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易中天 | 做人要做怎样的人

(2012-06-22 08:16:46) 转载 ▼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 •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 •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 • 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 •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刊载于2012年6月22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刘铮 全文完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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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 我的父亲易庭源—-纪念父亲逝世一周年

(2012-08-17 11:29:04) 转载 ▼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教学模型:在一个木架上,安装若干小纸盒,标上账户名称。纸盒之间,用玻璃管连接。当小圆珠从一个纸盒滚到另一个纸盒时,就表示资金的运动。这个教学模型,我是亲眼看见父亲做的。那时我九岁多,所以还记得。 其实,父亲也是好父亲。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父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已经无法养家糊口,便业余做点小买卖,卖煤油灯。家里空间小,煤油灯摆了一地。我那时才一两岁,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结果一头摔在煤油灯上。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二话不说,抱起我就送医院。为了抄近路,来不及穿鞋的父亲,光着脚在铁路上跑,两只脚全都磨破了。父亲却一声不吭,直到我伤口处理完毕,又把我抱回家。 这样的故事,我们三兄弟每人都能讲出很多。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爱呵护下,我们长大成人,羽翼丰满,各奔东西。但无论是实现理想,还是外出谋生,父亲和母亲都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1965年高中毕业,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唱着红歌进新疆。父母亲虽然其实舍不得,却没有说半句反对的话,只是默默为我收拾行李,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兵团,好好干,多写信。 现在回忆起来,父母亲慈爱的眼光,何曾片刻离开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从不溢于言表而已。九十年代初,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一次,因为有急事要通知,父亲竟然坐公交车到武大去找我。碰巧我有事外出,父亲便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坐等了三个小时。 这同样是讲不完的故事。实际上,就连父母亲自己,也记不住他们给了子孙多少爱。但儿孙的些许回报,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女儿九岁时,用她所得的第一笔稿费,给爷爷买了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父亲一直在使用。他常说:我有三个好儿子,三个好儿媳,三个好孙子。我是“九好老人”。再加上重外孙女,真是十全十美,一生无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的两大无奈。现在,父亲已经飘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亲身边。那里,应该是一个没有纷争也没有烦恼的清凉世界。我们迟早也会到那里去,但此刻,则仍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人世,以期不辜负他们的深情和厚望。 本文刊登于2012年8月17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帅彦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一 中共党员易庭源 我的父亲易庭源,是中共党员。两个弟弟和一个弟媳妇,也是。母亲,民盟;太太,民革。我自己,经省委统战部认定,算“无党派人士”。还有一个弟媳妇,也没有党派。总之我们家,共产党员最多,占绝对优势,是主流。其他方面,也都齐全,是典型的“和谐社会”。党内党外,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且“长期共存”,但不“互相监督”。哈,我们是“互不监督”!我们三兄弟,一个在高校,一个在央企,一个在政府,一岸三地,各自谋生。母亲在世时,老爷子“抓大放小”;母亲去世后,则“无为而治”。其实,他老人家想管也管不了,何况根本就不想管。 易庭源同志党性很强,对组织忠心耿耿。组织上对他也很公道,多次给他评优。建党九十周年之际,又评为优秀党员。要让我说,他当之无愧。至少,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些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秀品质,他老人家都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会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票,每回都是最差的,不是在最后面,就是在最边边。天长日久,老是这样,母亲就有意见。父亲却呵呵一笑,说坐在哪儿不是看?又不会看坏眼睛。母亲也就没了脾气。 不过这事我有想法。我现在有时会斜着眼睛看人,没准就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还有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单位撤销。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下放到农村。不过,下放干部是带工资的,不跟社员一样拿工分。也许是组织上信任吧,发工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从来是母亲管财政,父亲哪里会算账?上级又规定,这事要对农民保密。这下子麻烦了。父亲只好半夜三更躲在床上,放下蚊帐,点起油灯,通宵达旦地分钱,像个“地下党”,比余则成还紧张。后来说起这事,母亲都咯咯咯咯直乐。 这两件,都发生在入党前。看来,那时他虽然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早就入党了。 入党以后怎么样呢?抱歉,我这个“无党派人士”可不得与闻。直到清理父亲遗物,才发现了2002年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亲笔信。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测父亲曾给俞书记写信,谈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俞书记则回信介绍了实际情况,并感谢他“关心全省的工作”。这大约可以算是中共党员易庭源忧国忧民之一例。 另一件遗物,是父亲留下的一叠纸。第一页写了一个标题:“一,做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标题下面只有一句话:“每个人,活一天,就应做一点点,有益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作。”另一叠纸上,写了“二,行善”这个标题。看来是在起草一个什么文件,或者是要总结自己的一生,或者是要为子孙留下遗训。父亲去世,是因为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无疾而终,并无遗嘱。他老人家写的这几句话,恐怕应视为最后的遗言。 二 会计学家易庭源 我们家,说起来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易思麟老先生,毕业于湖南法政学堂,担任过中华民国湖南道县代理县长等职。终因不能适应官场倾轧,或被“黄四郎”之流排挤,在不惑之年挂冠而去,回乡赋闲,自修医术,治病救人。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大伯父易仁荄先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跟夏鼐、吴晗、翦伯赞是同学。毕业后,在大学和中学任教数十年,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这样家庭的子第,读书一般都不会很差。1940年,父亲考上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因正值抗战时期,烽火连天,路上既不安全,家里也掏不起路费,只好改上当时设在湖南所里(今湖南吉首)的国立商学院。从此,他的一生,便都献给了会计学。 不过,父亲在会计学界,似乎是个“异类”。 反叛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了。起因,则是不满老师要求的死记硬背,进而怀疑那会计学原理根本就不对。你那原理如果是对的,为什么不能通晓明白地讲得学生心服口服,硬要强按牛头喝水呢?这就肯定有问题。 有问题,就要找出路。于是,从大二到大三,父亲把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献资料,都读完了。最后,在德国会计学家巴比、莱脑、韦勃,日本会计学家太田哲三那里,得到了启示。这就是要以“动态论”,来反对、批判和替代“平衡论”。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教学模型:在一个木架上,安装若干小纸盒,标上账户名称。纸盒之间,用玻璃管连接。当小圆珠从一个纸盒滚到另一个纸盒时,就表示资金的运动。这个教学模型,我是亲眼看见父亲做的。那时我九岁多,所以还记得。 其实,父亲也是好父亲。 这是1944年,他大学四年级的事。1949年,著名学者李达任湖南大学校长,在全校宣讲辩证唯物主义,父亲又大受启发,遂刻苦攻读马恩。经过三年努力,终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学说──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这是1951年的事。当时,父亲32岁,大学毕业七年,任湖南大学助教。 这理论,我当然看不懂,也讲不清,而且不解。他老人家,是把会计称为“科学”的。会计,明明是技术,怎么是科学呢?顶多说会计学是科学。 父亲生前,我曾拿这事问他,他默然不语。直到守灵那天晚上,我挑灯夜读《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一书,才恍然大悟。原来,一旦把会计定位为“技术”,则无论会计师,还是会计员,便都成了“账房先生”。这让父亲极为不满。在他看来,会计应该是“诸葛亮”。至少,会计师得是。最好是“丞相诸葛亮”,起码也得是“军师诸葛亮”。一个真正的会计师,应该对企业的生产流程,从事前、事中到事后,都进行全方位的监控,以保证企业真正做到“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惟其如此,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也才能避免投机取巧、强取豪夺、发横财。这就非把会计变成科学不可。 父亲的思想,其实是超越了会计学啊! 这个想法,也许很早就有了吧?1947年,父亲住在岳麓书院东边的静一斋,撰写《新动态论》,曾自书一联云: 道统寄名山,使我悠然神往; 文章馨陋室,其人乐以忘忧。 也就在这一年,我来到了人世。 三 一介书生易庭源 从国立商学院毕业后,父亲便走上了讲台。起先在湖南大学。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又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之一),直至退休。数十年教学生涯,亲炙弟子不知凡几。但所有学生的点名册或成绩单,他老人家都珍藏起来。如有老学生来看望,父亲便会翻出这些泛黄的纸头,大家共同感慨一番。师生关系之好,可见一斑。 其实,老一辈的学人,是很讲究“为人处世”的。同事之间,当然也有矛盾,有摩擦,甚至有冲突。但,至少到文革前,大家面子上还是客客气气,行礼如仪。父亲的同事,无论年龄大小,我们都一律叫“伯伯”。同事家的孩子,哪怕他们的父亲年纪更大,也管我父亲叫“易伯伯”。至于父亲的学生,我们得叫“叔叔”。因为依照老规矩,学界同仁,无论年长年少,一律称“兄”。弟,是叫学生的。学生称“大弟”,同事称“仁兄”,这是礼数。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有教养”,也不配称为“读书人”。 至于父亲的老师,我们叫“太老师”。但太老师不会管我们叫“孙子”,而是叫“贤侄”。这也是礼数。这个礼数,现在的年轻人可是真不懂。有一次,我去看望一位兄弟辈的朋友,他家小保姆居然让他孙女叫我“叔叔”,这也太离谱了。中国传统礼仪的“立法精神”,是“扬人抑己”。对别人的称呼,要“就高不就低”。所以,到商店买东西,哪怕那营业员明摆着比我们年纪小,父亲也让叫“叔叔”。这虽然过了一点,但总比把爷爷当叔叔好。 父亲的老师,是刘炳炎老先生。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却“道不同,不相与谋”。老先生主张“平衡论”,我父亲主张“运动论”。而且,还公开宣布: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先生也由他去。不过,尽管两人的学术观点针锋相对,但每到逢年过节,父亲必定带了我这长子,去看望老人家,恭执弟子礼。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中,我从新疆回来探亲,没钱买返程票。下放在农村的父亲,竟然写信向太老师借钱。我拿着信去见太老师,老先生不但如数借出,还设家宴款待。这事在今天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这,其实就是所谓“书生本色”了。在他们的心目中,绝对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学问与真理,以及人情与道义。所以,父亲虽然一介书生,无权无势,而且一生清贫,身无长物,却一直都在资助贫困学生。这也正是在2008年,我们要把奉献给他的十万元寿金捐给学校,设立“易庭源奖学金”的初衷。 四 良师慈父易庭源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我父亲是好老师。 有一件事情我是记忆犹新的。为了便于学生理解“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父亲曾亲手做了一个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父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已经无法养家糊口,便业余做点小买卖,卖煤油灯。家里空间小,煤油灯摆了一地。我那时才一两岁,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结果一头摔在煤油灯上。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二话不说,抱起我就送医院。为了抄近路,来不及穿鞋的父亲,光着脚在铁路上跑,两只脚全都磨破了。父亲却一声不吭,直到我伤口处理完毕,又把我抱回家。 这样的故事,我们三兄弟每人都能讲出很多。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爱呵护下,我们长大成人,羽翼丰满,各奔东西。但无论是实现理想,还是外出谋生,父亲和母亲都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1965年高中毕业,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唱着红歌进新疆。父母亲虽然其实舍不得,却没有说半句反对的话,只是默默为我收拾行李,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兵团,好好干,多写信。 现在回忆起来,父母亲慈爱的眼光,何曾片刻离开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从不溢于言表而已。九十年代初,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一次,因为有急事要通知,父亲竟然坐公交车到武大去找我。碰巧我有事外出,父亲便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坐等了三个小时。 这同样是讲不完的故事。实际上,就连父母亲自己,也记不住他们给了子孙多少爱。但儿孙的些许回报,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女儿九岁时,用她所得的第一笔稿费,给爷爷买了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父亲一直在使用。他常说:我有三个好儿子,三个好儿媳,三个好孙子。我是“九好老人”。再加上重外孙女,真是十全十美,一生无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的两大无奈。现在,父亲已经飘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亲身边。那里,应该是一个没有纷争也没有烦恼的清凉世界。我们迟早也会到那里去,但此刻,则仍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人世,以期不辜负他们的深情和厚望。   教学模型:在一个木架上,安装若干小纸盒,标上账户名称。纸盒之间,用玻璃管连接。当小圆珠从一个纸盒滚到另一个纸盒时,就表示资金的运动。这个教学模型,我是亲眼看见父亲做的。那时我九岁多,所以还记得。 其实,父亲也是好父亲。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父亲一点微薄的薪水,已经无法养家糊口,便业余做点小买卖,卖煤油灯。家里空间小,煤油灯摆了一地。我那时才一两岁,调皮捣蛋,上蹿下跳,结果一头摔在煤油灯上。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二话不说,抱起我就送医院。为了抄近路,来不及穿鞋的父亲,光着脚在铁路上跑,两只脚全都磨破了。父亲却一声不吭,直到我伤口处理完毕,又把我抱回家。 这样的故事,我们三兄弟每人都能讲出很多。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爱呵护下,我们长大成人,羽翼丰满,各奔东西。但无论是实现理想,还是外出谋生,父亲和母亲都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1965年高中毕业,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唱着红歌进新疆。父母亲虽然其实舍不得,却没有说半句反对的话,只是默默为我收拾行李,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到了兵团,好好干,多写信。 现在回忆起来,父母亲慈爱的眼光,何曾片刻离开他们的儿子,只不过从不溢于言表而已。九十年代初,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有一次,因为有急事要通知,父亲竟然坐公交车到武大去找我。碰巧我有事外出,父亲便在宿舍门口的台阶上,坐等了三个小时。 这同样是讲不完的故事。实际上,就连父母亲自己,也记不住他们给了子孙多少爱。但儿孙的些许回报,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我女儿九岁时,用她所得的第一笔稿费,给爷爷买了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父亲一直在使用。他常说:我有三个好儿子,三个好儿媳,三个好孙子。我是“九好老人”。再加上重外孙女,真是十全十美,一生无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人生的两大无奈。现在,父亲已经飘然回到先走一步的母亲身边。那里,应该是一个没有纷争也没有烦恼的清凉世界。我们迟早也会到那里去,但此刻,则仍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人世,以期不辜负他们的深情和厚望。 本文刊登于2012年8月17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帅彦 本文刊登于2012年8月17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帅彦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e068a0102e7qn.html ) – 我的父亲易庭源—-纪念父亲逝世一周年_易中天_新浪博客 分享: 分享到新浪Qing 喜欢 阅读 ┊ 评论 ┊ 收藏 ┊ 转载 ┊ 喜欢 ▼ ┊ 打印 ┊ 举报 已投稿到: 排行榜 圈子 加载中,请稍候…… 前一篇: 无偿奉献与免费献身 评论 重要提示:警惕虚假中奖信息        ♥ 2011吃货们的幸福生活        关注每日最热门博客   评论加载中,请稍候… 发评论 Qing带来全新读图时代        关注每日最热门博客 发评论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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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易中天:为让了领导爽,一宿”叫床62次”

原文标题:无偿奉献与免费献身 最近有两件事值得关注,一是崔永元发起的“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二是“伟大复兴实现62%”。 先说第一件事。 有一位乡村教师告诉学生,乘飞机是坐在翅膀上。有一个农村孩子对爸爸说,他将来要抓一架飞机养在自家院子里。这些令人心酸的故事,让崔永元发起了“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活动。最近这一次,有一百多名乡村教师坐了火车和飞机,车票和机票由上海市民捐赠,食宿由华东师大免费提供,数百个上海家庭帮助他们的学生圆梦。其中一个农村孩子的心愿,是为他从来没有换过床单的奶奶申请一条床单。 这是一些让人落泪的故事。 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打击和暗算,我早已铁石心肠,但“爱飞翔”实在让人动容。乡村教师是那样的淳朴可爱,爱心人士是那样的古道热肠,上海市民是那样的真诚善良,组织者和志愿者是那样的尽心尽力,崔永元、钱文忠、陈丹燕、李蕾是那样的全力以赴,每个人都做到了极致。 我要感谢“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计划”,感谢他们让我实践了自己的主张——站着把钱挣了,坐着把款捐了,开着玩笑把话说了,唱着歌儿把事做了。于是我突然发现,原来爱是一种幸福。 对于公民,做公益是权利,不是义务。不能要求每个公民都做公益。但对于政府和官员,支持公益是义务不是权力。为什么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要那么冷漠呢?他们难道不明白对爱的冷漠无异于慢性自杀么? 如果说乡村教师培训的组织者、志愿者和参与者是“无偿奉献”,那么,不用国家经费自动奉献“伟大复兴实现62%”的,就只好算作“免费献身”。为了让“上面的人”爽,居然还将“叫床”从46次增加到62次,不知这意味着中国学术界的堕落达到了百分之几?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奉献和奉献也不一样。 顺便说一句,本文正面赞扬部分已超过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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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 无偿奉献与免费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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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 | 谁都可能是文人

(2012-06-19 11:40:27) 转载 ▼ ——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大夫,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古士遗风”。但从秦汉到明清,每下愈况。到“文革”期间,更是斯文扫地。风骨、气节、担当、肝胆,所剩无几。相反,跟皇家、官府、公权力,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跟政治,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关系有种种,或紧密,或松散。原因也有种种,或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责任担当;或以政治为运动,不搞他心里痒痒。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或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也有。最松散的,也若即若离、藕断丝连,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人,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政治正确。这并不错。西方也讲“政治正确”,比如不能侵犯人权,不能种族歧视,不能恐怖主义。但人家,只把这当底线。底线之上,是广阔自由的空间。咱们,却是当高标。高标之下,处处禁忌,遍地雷区。 更有甚者,咱们还要比赛,看谁更加“政治正确”。这就有了两大习惯,一是表态,二是站队。表态要见风使舵,站队要以人划线,也就顾不上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结果,跟文人一样,也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所以我说,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人都会是文人。士人、学人、诗人身上会有“文人气”,就更不奇怪。实际上,本系列文章之所谓“士人”,也包括学人和诗人,都是理想状态的,或本来意义的。也就是说,凡士人,就该如此。并不等于说,当真如此。有真士人,也有半真半假、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士人一旦堕落,则与文人无异,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士人风骨”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帅彦   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大夫,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古士遗风”。但从秦汉到明清,每下愈况。到“文革”期间,更是斯文扫地。风骨、气节、担当、肝胆,所剩无几。相反,跟皇家、官府、公权力,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跟政治,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关系有种种,或紧密,或松散。原因也有种种,或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责任担当;或以政治为运动,不搞他心里痒痒。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或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也有。最松散的,也若即若离、藕断丝连,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人,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政治正确。这并不错。西方也讲“政治正确”,比如不能侵犯人权,不能种族歧视,不能恐怖主义。但人家,只把这当底线。底线之上,是广阔自由的空间。咱们,却是当高标。高标之下,处处禁忌,遍地雷区。 更有甚者,咱们还要比赛,看谁更加“政治正确”。这就有了两大习惯,一是表态,二是站队。表态要见风使舵,站队要以人划线,也就顾不上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结果,跟文人一样,也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所以我说,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人都会是文人。士人、学人、诗人身上会有“文人气”,就更不奇怪。实际上,本系列文章之所谓“士人”,也包括学人和诗人,都是理想状态的,或本来意义的。也就是说,凡士人,就该如此。并不等于说,当真如此。有真士人,也有半真半假、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士人一旦堕落,则与文人无异,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士人风骨”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帅彦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Q “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 Q 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总之,原则有三:不能全部,没有义务,可以说不。再明确一点,就是不媚权,不拜官,不趋炎,不附势,可以做“参谋”,不能当“喉舌”。如能这样,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为企业、为个人服务,也没错。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更没错。 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非常之难。不少学者,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便帮着说、照着说、顺着说。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 这种现象,在社科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只不过,社科界帮腔多,人文界帮闲多。所谓“智囊”,其实“酒囊”;所谓“泰斗”,其实“阿斗”。这样的学者,就不能叫“学人”;或名为“学人”,实为“文人”,甚至“花瓶”。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士人和文人,一直是作为“对立面”来表述的。但,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理解的简易。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士人如果是没病的,怎么会变成文人?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战国已不同于春秋,秦汉更迥异于先秦。春秋的士,多有风骨。比如子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四处求职,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故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视官位如敝屣,甚至宁肯“乘桴浮于海”。这风骨,到墨子、孟子、庄子那里,也还有。 战国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期。商鞅去见秦孝公,是带了三套方案的。哪套吃得开,就用哪一套。至于张仪、苏秦辈,更是唯利是图,完全没有什么底线,也没什么坚守。苏秦说得很明白:一个士人,拼命读书,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请参看《史记•苏秦列传》)? 秦皇汉武以后,更是大变。先秦的士,是“游士”;秦汉以后,是“绅士”。游士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做,也是“聘任制”。老板可以解聘,自己也可以跳槽。所谓“楚材晋用”,所谓“朝秦暮楚”,就是这个意思。 绅士则必须做官。不做官,岂能叫“士大夫”?实际上,绅士之所以又叫“缙绅”,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是要插笏的。腰带,就叫“绅”;插笏,就叫“缙”。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因此即便“乡绅”,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或者虽无官职,却有官威,却有官谱。见了地方官,是可以礼尚往来的。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绅士”。以前,只要是士,就有绅(腰带)。比如子张,就曾“书诸绅”(《论语•卫灵公》)。秦汉以后,士人系绅,心里想的都是插笏;他们读书,也都是为了做官。做不了,就得候着。做胥吏、师爷,是“屈就”;做教书匠、孩子王,是“失意”。这些都不能叫“绅士”。士人之主流,其实是“官人”。至于做官以后,是去帮忙,还是帮闲和帮腔,甚至帮凶,就由不得自己了。士人变成文人,岂非分分钟的事? 事实上,士人与文人,常常混淆不清,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比如韩愈,写《论佛骨表》时,是士人;写《幽拘操》时,是文人。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那个人。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那么,学人和诗人,就更没什么不可能。要知道,古代的学术,原本就有两种:官学和私学;诗,也有两种:雅颂和国风。谁,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楚河汉界”?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得有别人认可。那么,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权力。而且最权威的,就是最高权力。古人说得很坦白: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重横行,就是希望实现自我;赐颜色,就是价值得到体现。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并不只是文人啊! 更何况,文人也好,士人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总之,原则有三:不能全部,没有义务,可以说不。再明确一点,就是不媚权,不拜官,不趋炎,不附势,可以做“参谋”,不能当“喉舌”。如能这样,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为企业、为个人服务,也没错。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更没错。 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非常之难。不少学者,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便帮着说、照着说、顺着说。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 这种现象,在社科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只不过,社科界帮腔多,人文界帮闲多。所谓“智囊”,其实“酒囊”;所谓“泰斗”,其实“阿斗”。这样的学者,就不能叫“学人”;或名为“学人”,实为“文人”,甚至“花瓶”。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士人和文人,一直是作为“对立面”来表述的。但,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理解的简易。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士人如果是没病的,怎么会变成文人?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战国已不同于春秋,秦汉更迥异于先秦。春秋的士,多有风骨。比如子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四处求职,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故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视官位如敝屣,甚至宁肯“乘桴浮于海”。这风骨,到墨子、孟子、庄子那里,也还有。 战国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期。商鞅去见秦孝公,是带了三套方案的。哪套吃得开,就用哪一套。至于张仪、苏秦辈,更是唯利是图,完全没有什么底线,也没什么坚守。苏秦说得很明白:一个士人,拼命读书,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请参看《史记•苏秦列传》)? 秦皇汉武以后,更是大变。先秦的士,是“游士”;秦汉以后,是“绅士”。游士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做,也是“聘任制”。老板可以解聘,自己也可以跳槽。所谓“楚材晋用”,所谓“朝秦暮楚”,就是这个意思。 绅士则必须做官。不做官,岂能叫“士大夫”?实际上,绅士之所以又叫“缙绅”,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是要插笏的。腰带,就叫“绅”;插笏,就叫“缙”。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因此即便“乡绅”,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或者虽无官职,却有官威,却有官谱。见了地方官,是可以礼尚往来的。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绅士”。以前,只要是士,就有绅(腰带)。比如子张,就曾“书诸绅”(《论语•卫灵公》)。秦汉以后,士人系绅,心里想的都是插笏;他们读书,也都是为了做官。做不了,就得候着。做胥吏、师爷,是“屈就”;做教书匠、孩子王,是“失意”。这些都不能叫“绅士”。士人之主流,其实是“官人”。至于做官以后,是去帮忙,还是帮闲和帮腔,甚至帮凶,就由不得自己了。士人变成文人,岂非分分钟的事? 事实上,士人与文人,常常混淆不清,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比如韩愈,写《论佛骨表》时,是士人;写《幽拘操》时,是文人。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那个人。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那么,学人和诗人,就更没什么不可能。要知道,古代的学术,原本就有两种:官学和私学;诗,也有两种:雅颂和国风。谁,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楚河汉界”?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得有别人认可。那么,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权力。而且最权威的,就是最高权力。古人说得很坦白: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重横行,就是希望实现自我;赐颜色,就是价值得到体现。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并不只是文人啊! 更何况,文人也好,士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总之,原则有三:不能全部,没有义务,可以说不。再明确一点,就是不媚权,不拜官,不趋炎,不附势,可以做“参谋”,不能当“喉舌”。如能这样,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为企业、为个人服务,也没错。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更没错。 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非常之难。不少学者,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便帮着说、照着说、顺着说。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 总之,原则有三:不能全部,没有义务,可以说不。再明确一点,就是不媚权,不拜官,不趋炎,不附势,可以做“参谋”,不能当“喉舌”。如能这样,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为企业、为个人服务,也没错。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更没错。 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非常之难。不少学者,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便帮着说、照着说、顺着说。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 这种现象,在社科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只不过,社科界帮腔多,人文界帮闲多。所谓“智囊”,其实“酒囊”;所谓“泰斗”,其实“阿斗”。这样的学者,就不能叫“学人”;或名为“学人”,实为“文人”,甚至“花瓶”。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士人和文人,一直是作为“对立面”来表述的。但,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理解的简易。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士人如果是没病的,怎么会变成文人?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战国已不同于春秋,秦汉更迥异于先秦。春秋的士,多有风骨。比如子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四处求职,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故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视官位如敝屣,甚至宁肯“乘桴浮于海”。这风骨,到墨子、孟子、庄子那里,也还有。 战国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期。商鞅去见秦孝公,是带了三套方案的。哪套吃得开,就用哪一套。至于张仪、苏秦辈,更是唯利是图,完全没有什么底线,也没什么坚守。苏秦说得很明白:一个士人,拼命读书,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请参看《史记•苏秦列传》)? 秦皇汉武以后,更是大变。先秦的士,是“游士”;秦汉以后,是“绅士”。游士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做,也是“聘任制”。老板可以解聘,自己也可以跳槽。所谓“楚材晋用”,所谓“朝秦暮楚”,就是这个意思。 绅士则必须做官。不做官,岂能叫“士大夫”?实际上,绅士之所以又叫“缙绅”,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是要插笏的。腰带,就叫“绅”;插笏,就叫“缙”。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因此即便“乡绅”,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或者虽无官职,却有官威,却有官谱。见了地方官,是可以礼尚往来的。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绅士”。以前,只要是士,就有绅(腰带)。比如子张,就曾“书诸绅”(《论语•卫灵公》)。秦汉以后,士人系绅,心里想的都是插笏;他们读书,也都是为了做官。做不了,就得候着。做胥吏、师爷,是“屈就”;做教书匠、孩子王,是“失意”。这些都不能叫“绅士”。士人之主流,其实是“官人”。至于做官以后,是去帮忙,还是帮闲和帮腔,甚至帮凶,就由不得自己了。士人变成文人,岂非分分钟的事? 事实上,士人与文人,常常混淆不清,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比如韩愈,写《论佛骨表》时,是士人;写《幽拘操》时,是文人。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那个人。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那么,学人和诗人,就更没什么不可能。要知道,古代的学术,原本就有两种:官学和私学;诗,也有两种:雅颂和国风。谁,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楚河汉界”?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得有别人认可。那么,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权力。而且最权威的,就是最高权力。古人说得很坦白: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重横行,就是希望实现自我;赐颜色,就是价值得到体现。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并不只是文人啊! 更何况,文人也好,士人 这种现象,在社科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只不过,社科界帮腔多,人文界帮闲多。所谓“智囊”,其实“酒囊”;所谓“泰斗”,其实“阿斗”。这样的学者,就不能叫“学人”;或名为“学人”,实为“文人”,甚至“花瓶”。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总之,原则有三:不能全部,没有义务,可以说不。再明确一点,就是不媚权,不拜官,不趋炎,不附势,可以做“参谋”,不能当“喉舌”。如能这样,不但为政府服务应该,为企业、为个人服务,也没错。为此收取合理的费用,更没错。 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坚持学术的良知与良心,非常之难。不少学者,都是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甚至是领导定了调子以后,便帮着说、照着说、顺着说。这就无异于帮腔和帮闲,跟文人没什么两样了。 这种现象,在社科人文领域,尤为突出。只不过,社科界帮腔多,人文界帮闲多。所谓“智囊”,其实“酒囊”;所谓“泰斗”,其实“阿斗”。这样的学者,就不能叫“学人”;或名为“学人”,实为“文人”,甚至“花瓶”。 三 士人也会是文人 再说士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士人和文人,一直是作为“对立面”来表述的。但,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理解的简易。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士人如果是没病的,怎么会变成文人?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战国已不同于春秋,秦汉更迥异于先秦。春秋的士,多有风骨。比如子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四处求职,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故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视官位如敝屣,甚至宁肯“乘桴浮于海”。这风骨,到墨子、孟子、庄子那里,也还有。 战国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期。商鞅去见秦孝公,是带了三套方案的。哪套吃得开,就用哪一套。至于张仪、苏秦辈,更是唯利是图,完全没有什么底线,也没什么坚守。苏秦说得很明白:一个士人,拼命读书,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请参看《史记•苏秦列传》)? 秦皇汉武以后,更是大变。先秦的士,是“游士”;秦汉以后,是“绅士”。游士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做,也是“聘任制”。老板可以解聘,自己也可以跳槽。所谓“楚材晋用”,所谓“朝秦暮楚”,就是这个意思。 绅士则必须做官。不做官,岂能叫“士大夫”?实际上,绅士之所以又叫“缙绅”,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是要插笏的。腰带,就叫“绅”;插笏,就叫“缙”。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因此即便“乡绅”,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或者虽无官职,却有官威,却有官谱。见了地方官,是可以礼尚往来的。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绅士”。以前,只要是士,就有绅(腰带)。比如子张,就曾“书诸绅”(《论语•卫灵公》)。秦汉以后,士人系绅,心里想的都是插笏;他们读书,也都是为了做官。做不了,就得候着。做胥吏、师爷,是“屈就”;做教书匠、孩子王,是“失意”。这些都不能叫“绅士”。士人之主流,其实是“官人”。至于做官以后,是去帮忙,还是帮闲和帮腔,甚至帮凶,就由不得自己了。士人变成文人,岂非分分钟的事? 事实上,士人与文人,常常混淆不清,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比如韩愈,写《论佛骨表》时,是士人;写《幽拘操》时,是文人。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那个人。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如果说,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那么,学人和诗人,就更没什么不可能。要知道,古代的学术,原本就有两种:官学和私学;诗,也有两种:雅颂和国风。谁,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楚河汉界”? 何况一个人的价值要实现,得有别人认可。那么,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和时代,最权威的认可来自哪里呢?当然是权力。而且最权威的,就是最高权力。古人说得很坦白: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重横行,就是希望实现自我;赐颜色,就是价值得到体现。渴望得到皇上青睐的,并不只是文人啊! 更何况,文人也好,士人 再说士人。 在前面的文章中,士人和文人,一直是作为“对立面”来表述的。但,这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理解的简易。实际上,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知道,文人原本就是士人的变体。士人如果是没病的,怎么会变成文人? 何况士人也一直在变。战国已不同于春秋,秦汉更迥异于先秦。春秋的士,多有风骨。比如子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孔子虽然周游列国,四处求职,但那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故一言不合,便拂袖而去,视官位如敝屣,甚至宁肯“乘桴浮于海”。这风骨,到墨子、孟子、庄子那里,也还有。 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大夫,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古士遗风”。但从秦汉到明清,每下愈况。到“文革”期间,更是斯文扫地。风骨、气节、担当、肝胆,所剩无几。相反,跟皇家、官府、公权力,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跟政治,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关系有种种,或紧密,或松散。原因也有种种,或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责任担当;或以政治为运动,不搞他心里痒痒。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或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也有。最松散的,也若即若离、藕断丝连,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人,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政治正确。这并不错。西方也讲“政治正确”,比如不能侵犯人权,不能种族歧视,不能恐怖主义。但人家,只把这当底线。底线之上,是广阔自由的空间。咱们,却是当高标。高标之下,处处禁忌,遍地雷区。 更有甚者,咱们还要比赛,看谁更加“政治正确”。这就有了两大习惯,一是表态,二是站队。表态要见风使舵,站队要以人划线,也就顾不上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结果,跟文人一样,也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所以我说,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人都会是文人。士人、学人、诗人身上会有“文人气”,就更不奇怪。实际上,本系列文章之所谓“士人”,也包括学人和诗人,都是理想状态的,或本来意义的。也就是说,凡士人,就该如此。并不等于说,当真如此。有真士人,也有半真半假、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士人一旦堕落,则与文人无异,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士人风骨”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帅彦 战国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后期。商鞅去见秦孝公,是带了三套方案的。哪套吃得开,就用哪一套。至于张仪、苏秦辈,更是唯利是图,完全没有什么底线,也没什么坚守。苏秦说得很明白:一个士人,拼命读书,如果不能靠这谋取富贵,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请参看《史记 • 苏秦列传》)? 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大夫,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古士遗风”。但从秦汉到明清,每下愈况。到“文革”期间,更是斯文扫地。风骨、气节、担当、肝胆,所剩无几。相反,跟皇家、官府、公权力,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跟政治,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关系有种种,或紧密,或松散。原因也有种种,或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责任担当;或以政治为运动,不搞他心里痒痒。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或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也有。最松散的,也若即若离、藕断丝连,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人,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政治正确。这并不错。西方也讲“政治正确”,比如不能侵犯人权,不能种族歧视,不能恐怖主义。但人家,只把这当底线。底线之上,是广阔自由的空间。咱们,却是当高标。高标之下,处处禁忌,遍地雷区。 更有甚者,咱们还要比赛,看谁更加“政治正确”。这就有了两大习惯,一是表态,二是站队。表态要见风使舵,站队要以人划线,也就顾不上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结果,跟文人一样,也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所以我说,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人都会是文人。士人、学人、诗人身上会有“文人气”,就更不奇怪。实际上,本系列文章之所谓“士人”,也包括学人和诗人,都是理想状态的,或本来意义的。也就是说,凡士人,就该如此。并不等于说,当真如此。有真士人,也有半真半假、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士人一旦堕落,则与文人无异,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士人风骨”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帅彦 秦皇汉武以后,更是大变。先秦的士,是“游士”;秦汉以后,是“绅士”。游士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做,也是“聘任制”。老板可以解聘,自己也可以跳槽。所谓“楚材晋用”,所谓“朝秦暮楚”,就是这个意思。 绅士则必须做官。不做官,岂能叫“士大夫”?实际上,绅士之所以又叫“缙绅”,就因为他们的腰带上,是要插笏的。腰带,就叫“绅”;插笏,就叫“缙”。这当然是官员甚至大臣的服饰。因此即便“乡绅”,原则上也得是退休的官员;或者虽无官职,却有官威,却有官谱。见了地方官,是可以礼尚往来的。 这就是秦汉以后的“绅士”。以前,只要是士,就有绅(腰带)。比如子张,就曾“书诸绅”(《论语 ——“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一 我也差点是文人 文章写到这会,文人的坏话已经说了不少。给人感觉,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或文化偏见,非得在文化人的种种类型中,搞“种族歧视”。 呵呵,不是这样的。我跟文人,非但前世无冤后世无仇,还曾经也是其中一员。之所以拿他们开刀,还刀刀见血,不留情面,原因有三:第一,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情。第二,表情不佳,是因为内心错乱。第三,这个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则稍有文化者,谁都可能堕落为文人。 就说我自己。 严格说来,当年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还只能算“文青”,算不了“文人”,因为不够资格。在报刊上写几篇小破文章,或者发表点诗歌什么的,就是“文人”了?没那么便宜。文人,得成熟;文青,就幼稚。但,幼稚归幼稚,不等于没有文人的毛病。 比如希望“见用”,这心思是有的,还很重。那时,如果有“梁效”之类的写作组召唤,屁颠屁颠就去了。也不会喊阿Q“同去同去”,但会对着农场的庄稼地喊一声: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惜那些写作组,门槛太高,够不着。因此,没变成“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不是有什么风骨气节,是没机遇和资格。 但,组织上没进“写作组”,思想上是进了的。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争取进去。颂圣、唱红、批黑、整风,没有一件不是闻风而动,甚至都不用领导布置。腔调,也是“朗诵体”或“播音腔”。至于“四人帮”嫡系部队的作品,则是当作教材来学习的。 这样做,并非没有功利目的。一要政治上受信任,二要生活上得改善,三要走出去有面子。因此,一旦被用,就洋洋得意;遭到冷遇,就垂头丧气。如果还“情场失意”,就更是“怀才不遇”:我这样的“才子”,咋没“佳人”来眷顾呢?现在看,真是酸极了! 因此,我曾反躬自问:如果没有拨乱反正,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对历史和自我的反思反省,会不会也盼望着“淡扫峨眉朝至尊”?十有八九。因为,你不把头脑中文人的软件删除并格式化,它就没准哪天会冒出来。我狠批文人,其实也是警告自己。 家丑不可外扬。自曝“前丑”,正是为了“绝后”。事实上,文人虽为帝制时代产品,却像阿Q一样,是不会“断子绝孙”的。诗人和学人,甚至士人,随时随地也都可能变成文人。这可不是敲一下回车键,就能含糊过去的,必须来算一个总账。 二 学人也会是文人 先说学人。 表面上看,学人与文人的差异很大,其实未必。中国的学术传统,历来就是文史哲不分;中国的政治传统,则历来是官学文不分。秦汉以后的博士,唐宋以后的学士,都是官。翰林院,也很难说是政研室、社科院,还是文联作协。而且,一个读书人,学问越好,越有可能成为皇帝的“词臣”,甚至“弄臣”。他们多才艺,通古今,承问对,草诏书,往往同时是官人、学人和文人,既能注经考古(有的成就还不低),又能舞文弄墨(有的文笔还不差),还能出将入相(有的官职还不小)。即便是在野的学者,也不少都能吟诗作赋。何况“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所谓“文人习气”,便难免“如影相随”。这是古代。 今之学者,会做诗的倒是不多了。充当“笔杆子”的,却不少。改革开放前,要“为政治服务”;改革开放后,要“为政府服务”。服务原本也可以。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都需要有学术的帮助和支持,比如回答咨询、参与决策、进行论证等等。这并无可厚非。 但这事要有原则。第一,不能所有的学术研究,都为政治或政府服务。有不服务的,也有服务不了的。第二,有需要,得聘请。官民双方,相互平等,是契约关系。第三,独立自主,客观公正,实话实说。有问题如实相告,有分歧充分讨论,有看法据理力争。学者的意见,官方可以不听;官方的想法,学者也可以不从。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事实),只唯理(逻辑),方为真学者,方为真学人。 • 卫灵公》)。秦汉以后,士人系绅,心里想的都是插笏;他们读书,也都是为了做官。做不了,就得候着。做胥吏、师爷,是“屈就”;做教书匠、孩子王,是“失意”。这些都不能叫“绅士”。士人之主流,其实是“官人”。至于做官以后,是去帮忙,还是帮闲和帮腔,甚至帮凶,就由不得自己了。士人变成文人,岂非分分钟的事? 事实上,士人与文人,常常混淆不清,甚至同为一个人的两面。比如韩愈,写《论佛骨表》时,是士人;写《幽拘操》时,是文人。什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你都不敢相信其作者,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那个人。   四 人人都会是文人 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大夫,或许尚能保留和继承“古士遗风”。但从秦汉到明清,每下愈况。到“文革”期间,更是斯文扫地。风骨、气节、担当、肝胆,所剩无几。相反,跟皇家、官府、公权力,则有着扯不清的关系;跟政治,也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关系有种种,或紧密,或松散。原因也有种种,或以天下为己任,是一种责任担当;或以政治为运动,不搞他心里痒痒。想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或者“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也有。最松散的,也若即若离、藕断丝连,正所谓“剪不断,理还乱”。 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人,脑子里便都有一根弦:政治正确。这并不错。西方也讲“政治正确”,比如不能侵犯人权,不能种族歧视,不能恐怖主义。但人家,只把这当底线。底线之上,是广阔自由的空间。咱们,却是当高标。高标之下,处处禁忌,遍地雷区。 更有甚者,咱们还要比赛,看谁更加“政治正确”。这就有了两大习惯,一是表态,二是站队。表态要见风使舵,站队要以人划线,也就顾不上什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结果,跟文人一样,也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 所以我说,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人人都会是文人。士人、学人、诗人身上会有“文人气”,就更不奇怪。实际上,本系列文章之所谓“士人”,也包括学人和诗人,都是理想状态的,或本来意义的。也就是说,凡士人,就该如此。并不等于说,当真如此。有真士人,也有半真半假、徒有虚名和变来变去的。士人一旦堕落,则与文人无异,甚至还不如文人中之有“士人风骨”者。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这正是下一篇文章要回答的。 刊载于2012年6月19日《南方都市报》B14版,责任编辑帅彦   如果说,连士人都可能变成文人,那么,学人和诗人,就更没什么不可能。要知道,古代的学术,原本就有两种:官学和私学;诗,也有两种:雅颂和国风。谁,又能一清二楚地划出“楚河汉界”? 也罢,甚至包括学人和诗人,又有几人不想从政,不想做官?当然,动机或有不同。有的是要平治天下,有的是要光宗耀祖,有的是要以权谋私,但都要依附皇权。因为秦汉以后,做官的制度,变成了“任命制”。皇帝不赏识,朝廷不委任,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能如何? 因此,真正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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