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易中天文集》第八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品人录》，是“中国文化系列”的第四本。2000年初版至今，十年间已累计发行六十多万册。如果不是后来还有《品三国》，这本书的销售，至少对于我，就算是创了记录。即便如此，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它仍然堪称“超级畅销书”。 那么，《品人录》为什么能成功？ 我想，恐怕首先因为历史的魅力。历史是不能也不该被忘记的。正如密芝勒所说，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人，总是生活在历史和传统之中，谁也无法割断历史和传统来生存。如果忘记了历史，那他在现实生活中也一定“找不着北”。现实不能改变历史，历史却能帮我们看清现实。所以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但是，并非所有的历史著作，都能成为畅销书。这不可能，也没必要。因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做的工作，原本只是为了文化的传承，文明的延续。他们的态度，也是“为学术而学术”。这就不必考虑普通读者。只要学术界认可，就行。 我不是历史学家。所以，我关心的，不是学术界认可不认可，而是怎样才能有更多的读者。我的读者是没有专业限制的。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公司老总，官员和文员、教师和律师、市民和农民，只要有兴趣，都可以阅读。我希望他们能在轻松愉快之中阅读，读完以后又能有所收获。总之，我的目标，是“高品位，广读者”。 这就要用“随笔体”了。道理也很简单：我们的写作，既然是为了“人文关怀”，为了“广大公众”，那么，我们跟读者的关系，就应该是朋友，也只能是朋友。人文关怀是“人对人的关怀”，不是“神对人的关怀 段落他们会跳过去，哪些地方又会觉得你没说清楚，或者不过瘾？等等。 总之，我们要树立“读者至上”的观念，要把读者真正当成“上帝”，当成“衣食父母”，当成“服务对象”。当然，人心各异，众口难调。让所有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份心。 说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教学的经验。实际上，写书和上课，道理是一样的：谁不把学生和读者放在心上，学生和读者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至于用什么文体，如何表述，怎样学会做“标题党”，都不过技术问题。 态度决定成败，技巧倒在其次。 如此而已。 易中天 2010年11月28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八卷收录《品人录》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 《易中天文集》第八卷前言 段落他们会跳过去，哪些地方又会觉得你没说清楚，或者不过瘾？等等。 总之，我们要树立“读者至上”的观念，要把读者真正当成“上帝”，当成“衣食父母”，当成“服务对象”。当然，人心各异，众口难调。让所有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份心。 说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教学的经验。实际上，写书和上课，道理是一样的：谁不把学生和读者放在心上，学生和读者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至于用什么文体，如何表述，怎样学会做“标题党”，都不过技术问题。 态度决定成败，技巧倒在其次。 如此而已。 易中天 2010年11月28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八卷收录《品人录》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收入本卷的《品人录》，是“中国文化系列”的第四本 ”。那就得说“人话”，不能说“神话”。何况，咱们是人，人家也是人，没什么两样。要说有区别，也就是咱们想得多一点，想得深一点，还不敢说都想全了，都想对了。也有咱们没想到，读者想到了的。所以，咱们著书立说，充其量也就是跟读者交换心得。就像朋友们聚在一起，总要聊聊天一样。朋友之间聊天，哪有打官腔、掉书袋、咬文嚼字、装腔作势的？写成“随笔体”，岂非理所当然？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更是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也就是说，当你写作时，心里有没有读者？如果有，你把读者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就决定了我们的写作态度和方式。如果心里根本就没有读者，写出来他们爱不爱看，当然无所谓。而且，如果原本就不打算有很多读者，也可以无所谓。 问题是，许多人其实还是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有人看的。那么，为什么仍然会遭到读者的拒绝？我猜测，态度不好，是重要原因。比方说，把读者当成“受教育者”，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腔调。你想，这年头愿意读点书的，头脑没那么简单吧？谁吃你这一套呀！再比如，不管读者有没有兴趣看，只管按照自己那一套去说。这也有问题。你写的又不是教科书，人家为什么非读不可？ 这就要端正态度，调整心态，转变立场。所谓“端正态度”，就是不要总把自己当成教育者；所谓“调整心态”，就是不要总认为自己高明；所谓“转变立场”，就是要站在读者这边想问题。比方说，他们想知道什么，不想知道什么？他们对什么有兴趣，对什么没兴趣？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哪些问题，哪些障碍？甚至哪些 。 2000 年初版至今，十年间已累计发行六十多万册。如果不是后来还有《品三国》，这本书的销售，至少对于我，就算是创了记录。即便如此，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它仍然堪称“超级畅销书”。 ──《易中天文集》第八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品人录》，是“中国文化系列”的第四本。2000年初版至今，十年间已累计发行六十多万册。如果不是后来还有《品三国》，这本书的销售，至少对于我，就算是创了记录。即便如此，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它仍然堪称“超级畅销书”。 那么，《品人录》为什么能成功？ 我想，恐怕首先因为历史的魅力。历史是不能也不该被忘记的。正如密芝勒所说，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人，总是生活在历史和传统之中，谁也无法割断历史和传统来生存。如果忘记了历史，那他在现实生活中也一定“找不着北”。现实不能改变历史，历史却能帮我们看清现实。所以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但是，并非所有的历史著作，都能成为畅销书。这不可能，也没必要。因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做的工作，原本只是为了文化的传承，文明的延续。他们的态度，也是“为学术而学术”。这就不必考虑普通读者。只要学术界认可，就行。 我不是历史学家。所以，我关心的，不是学术界认可不认可，而是怎样才能有更多的读者。我的读者是没有专业限制的。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公司老总，官员和文员、教师和律师、市民和农民，只要有兴趣，都可以阅读。我希望他们能在轻松愉快之中阅读，读完以后又能有所收获。总之，我的目标，是“高品位，广读者”。 这就要用“随笔体”了。道理也很简单：我们的写作，既然是为了“人文关怀”，为了“广大公众”，那么，我们跟读者的关系，就应该是朋友，也只能是朋友。人文关怀是“人对人的关怀”，不是“神对人的关怀 那么，《品人录》为什么能成功？ 段落他们会跳过去，哪些地方又会觉得你没说清楚，或者不过瘾？等等。 总之，我们要树立“读者至上”的观念，要把读者真正当成“上帝”，当成“衣食父母”，当成“服务对象”。当然，人心各异，众口难调。让所有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份心。 说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教学的经验。实际上，写书和上课，道理是一样的：谁不把学生和读者放在心上，学生和读者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至于用什么文体，如何表述，怎样学会做“标题党”，都不过技术问题。 态度决定成败，技巧倒在其次。 如此而已。 易中天 2010年11月28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八卷收录《品人录》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我想，恐怕首先 因为历史的魅力。历史是不能也不该被忘记的。正如密芝勒所说，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人，总是生活在历史和传统之中，谁也无法割断历史和传统来生存。如果忘记了历史，那他在现实生活中也一定“找不着北”。现实不能改变历史，历史却能帮我们看清现实。所以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易中天文集》第八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品人录》，是“中国文化系列”的第四本。2000年初版至今，十年间已累计发行六十多万册。如果不是后来还有《品三国》，这本书的销售，至少对于我，就算是创了记录。即便如此，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它仍然堪称“超级畅销书”。 那么，《品人录》为什么能成功？ 我想，恐怕首先因为历史的魅力。历史是不能也不该被忘记的。正如密芝勒所说，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人，总是生活在历史和传统之中，谁也无法割断历史和传统来生存。如果忘记了历史，那他在现实生活中也一定“找不着北”。现实不能改变历史，历史却能帮我们看清现实。所以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但是，并非所有的历史著作，都能成为畅销书。这不可能，也没必要。因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做的工作，原本只是为了文化的传承，文明的延续。他们的态度，也是“为学术而学术”。这就不必考虑普通读者。只要学术界认可，就行。 我不是历史学家。所以，我关心的，不是学术界认可不认可，而是怎样才能有更多的读者。我的读者是没有专业限制的。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公司老总，官员和文员、教师和律师、市民和农民，只要有兴趣，都可以阅读。我希望他们能在轻松愉快之中阅读，读完以后又能有所收获。总之，我的目标，是“高品位，广读者”。 这就要用“随笔体”了。道理也很简单：我们的写作，既然是为了“人文关怀”，为了“广大公众”，那么，我们跟读者的关系，就应该是朋友，也只能是朋友。人文关怀是“人对人的关怀”，不是“神对人的关怀 但是，并非所有的历史著作，都能成为畅销书。这不可能，也没必要。因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做的工作，原本只是为了文化的传承，文明的延续。他们的态度，也是“为学术而学术”。这就不必考虑普通读者。只要学术界认可，就行。 我不是历史学家。所以，我关心的，不是学术界认可不认可，而是怎样才能有更多的读者。我的读者是没有专业限制的。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公司老总，官员和文员、教师和律师、市民和农民，只要有兴趣，都可以阅读。我希望他们能在轻松愉快之中阅读，读完以后又能有所收获。总之，我的目标，是“高品位，广读者”。 段落他们会跳过去，哪些地方又会觉得你没说清楚，或者不过瘾？等等。 总之，我们要树立“读者至上”的观念，要把读者真正当成“上帝”，当成“衣食父母”，当成“服务对象”。当然，人心各异，众口难调。让所有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份心。 说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教学的经验。实际上，写书和上课，道理是一样的：谁不把学生和读者放在心上，学生和读者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至于用什么文体，如何表述，怎样学会做“标题党”，都不过技术问题。 态度决定成败，技巧倒在其次。 如此而已。 易中天 2010年11月28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八卷收录《品人录》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这就要用“随笔体”了。道理也很简单：我们的写作，既然是为了“人文关怀”，为了“广大公众”，那么，我们跟读者的关系，就应该是朋友，也只能是朋友。人文关怀是“人对人的关怀”，不是“神对人的关怀”。那就得说“人话”，不能说“神话”。何况，咱们是人，人家也是人，没什么两样。要说有区别，也就是咱们想得多一点，想得深一点，还不敢说都想全了，都想对了。也有咱们没想到，读者想到了的。所以，咱们著书立说，充其量也就是跟读者交换心得。就像朋友们聚在一起，总要聊聊天一样。朋友之间聊天，哪有打官腔、掉书袋、咬文嚼字、装腔作势的？写成“随笔体”，岂非理所当然？ 段落他们会跳过去，哪些地方又会觉得你没说清楚，或者不过瘾？等等。 总之，我们要树立“读者至上”的观念，要把读者真正当成“上帝”，当成“衣食父母”，当成“服务对象”。当然，人心各异，众口难调。让所有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份心。 说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教学的经验。实际上，写书和上课，道理是一样的：谁不把学生和读者放在心上，学生和读者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至于用什么文体，如何表述，怎样学会做“标题党”，都不过技术问题。 态度决定成败，技巧倒在其次。 如此而已。 易中天 2010年11月28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八卷收录《品人录》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更是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也就是说，当你写作时，心里有没有读者？如果有，你把读者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就决定了我们的写作态度和方式。如果心里根本就没有读者，写出来他们爱不爱看，当然无所谓。而且，如果原本就不打算有很多读者，也可以无所谓。 问题是，许多人其实还是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有人看的。那么，为什么仍然会遭到读者的拒绝？我猜测，态度不好，是重要原因。比方说，把读者当成“受教育者”，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腔调。你想，这年头愿意读点书的，头脑没那么简单吧？谁吃你这一套呀！再比如，不管读者有没有兴趣看，只管按照自己那一套去说。这也有问题。你写的又不是教科书，人家为什么非读不可？ 段落他们会跳过去，哪些地方又会觉得你没说清楚，或者不过瘾？等等。 总之，我们要树立“读者至上”的观念，要把读者真正当成“上帝”，当成“衣食父母”，当成“服务对象”。当然，人心各异，众口难调。让所有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份心。 说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教学的经验。实际上，写书和上课，道理是一样的：谁不把学生和读者放在心上，学生和读者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至于用什么文体，如何表述，怎样学会做“标题党”，都不过技术问题。 态度决定成败，技巧倒在其次。 如此而已。 易中天 2010年11月28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八卷收录《品人录》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这就要端正态度，调整心态，转变立场。所谓“端正态度”，就是不要总把自己当成教育者；所谓“调整心态”，就是不要总认为自己高明；所谓“转变立场”，就是要站在读者这边想问题。比方说，他们想知道什么，不想知道什么？他们对什么有兴趣，对什么没兴趣？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哪些问题，哪些障碍？甚至哪些段落他们会跳过去，哪些地方又会觉得你没说清楚，或者不过瘾？等等。 段落他们会跳过去，哪些地方又会觉得你没说清楚，或者不过瘾？等等。 总之，我们要树立“读者至上”的观念，要把读者真正当成“上帝”，当成“衣食父母”，当成“服务对象”。当然，人心各异，众口难调。让所有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份心。 说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教学的经验。实际上，写书和上课，道理是一样的：谁不把学生和读者放在心上，学生和读者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至于用什么文体，如何表述，怎样学会做“标题党”，都不过技术问题。 态度决定成败，技巧倒在其次。 如此而已。 易中天 2010年11月28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八卷收录《品人录》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总之，我们要树立“读者至上”的观念，要把读者真正当成“上帝”，当成“衣食父母”，当成“服务对象”。当然，人心各异，众口难调。让所有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份心。 说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教学的经验。实际上，写书和上课，道理是一样的：谁不把学生和读者放在心上，学生和读者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至于用什么文体，如何表述，怎样学会做“标题党”，都不过技术问题。 ”。那就得说“人话”，不能说“神话”。何况，咱们是人，人家也是人，没什么两样。要说有区别，也就是咱们想得多一点，想得深一点，还不敢说都想全了，都想对了。也有咱们没想到，读者想到了的。所以，咱们著书立说，充其量也就是跟读者交换心得。就像朋友们聚在一起，总要聊聊天一样。朋友之间聊天，哪有打官腔、掉书袋、咬文嚼字、装腔作势的？写成“随笔体”，岂非理所当然？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更是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也就是说，当你写作时，心里有没有读者？如果有，你把读者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就决定了我们的写作态度和方式。如果心里根本就没有读者，写出来他们爱不爱看，当然无所谓。而且，如果原本就不打算有很多读者，也可以无所谓。 问题是，许多人其实还是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有人看的。那么，为什么仍然会遭到读者的拒绝？我猜测，态度不好，是重要原因。比方说，把读者当成“受教育者”，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腔调。你想，这年头愿意读点书的，头脑没那么简单吧？谁吃你这一套呀！再比如，不管读者有没有兴趣看，只管按照自己那一套去说。这也有问题。你写的又不是教科书，人家为什么非读不可？ 这就要端正态度，调整心态，转变立场。所谓“端正态度”，就是不要总把自己当成教育者；所谓“调整心态”，就是不要总认为自己高明；所谓“转变立场”，就是要站在读者这边想问题。比方说，他们想知道什么，不想知道什么？他们对什么有兴趣，对什么没兴趣？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哪些问题，哪些障碍？甚至哪些 态度决定成败，技巧倒在其次。 如此而已。     ──《易中天文集》第八卷前言 收入本卷的《品人录》，是“中国文化系列”的第四本。2000年初版至今，十年间已累计发行六十多万册。如果不是后来还有《品三国》，这本书的销售，至少对于我，就算是创了记录。即便如此，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它仍然堪称“超级畅销书”。 那么，《品人录》为什么能成功？ 我想，恐怕首先因为历史的魅力。历史是不能也不该被忘记的。正如密芝勒所说，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人，总是生活在历史和传统之中，谁也无法割断历史和传统来生存。如果忘记了历史，那他在现实生活中也一定“找不着北”。现实不能改变历史，历史却能帮我们看清现实。所以毛泽东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但是，并非所有的历史著作，都能成为畅销书。这不可能，也没必要。因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做的工作，原本只是为了文化的传承，文明的延续。他们的态度，也是“为学术而学术”。这就不必考虑普通读者。只要学术界认可，就行。 我不是历史学家。所以，我关心的，不是学术界认可不认可，而是怎样才能有更多的读者。我的读者是没有专业限制的。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公司老总，官员和文员、教师和律师、市民和农民，只要有兴趣，都可以阅读。我希望他们能在轻松愉快之中阅读，读完以后又能有所收获。总之，我的目标，是“高品位，广读者”。 这就要用“随笔体”了。道理也很简单：我们的写作，既然是为了“人文关怀”，为了“广大公众”，那么，我们跟读者的关系，就应该是朋友，也只能是朋友。人文关怀是“人对人的关怀”，不是“神对人的关怀                                                                                                               易中天 段落他们会跳过去，哪些地方又会觉得你没说清楚，或者不过瘾？等等。 总之，我们要树立“读者至上”的观念，要把读者真正当成“上帝”，当成“衣食父母”，当成“服务对象”。当然，人心各异，众口难调。让所有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份心。 说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教学的经验。实际上，写书和上课，道理是一样的：谁不把学生和读者放在心上，学生和读者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至于用什么文体，如何表述，怎样学会做“标题党”，都不过技术问题。 态度决定成败，技巧倒在其次。 如此而已。 易中天 2010年11月28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八卷收录《品人录》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2010 年 11 ”。那就得说“人话”，不能说“神话”。何况，咱们是人，人家也是人，没什么两样。要说有区别，也就是咱们想得多一点，想得深一点，还不敢说都想全了，都想对了。也有咱们没想到，读者想到了的。所以，咱们著书立说，充其量也就是跟读者交换心得。就像朋友们聚在一起，总要聊聊天一样。朋友之间聊天，哪有打官腔、掉书袋、咬文嚼字、装腔作势的？写成“随笔体”，岂非理所当然？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更是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也就是说，当你写作时，心里有没有读者？如果有，你把读者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就决定了我们的写作态度和方式。如果心里根本就没有读者，写出来他们爱不爱看，当然无所谓。而且，如果原本就不打算有很多读者，也可以无所谓。 问题是，许多人其实还是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有人看的。那么，为什么仍然会遭到读者的拒绝？我猜测，态度不好，是重要原因。比方说，把读者当成“受教育者”，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腔调。你想，这年头愿意读点书的，头脑没那么简单吧？谁吃你这一套呀！再比如，不管读者有没有兴趣看，只管按照自己那一套去说。这也有问题。你写的又不是教科书，人家为什么非读不可？ 这就要端正态度，调整心态，转变立场。所谓“端正态度”，就是不要总把自己当成教育者；所谓“调整心态”，就是不要总认为自己高明；所谓“转变立场”，就是要站在读者这边想问题。比方说，他们想知道什么，不想知道什么？他们对什么有兴趣，对什么没兴趣？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哪些问题，哪些障碍？甚至哪些 月 28 日 ”。那就得说“人话”，不能说“神话”。何况，咱们是人，人家也是人，没什么两样。要说有区别，也就是咱们想得多一点，想得深一点，还不敢说都想全了，都想对了。也有咱们没想到，读者想到了的。所以，咱们著书立说，充其量也就是跟读者交换心得。就像朋友们聚在一起，总要聊聊天一样。朋友之间聊天，哪有打官腔、掉书袋、咬文嚼字、装腔作势的？写成“随笔体”，岂非理所当然？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更是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也就是说，当你写作时，心里有没有读者？如果有，你把读者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就决定了我们的写作态度和方式。如果心里根本就没有读者，写出来他们爱不爱看，当然无所谓。而且，如果原本就不打算有很多读者，也可以无所谓。 问题是，许多人其实还是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有人看的。那么，为什么仍然会遭到读者的拒绝？我猜测，态度不好，是重要原因。比方说，把读者当成“受教育者”，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腔调。你想，这年头愿意读点书的，头脑没那么简单吧？谁吃你这一套呀！再比如，不管读者有没有兴趣看，只管按照自己那一套去说。这也有问题。你写的又不是教科书，人家为什么非读不可？ 这就要端正态度，调整心态，转变立场。所谓“端正态度”，就是不要总把自己当成教育者；所谓“调整心态”，就是不要总认为自己高明；所谓“转变立场”，就是要站在读者这边想问题。比方说，他们想知道什么，不想知道什么？他们对什么有兴趣，对什么没兴趣？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哪些问题，哪些障碍？甚至哪些   段落他们会跳过去，哪些地方又会觉得你没说清楚，或者不过瘾？等等。 总之，我们要树立“读者至上”的观念，要把读者真正当成“上帝”，当成“衣食父母”，当成“服务对象”。当然，人心各异，众口难调。让所有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份心。 说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教学的经验。实际上，写书和上课，道理是一样的：谁不把学生和读者放在心上，学生和读者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至于用什么文体，如何表述，怎样学会做“标题党”，都不过技术问题。 态度决定成败，技巧倒在其次。 如此而已。 易中天 2010年11月28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八卷收录《品人录》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易中天文集》共 16 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 5 ”。那就得说“人话”，不能说“神话”。何况，咱们是人，人家也是人，没什么两样。要说有区别，也就是咱们想得多一点，想得深一点，还不敢说都想全了，都想对了。也有咱们没想到，读者想到了的。所以，咱们著书立说，充其量也就是跟读者交换心得。就像朋友们聚在一起，总要聊聊天一样。朋友之间聊天，哪有打官腔、掉书袋、咬文嚼字、装腔作势的？写成“随笔体”，岂非理所当然？ 可见，文体决不仅仅只是一个表述问题，更是一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也就是说，当你写作时，心里有没有读者？如果有，你把读者放在什么位置上？你和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就决定了我们的写作态度和方式。如果心里根本就没有读者，写出来他们爱不爱看，当然无所谓。而且，如果原本就不打算有很多读者，也可以无所谓。 问题是，许多人其实还是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有人看的。那么，为什么仍然会遭到读者的拒绝？我猜测，态度不好，是重要原因。比方说，把读者当成“受教育者”，一开口就是居高临下的腔调。你想，这年头愿意读点书的，头脑没那么简单吧？谁吃你这一套呀！再比如，不管读者有没有兴趣看，只管按照自己那一套去说。这也有问题。你写的又不是教科书，人家为什么非读不可？ 这就要端正态度，调整心态，转变立场。所谓“端正态度”，就是不要总把自己当成教育者；所谓“调整心态”，就是不要总认为自己高明；所谓“转变立场”，就是要站在读者这边想问题。比方说，他们想知道什么，不想知道什么？他们对什么有兴趣，对什么没兴趣？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有哪些问题，哪些障碍？甚至哪些 月出版，第八卷收录《品人录》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 段落他们会跳过去，哪些地方又会觉得你没说清楚，或者不过瘾？等等。 总之，我们要树立“读者至上”的观念，要把读者真正当成“上帝”，当成“衣食父母”，当成“服务对象”。当然，人心各异，众口难调。让所有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份心。 说起来，这也是我多年教学的经验。实际上，写书和上课，道理是一样的：谁不把学生和读者放在心上，学生和读者就不会把他放在眼里。至于用什么文体，如何表述，怎样学会做“标题党”，都不过技术问题。 态度决定成败，技巧倒在其次。 如此而已。 易中天 2010年11月28日 《易中天文集》共16卷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今年5月出版，第八卷收录《品人录》一书。文集目前只在当当网有售。 本文刊载于2011年6月14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2011 年 6 月 14 日《南方都市报》，责任编辑刘炜茗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dt18.html ) – 态度决定成败_易中天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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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06日 15:38:14 　　 　　 毛泽东为何在“文革”时要“批林批孔”?   　　   　　       ______一种另类解读   　　    　　    　　许锡良   　　    　　因为开学之初事多，题目写好了好几天，今天才动手写。   　　要解读这个问题，其实从两个视角就不难看清。第一，中国历代反儒角色几乎都是法家，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儒事件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虽然说那个坑儒，其实只是坑了四百多的术士，儒生不是主要角色，但是，毕竟那次儒生确实也受到了牵连；第二毛泽东在整个“文革”时，批孔是借助重新抬举秦始皇来进行的，“批林批孔”，毛泽东大大赞扬秦始皇，并且自比秦始皇，并且要胜过他百倍，因此，在全国重新倡导法家的统治之术。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批孔其实就是传统的儒法争斗的现代延续。虽然，儒法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更主要的是合作关系，是一种“外儒内法”，“儒表法里”的关系，但是，正如人的舌齿关系，一个负责咀嚼，一个负责搅拌，虽然主要是相互依存，互相配合的关系，但是，牙齿与舌头互相伤害的时候还是难免。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争斗也是这样的。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之间公开争斗主要是两次，一次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第二次就是毛泽东的“批林批孔”，虽然所使用的借口不同，原因也不相同，但是性质却是一样的。   　　现在，有许多人在说到反思儒家，批评孔子的时候，都自觉不自觉地会想起“文革”时，毛泽东“批林批孔”的历史事件，那场闹剧本来就够令人恶心了，突然又来这么一下子，令人不知所措。毛泽东在“文革”时为什么会突然心血来潮地来这么一场运动？具体的起因是他亲手指定的二号人物——接班人，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东窗事发之后，在翻检林彪的文件时的，发现，林彪仍然热衷于孔孟之道，无论墙上挂的，还是日记本里，以及家里的藏书，都离不开孔孟的圣人之言。这个事情的发现，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权威的极大讽刺。一个亲手送给自己“四个伟大”称号的接班人，骨子里其实并不是真的崇拜自己。这样一件事情对毛泽东的打击有多大？毛泽东在“文革”时对林彪的欣赏，除了联合利用之外，关键之处还在于，林毛有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密切交往，彼此之间实在是太了解了。林顺着毛的嗜好，投其所好，送给了毛“四个伟大”，而且还把“伟大的导师”，放在了其他三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之首。毛后来的反映也私下对人讲，他最喜欢的就是“伟大的导师”。为什么？因为，自古作为皇帝，哪个不是领袖、统帅与舵手？但是随着短暂的生命结束，这一切便结束了。无论是什么领袖、统帅与舵手，在思想精神上都要拜孔子这个“大成至圣先师”为师，至少名义上是这样的。但是，毛泽东不甘心只做中国历史上一个普通的帝王，这是他的一贯个性。我们可以从他十几岁的诗作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想成为帝王，充满霸气，而且有强烈的思想与精神控制的欲望。早在1910年，17岁的毛泽东应湘乡县高等小学入学考试时，曾在以《言志》为题的作文中，写了一首咏蛙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楊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那个虫儿敢作声。”   　　这首诗十分狂妄，霸气十足。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一些诗词里有着同样的表达。比如，在他1925年所作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种主宰世界的强烈欲望，油然而生。如果说这里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自信心还不是那么强的话，那么，作于1936年，公开发表于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原的词《沁园春.雪》中的句子就更是赤祼祼的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在这首词里，毛不仅公开表达自己要成为一代帝王，而且还极尽能事地嘲笑了历代的著名帝王都远不如他。   　　有如此强烈超级帝王情结的人，是不可能把封建帝王放在眼里，同时也不可能会把历代帝王尊重的先师孔子放在眼里的。因此，毛泽东在谈到孔子的时候，也有嘲笑揶揄的诗作：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本来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全国，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早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秦始皇没有了踪影，而且万世师表的孔子更不在话下。毛在“文革”时的心态，可以说完全实现了他在1936年撰写的词《沁园春.雪》里的那种状态:“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就是说，今天真正的风“流人物”，是历代杰出帝王与万世师表的合一。   　　然而事出意外的是，他亲手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却仍然在骨子里崇拜孔孟之道，这不仅是对他的幻想的最好讽刺，而且对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也极具杀伤力。弄了半天，不仅自己的对手不崇拜自己，而且连自己选定的最亲密的接班人，也仍然崇拜孔子，所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种幻灭感，那种失败感，是可想而知的。这是为什么林彪事件之后，毛一怒之下，要在全国兴起“批林批孔”的思想根源。   　　清华大学秦晖先生曾经提到，中国的儒可以分为“反法之儒”与“反西之儒”，这样划分是很有必要的。反法之儒就是传统的儒法斗争，儒法之间，亦敌亦友，更多的时候是互相合作关系。合作的开端就是汉武帝与董仲舒共同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他们合作的开端，争斗就开始了。董仲舒在借助汉武帝帝王权力，达到儒术独尊的同时，其实也被汉武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此失去了起码的独立空间，而且董本人差点就死在汉武帝手中。毛泽东之反孔，其实意义只在传统的儒法斗争，毛泽东的超级帝王思想，甚至不满足于秦始皇那样的反儒，声称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胜秦始皇百倍。也不满足于汉武帝那样表面尊孔，实质上实权在握，他要的是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的完全统一于他的个人权威之下，不仅当下要完全服从，而且今后万世师表的也不能够是孔子，而只能够是他毛泽东。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其目的就是自己要成为天，成为地，成为永久性的人王。   　　    　　因此，把秦始皇与毛泽东都反过孔儒的历史事实作为孔儒正确合理性的证据是严重不足的。这就像两个流氓打架，其实并不能够就证明哪个流氓就是正确的。中国二千多年独尊儒术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黑暗史，贪污腐败史，吃人史,暴乱史。读中国二千多年留下的史料，几乎每一页都是恐怖电视剧。尽管这些所谓的历史，还是官家御用文人们所作的旨在为帝王将相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正史，但是，用现代人权观与普世价值来对照，仍然是充满了血腥的恐怖气氛。   　　因此，今天反思孔儒，不能够再用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毛泽东在“文革”时的“批林批孔”的眼光看审视。因为，今天，已经没有了秦毛式的绝对统治式的人物。在权力层面，要达到秦毛式的绝对权力尚且不可能，在思想精神层面要充当万世师表，更无可能。特别是互联网平面世界的到来，要想成为孔子式的“万世师表”，成为世代独尊的人物，那更是不可想像的。因此，今天反思孔儒的目的，绝不可与秦毛批孔儒相提并论。今天对孔儒的反思，应该站在普世价值与人权观念，自由、平等、博爱的高层重新加以审视。而今天的尊孔复古者，其实也没有历史上的秦毛暴政可以反对，如果是那样孔儒还是有一点价值的。今天尊孔复古者，更主要的是想保留中国历史上专制传统，特别是用于抵抗由西而入的民主思想，法治秩序与人权观念，抵抗市场经济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道德、法律体系和价值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学热，其实表面上是继续传统，弘扬文化，其实质却是一股逆人权，逆民主，对抗普世价值影响的阴谋。一些主张兴人权，主张中国应走民主法治之路的学者，也不明就地跟着在后面弄起了“儒家宪政”、“儒家民生主义”的闹剧，有些是真糊涂，有些是心里明白，却为了一点私利而装腔作势，别有用心，只为攀龙附凤之需而已。   　　    　　易中天先生最近在其文章《逻辑与“中国逻辑”》一文中概括得非常好，他说：“现在最喜欢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这种人，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那些企图到孔儒学说里寻找到现代人权思想与民主政治根据的人，无论是哪种类型，我以为都无异于缘木求鱼。无论是“乌贼”式，还是“疯狗”式，还是“脑残”式，一旦与崇拜孔儒沾上边，必然会成为其中的一种。   　　    　　2011年9月6日星期二   　　 上一篇： 请帮帮这位年轻的妈妈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81)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1 、易中天《逻辑与中国逻辑》：“现在最爱讲“中国逻辑”的主要是三种人：一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把水搅混，我称之为“乌贼”；第二种是“疯狗”，逮谁咬谁；第三就是“脑残”，人数最多。乌贼是使坏的，疯狗是咬人的，脑残是起哄的。共同特点是不讲事实，不讲逻辑，不讲道理。” 2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卢俊卿日前称悬赏百万找“幕后黑手”，日前“落魄书生周筱赟”主动自投罗网，发微博称自己就是幕后黑手之一，不少网友致电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举报“领赏”。 3 、据大河报，又是一年新生季，河南纤维检验局在当地某高校查获大量热卖的“黑心棉”。执法人员说“据我们多年掌握的情况，黑心棉很多都是由医院病人、殡仪馆逝者的废旧用品二次加工而成。” 4 、今年 5 月发端的微博独立参选浪潮遭受阻遏，近期有多名独立参选人先后宣布弃选。但 9 月 1 日 ，兰州的独立参选人余男通过微博宣布，他已经成功登记为正式候选人。余男称，成功登记之后，下一步要迎接新的挑战。他的选民分布在近 20 平方公里 10000 多户，从现在开始至 9 月 15 日 之前，他将征集志愿者开始“扫街扫楼”全力拜票。 5 、兰世立公开举报武汉副市长袁善腊，湖北省纪委回应称，已就举报内容展开调查，希望举报人进一步提供有关证据。昨晚 10 时许，武汉市委宣传部网络处处长雷楚斌回复媒体称：“举报信内容基本不属实，不会发布通稿，也不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6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9 月 1 日 发布通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房屋、土地权属原归夫妻一方所有，变更为夫妻双方共有的，免征契税。 与此同时，离婚会否针对房产证“除名”征税引起热议。 7 、继去年发生轰动一时的 iPhone 4 原型机丢失事件后，苹果的一名雇员再次弄丢了一部 iPhone 5 原型机。然而，这部手机的丢失过程如同侦探小说，可信度令人怀疑。 8 、济南大中小学开设廉洁教育课程。廉洁教育将在小学五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以及大中专学校全面推开，每学年上足 18 节课。家长质疑“对中小学生进行廉洁教育，是不是搞错了对象？” 9 、落选院士饶毅日前向同行挑战，提出“以身殉职”竞赛建议：“在 10 年以后，看看有多少中国的院士超过饶毅在中国的科学工作。”所谓“殉职”是指竞赛的失败者，已经定义是他自己，而“胜者”是那些现在和将来在中国做科学比自己好的人。 10 、有人担心身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的德国正面临急剧衰退，这种衰退可能会深化欧洲的债务危机。然而有数据显示上个月失业率仍处于近二十年来的最低点，而 7 月制造业订单同比增长了 9% ，这些乐观的数据提振了欧洲复苏信心。 11 、到 9 月 1 日 , “手机实名制”已在全国实行满一年。这一旨在通过对用户的有效身份进行登记 , 减少通过手机短信进行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措形同虚设，无名手机卡”依然充斥市场。 12 、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人员称，你在 ATM 机上键入的密码会以你手指余温的形式留下线索。他们研究发现，紧随其后的 ATM 机使用者用一个数码红外摄像机就能确定你按了哪些键，准确率在 80% 左右。即使在 1 分钟之后摄像机也能有 50% 的准确率。 13 、据南方都市报，广州番禺一黑作坊被端，查获约 3000 斤毒牛杂。知情人称窝点已存在 3 年，产品流向珠三角各地。硫化钠与胃液接触，能引起硫化氢中毒。 14 、目前不知所踪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于当地时间 9 月 1 日 再度在电视中现身。他通过录像带在一家阿拉伯卫星电视台的节目中讲话称，即使利比亚被毁灭，他也会与北约支持的反对派长期战斗下去。 15 、据北京交通大学的一份统计， 2011 年铁道部至少要还本付息 1800 亿元，比 2009 年增加 2 倍以上；而 2009 年、 2010 年大量建设的高速铁路，也将在 2012 年开始支付利息。有分析人士称，铁道路年度亏损或成定局，难以改变。 16 、“谭书记，阳朔人民永远和您在一起 ! ”近日，阳朔交通要道、闹市街头等处出现不少歌颂县委书记的横幅。另有“感动你我心系阳朔，感动阳朔情撒热土谭峰书记辛苦了！”等标语，落款多为下属乡、村委员会。据悉，此前一个多月该书记被指制造“谋杀”和“敲诈勒索”县委书记假案，将四名无辜群众非法羁押数月。此案经媒体曝光后，一时轰动全国。 17 、中秋将近，各色月饼纷纷上市，但今年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禁止中国大陆月饼进口，且对邮寄或携带中国月饼入境严格限制，特别是蛋黄和肉馅月饼更受到重点防范。据一些国家解释，此举是为了避免传入禽流感等疫情。 18 、美国的研究报告显示，地球轨道上目前已有 2.2 万余件可以侦测到的太空垃圾，其中不少是发射导弹后被摧毁的卫星碎片，数目已达到临界点，相撞的机会大增，并威胁 1000 个人造卫星的安全。 19 、金宰贤《一个韩国人眼中的中国文革》：中国人常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其保存的只不过是以紫禁城、长城等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很多精神文明的精髓没有保存好。在文革期间，中国否定过自己的历史、传统，以及精神文明。文革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没来得及修复这个问题，就很快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 20 、梁文道：大陆官员到香港玩，住的都是山顶酒店，一晚 7 、 8 万，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拿他们的名片一看，只不过是一小官而已，问他们你们什么有钱住这高级的酒店？他说：这个嘛！大家都是知道的，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陆官员好像把贪污当成平常事，在大陆，如果有一个清廉的官员，只能说你不正常…… 21 、信孚研究员童大焕《未能兑现的承诺是城市的伤口》：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给孩子以什么，明天我们的孩子就将给社会以什么。这就是因果。故乡不再是孩子的出生地，而是孩子的未来处。今天我们的城市关闭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明天可能就必须多一所监狱。这是一再被实践所证明的警世危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今天你不让城市敞开微笑的胸怀，明天你将准备为这个城市放声大哭。 22 、郭罗基《为什么中国会出个毛泽东？》：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贻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今天（ 9 月 1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日 ），《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 独立知识分子： 路见不平插句嘴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流寇”易中天 1965 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 13 年后，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1978 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 14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年后， 1992 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 13 年，从 2005 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 18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毛泽东签名，编写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小节目。通读《毛选》四卷，更是不在话下。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 1949 年 9 月 25 日 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 925 ” ），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文革”开始后， 易中天第一个 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自然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没有那么“傻”，只读那一本，而是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诵。 学完原著写罢论文，还要给农工们讲解经典。这事有点难度。比如《哥达纲领批判》说，到了共产主义，“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的第一需要”。农工们怎么明白？他们只知道干活很苦很累，下雨天收工最高兴。易中天举了一个例子：一望无际的条田，四四方方。农活那么忙，庄稼反正长不好的地边，有什么必要整理？班长说，你早上起床叠被子有什么必要，晚上还不是要摊开睡？易中天告诉农工们，这句话启发了他。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对象，是有感情的。农工们表示听懂了。 边学马恩，也边反思。《哥达纲领批判》不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充分地涌流”吗？那现在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还是远了？刚到兵团时，西瓜两分钱一公斤，肉汤免费喝，白面馒头尽饱里吃。文革搞得轰轰烈烈，却突然发现，细粮革没了，油革没了，肉也革没了。只有国庆和春节，才吃一次肉和细粮。“这是革命的目的吗？就凭我们这样，还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吗？” “我实在是再也左不起来了。”易中天回忆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有些人说要回到‘毛时代’，让他们回去，饿他三天，天天开会批判，检讨自己，交代和女朋友亲了几次嘴。”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 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今天（ 9月1日），《南方周末》发表记者朱又可的长篇报道《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责任编辑袁蕾）。文章各节的小标题是：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厦大：“土匪”变“流寇”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独立知识分子：路见不平插句嘴 关于逻辑：“每个领导心中都有一个弱智的上级” 因博客字数有限，这里只贴出第一、二两小节。后面部分不再贴出，请诸位在网上搜索或购买报纸。 新疆：拖拉机得交给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直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易中天是唱着红歌进新疆的。不是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是中国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苏联文学的影响也有。当时他读了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一批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建设一座“共青城”。易中天就觉得自己也应该去新疆建共青城，也写一部中国的《勇敢》。他被分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的“共青团农场”，那一年他18岁。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毕业前，就读完了当时所能读到的中外名著，还自编过一本《唐诗三百首集注》。也写诗，特别喜欢贺敬之、郭小川、闻捷和李瑛。他当年的进疆，后来的转型，都与“文学梦”有关——这表现在文集第一卷《高高的树上》。但这个梦很快破灭。“在那个被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兵团农场，易中天干过大多数农活。至今，他还能像说顺口溜一样，说出许多农活的名称：掰苞谷、拾棉花、拉沙子、打土块、脱裤腿、打顶尖、修毛渠、整地边。这些“专业名词”，不是兵团人听不懂。打土块就是做土砖，其中最累的一个环节，是“和泥巴”。干活的人得站在土坑里，用铁锹像揉面一样和泥，再一锹一锹扔到地面。“一天下来，感觉肠子都要断了。”脱裤腿，就是跪在地上，把棉花苗下面多余的叶子摘掉。这活看起来轻松，其实磨人，你整天都得跪在地上“膝行”，动作还要快，否则完不成任务。“兵团的条田多大呀，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就会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啊！” 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别说开拖拉机，马车我都没赶过，只赶过牛车。那些都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 ——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 ，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上信得过的人。” 在易中天看来，“文革”期间的兵团，其实是一个“等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活也分三六九等。一等现役军人，二等复转军人，三等知识青年，四等起义人员（1949年9月25日随陶峙岳“和平起义”的“国军官兵”，又称“925”），五等盲流人员（后改称“自动支边”），六等新生人员（即刑满释放人员，也包括劳改劳教人员家属）。这些都算“人民内部”。此外则是“阶级敌人”，比如“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不是“人民内部”，也不是“阶级敌人”，在“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五”之间“打秋千”。 易中天在这个序列里是第三等，刚去时也受信任，每天晚上帮连队的统计员计算职工的工作量，掰了多少苞谷，拾了多少棉花，算是没有正式名分的“统计助理”。后来，还当过小卖部的售货员，学会了打算盘。 文革：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人总是要犯错的。”易中天说，自己也不例外，年轻的易中天其实常常被人说“很左”。他读中学的时候开班会，曾经批判一个同学不关心政治只知道学习。 “文革”开始后，易中天第一个起来带头造反：“造走资派的反，我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于他打倒的“走资派”，其实不过一些基层干部。“我不打，他最后也得倒，别人也会打他，但是我守住了一条底线，绝不动手。” 最后，易中天也被打倒了——他们那派被另一派压倒。他变成了“保皇组织坏头头”，很快被打入社会最底层，被批斗，受监管，干最脏、最重、最下等的活。跟“走资派”一样，也在人民内部和阶级敌人之间“打秋千”，和所有被打倒的人一样得挨打。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碴子，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恨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有一次，一个青年被要求交代和女朋友亲过几次嘴，摸过她哪里。青年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说没有。干部说不可能，那你们在玉米地干什么了？ 一个武汉支边青年，反感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说就像拜菩萨。结果立即被逮捕，逼他说出是谁指使。这个青年自始至终一言不发。易中天想冲出去救他，但被人按住了。他是组织的头头。头头是反革命，更多人会受株连。 “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总体上说，兵团人还是纯朴。真要表现好，大家也承认。所以，后来易中天还当过“五好战士”和“宣传队员”。他画毛主席像，抄毛主席语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