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

联合早报 | 协助大陆妇女到港生产 一中介被判入狱九个月

协助大陆妇女到港生产 一中介被判入狱九个月 (2012-03-17)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如何评估美、中军事对峙态势? [朝鲜问题] 朝鲜下月发射观测卫星 [香港选举] 李嘉诚突高调支持唐英年 [中国早点] 城市行销术   (香港讯)香港再有一名双非服务中介人因在港协助大陆妇女接受医疗服务,违反逗留条件,被判入狱九个月。   据明报网报道,这是入境处近五个星期以来第二次成功将大陆妇女赴港产子服务中介人绳之于法。   案中被告是41岁的大陆女子,她承认两项违反逗留条件罪,每罪被判入狱六个月,其中一罪的三个月刑期分期执行,共入狱九个月。   首席入境事务主任黄然生表示,该名大陆女子是入境处锁定的目标中介人之一,受聘于大陆一家产子中介公司,负责带大陆孕妇赴港接受医疗服务,她除了引路,还担任传译、安排住宿等工作。被告是在2月28日经落马洲独自一人入境时,被当局详细查问后拘捕。   控罪指她在2010年9和12月,分别带两名大陆孕妇赴港接受产科服务,违反了逗留条件。   据悉,该两名大陆孕妇分别付款5至7万元人民币(1万至1万4000新元)作为赴港产子的中介费。   黄然生指两名孕妇分别在港的一家公立和私立医院接受产科服务,他不便透露两家医院名字,只称暂没证据显示香港有机构涉及或参与这宗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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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青年参考:中国开“两会” 外媒看什么

改革话题 掌声次数 经济数字 代表个性 奢华服饰 提问花絮 “的哥”论政            采访“两会”的外国记者          ■这一次“两会”,有几件事情是外媒比较关心的: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重庆代表团开放采访,还有就是人大修改刑诉法草案。而两会代表的构成、装束、各种有意思的提案等,这些中国民众在网络上热议的话题,也会成为外媒报道的题材。   ■不过,很多欧美媒体都在报道中大量引用中国网友关于“两会”的各色讨论,对民众的反应与评论很关注。而港澳台等地媒体既关心这次“两会”对当地经贸和生活将造成的影响,也与内地民众一样,对会上出现的各色名人代表充满兴趣。    台湾《联合报》记者注意到,政府工作报告接近十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谈论改革   台湾《联合报》在“两会”开幕当天曾撰文称,“这次热门话题多,将会很有看头。”报道中,他们着重期待了“过去九年都十分精彩”的温家宝总理的记者会,并指出这次“两会”媒体追逐的焦点,集中在有关政治改革的讨论与发展上,而普通民众关心的多为民生经济问题。   在温家宝提交政府工作报告这天,《联合报》记者注意到,报告接近十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谈论改革。结合来自苏州大学的政协委员杨海坤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手发言,该报记者评论道:“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受到各界广泛呼唤。”   但另一方面,英国《每日电讯》报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该报引用分析人士的评论称,“并不出乎意料地”,这次报告“淡化了对改革的号召”。该报还介绍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山鹰的意见,他在报道中被《每日电讯》报记者称为“政府智囊”。他说,“虽然中国公众想推动某种变化,但该国知识分子没有拿出一个可行的计划。”   此外,外文媒体也着重报道了中国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各项开支的改变等事项。法新社特别提到了两个数据:其一是2012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为7017.63亿元,比去年增长11.5%;其二是中国军费开支预算将超过6702亿,比去年增加11.2%。    港台记者关注各种“细节”   在采访两会的人群中,来自港澳台媒体的记者,对这次大会有着较别致的观察角度。   在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香港《明报》记者数了一下,报告共计被26次掌声打断,该报认为这频率并不高。   台湾中央社在报道中援引一位不具名大陆观察人士的话表示,“这十年中,大陆民智已开”,报道称,在这次“两会”召开前夕,房价物价、就医就学乃至公款吃喝等问题,无不成为网络的热议事项。从民众对这次“两会”的反应来看,老百姓已逐渐从“旁观者,仰望者”转变为“要求者”。   台湾《旺报》在报道中称,“两会”的各地代表团中,以重庆团、广东团最引人注目。报道注意到广东团今年力行节约,选择搭乘普通班机来北京,在宾馆的床品都坚持3天一换,很是环保。   香港《明报》记者还注意到许多“两会”细节。他们在报道中赞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够朋友”。因为在广东团会议上,为不影响记者拍摄,汪洋特意弯下腰,不做声地从镜头下走过。    外媒不少报道素材来源中国网络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记者观察了一下今年“两会”时人们都在谈论什么,其中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奢华服饰”与“(参加两会的)美女”,接下来就轮到了“两会”中各显神通的记者本身(比如一位对少林寺方丈说“我佛慈悲”以求采访的记者)。其他热门话题还有:代表们的雷人提案、代表们在会议中哈欠连天甚至坐着入睡,以及缺席代表引起的讨论。   这其中,代表们的装束大概能算是最热门话题,英国《每日电讯》报称其为“中国的国会时尚秀”。   有意思的是,外媒的报道素材,多半源自内地网友在网络上整理出来的照片。不出意外地,全国政协委员、恒大地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微笑赶路时,露出的那条疑似价值6000元的金色“H”字扣皮带,继在网络上大火之后,也登上了外媒版面。    香港记者抱怨被代表们冷落   境内外媒体采访角度的不同,也引发了许多趣事。香港《明报》记者不无惆怅地在采访手记中提到,很多“两会”代表一见他们胸口挂的“港澳记者证”就避之唯恐不及,另边厢,代表们都很追捧地聚在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前,甚至有代表排队等待接受央视采访。   在试图追逐辽宁代表团,并对该地区公安部门人事调整等事宜提问时,《明报》记者自称很快就被说着“书记很忙”的工作人员挤到了一边。   而《旺报》记者就专门写了一篇关于提问的花絮,称中央媒体的提问好似“博士论文级题目”,官员答题内容“足以令任何一位硕士生完成一篇期中报告”,每当官员开始洋洋洒洒地回答时,境外记者就开始了休息时间,有的直接合上笔记本,有的失望摇头,还有的趁机上厕所、打盹儿,或是和周边新同行认识一下。   相比之下,香港《明报》记者遇到的一名自称“忧国忧民”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却很愿意接受采访,本来只想问他对“学雷锋”的看法,结果这位司机大哥从雷锋精神讲到腐败问题,再到内地香港两地间矛盾,简直欲罢不能。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17.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 党的政策亚克西 Post tags: 青年参考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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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凤凰周刊:讲政治的新浪

凤凰周刊:讲政治的新浪 进入专题 : 新浪 微博    ● 凤凰周刊       微博崛起          在理想国际大厦参观新浪微博的办公场所时,记者看到,新浪副总裁、新浪微博事业部总经理彭少彬掌舵的这个部门,规模正在不断扩大——很多其他部门的标牌还没有来得及更换,就已经坐满了微博的工作人员。     由于人员不断增加,一层的办公场所已经不够使用,新浪不得不把微博部门的员工安排在两个不相邻的楼层办公。不过他们很快就可以告别这种不方便了,“整个新浪微博部门马上就要搬到理想国际大厦旁边的一个大楼里去,到时候就宽敞多了。”彭少彬的助理指了指窗外,告诉本刊记者。     没有人预料到新浪微博会以如此迅猛的速度扩张。两年半前,当新浪酝酿自己的微博战略时,社交网络在国际上如日中天, Twitter成为2009年最热门的英语单词。同期,大陆互联网界变故频生:Twitter、Facebook等境外网站大陆被禁止访问;中国版“Twitter”“饭否”无限期关停;随后同类网站“叽歪”也遭相同命运;腾讯“滔滔”也因“复杂原因”突然关闭……     这些意外给尚处在研发阶段的新浪微博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新浪首席执行官兼总裁曹国伟(微博)最终还是拍板继续微博战略。彭少彬在那时即坚信,“微博一定会成为最受欢迎的新的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的工具,这是大势所趋,不可改变。”     新浪微博大戏的序幕由此拉开。曹国伟亲自上阵,作为新浪微博的总负责人,他将微博作为新浪第二次创业的基点,要求全公司各个部门配合微博的工作。     有人将新浪微博的推广策略总结为“名人推动+群众运动”,曹国伟等一干高管各尽所能,遍寻名人,说服他们在新浪微博开博。在微博发展的前期,新浪把自己在名人博客上的理念和资源优势移植到微博中来,还专门在搜索引擎上购买这些名人名字作为关键词,推广微博。     当时新浪的800多员工,也全部被定下了“拉人”的任务。新浪的“群众运动”是硬性规定,任务每周完成一次,每人定额完成一个名人和两个记者。而且,光注册不算,必须要保证“拉来”的用户足够活跃,同时通过实名、上传头像以及发7条留言的要求,方算合格。     越来越多的名人入驻新浪微博,这些名人又为新浪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新用户。新浪编辑请来比尔·盖茨开微博,有关编辑奖励了一万块。新浪甚至请来了在大陆颇具人气的日本AV女优苍井空开微博,尽管由于“扫黄”风暴而推迟了一段时间。     新浪网执行副总裁、总编辑陈彤说:“这是新浪第一次集中全部力量去做一件事情。为了做好微博,新浪的技术、采编、运营三大部门同时出击,付出了很多努力,才有了今天的这个产品。”          监管压力          微博是一柄双刃剑。随着注册用户的增长,微博在扩大民意表达空间、推动社会民主化的同时,其消极影响也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干扰。2010年12月25日,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虹南公路寨桥村原村委会主任钱云会被一辆工程车压死,在事件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微博舆论一度与政府部门完全对立,挑动公众情绪,引发警民冲突。     类似的社会情绪,在日本地震后的抢盐风波、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我爸是李刚”等事件中,一再被微博引爆。业内人士对此深感忧虑,因为微博产品本身并没什么秘密和核心竞争力,决定其成败的,除了企业的经济实力,还有企业自我约束监管、恪尽社会责任等软实力。当初“饭否网”之所以无限期关闭,就是因为公司监管不到位,网络主管部门要求“饭否网”处理一些有关新疆问题的不当言论时,发现网站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     为避免前车之鉴,新浪微博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专门的信息过滤和监控部门,每天通过机器智能加人工的方式对用户发布的微博进行管理。据公开报道,新浪微博目前已经有近百人的监控团队,每天24小时进行信息监控。微博小秘书在用户注册微博时,就会悄悄告诉每一个用户:“为了共同维护微博内预期的良好气氛和今后良好的发展,请不要谈论不宜的话题。”     曹国伟把微博信息安全的任务交给了陈彤。陈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坦言新浪微博刚上线时,“战战兢兢,不知道会是什么态度。”曹本人尽管一改往日的低调,公开场合不遗余力地宣传新浪微博,但涉及监管问题,他从未对媒体吐露过心迹。仅有的一次,是2009年大年三十,当天下午3点多,酒喝得有点多了的曹国伟回到办公室,无意中和助手刘运利聊了起来。其中几句话让刘印象颇深——     “很多事情一定要乐观地去面对,你越是着急,越是疯狂地去追求,不见得能得到。更多的时候,要学会享受过程,你只要认真去面对它,至于结果,成也好,败也好,都不是你可控的。”     当时,新浪微博战略刚刚启动,官方对于微博的规限仍不明朗。曹国伟这几句话尽管没有明言所指,刘运利仍能从中体会到他的复杂心境。     曹国伟深谙大陆民众对于话语平台的需求,也很清楚微博对于新浪未来的重要性。凭借对中国政治与局势的洞悉,他相信,不久的将来,微博必定会影响并改变中国。     这份自信心和洞察力成就了新浪微博。接下来的两年,新浪微博顺风顺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网易、腾讯、搜狐等竞争对手迅速跟进。“尽管腾讯是林子里起得很早的鸟,但当时因为信息安全和政府监管的困扰,并没有吃到果子,而新浪把这个市场做起来了,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震撼,我对老曹感到很敬佩。”腾讯总裁马化腾对曹国伟不吝溢美之词。     网易丁磊也公开称赞新浪“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找到微博这个突破口,改变了中国4.8亿网民获取信息的方式。作为互联网同行,我非常尊重他们”。     “微博用分布式表达,扭转了网民在言论领域的空间,使监管者面临新的,而且是更大的困难。”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在分析新浪微博的成功后断言,新浪的尝试拓展了整个微博行业的生存空间,但随着行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当局的监管压力将成为微博的新挑战。          新浪平衡术          果不其然。2010年7月,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及腾讯的微博,有的转为测试版,有的甚至短暂关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援引本港《明报》报道说,这是因为当局发现,部分微博出现过激言论而且没有屏蔽敏感词,要求关停整顿。但这些网站都出面否认,声称没有受到官方审查压力,强调是网站升级需要。     “测试版”引发了网民的广泛担心,被认为是官方强化微博管理的先兆。直到今天,这三个字仍像是悬在各个微博运营商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在告诉你:‘我没有关闭你,但我随时可以关闭你’。”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慨叹。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100%自由的媒体。”曹国伟说,新浪一步步走过来,不管门户也好,博客也好,微博也好,我们很清楚,应该怎样才能做到既有一个包容的媒体发展环境,又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     新浪相信自己正在公众期待与政府接受度的底线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对于官方的监管,新浪一向默契有加。早先,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十多家内容提供商曾共同签署《博客服务自律公约》,鼓励博客用户实名注册,自觉履行对博客内容的监管义务。2010年9月,新浪正式聘请十名自律专员监督网站内容,成为互联网首家试点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他们创设的自律专员制度,后来在官方推动下,推广到各大网站。     现在,为了满足官方新的监管要求,同时又尽量不影响用户的使用体验,新浪微博开发出诸多技术手段限制敏感信息的传播,并对用户设置分级管理,有“普通用户、初级用户、敏感用户、高级用户、绿色用户、封杀用户、危险用户、冻结用户”等详细分类,在内容审核上还有“左派言论”和“右派言论”的区分。有外媒报道说,有些敏感人物的新浪微博被加上了三层过滤,包括延迟显示、双重敏感字词和暂时隔离功能。     但其实他们发布的很多敏感信息并没有被新浪屏蔽。曾在新浪供职过的人士说,有些人已经和新浪达成一种默契,“如果你们觉得确实有必要删,那你们就删,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能晚一点删,就多给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其实从新浪的角度来说,还是想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自由的环境去推进社会的发展的。”     “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上述人士说,“我们不希望民众跟政府变成一个对立,民众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跟出口,政府需要得到信息安全的保障,如果任由一些敏感信息过分传播,就会激化两者之间的对立。而这恰恰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转世党”网络攻防战          新浪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得到部分用户的理解,知名微博用户张鸣等人就曾因为新浪微博的“自律”愤而退出。部分人士在离开新浪微博时发表公开信,指责其屏蔽制度。     新浪微博被指责最多的就是“自我审查”。2011年11月,一封公开信呼吁新浪的投资者通过减持新浪股票,间接给新浪网及新浪微博施加压力,迫使其回到明确的审查规则上来。     “我只能说,我们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但我们会尽力让尽可能多的用户满意。”陈彤遗憾地表示,尽管他们很努力,但真的很难让100%的用户满意。     令新浪始料未及的是,他们为了降低运营风险而做的努力,催生了一个给自己带来更大风险的特殊人群——“转世党”。由于发表过激内容的微博用户会被注销账号,一部分人便选择重新注册账号坚持发声,并在用户名后标明“二世”、“三世”、“十世”等转世次数以示抗议。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被认为是“转世党”的发起者。他“转世”多达100次,最终还是因为无法忍受新浪的审查制度,在2011年6月删除了新浪微博主账号上的全部信息,随后离开了新浪微博。这个过程耗时将近8小时,点击鼠标近18000次。     萧瀚离开了,“转世党”这个群体并没有消失。由于微博平台的开放性,用户重新“转世”后,系统就会自动推荐数十人可供批量关注,“转世党”很容易找到自己人。     “新浪‘转世党’一两天就能把‘粉丝’数增加至500名以上,除非新浪用人盯人方式管理“转世党”的微博,要不然他们想达成有效控制“转世党”信息流的目标绝非易事。”“转世党”中的另外一位重要成员温云超说。     为了联合更多成员,也有人建立“转世党总部”、“中国转世党”、“转世党总动员”等账号,专门用于“转发各‘转世党’成员的微博及对转世账号进行推广”。不过,和那些“转世党”的个人账号一样,这些账号最终也难以逃过被删除的命运。于是,他们建立QQ群、Skype群,在Facebook建立“新浪转世党俱乐部”,在Google的社交网站Google+交流信息。     “转世党”经常从“墙外”搬运信息进入“墙内”,言论大多非常敏感,有些甚至很极端;他们还往往就一些敏感事件发起网络行动,如果管控不好,很有可能威胁到新浪微博的生存。     这个群体令新浪颇为头疼,而且束手无策。2011年12月16日,北京市出台微博管理新规,要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注册微博客账号,都应当使用真实身份信息”。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温云超很快就在Google+发帖告诉大家:“对付的办法很简单,到网上搜索或直接说自己是海外用户,让运营商无法比对。”     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还在继续。微博实名制对控制“转世党”有一定作用,但效果如何,仍有待继续观察。          微博辟谣与自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敏感信息之外,虚假信息的泛滥成为决定微博生死的的又一个突出问题。     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之后,网民对事故真相的渴求,使得微博上各类流言迅速扩散。8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视察新浪公司,敦促他们要“确保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坚决杜绝虚假信息”。     刘淇视察后第四天,新浪在26日首次以系统通知的方式,向旗下微博用户发出两条“辟谣公告”——“无偿献血被红十字会以一袋200元卖给医院”说法不实、“武汉少女被杀,疑犯被有权势的父亲保释”说法不实。这两条信息的发布者,还被新浪暂停使用账号一个月,力度之大,引发诸多争议。     随后不久,曹国伟表示,“微博上有很多虚假信息和谣言,给在这个平台上的政府和商家构成很大的挑战,新浪微博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建立更多辟谣机制。”     10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国家互联网资讯办主任王晨在一次关于微博管理的经验交流会上,再次表示,希望“微博网站加强信息发布管理,不给谣言提供传播渠道;对捏造事实、编造谎言在网上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新浪迅速呼应。两天后,陈彤即表示,新浪正在筹建微博信用体系,以达到用户自律、他人监督的双重效果;新浪还拟对低信用用户以图标形式公示,并限制其部分使用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谣言传播、惩戒谣言发布者的目的。     对比此前陈彤对于网络谣言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陈彤此番表态几乎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他在2010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说:“我们极端重视微博删帖这件事。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地少删。微博和其他产品不一样,是实名制的个人媒体,我们没理由去轻易侵犯个人舆论权,除非真违反了法律,或是散播色情类内容。”     现在,陈彤亲自负责新浪的微博辟谣小组,通过新浪各个部门去核实消息的真实性,官方辟谣账号的每一条都要经他亲自审定。为了保住微博这块阵地,新浪可以说是殚精竭虑。     新浪微博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三层监控体系,第一层是运用成形的技术手段进行敏感词过滤,第二层工作人员则针对没有出现过的新内容或新形式进行处理,并将信息上传到第三层,最后再由第三层的工作人员针对不同类型的事件进行总结,并制定策略下发到前端,再交由第一层工作人员按同样的处理方式执行。     事件发生的重要程度不同,新浪响应级别也有所不同。新浪有一个六百多人的团队可以随时调动,一旦发生像“7·23”动车故事这样重大的紧急事件,这六百多人便同时上阵投入监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不仅包括新浪现有员工,曾经在新浪网工作过的编辑也可以临时上岗,另外还有新浪招聘的自律专员。“虽然是无偿的工作,但这方面热心人士很多,号召几百人帮忙做事并不难。”彭少彬说。     这些自律专员是新浪通过公开邀请等方式向社会招募来的,他们“平时就是在微博上维护网络稳定和安全的热心人士”。新浪每月会通过举报数据,发掘一些积极参与举报的网友,并汇聚这些网友加入微群,这些网友便是新浪自律专员选拔的后备力量。     新浪对于自律专员机制“高度重视”,“安排专人负责自律专员机制的落实和运营。”记者联系到一位新浪微博的自律专员,但对方称“由于公司有规定,谢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采访”。新浪此举,使其成为北京市首家运行网络媒体内部监督机制的互联网公司。          政务微博全覆盖          新浪以其高超的平衡技术,游走于官方监管与公众需要之间,社会影响日趋强大。2011年4月21日,曹国伟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2011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100强”。《时代》周刊称他在形势并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抓住机会,推出新浪微博,成为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服务,“尽管存在内容审查,仍不失为中国最为开放的网络平台之一。”     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微博被关闭的风险也日渐式微。微博上线第一年,也是其风险最大的时候。现在,新浪微博管理团队政治上日益成熟,陈彤甚至在自己的微博中肯定地说:“20年内新浪微博被关闭的可能性是零。”前不久,有传言称新浪因“未获微博运营牌照”而导致股份大幅下挫,新浪除了利用其辟谣官方账号称“此说法纯属谣言”之外,并没有过度紧张。     “其实政府最看重的,是我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在这方面他们希望我们起到更好的作用。”彭少彬说,在舆论监控方面,现在的新浪不再完全被动地回应政府,反过来开始有意识地引导政府,试图说服他们对一些信息不必过于敏感,“政府现在对我们的意见也听得进去。”     2010年底,新浪推出政务微博,开始将微博开拓的重点转向政府部门及官员群体。他们最初的考虑仍基于风险防范,“越多的官员入驻,意味着新浪微博越安全。”此举得到官方的积极回应。在当局的推动下,新浪微博中经过认证的政府和官员微博,到去年底已经发展到2万余个,覆盖大陆所有省级行政区域,“政务微博从局部尝试走向全面应用。”     这是新浪打出的一张极为出色的政治牌。现在,大陆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开始利用微博来作为宣传工具,跟网民互动。通过官方参与,更为广泛地占领微博舆论阵地,被认为是大陆官方管控微博思路的一大转变。     2011年12月12日,由新浪与《中国改革》杂志联合主办的“2011政务微博年度高峰论坛”上,面对来自大陆20余个省市的180余名代表,陈彤谦虚地表示:“今天的主角并不是主办方,而是在座的各位嘉宾。”     与此同时,曹国伟走进中央党校,录制电视专题,教官员们如何使用微博,如何利用微博来做好社会服务和管理工作。除此之外,他最想讲的是“微博作为社交媒体,改变了社会信息透明度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来源:凤凰周刊    进入专题: 新浪 微博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新闻传播学 > 新闻传播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0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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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独立媒体 | 政治魔幻(三)主体性与幼稚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香港 , 香港城邦论 , 蝗虫论 , 本土运动 , 许煜 文:许煜 城邦论述的一个重点在于重夺香港人的“主体性”,而主体性也变成了“蝗虫论”以及仇恨的raison d'état。 但我们不妨想想什么是主体性,如果甚至让香港自治,是不是香港便可以建立所谓的“主体性”?许多华文“世界”的社会学家、文化研究学者用“主体性”一词往往望文生义以为“当家作主”便是主体性,而身分认同便是主体性的战场。这里没有可能书写一个主体性的完整论述,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笔者在《本土论述2010》的长文,那里我尝试以时间以及历史性分析“主体”。而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现在流行的“主体性”一词的狭窄之处。事实上,我认为“左翼人士”也有反对自由行和中共霸权;蝗虫论者常常将“左翼”跟“传统左派”混淆,口口声声指左翼人士只讲伦理而无视或忽略realpolitik,往往便好像facebook 民主一样:只是满足自己status update 的快感。 如果狭义的主体性是一个身分认同以及追求满足这个身分认同的物质条件,那只是将自己限制在一个敌对的空间里,往往是坐井观天,寸步难行。但相对,一个广义的主体性并不是说什么都欢迎,什么都开放的“政治正确”。解决双非的方法很多,例如修改《基本法》、移民政策等,但并不是说将门关起来便什么都不会发生。就算没有了“自驾车”,很快便有了“自驾船”。那只是中共要玩残香港的政策,还是一班资本家在背后推波助澜的成果?Karl Polanyi 一早已为我们笃穿了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共谋的面具;难道还要回到八九十年代将港人任意鱼肉的港商称为超人才叫“导正”?撇开这种“主体性”,我想讲另一种主体性,也即是说:在什么情况下,香港可以发展出独特的文化、艺术、思考,而不再仅是因为地缘关系而出现的港人身分认同充斥所有的表达媒介。在伦敦、柏林、巴黎等城市,我们并不容易找到“柏林人”身分建构的艺术品;同样虽然在巴黎有“巴黎人”的论述,巴尔扎克也描述过巴黎以外的人到巴黎要学巴黎口音,以方便进入上层社会,地区与地区之间也有很多互相讥讽的笑话,但没有这种仇恨。这种开放,并不是物质性的,而是一种伦理上的诉求。我想康德在一七八四年回答什么是启蒙的文章正是描写这种开放的主体性,而这对康德来说“启蒙”就是要摆脱“幼稚”(Unmündigkeit),这种幼稚可以是懒惰、徇私等,或者更概括地说,便是不能将理性致于公共。如果仅仅读康德的这篇文章,我们很容易便会迷惑,他说的“公共理性”到底是什么。 我们应该在康德的三部批判里找到答案,但对于不愿意投入几年时间阅读康德的读者来说,我建议从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的《伦理廿一》入手。柄谷将伦理和道德分开,道德是他律的,是共同体用来约束各人行为的规则,也即是非自由(freedom)。而伦理则是基于个体的自由。首先康德的自由并不是自由意志,尼采提倡的自由意志讨论的是wollen(will/want),而康德的自由讨论的是sollen(shall/should),所以康德的自由有一种约束力。其次个体的自由如何约束个体本身呢?康德在《纯粹理性的批判》里提出了四个“二律背反”(Antinomy),每个二律背反有两个命题,看上去是互相抵触但又可以同时存在的。例如第三个二律背反,正题是:一切事物有其原因,没有自由;反题是:并非一切事物都有原因,存在着自由。这两个命题如何被结合呢?这也便是柄谷最为人知的著作《跨越的批判》想要处理的东西,这两个命题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跨越批判的空间。 柄谷是这样理解的,当然每个社会都有许多他律性的约束,例如不准盗窃等,这些都是基于社会性的因果关系,而且事实上我们的欲望的原因也不在我们自己意欲而是他人的喜爱、社会的趋势,所以我们没有自由可以从这方面理解。但同时我们有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是说我想什么就做什么,或者空想。相反,康德说的自由有点类似孔子说的“君子坦荡荡”那种。这种自由呈现在实践里, 特别是康德所说的定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 “让自己的准则合乎普遍的法则而行动”。问题又来了:那到底什么是“普遍的法则”?如果这普遍的法则不是来自我自己,那岂不是我们前面提及的他律的“道德”?这个“康德式的悖论”曾是德国观念论的核心问题。柄谷的解答是尝试从康德的“物自身”找答案,柄谷的立场看上去是更受十九世纪的观念论以及早期的浪漫主义影响。康德指出我们(知觉consciousness)所能理清的只是现象,而不是现象之外的东西。例如看一块石头,我们知道它的颜色、重量、原子分布等等,但我们还是无法知道这块石头的物自身(thing - in -itself)。这种知识(包括物自身、神和不灭之灵魂)是人类知觉无法知道的。柄谷指出这个物自身在伦理上其实就是“相对的他者”,所有普遍的法则便是来自于对他者的责任。 责任(responsibility)在中文的翻译里没有了反应(response)这个词根,责任在柄谷的理解并不只是父亲对儿子,上司对下属之类的责任,相反真正的责任是视对方为一个自由的、自主的个体,而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举例说,日本七十年代赤军造成了许多暴力行为,他们的本意是为了革命,但最后他们成为了自己要对抗的那种人。当时在日本,许多人除了谴责这些年轻人外,还将责任放到他们的父母身上,结果有不少父母要辞职,甚至有人自杀。柄谷认为这便是将责任和伦理的扭曲,虽然这些年轻人的父母对他们的成长有责任,但我们必须视这些年轻人为独立、自由的个体, “认识因果”和“追究责任”是两回事(如蝗虫论责任及因果不分)。例如公务员治港,他能不能站在一个普遍人的角度来思量人的存在以及他的“管治”?还是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站在一个“公”的位置呢?柄谷认为其实康德所说的公领域并不是“公职”,而是“世界公民”(也即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相反以一个公务员的角度来看东西才是“私领域”。而如果一个人能从世界公民的角度出发,那他或她当然是在“让自己的准则合乎普遍的法则而行动”。 思考抗争如何不失去“普遍性” “这种合乎普遍的法则而行动”,我认为便是对康德回答什么是启蒙的文章的最好补充。而这种开放,并不是说双非问题不要解决,或者说香港失去普选不重要,而是去思考抗争如何不失去“普遍性”,不止沦为“幼稚”呢?而这种抗争才是最长久,而且最有创造力。这三篇短文,第一篇以古希腊为例分析城邦概念的梦幻;第二篇文章以facebook 分析数码媒体如何为这种魔幻政治添翼;第三篇文章想要说的是我们不要只看到脚趾上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的法西斯本性昭然若揭: “旧法西斯主义,如此真实以及强大,在许多国家,现在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我们正在准备其他法西斯主义。任何新法西斯主义的成立, 都是相对于以描绘民间故事的(folklore)的旧法西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不是一种战争政治和经济,而是一个为“安全”(sécurité) ,“和平”(事实上相当恐怖) 而建立的全球性协议,通过组织所有微小的恐惧以及忧虑,使我们变成『微法西斯主义者』,将在街上、邻里、电影院里所有稍为鲜明一点的东西、脸孔、说话窒息。”(Gilles Deleuze, Deux régimes de fous) (刊于2012年月3月11日《明报》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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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点评中国:两会“改革”与“政改”之间的鸿沟

两会谈的“改革”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 今年两会之际,《人民日报》那句“宁要微辞,不要危机”,激起不少人的政改遐想。中新网还援引香港《明报》报道放风:“中共已对改革表明态度,时机选择亦有深意”,一时之间,有关中国政改的评论又纷纷出来,乐观派拿着显微镜努力寻找两会中与“改革”的相关词句,并加以解读。 两会所谈“改革”并非“政改” 我仔细搜罗,穷尽两会谈到“政治改革”的人与讲话。计有:赵启正谈“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未截然分开”,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李克强说“改革已进入不进则退的深水区”。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逾60次提到改革,包括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铁路、电力等行业改革;深化价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快推进政府改革等六方面,其中没有一项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其中谈得最诚恳的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3月5日汪洋对中外记者表示改革“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人民政府头上开刀”;次日又在全国人大会议广东团分组会议上表示,“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之争,现在则来自既得利益格局”,“我们想改,中央不让改”。但观其全部讲话,所指仍旧是行政改革,希望中央给地方政府放权松绑。 可以说,无论是温家宝报告提到的“政府改革”,还是汪洋希望先行一步的改革,都是指现有政治格局框架内的行政改革,并不是指解决执政党合法性来源的政治体制改革。 再联想到人大发言人李肇星在记者问及“全国人大代表为何不能实行直选”时,以“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一律实行直接选举还有困难”推诿搪塞——既然连人大代表都不能实行直选,《人民日报》刺激的政改想象当然只是一张无法充饥的画饼。 各界精英对“政改”的态度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法学教授杨海坤在“无党派和社科联组会议”上做了五分钟即席发言,建议中央能够研究出台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并阐述了自己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获得热烈掌声。晚间该消息在微博引起关注。但CCTV及新华社等媒体的报道均将这一段讲话删除,因此被网友戏称为“两会第一删”。值得关注的是:杨海坤这一被当局所不容的发言,开头就是“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在于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同时解决好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解决的是国家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就这样小心翼翼并不触及重建政治合法性的“政改”建言,北京也根本不想采纳。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政协委员,联想董事长柳传志在两会前夕的一番言论。柳传志如此理解民主政治与中国国情:“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此话遭到许多人批评,认为柳传志缺乏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缺少对本国数以十亿计的贫困民众的体恤、同情。 其实,柳传志所言,要害不在缺乏同情心,而是他对民主政治的严重误解。因为民主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保证公民的个人自由与政治权利,而不是保证社会成员的财产平等。民主制度更不一定就是高福利,比如美国、日本与印度都是民主制度,但都不是高福利国家。民主政治更不是主张瓜分富人财产,近百余年来,人类社会真正主张剥夺有产阶级的,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比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正是柳传志现在所依附的这个党,先是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动员民众,通过暴力革命消灭了中国的有产阶级,将所有的社会资源化私为公,充作国有资产;然后再打着“经济改革”的旗号,让权贵及其利益相关者化公为私,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所以,柳传志真正应该担心的,不应该是民主化“将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而是权力市场化正在将中国拉入的这个巨大陷阱,这个陷阱早已形成,而且很深,要爬出来,中国人还得费番苦工夫。 政治精英只想要经济精英当配角 柳传志们对党很贴心,但党的精英却另有一番盘算。重庆市长黄奇帆在此次两会上提出“一人一票为什么不行?”并逐条论述如下:“1、共同富裕之后一人一票可以,但如果10%的人拥有80%财富,他们就可能让投票方向发生变化,一人一票就不公平;2、人少可以,人少候选人大家都能了解,但人太多,候选人在哪 都不知道,一人一票怎么准确?3、一人一票就是书生之见,是对着书本想概念。” 因王立军事件正走背运的黄奇帆发表此论前应该经过精心算计,认为自己把准了中央领导层的心脉。与柳传志不同,黄画出来的“理想蓝图”是:政治权力圈既要排除草根,还要排除经济精英,只能由党来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执政,让政、经、文三类精英的部分人物进入“两会”,以“精英共和”的形式统治中国。 “向天再借二十年”? 除了政治利益集团之外,中国各界对“政改”的期盼已经很久了。凡有头脑者都已经清醒地看到中国现在已经陷入各种难解的矛盾:各级政府与广大农民的矛盾,其集结点在于土地及相关的社会权利;资本-权力同盟与劳工阶层的矛盾;政府对资源与市场的垄断与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经济精英要求建立完全市场竞争之间的矛盾;政府过度挤压与广大中产阶层生存艰难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还有全体中国人都必须面临的生态危机。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矛盾,社会各阶层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但北京仍然愚蠢地认为只要强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就能继续维持下去。俄罗斯普京的当选更象是给中南海衮衮诸公打了一针吗啡,以为还能“向天再借二十年”。 我可以很有把握地预言:等到北京终于决定启动“政改”之日,就是他们耗尽了“政改”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之时,比如社会信任与生态资源消耗殆尽,深陷财政危机。只是到了那时,启动“政改”也回天无力。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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