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

浙江杭州的自由撰稿人昝爱宗的新浪和腾讯微博日前被封杀，理由是触及敏感信息以及含有不文明的内容。 浙江杭州的自由撰稿人昝爱宗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上拥有众多的的“粉丝”，但他的新浪微博11月27号被屏蔽，就在同一天，他发现他的腾讯微博也被关闭： “新浪可能内部有一个名单吧，所有发敏感信息的人，如果他开一个微博就给他关掉一个微博吧。我从刘晓波获奖以来到现在已经关了第六个微博了。包括新浪和腾讯。第一次关是因为刘晓波获奖我发布了消息就给我关掉了。这牵扯到各种敏感信息吧，因为这个标准也没告诉我。他就是说你发布了比较敏感的信息，所以关掉。” 昝爱宗说，新浪冻结他的微博的理由是“经查询确认，由于微博中发表的内容包含较敏感的信息内容，新浪的微博无法承载此类内容，建议您可以通过其它的途径进行发表。违规操作，微博功能无法恢复。请谅解！”腾讯关闭他微博的理由是其微博含有不文明的内容。昝爱宗说，他的新浪和腾讯微博内容所涉及的话题包括1958-1961年中国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的信息，以及批评中宣部控制网络涉及文字狱的话题。他质问新浪说，难道这些内容都是“不文明”、“较敏感”的信息，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还让人说真话吗？ “基本上不知道它的戒令的范围就给关掉了。关掉以后你真的没办法。你的影响力比如将近５０００个粉丝，关了以后，你的粉丝变成零了。它不让你发言，减少你在微博上的影响力。不让你在微博上活跃了。”  昝爱宗说， 他的新浪微博第一次被封杀是在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的一天，他因为在微博上使用了刘晓波的头像，也转了刘晓波获奖的信息，当天就被封杀，至今不能恢复。每次她的微博被关闭，他只好重新登记注册一个新的微博： “这标准也不是新浪制定的，肯定是监管新浪的政府部门制定的。政府命令新浪做这个恶事。但是新浪并不是它主动做恶事，是被逼无奈。新浪只是具体执行者，真正上面禁令的，它知道具体的违反的标准。新浪也知道，但新浪不愿意说。因为这是一个企业，它不敢说它企业范围以外的事。”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说，新浪公司封杀一些敢于说真话的个人新浪微博，其幕后的黑手是中宣部： “现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在中共的操控之下了。网络上也是这样。它要控制。现在中国的宣传部对所有的媒体控制是非常严厉的。” 昝爱宗说，他目前只能在一些在境外注册的微博网站上发表文章和信息，例如推特： “新浪的网友他不大会看。推特在这边还没有影响力，你就好像是自拉自唱一样。外国人也看不懂中文。中国人能看到你的微博，但是给关掉了。” 接受采访的两位人士都呼吁中宣部立即停止违法封杀个人微博网站，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香港媒体载文指出，将在十月中旬举行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将讨论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将会采取「有放有收」的策略，加强对网络和手机的管理。 中国官方媒体宣布，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将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香港《明报》9月30号刊登署名鍾鳴九文章，题目是“北京听风：六中全会文化改革 中国‘有放有收’”。文章说会议将审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美国纽约的中国学者谢选骏就此表示，中共的所谓放松是为了收紧对媒体的控制， “所以不要认为放就是放弃控制，不是。它是加强控制的一种手段，用通过所谓放来加强控制；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控制得了控制不了这确实是一个未知数。现在中共政权有点像一百年前的满清政权似的遇到了媒体的挑战。满清其实是被报纸推翻的。公报的那些舆论给它推翻的。那么现在中共通过控制新闻媒体中宣部把报纸、出版都捻在手里了，有效地扼杀了所有的社会进步。但是现在出现了网络，网络和微博中共能不能控制得住？中共如果控制不住就会起到报纸在一百年前推翻满清那样的作用。” 中国杭州的自由撰稿人昝爱宗认为，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的是所谓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设，主要给报业集团制定方向， “前面的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也就是精神文明。再往前面每一届的六中全会基本上都是抓住精神文明建设。这次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文化界的，其实也都是精神文明的建设。它从文化方面来进行一种规划吧。实际上它的文件都是偏重于文化、企业做大做小，比如报业集团要上市啊，发股票或者创立大的报业集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主要以发展经济为主。” 香港明报的文章说，「放」的一面是，只要不危及中共主导理念和政治制度，西方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都在包容之列。近期中共已频频释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信号。「收」的一面是，将提出加强对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管理。 在美国的谢选骏表示，网络媒体，特别是手机网络微博对中共的新闻控制及独裁政治体制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举一个例子，最近云南有一个杀人犯，把姐弟俩个人都杀了，弟弟才三岁都被他给弄死。结果是地方政府给他判处死刑，云南高等法院竟然把他改判为死缓。不知道他怎么收买了云南高院。但是网络上不干了。老百姓开始在网络上开骂了。所以云南高院慑于民众的压力，最后再度给他改判，立即执行。可见，中共是受到网络的极大压力了。这也正是它们恼火的地方。它们觉得它们的独裁权力受到了影响。” 在杭州的昝爱宗说，和传统媒体相比，手机微博有很多灵活性，能随时发布信息， “比如在火车上面有个列车长把一个坐车的人打死了。手机随时可以把事情变成文字，只花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同步上网。一上网进入微博以后，可能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人在浏览看到这个信息。有可能这个信息就被新闻网站选用，然后记者再做深入调查。这个新闻形成了以后，官方马上就开始采取措施。等于是互联网在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把信息传播出去。所以说你想掩盖这信息，禁发这种信息在互联网和微博时代就非常艰难了。” 昝爱宗认为，中共要控制网络媒体，除非关闭整个网络，否则根本无法有效控制网络媒体， “它是想控制的。但是有新浪微博有两亿注册用户，腾讯微博可能也有两亿的用户吧。这么多用户都在网上，它实在没法控制。等于说互联网是非常大的一个传媒。谁也不能说把互联网给关掉。你不能关掉，你就没法控制。” 香港明报的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已经提出，将尽快推出加强网络和手机信息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这被认为具有风向球意义。 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最近几年，中国各地因为环境污染而出现的民众抗议事件层出不穷。浙江海宁市传出一家能源公司污染环境导致村民不满的消息。而因此到这家公司调查的官方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也被毁坏。 位于浙江海宁市红晓村的晶科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硅片、电池片等产品生产与销售的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于2006年，在美国、德国等国家设有分公司，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9月16号，一位叫“梦幻时空”的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几年来，晶科能源公司排放的污水和有害气体导致红晓村的村民怀疑自己的村子已经变成了“癌症村”，因为3000多村民里，今年有31人发现患上癌症，6个人得了白血症。9月15号晚上红晓村有村民死亡，村民人心惶惶，感到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他们要求这个公司停止环境污染的诉求遭到粗暴干涉，这个公司的保安还殴打了村民。这个帖子透露，上千村民因此16号聚集在晶科公司门口，表示抗议。中国媒体报道说，浙江电视台的两个记者张俊和赵挺同一天下午根据这个帖子提供的线索，来到晶科公司采访，结果被打伤，摄像机被抢，采访录像带被砸坏。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星期五打电话给红晓村的一位村民，她证实晶科公司确实有污染当地环境的情况，但是具体村里人的健康状况不是特别清楚： “这个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记者多次致电晶科公司，电话无人接听。据网上的帖子透露，这家公司周围有数千户农家，距离当地一家幼儿园只有300米，离小学只有100米，公司排出的污水和毒烟不时地泛滥，当地的渔业和牲畜也都遭殃。原《中国海洋报》资深记者、现在杭州的昝爱宗先生分析说，这种记者因采访被打的事件并不稀奇： “可能这个企业是当地的利税大户。它之所以这么嚣张，可能是背后有当地政府为它撑腰。要不然它不敢打浙江电视台的记者。这个时候记者就是弱势群体。” 昝爱宗先生注意到，中国每年都有记者被打的事件发生： “这种现象几乎每年都有记者被打。主要还是中国官员和企业相勾结，太腐败！所以，所有舆论监督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都要想办法或是殴打，或是损坏你录音录像资料。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具体打人的人可能会对他治安处罚，罚点款，赔点儿钱或者是拘留几天。真正的幕后保护伞肯定不会伤一根毫毛的。” 浙江是中国沿海经济活跃、非常富裕的省份之一。昝爱宗先生说，近年来中国环境污染造成民怨，在各地都相当普遍： “经济发达地区的一种普遍现象，越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那些污染大户都是利税大户、都是政府保护的企业。这些企业一般是得不到查处的。老百姓反映、投诉，投诉到政府，而政府和这些大户穿一条裤子，所以老百姓的投诉都是无效。” 浙江的独立分析人士邹巍先生表示，浙江电视台两位记者采访遭到粗暴干涉，这一事件再次表明中国的新闻自由有限： “新闻自由至少不多，连官方的媒体采访都遭到地方如此对待。可见在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是极其恶劣的。” 邹巍先生表示，最近几年，浙江发生过多起民众抗议环境污染严重的事件： “中国大陆现在在搞和谐，和谐有一个最重要部分就是生态和谐，中国大陆目前的包括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生态遭到破坏性掠夺开发的基础上的。那么，海宁这次的事件让我想起我们浙江曾经有一个化学事件，也是因为化工厂的污染导致发生大规模的民众抗争事件。” 中国媒体披露，浙江海宁当地警方已介入这一记者采访被殴事件。以上是本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中国电影导演冯小刚公开批评中国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极大地 “伤害和桎梏”着电影的创作。他还表示，政府征收电影专项资金，不利于电影公司的生存与发展。 中国著名电影导演，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冯小刚在8月26号召开的中国全国政协“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专题协商会”上呼吁，恢复上世纪80年代宽松的文艺政策。他认为，当前严苛的电影审查制度让创作者感到无所适从，“在这种背景下，关照现实的作品纷纷回避，为了审查的安全，一窝蜂地去拍历史题材。作为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我们正经历着民族复兴的大时代，近些年来没有能够拍出几部记录这个时代的深刻变革的作品，我们是有愧于心的。”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参与创作的有关中国汶川地震的英语记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曾经入围第82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提名。夏明教授就此表示，中国电影严格的审查制度由来已久，已故中国著名演员赵丹就是因为在50年代创作了电影《武训传》而被打成右派。赵丹之后虽然得以平反，却还是被剥夺了扮演中国总理周恩来的机会。夏明说，赵丹临终前说的一句话和冯小刚导演今天的感慨惊人地相似。 “赵丹在郁闷中死去了。他死前说了一句话：‘电影界婆婆太多了，电影无希望。’其实从赵丹的《武训传》的经历到今天中国电影人的感叹，控制太多了。这六十年都在宣传意识形态，对中国电影的控制和扭曲。对具有独立创造精神的电影人的打击了从实质上说是没有改变。当然中间有些松动。但是从08年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应该说是在急剧地在走向保守。”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当局目前是希望以一种大国复兴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但是，“大国复兴”的一个重要特征，应该是文化艺术的复兴。 “目前中国进入了一个大的变动时期。我们看到中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处在一种矛盾的交织非常尖锐的一个阶段。如何认识中国大的深层的一些问题，引发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同时更激发他的想象，能够去探索、思考这些问题，同时能够想出一些比较好的方向或者解决方法。我想目前是中国最需要的，如果电影界连这些目前急迫的问题都没法触及的话，对中国当今的社会发展和解决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都是没有直接的干预和帮助的。” 杭州媒体人昝爱宗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之下，要求当局放宽电影审查制度非常困难，因为有广电总局和中共中央中宣部的存在，不要说公然挑战当局的审查制度、拍摄敏感题材的电影，哪怕某个导演、演员或者是歌手的作品触动了某个领导的神经，也会面临电影被禁、演员歌手被封杀等厄运。 “因为它是政治审查又不是靠市场规律来的。按市场计划谁都欢迎，谁就是排在首位的。谁不受欢迎，谁就会自然淘汰的。政治检查就是某个领导他这个人不顺眼了，就把这个人给封杀掉。如果某个领导看这人顺眼了，比如宋祖英，中央电视台全国各地的各种场所都把宋祖英给抬出来。没有人封她的，而且把她捧得非常红，大红大紫。请宋祖英就是最高级别。” 冯小刚在会议上还建议，减免“电影基金”费用。他算了一笔账：以他所在的华谊兄弟公司为例，去年净利润8000万左右，而缴纳的电影基金一项约为4000万(规定占总票房的5%)，占到利润的50%。冯小刚说：‘华谊兄弟’是目前中国效益最好的电影企业，尚且不堪如此重负，可想而知其他电影企业发展的艰难。” 昝爱宗对此表示，不光是电影界，中国当局对很多行业都有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收费。 “出版一本书必须要书画费。你办一个企业每年要交各种协会的费用。关键中国电影集团就是垄断的。比如美国的大片如果能够在中国自由来放映的话，那中国的电影就会全军覆没。如果中国政府取消了对电影的专控、垄断，那中国的电影人可以自己来制作片子，不需要审批，不需要国家给你出版号，才能救了电影业。冯小刚应该炮轰这个垄断制度，这是制度导致的，各行各业都在受限。” 昝爱宗表示，中国电影要正真走向市场化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但如果有更多的电影人能象冯小刚导演那样公开谴责审查制度，及行业弊端，应该会对扭转中国电影界的困境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