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乱

刘亚伟 | 蒋经国——大贤虎变愚不测

                         蒋经国——大贤虎变愚不测                                            ——台湾政治转型的启示 人类社会走到今天,文明获得了高度发展,其标志固然离不开物质方面的成果,比如通信和交通手段;精神方面的成果也非常丰硕,其中最突出的大概要算全球化的趋势、普世价值的广泛认同和政权更迭、政体革新的非暴力形式。在最后这一方面,成功的范例远有以波兰、捷克为代表的东欧各国,近有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 考察这种非暴力方式政治革命,其成功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或曰显著特点——执政者与反对派双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协商与妥协,这需要过去曾经的对手,现在要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全体国民的福祉,携起手来,成为合作者,贡献出各自的智慧。 东欧离我们较远些,文化背景差异也大,暂且不提。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与大陆相同,同时,台湾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与大陆的执政党共产党,都是按照苏俄列宁的建党原则改组或新建的革命党,两党组织架构大同小异。 我曾经提出一个诘问:西化不要,台化可否? 今天这里就来说说在台湾的政治转型中执政者的作为,看看我们能从中获得什么启示。 1984 年是 74 岁的蒋经国担任台湾最高领导人的第七个年头。这年的 10 月 15 日,写了《蒋经国传》的作家江南在旧金山遭枪杀,此案震惊海内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查出了暗杀江南的三个凶手。新闻界披露的调查结果证实,此案有台湾情治人员介入,蒋经国次子蒋孝武难逃干系。这让蒋经国和台湾当局立即陷入了世界舆论的声讨之中,名声扫地。 蒋经国与结发之妻蒋方良有三个儿子,老大蒋孝文从小被娇生惯养,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浪荡子。在美国留学时,因数度交通肇事,被美国驱逐出境。回台湾后,整天歌红酒绿,醉生梦死,并因酒后驾车将一军官轧死。三子蒋孝勇进入商界,成了一名颇具实力的企业家。所以当时朝野都认为,次子蒋孝武可能是蒋经国着力培养的接班人。蒋经国似乎也将希望寄托在二公子的身上,从 1976 年起便让蒋孝武进入情报部门,使其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及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 “ 江南命案 ” 对蒋经国打击极大,据其身边的人回忆,蒋经国一见到蒋孝武就摔东西,骂之为 “ 蠢货 ” 。 蒋经国也不再信赖情治机关,蒋孝勇这时变成父亲的亲信,每星期二和星期五要向他报告最新的政情发展。某些反对派刊物开始称蒋孝勇是“地下总统”。为了澄清事态,蒋经国 1985 年 8 月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考量过”由蒋家成员接班。这年的 12 月 15 日,蒋经国向“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更明白地针对在他身后是否有蒋家人或军人主政的问题,回答说:“既不能,也不会。” 促使蒋经国下这个决心,当然还有更多因素,但江南命案无疑是一个契机,促使他在政治改革这条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在蒋经国上任的最初几年里,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蒋经国虽延续其父的做法,继续搞“威权政治”,是公认的“政治强人”,但言路尺度已经有所放宽,其标志就是 1979 年《八十年代》和《美丽岛》两份反对派刊物被批准创办,社会上的反对派开始形成。 当时岛内有两个反对派,一派是以《八十年代》为阵地的温和反对派,一派是以《美丽岛》为阵地的比较激进的“美丽岛”集团,这一派声势最大,普受欢迎,杂志发行量在 10 至 30 万份之间,并陆续在全台各县市成立办事处,又主办街头活动。同时,台湾街头也开始出现油印的刊物,例如《潮流》专门报道反对派活动以及批评政府的言论。几种力量在岛内互动的结果,终于酿成了“美丽岛事件”。 事件发生当日—— 1979 年 12 月 10 日上午,蒋经国以主席身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发表重要演讲,确认:厉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所应走的大道,必将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今后当更积极致力于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质,从发挥公意政治功能、加强法治政治基础、提高责任政治观念三方面同时并进。“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 但是对于在高雄发生的民众上街游行示威,蒋经国还是选择了镇压,他觉得若非如此,可能会滋生更多暴乱,以致改革的进程失控。蒋经国批准逮捕美丽岛集团首要分子,同时把《美丽岛》及温和的《八十年代》统统停刊。 另一方面,蒋经国又展现逐步走向代议民主政治的决心:因美台断交中止的“立法委员”增额选举,定于 1980 年 12 月 6 日恢复举行。蒋经国对国民党的选务部门交代,即将举办的选举务必民主、干净。他说,国民党“进行改革,不是为了赢得选举,而是在改革的道路上举办选举”。 为了争取民众支持执政党,从 1979 年开始,政府增加新的民众福利、修订公司法,最低工资由每月 67 美元调升为 84 美元,还设置劳工买房贷款专案,大幅增建民众住宅,提高对贫困户的福利赈济等。 1980 年代初期,台湾的市民社会已经在家庭、宗亲、宗教、嗜好和工作的范围获得发展空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于 1980 年,动员民众对米价、核能发电等议题关心。地方及全国性的反污染组织也出现,有些强悍的环保组织,如台湾绿色和平组织还跟国际组织串联,互通声息。这期间,劳资纠纷案件激增,追求民权已经蔚然成风,谁也阻挡不了。 1985 年,蒋经国告诉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他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并要求马树礼召集几个专案小组,非正式地讨论政治改革事宜。 蒋经国认为,孙中山 1924 年在鲍罗廷指导下,采取的列宁式政党架构组织,已经不合时代需求。按照这套架构,国民党是意识形态挂帅的革命党,以历史的任务来合理化党对真理、道德的垄断,这与多元、民主的社会,与开放、竞争的政治制度根本不相容。 经历了将近一年在党内营造共识的准备工作之后, 1986 年 9 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 38 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久旱之逢甘霖。那些多年来坚持不懈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人士,迫不及待地于 9 月 28 日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 这可吓坏了那些满脑子专制思维的国民党大员,情治部门还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他对幕僚们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他说,国民党过去 “ 太骄傲、太自负 ” ,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国民党内有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跑来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 ! ”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 ” 1987 年的台湾是个丰收年,不仅政治革新有进展,蒋经国鼓励投资高科技产业的政策,也得到亮丽的成绩。台湾成了全世界第 10 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外汇存底接近 400 亿美元,以每人平均持有外汇之数值来看,高居世界第一。 当蒋经国 1988 年 1 月 13 日逝世时,台湾的民主转型虽仍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推动,但大体而言,到了 1988 年元月,民主政治已在台湾实现了“软着陆”—— 1988 年 1 月 1 日,台湾当局正式结束了报纸的限证、限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 200 家左右新出版物向政府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 60 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 20 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具有广阔战略视野的领导者供应不足。                             ——兰德公司《国际领导能力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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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格瓦拉:以台湾经验看乌崁事件的可能后续发展

  先简介一下我自己;我爸爸是国民党的老兵,跟着校长败退到台湾;在1973年把我给生了下来。如用台湾当时的词汇形容我 那就是”左派青年”。我们这群学生运动分子研究过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1844年哲学和经济学手稿;甚至还读过资本论;也读过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用”我们这儿”的语言来说,我是个愤青; 1991~2001年是台湾民主转型最动荡的10年;我从18岁~28岁;十年青春大都用来参与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环境运动,政治运动,十年间可说无役不与。被公安的警棍打过;被镇暴车的水柱喷过(他妈的哪个缺德鬼在水里面加汽油的!! 被水柱喷到后眼睛张不开啊!!) 喔,忘记说了,我还为了参与原住民维权运动在立法院被3000个镇暴公安包围过…不怕各位见笑,那次参加示威的群众连我算进去才300个人阿… 维稳费用真是高阿….很遗憾的是,我参加的各种社会运动当时大多是失败的,很高兴的是二十年后回首过去,九成都成功了。   自2002年我离开台湾在中国工作,因青春时养成的习惯,持续关注中国的政经发展。最近看了陈有西老师的”论维稳”一文。文末提出了一些忧虑与想法。其实这些问题在1990年~2008年的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中都实际发生过。但由于两岸信息断裂,中国大部份人都不知道台湾的经验。所以我想把当时实际参予台湾民主转型阵痛期的经验分享跟有兴趣的人。为了行文简略,以下把台湾推行民主运动人士都称为我们。是的,我们。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所以我有资格说我们。并以此为荣。   在回复陈老师的忧虑以前,我想先聊一下台湾花了多久才走到现在的民主。免得大家都以为台湾的民主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   台湾民主运动史要从头说起的话;一般是从政论杂志”自由中国”在1956年10月31日发行的祝寿专号(祝校长七十大寿的特刊)开始;特刊中建议校长要确认内阁制;建议军队应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党。这时候的民主化运动都是由学者如胡适.殷海光.李敖,雷震等高级知识分子倡议的;从1956年算起,到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长达44年。   要从短的开始算,那就从普通人民也开始参加民主化运动的1977年件开始算吧。1977至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也花了23年的时间。   台湾的民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44年的时间以外;台湾还付出了几百条人命的沉重代价 (这还不包括台湾在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因亲匪罪判死刑的八千条人命跟二二八事件的数万条冤魂)。正因为台湾民主是一步步走过来的,陈老师的担忧在台湾都发生过。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用台湾经验回复陈老师的担忧。   陈老师的第一个忧虑是这种方法同现在的维稳思路不合,社会效果都有待观察,反对的意见一定会不少;   是的;这是事实;而且反对我们的不只是国民党,我们也遇到社会上非常多反对的意见;从1977年的中坜事件以后,国民党控制的主流媒体不断抹黑我们,说我们是挑起社会动乱的暴徒。其实台湾人很害怕动乱,希望稳定。宁愿选择威权统治也希望社会稳定,因此自然会敌视我们。尤其是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以后。国民党说我们跟中国共产党里应外合,要在台湾制造动乱,让中国共产党可以顺利接管台湾,恨我们的人自然更多了。   1977~1990年间每次我们上街头示威抗议的时候都会有人骂我们甚至朝我们丢石头或鸡蛋。这些人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跟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背后没有国民党操控,他们只是觉得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希望台湾再有动乱。我们和他们一样都是普通人,只是想法不同。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是同意”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却是”受境外反华势力”操控的”一小搓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们没有用鸡蛋跟石头回击那些向我们丢鸡蛋跟石头的人,我们只是继续公开演讲,继续向报纸投稿跟那些骂我们的人打笔战;继续去抗议游行。然后发现每一次抗议游行时我们都会发现一些新面孔跟着我们一起走完这段路。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这样才能累积经验,不停的修改策略并且将经验一代代传承下去。我们认为中国可能只需要10年的时间就可以稳定转型,我们也认为中国有很多个体愿意参与温和的民主运动;但在中国现在的气氛下,我们担心的是没有个体敢去正面冲撞体制;这些个体也没有机会彼此串连。   但是乌坎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台湾一向都是由下而上的改革,是社会民意借着游行抗议逼着政府转型。乌坎村民是质疑村委会贱卖土地,诉求是要回土地;罢免村干部。乌坎村民并没有要求普选村委会。但省级领导介入后却让全村普选村委会,这是由上而下的改革。台湾也从来没有遇过这种只针对单一区域的改革。或许是台湾太小了,每次改革的范围都是整个台湾。目前乌坎事件给我的感觉反而比较像是劳工维权的单一案例。乌坎事件比较像是一个标竿或是判例或者说是实验田。类似的事件以后一定会不断发生,现在的问题是类似事件如果发生在广东省以外的地方会不会有类似的结果。如果类似事件发生在广东以外的省分一样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如果结果不一样,那就证明这只是广东省的领导风格是敢为天下先。   陈老师的第二个忧虑是民意的尊重和释放,会导致街头政治的萌芽,和平的请愿会增加,群众的民主诉求会进一步释放,会给一些攻击民主与法制方法的人以口实;   是的,这也是事实。台湾也是这样走过来的。1986年是台湾风起云涌的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我们之中的某些人冒着生命危险成立了民主进步党;第二件是一个叫鹿港的小镇(对,就是罗大佑唱过的鹿港小镇)为了反对美商杜邦公司在鹿港设厂生产危险化学品而号招了全台湾的环保人士及我们一起游行抗议并且成功了。从此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或是推行自己的理想而开始示威抗议,街头政治自此在台湾萌芽。从86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间大小游行不断。就我记忆所及,我从1991年~2001年这十年间应该参加过100次以上的游行,人数最多的一两次游行有十万人参与;人数最少的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始提到的原住民维权运动,只有300人。而且这还只限于台北市而已,如果把台湾所有游行全部算进去,这十年的游行次数应该超过200次。但台湾社会的容忍度跟包容度其实很高,虽然也有人不耐烦但大多数人可以容忍我们游行抗议。   街头政治就是一把双面刃,好处是能让政府感觉到巨大的压力,立刻做出处理。就像乌坎事件,厦门跟大连PX事件一样,悬而未决的问题能迅速得到解决。坏处是街头政治很难让参与群群众在整个游行过程中一直保持理性和平的状态,偶尔会有失控场面如打砸烧车等事件发生。轻则会引发社会大众对我们的质疑和厌恶,只看到我们破坏稳定而忽略了我们的诉求;重则可能让公安部门对我们暴力相向。最糟糕的是重现那夜在北京的不幸事件。我想这是陈老师最担心的地方。   我很难判断中国政府在这”稳定压倒一切”的氛围下会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只能说台湾的经验。   从77年开始算,就我所知的大规模群众冲突只有四次,分别是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桃园机场事件;1988年的520事件。(这是台湾史上少数以农民为主体的抗争;主要诉求是要求政府提高对农民的补助。)这四次暴动都是因为群众与公安有小规模冲突后;公安开始强力驱散群众所造成的。(我们很多资深前辈都坚持是国民党事先派人渗透进群众之中,主动向公安丢石块让公安有理由强力镇压。) 我没亲自参加,所以无法判断真假,但我相信此可能性非常高。   1991~2001年;在我实际参与的十年间,100次的游行抗议后只发生过两三次小规模的暴动,每次的时间都只有一晚,区域也局限在台北市内。有些参加游行的的士司机在游行结束后意犹未竟,在马路上开车横冲直撞同时拼命按喇叭,让台北市的交通瘫痪并且让附近居民无法入睡,但这些骚乱等到天亮后都会自动散去了。至于丢汽油弹,放火烧车,打砸抢普通民宅等更激烈的行为在我印象中从来没有发生过。   平心而论,南韩的学生运动跟劳工运动比台湾更激进,丢鸡蛋跟石头是必须的;跟镇暴武警打架是肯定的;丢汽油弹是半年一次的;自焚是一两年一次的。相对南韩,台湾民众对暴力的容忍度非常低,所以我们对游行群众的情绪控制也很小心,会全力控制游行群众不要超过我们事先规划好的底线。   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报纸杂志跟电视新闻是唯二的与论管道。为了要吸引电视跟报纸的关注与报导,我们必须主动去制造一些小冲突上新闻。我们会朝政府机关丢鸡蛋,拆掉政府机关的大铁门;甚至冲进政府机关里面把政府机关的铜牌给摘下来。但这些看似严重的冲突都是我们为了吸引媒体焦点所设计的手段,都在我们预设的底线内。我们会等到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再把早就写好的新闻稿发给媒体希望他们刊登在报纸上。老实说吧,我们跟记者打交道那么久了,那些记者也早就知道我们想干什么了。大家互相配合一下,记者能交差,我们能让新闻媒体刊登我们的主张不是双赢吗??铁门可以重新装上去,铜牌擦干净又可以挂上去,真正损失的只是几块玻璃而已。我们花了很多心力去控制暴力的界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敢冲进总统府的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冲进去以后会不会有人命伤亡。我们冒不起这个险。   这里的前提还是跟第一个忧虑一样,那就是必须有一群专业的人才持续投入很长的时间。但乌坎事件很特别,我相信群众事件的领导人会直接进入村委会工作,我相信日后会有很多人去乌坎取经。现在有网友在乌坎拍纪录片,我相近这部纪录片也会流传很久,成为大家的教材。当网民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就可以找到类似案例并依样画葫芦以后,有没有这群专精街头政治的人才就不再那么重要了。这群人甚至可以把自己的心得整理出来发布在互联网上让其他人参考。这是现在的中国唯一比当年的台湾更有利的地方。   第三,对群众作出的承诺,必然涉及对原体制内一些腐败分子的处理,对村干部死亡事件的调查会出现公权力的凶手,会引发更多的内部反抗和权力斗争,那些已经不干净的人一定会拼死 挣扎,斗争会更加复杂化白热化。   是的,从台湾经验来看这也是事实。   从1977年到1990年,这漫长的23年间我们并不是一路畅行无阻;中间发生过两次大规模暴乱;第一次是1977年的中坜事件;约2万人参与;火烧中坜公安局;其中两名群众被枪杀。第二次是1979的美丽岛事件;参与人数高达10万人;所幸没有伤亡。   自由中国的主编雷震被判刑十年;;现在名声响彻海峡两岸的李敖也坐过八年半的牢。美丽岛事件的8个领导者也被判刑12年甚至无形徒刑。这8个人陈老师至少应该听过4个,因为他们后来都是民进党的重要领袖 ;施明德、林义雄、陈菊、吕秀莲。主犯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坐了25年的牢。   更残酷的是,支持民主运动的人士被谋杀 (陈文成事件);因美丽岛事件被判刑的林义雄的七十老母与两个当时才七岁的双胞胎女儿在1980年被谋杀;只有妻子因探望林义雄出门幸免于难;大女儿身中六刀;好不容易抢救回来;此后长居美国。史称林宅血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大多数人都尊敬林义雄的原因,因为我们台湾人欠他的太多了。   这些都是当时国民党的保守势力强力镇压的结果。   有一个叫郑南榕的人,在1990年前一年为了抗议国民党管制言论自由自焚。他的妻子叫叶菊兰,继承夫志,也投身民主运动。同年的5月19日是纪念郑南榕的丧礼游行;游行到总统府时,另一个叫詹益桦的人也用火点燃了自己。   还有更多我们没列出来或是我们也不知道名字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付出了生命。我们自己也很清楚我们走这条路是有风险的。我们一边哭泣一边前进。我们的心情就像台湾评论家杨照说的   「 …. 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前代被拆吃入腹了,这只怪兽想:不会再有人敢违逆我意志了吧。不,新一代的人又将站在怪兽面前,即使明知将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即使内心害怕得浑身发抖,也还是得挺身站在那里。因为,让怪兽吞噬,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惟一能够自主做的事,也是唯一能够证明我们自主意志尚存的动作,不能放弃」。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面前,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我期待有人提出这一个问题,为什么1991年后就再也没有大规模暴乱了??   我必须很残酷的说,台湾自从1991年后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原因是因为那年在北京的不幸事件。台湾在1990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时间长达5天。由于北京事件的影响;当时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不敢镇压学生及群众;另外李登辉也想借学运力量向国民党保守派施压。最后和平收场。自此以后无论台湾游行的规模有多大都不再让军队介入,在2008年反对陈水扁当选的示威群众占据台北市中心半个月时,军队也没有介入。   文章本应到此结束,但我们还有句多余的话想说。   我们不认识你们,也知道你们中的某些人永远不可能看到我们这篇文章,但我们希望你们中有些人能够看到这篇文章。我们不认识你们但尊敬你们并心怀悲伤,就像我们因为林宅血案而悲伤。因为你们就是我们。你我所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命运不同。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一件事。台湾民主能走到今天,你们功不可没。因为你们的牺牲,国民党在90年的时候才不敢镇压我们。因为我们在90年的那5天串连起所有争取民主的人,我们才能互相支持,一步步的往前走。今天我们才能用自己的选票选出自己的领导人。   我们希望你们中的某些人在看到我们的文章后能知道,你们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隔着台湾海峡的我们是因为你们的勇气才能在90年聚在一起。23年前你们努力的目标今天终于在台湾开花结果。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奔四了,我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像美国把所有越战阵亡的士兵名字刻在越战纪念碑上一样。   谨以此文献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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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自由西藏:阿坝再有藏族喇嘛自焚

许多藏人自焚事件发生在格尔登寺附近。 总部设在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说,在西藏暴动反抗中国统治失败53周年之际,中国四川省阿坝州再有一名喇嘛自焚。 自由西藏组织说,四川省一名18岁喇嘛格培上周六(3月10日)在阿坝自焚身亡。 自由西藏说,格培是阿坝格尔登寺的喇嘛,他在阿坝一个军营附近自焚,他的遗体被军警带走。 不过,阿坝当地官员拒绝证实有关消息。 喇嘛自焚 根据遭软禁的藏族女作家唯色的统计,格培是去年以来第26位以自焚形式抗议中国民族和宗教政策的藏人。 唯色在上周和流亡美国的阿嘉仁波切以及诗人嘎代才让联合呼吁藏人停止自焚抗议。 呼吁说:“每一个藏人都要珍惜生命,坚强地活下来。再大的压迫之下,我们的生命都是重要的,都是需要留住的。” 呼吁敦促与藏人有关的组织机构,马上投入行动,把遏制当前自焚扩大和加速的趋势作为当务之急。 责任 北京将这些自焚事件归咎于流亡海外的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 西藏流亡政府领袖洛桑桑盖上周六则抨击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强硬政策导致了近来的一连串藏人自焚事件。 他说,在今天的西藏已经无法开展任何传统形式的抗议活动,例如绝食,游行示威,甚至和平集会。 洛桑桑盖说,藏人在无奈的情况下,被迫以自焚的极端方式表示自己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强烈不满。 三月是西藏地区的“敏感月”。今年3月10号是藏人称为“起义”,中国政府称为“暴乱”事件53周年。 1959年藏人反对中国统治的抗争导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本周四又将是3.14拉萨骚乱事件四周年。 中国最近加强了对整个西藏地区的“维稳”。西藏当地政府更是派官员进入各个乡村和寺庙,并要求当地干部要以“临战状态维稳”。 本周早些时候,西藏监察厅厅长对中国媒体记者透露,目前西藏全部近5500个村庄都有官员驻扎。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要求西藏保持大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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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当今世界: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蜜糖混合着毒药?

如果说刑诉法修正案是蜜糖混合着毒药,那么现在开化的社会已经不满足于蜜糖,而对毒药却更加耿耿于怀;不再满足于此前的种种微小进步,而要求直接面对统治手段中的核心问题。这就是第73条对于当下时代的意义。 3月10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已经由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表决通过,这意味着草案基本定稿,3月14日将提交人大全体会议表决通过。 据财新传媒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在主席团投票中,出现1张反对票和1张弃权票。这两票异议或许将成为未来的火花,在今天看却实在微不足道,淹没在主席团170人当中。然而在大众网络媒体上,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却讨论得如火如荼,对于很多观察者而言,似乎又一次“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此闸一开,国将不国。 面目模糊的草案 围绕刑诉法修正案的讨论纷纷扬扬,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京剧三岔口式的夜战,似乎大家讨论的是一回事,然而又不完全是一回事。对于很多普通公民来说,他们面对的还是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审、并于2011年8月30日公布的草案版本(第一稿)。 但是在这一稿基础上,经过为期一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后,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草案再次修改,并经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于2011年12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于是成为草案的第二稿。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3月8日的说明中介绍,上述草案已经于此前的1月11日发送各人大代表阅读讨论,根据反馈回来的讨论意见,再次修改完善,形成了现在提请大会审议的修正案草案,即第三稿。 除了第一稿曾经向社会公布外,本次刑诉法修正始终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状态。第二、三稿都通过零敲碎打的方式向外界透露内容,从未公开过全部正文。部分代表表示数月前已经拿到第二稿草案,而有些代表还是按照第一稿准备审议工作,第三稿有多处改动,却在代表到京后才发放,并且一共只有几个小时的讨论时间,无法形成有效审议。 另一方面,这个程序上的微妙纰漏被媒体人陈宝成敏锐地抓住,他提出,根据《立法法》相关规定,法律草案需要在会议举行前的一个月发给人大代表。1月11日发送的草案被作为符合《立法法》的形式要件,然而却并不是最终提交审议的版本。换句话说,目前人大代表们审议的版本,实际上没有按照法律要求提前一个月发送。有鉴于此,他呼吁以违反《立法法》程序为事由,阻止刑诉法修正案在本次人大会议上通过。 然而,看上去时间并不在他一边。3月14日将是草案审议的日子,据主席团的投票形势和媒体打探的各方代表团态度来看,虽然对具体措辞还有争议,草案整体通过基本上是十拿九稳之事。截止北京时间12日夜,草案最后定稿仍未提交到代表手中。再接下来的24小时中,紧迫性正在逐渐升高。 刑诉法草案:蜜糖还是毒药? 公允地说,本次刑诉法修改的确有进步之处,这种进步既包括个别形式上的细微调整,也包括在实质上完善原有规则,弥补漏洞(例如二审开庭程序),并新设立了四种特别程序(未成年人案件;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其中最值得瞩目的,是对被告人、辩护人权利的进一步保障,例如将律师介入诉讼的起点大幅提前,有利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律师阅卷权受到保障;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针对刑讯逼供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初步形成;当事人对司法机关侵权行为有权申诉控告等等。相比之下,官方媒体大力宣扬的“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第二条,不过是装饰门面的政策宣示而已。 然而,对于众多反对者而言,审议程序上的瑕疵是次要的,关键问题在于,和官方的歌颂相反,刑诉法修正案的若干后门,一旦遭到滥用,便呈现出一副让人不寒而栗的前景。 这种担心主要来自于对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这三种强制措施的适用。 第一稿中针对监视居住规定:“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指定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对此,反对意见称,在指定居所执行监视居住,已经完全违背了这一术语的本意,和变相监禁无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评论称,“刑诉法草案异地监视制度必须废除。要害在于:一,异地监视实质等于羁押,而不受逮捕拘留期限限制。二,这些异地羁押场所,不受看守所条例限制,将会失控。”在他看来,异地监视居住实质是“双规”的合法化和扩大化,从党员扩大到普通公民。 同样激起争议的还有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三种情况下的通知程序。在第一稿草案中,三种情况下都应在24小时内,将原因和处所通知相关人家属,然而都留下缺口,即“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 经过立法博弈之后,递交会议审议的例外条款已经大幅缩水。采取逮捕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无论涉嫌何种罪名,都应当在逮捕或者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但是,在拘留情形下,如果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可能有碍侦查情况下,仍然可以不通知家属。 除此之外,刑诉法修改的另一大漏洞是“技术侦查”,这一看似平淡无奇的名称背后,隐藏着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秘密录像、GPS定位、秘密获取物证、邮件检查等多重手段。而且刑诉法将技术侦查手段运用到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黑社会性质组织、毒品、贪污、贿赂、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等犯罪中,铺盖范围广泛,对于批准手续却缺乏足够规制,此外相关联的“秘密侦查”,同样缺乏足够的规定,引起境内外媒体关于“警察国家”来临的担忧。 三种涉嫌罪名下的异地监视居住,拘留情形下的不必通知家属,以及技术侦查手段缺乏足够制约,凡此种种,构成了媒体和学界的心头之痛。许多观察者担心,在缺乏司法独立、警察法治薄弱的现实状况下,这几个后门已经留得足够大,可能导致秘密拘捕、强制失踪事件频繁出现,更可能导致此前的种种有限进步化为乌有。规定了“异地监视居住”的草案第73条已经成为一个恶法象征,此前在北京失踪的重庆市人大代表张明渝的遭遇,被称为“第73条提前实施”。有鉴于此,除陈宝成外,法律学者贺卫方、童之伟、媒体人章文、时政观察人士熊伟、律师陈有西、投资人薛蛮子等不同行业的公共人物正试图跨越领域,共同抵制“73条”的出台。 危害国家安全:在辩论中脱敏 舆论对刑诉法修正案的批评,多数针对已经成文的条款,其中以第73条最为典型。然而没有被包括进草案文本的缺陷,也正因此多少逃避了公众目光的审查。被法律学者长期诟病的劳动教养、收容教养、党内“双规”等问题上,刑诉法修改不但知难而退,而且“双规”还暗渡陈仓,以“异地监视居住”的形式试图突破党纪成为国法,真正实现了“确保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另一方面,网络舆论的激烈抗争显示出,“危害国家安全”也正在逐渐突破敏感禁区,开始登堂入室,成为公共空间中的辩论焦点。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修正案,这一概念都在不断辩论中逐渐脱敏,它不再是刘晓波、胡佳等敏感词人士的专属罪名,而成为每一位言论活跃人士的心头大患。和这种脱敏进程相对应的,便是“国家安全”观念的平庸化,当免于强制失踪这样的基本权利都和国家安全挂上钩的时候,“国家安全”也就丧失了它原本赋予自己的神圣性。相应地,诉诸于“国家安全”的统治合法性,正在激烈辩论中不声不响地、但是无可挽回地流失。 事实上,在“危害国家安全”名目下,共有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投敌叛变罪、叛逃罪、间谍罪等多个具体罪名。正如许多论者反复强调的,不要以为这些罪名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在缺乏制约的滥用权力者手中,讽刺县干部都可以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采取强制措施。“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而鸣!” 舆论设想的强制失踪,让很多人联想起法国旧制度时期的“密札”。二者表面相似,实际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所谓密札,在本意上是国王规避高等法院审查登记的一种变通方式,后来被滥用来镇压异己,尤其是被国王用空白密札来赏赐臣下甚至再被转手买卖。然而,在前现代历史中,即便是绝对君主制的密札,力量终究有限,它根本无法封锁相关消息。密札造成的悲惨故事固然不胜枚举,但和极权社会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人间蒸发相比,不算严苛太过。一代文豪伏尔泰被密札关入巴士底狱,但读书会客丝毫不受影响,传言他出狱时,甚至向典狱长表示感谢盛情款待! 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观察旧制度时就发现,“这个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专制特征,但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而在刻画旧制度中如何孕育革命力量时,他慧眼独具地揭示了社会临界点上人心思变的奇特征兆:“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如果说刑诉法修正案是蜜糖混合着毒药,那么现在开化的社会已经不满足于蜜糖,而对毒药却更加耿耿于怀;它不再满足于此前的种种微小进步,而要求直接面对统治手段中的核心问题。这或许就是第73条对于当下时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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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纽约客:叙利亚的真相

纽约客:叙利亚的真相 进入专题 : 叙利亚    ● 纽约客       在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高压统治下,叙利亚人忍无可忍,打破沉默要求政治改革。阿萨德承诺会逐渐做出让步,并表示最终会对宪法进行修正,但与此同时,阿萨德的安全部队却在全国范围内虐杀了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在叙利亚国内以及土耳其和黎巴嫩的基地中,反抗者们宣布成立自由叙利亚反抗军,并开始对政府军发动攻击。随着和平抗议转变成武装抗争,人们开始意识到内战即将爆发。在宗教派别四分五裂的叙利亚,国家的未来让人忧心。          从哈菲兹·阿萨德到巴沙尔·阿萨德          大马士革是地球上一直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在那里,历史的印记顽固得异乎寻常。近些年来,邻国的首都如贝鲁特(黎巴嫩首都)和安曼(约旦首都)都已放弃自己本来的风格,转而效法迪拜模式,但在大马士革,低矮的石砌和混凝土建筑仍是这座城市的主流风格。这里没有沃尔玛,没有星巴克,也没有什么装有玻璃幕墙的高楼。只有一座四季酒店显露出全球一体化的痕迹,不过由白色石灰石砌成的酒店外立面却与周边的环境有些格格不入。酒店附近一块靠河的地块被隔了出去,用来建五彩缤纷的儿童探索中心,但现在已经停工。地块外面的标志写道:“莫等待,让我们创造未来。”     尽管存在着这样谈论未来的言论,可大马士革给人的感觉却是冷战似乎从未结束。几十年来,俄罗斯(及其前身苏联)一直是叙利亚的主要资助国,大马士革的警察还戴着前苏联款式的尖顶帽和肩章。叙利亚全国学生联盟大楼的外立面是颇具斗争意味的社会现实主义风格,其会标是一支双手紧握着熊熊燃烧的火把。大马士革的男人都蓄着胡子,他们在任何公共场合都烟不离手。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现饭店的立体声音响中播放着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Julio Iglesias)的歌。自1982年的镇压行动后,时间好像凝固了一般。当年,叙利亚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出兵哈马城镇压了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反叛活动。在长达三周的围攻中,政府军使用坦克大炮将叛军盘踞的古城轰成了一片瓦砾。在镇压行动中,约2000人被杀,但从平叛暴乱的角度来说,这次行动极为成功。哈马城由此变成了政府冷酷无情的代号,同时也是对潜在反对者的当头棒喝。叙利亚的穆斯林后代亦不曾再次昂起头颅。     哈马城军事镇压时期,叙利亚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哈菲兹的画像。现如今,年届46岁的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哈菲兹之子)的画像不断出现在公共建筑、办公室、商店、广告牌和巴士窗户等处。年轻时的巴沙尔看上去似乎不可能走父亲的老路。他性格安静,勤奋好学,并且无心从政。他是在国内念的医学院,之后便前往伦敦担任眼科实习医生。他的兄长巴西尔本来是总统继承人,可他却在1994年死于车祸。于是巴沙尔被召回国内,作为拉菲兹的继任者开展各项准备工作。巴沙尔被送往位于霍姆斯的军事学院,并在那里获得了上校军衔。他一直保持低调。直到2000年,拉菲兹去世,巴沙尔在数日之内便成为了武装部队的统帅和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党魁。那年他34岁,比宪法规定的总统任职年纪小六岁,国会还为此调低了担任总统的法定年龄。于是,巴沙尔以唯一候选人的身份当选总统,任期七年。2007年,他赢得了98%的选票,获得了连任。     执政期间,巴沙尔将自己塑造成谦逊的顾家男人和民主公开的支持者。他严辞激烈的抨击腐败。2000年,他任叙利亚电脑学会的前任主席,允许限制性地开放因特网。     但是,他并未使现状产生根本性的改变。巴沙尔羁押不同政见者、新闻记者和人权工作者,他的秘密警察队伍对嫌疑对象严刑拷问,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2005年春天,他向记者宣称“各政党会迎来自由时代”,但他本人及其亲眷仍把持着国家。其弟马希尔掌管着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并担任陆军精锐部队第四旅旅长。许多叙利亚人控诉说他们曾看到马希尔去年春天向抗议人群开火。巴沙尔的好几个侄子都是马赫鲁夫家族的成员,他们掌管着叙利亚的情报部门。亿万富翁拉米·马赫鲁夫(Rami Makhlouf)在阿萨德家族的庇护下,从电信、建筑、银行、石油、天然气等各个行业攫取了丰厚的利润。在叙利亚,拉米·马赫鲁夫和马希尔日益受人唾弃。     “有一种说法说巴沙尔是好人,所有的坏事都是他那邪恶的兄弟或侄子干的。”一位西方国家驻大马士革的外交官最近说道,“我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巴沙尔就是罪 魁祸首。他是家族中的老大,掌管一切。他或许没有穆巴拉克那么高的地位,但他很聪明,知道如何说谎,如何将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受众。”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之所以自1963年以来一直把持政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努力维系国内监控。在喜来登酒店,总有一些穿着人造革外套、表情严肃的男人。他们成双结对,或是沉默地坐在停车场的汽车里,或是靠在大堂的长沙发上,眼睛毫无顾忌地盯着陌生人打量。这些人来自名为“玛哈帕拉达”(Mukhabarat)的叙利亚情报系统,他们中有来自陆军、空军、国家安全部门以及政党安全方面的人。叙利亚是世界上最阴险的警察国家之一,套用了原东德的监控模式,这儿到处都是告密者。     去年三月,一群学生在德拉市(Deraa)涂鸦反政府内容时被当场抓住,之后他们被羁押至警局并遭到虐待。随着消息的传开,还沉浸在阿拉伯之春激情中的叙利亚人终于忍无可忍,打破沉默要求政治改革。     阿萨德承诺会逐渐做出让步,并表示最终会对宪法进行修正。然而与此同时,阿萨德的安全部队却在全国范围内拘禁、虐待、甚至杀害了成百上千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在一些时候,受害者残缺不全的尸体会被送回他们的家中以示警告。许多难民如潮水般涌过边境逃亡至黎巴嫩和土耳其。     整个夏天,陆续有军官和士兵从军中叛逃。同时叙利亚的下层武装反抗力量开始联合起来。在叙利亚国内以及土耳其和黎巴嫩的基地中,反抗者们宣布成立自由叙利亚反抗军(Free Syrian Army),并开始对政府军发动攻击。随着和平抗议转变成武装抗争,人们开始意识到内战即将爆发。在宗教派别四分五裂的叙利亚,国家的未来让人忧心。          复杂的教派斗争          阿萨德领导的是一支受阿拉维派支配的世袭政权,阿拉维派是什叶派教派的分支。历史上,阿拉维派在叙利亚处于下等阶层。作为少数派,该派别最近才执掌政权。50年前他们的法律权利有限,还被他们身边的人怀疑为异教徒。叙利亚第二大少数派基督教派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两派人口共占叙利亚全部2100万人口的四分之一。逊尼派穆斯林占据了叙利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剩余的则是由巴基斯坦难民、德鲁士和贝都因部落成员、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土库曼人以及一些残存的犹太人形成的复杂群体。在大马士革,一位国际事务方面的教授告诉我说:“我们国家有47个不同的种族和教派,就像一杯水一样。你无法将它们分割开来,如果你不小心摔了这杯水,那它就没了。”     在阿拉伯世界,各国根据教派确定立场;在伊拉克和伊朗,由什叶派领导的政府支持阿萨德,而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土耳其境内的逊尼派则坚持要求阿萨德下台。     这在很多人眼中是一场代理权之争。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伊拉克少数派(逊尼派)几年前与美军发生冲突时曾受到过叙利亚方面的协助,现在他们反过来为叙利亚的逊尼派叛军筹款,并给他们送去武器。而阿拉伯联盟由于害怕出现大规模冲突,在去年11月就将叙利亚驱逐出联盟,之后又呼吁阿萨德下台。     但阿萨德不但没有接受要求,反而加强了进攻。2月3日深夜,叙军向仍处于动乱的霍姆斯叛军基地发射了大量火箭弹、坦克炮弹和迫击炮炮弹,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这场袭击被视为叙利亚冲突爆发以来最血腥的时刻。不知是否巧合,这一天正是阿萨德攻打哈马城30周年纪念日。第二天,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叙利亚政府动用暴力的决议。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称两国的否决是“对事实的歪曲”,美英两国还各自召回了驻叙利亚大使以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反驳说西方的反应“过于亢奋”,称阿萨德已经向他保证“让各方停止使用武力”。这听上去就像是外交诡辩。俄罗斯仍然维持着它在叙利亚塔尔图斯港口的地中海海军基地,并持续向阿萨德政府输送武器。阿萨德的一位朋友向我保证说俄罗斯和伊朗将继续支持阿萨德:“在接下去的几个月内安全将受到极大威胁,但我深信他的苦日子还在后头。”     政府军在霍姆斯的血腥攻击还在继续,到今年2月中旬,已至少有四百人遇害。叙利亚动荡已经开始近一年了,前途仍旧未卜。除了三分之一被反对派武装占领的霍姆斯外,战争还在好几个城市以及乡间的集镇和村庄继续,在位于土耳其边境与黎巴嫩边境的城镇,战事尤为激烈。超过六千人身亡;数万人遭到拘禁,其中甚至还有孩子;另外有数万人逃离了自己的家园。叙利亚正滑向邪恶的内战深渊,但阿萨德没有表示他有放下权力的可能。外交官称:“对巴沙尔来说,这是存亡攸关的问题。答案是要活下去。强大的安全部队依然团结,他不愿意下台,因为他认为下台的那天就是他的末日。”     在大马士革西北二十英里的山岭中有一个小镇扎巴达尼(Zabadani)——这是传说该隐杀死亚伯的地方。这块靠近黎巴嫩边境的飞地有四千人口,在最近几十年,它成了避暑胜地,富有的大马士革人在这里修建别墅,来自海湾国家的阿拉伯人也前来消暑。这个小镇坐落在古老的走私线路上,报道称这条线路现在成了从黎巴嫩向正在蔓延的叛乱力量输送弹药的动脉。     自从去年春天以来,叙利亚军队已经多次攻击扎巴达尼,杀死了十余名示威者,当地居民逃离家园,向大山寻求庇护。当地的自由叙利亚军成员进行了还击,负责此地军事行动的政府军第四师与反对派军官之间达成了停火协议。当地的复兴社会党政府把自己的权力限制在扎巴达尼边缘,因而自由叙利亚军称扎巴达尼“已经解放”。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是叙利亚政府第一次和平地放弃对一块国土的控制。看来还没人知道该如何利用这一事件。          阿盟观察团之所见          阿拉伯联盟获准派出一个中型观察团进入叙利亚,1月21日,我参加了一个访问扎巴达尼的代表团。这个小镇俯瞰一道散布着樱桃和苹果树的河谷,其中有别墅和农田正在兴起。在山谷对面,高耸贫瘠的山脊覆盖着皑皑白雪。我们停在由沙袋构筑的工事和武装的士兵包围的镇公所旁,军方仓促接待了这支由十余名来自阿尔及利亚、苏丹和摩洛哥的外交官组成的观察团。有几家店铺开着,但店主和路人都静静地看着,假装忠于现政权。     当地的复兴社会党总部由一队叙利亚士兵占据着,这是阿萨德政权在这个小镇上最后的代表。军队指挥官在一面巨大的阿萨德肖像下面以外交辞令式的言语解释了当前的局面。他说:“目前,镇子两边由不同方面占据着,因而我们为了国家利益作出了这样的安排。”显然停火是由当地一位有影响力的复兴社会党党员和双方联系后谈判实现的。阿萨德的朋友对我说政府让自由叙利亚军占据一些领土,让他们都现出原形,然后再一网打尽。     数百码以外的一条边上有平顶的房子和居民区的街道就是“解放”了的叙利亚。我们走了进去,兴奋的青少年挤满了整条街,在那里大喊大叫。他们说政府军在一周前来到这里,并动用坦克、火箭炮和重机枪对着镇子轰了三天。他们愤怒地指着饱经炮弹洗礼的房屋,把炮弹壳和弹片摆在观察员的脚下。一位农夫指着河谷里凋零的果园说:“你们看看,他们对这些苹果树做了什么!”另一个人吼道:“他们的坦克就在镇子外面,你们一走就会来了。”     镇上大部分人都是逊尼派,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大喊:“真主将战胜不公。”他们还喊着:“人民要求把局势国际化。”一个胡子拉碴满脸倦容的人解释说,这里的居民希望国际干预:像在利比亚发生过的一样,建立帮助推翻了穆阿迈尔·卡扎菲的联合国禁飞区。他们需要某种形式的保护,反对派称他们在全国共有四万名士兵,而政府军算上预备役和民兵有五十万人。大胡子动情地向一位观察员说:“我们怎么能眼睁睁地站在这里,任凭他们闯入我们的家园?”一位紧握双手的女称她的儿子被远处的枪手打死了。他们告诉我们,这条街上就有军方的坦克,离这里只有半英里。     在比邻的马达亚镇(Madaya)上,一群反对派成员在房子里向我们打招呼,他们就驻扎在那栋房子里。其中一名脸色苍白,愁容满面的青年身穿一件毛绒外套,他自称阿布·阿德万(Abu Adwan)。阿布·阿德万说,在去年六月他叛逃前,他曾是叙利亚最大城市阿勒颇驻军的中尉。反对派是一个分散且不严密的组织。尽管它看起来好像和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有关联,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群占领华尔街的武装人员,它是由那些叛离政府军而后在家乡结识了同党的士兵组成的。阿布·阿德万告诉我说,在扎巴达尼大概有100名逃兵,但他们几乎没有武器。他还说此次休战不会长久,政府军肯定会再开战的,它不可能让我们拥有一个自由区的。尽管其他叙利亚自由军士兵都戴着头巾或头盔,但阿布·阿德万却没把脸掩住。当我问及原因时,他微笑着挥挥手说,“没多大关系。”     一个名叫阿拉斯(Anas)的年轻人说,他已经在大马士革修完了法学学位,但因为动荡不安的局势而无法参加考试。“我得等以后再参加考试了,不过谁知道是什么时候呢。”他苦笑着说。据阿拉斯统计,共有15人在大马士革的战乱中丧生。在七月中旬,他和朋友夏希(Shahi)曾试图躲避政府军的袭击。但最后阿拉斯被捕,并被带回去审讯。他被拘留了36天,还被揍得很惨。“这对我们而言是家常便饭。”他耸耸肩道。相比而言,他是幸运的,因为夏希被击毙了。而当时另一个被捕的朋友到现在还杳无音讯。     在观察团离开前,数百名市民聚集在中央广场,高呼口号,要求和平。阿拉斯对我说,他知道扎巴达尼的“和平”不会长久,政府军随时都可能回来。     “虽然前景不容乐观,”他坚定地说,“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我很遗憾,但阿拉维派也参与了镇压活动,将来会爆发宗派内战。”他又补充道。     去年夏天,当起义军在招兵买马时,阿萨德在电视演讲中说,“阴谋像病菌一样,时时处处都在疯长。虽然我们不可能消灭它们,但我们可以增强自身的免疫力。”(当时反对派大声地回应道:“细菌想要瓦解政权。”)阿萨德还补充说,“现在发生的一切都与发展或改革无关,这是一场灾难。”当我在叙利亚四处转悠时,叙利亚政府一直宣扬反对派只是一群武装匪徒的言论。          霍姆斯现场          一月末,新闻部组织了一个记者团深入被围困的霍姆斯。在一个四周围着水泥墙的军队医院里,一支军乐队紧挨着一群官员站得笔直,手持大花圈。地板上放着三具棺木,上面铺着叙利亚国旗。医生和护士也聚集在这里,手握一面面小小的叙利亚国旗。他们身旁站着的是穿着黑色衣服的死者家属,包括他们的遗孀、母亲和妹妹。在远处的墙上,挂着大大的横幅,上面是阿萨德的头像,衬着湛蓝的天空和迎风飘扬的叙利亚国旗。     在葬礼开始前,那些官员就已经等我们等得不耐烦了。棺木里躺着的是在霍姆斯附近被杀的士兵,其中两人在前天的伏击中丧生,共有13名士兵殉难。而后在一间冷藏室内,我们看到了其他装在垃圾袋中的士兵遗体,他们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了。     在储藏室外面,医生和护士吟道,“喔,巴沙尔,我们把身心都交付于你。”而后仪仗队员抬起棺木,家属们伤心地嚎啕大哭。仪仗队员抬着棺木踽踽而行,乐队演奏着哀乐,送葬者则跟在其后,妇女们低唱“向军人致敬。真主、祖国、巴沙尔我们都要守护。”在转角处,一辆白色殡仪车停在那,后车门开着。棺木被放进车里,而后殡仪车开走了。葬礼也就结束了。     回到车上后,保镖们说,下一个站是附近的哈米迪亚镇,你们可以和镇上的居民谈谈,但千万别乱走。其中一名保镖紧张不安地解释道,霍姆斯很多地区已被反对派占领,政府军不能涉足。     此时正值中午时分,冬日的雾霭仍弥漫在冷清的街道上。汽车绕过由岩石和油桶设置的路障曲折前行,而后停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躲在沙袋修筑的防御工事后面。路边角落里有个小店,店主是位和气的中年人。他说,霍姆斯“形势不太好”。他又指着几个街区外,比邻逊尼派聚集区的哈利迪亚镇说,那里已经被反对派控制了。他接着说道:“他们打完就撤了,行踪不定。”他还告诉我们,在那片街区,绑架、杀害阿拉维派教徒和基督徒的事时有发生。内乱爆发之前,他的小店营业到凌晨3点,而现在,他下午5点就打烊了。我发现他的小店有酒出售,他解释说,他和大多数邻居都是基督徒。基督徒占叙利亚人口的10%,基本上都支持叙利亚政府,他们担心逊尼派上台后会对他们不利。这时,一名便衣警察踱进了小店,在我身后停住,竖起耳朵听我们说话,店主也不理会,继续说着。     “巴沙尔应该下台吗?”我问。     “不。”店主应道。     一些男人聚集在店外的街上,其中一位40开外,体型瘦削,性格爽朗的男人主动介绍说他叫马赫,和店主一样,也是基督徒。在国外工作多年,为一家美国公司做石油钻井工,但是,几个月前,他决定回国保护家人。他解释说,反对派侵占民宅,并作为据点攻击政府军。     几天前,政府军夺回了几条街道,一些商店得以重新开张,人们恢复了工作,孩子也可以上学了。     炮火声从哈利迪亚方向传来,马赫来回扫视街道后说,“朋友,我既不支持总统,也不是社会复兴党成员,但我已经看清了事实。”他附和政府的说辞指责,反动派是毒贩、罪犯和基地组织成员。他还提到反动派的刑罚和行刑室,在那他们像宰羊一样地割破受害者的喉咙。有一次,反对派武装在检查站要求一对老夫妇出示证件,之后就因为他们是阿拉维派教徒而被击毙。     他说:“政府应该强硬起来,我不介意三天不出门,让政府清查所有民居,因为这些反动派就藏匿在无辜者家中。”他接着说,“我不觉得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藏匿杀人犯,所以他们是帮凶。”我们离开后,他和朋友们就大声唱起了一首阿萨德赞歌。     有时,这种巡视会变成明显的政治作秀。一天早上,在大马士革的一幢政府大楼前,一些亲政府民兵——沙比哈(Shabiha)——聚集在一起,齐声高唱副歌歌词为“暴徒万岁”的赞歌。一个牙齿掉光的女人凑过来,指着一辆吉普车里手握自动武器样子很凶的几个民兵,大声问我:“这帮人看起来像杀人犯吗?他们受到杀害女人和孩子的指控,难道他们那样做了吗?”我回答道:“是的,他们是的。”她没有理会我,径自走开,对着其他人大声呵斥。在哈拉斯塔(Harasta)近郊的一家警察医院里,安保人员向我们展示了一辆据说是从叙利亚自由军战士那缴获的汽车。一名身穿制服的男子打开汽车行李厢,动作夸张地拿出里面的土制手榴弹——有十多支手榴弹是包在未拆封,印有希伯来字母的袋子里。他拎着袋子转圈展示,让周围的人和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工作人员的摄像机都能看清楚。     不过在其他时候,事实证明政府并不能完全控制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霍姆斯中央的钟楼广场(Clock Tower Square)是叙民众游行示威首次遭到血腥镇压的地方,据报道,在2011年4月,有几十名示威者在政府军对静坐示威者的攻击中死去。当我们到访时,这个大广场基本上处于废弃状态。     巴士停在离广场三个街区的一家旧咖啡馆前,我们下了车,然而正当我要走向一个街区时,保镖们神情紧张的让所有人都回来。一个高大魁梧,留着花白胡子的男子用英语向我们吼道:“你们来这干什么?这里不需要你们。”他手挥向由反政府军把守的邻近街区说道:“去巴巴阿姆(Baba Amr),卡里迪亚(Khalidiya),那才是你们该去的地方!”     保镖们试图把我们拉回巴士上,但这个大胡子男人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事后我才知道他是一名优秀的律师。他大声描述着他所在城市里正在发生的可怕事情。当被问及谁应对此负责时,他暗示当局正雇佣暴徒威吓群众。“我不知道(这伙人)是军人、保安还是民兵,”他嚷道,“他们脚上穿着运动鞋!你见过有哪支军队是穿运动鞋的?”他补充道:“我信得过配有头盔、靴子,身着制服的人,但对于这帮穿运动鞋的人,我完全没有信任可言。”     一些身着黑色长皮夹克的人出现在人群边缘——他们可能是政府情报人员或沙比哈。他们挨在一起交头接耳,有一些人朝大胡子男人走去。一些老人从咖啡馆走出来,试图将大胡子男人拉进咖啡馆,但他挣脱了他们。     一名记者问道:“这儿的生活怎样?”     “生活?”大胡子男人挥舞着胳膊叫道,“这儿没有生活!叙利亚根本没有生活!”     那些人聚集在他周围,发出愤怒的吼声,以盖过他的声音。其中一个人告诉我:“你可以到霍姆斯四处转转!这里一切都好。”另一名男子向大胡子男人挑衅道:“你是不是想让北约来叙利亚?你是想要这样吗?”人群中充斥着喧哗和推搡,秘密警察蜂拥而至。大胡子男人对着记者喊道:“记住我的名字!明天我的名字将会上榜。”这份 榜单指得是霍姆斯的每日死亡名单。之后人群变得一片混乱,而大胡子男人也被人拉走。     亲政府派称:“尽管过去犯过错误,但现政权的意愿仍是良好的。巴沙尔不过是需要时间来实施改革。”     巴萨姆·阿布·阿卜杜拉(Bassam Abu Abdullah)是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我跟他会面时,他戴着一只印有巴沙尔·阿萨德头像的手表。阿卜杜拉四十来岁,秃顶、大胡子,是大马士革大学国际事务专业的教授,也是一名性情温厚的政府说客。他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向我辩解,尽管过去犯过错误,但现政权的意愿仍是良好的,宣布改革也并非单纯的战术退让。他承认,霍姆斯的暴力事件令人痛心,当地的安全部队滥用职权,像此类事件必须要处理。巴沙尔不过是需要时间来实施改革。“叙利亚会改变的,”他向我保证,“但掌控变化的过程很重要。各种前车之鉴摆在我们面前——伊拉克、利比亚和也门——他们都没有好下场。”     前苏联解体期间,阿卜杜拉去塔什干(Tashkent)留学;他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曾试图改革,随后却无力掌控。“我清楚国家崩溃意味着什么。”他说。阿卜杜拉同意阿萨德早该进行改革的观点,但他仍坚持认为推迟改革也不无道理:伊拉克战争,叙利亚被控幕后指使于2005年用汽车炸弹暗杀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k Hariri),还有当前的暴动。这一切都转移了“叙利亚的大部分注意力”。“还有国内的腐败分子蓄意阻挠改革。”看到我一脸惊讶,阿卜杜拉说,“没错,我们有腐败分子,我不怕承认这一点。我希望自己的祖国未来更美好。”     事实上,政府已做出了一些改革,但这些改革集中在经济领域,有利于富人。“改革没能惠及人民,”阿卜杜拉说,“市场本该照顾到每个人的利益,不过同样的政策在西方不也失败了嘛。叙利亚人民还没有那么富裕,仍然指望国家,就像依赖母亲一样。“由于缺乏致富机会,国内宗教情绪高涨,尤其在穷人之中。”阿卜杜拉说,政府需要政治开明,允许更大的言论自由。不过,这一切都将体现在目前的修宪努力中。     根据联合国的一份最新报告,政府对霍姆斯和其他地方的进攻导致了数百名儿童死亡。然而,当问及政府为何杀害儿童时,阿卜杜拉说:“为什么不问问那些把儿童送上大街的人?他们才是卑鄙之徒。”在他看来,是国外势力——约旦特务、毒枭、伊斯兰教徒——精心策划了这些暴力事件。他说,伊斯兰极端分子对他发出了11道死亡追杀令;他已经把俄罗斯籍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往国外。     他认为,大部分抗议者是“盲从之徒”,是受到了误导。“有些人觉得他们想要的是自由,但却不理解自由,以为混乱就是自由。”他笑了笑,说道:“我认为安全部队会很快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军队愿意,一个星期之内就能得到解决。”     阿萨德的支持者普遍对反抗军持怀疑态度。纳比勒·图迈赫(Nabil Toumeh)是位颇具影响力的商人,他告诉我说,叙利亚发生的事就是一个阴谋——由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cw Brzezinski,波兰犹太裔美国人,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译注)多年前精心策划,并得到以色列的支持——他们推动穆斯林兄弟会(al- Ikhwān al-Muslimūn,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宗教性政治组织,起源于埃及,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半公开、半非法伊斯兰政治集团——译注)来接管中东。他说:“穆斯林兄弟会受了50年的迫害,如今被授以权柄,这将给阿拉伯世界带来倒退。”阿萨德的朋友告诉我:“这不是阿拉伯的春天。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复活。”穆斯林兄弟会正试图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夺权,但休想在叙利亚得逞。“这些人毫无理性可言,他们只信真主。”     但在扎巴达尼,一名逊尼派抗议者告诉我:“这里没有穆斯林兄弟会。这些人确实是穆斯林,但兄弟会的人并没有真的给这些人出谋划策。我们要的是自由,能够和平抗议而不至于遭到枪击。”          反抗军是谁?          反抗军的情况外人所知寥寥。一位资深异见人士萨利姆·海尔贝克(Salim Kheirbek)告诉我说:“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人参加了抵抗。另外百分之七十,就算没站在政府一边,也是保持沉默,因为他们还在犹豫,特别在看到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情形之后,这些人希望有所改革,但是代价太高。”阿萨德的朋友告诉我,叙利亚自由军只有一千名叛逃军人,其余的都是狂热盲目的乌合之众;一位来自霍姆斯的商人估计其三分之二的成员都曾是政府军。我遇到过一些士兵,他们向我讲述了他们听命于高级军官,被迫向平民开枪的经历,然后由于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密友一起逃走了。很多人讲述了相同的经历,似乎颇为真实可信。多数人都说,他们的宗旨就是要保护平民,并坚持说只要阿萨德及其核心集团下台,他们就会停止武装斗争。他们宣称,他们的目标不是宗派性的——他们反对阿拉维派只是反对那些掌管国家的阿拉维派——不过他们也认识到,无论如何他们与政府的决裂都有宗派对立的因素。绝大多数的政府军成员是逊尼派教徒,而绝大多数的高级政府官员,譬如国家的其他领导人都是阿拉维派。     现在无论反抗军说什么,伊斯兰教徒毫无疑问都会发出反对的声音。基地组织领袖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最近号召在叙利亚发动圣战,在大马士革和阿勒颇都发生了自杀式炸弹事件,这与基地组织的袭击手法极其相似。正如政府支持者在大马士革所说:“美国人曾利用圣战分子去对抗阿富汗的苏联人,叙利亚人曾利用他们去对抗在伊拉克的美国人;萨科齐曾利用他们对抗利比亚的卡扎菲,现在美国人又利用他们来对抗我们。最后,可能他们就要为自己而战。”不过,在极大程度上,叙利亚反对派似乎反映了平民阶级的一部分诉求,42年的和平时期里他们感觉受到了欺骗。     一些人曾遭到秘密警察的虐待,现正试图谋求报复;其他一些人受到宗派仇恨的煽动;还有一些是真正的爱国者,没法容忍这样一个专制政权。谁也不知道哪一个派别会从中脱颖而出占有支配地位,不过看起来似乎会是最愿意采取极端暴力手段的那一派。叙利亚正在和自己交战,不可避免地,各方都会歪曲对手,并隐瞒自己某些方面的动机。即便是叙利亚自由军也还不清楚自己的动机是什么。     我在大马士革见到的第一批反抗军看起来紧张又多疑。那是1月25日星期三的早上,萨格巴东郊的家具制造工业区,在一个主要十字路口,十几个士兵用阿拉伯头巾蒙住脸,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拦截过往车辆检查身份证件。当时与我同行的是一位叙利亚翻译,名叫阿卜杜拉。反抗军要求我们下车并出示身份证明文件。阿卜杜拉看上去很紧张。马路对面还有其他士兵,一个人扛着火箭推进式手榴弹发射器走过来。士兵们仔细检查了阿卜杜拉的身份证,确信他不是政府安全部队人员之后,他们才同意跟我们谈话,于是我们走去附近的一个车库。     叙利亚反抗军“叙利亚自由军”。     当被问到为什么要打仗,一个人说:“我们只是希望不要再有儿童被杀,妇女被强暴。”另一个说:“我们想要一个自由的国家,没有种族歧视,人人平等。”好几个人都取出蓝色压膜卡片,证明他们是从军队里叛逃出来的。他们非常年轻,也就十几二十岁的样子。一个人说,他曾在德拉市为政府安全部门工作,那里是暴动开始的地方;还有一个是从北部伊德利卜省(Idlib)来的;第三个从霍姆斯来。“我们是士兵,被命令去杀人,”一个人说道,“我当时在一个检查站工作,如果我不去射杀他们,他们就会射杀我。”     另一名年长一点儿的士兵自我介绍说叫穆罕穆德·努尔(Mohammed Nur),萨格巴反抗军的三把手。叙利亚自由军代表的是“所有叙利亚人”,他滔滔不绝地说,“我们有基督徒,阿拉维派,德鲁兹派,还有逊尼派。”他承认政府利用了各派间的紧张关系,让阿拉维派感到岌岌可危,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在武装阿拉维派。不过反抗“不是针对某个派别——而是关乎民主,”他说,“如果巴沙尔和他周围的人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一切就结束了。”正说着,一个人跑过来对努尔说了些什么,努尔开始大声命令其他反抗军,他们迅速离开。政府军就要来了,不久这里就要发生激战。     我们在反对派控制区内驱车行驶了一公里以上,一路上,我们遇到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把守着多重军事路障,另一些武装士兵在开车巡逻,平民装扮的少年们像是在站岗放哨。周围弥漫着危险的气息。几乎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停止了,但我们找到了一家仍在营业的家具展厅,店老板邀请我们去他舒适的办公室坐一坐。那里有一个壁炉,木炭正在熊熊燃烧。店员给我们上了茶。店老板小心翼翼地跟我们说,现在的状况“不妙”,他从来没想到过反对派会占领自己居住的街道。自从阿盟观察团进入叙利亚之后,叙利亚军队武装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进入萨格巴(Saqba)。店老板对我解释说,“政府也尽量避免麻烦”,不过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则是“政府武装对人们的镇压”。镇压打击造成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缺失。“假如政府能够修复人们对其一小部分的信任,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店老板说道。     普通民众:“我不对任何一方抱有百分百的信任和支持。我真正期望的,是政府能够加速改革的步伐。”     店老板停顿了一会儿,随后继续说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政府应该对人民作出让步,认真考虑人民的诉求。我们的政治体制,肯定有人支持,也肯定有人反对。两边都应该听听对方的意见。”前段时间,这位店老板结束旅程,乘飞机从土耳其回家。他的邻座是一位带着孩子的妇女,那个小男孩总是不停地大呼小叫、上蹿下跳。终于,他忍不住了,叫小男孩安静下来。这位母亲解释说,孩子只是太兴奋了。她是叙利亚人,但一直客居美国,这次是小男孩第一次回自己的家乡。“我跟她说,这不是一个返乡探访的好时机。她说:‘我之所以决定回来,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她还说:‘真主啊,保佑叙利亚,巴沙尔万岁。’这时,前排的一位年轻人转过身来,说道:‘真主啊,保佑叙利亚,自由万岁。’然后,他们俩就吵起来了。又过了一会儿,整整六排的乘客都加入这场大争论。最后,我叫喊着让大家全部安静下来,我说我们这是在天上,如果找不到解决办法,恐怕我们就不能降落了。”航班到达大马士革后,有人向军方守卫报告了这位年轻人所说的话。于是,他就被带走拘留起来。直到店老板插手解释事情原委之后,这名男子才得以释放。     店老板希望知情人能够从中斡旋。“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保持头脑清醒,”他说,“不论是哪方军事力量,我都没有百分百的信任和支持。我真正期望的,是政府能够加速改革的步伐。我们都知道,军队可以长驱直入,铲除一切反对势力,并且建立任何它想要的政治制度。但是,这样做究竟有没有意义呢?如果双方能够达成一致,这样的解决方案不是更好吗?”     兰库斯(Rankous)位于大马士革东北部20公里,这座山城目前在反对派的控制之下。2012年1月28日上午,阿盟观察团前往兰库斯,我和另外几名记者一同前往。我们一行来到一处大雪覆盖的高地上,这里距离基督教古镇赛德纳亚(Sednaya)只有几英里的距离,一座军方的岗哨就坐落于此。道路从这里通向一座幽深的的山谷。观察团成员纷纷跳下汽车,在附近游逛,享受山谷中清新的空气。几分钟之后,他们重新钻进汽车,最后决定不去兰库斯了。观察团的领队告诉我,据岗哨的指挥官称,兰库斯地区有很多反对派的狙击手,观察团随时可能遭到袭击。我认为,如果观察团只去那些叙利亚政权希望他们去的地方,那么他们就直接回家得了,哪里也不用去了。随行外交官对此表示赞同。他推测说,如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这个观察团行动或许该暂时中断了。     我和另外几名记者决意前往。在一处弯道附近,我们遇到一个军方岗哨检查站,士兵从里边跑出来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朝兰库斯指了指。士兵们警告我们说:“那里很危险。”不过并没有阻拦我们。没开几分钟,四辆载满多户人家的面包车停了下来。车上的人告诉我们,他们是从政府军坦克炮弹整夜的袭击中逃出来的。他们告诉我们说,政府军坦克占据了小镇四周的山顶,炮轰了一整夜,他们不得不离开。其中一个人指着一条坦克走过的泥泞痕迹,那痕迹通向大雪覆盖的区域,消失在山脊处。据他们说,这座城镇原先有人口2万,而现在只剩下50户人家。          兰库斯的战斗          兰库斯的边界设置有一个路障,该路障由一堆泥土和石块围绕几个油桶堆积而成。其中一个油桶用黑色喷漆涂上了“Jayshal-Hurr”这几个字,意为“自由叙利亚军”。     我们在一个小广场停了下来,一辆满载战士的小型载货卡车来到我们面前,带领我们穿过荒芜的街道,来到一座清真寺附近的房子里。进到屋内,在二楼一间有老式木炉的房间里,一位穿制服、留着短发的英俊小伙热情地邀请我们坐下。他叫阿布·哈立德(Abu Khaled),是自由叙利亚军兰库斯分队的指挥官。此人现年33岁,几个月前他还是叙利亚政府军的军官,被指派到霍姆斯战况最激烈的一个地区的检查站工作。他告诉我们政府军有很多滥用职权的现象:一次他的一名同事军官无缘无故地射杀了一名妇女和她的孩子,声称想给那个地区的人一点儿“颜色”看看。最终阿布·哈立德带着他手下的30人叛变了,这些人来自叙利亚不同的地方,不过大家都一致愿意跟随哈立德来保卫兰库斯,这个他长大的地方。     外面突然爆发了枪响声,还有听上去像是由坦克发出的几声重击,阿布·哈立德派了些手下去查探发生了什么。他告诉我自由叙利亚军已经控制兰库斯几周了,在过去五天里政府军协调一致通力包围这座城镇。军队用坦克和高射炮攻击,高处还有狙击手射击。阿布·哈立德的人只有一架迫击炮,一把狙击步枪和一些政府军丢弃的卡拉希冲锋枪。他把自己的手机递给我让我看一小段视频,视频中一个穿制服的男子躺在另一个人的怀里,接受人生中最后的安慰。阿布·哈立德把手放在胸口告诉我:那是他的同伴,当时就是他抱着那个人。一位名叫阿卜杜勒·卡里姆(Abdul Karim)的镇上老者也加入了我们,他告诉我们他的侄子们也是在这次炮击中被杀害的。     枪声更多了,还有东西在屋子旁边飕飕地飞过。阿布·哈立德下令撤退,当他的手下争相外涌时,他要求我们关闭手机并取下SIM卡以防我们被跟踪。在门口,阿卜杜勒·卡里姆站在我前面,抓着我的胳膊,并要我抱着他的腰,以便在我们下楼梯的时候能护着我。     在兰库斯的一栋房子里,一名叙利亚自由军的军官在接受记者采访。     在附近的一栋房子里,我们被带到了一间密室,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的小宝宝和一名老妇。他们让我们坐下并为我们送上茶水,而外面的射击还在继续。这名老妇边留着泪边为我们切苹果并坚持让我们吃掉,我问她为何没有离开,她告诉我他们家太穷而且也没有亲戚可以投奔。阿布·哈立德冷静地说道:“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誓死保卫人民。”如果镇上剩下的居民离开兰库斯,他和他的战士们会去其他的地方。那他们如何通过政府军呢?“我们会在他们的检查站间匍匐前进的,”他笑着答道,“不要为我们担心”。他们存有酸奶和苹果,面包店仍保持每周营业一天。这些人离黎巴嫩边境不远,因此可以偷运燃油。     反政府武装告诉我,在围攻开始的几天前,一名情报部门的代表找上了阿卜杜勒·卡里姆,告诉他政府军愿意休战,就像在扎巴达尼那样。“信息就是‘不要靠近我们,我们也不会靠近你们,’”阿布·哈立德说道,“我要求取回我方之前被他们拿走的烈士的遗体。他们的回答是,‘把你们的武器交给我们就会把遗体还给你们。’”他拒绝了并告诉我:“我们不是恐怖分子,我们是有历史的组织,我们知道正在发生什么。”     阿布·哈立德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同伴并不是出于对阿拉维派的仇恨而行动。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话题;一开始他只将那些人称为“某个教派的人”。在霍姆斯,政治制度滋生了教派意识。他告诉我们,这个城市内部和周边共有46个政府军的检查站,每一个检查站都有来自情报部门(Mukhabarat)的代表。“这些人向18岁的士兵脑中不断灌输,告诉他们正在面对以色列人的阴谋,是这些以色列人在支持恐怖分子”,他说道。听到这里那名年轻女子突然叫道:“这是逊尼派的城镇,这就是他们朝我们开火的原因。”     傍晚时分,旁边的房子被击中了,其中一名反政府武装分子伤及了腿部,但是射击仍未停止。开车出去似乎想都别想了。政府军士兵知道我们在里面,但已经开始攻城,所以让他们自我约束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给我认识的叙利亚政府最高官员——外交部发言人吉哈德·马克迪西——打电话,请他劝说政府军停止攻击,这样我们便可以安全离开了。他教训了我一阵——为什么我们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去了兰库斯?——但答应帮我们斡旋。最终,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们被告知立刻出城。我们听了听动静,枪炮声停止了。     一名年轻的反政府武装分子在前面开车把我们带到了广场,然后我们就自己行动了,我们开车回到起伏的开阔地上。在政府军的检查站里,士兵们都在持枪待命。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围着我们转圈并专注地盯着我们,手指始终扣在武器的扳机上。一位军官生气地质问我们,难道没看见恐怖分子在城里吗?我们承认有一些反政府武装分子在里面,但同时指出城里也有平民。他面露不悦,告诉我们他的士兵受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一些人受伤了,还有一些人牺牲了。     待到放行我们时,已是暮色黄昏,寒气袭人。随着夜幕降临,我们驱车穿过白雪皑皑的山地,直奔大马士革而去;在公路两侧和交叉路口,视力所及到处都是坦克。看起来一场大战即将打响。     是夜,政府军又开始炮轰兰库斯,并在第二天发动了几次地面进攻;阿布·哈立德的人进行了反击,打死了6名政府军士兵。阿盟观察团正式暂停调解使命;第二天政府军将部队部署到大马士革的郊区,随后又进驻扎巴达尼和霍姆斯等地。纵然什么都没有正式宣布,但很显然,这是一次全面攻势。一份亲官方报纸的编辑在大马士革告诉我,反政府武装分子对郊区的控制是一个假象,政府方面默许反叛分子这样做,为的是在消灭他们之前,“引蛇出洞”。此后不久,消息传来,阿布·哈立德和他的小儿子已被打死。          不可避免的内战          1月30日,我离开大马士革,取道东部公路赶往特斯尹陆军医院,调查政府军最新伤亡情况;在过去的3天里,在大马士革城内及外围战斗中,每天都有50多人伤亡。一路上,我看到军车里塞满了全副武装准备战斗的士兵;在萨格巴小城的城乡结合部,士兵们正在设置路障。透过屋顶的上方,我看到交战最激烈的地方,一股股黑烟腾空而起。一名政府陪同人员看到这番景象,颇为震惊,并焦虑地问我,“我们要变成第二个伊拉克吗?”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明白这个国家问题的严重性;他承认他从未看到过反政府示威,“我们的政府不愿承认现实吗?”     同一天,大马士革的外交官告诉我,一切都太迟了,叙利亚无法避免陷入内战的境地了,“我们正在看到的是一个自取灭亡的国家,事态正在变得不可收拾。”他希望各方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就像最近也门发生的“软着陆那样,阿萨德家族可以带着所有的家当飞到迪拜或者管他什么地方。”     但是俄罗斯予以坚决地反对;没人知道如何与身处暴力行为之中的反政府武装分子谈判;在阿拉维派确信他们不是起义者反抗的目标之前,反政府武装分子与政府军方面缓和紧张对峙状态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名外交官说,“大部分官员阶层都是阿拉维派,而且几乎没有高级官员叛变。”     但是,政府不可能永远掌控局势。随着全国各地动荡四起,政府军部署捉襟见肘,前线的粮食和燃料供应也逐渐短缺。部队疲态渐显,士气日益低落。即使政府切断了叛乱地区的电力、食品和医疗供给,但反对派一方的信心却是与日俱增。大马士革的另一名外交官说道:“恐惧已经永远离人民而去,也将永不再回来。人民已经走上街头,他们要等到事件结束。”他还补充道,“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政权的施暴能力,但是我从来没想过它的领导者竟是如此愚昧。我们早就警告过他们,一旦他们向人民开火,人民迟早会反击回去的。即使他们曾试图推进改革进程,但这也是无济于事的。他们现在只好停下来去镇压人民。”     与此相反,那位大马士革的报纸编辑则认为,目前这个国家离不开阿萨德。“就像卢旺达曾发生的那样,政权的崩溃将会导致暴力横行和群体对抗,“他解释道,“你当然可以怪罪随便什么人,但是这也是事实。国家必须继续运行下去,否则的话,就会像现在的霍姆斯那样,到处都是宗派冲突引发的暴力事件。正因为如此,政府才会重拳出击,打击反叛分子,众多的生命沦为牺牲品。所以,要求阿萨德下台的主意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就是政府军。想要拯救这个国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支持政府进行自我改革。而其他所有的设想,都将导致内战、宗教暴力的发生,最终变成一个失败的国家。”在他看来,阿萨德最理想的做法应该是两手并进,对激进叛乱分子应给予坚决无情的打压,对温和派人士应以更好的改革方案来拉拢说服。上周,叙利亚政府宣布,宪法草案经过数个月的修订后,将于2月26日提交公民投票。与此同时,军政府也正加紧炮火攻势。     在大马士革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50多岁的逊尼派商人。这位商人名叫艾马德·哈提卜,叙利亚派系间的乱战让他深受其害。前些日子,他在霍姆斯的时候,就遭到了三名男子的绑架。劫匪用枪指着他,强行闯入他的汽车,并命令他交出现金、身份证还有手机,随后就把车开走了。哈提卜前往当地的反叛军政府报案。一个小时后,他们就把劫匪抓获归案。“除了手机,他们把汽车钥匙和钱都还给了我。不过手机钱他们也赔给我了。”哈提卡描述说,“他们把抓到的人带给我看,我指认出来以后,他们就开始在我面前打这帮人。看身份证,抢我东西的人和杀人的那帮人都是阿拉维派人。”     哈提卜是叙利亚国民团结党的领导人;叙利亚国民团结党是去年十二月份获得合法席位的四大新兴党派之一。他告诉我说,他曾试图协调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对话,但后来放弃了,因为政府的立场愈发清晰,它决心通过武力解决问题。哈提卜愤懑地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俄国为了维持自身的国际声誉而支持巴沙尔,沙特阿拉伯为了削弱伊朗而反对巴沙尔,土耳其则想让穆斯林兄弟会掌权。哈提卜希望,“叙利亚能成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的统一政府,甚至阿拉维派也在这个阵营内”。但随着国内战乱愈演愈烈,一切看起来都太迟了。     “未来将发生什么?”我问道。     “一场内战即将爆发。”     “什么时候开始?”     “序幕已经拉开。”     我从没见过说话如此直白的叙利亚人。我问哈提卜会不会担心自身安危,他无力地笑笑说:“如果真主想要带我离去,那就顺其自然吧。”    进入专题: 叙利亚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地区问题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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