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

央视《焦点访谈》曝光，江苏连云港赣榆县存在一个加工“洋垃圾”的产业链。当地众多小工厂把“洋垃圾”加工成食品袋等产品以获取暴利，却对当地环境和村民造成了严重危害。 说起加工废旧塑料等垃圾，本人印象深刻。大约二十几年前，家边上来了一家塑料加工厂。这家工厂加工设备非常简陋，加工工艺也非常原始，只要一开动机器，厂子上空就浓烟滚滚，一股刺鼻味道四处飘散。有次我躺在床上，忍受着工厂飘来的恶臭，过了一会儿整个人就昏昏沉沉，感觉快要窒息。所幸当时大喊了一声，起身逃出室外，否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虽说过了那么多年，想起彼时情景，依然心有余悸。 也因如此，我对当地村民能够忍受这么长时间的环境污染，感到非常诧异。这或许是因为，这些小厂子都是村里人开的，也有村里人在厂里上班。看来，如果不是实在无法忍受，有关部门又不闻不问，村民也不会向媒体求助。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生活一天，都是备受煎熬的事情，何况整个村庄都被“洋垃圾”和加工厂包围。但愿经由《焦点访谈》曝光，当地村民能够摆脱这种噩梦般的生活。 老实说，对此我并不是很有信心。国家对“洋垃圾”的进口和管理有着非常严格的法律规定。例如，对那些可作原材料的固体废物，企业需办理相关许可手续方能进口；对于那些禁止进口或限制进口的固体废物，若以走私、夹带方式运输入境或擅自进口，情节严重者将以走私罪论处。赣榆县小工厂加工处理的“洋垃圾”来历不明，基本可判断是非法进口，而这些工厂又都是无照经营，属于非法加工。照理说，这些加工厂根本不具备存活空间，却何以公然生存那么多年，而且形成完整产业链？ 这恐怕不能光谴责企业利欲熏心。加工处理“洋垃圾”，企业可获暴利，这足以驱使有些人铤而走险。一些厂子偷偷摸摸干非法勾当，或者一时能够躲过监管部门。但是，那么多加工厂分布于当地，大量“洋垃圾”堆放于露天，当地环境又明显变得如此糟糕，监管部门却统统看不见，这又是谁的责任？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说，11月份所有非法作坊已全部停产。记者暗访时却发现，十几家加工厂仍昼夜不停地生产。要说这里头没有地方保护主义在作祟，谁也不会相信。 以这种方式加工处理“洋垃圾”，其害无穷：当地非法加工处理“洋垃圾”，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这是其一；对居民生命健康产生危害，这是其二；将存在安全隐患的“洋垃圾”制成食品袋，又将祸害广大消费者，这是其三……基于上述原因，无论这些小工厂是否为当地贡献了GDP，又是否有利于某些官员的政绩，都不该允许其存在。且不说当地居民和广大消费者正在承受着可怕的后果，地方政府部门倘若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些危害，今后还将不得不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一旦有企业非法加工“洋垃圾”，肯定难以逃过监管者的视线。那污浊不堪的河水，那恶臭熏天的空气，还有那堆满地上、一望可知的“洋垃圾”，都是对这个黑心加工产业的有力控诉。总之，钱可以少赚，GDP可以少要，人的良心却不能被“洋垃圾”熏黑了。 2011年12月23日

达芬奇后续：不妨让法律说了算 文/魏英杰 达芬奇涉嫌造假风波进入第二季：就部分品牌产品未配中文说明、部分指标不合格等问题，上海市工商局向该公司开出133.42万元罚单。对此，达芬奇再度高调回应，认为相关处罚依法无据，检测程序不合法，表示将提出行政诉讼。有趣的是，双方还在微博上互相批驳，打起“口水仗”。 时隔小半年，达芬奇家具涉嫌造假风波以这种方式回归公众舆论，还真有点让人想不到。记得事发之初，达芬奇口气也很强硬，找来老外开记者招待会，拒绝无条件退货退款，等等。不过，相关事实却也逐渐明朗，如部分家具为国产、涉及宣传不实等，这些问题达芬奇自己也已承认。包括这次涉及的产品未配中文说明一事，该公司在相关声明中也没有表示异议。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般都会认罚，尽早从丑闻风波中脱身。再说了，罚款130万元，连买一套这家公司的高档家具都不够，达芬奇原本不必如此较劲，跟执法部门死磕。面对达芬奇的高调，有些人难免会想：这是不是因为达芬奇有强硬后台，或者是不了解国情，不懂怎么跟政府部门打交道？也有可能，由于涉嫌造假风波已对达芬奇造成毁灭性打击，如果再接受罚单，公司生意恐怕做不下去了，所以达芬奇才会死咬住不放，摆出如此强硬的姿态。 具体情况如何，大概只有达芬奇自己最清楚。不过，就事论事，达芬奇是否违法，工商部门是否依法处罚，却不妨让法律作出公正裁决。如果怀疑检测程序不合法，相关处罚不公正，达芬奇当然可以表示不服，更有提出行政诉讼的权利。在这问题上，并不是说舆论越重视，处罚力度就该越严厉。至于消费者今后还信不信这家公司，那些天价高级家具还有没人去买，相信消费者自有判断。 还应注意到一点，达芬奇在声明中提到的若干反驳理由，并非毫无道理。例如，达芬奇认为，根据《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对所销售家具产品未配备中文说明书属于“责令改正”范畴，而不应课以行政处罚。达芬奇还提出，工商部门抽检相关产品未达7天时间，检测程序不合法。倘若确实存在上述事实，工商部门就可能存在执法瑕疵，而这势必影响相关处罚的公正性。好在这些问题都不难取证调查，一旦提起行政诉讼，工商部门想必会依法应诉，作出合理解释。 我的意思是，不管舆论怎么看待达芬奇，该公司都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即便这家公司钻了法律漏洞，欺骗了消费者，它应该承担的也是相应的法律责任。这就好比，一个小偷偷了东西，大家尽可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却不能因为恨偷盗行为而把他往死里打，法院更不能因为看到公众对偷盗行为意见很大，就给他判个死刑。否则的话，这不仅是对小偷不公平，人们还有必要担心，这种不公平是不是也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正如上海工商局在微博里所说，达芬奇没有给消费者配备产品中文说明书属于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法律惩罚，这不是达芬奇公司一句道歉就可以了断的。同样道理，达芬奇该接受怎样的法律惩罚，也该由法律说了算。如果该公司认为相关处罚过于严厉，或者执法过程不合法，都可以通过不同渠道为自己讨个说法。总之，既不能让违法者逃过法律惩罚，但也不应让违法者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 2011年12月25日

最近，网络热传一份由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各国主要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一共1100个城市，国内城市中，杭州位列1002名。杭州是著名旅游城市，以西湖山水闻名天下，结果空气质量排名如此靠后，实在让人意外。 12月7日，杭州市环保局召开媒体座谈会，对相关问题进行解答。从中可知，上述排名确实由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涉及32个中国城市，杭州在其中排在第15位。这个名次虽落后于上海，却比北京、南京等地靠前。不用说，上述城市在这次排名中也属于垫背的。联系近日北京等地出现雾霾天气，淘宝口罩热销，估计许多人都已真切感受到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 记得前年，旅居美国的某友说准备回国一趟，但特别担忧国内空气质量。当时心里颇不以为然，觉得这家伙身子骨怎么如此娇贵。可不是，虽然身处空气质量排名第1002名的杭州，本人并没觉得空气坏到哪里去。经常还跟来玩的朋友说，杭州这地方真养人。你瞧，开个车不用十来分钟，马上可以进入有山有水的景区，换一种活法。能够在节奏紧张的工作模式和悠然自得的休闲模式之间快速切换，这种城市确实不常见。 可如今看来，环境污染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实际上，有些空气危害并不那么容易看得到、闻得到。从天气预报看，许多城市几乎每天空气质量都达到优良指标。但这并不意外着人们可以高枕无忧。这次空气质量排名的主要指标为PM10，可要知道，PM10指的是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10微米的颗粒物，这玩意儿谁能天天感受到？换句话说，如果人体能够感到明显不适，那空气质量肯定已经很糟糕了。更不用说，这还不是监测PM2.5，要不然大多人恐怕只有苦笑的份。 无论如何，这个事实表明，空气质量、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一个现实威胁，咱们再不能装鸵鸟了。以前听到节能减排、低碳社会、转型升级，有时觉得离自己很遥远，甚至把这当作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可再看看，别提将来，环境问题不引起高度关注，眼下就得“活受罪”。出版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寂静的春天》，被视作西方环保运动的先声。想想不过才半个世纪，转眼就轮到咱们面对这个现实了。治理环境污染、缓解空气质量危机，真的不能再等了。 至于该怎么做，确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想，至少首先应正视现实，而不要害怕暴露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就拿近来讨论热烈的该不该监测、公布PM2.5的问题来说，其实重点并不在于技术、成本等方面，而在于相关部门的责任问题。说白了，没必要把这个问题“泛政治化”。告诉人们真相，只会对解决问题有利无弊。最起码，公布PM2.5指标，能让公众在空气质量较差的日子里，戴个口罩出行，减少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危害。 这也能让公众进一步了解，改善环境不仅是政府责任，也是大家的责任。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理环境、产业结构以及机动车尾气排放等等。记得奥运会期间，北京封存公车、限行私家车，对工业生产进行限制，空气质量马上就与国际接轨了。可见，上述因素正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而如果说改变产业结构是政府和企业的事情，机动车尾气排放却和开车的人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肇事者”。 所以，在批评现状的同时，不妨也看看自己能够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如果现在就从源头抓起，从每个人做起，何愁看不到蓝天白云。 2011年12月8日

乳品新国标该怎么制定 文/魏英杰 围绕乳品新国标，舆论已经有过几番争论。例如几个月前，因媒体曝光乳品新国标中相关标准不升反降，引发公众强烈关注与质疑。而这一次，则是因为有专家披露，新国标初稿由乳制品企业参与制定，这令“国标被乳企绑架”之说再次抬头，受到各方关注。 针对相关质疑，卫生部及相关专家近日出来解释，声称“企业不可能绑架乳品标准”。据介绍，一项食品安全标准的出台包括立项、起草、公开征求意见、审评、报批等多个环节，企业界代表只是参与了前两个环节。例如在审评阶段，相关委员全部来自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并没有企业参与。乳品安全标准专家组组长王竹天表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对于放到百姓餐桌上的产品，新标准只高不低。” 这番说辞能否消除公众疑虑且先不说，值得注意的是，乳品新国标已于去年3月公布，为何一年多来质疑之声不绝于耳？这究竟说明了什么？ 应该说，这一者是因为许多人受专业限制，看不懂新国标。而这又说明，对于新国标的解释和宣传工作仍然做的很不到位。二者，这也表明了公众对新国标的高度关注。毕竟，新国标关系到公众能否对国产乳制品重新恢复信任。而从现实情况看，这一点仍然很成疑问。三者，这还反映了，新国标制定过程不够公开透明，这才导致公众疑虑重重。时隔一年多，公众对新国标制定过程中存在企业参与大惊失色，就是明证。可见，新国标能否取得公众信任，还得看接下来相关部门怎么做好解释工作，或者接受质疑，重新审视、修改乳品国标。 那么，企业参与新国标制定有没问题呢？实际上，让企业参与并不是坏事，而且也有一定必要。这是因为，企业身在市场，了解市场前沿状况，可以给相关部门提供行业需求、专业标准等信息。否则的话，政府出台的规章制度很可能因为不切实际而成为一张好看的废纸。举个例子，还是去年校车国标出台的时候，白岩松就说：“我拿到这份国标校车标准时，觉得它更像一个笑话。因为只有国标而几乎没有现实。”这就是规则和现实严重脱轨的典型个案。 不必说，企业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所以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可能和消费者的诉求有所冲突。但因为企业并非唯一的起草、制定者，在企业合理诉求被接纳情况下，不合理建议完全可以在制定过程中得到必要过滤。除企业外，参与起草的不是还有专家、政府部门吗？这意味着，如果专家和政府部门能够守住自己的责任，完全不用担心被企业绑架。从这点来看，新国标被质疑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专家、政府部门的不信任态度。 更进一步说，就算企业为了自身利益，会去游说政府部门和专家（收买、贿赂属违法行为另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关键是政府部门和专家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更重要的是，不能光是允许企业参与进来，却把消费者或中立的科研机构排除在外。如果是这样，尽管只是让企业参与立项和起草工作，相关规则也将成为众矢之的，很难具有公信力。 围绕乳品新国标，我们不妨把政府、专家看成中立方，而企业、消费者、奶农等看成是具有利益诉求的博弈方。在这情况下，在规则制定过程中只能听到企业的声音，明显是不合常理的。又或者说，消费者的声音不能被纳入程序，成为规则制定必不可缺的一环，而只能在场外喊话，那也是极其不正常的。如此的话，无论政府部门和专家怎么解释，还有多少人会相信让企业参与是一种必要？ 把乳品新国标的制定比喻成一场投票，如果只有企业、政府部门和专家手头才有投票器，那么公众肯定只有用脚来投票了。新国标之所以屡受质疑，原因就在这里。这不仅是因为公众对新国标心存疑虑，更严重的问题是这背后暴露了新国标的制定并不符合民主规则。正因如此，相关部门事后才需要做那么多解释工作，而且还不一定能够见效。遗憾的是，这样的硬伤还不只是在乳品新国标制定过程中出现。 2011年12月4日

老师发喜帖是“想钱想疯了”吗 文/魏英杰 幼儿园老师结婚，竟然给全班孩子发喜帖。这事情发生在厦门，被一名网友曝光后引起了很大反响。 只不过，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目前还不是很清楚。首先，这并非发帖网友亲历，而是她同事的遭遇。再者，记者间接联系到这位家长，但家长拒绝采访。此外，根据区教育部门追查，也没能找到帖子所说的幼儿园。所以，要搞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追踪。 但从相关报道来看，这件事情应该是存在的。因为不仅有其他网友听说此事，而且发帖人在相关细节描述上也不存在什么破绽。至于家长不接受采访，很可能是出于个人方面的考虑，这也值得理解。因此，对于此事还应注意的是，幼儿园老师究竟出于何种想法这样做？ 这在问题上，网友观点非常一致，都认为这位老师“想钱想疯了”。可事实真的如此吗？当地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倒是持不同看法。他认为，如果老师和家长之间出于私交，请孩子带喜帖回家，这无可厚非；反之，若老师借师生关系给家长发喜帖，性质就变了，绝对不行。我理解这位负责人的意思，但认为即便是老师和家长存在私交，这么递送喜帖的方式也很不妥当。 因为，通过孩子转交喜帖，就算这是出于私人关系，也不可避免会有“强加于人”的意味。或者说，这是典型的公私不分。在这情况下，有可能老师觉得和家长私交不错，所以发了喜帖，可家长却不这么认为，甚至把这当作幼儿园老师在索取红包。何况，一个老师不可能和全班小朋友家长都私交很好，如果家长无一例外都收到喜帖，这又算什么？反之，倘若只是部分家长收到喜帖，其他家长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想：幼儿园老师是不是瞧不起咱们？你看，这张喜帖只要是以这种形式出现，到头来都难免给人留下不好印象。 不过，单纯分析这名老师该不该发喜帖意义不大，因为这背后暴露的其实还有幼儿园的管理问题。譬如有的幼儿园建立家长评价制度，如果家长在期末评价上写老师收了红包，那么这名老师不仅要被扣奖金，还可能因此待岗。虽然这并不能完全杜绝送礼风气，甚至不能遏制有些老师“想钱想疯了”，但这至少可以保证，大多数家长都是出于自愿而给老师送点礼物的。这家幼儿园老师如果敢这么公然全班派发喜帖，那不仅说明老师有问题，更表明这家幼儿园的管理制度出了问题。 送礼是个社会风气，幼儿园肯定也难以免俗。幼儿园老师其实很辛苦，有的老师工资收入也不多，这一点接触过的家长想必都了解。应该说，如果出于自愿和尊师心理，送点小礼物并不为过。有的国家规定公务员只能接受若干价值以下的礼物，这也是照顾到礼尚往来的社会风气。所以，实际上要避免的是，家长互相攀比或老师刻意索取红包。家长自愿送礼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老师索取红包则是大问题。幼儿园对此如果不作出相应规范，那肯定属于管理漏洞。 针对学前教育难问题，从国家到地方都出台了发展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扭转学前教育硬件设施严重不足的现状。包括目前对校车的关注，也属于上述范畴。但是在抓好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幼儿园管理服务水平也要迎头跟上，否则学前教育仍然会是瘸脚走路。 在这方面，已经发生过不少悲剧。例如，有地方发生幼儿园孩子被闷死在校车内的惨剧，还的地方出现老师虐待小朋友的暴力伤害事件。就在近日，陕西省旬阳县某幼儿园园长竟然用火钳将孩子们的手烫伤。经当地调查，被烫伤的孩子达10人。这名老师还威胁小朋友不准和家里人说，否则第二天继续烫。（见12月5日《京华时报》）之所以发生这类事件，表面上是因为一些幼儿园老师责任心不强、师德败坏，究其根源却在于学前教育管理滞后，导致幼教队伍素质严重欠缺。 许多网友对幼儿园老师派发喜帖一事感到气愤，这固然值得理解。但也要看到，类似事件所暴露的学前教育管理问题，更值得关注。 2011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