。   其实,“特供”由来已久。   衣分三色 食分五等   提及《野百合花》,想必都不陌生。1942年3月,在延安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在目睹了延安整风运动及当时的制度环境后,写下了这篇文章。   文中,王实味对延安的“等级供给制”颇有微词:“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野百合花》有文章”。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39年2月,大生产运动开展,1941 年春,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奉命开进南泥湾。同年9月,从苏联回来的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按照苏联体制健全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同时完善了机关食堂的管理制度。   列宁时期苏联设立的“疗养食堂”,被视作“特供”制度的最早起源。斯大林时期扩展建立的“特供商店”,商品丰富、价格低廉,以稳定干部队伍。   至1942年,因南泥湾开垦,延安的生产自给率达到61.55%,“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同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食堂形成《饭厅规则》,对不同职位的伙食标准作了具体地规定和说明。   据《南都周刊》2011年第19期《变味的机关饭》一文的资料统计,当时的延安的伙食标准按照等级制度执行,如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工作人员伙食,分为“大中小”三“灶”:   大灶以小米为主,普通人即可享用,规定“每人每月须吃8次肉,每次4两”、“馒头每月须吃4次”、“菜内应增加油4钱到5钱”、“米要碾细,米汤中加豆子”等。   中灶的饭维持同等水平,并规定每人每月3斤肉,主要由科长级别干部或七年以上党龄者、技术工作人员享用。   小灶则要求米面各占一半比重,注意饭菜的调剂等,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的干部或十年以上党龄者。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吃的便是“小灶”,而他并不满这种“特供”制度,于是便写了《野百合花》一文,“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之语,代表着其强烈情感。   信力建在《从供给制看所谓“财产公有化”》一文中,记录了当时除伙食标准外的“津贴”差异,按照当时规定,“中央委员以上的党政领导人,每人每月享受5元的津贴,各厅、处、院及师团级干部每月津贴3元,以下依级别递减,最少的为1.5元,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3倍多。”   到1940年,任弼时又对“津贴”制度做出重大调整,如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者可以享受高出原定最高津贴一倍以上的津贴待遇,即每月可以得到津贴10元。   香山农场   建国后不久,在历来被称为“皇家禁地”的北京玉泉山附近,一座归属于中央警卫局管理的农场——“香山农场”建成,产品专供副总理以上中央领导和部分老中央委员。   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历任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的张宝昌,在2011年一期《文史参考》上,发表了一篇记录香山农场历史的文章,并称香山农场“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供给制年代,香山农场主要人物是保证首长的饮食供给,“除了保证‘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需要外,其他首长只能按照‘先来后到’、多则多给,少则少供等办法来解决。”   进入薪给制年代,香山农场则以“真材实料”和“物美价廉”,来保证“(首长)夫人们为了有计划地安排好生活,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农产品”的要求。   农忙时节,因农场在编人员缺乏,需从其他科室抽调干部前去支援。后刘少奇、陈云又特别指出当时许多“三门出身”(家门、学校门、机关门)的年轻干部过于“官气”,生活过于安逸,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原则”,即中央干部每年需在香山农场劳动20天。   由于香山农场的特殊性,其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在部队介入下,组建了更大的生产班子——“玉泉山农场”。除了稻子和蔬菜外,玉泉山农场还开垦了山坡荒地,栽种果树。并按照三个级别区别果品。   据张宝昌在文章中的清晰回忆,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子女)每斤一角左右。   此外,香山农场还负责“少数首长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如玉泉山农场还专为毛主席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像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   这种特殊需要的特殊对待,被称为“专供中的特供”。   1956年后,当年隶属中央警卫局,担负特殊供应任务的香山农场,按政策改变划归北京市统一管理。张宝昌称:“尔后,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的基本副食需要,就由北京巨山农场提供。”   2011年,相关媒体报道称,据知情人士透露,巨山农场为国家高级官员的瓜果蔬菜主要供应地。   CCN记者查阅了巨山农场的介绍得知:   “北京市巨山农场隶属于北京三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首都环境保护区的西山脚下……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无公害污染,经农业部和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对农场生态环境监测,农场水质、大气、土壤的质量均达到国家规定的优级标准。”   34号供应部   1956年6月1日,地处北京东华门大街34号的“北京食品供应处”正式营业。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被习惯称为“34号供应部”的食品供应机构,是一个正处级单位,也是如今由“第二商业局”股份改造成立的“北京二商集团”之前身。   如果说香山农场“开启了为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那么34号供应部,则是这个制度机构体系化、任务政治化的肇始。   1950年底,公安部成立八局五处,即食品保卫处,下设四科一室,负责为涉外及中央首长的食品特供任务;1953年该处取消后,特供任务于1956年正式移交北京市,34号供应部,便以北京市第三商业局特供站与北京饭店供应科为基础组建起来。   通过第二商业局退休干部高智勇,在媒体相关采访中的回忆,及2007年第八期《炎黄春秋》上发表的《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一文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特供”制度的“特别”之处,和对负责、参与“特供”事务人员要求的严格程度。   “特供”之“特”,在于三个方面,即安全第一,高质量、高水准第二,方便第三。   特供食品,要做到“数量、质量、品种、及时、安全‘五个保证’,一丝不苟、绝不松懈、全力以赴、万无一失。”   所以其“原料生产、采摘、采购、监测、加工、制作、化验、包装、调运、配送、验收等各环节,皆由专职人员、专门车间、专用设备、专库、专车进行。”   负责“特供”业务干部与职工,由商业局亲自选调,而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态度、出身背景、家庭成分等,都是重点审查的因素。   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特别是“特需”对象的需求喜好,以便工作中落实。   1959年至1961年,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同时也是特供制度高度发展的时期。   对享受“特供”待遇的干部,因权位高低和官职大小而制定标准。如“四副双高”(人 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与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的标准是“除按照北京市居民定量供应之外,每户每天再供应鲜肉1斤,每月供给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食油、果蔬等适量。”   而正、副部长一级的,“除享有北京市居民待遇之外,每人每月再供给鲜肉4斤,鸡蛋3斤,白糖2斤、甲级香烟2条,鲜菜、果蔬不等。”   在困难时期,执行特供任务的34号供应部,能做到特供保证,实属“不易”。凤凰卫视2009年一期《腾飞中国》节目的相关报道称,由于商品匮乏、食物短缺,中央令全国各地以“政治大局”为重,压缩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全力以赴要支援北京。   此外,34号供应部管辖的专用生产基地,如屠宰厂、肉食加工厂、糕点加工厂、熟食制作车间、检测化验室等,均配备当时最先进的设施,“甚至连猪舍、养牛场都是聘请苏联专家设计和建筑的”。   132小组   “132”,即文首提及的,1971年至1976年,专为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生产特供烟的“特供烟生产小组”。在上海烟草集团北京卷烟厂网站——“中南海在线”的企业事记事里,有一句话的历史记录如下: “1971年,北京卷烟厂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务:在中南海对面南长安街80号一座四合院内成立‘132’车间,专为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生产特供烟。”   四川什邡是历史悠久的晒烟之乡。早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什邡烟厂就给贺龙元帅卷制雪茄烟。而关于“132”历史的细节,多数流传的故事和媒体的报道,都是来自于当年什邡烟厂的一位132小组制烟老人范国荣的回忆。   1964年秋,范国荣等四人接到厂书记通知,要求他们带上上最好的烟叶和洗漱用品,不用带铺盖卷,去成都去完成“政治任务”。这四人政治合格、技术过硬、经验丰富。   在成都的罗锅巷烟麻局,他们“造”了四个月的烟,每天工作8小时,每人每天要生产烟100-200支。范国荣后来才知,这是专门为毛主席造雪茄。“主席试过之后感觉不错。我们从成都返回到厂里开始给主席制作雪茄。”   接到任务之后的什邡卷烟厂,一共研制出了35个配方,在样品试制成功之后,送交北京。其中的1、2、13、33号成为选定产品,大部分首长选的是13号烟,贺龙选定的是33号,毛主席选定的则是2号。   “制作技术要求特别严格,首先要选上好的烟叶,先进行粗加工,去烟梗;为了增加湿度,要拿越南桂皮、曲酒蒸;然后用特级花茶漂,这个环节中具体操作要根据烟味的不同而变化。之后是晾晒、卷制,最后放在烘箱里烘干,10支一包装进烟盒,要派专人送上去。”   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范国荣“神采飞扬”地回忆道。   当时给中央领导造烟的任务,让什邡烟厂和范国荣等感到十分骄傲。他们在存放特制烟的屋子周围,拉起了铁丝网,将特制烟放在上锁的大铁柜子里的上锁的小柜子里。逢年过节的放假时间里,屋子的门窗上都要贴上封条。   据中国烟草博物馆对这段历史的介绍,为保证中央首长的“生命安全”,1971年(当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范国荣等什邡烟厂的四名工人,迁往北京专门制造特供烟,成立特供烟生产小组,按多数首长和毛泽东选定的产品编号,被称作“132小组”。   “132小组”的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直接领导,生产地点设在南长街80号,墙上拉着电网,门口有士兵站岗,对面就是门牌号为81号的中南海。   从此直到1976年,这个为专为中央首长制作特供烟的小组,由什邡严格提供上好的生产原料,细活精工,每个月生产15到20条烟。   如今,什邡烟厂还珍藏着一幅毛泽东吸烟时的照片,桌上有一个白皮烟盒,上面标有“2号”字样。   时至今日,“特供”,可谓“深入人心”。一面是因食品安全等问题引发的对“特供”的批判,一面是因权力观念等渗透导致的对“特供”的追捧。(如对标有“国宴专用”、“人民大会堂特供”等商品的青睐)   记者在一家五星评价的淘宝酒类专营店看到,价格不菲的“特供”酒备受欢迎。便留言卖家询问近期销售最多的五粮液“1995特供酒”,为何如此热销,有何特别之处?   卖家回复很简单:“亲!看清楚了!特供!” 本文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7期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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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曲新闻|浙江新增一名H7N9患者

浙江,中国—— 浙江省卫生厅 10月15日通报称,浙江省新增1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患者刘某某,男,35岁,某公司职工,现居绍兴县。10月8日在绍兴县某乡镇卫生院首诊,现在绍兴某医院治疗。 通报称,经省疾控中心复测,该患者标本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阳性。卫生厅组织专家对患者的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资料和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讨论,诊断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目前,该患者病重,医院正在积极救治中。这是浙江省自4月底以来发现的又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 今年春季爆发的H7N9禽流感疫情,导致131人患病,37人死亡。病例分布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福建等地。7月18日河北廊坊一名女患者被确诊感染H7N9,8月11日不治身亡,10月9日,北京市疾病控制中心表示,近期该市未发现H7N9感染者。F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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