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爱宗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官员日前否定有中国党政主管部门拟建立记者黑名单的传言，并表示，中国政府不允许新闻当事部门、机构建立记者“黑名单”，但也将及时处理记者或媒体的违规行为。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针对国际记者联会指责中国政府某些部门拟建立记者“黑名单”一事和国内媒体炒作此事的问题，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２７号表示：依照中国的法律和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媒体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中国政府从来不允许新闻当事部门、机构建立所谓的记者“黑名单”。 报道说，中国国务院于２００７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按照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程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要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 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新闻记者持新闻记者证依法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为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必要的便利和保障。”“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扰、阻挠新闻机构及其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 贵阳的自由撰稿人曾宁就此表示，中国现有的保护记者采访自由的条例都是一纸空文。 “在中国，新闻记者的一些采访活动常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挠和干扰，也就是说新闻记者在中国是很难正常地自由地进行他们所希望从事的这个新闻采访活动的。” 曾宁说，他不知道中国政府是不是要建立“记者黑名单”，但在中国，记者的采访往往受到党政部门的违法干预，现在中国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 “这种对新闻记者从事采访活动的阻挠和干扰往往是来自于权力部门、来自于公权力。” 在中国，媒体要对党政机关进行舆论监督非常困难，曾宁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所有媒体都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 “所以我们不能光听新闻总署或者其他的什么人怎么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新闻记者他在采访活动中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到比较宽松的环境，能够给他提供一个比较从容的采访条件。我想这个客观事实胜于任何雄辩。” 杭州的自由撰稿人昝爱宗表示，他反对中国建立记者黑名单，目前即使没有黑名单，记者的采访权已受到多方限制，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媒体控制一直非常严格，经常明令设立很多报道禁区， “后来可能是因为中宣部的形象太差了，他们害怕被记入历史，他们用电话的方式，比如不许记录，电话传达。有一个朋友他就接到中宣部的电话，看来电显示，来电显示显示它显示不了。有一个中宣部的电话它故意显示成0000000，他们就是怕被历史记上骂名。现在互联网时代，它一般通过管理平台可以用化名，比如一号管理员，二号管理员这些代号，他可以发指示，比如不能刊登这个，不能刊登那个，这个它就可以不显示他的真名了。” 接受采访的两位人士都表示，中国媒体目前根本不能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关键在于中国没有独立的媒体。只有开放报禁，允许独立媒体的存在，记者的采访和报道权才能得到保障。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中国各地近期纷纷举办宗教界齐唱红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系列活动，被批评为荒诞无比、 亵渎宗教。 视频转载：华藏寺院尼姑唱红歌（酷6网/丁小提供） 图片：“乍看是五岳剑派开大会要打黑木崖，其实是四川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几位法力无边的大师集体唱红歌。”（新浪微博/丁小提供） 周二，一段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华藏寺内唱红歌的视频被上传大陆酷六网，其中众尼姑高唱《我把党来比母亲》更直呼共产党万岁：“党的光辉比母亲，党的光辉照我心。中国共产党万岁！万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现场有围观群众摇旗，也有歌舞助兴，这个似乎是官方宣传品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引起议论。 但酷六网上的源头很快已无法打开，估计遭封杀，而短短数小时内该视频已有近10万人浏览，近万次转载。跟贴中有网民说：太搞笑了 这些假尼姑…..   上海市网民说：很振奋人心啊，一扫夏日烦闷，我早就觉得大雄宝殿里供如来这个阿三不好，换个主席像如何？   山东省枣庄市的网民无声听雷说；中国真的是信仰缺失，信仰错乱了。   浙江省宁波市的网民小四说：文革期间老太太大跳忠字舞，背老三篇已够恶心的了。谁知改革开放时期也还会有这么恶心的搞笑事。天哪！   大陆佛教活动家圣观法师周二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最起码这些和尚们还放不下贪、嗔、痴，一个和尚跑去唱红歌，不是傻，就是坏，就是贪，想抱着共产党混些功名利禄（佛教叫名闻利养），有些蠢,共产党靠谎言靠暴力，而佛教是觉悟是要人看清真相，只能说这些和尚出了家之后还在修行的路上，才会有去唱红歌的表现。佛教教义和共产党是根本对立，佛教是要解脱的，但现在大部分寺庙在共产党的专制下一定要服从权力，当住持不听中共的，就一定会被赶出去,民主以后宗教才能真正走向自由。”   不清静的不只是佛门，近期中国各地的基督教官方教会也在办红歌会。   稍作搜索出来官方的新闻包括：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基督教两会筹办了“同心同行，共创和谐”红歌大赛，并在教堂内进行预演彩排。   6月23日，安徽亳州谯城区薛阁基督教堂、涡北基督教堂、丁瓦基督教会、徐庙基督教会分别举行了“爱国爱教唱红歌”活动。   湖南省常德市6月23日由该市民宗局和市基督教联合主办“庆祝建党九十周年”红歌演唱会在工人文化宫隆重举行。   有基督徒在网上留言认为是亵渎：惟有独一的上帝才是配得敬拜和赞美，这是任何一个基督徒都明白的最基本教义。红歌中所表达的无神思想、偶像崇拜，虚浮夸张的神化手法，本身就是亵渎，是严重违反《圣经》教导的。   身为基督徒的浙江杭州独立意见人士昝爱宗认为：“教堂里应该是荣耀上帝，把人当作神绝对不应该，是不对的，违背基本教义的。三自会是官方的，是受控制的，他们自己违背教义，我们感受也是教徒的悲哀，有人是作为看笑话的。这个国家太‘强大’了，共产党把自己当上帝，要别人都荣耀它、向它低头称臣，这是社会的悲哀，但没办法。”   更有甚者，五大宗教同台献唱红歌。据官方报道，六月初四川省西昌市统战部、宗教管理局组织的红歌比赛，近百名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人士身穿宗教服饰登台表演。   江苏近期也有类似的场面，据报道，6月20日下午淮安市淮阴区隆重举行宗教界庆祝建党90周年“同心同行”红歌大赛，来自全区宗教界的13支演出队伍共表演了29个节目，最终由淮阴区基督教中心堂、王营镇营北基督教会荣获特等奖，大赛全程录相将刻制光盘发放到全区各宗教活动场，所作为对信教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几大宗教同台歌颂党，相关照片被网民讽刺为如武侠小说中：“乍一看是五岳剑派开大会要打黑木崖”，也有网民评论相关新闻：若不是造谣，也可以入千古奇谈了。丢人，太祖当年虽然反四旧什么的，但对宗教总还没如此荒唐。   然而各地宗教红歌会，据悉是中国宗教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而开展的“同心同行”主题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 除此以外，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11年6月24日，大陆宗教界第一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授牌揭牌仪式在江苏句容茅山道院举行，相关基地共37处，涉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浙江省宁波市有网民评论道： 乱世出妖孽！！！！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最近因敬拜问题受到政府打压的北京家庭教会守望教会问题又有新的变化：中国政府控制的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领导插手守望教会事务， 对教徒进行的所谓“教育”工作。 北京家庭教会守望教会近20年前成立， 迄今大约一千名信徒。设在美国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非政府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守望教会的处境，警惕中国政府控制的基督教“三自”爱国会介入北京守望教会问题： “因为长期以来，三字爱国运动委员会及其它的上级国务院宗教局、各地方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统战部门，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欧洲进行宗教统战宣传，尤其是今年在美国已经安排了四个城市从九月底打着展览圣经的名义，进行很明显的宗教统战宣传的活动。鉴于三字会扮演了这种不光彩的角色，呼吁世界各地的教会，尤其是美国的支持官方或者赞助这次圣经展的方方面面来共同抵制传播谎言的宣传活动。” 自今年四月初开始，北京守望教会遭受中国政府的百般阻挠和打压，不能自由进行敬拜活动。例如，教会牧长被软禁在家中，参加敬拜的信徒遭到羁押，一些信徒因坚持信仰而失去住所，或被迫离职。记者电话询问北京守望教会负责人金天明和北京另一位相关牧师王双燕，两位牧师都婉拒记者的电话采访。为此，原资深媒体人士、浙江独立作家基督徒昝爱宗表示： “官方做的事情是处于维稳也好，还是处于别的原因也好，它没有来正视问题，而是回避矛盾。如果你要是解决敬拜场所的问题，我想官方的矛盾也解决了，跟这些教徒也没有任何矛盾。他们要敬拜，也没有从事政治，也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不稳定因素。如果你对信徒最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就是他们的信仰自由不能保证的话，那你怎么样来做工作都是无效的。” 北京守望教会早在2009年12月购买的敬拜聚会场所，有关政府部门迄今迟迟不给钥匙，遵循《圣经》教导“不可停止聚会”的守望教会信徒被迫转往户外敬拜又受到打压。傅希秋牧师认为，现在解决问题的钥匙在中国政府的手中： “因为守望教会并不希望去户外崇拜。他们是被迫（不得已）到户外崇拜，他们希望回到室内进行正常的崇拜活动。所以他们向当局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希望第一个是把他们已经付清款项的所买的北京大红大厦的钥匙还给他们，使他们能够正常的恢复在自己所购买的建筑物里面进行室内的崇拜。退而求其次，守望教会的治理委员会和信徒也特别提出来，如果暂时不能交钥匙，当然就是很无理的不能交钥匙，那么政府应该出具非常清楚的书面说明，允许他们正常的租借其他的场所，合法地举行室内的聚会。所以就看政府下一步会针对守望教会的请求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北京守望教会一直努力在独立于“三自”爱国会的情况下依法注册为一家非政府组织， 但却得不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美国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估计，在中国大约有5千万到7千万的基督徒没有在官方注册， 属于所谓的家庭教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中国央行反洗钱中心一份调研报告点名指出，香港成为内地腐败分子洗钱外逃的“主要中转地区”。 香港明报日前报道，中国央行反洗钱中心的报告列举了8种向外转移资产的主要途径，以及部分案例，当中都多次提到香港的关键角色。 这份报告前日获得中国金融学会优秀金融论文及调研报告的一等奖，并在央行网站公示。 这份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报告，由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课题组完成，报告的完成时间为2008年6月，但却是首次披露。 报告引述社科院资料称，19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以及驻外 中资 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高达8000亿元。 杭州的自由撰稿人昝爱宗说，要防止贪官洗钱，首先要尽快实行中国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 “如果没有财政公开法，干部通过选票来选举等各种制度来制约的话，舆论监督也是单薄的无力的。只有舆论监督和严格的官员任命以及监督的法治，依法执行，这样才可能对官员形成一定的监督作用。” 中国央行的报告公布了一份腐败分子转移资金的「重点关注地区」名单，点名列出了东南亚多国、美加等发达国家、与中国无引渡协议的小国等18个地区。 而在「主要中转地区」一栏中，只有香港和澳门两个地区。 报告列出了内地腐败分子8种转移资产到境外的方式，包括现金走私、经常项目造假、海外投资、通过境外特殊关系人转移等，其中多个经典案例都有涉及在港公司和人员。 前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在2001年前用了长达8年时间，透过在港开设公司转移资金，挪用10亿元的公款。北京的律师李劲松说，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开始了禁止裸官等措施，防止贪官通过家属移民来转移财产和进行洗钱活动，但问题的关键是要阻止贪官的产生， “如果没有公众的监督参与，对违法行为的监控或者举报，或者对公众发现举报的贪污行为，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官员的腐败行为肯定会越来越泛滥。” 洗钱是犯罪分子以“合法”的形式将其不法收益转变为合法的行为和过程。北京的律师李劲松说，目前中国《反洗钱法》要进一步完善。他认为中国在反洗钱法方面要明确规定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增补保密例外原则,明确临时冻结措施程序,将相互配合的规定具体化,恢复对特定公职人员的账户、资金往来情况的监测的规定。北京的律师李劲松说，除了完善法律之外，还应该加强舆论和民众对官员滥用权力的监督， “如果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确实是铁下心来，也有一定的魄力和胆量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它现在唯一能做的可能有效的就是打一个反腐败的人民战争。按照法律有序方式，要建立比较科学可行的公民举报和奖励办法。” 李劲松律师表示，除了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之外，中国政府还应该修改《现金管理条例》、《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完善与洗钱有关的金融规章制度。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2011年 6月 15日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中国千万富翁至少有97万，财富外逃和外流严重 中国在经历持续人材外流的同时，已经进入财富外逃或外流的新阶段。观察人士说，中国政治制度滋生的腐败，以及富人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担心，是目前财富外逃和外流的主要原因。 *从人材流失到财富外逃*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打开了人材外流的大门。据统计，截止到2009年，到海外的中国留学人员达到162万，但回国人员不到49万，占总数的不到三分之一。 伴随着中国人材持续不断的流失，改革开放30多年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造就了千千万万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富翁。 《2010胡润百富榜》报告说，中国至少有97万千万富豪，而“隐姓埋名”的“隐形富豪”人数，要比“公开姓名”的“阳光富豪”多一倍以上。 *1万8千贪官 携8千亿元人民币款外逃* 中国也从人材流失，转向财富转移和外逃。中国央行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1万8千名不法党政干部、事业企业高官，驻外中资机构，公安司法干部等，总计携款8千亿元人民币外逃。不过，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官员外逃人数以及携款数额，远不止官方公开披露的数据。 《未来10年》(The Next Decade)的作者、美国著名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对目前中国的评价是“崩溃”，而不是崛起。弗里德曼说，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两极分化导致的10亿以上人口像非洲一样贫困生活，中国贫困阶层不满情绪不断高涨。不安全感，信任危机深植于中国社会中。 *国进民退为国企资金外逃开了方便之门*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试图杜绝和防止腐败的丛生和蔓延，但效果甚微。他说，在目前国进民退的形势下，中国的国有企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政府鼓励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政策，为国有资金外逃开了方便之门，埋下了转移国有资产的祸根。 他说：“尽管我们也已经制定了反洗钱法等等，但是事实上资金外逃恐怕一年比一年更加严重”。 这位经济学家说，中国政府认为国有企业是其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只有牢牢握住在手中，就能保证政权的稳定。但殊不知，国企越多，腐败越多，民怨越大，对中共政权的威胁也就越大。国有企业成为腐败和两极分化的根源。他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官官相护，反腐败之所以不见大的成效，因为反腐败已沦为排除异己，权力斗争的手段。正如民间流传的，“反腐败会亡党，不反腐败将亡国”。 *分析人士：中国每年“三公”费用超9千亿元* 今年3月，中国当局又清查公款出国，公款用车，公款吃喝的“三公”情况，试图控制“三公”经费的规模。中国独立中文笔会作家、政论人士昝爱宗说，“三公”中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中国社会中的腐败范围和程度，与清朝末年时的贪官污吏，腐败丛生状况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中国每年“三公”的经费超过9千亿元人民币。 *74%的亿万富翁已经或在移民* 据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CNN的报导，招商银行和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说，大多数个人资产超过1千万元人民币的人认为，“投资移民”比投资房地产更有吸引力。报告说，越是富有的人，越青睐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人当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据中国财经在线说，2008年到2010年，中国个人海外投资年复合增长率近100%，中国人过去5年投资移民美国的年复合增长率为73%。 *中国财富外流的物质和情感因素* CNN的报导说，中国富人争先恐后地移民海外，关键是在中国有些东西不是有钱，就能够解决的，其中既有物质因素，也有情感因素。物质方面包括法律法规，教育制度，社会福利，遗产税，空气质量，投资环境，食品安全等。情感方面包括缺乏个人安全感，个人财富安全，以及对不确定未来的恐惧。一些富人明白，他们本身对中国财富分配不均负有一定的责任，为了避免因贫富差距拉大导致的仇恨富人情绪的殃及，将财产转移到海外，是一个好的选择。 *财富外逃和外流的共同点：对中国制度，未来充满恐惧* 旅美独立政治评论家曹长青说， 中国财富向海外逃亡或转移，已经越来越形成了一个大潮。他说，中国开放30多年来，各级贪官认为钱留在中国没有安全保障，纷纷把钱转到国外。 他说：“今天无论是勤劳致富的人，还是贪腐的人，都纷纷把钱转到美国去，一个大的共同点，就是对中国的制度，前景，没有确定性。感到不保险，对未来充满恐惧”。 他说，中国的政治制度，不给人民提供安全性和保证性。此外，他也提到美国的空气好，环境好，教育一流等也是吸引中国财富向美国外逃或转移的原因。 曹长青还以美国为例说，美国经过这样一场大的经济危机，但是美国人民对国家，对前景没有恐慌感。他说，美国的储蓄率即使在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后，仍然仅仅才有6%，但是中国却高达45%。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人民对未来的不确定充满担忧。 * 必须填写 提交对本文发表的评论表示您同意以下条款： 如果评论中出现与所评论文章无关的内容，或者评论中出现中伤、诽谤或粗俗词语，美国之音保留不发表您的评论的权利。由于篇幅或时间等限制，不是所有提交的评论都会被发表。 提交本评论表示您授权美国之音可以在任何美国之音媒体上使用您的评论 免责声明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