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易中天 | 士人的风骨

(2012-06-08 09:32:24) 转载 ▼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   一 士与知识分子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 • 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因为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 • 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 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 • 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 • 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 “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 ,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 · 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 2007 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三 傲骨与傲气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 • 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与知识分子 认真说来,士或士人,作为概念或称呼,已经是历史了。今天没有“士”,只有“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又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指“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狭义的特指“社会的良心与良知”。这两种,都与“士”有关。 广义的知识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现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和“职业身份”。所谓“士农工商”,即意味着农是庄稼人,工是手艺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读书人。要求最严的时候,士人除了读书,以及因为读书而做官,不能从事别的行业。当然,躬耕于垅亩,是可以的。但,耕是副业,读是主业。耕读为本,是因为国家重农;诗书传家,才是命脉所系。亲自到地里干活,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读。开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刘备卖履,嵇康打铁,当时便都算“出格”。读书做官,则理所当然。做官以后,也还要读书,有的还写写诗,做做学问。这就叫“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可见,古代的士,就是读书人,而且是“职业读书人”。或者说,是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的人。因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优”,是优裕的意思。也就是说,做官轻松自如,就做点学问;治学精力过剩,就当当官员。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状态。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这样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过高等教育的,即广义的知识分子,其实未必都读书。教科书当然是要读的,但那叫“学习”或“上课”,不叫“读书”。毕业以后,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务农。他们可以当白领,做律师,办企业,搞艺术,成为科学家,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读书,则只是业余爱好。因此,我们很难从职业身份,来认定谁是士,谁不是。甚至读不读书,也不足为凭。要知道,就连文人,也读书的。 不看职业,也不看读书,那看什么?看精神。实际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种“职业身份”,又是一种“文化精神”。狭义的知识分子,则是士人精神的再传承。因此,本系列文章所说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种精神类型、气质类型或人格类型,甚至只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梅兰芳,职业虽是艺人,却不但成就极高,更在抗战时期,表现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气质。因此,文化界普遍视他为士人,要尊称“梅先生”的。 那么,士人的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是什么? 二 担当与担待 我认为,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风骨;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可杀不可辱(《孔子家语•儒行解》),是有气节;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论语•泰伯》),是有担当。 担当是广义的,包括“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有此一条,即可无愧为“士”。但严格意义上的“士”,还得有“天下之担当”。这种担当,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后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国士”,则“必须有”。刘备寄居刘表时,就曾当面痛斥一个名叫许汜的人,说他明知天下大乱国难当头,却居然“求田问舍,言无可采”,真是徒有国士之名,当为士林不齿(《三国志·陈登传》)。 可见古人心目中的国士,必须像《毕业歌》所云,能够“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至于“无双国士”,则恐怕只有像诸葛亮那样才行。可惜这样一位难得的士人,却被《三国演义》歪曲为自命清高忸怩作态的酸腐文人,作够了秀才出山,实在让人忍无可忍。 诗人和学人,则可以不必有此担当。真正的诗人,当然也都是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他们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声。但这是“反映”,不是“担当”。同样,学人也可以撰写时评,发表政见,以天下为己任。但这时,他已经是士人了。或者说,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学人。纯粹的学人,完全可以“两耳不闻天下事”。正如纯粹的诗人,完全可以“每有闲情娱小我”。天下和国家,是可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四 侠义与清高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的,也别指望他们有。帮闲和帮腔,要什么担当呢?有“眼色”,能“揣摩圣意”即可。至多,有点儿“担待”。比方说,皇帝或上级犯了错误,便挖空心思替他们擦屁股,打补丁。2007年,陈水扁夸人时误用“罄竹难书”一词,舆论哗然。历史学家出身的“教育部长”杜正胜,便硬说这成语没有贬义,用在哪儿都行。看来,替主子文过饰非,也是古今如一,两岸皆同,而且“驾轻就熟”的。 如果实在打不了圆场,主子又不想认账,文人便或自愿、或被迫,或半自愿半被迫地去当替罪羊。还有,揣摩失误,站错了队,表错了情,得自认倒霉。赖得一干二净的也有。哪怕白纸黑字写着,众目睽睽看着,当事人都还活着,也不承认。但,你可以不认错,不能不认账。账都不认,哪有担当?连担待都没有! 这就是士人与文人的区别之一。士人有担当,文人得担待。担当是对天下的,担待是对领导的;担当是自觉的,担待是无奈的;担当是对自己负责,担待是帮别人赖账。所以,士人,也包括诗人和学人,都能文责自负。文人,则只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别人头上。而且那“别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级。除非那上级,是上上级正好要收拾的人。 三 傲骨与傲气 没有担当,也不会有气节。何况帮腔与帮闲者,原本就没有什么需要坚守。因此,文人不讲“气节”,只讲“节气”。到什么季节,就开什么花;刮什么风,就使什么舵。名为“与时俱进”,实为“与势俱进”。哪边得势,或可能得势,就往哪边靠。 所以,文人的“风骨”,极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出来,不是“长”出来的。就连他们的“反骨”,也不过“另一副嘴脸”,后面还要讲到。除非,他反躬自省,大彻大悟,又做回了士人。但这是“返祖现象”。而且,也不能叫“文人风骨”。 风骨一定是士人的。也因此,看一个人是不是士,就看他能不能“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哪怕“千首诗傲万户侯”,或者“天子呼来不上船”,也算诗人或文人,有士人的风骨。这仍然与职业身份无关。比方说,某些教授、博导、学术带头人,见了当官的,就点头哈腰,满脸谄媚;或者领导放个屁,就马上提供“数据支持”,还说得头头是道。请问,这还能算是学人吗? 真正的学人,一定有士人的风骨。其表现,就是坚持学术的标准,坚守学者的良知与良心。这就像真正的诗人,面对灾民和冤魂,绝不会说什么“纵做鬼,也幸福”。写这种狗屁玩意的,一准是文人,还是不入流的。 或许有人会问:文人,就不傲吗?呵呵,傲,而且傲气十足。他们往往目空一切,谁都不放在眼里,还最看不起同行,故曰“文人相轻”。但这是傲气,不是傲骨。有人一见文人的傲,就觉得他牛,钦佩不已,这其实是脑子进了水,还一辈子没甩干。 傲气与傲骨,有什么区别?傲骨是因为自己,傲气是因为别人。坚信自己站得住,不肯趋炎附势、同流合污,所以有傲骨;生怕别人看不起,又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所以有傲气。傲气,也是秀出来的。真正的士人,有傲骨无傲气;地道的文人,则有傲气无傲骨。傲骨还是傲气,是区分士人与文人的紧要之处。 士人有傲骨,并不奇怪。要知道,士在秦汉以前,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以上三等是天子、诸侯、大夫);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等的平民(以下三等是农、工、商)。但无论哪种,士都是最有知识、有文化、有思想、有智慧的。因此,士人往往有高贵感。这种高贵,是精神上的,故曰“精神贵族”。他们也许在经济上一贫如洗,在事业上一事无成;但在精神上,却富有得像个国王,可以把一切权贵都不放在眼里。故士人之傲骨,就是风骨。 四 侠义与清高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士人不但有傲骨,还往往有侠骨。傲骨是对权贵的,侠骨是对朋友的。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即此之谓。至于是“红颜知己”,还是“知遇之恩”,则无所谓。但可以肯定,成为士人的知己,极难。故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以同怀视之。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统统应该消灭。只不过汉武以后,统治者的办法,是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两手都用。对儒,主要是“抚”(封官许愿),兼之以“剿”(以言治罪);对侠,则主要是“剿”(武力镇压),兼之以“抚”(诱降招安)。后世之士多不如先秦之士,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统治者能够消灭侠,却消灭不了侠义。形式上或职业的侠没了,侠就会变成精神和风气,渗透于骨血,弥漫于天下。它在民间,为“义气”;在士人,为“肝胆”。不过,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常是读书人。毕竟,文士是统治者收买拉拢的重点,草根反倒少受污染。故前贤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 但真正的士人,总归是有肝胆的。肝胆相照,则意气相投;同声相应,则同气相求。所以士人有自己的圈子。士人的圈子,就叫“士林”,也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则叫“清誉”;他们的品性,则叫“清高”。总之,士人最为看重的,是“清”。不仅是清廉,也是清白、清纯、清淡、清静、清朗、清明、清雅、清正。为此,他们甚至甘于清贫。故士人发表的时评,就叫“清议”。他们的圈子,也当然“清一色”。闲杂人等,根本别想混入。 这也是士人的又一特点:爱惜羽毛。表现之一,是不但不肯“同流合污”,甚至连一般的世俗也会拒绝。比方说,反对白话文,拒绝上电视。前者是极端的清高,后者是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怕做“规定动作”,被“喉舌化”;二怕为了收视率,被“娱乐化”;三怕主持人问一堆愚蠢问题,被“弱智化”。这可有碍清誉,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总之,士人的特点,就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有肝胆,再加“爱羽毛”。 然而众所周知,文人也是很清高的,这话又怎么讲?也只能说,士人的是真,文人的是假。因为清高只能来自风骨。风骨靠不住,清高又岂能是真?就连他们的“侠义”,当然也是假的。不过这是后话,我们下篇文章再说。 刊载于2012年6月8日《南方都市报》B19版,责任编辑陈举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在先秦,士原本包括文士和武士。后来,文士变成了儒,武士变成了侠,都为专制不喜。韩非就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 • 以管,也可以不管的。只要为社会和人类,提供了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就是真正的学人和诗人。 至于文人,则是没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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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易中天:做人要做怎样的人

易中天:做人要做怎样的人 ——“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进入专题 : 文人 知识分子 人格    ● 易中天        一 文人是“国民的集体表情”          把文人单挑出来痛批,不是要“吃柿子”,而是因为“树大招风”。或者说,因为他们站在台前,聚光灯下,万众瞩目。实际上,文人是我们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表演者”。他们的表演,就是我们的表演,是我们的“集体表情”。     表情人人都有,关键在于有没有人看,主要看谁的,以及为什么要看。为什么要看呢?为了知道真情。真情有三:身之所历,是“实情”;心之所感,是“心情”;形于言表,就叫“表情”。每个人,有自己“个人之表情”。一国的国民,也有他们“集体之表情”。国民集体表现出来的,就是“国情”。     这就不能看官人。官人代表的是官方,未必是国民。看官人的表情,是为了看当局的态度。这种态度与国家利益有关,与个人情绪无关。甚至只是“官腔”,并不好看。看众人也不行。人太多,看不过来,看不明白,甚至看不见。民众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哪怕网络时代,也如此。     看学人,同样不行。他们的著作,并不代表国民心态。当然,从他们的关注热点和行文风格,也能看出一个时代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心理状态。但这是流露,是体现,不是表情。表情得靠“有情人”,诗人当然算一个。但诗人太个性。你很难弄清他的作品,是“集体闹情绪”,还是“个人发神经”。除非,他是“写诗的文人”。     实际上,也只能靠文人。成为国民的集体表情,文人不但“当仁不让”,而且“义不容辞”,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没错,文人的“本职工作”,是为皇权或当局帮腔帮闲,偶尔帮凶。帮闲倒无所谓,乐和就行。帮腔和帮凶,就得“讲政治”。否则,穿帮露馅,是会吃力不讨好,甚至吃不了兜着走的。     怎样“讲政治”?两条。第一,你不能说这些话,是皇帝或当局让说的。那就没意思了。你得说,皇上“仁慈圣明”,天下“祥和太平”,某人“罪该万死”,都是“人民的心声”。这样,听起来才顺耳。第二,你也不能只对皇帝或当局讲,更要对民众讲,还得让他们点头称是信以为真,才算得上是帮腔和帮凶。老资格的“五毛”,都懂这道理。     换言之,文人必须实际上是“皇权的传声筒”,表面上却是“民意的代言人”。这当然很考手艺,故文人必定有才。何况泱泱大国,人才辈出。文人队伍,也就蔚为大观。久而久之,不明就里的,便以为文人所说,就是国民的心情,也是国家的实情。于是,文人的表演,就成了“国民的集体表情”。           二 表情、心情、实情          这样的表情,显然是不真实,或未必真实的。     不真实,倒很难说就是问题。表情、心情、实情,其实并非总一致。一个人,可能日子过得苦哈哈,却不妨碍他心里乐呵呵;可能心里气哼哼,也不妨碍他脸上笑眯眯。所以,表情未必代表心情,心情未必代表实情。只看表情,哪成?     再说情况也很复杂。苦哈哈而乐呵呵,可能真是“以苦为乐”,或“不以为苦”,所谓“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是也。气哼哼而笑眯眯,则可能是“城府极深”,或“修养极高”,甚至“痛苦留给自己,欢乐带给别人”,你能说不好?     但,明明是“皇权传声筒”,却偏要装成“民意代言人”,总归拧巴。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打架,也拧巴。所以这种事,偶一为之可,坚持不懈难。故文人内心,多半纠结。有谄媚和狂傲两副嘴脸,也能理解。忍气吞声那么久,不让他宣泄一下,岂非不人道?某些风骨气节尚存的文人,干脆宣布“老子不干了”,更该同情。     不过,同情归同情,拧巴归拧巴。不但文人拧巴,我们也拧巴。因为看表情,是为了看心情;看心情,是为了看实情。总之,我们要的是真情。一回两回表里不一,倒也罢了。如果长期拧巴,岂非神经错乱?哪怕总是半真半假,也别扭。     这就不但有问题,而且是大问题。什么问题?没有魂魄,没有风骨,没有坚守,没有恒定的价值观。事实上,我们推崇士人,责备文人,就因为士人有坚守。尽管他们坚守的东西,比如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未必正确,或不合时宜,但总归始终如一。     文人则“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讲表情,不讲实情”。需要“歌功颂德”,就“满脸灿烂”;需要“排忧解难”,就“眼泪汪汪”;“群情激奋”之时,也能“仗义执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侠义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于此。总之,没有恒定价值观的文人就像烟花:光彩夺目,一地纸屑。     难怪从古到今,众口一词都说“文人无行”。这其实无关乎私德。文人那点风流事,相比帝王将相的游龙戏凤,达官贵人的妻妾成群,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之所谓“无行”,其实是“无节”和“无品”。比如再怎么说,也不能称暴君为慈父,视红肿若桃花,赞屠戮曰解救吧?苟如此,则天良何在,天理何存?     任何一个心智健全心理健康的民族,对此都不会容忍,更不会欣赏。然而有趣的是,不少自命清高的,摄像机前一站,就自动变成文人。言不由衷地歌功颂德,还一脸的真诚。看来,文人传统就像某种气息,弥漫于空间,渗透于骨血。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三 国情与民情          文人无行,是国家有病,国民有病。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是可以用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引同)。文人的恶劣,也当作如是观。也就是说,文人这种类型,在“必然产生”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岂止合理,而且合情;既合国情,又合民情,以至于我们就好这一口。     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文人头上;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给他们,更不能只算在少数几个人身上。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可能猥琐的。内心强大的国民,也不会有这样的“集体表情”。只拿文人开刀,显然不对。     但,我们可以把文人看作一滴血,看看血相,查查体。如果“体检报告”显示“既无血气,也无血性”,那就真得问个“为什么”了。     也只能一言以蔽之。     简单地说,根子就在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前者几千年,后者三十年,时间虽然有长短,却都只能造就“臣民”,不能培养“公民”。臣民,正如马克思所说,是“一袋马铃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也不能保护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保护。其结果,只能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是围绕最高权力旋转的;这样的臣民,则一定只能由别人来主宰和代言。皇帝,就是“从上面赐予阳光雨露”的主宰者;文人,则是最高权力赐给民众的代言人。臣民只能接受这个代表,因为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甚至乐意于也成为文人,因为可以得到更多的雨露和阳光。     结果是,我们的国民没有了自己的表情。我们的表情,只能是钦定甚至御制的。当然,做工不差。精致,乖巧,美轮美奂,还丰富多彩。文人,就是制作这种表情的“能工巧匠”,保证能让臣民们五迷三道,交口称赞,广为传播,并以为那真是我们的“集体表情”。我说文人无不御用,道理就在这里;我说人人都会是文人,道理也在这里。     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必然产生”限度内合理的,不等于本质上合理;而本性不合理的,哪怕再现实,也会灭亡。国民集体表情的本性是什么?是全体国民的自由表情。它不是钦定的,更不是御制的,也不需要什么“文人”来代言。那,才是我们要的表情。     问题是:怎样才能实现?           四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          只有一个途径:文化的自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有“文化的自觉”,才会有“自觉的文化”; 有“自觉的文化”,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得靠所有人,靠每个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     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大话题,这里只能从简。从历史上看,士人相对独立,文人比较自由。但这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是没有人真正独立,也没有人真正自由。称孤道寡,那叫“孤立”;放浪形骸,那叫“放任”。孤立不是独立,放任不是自由。相反,自由即责任。不负责任,或诿过于人,都不是自由。     显然,要想自由,就得独立。独立才负责,负责才自由,自由才平等。路都不会走的孩子,有自由吗?奴隶和奴隶主,能平等吗?不平等,必依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是人身依附关系。妻依附夫,子依附父,民依附官,臣依附君,全国人民都依附于皇帝。结果,所有人都不会表情,还得文人来代表。     这样一种依附关系,是不符合人性的;这样一种“代言”和“被代言”,也是不合理的。用恩格斯的话说,它“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一直有另一种声音与之抗衡,比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比如“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魏书?祖莹传》)。风骨,也从来就是我们民族的坚守和追求。     但,守要守得住,追要追得着。守不住,追不着,就纠结。好在,按照恩格斯(其实也是黑格尔)的说法,本性不合理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由新的东西来代替。当然,这需要条件。幸运的是,这个条件,今天已经具备,并越来越成熟。     改革开放,打开了独立之门;市场经济,铺平了自由之路。农民可以进城,工人可以经商,官员可以下海,白领可以跳槽。大多数人都不再像从前那样,死死地依附于单位或土地。这就像古希腊人,炸毁了氏族组织,从而独立出来;也有点像春秋战国,“毛”不必只依附在某一张“皮”上,而可以“朝秦暮楚”。     依附关系的解除,带来的必定是自由和独立。我们应该明白:用不着因为领了点工资,就点头哈腰、感恩戴德。你可以把自己看作“雇员”。但,如果说有“老板”,那也是纳税人;有“领导”,也只能是你认定的真理。无论作家、学者、媒体人,都如此。     由此可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是文人自新之路,国民改造之路,道德重建之路,中华振兴之路。只要走上这条道路,你会发现前面是一片光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代表自己;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自由地表情。     我们甚至不必再有文化人的分野,因为你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类型,还可以在各种类型之间自由转换,游刃有余。比方说,作为学人,可以甘于寂寞,又勇于发言;作为诗人,可以表现自我,又心系天下;作为哲人,可以远离尘嚣,又关注现实。你甚至可以兼有士人之风骨,诗人之情怀,学人之风范,哲人之慧心。那,就是“至人”。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进入专题: 文人 知识分子 人格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banxian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人格底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65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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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易中天:喜欢权谋是一种悲哀

易中天:喜欢权谋是一种悲哀 进入专题 : 权谋    ● 易中天        说老实话,知识分子的底线,首先是不昧着良心说话,比如你没有胆量和能力为那些冤死的地震孩子们讨个公道,但你不“含泪劝告”行不行?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来加拿大进行巡回演讲,受到华人社区的热烈欢迎。我在温哥华与易先生举行了公开对谈,涉及了诸多的热点议题。现将对话发表出来,以飨读者,兼作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有识者的关注。          对农民起义不能评价太高          丁果: 中央电视台4套百家论坛正在播放你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你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各种学说最盛行、给中国留下经典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纷乱割据、群雄并立的时代。是不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各类学说比较容易盛行;但在一统的时代,或者说是治世、统治比较稳固的时代,言论就会万马齐喑,就会比较平庸?     易中天: 恕我直言,这个说法有问题。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就会逻辑地推出另一个结论──为了思想的解放、学术的繁荣、人类的进步,我们需要呼唤乱世,盼望乱世。这是很麻烦的。回溯整个中国史,可以看到,也不是乱世一定出思想。乱世出英雄,未必出思想。“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乱世是枪杆子说话,不是笔杆子说话的时候。只有在特殊的所谓乱世,才出思想。这个特殊的乱世就是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出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处于社会转型期。换句话说,这个乱带来的结果或者它的原因不是社会转型,那就白乱了。那种乱的结果就是民不聊生,是民族的灾难,没有任何意义。春秋战国,是因为社会要转型,才出现了所谓“礼坏乐崩,天下大乱”的状态,到最后完成了社会转型,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出思想。因此,与其说“乱世出思想”,不如说“转型出思想”。     丁果:社会之乱,最后要产生积极意义,就必须要有社会转型作为一个大的背景。以往在历史问题上,我们赞颂黄巾起义、赞颂李自成、赞颂太平天国等,赞颂所有的所谓革命,以为他们带来时代变化。其实,这些革命都不可能带来思想、带来可以传承的学说,因为它带来的是破坏,不是社会的转型。     易中天:农民起义代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不知道;但至少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它是不代表的。所以,我们对这事的评价不能过高。它只是给统治集团一个警钟,像你们这样官逼民反,把我们逼上梁山,大家一起完蛋。除此以外,别无意义。     丁果:在社会转型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也好,其他人也好,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治世学说,受到礼遇和采用,则留下;稍不对劲,就拔腿走路。为什么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有这样一种雅量?因为如果你拔腿走路,就会有一个问题——非为我所用的人,必为敌所用,理应要干掉,这是简单的逻辑。但为什么他们有这个雅量?     易中天:因为他们是贵族,这点非常重要。从春秋到战国中期,各国的统治者至少还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最重要的还不是身份、血统,还要有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气派。雅量就是贵族精神的重要部分。否则他就不配当一个贵族。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社会的变革,就是由邦国制度变成帝国制度。有能的君主要来当这个兼并天下的人,无能的君主要守住自己的国家不被人家给吃了。君王们清楚地知道,靠他们个人的能力,是做不到的,兼并不成,守成也难,必须依靠人才。这些人才就是“士”,所以形成养士之风。当时战国四君子,齐有孟尝,楚有春申,赵有平原,魏有信陵,每人养士三千。即使白吃白喝,也没有关系,他们要显示的就是招纳天下贤士的雅量。     丁果:用现代的话说,统治者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养士”,显示贵族精神。在邦国向帝国转换的时候,礼贤下士,可以获得人才,不被对手使用,如此才能攻守自如。但如果君王“杀士”,或者“弃士”,结果又会如何?     易中天:君王杀士,或者虐待他们,那就麻烦大了,因为他会遭遇整个“士”阶层抵抗,不但不可能拿到天下,或许连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都保不住了,因此,他装样子也要装得客气。     如果谋生排在了第一位,怎么可能出思想家呢?     丁果:我们再来谈一下贵族精神。如果在春秋战国时期,君王们有这样一种贵族精神,我们在西方历史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贵族精神。即使到了现在,在英美国家包括在加拿大,如果这个政客是纯然政客的话,大家还是看不起的。但如果政治人物被誉为“有点贵族气”,人家对他的尊敬会有所提升。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失落的?     易中天:贵族精神是一点一点失落的,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硬要从逻辑上画一条线,那就是秦汉前后,也就是邦国时代与帝国时代的政治区别。邦国时代的政治是贵族政治,帝国时代的政治是官僚政治。区别在于贵族是世袭的,官僚是任命的,贵族时代的国家制度是封建制,官僚时代的国家制度是郡县制。秦汉以后,严格意义上说无贵族了,但贵族精神是有延续性的,没有了贵族不等于说就没了贵族精神,贵族精神就保留在“士”的身上。     士是天子、诸侯、大夫、士中最下的一等贵族,而且都是世袭的。天子、诸侯、大夫三级贵族的共同特点是有领地,他们是领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不动产。唯独第四等的贵族是没不动产的,只有精神了,这精神就表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朝秦暮楚”,表现在他们蔑视权贵。孟子有句话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要游说一个诸侯,你先要不把他放在眼里。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件事,你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公司求职还敢蔑视老板,你敢吗?     丁果:那就出现了一个直接的问题,如果在邦国时代,贵族精神的形成或者说“士”的形成,是依赖世袭制的,这种世袭在今天社会的氛围里面是很难了,尤其是在中国的土壤里。是不是帝国制度本身,就是扼杀“士”的贵族精神的罪魁祸首?其次,在今天的时代,也就是在大一统的时代,这种“士”的贵族精神有没有可能恢复?     易中天: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帝国是不是扼杀士的贵族精神的罪魁祸首?我同意。是的。首先就是因为在帝国时代,世袭制改为任命制,贵族没有铁饭碗了。要知道在春秋的时候,“士”没有世袭的领地,但有世袭的职务,叫“世职”。有世职的就有世田,即没有领地但有土地,可以吃固定的税赋,在经济上衣食无忧。衣食无忧就可以思考问题,他不用谋生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退一万步,即便没有世职、世田的这些“士”,他变成“毛”了,他还有很多的“皮”(各国君主)可以依附,他有自由选择,而且“皮”还不敢怠慢他。那么他也可以有自由的思想。     丁果:到帝国时代以后,这个条件都不存在了。     易中天:不存在了。到科举制度以后,做官成了一个谋生手段、职业了,这个就很槽糕。如果谋生排在了第一位,思想和学问沦为敲门砖,那怎么可能出思想家呢?     丁果:为五斗米折腰,所以假思想、假道学、假学问就盛行了。     易中天:回答第二个问题,战国时期,虽然“毛”并不太多,但皮有很多。而且“皮”要来抢这个“毛”。到了帝国时代,“皮”只有一张,“毛”很多,有的是“毛”来依附我,我为什么要对你客客气气呢!所以帝国时代对士人、读书人的态度越来越坏。     秦汉、哪怕到三国的时候,还能够礼贤下士,东汉末年可能是最后的好时光,才有《三国演义》写出来被所有人津津乐道的“三顾茅庐”,那种遗风到科举制度以后就没了。所有的读书人都不再有独立人格。你是我的考生,你乖乖来考试,考不上你就没有了。     结果是什么呢!是宋代以前的宰相上朝时是可以坐下来的,在秦汉叫“三公坐而论道”。宋以后是站着了。到了明代朱元璋这一朝,是脱了裤子出去打屁股的,可谓斯文扫地了。          知识分子最好能争取经济独立          丁果:我们今天不是帝国,但谁也不否认我们是大一统的国家,我们也不再期待中国分成六七块,变成邦国,来重现春秋这个时代的机制氛围,重现百家学说争鸣。那么,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那一段历史的辉煌在今天有没有重现的可能性?如果要重现,条件在哪里?那个条件是否在于现代的“士大夫”,即知识分子本身?     我在日本和加拿大生活多年,他们有知识分子独立生存的空间。比如日本的东京大学,是一个相当独立的学术机构,校园变成了一个统一帝国中相对独立的“小邦国”,知识分子可以不看政府的脸色,但拿着高薪,因为他是通过学术机制来拿高薪的,而政府也容忍其存在。     易中天:从逻辑上讲,帝国时代和邦国时代的共同特点是政权天授、君权天授(因为中国没有上帝,因而不是神授,是天授)。而民国、共和国,至少在理论上讲是民授,纳税人说了算。我们现在必须反复强调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的。     有了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可以做到第二步,就是学术机构的完全自治。贺卫方先生有个观点,就是大学应该是“学者共和国”,这是对的,大学就应该是自治的共和国。西方比如美国,好大学是私立大学,政府本来就没资格管,也没钱管。西方捐资办学的机构也都有一个很好的共识,就是我是出钱的,事我是不能管的,董事会任命的校长,学校怎么治,让校长去治,学生或教师不满意可以弹劾罢免校长,中国还没有这套机制。中国教育当局提出大学去行政化,如果真能实现的话,应该说还有一线希望。国家要建立这么一个观念:给这个学校行政拨款,拨教育经费,这是纳税人的要求,纳税人要求钱这么花。     第二条就是,政府拨的钱要交给大学自己去用,不能再管。     第三条就是,对每个知识分子而言,最重要的是自己保持独立。知识分子应该建立一个观念:我在大学里面领一份工资,或我在研究所里领一份工资,不是谁的恩赐,是我的劳动所得。这个钱不是当局给我的,是纳税人给的。中国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这个观念。     丁果:中国连顶尖的知识分子都没有这个观念,我们要提倡这个观念,权为民所赋,知识分子的独立基础,正在于此,纳税人的概念,在西方是最普遍的常识。回到帝国时代,统治者没有需要了,自然就冷落了“士大夫”。     易中天:岂止是冷落,是要割小弟弟的,司马迁的小弟弟不就被割掉了。自从汉武帝割了司马迁的小弟弟之后,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精神小弟弟也就被割掉了。     丁果:小弟弟割掉后,也就割掉了秉笔直书历史的优秀传统。你在讲诸子百家时,谈到法家是讲制度的,如果大家在观念上认同学术机构要为纳税人负责,那么在机制上,党委是不是应该在大学撤除?     易中天:不在于撤不撤除党委,在于党委在大学干什么。他干他该干的事情,不撤也可以,比如他干党建啊,发展党员啊,过组织生活啊,都很应该。     丁果:就是不应该干预学术的权力?     易中天:当然不应该干预学术,哪怕党委书记是学者,那他参加学术活动的时候,他的身份也只是学者,不能是书记。他在学术共同体里也只有一票,平等的一票。     丁果:把话题回到诸子百家,在当年的学术争鸣中,个人和体制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平衡?     易中天:我知道你更想从制度上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制度问题,老实说我无能为力。我更多的想谈个人。刚才讲,我领这个工资,或者我拿这个课题,这不是谁的恩赐,这是我的劳动所得,我理直气壮地拿。如果硬要感谢,我感谢纳税人,我对纳税人负责,我不对直接给我钱的机构负责。你能不能建立这个观念?作为个人,能不能守住一个底线?就是绝不奉承、绝不说违心的话。     我不要求知识分子充当社会的良知与良心,为国计民生奔走相告,大搞维权,帮民工讨工资,这不是知识分子干的活。说老实话,做知识分子的底线,只要能做到不昧着良心说话,比如你没有胆量和能力为那些冤死的地震孩子们讨个公道,但你不“含泪劝告”行不行?不摇尾巴行不行?你至少可以不说话,不要有关方面拿出个什么东西来,你就一片欢呼,然后就引经据典地证明决策是多么英明伟大正确。     丁果:谁都知道,知识分子要有骨气,要有节气,但在经济不独立的前提下,谈什么骨气?恐怕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会放弃。     易中天:这是我要谈的第三点,知识分子最好能争取经济独立。李泽厚跟我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学者被收买的问题。我说你不能要求别人都像你这样道德高尚,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主张的是即使你要收买,你也买不起。我现在就可以拒绝20万出场费的一堂课,我不缺钱。     如果中国只能出一个韩寒,我们这个民族也太可悲了吧!     丁果:你是已经有话语权的人,背后有舆论的支持、书迷的支持,但年轻人怎么办,大学里的年轻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在乎评级,不在乎拿到项目,如何能够崛起?     易中天:问题是他要干什么。如果他只是想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那现在没问题,因为有网站、有博客了,不需要权威机构给你一个头衔。韩寒不就没有这些吗?他的影响力比我还大。     丁果:但韩寒只有一个,不是谁都可以做到韩寒的水平。     易中天:就他这样资质的人应该不只一个。如果中国只能出一个韩寒,我们这个民族也太可悲了吧!不是出不来,而是其他人不愿意当。如果你是为了谋生,那是另外一回事,就不要再来呼吁什么自由知识分子。     丁果:能不能说韩寒是网络时代的贵族?     易中天:他不是贵族,他是一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一个小孩说皇帝没穿衣服,这不需要贵族精神,是个小孩就可以说出来的。韩寒的特点,只是他的直觉直通人类共识。用我的话来定义,就是普遍适用的价值,共同价值。比如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就是人类共识。     丁果:社会转型的时候比较容易出思想,但中国不可能再现过去春秋战国的历史,如何能让中国学术思想独立、士大夫知识分子精神光大起来,除了回归宪法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路?     易中天: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现在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春秋时代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现在也面临中国向何处去,所以才有你这一问。但春秋战国没任何可供参考的模式道路榜样,只能大家来讨论。现在则不同,有诸多模式可供参考。     我赞成李厚泽先生的观点,中国不是向何处去,而是不向何处去,那么把所有不(NO)都弄清楚了,余下的可能正是出路。现在要制止一些显而易见是违反基本人权的事情,比方说不再允许暴力拆迁。一点点去做,自然会水到渠成。当然,诸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都不是方案,而是基本条件。     丁果:跟你聊天,觉得你从根底上,还是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悲观的,不是吗?     易中天:我不否认,说我悲观是有道理的,我真的对中国知识界极其悲观,他们都已经形成本能了。你就做一个实验,来开一群什么什么人文社会科学大会,来一个领导,你去看一看他们的脸上,有几个人不露出谄媚的笑。我不要求别人怎样,但我自己坚持该说什么,该不说什么。其实,只要有一个人坚持,就会有十个人坚持。有十个人坚持,就会有一百个人坚持。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是因为很多人都说,“唉,坚持有什么用呢”,他不坚持,结果是大家都不坚持     丁果:最后一个问题,当年你“品三国”,但现在播放的诸子百家,跟“品三国”形成的旋风不可比,原因何在?     易中天:哈哈,原因是大家都喜欢权谋呗。这是一种悲哀。          (本文经易中天先生审阅,发表时有删节)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进入专题: 权谋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众生诸相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7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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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戴建业:瞧,这世道(十五)!

戴建业:瞧,这世道(十五)! 进入专题 : 微博 韩方之争    ● 戴建业 ( 进入专栏 )       《瞧,这世道》之十五仍然是方韩之争专辑,我觉得这场争论已经接近尾声——这倒不是人们对它已经疲倦,而是事情已经真相大白。这场争论持续的时间之长,参与的人数之多,为近二三十年来所罕见。打从争论的开始我就说过:“这场争论不仅具有社会学的现实意义,也具有文学史的学术意义。”这场争论戳穿了纸糊的偶像,让人们更清楚地明白当今的中国,商店里既有许多假货,社会上更有许多假人;“名牌”既可能被人山寨,名人更可能出自包装;舞台上的歌声可能是歌手假唱,电影中的要人也可以另有替身,天才作家更可能由人代笔;穷苦百姓的一生都在“被幸福”,文坛混混为什么不能“被天才”——谁说这不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拍案惊奇!     一张开口便走腔走调,一谈到自己作品便两眼茫然,一谈文学创作便不知所云,却敢于宣称“自己就是文学史”,敢于臭骂“文坛是个屁”,谁说这样的人不是“天才作家”?这种“天才作家”的崇拜者谁说不是“天才粉丝”?     韩寒这位《时代周刊》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名人,大陆的“公知”言之凿凿地认定,当代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韩寒,而台湾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韩寒是何方神圣。不知道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哀,还是当代中国的公知们悲哀,抑或是当代所有中国人都悲哀!     最近由于在台湾课程比较重,无暇再去关注方韩之争,我将散落在微博上关于方韩之争的文字连缀起来,既是敝帚自珍,也是打扫战场。     对于方韩之争衍生的问题,我将另写一组系列文章。          (一)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耻感的国家,我们笑翻了自己,恶心死了全世界;中国还是世界上奇迹最多的国家,每隔几年就会人造一尊偶像,让神州大放光明,让世界堕入黑暗。     @张勇_: 中国不愧是世界上最有幽默感的国家,中国人的存在,至少可以让全世界天天可以听笑话。我们恶心死自己,娱乐全世界。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一定要存在。     @头条博客: 【@易中天:韩寒的新衣】喜欢和不喜欢韩寒《谈革命》、《说民主》的,其实有不少人是没看懂。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学术好,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http://t.cn/SIFBp8          (二)“方舟子值得尊敬”,但又“不宜效法”——看来,我们只能去效法那些被人鄙视的坏蛋了;“韩寒应该呵护”,可是“不必同情”——如果连“同情”就大可“不必”,“应该呵护”又从何说起呢?你知道易中天在说什么吗?如果天下的“公知”都像易中天先生这样说话,十三亿中国人都要去上猜谜学习班。     @易中天: 所以,方舟子值得尊敬,不宜效法。韩寒应该呵护,不必同情。出来混,是要还的,何况他这回的表现还那么差。这个烂摊子,当然得他自己收拾。而且,如果事实证明他确实有人代笔,那就更得他自己埋单。包括他过去的张狂、草率、漫不经心和花拳绣腿,其实都已付出代价。          (三)如果“值得尊敬”的人“不宜效法”,难道要去效法那些让人作呕的坏蛋?如果连“同情”就大可“不必”,我们又什么“应该呵护”他呢?这是一种只有外星人才会明白的玄妙“逻辑”,这是一种只有中国人才能运用自如的圆滑世故——六七十高龄的易中天先生,您老何必如此呢?     @易中天: 所以,方舟子值得尊敬,不宜效法。韩寒应该呵护,不必同情。出来混,是要还的,何况他这回的表现还那么差。这个烂摊子,当然得他自己收拾。而且,如果事实证明他确实有人代笔,那就更得他自己埋单。包括他过去的张狂、草率、漫不经心和花拳绣腿,其实都已付出代价。          (四)这是真话?假话?人话?鬼话?废话?昏话?读者在其中随便选哪一个都不会有错;这是在拍韩寒的马屁?拍方舟子的马屁?还是在拍当局的马屁?只有易中天先生才会有这种“一箭三雕”的绝技。不妨戏仿易先生造句:有韩寒和方舟子的社会“是可爱的”,有易中天的社会“更是可爱的”!     @易中天: 一个有韩寒的社会是可爱的,一个有方舟子的社会也是可爱的。一个既有韩寒也有方舟子的社会,更是可爱的。如果方舟子和韩寒在这场论争中,能够作为公众人物,引导大家走向理性,那就是无比可爱的。这些话,是我在2月7日说的。那时,还没写《我看方韩之争》,也还没人质疑我。这一点,恭请批评者注意。          (五)满脸皱纹的易中天先生,给满脸油脂的韩寒天才拍马屁,易老为我们精彩地演示了什么叫“肉麻”。     @吴稼祥: 有人搞不清楚才华与浮华的区别。@洪晃ilook: 我是完全同意韩寒的观点的,但是?18个胆,也不敢说得这么透彻,也没这才华。     @头条博客: 【@易中天:韩寒的新衣】喜欢和不喜欢韩寒《谈革命》、《说民主》的,其实有不少人是没看懂。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学术好,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http://t.cn/SIFBp8          (六)方韩之争本来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文化事件,某些人想把它搅和成了一场社会闹剧;本来是一次有意义的质疑活动,某些人想把它变成一场乌黑战争。     @肖鹰_Tsinghua: [肖鹰修订: 绝不会签署《关于刘菊花硕士论文涉嫌抄袭问题的公开信》,http://t.cn/zO5b0Ef ]// @方舟子 @阎延文 @仙人指路[email protected]刘仰 @笑蜀 @莱茵兰 @彭晓芸 @三思柯南 @虚逐子 @不加v @染香 @薛涌微博 @刘仰 @刘戈 @石述思 @吴稼祥 @北京崔卫平 @上海赵长天 @戴建业微博          (七)西方一位作家说: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朋友,但一定要精心挑选自己的敌人。过去我一直将它当作一句俏皮话,方韩之争才让我明白这是一句至理名言。方舟子即使想要质疑别人,也应该质疑一位像模像样的对手,否则别人会指责他是在欺负弱者。     @人性观察员 : 对@方舟子 说:看韩寒这傻子和嫖客样!其他两个人都是希望成为优秀的作家,韩寒则。。。呵呵!12分23秒,“我觉得一个写东西的人。。。要经历无数的女人”“你说什么我忘了”草包一个。http://t.cn/zO5N6xJ      进入 戴建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微博 韩方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语言学和文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449.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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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戴建业:再谈微博

戴建业:再谈微博 进入专题 : 微博    ● 戴建业 ( 进入专栏 )       去年刚刚玩微博不久,就碰到了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我差不多整夜都在微博上关注事态进程,那些最新也可能是最真的消息都得自微博。当时我觉得微博不仅改变了新闻的发布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甚至预想微博可能改变我们的交往方式、写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很快便写了一篇《谈微博》,对微博这种新文体表达了由衷的喜爱和热情的赞美。这篇杂文简直就是对微博的一首“抒情诗”。     现在,我已度过了与微博的“蜜月期”。     有些美人猝然相遇可能对她一见钟情,相处时间一长便难以容忍,同样,我刚玩微博时兴奋不已,没想到不到一年便对它意兴阑珊,有点想彻底关掉微博掉头而去了。这是因为对它认识越深,便发现它的缺点越多,甚至觉得它有点功不掩过。     我至今之所以还在上微博,是觉得它有极强的平民色彩和草根特点——准入门槛低,写作难度小,发布很容易。它使很多潜在的读者成为潜在的作者,它使许多社会看客成为社会演员,它使很多像我这样无官无职的平民,不再只是一味地洗耳恭听,还可以随意地评头品足。在微博上,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自以为是的“高见”,也可以看到你认为荒谬绝伦的怪论;一个仅识“之”“无”的半文盲,可以对一个学富五车的名流嗤之以鼻,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子,可以对一个超级明星死劲吐槽。今天高兴了就成为你的粉丝,明天老娘不高兴就“取消关注”;关注与被关注的互动,主要不是由一个人的权力而是由于一个人的魅力。尽管有些人因社会地位或出镜机会而受到更多的关注,但很多平民也可以成为“微博达人”,甚至可能通过自己在微博上的“倾情演出”引来无数喝彩,通过自己的机智才华博得无数掌声。总之,在微博这个平台上,比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大家有了更多的平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主动性。     对于普通个体,微博还可以扩大自己的交际范围,不同地域不同国度的人,可能因意见相同而结成松散的联盟,可能因情趣相投而成为“知己”,前者在这次方韩之争中表现得特别充分,后者则在无数的微博群中有所体现。微博能让我们更广泛地结识新友,还能让我们更紧密地联络故人。我在微博上的确“结识”了不少朋友,如果不上微博绝大部分“博友”肯定终生都是路人。     对于商人,微博可能提供了营销商机,轻轻在键盘上敲几条微博,商品信息很快就可能传给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对于网站,微博可能聚集许多人气,不仅迅速提升网站的知名度,更可能将知名度转化为印钞机;对于政府,微博可以了解民情,可以宣传政策和政绩,还可以在微博上尽情做秀……     尽管微博有种种优点使你留恋,但它有更多的缺点让你生厌。     从一个读书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微博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人假如长期逛微博的话,可能造成他思想的平面化,知识的碎片化,感觉的迟钝化。     造成思想平面化,是因为140字符的微博,只能“端出”观点,只能宣泄情绪,只能插科打诨,只能滑稽调笑,根本没有办法阐述任何一个严肃的观点,更别说对一个论点进行逻辑严谨的论证了,所以,在微博上见到最多的是“立场”和“表态”,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见到一些“思想火花”——如果说微博上还有什么“思想”的话。我个人认为微博上见不到“思想”,充其量只能见到一些孤零零的结论。由于微博没有办法呈现一个人的“思想过程”,我们无法检验这一观点在逻辑上是否自洽,所以也就无从判断它的对错。审视一个主张是否合理,我们主要是看它的论证过程是否逻辑严谨,看一个观点是否成熟有效,我们还要看它的论据是否充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中曾说过,思想的运动过程比思想结论更加重要,也更有价值。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只是“偶触之思”,他不再诉诸逻辑证明,不再进行有效论证,他的思想就只停留于浅表层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没有“深入思考”。微博上表达的非逻辑性,使它不能给我们提供深刻思想,这倒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更危险的是养成人们思想的浅表化和平面化,养成人们“一句话管总”的坏习惯,只负责言论上的“表态”,而不计较思想上的明晰和严谨。我们不妨看一条名人微博——     “@易中天: 所以,方舟子值得尊敬,不宜效法。韩寒应该呵护,不必同情。出来混,是要还的,何况他这回的表现还那么差。这个烂摊子,当然得他自己收拾。而且,如果事实证明他确实有人代笔,那就更得他自己埋单。包括他过去的张狂、草率、漫不经心和花拳绣腿,其实都已付出代价。”     如果“值得尊敬”的人“不宜效法”,难道要去效法那些让人作呕的坏蛋?如果连“同情”就大可“不必”,“应该呵护”又从何说起呢?你看了这条微博后知道易中天在说什么吗?易中天先生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这是一种只有外星人才会明白的玄妙“逻辑”,这是一种只有中国人才能运用自如的圆滑。天下的“公知”要是都像易中天先生这样说话,十三亿中国人都要去上“猜谜学习班”。在这样的微博中玩久了,思想的平面化倒在其次,可怕的是思维的严重退化。     导致思想平面化的原因,除微博文体“表达的非逻辑性”之外,还在于微博的“一过性”和“流动性”。随着每条微博在不断移动,接触的对象也在不断变化,你根本不可能专注于一个对象进行思考,微博本身这种特性导致思考难以深入。在微博上斗的是机智和敏捷,看哪个出言更迅速,看哪个说话更俏皮,人们不会在意你的思维是不是严密,也不太在乎你的说理是不是充分。微博上的争论有点像平时斗嘴,大家只图嘴巴一时痛快,语带机锋就会招来观众,说到极端就不愁没有掌声,因而,偏激常常被误认为“犀利”,尖刻更往往被当作“深刻”。这会养成微博上“斗嘴者”的劣质思维,也会造成围观者对思想评价的价值混乱——发微博的人没有“优质思维”,围观者不知道什么是“优质思维”。     微博上知识的碎片化显而易见。微博传递的海量信息中,内容上是五花八门,形式上是零零碎碎,你刚才看到的是天上日蚀,转眼就可能看到日本地震,过一秒钟可能又是明星丑闻。这里时政评论、经济要闻、文化视点、感情八卦、海外奇谈、鬼魂迷信、小道消息、流言蜚语轮番轰炸……你如果在微博上逛的时间长了,天上的事知道一半,人世的事无一不知。然而,这种情况套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熟知并非真知”。微博上获得的知识只能作为夸夸其谈的材料,只能当作炫耀“博学”的资本。且不说微博上的信息无法确定其真假,即使这些信息全部为真,它们提供给我们的也是支离破碎的知识。首先,对任何一个信息都难以进行全面的了解,你只能在这方面略知一二,七嘴八舌中更可能前后矛盾,你不知道到底要信哪一种说法。其次,微博的知识极不系统,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越多,你的头脑一定会越混乱,你在微博上看到的这些知识只能浅尝辄止,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你难以对这些知识进行分类整理。再次,微博的信息流动极快,这条新闻给你带来的兴奋还没有过去,那条消息就可能让人沮丧得想要跳楼,同时接受反差极大的各种信息,你无法对它们进行冷静的处理。从微博上下来,吹起牛皮别人觉得你无所不知,到真正要用知识的时候你就一无所知。这种碎片化的知识不能扩展你的知识结构,反而会将你的知识完全“解构”; 这种碎片化的知识不能开拓你的胸襟,只在你的胸襟中填满垃圾废料。要想成为一个有真知有学问的人,尤其是要想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你的知识就必须系统化和条理化,古人说求学的要诀是“入门须正”,读书的要诀是循阶而上渐入渐深,不知门径终生是外行,信手翻书难以成学。正因为这样,清代一位学者说要学有所成,既要善记也要善忘——就是说要学会过滤掉许多无用的知识,使那些对自己有价值的知识变得很有条理。     为什么微博容易造成感觉的迟钝化呢?刚上微博时你一定对花样翻新的信息感到十分新奇,对有些海外奇谈感到非常震惊,但这样的刺激太多太频繁,你慢慢就从新奇变为乏味,从震惊变为麻木,对任何一种传过来的信息和知识,你都会认为它们“似曾相识燕归来”。天天接触一些爆炸性的信息和稀奇古怪的知识,久而久之对什么都不敏感,好像有一种“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自然”的“淡定”,有一种“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的漠然。要是对什么新鲜事都不觉得新鲜,对任何变化都没有“感觉”,这种迟钝和麻木比没有知识还要可怕。知识贫乏尚可弥补,感觉迟钝便无药可医。     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眼光来看,年轻人沉湎于微博或成了微博控,和网络成瘾一样有百害而无一利:它虚掷了你黄金般的青春,它养成了你为人的任性,它让你和世界更加隔膜。     据相关单位报告数据表明,现在微博成瘾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每天泡在微博上六七个小时,先由微博爱好者变成“微博达人”,再由“微博达人”变成“微博病人”,要不马上戒掉微博,最后就由“微博病人”变成“微博废人”。在微博上看到大量稀奇古怪的信息,有刺激性和娱乐性,在微博上可以找到“情投意合”的“知音”,发两句议论偶尔还能引起共鸣。现实生活中被冷落的朋友,在微博世界里可能被热捧,微博成了他逃避现实的“有效”途径,这容易使他在喜爱微博——依赖微博——沉迷微博的路上越滑越深,一回到真实世界就烦躁不安,一打开书本就魂飞天外,一干正事就注意力失控。     在目前尚未施行网络实名制的情况下,许多没有经过认证的博友,人家不知道他们是何方神圣,他们发言完全不负责任,这使有些人发言随心所欲。几个月前在新浪微博上,一个化名博友骂人大教授张鸣先生是“不学无术的白痴”,我点开他的微博看了一下,在几年之内他只发了十几条微博,每条微博只寥寥几字或十几字,也没有找到他开的博客,而张鸣教授这六七年来,差不多每隔二天就写一篇杂文,他的专业领域估计这位博友一窍不通,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底气骂人家五十多岁的教授是“白痴”。这一二十天我连续写了10篇“方韩之争随感”系列文章,可能有些微博朋友觉得我触犯了他们的偶像,开始一段时间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很多粉丝纷纷取消了对我的关注,骂我是“白痴”,骂我是“混蛋”,骂我是“淫棍”,更恶毒的是诅咒我“一出门就被车压死”,“一吃饭就被毒死”。大概有十几个同样是化名的网友盯着我骂,我一发表博客文章就说我的文章极臭,我一发微博就说我胡说八道。这些随便骂人的化名网友都没有开博客。博客和微博有很大的区别:博客上要学会以理服人,你的任何一个论点必须进行充分论证,微博上只是发泄一下自己的怒气,晒一晒自己的感情,博客上你必须注意自己言论的影响,化名微博上你不必顾忌自己的形象,所以在博客上要“穿皮鞋”,在微博中可以“?拖鞋”,在博客中你要“穿西装”,在微博上你可以“穿三角裤”,甚至可以赤身裸体。这样“隐姓埋名”的时间一长,你可能越来越不能控制自己,一个不能高度自律的人,开始是在虚拟世界里张狂,后来便是在真实世界里任性。出口成“脏”固然十分得意,最后受到伤害的不是咒骂的对象,而是你破口大骂的本人——除了骂人之外,你还会点什么呢?     沉迷于微博好像让你与世界很近,其实你与世界一直隔着厚厚的玻璃。微博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的原样复制,你在微博中骂人可以不负责任,在现实生活中骂人就可能挨拳头;你在微博上走极端可能有人喝彩,在社会上走极端必定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你可能像那个童话中的孩子,只想呆在虚拟世界里享受温暖的春天,不想再回到日常世界面对生活的风雨。     我要是只逛微博而不写文章,就会感到非常空虚,我发的很多微博往往是草拟的文章提纲,所以在微博上特地标上1、2、3等数字序号。就自己的感觉而言,读书比逛微博更加沉静愉快,写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富于激情,摆弄学术觉得最为充实。     我们不可能永远躲在虚拟世界里,就像我们不可能生活在天上宫阙中一样,现实世界的确非常残酷,但现实世界的确非常真实。在这里,成功了可以开怀大笑,失败了也不妨抱头痛哭;在这里,干得出色你能听到噼噼叭叭的掌声,有了成绩你可以得到现实的回报。虚拟世界里的捧场是不能充饥的画饼,微博上的恭维又岂能当真?     朋友,不能只在微博上找感觉,回到现实世界来拼搏吧!          2012/3/7于台湾      进入 戴建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微博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新闻传播学 > 新闻传播学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002.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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